摘 要：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角出发阐释人工智能时代人的高质量发展。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在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两个维度上形成了深刻的内在矛盾与张力。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步发展出以福利国家体制为核心的理论与实践。然而，由于这些理论与实践未能触及生产资料私有制，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虽能缓和矛盾，却始终面临内在的历史限度。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高质量发展超越了私人资本的狭隘逻辑，实现了生产关系层面的建设性重构。要通过国有资本主导与人工智能赋能的有机结合，打破资本增殖逻辑与旧有分工壁垒，将技术红利切实转化为全体劳动者的自由可支配时间与全面发展能力，使人的高质量发展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内生动力。

关键词：人的高质量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产关系；人工智能；福利国家

一、引言

中国经济已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日益复杂的宏观现实，传统的增长模式正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要求必须将扩大内需作为实现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另一方面，随着传统人口红利消退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单纯依赖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模式已接近边际收益递减的界限。应对这些挑战，中国经济必须进行深层次的动力转换，从重点投资于物向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转变。其中，投资于人作为实现人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不仅被视为挖掘消费潜力、释放内需动力的重要抓手，更被看作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因此，促进人的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厘清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内涵以及人的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对于思考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框架中，对人的发展的理论认识主要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和新古典人力资本理论。从有效需求理论的视角看，人的发展需求（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被视为调节宏观经济波动的逆周期工具。凯恩斯指出，投资行为的周期性特征与消费倾向的递减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引发非自愿失业和经济萧条。这为通过政府支出改善居民福利提供了理论支撑。后续研究进一步认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显著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在宏观上平滑消费曲线、促进经济增长。

同时，舒尔茨（Schultz）和贝克尔（Becker）等学者将人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视为一种资本形态，认为对人的投资能够带来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将此模型化，认为通过教育和培训积累的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的源泉，能够打破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上述理论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无论是劳动者技能的系统性缺失，还是宏观经济层面的有效需求不足，本质上均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内生结构性危机。由于这些理论未能触及生产资料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关系，其给出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将人进一步“物化”，即把劳动者降格为维持资本循环、缓解生产过剩的工具。但越是进行“物化”，其所带来的对抗性矛盾就越显著。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剩余价值的榨取，而非人的发展。只要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一核心生产关系依然存在，单纯依靠流通领域的再分配或个体技能的机械累积，就难以真正克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劳动技能贬值与产业后备军扩张，也无法缓和资本无限膨胀的生产能力与劳动者相对萎缩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结构性对抗。

西方福利国家体制面临的困境正是这一局限性的具体体现。这一体制作为资本主义应对其内在矛盾的历史产物，从一开始就存在结构性缺陷：一方面，试图在不触动资本对剩余价值无偿占有的前提下，依靠政府借债或高税收进行二次分配，而这往往会引发资本的强烈反击。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正是这一矛盾的总爆发，表现为债务飙升、通货膨胀以及为了恢复资本积累而带来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面回归。

另一方面，私有制的存续必然在生产领域表现为旧有分工的不断深化与固化。随着技术红利被少数资本寡头垄断，资本更是利用技术加速对劳动者的“去技能化”。此时，建立在雇佣劳动与税收基础上的福利体系不仅面临严峻的债务与财政侵蚀，更构成了对生产力本身的制约：脱离了生产领域变革的单纯的再分配政策，难以持续转化为由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驱动的总体生产力的提升。

当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引发生产力的剧变。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不仅在物理层面加速推进，更前所未有地向复杂认知劳动领域渗透。

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这种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难以带来人的解放，反而成为资本加速“去技能化”、固化旧有分工的工具，进一步将生产过剩与劳动异化的矛盾推向极点。面对这一历史性挑战，中国语境下人的高质量发展不应受限于“人力资本”的物化逻辑，也不能简单套用凯恩斯主义的分配修补，而必须诉诸生产关系的重构。破解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依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发挥国有资本在新质生产力上的战略主导作用，从根本上打破私人资本对技术红利和剩余劳动时间的绝对垄断。只有确立了这一前提，人工智能创造的必要劳动时间节约才能真正转化为全体劳动者走向自由发展的时间基石，其强大的技术赋能才能成为彻底瓦解旧有分工体系、推动劳动者在普遍的社会职能交替中实现多维跃升的物质力量。由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超越抽象的价值诉求，实质性地转变为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内生动力。

