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而学制是基础教育的制度基石。人口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变量，其规模、结构、流动态势与质量直接影响基础教育学制；学制亦是影响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当前，我国人口变动新形势导致基础教育阶段学龄人口总量波动与结构分化，也对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基础教育学制提出了巨大挑战。为应对人口变动，不少国家已对基础教育学制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在年限上，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与缩短基础教育年限；在横向结构上，实施高中阶段的职普融通；在纵向结构上，推行弹性学制与加强学段衔接；在模式上，地方或学区根据实际实施多元学制。基于此，我国基础教育学制改革应立足本土人口变动实际，探索适度缩短基础教育年限特别是小学教育年限，差异化分步推进扩大免费教育覆盖范围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因地制宜地增设一贯制学校，实施打破跨班级、跨年级、跨学科学习壁垒的弹性学制，以学制互通和综合高中发展推动高中阶段职普融通，从而增强学制的适应性、普惠性、衔接性、灵活性与融合性，为学生的个性化成长构建多元通道，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
关键词：基础教育；学制改革；人口变动；国际经验
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石，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点。学制即学校教育制度，是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体系，规定了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及相互衔接关系，其核心议题包括学校性质、年限、纵向学段结构、横向类型结构及学制管理方式等。基础教育学制决定了基础教育对个体成长、社会发展和国民教育体系的支撑效能。影响基础教育学制的因素众多，如人口变动新形势、新一轮产业革命、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等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因素，都深刻影响着学制改革。其中，人口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亦是社会生态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基础教育学制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顾明远先生认为，学制改革是应对人口变化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人口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新变化。在国际上，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通过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推行弹性学制等改革措施积极应对人口变动新形势。现有学制改革的部分研究虽涉及人口变量，但鲜有研究立足人口视角对国内外学制改革予以系统审视。教育强国建设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特别强调“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因此，厘清人口与基础教育学制的互动机理，明确人口变动新形势下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的挑战和方向，对于应对人口变动新形势、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具有基础性价值。
一、人口变动与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的互动机理
系统论认为，任何社会现象都嵌入在复杂的系统结构中，并与其他要素通过“输入—输出”“反馈调节”等机制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维持系统平衡或推动其变革。人口变动与基础教育学制改革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人口变化的核心维度涵盖数量、结构、流动及质量等方面，基础教育学制改革则主要涉及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性质、年限、纵横结构和学制管理等。人口变化将直接引发基础教育学制在年限、结构等方面的系统变革。与此同时，基础教育学制通过影响家庭生育决策、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节奏、由教育资源分布引导的迁移行为以及个体初始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等，进而引起人口变动。人口变动与学制改革在互动中实现动态协调。
（一）人口数量变动与基础教育学制的纵深性变革
人口数量直接关乎学龄人口规模，决定着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因而是影响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人口数量变化对学龄人口规模的影响随着年龄队列的推进，自学前教育阶段依次传导。这就要求基础教育学制改革必须增强跨学段联动能力，形成更顺畅的纵向衔接和更灵活的弹性学制安排。人口增长率影响着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进而影响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比如，对于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高增长型人口状况而言，扩大教育规模以满足学龄人口受教育的需要是教育发展的中心任务，相应地，学制改革的重心应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条件，让尽可能多的学龄儿童接受教育；而对于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低增长或负增长型人口状况而言，提高教育质量，满足不同类型群体受教育的需要将是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相应地，学制改革的重心是扩大免费教育与义务教育范围，通过学制纵横结构和管理方式的调整，为不同群体提供多样化受教育通道，提高教育质量。
基础教育学制是调控人口数量的重要手段。它通过影响个体教育周期、家庭养育成本，作用于婚育安排、生育决策，进而对人口自然增长速率产生影响。一方面，基础教育学制通过“家庭养育—教育成本”机制影响生育决策。学制年限、义务教育年限、免费教育等影响家庭的育儿成本，而经济理性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贝克尔（Becker G S）与刘易斯（Lewis H G）提出的子女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以及伊斯特林（Easterlin R A）提出的生育供求分析理论均表明，家庭会基于成本与收益考量作出生育决策。在收入、时间与预算约束下，家庭往往会在物质消费与子女抚育支出间权衡，倾向于以子女数量减少换取养育质量提升。另一方面，基础教育学制通过调节教育周期影响婚育时间安排。学制长短决定个体受教育年限，进而使其进入婚姻和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相应提前或延后，由此重塑生命周期中的生育窗口。在生育友好度不足的社会环境中，育龄期职业女性难以兼顾事业发展与子女教育。若女性因子女教育放弃事业并遭遇职场“生育惩罚”，其婚育综合成本将显著上升。随着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教育回报率提高和经济独立性增强，当与男性的传统家庭观念产生冲突时，女性的婚育意愿与实际婚育水平便会明显下降。既有研究表明，女性受教育年限延长会显著推迟个体的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当然，个体的初婚和初育年龄亦受就业状况、经济水平、代际支持、同辈效应、社会保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二）人口结构变动与基础教育学制的结构性变革
人口结构变化推动基础教育学制纵横结构调整。依