本文旨在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视角出发，深入剖析西方国家相关实践的历史局限，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以期为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二、理论基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矛盾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资本主义既是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阶段，也是人的发展模式发生历史性重塑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它在客观上创造了打破人身依附、节约劳动时间并拓展普遍交往的历史前提，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发展潜能；但同时，它又受制于资本增殖逻辑，通过剥削自由时间与固化旧有分工，将这种被唤醒的潜能重新限制在资本逐利动机之下。

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打破人身依附关系与节约劳动时间，在历史层面推动了人的自由发展；然而，它又通过剩余价值剥削和自由时间的资本化，重新束缚了这种自由。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关系的核心是直接的支配与服从，“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这种人地关系的强绑定与宗法血缘束缚从根本上排斥了人的自由。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彻底瓦解了这种强制性，确立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一阶段，“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劳动者获得了支配自身劳动力的形式自由。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为了获取相对剩余价值，不断推动大工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最终“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这使得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不断下降，客观上为劳动者摆脱生存必然性、走向自由发展创造了物质前提。然而，在资本主义分配体制中，节约下来的劳动时间并未转化为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因此，资本“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在这种剥削逻辑下，劳动者本应用于发展高级消费能力的自由时间被资本系统性剥夺，人的自由发展被严格限制在价值增殖允许的界限内。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创造普遍的物质变换与多方面需求，极大地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但同时，它又通过固化旧有分工和局部职能，从根本上压制了这种全面性。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内在冲动必然要求其打破地方性限制，资本“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在这一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在生产与交换环节“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为了使日益丰富的商品得以实现，资本必须“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同时，它客观上必须“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这种对人多方面属性的培养是迈向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然而，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社会化的同时，却在内部维持并固化了旧有分工。大工业的本性虽然“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但它“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在这种旧有分工的强制下，“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中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单纯的农民、鞋匠或工厂工人，使劳动者沦为机器的附属物和“局部个人”，人的全面发展在现实中被彻底扭曲。

最终，这种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抑制不仅造成了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产过剩，更不可避免地沦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桎梏。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类能力的延伸。马克思明确指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并且“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当资本主义通过固化旧有分工将绝大多数成员的能力压缩在极度片面的水平时，它实际上封锁了人类总体的创新潜能。同时，资本主义分配体制对自由时间的剥夺直接导致了积累过程的断裂。“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资本一方面“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以缩减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又“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这种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强行纳入狭隘的价值增殖逻辑的做法，使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仅仅表现为“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随着矛盾的激化，“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资本主义对人自由时间和全面能力的压制最终导致其生产关系本身变成了绝对限制生产力发展的禁锢。

（二）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要真正解放被资本逻辑抑制的总体生产力与人类潜能，必然要求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彻底超越。这种超越不能仅仅依靠道德呼吁，而是必须建立在不同维度的变革之上：在人的自由发展维度，它要求在财富衡量尺度上实现由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的根本翻转，以此为人的自由发展确立绝对的时间与物质基石；在人的全面发展维度，它要求彻底瓦解私有制与旧有分工体系，使劳动者在社会职能的普遍交替中实现真正的全面发展。在这场变革中，人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互为表里，最终在共产主义的社会实践中达成辩证统一，塑造出真正自由的全新主体。

一方面，超越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发展的限制，根本在于彻底颠覆价值的衡量尺度，将节约下来的必要劳动时间转化为全社会成员自由支配的时间。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

在这一进程中，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所有的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会不断增加。这种分配机制的变革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从而“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此时，财富的尺度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自由时间的增加使消费不再局限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是转向个人才能的发展。“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这种节约“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另一方面，超越资本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限制，核心在于废除私有制并彻底瓦解旧的分工体系，使劳动者在生产与交换中实现社会职能的自由变换。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这就提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承认劳动的变换，“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为了适应这一规律，必须从根本上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来管理。在消灭私有制之后，“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外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的这种旧有分工将要完全消失。教育将发挥关键作用，它“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从而摆脱现代分工造成的每个人的片面性。在未来的生产与交换体系中，必须“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最终，人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在更高形态的社会实践中达成辩证统一，充分发展的新主体作为最大的生产力重新反作用于生产过程，实现历史阶段的发展：人的自由发展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绝对基础，而人的全面发展构成了人的自由发展的最高目的。一方面，没有充裕的、自由的可支配时间作为物质基石，劳动者就无法摆脱繁重的谋生劳动的强制，必然受制于物质生产的必然性规定，也就丧失了跨越旧有分工壁垒的现实可能。自由时间的获得使个人在分配与消费环节中不仅能恢复纯粹的体能，更能将时间与社会财富投入到科学、艺术、社会交往等多维度的能力培养中。正是这种建立在时间解放基础上的自由发展，为劳动者打破固定的局部职能、实现高级的劳动变换提供了必要的智力基础与素质条件。另一方面，对自由时间的争取绝非为了追求纯粹空洞的消极闲暇，其历史指向是人的创造天赋与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如果节约下来的时间不被投入到社会职能的普遍变换与个人潜能的多样化实现中，这种“自由”就缺乏真实的社会内容，沦为一种脱离物质创造的空虚状态。因此，旧有分工的瓦解与全面能力的构建赋予了自由时间以真实的实践意义，使人在跨越不同生产领域的物质与精神创造中，真正确立了自身作为完整主体的普遍性。

充裕的自由时间与旧有分工的瓦解互为表里，共同塑造了全新的社会个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在消费与分配环节中获得的“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学”。这表明，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联合体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不仅消除了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现象，而且使得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成为人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至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共产主义框架内得到彻底消解。正如《共产党宣言》宣告的：“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三、历史考察：西方福利国家体制实践的演进与局限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历史积累中曲折推进的。西方福利国家体制正是资本主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为了缓和人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双重矛盾而形成的制度产物。这一体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其对于矛盾的化解也具有内在的历史限度。考察并剖析这一体制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限度，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参照与借鉴价值。

（一）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历史演化

技术进步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促使资本主义在理论与制度层面作出适应性调整。

第一，在人的自由发展维度上，技术进步节约劳动时间与资本将节约的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积累的深化而不断激化。资本有机构成的持续提高使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社会总产出中所占份额长期承压，而生产能力却随着固定资本的积累不断扩张，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结构性背离日益加深。这一矛盾在1929年以大萧条的形式发展至历史顶点，美国失业率在高峰时期接近25%，国际贸易大面积崩溃，古典经济学信奉的市场自动出清机制彻底失效。大萧条的历史冲击迫使资本主义在理论层面作出根本性转向：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统提出有效需求理论，主张通过政府支出的主动干预弥补私人需求的缺口，后续研究进一步提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对于恢复经济增长的作用。需求管理理论由此作为资本主义应对生产过剩危机的系统性理论方案登上历史舞台。

第二，在人的全面发展维度上，资本运用技术的方式与技术进步对一般智力的客观依赖之间的张力，同样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持续深化。19世纪大工业的兴起以机器体系对手工技艺的大规模替代为核心，资本通过“去技能化”将生产过程转化为可被分解、标准化和控制的操作程序。进入20世纪，泰勒制与福特制将这一逻辑推向极致，通过精密的流程分解与时间动作研究，系统性地将生产知识与工人个体剥离，使工人彻底沦为流水线上可被替换的“标准化零件”。

然而，随着生产过程越来越依赖精密机械、化学工艺与电气技术，这一“去技能化”趋势开始面临内在阻力：单纯依靠非熟练劳动力已无法满足现代工业的基本需求，资本在追逐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客观上不得不关注劳动力的质量构成。20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条件在学术层面体现为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与贝克尔将教育和培训界定为能够带来生产性回报的资本投资，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将人力资本确立为驱动技术进步的根本源泉，这为国家系统性介入劳动力素质提升提供了经济学上的政策依据。

在这两套理论的共同指引下，二战后西方国家依托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财政空间，逐步形成以福利国家体制为核心的系统性实践。这一实践在制度层面存在两条相互交织的逻辑主线，分别对应上述理论的核心观点：

第一，在需求管理层面，西方国家通过构建覆盖范围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持社会整体购买力。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使劳动者在遭受技术性失业冲击时仍能维持基本消费，避免了有效需求的断崖式下滑；养老保险体系的普及则在宏观上形成了稳定的跨期消费平滑机制，降低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全民医疗保障的推行进一步将劳动者从高额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中解放出来，由此释放出的更大比例收入有力支撑了日常消费支出。同时，国家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反周期的财政支出，在经济下行期主动扩大总需求，以政府购买力弥补私人需求的周期性萎缩。这一系列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的制度手段，在二战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应对了生产过剩矛盾的周期性爆发。

第二，在人力资本层面，西方国家通过系统性的公共教育投入与职业培训体系建设，将提升劳动力素质纳入国家战略的核心议程。二战后各国普遍大幅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将原本局限于少数精英阶层的大学教育逐步向大众开放，试图通过提高全社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推动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升。同时，以德国学徒制为代表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在多个国家得到推广，通过企业与学校的深度合作，将技能培训与实际生产需求紧密对接，为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持续输送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力。

在更宏观的层面，各国政府还通过大幅增加公共研发投入、建立国家科研机构、推动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将科学知识的生产与积累纳入国家主导的系统性安排，试图以此加速“一般智力”向直接生产力的转化。此外，儿童福利、公共托育与基础医疗保障等制度的完善，客观上也降低了劳动力再生产的私人成本，为更广泛的人口进入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创造了基础条件。

在二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套以需求管理与人力资本投资为驱动的福利国家体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出了一定的历史成效。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福利扩张提供了充裕的财政基础，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工资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实质改善，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得到了阶段性缓解。同时，大规模的公共教育和职业培训投入也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知识化的客观需求。在这一历史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呈现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构成了福利国家体制历史合理性的佐证。然而，这种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繁荣随着二战后“黄金时代”的终结而开始显露出其内在的脆弱性。

（二）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历史限度

二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历史成就高度依赖于一组特定的外部条件：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体系、稳定扩张的就业结构，以及尚未充分展开的资本全球流动。这些条件共同支撑着福利体系所依赖的税收基础与政治共识。然而，这些条件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生产物，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结果。一旦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建立在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福利体系，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深层的结构性困境。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是福利国家体制内在限度的第一次集中显现。二战后“黄金时代”终结的直接触发点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但其深层根源在于资本主义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随着二战后重建红利的耗尽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持续提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利润率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出现趋势性下滑。

在这一背景下，福利国家体制依赖的高税收与高公共支出模式开始遭到资本的强烈抵制。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同时履行两项相互矛盾的职能：通过降低资本成本以维持利润率的“积累职能”，以及通过福利支出以抚慰劳动者的“合法化职能”。但这两项职能对财政资源的需求是互斥的，当利润率下滑的压力足够大时，资本便开始系统性地推动国家向“积累职能”倾斜，以恢复其剩余价值的榨取能力。滞胀危机的爆发宣告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破产：在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单纯依靠财政扩张来维持有效需求，最终只能以债务飙升与货币贬值收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这一内在矛盾在需求管理政策的框架内根本无法自洽地化解，只能被暂时压制，而后以更为剧烈的形式再度爆发。

滞胀危机之后，以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标志着西方国家在政策层面对福利国家体制的彻底转向。资本借助这一历史契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与劳动力市场弹性化，将资本的全球流动能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转变对福利国家体制产生了双重冲击：一方面，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从根本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维持高税收与高福利支出的能力——企业可以随时将生产转移至劳动成本更低、税负更轻的地区，高福利国家面临着持续的税基侵蚀压力；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进口竞争与产业外迁，在西方国家内部造成了大规模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这反过来加剧了要求福利国家体制扩张的政治压力。同时，资本收益快于经济增长的现实使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依然难以逆转，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进一步动摇了福利国家体制赖以为继的政治基础。

同时，人力资本政策的历史局限性随着新自由主义转向也日益凸显。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与商品化使教育的技能形成功能日益衰退，其作为阶层筛选与劳动力排斥的防御性功能却被无限放大。劳动者投入巨额资源获取的高级文凭，未能转化为跨越分工壁垒的普遍社会实践能力，反而使其深陷结构性的“机会陷阱”之中。

更为根本的是，人力资本政策始终未能触动资本主义旧有分工体系的根基。马克思早已指出，“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使劳动者“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无论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多大，只要私有制下的旧有分工体系不被触动，劳动者就始终只能在资本划定的专业壁垒内进行局部性的能力积累，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受到极大钳制。这一现实揭示了人力资本政策的根本局限：在旧有分工体系不被触动的前提下，个体层面的技能投资无法抵御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结构性劳动力贬值。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内在限度推向了极点。一方面，人工智能展现出的劳动替代能力远超以往任何一轮技术革命，其替代范围不仅涵盖传统的程式化体力劳动，更前所未有地向复杂认知劳动领域渗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内，这种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难以转化为全体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反而将进一步压缩劳动者的就业空间和工资谈判能力，技术进步红利主要为资本所享有。而消费能力向少数高收入群体集中，将导致依赖大众消费维持有效需求的福利国家体制面临愈发巨大的结构性压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加速了资本对劳动者的“去技能化”进程，使得建立在特定职业技能基础上的人力资本投资逻辑愈发难以为继。在复杂劳动任务可以由机器以极低边际成本替代的条件下，劳动者在漫长教育周期中积累的专业技能将快速贬值，人力资本理论预设的“技能积累带来持续回报”的核心逻辑将面临挑战。

更为根本的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发展本身与福利国家体制的财政逻辑之间形成了直接冲突。福利国家体制的运转高度依赖对资本收益与高收入者征收的税收，而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生产要素——算力资本与顶尖技术人才在全球化条件下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因此，一旦某一国家的税负水平超出一定限度，这些要素将在全球范围进行重新配置。

这就形成了一个福利国家难以化解的内在困境：维持福利体系需要对资本和高技术人才征税，而吸引和留住推动技术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与人才又要求降低税负。技术发展越快，这一矛盾便越尖锐。福利国家若坚持高税收以维持再分配能力，便面临资本外流与人才流失的双重压力，导致技术竞争力的持续下滑与税基的进一步萎缩；若为吸引资本与人才而压低税负，福利体制的财政基础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蚀。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两难困境正在西方主要福利国家中以愈发尖锐的形式呈现出来。

综合来看，西方福利国家体制在其历史演进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并非源于政策执行层面的失误，也非某一特定模式的制度缺陷，而是源于结构性的制度根源：在坚持生产资料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前提下，任何试图通过调节流通与分配领域来化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努力，都面临不可逾越的历史限度。脱离生产领域变革的单纯再分配政策，无法持久地将技术进步节约的时间转化为劳动者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建立在旧有分工体系之下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无法将劳动者从“局部个人”的历史桎梏中真正解放出来。当技术进步释放的生产力潜能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激化至一定程度时，这一生产关系本身就必然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根本障碍。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历史进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到来。由此，探索一条能够从根本上超越这一历史限度的实践路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对的时代命题。

四、时代回应：中国语境下人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的系统性构建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内，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资本积累的内生性矛盾与限制。历史分析表明，在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技术进步的红利难以真正转化为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必须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深入生产关系的系统性重构之中。这一重构的核心在于，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为根本前提，通过时间再分配与公共服务的去商品化，将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红利切实转化为劳动者的自由可支配时间与跨越分工壁垒的能力，最终实现从“局部个人”向“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历史性跃迁。

（一）历史机遇和制度前提：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

大工业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应用成为财富创造的主要源泉，客观上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与技术可能。在这一阶段，生产过程不再主要依赖工人的肌肉耗费或简单的重复性劳动，而是依赖“社会脑”的物化，即社会普遍知识的积累与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极致体现。人工智能不仅可能彻底替代繁重的体力劳动，更能大规模替代常规性甚至部分创造性的认知劳动。这种技术特性不仅能够极大地缩减全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更为打破长期以来固化的行业技能壁垒提供了可能。当复杂的认知任务能够以极低的边际成本由机器完成时，劳动者跨越不同专业领域的门槛将被大幅降低。这种总体生产力的飞跃为人类彻底摆脱生存需求的强制、增加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实现社会职能的普遍交替，提供了最充分的技术前提与物质条件。

将人工智能的巨大生产力潜能转化为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为根本制度前提。要发挥国有资本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作用，确保技术进步带来的巨额技术租金和剩余转化为全社会共享的公共资源。人工智能产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特征，其底层基础设施，如超大规模算力中心、基础通用大模型等具有极强的自然垄断属性。私人资本受制于短期盈利的硬性约束，往往聚焦应用层开发，或利用先发优势建立技术壁垒。国有资本天然具备耐心资本的属性，能够跨越经济周期进行长远且符合全社会利益的战略布局。通过国有资本主导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与核心技术研发，不仅可以避免私人资本无序竞争带来的资源严重浪费，更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资料。这使国家能够直接将技术进步产生的高额技术租金转化为庞大的社会公共资源，为人的高质量发展奠定最为坚实、稳定且不可动摇的物质和制度基石。

（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从收入再分配走向时间再分配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庞大的高等教育劳动力供给与严峻的就业形势并存，另一方面是全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不断延长与劳动强度的上升。这一现实表明，单纯的教育扩张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经济的良性循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单位资本对活劳动的吸纳能力呈现相对下降的历史趋势，这将导致高学历与低就业的结构性错配。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劳动者的素质不够高或所谓“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而在于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社会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的总体劳动时间相对于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出现了绝对过剩。

利用国有资本对社会剩余的强大掌控力，通过大幅缩短法定劳动时间，能够将人工智能节约的必要劳动时间真正转化为劳动者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解决上述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实施系统性的时间再分配。在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常规劳动的前提下，国家应当通过立法和制度安排，有序且大幅度地缩短全社会的法定工作日与每周劳动时间。通过这种强有力的干预，可以将更多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全社会共享的闲暇，并将更多剩余的必要劳动总量重新分配给更广泛的社会成员。这不仅能够在宏观上创造出巨大的就业空间，从根本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更是将技术进步红利直接变现为劳动者个体时间的解放。

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分红补偿因工时缩短带来的劳动收入下降，是实现技术红利转化为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分配保障。西方福利国家之所以难以推行大幅缩短工时的政策，根本原因在于工时缩短的成本必然在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引发激烈的阶级对抗。若工时缩短而时薪不变，则劳动者的总收入必然下降，导致其面临生存危机；若强行提高时薪以维持总收入，则资本的利润空间将受到严重侵蚀，必然引发产业外移、恶性通货膨胀等问题。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通过国有资本对社会总剩余的掌握，能够彻底打破这一零和博弈困局。国家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巨大生产力跃升与国有资本的高额收益，建立普惠性的社会分红机制，以此补偿劳动者因法定工时大幅降低而可能导致的初次分配收入下降。这种机制能够确保劳动者在获得大量自由支配时间的同时，其基本的生活水平与物质消费能力不仅不会下降，反而能够随着总体生产力的提升而稳步提高。至此，人工智能节约的必要劳动时间真正转化为劳动者用于科学探索、艺术创作与社会交往的自由支配时间，进而为人类潜能的绝对发挥奠定重要的时间基石。

（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工智能赋能与旧有分工体系的瓦解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劳动者获得充裕且高质量的发展资料。劳动者在获得充分的自由时间之后，其时间利用绝不应仅仅停留在纯粹消耗性的休闲娱乐或简单的体力恢复上，而必须转化为提升自身多维素质、实现全面发展的契机。教育、医疗、住房和托育等是直接关系劳动力高质量再生产的服务领域，因此，人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些核心领域的公益属性与社会属性，通过国家财政的强力投入和庞大国有资本收益的定向转移支付，大幅降低全社会获取发展资料的成本，推动公共服务向彻底的去商品化或绝对普惠化方向稳步过渡。

利用“人工智能+公共服务”模式，能够以较低的边际成本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从而在物质与财政层面克服普惠化阻碍。在传统的生产力条件下，教育、医疗和照护等均属于高度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异常缓慢。如果单纯依靠传统模式推行广泛的去商品化政策，必然要求国家雇佣海量的专业人员，而这往往会带来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并且受制于优质人力资源的相对稀缺，服务质量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与广泛应用则能改变公共服务的供给逻辑，因此，国家应当集中力量维护并主导一套具有较高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与医疗大模型体系。这些作为社会新型基础设施的AI大模型，在完成前期的集中研发与训练后，能够以较低的边际成本为全国各地的用户提供高度个性化与精准化的指导和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模式不仅能够极大地缓解国家推行公共服务去商品化政策面临的财政负担，更能利用技术手段减少因地域、阶层差异而形成的发展资源鸿沟。

在此基础上，要通过教育体系重构，打破旧有分工壁垒，最终帮助劳动者适应社会职能的交替变换，实现全面发展。伴随公共服务逐渐覆盖劳动力再生产的全生命周期，教育和培训的目的也将回归人本身：在前端，通过普惠托育解放家庭劳动力；在中端与后端，建立起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与无边界的学习平台。这种全新的教育体系旨在培养劳动者的通用认知能力、跨学科批判性思维以及对复杂系统的驾驭能力，帮助劳动者从容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快速迭代。通过这种重构，劳动者将摆脱传统分工关系造成的片面性与畸形发展。最终，在充裕的自由时间与去商品化的高质量发展资料的共同作用下，旧的分工体系瓦解，能够在不同社会职能中自由交替变换的、全面发展的新型劳动者将作为最强大的新型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迈向更高维度的自由与繁荣。

五、总结

面对传统人口红利消退与物质资本收益递减的双重挑战，中国经济发展迫切要求将发展重心从单纯的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人的高质量发展相结合。本文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从人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两个维度出发，系统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历史展开：一方面，资本在节约劳动时间的同时又将其转化为剩余劳动，使人的自由发展受制于价值增殖逻辑；另一方面，资本在推动生产社会化的同时又固化了旧有分工，使人的全面发展被压缩为局部片面的能力积累。进一步研究表明，西方福利国家体制围绕这两重矛盾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确实有其历史合理性，曾在二战后“黄金时代”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张力；但由于始终未能触及生产资料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关系，其在滞胀危机与新自由主义转向中相继暴露出财政侵蚀、技能贬值与治理失效等结构性问题。因此，任何试图在资本逻辑内部进行的改良都终将面临不可逾越的历史限度。人的高质量发展因而必须超越流通领域的再分配与个体技能的要素积累，深入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之中，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源，将其终极目标牢固锚定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上。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以空前的力量重塑着物质生产过程，为破解上述历史性矛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契机。这种能够大规模替代常规与认知劳动的技术飞跃，客观上为人类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冲破旧有专业分工壁垒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前提。然而，技术红利要真正转化为人的解放，必须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全面推进基于人工智能赋能与国有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重构。在具体实践路径上，首先，必须确立国有资本在人工智能算力网络、基础大模型等底层基础设施上的主导权，将新型生产资料带来的收益转化为可供全社会共享的公共资源。其次，以此为物质基础，通过大幅缩减法定工时并辅之以普惠性的社会分红，将人工智能节约的劳动时间真正转化为全体劳动者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夯实人的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石。最后，应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边际成本优势，推动核心发展资料的去商品化，并利用普惠的通用人工智能网络重构面向全生命周期的终身学习体系，赋能劳动者实现综合能力的全面跃升。

可见，中国语境下人的高质量发展绝非西方福利国家再分配政策的简单延续，也非人力资本理论的技术性升级，而是基于生产关系演变的历史实践：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驾驭人工智能这一新质生产力，将技术进步节约的劳动时间转化为全体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将固化的旧有分工转化为全面发展的能力体系，从而在制度层面真正回应了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长期存在的历史张力，也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体系贡献了新的历史内涵。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具体产业与区域实践，对国有资本主导下人工智能赋能人的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机制与效应进行更为细致的实证考察。

总之，中国语境下人的高质量发展超越了资本无限增殖的内在局限性，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驾驭人工智能这一新质生产力，必将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理论层面的价值诉求，实质性地转化为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本文参考文献略）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eopl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ChenXiangguang WenmZhongqiang

Abstract: Grounded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eopl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under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driven the emergence of profound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s in two dimensions: people’s free development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Western countrie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theories and practices centered on the welfare state system. However, since thes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ail to address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ey can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s only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while consistently facing inherent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mid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groundbreaking productive forces, particular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ranscends the narrow logic of private capital and achieves constructive restructuring at the level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rough the logic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barriers of established division of labor through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dominance and AI empowerment. This will help effectively transform technological dividends into the discretionary tim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of all workers, thereby mak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e fundamental endogenous driver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eople; People’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lfare State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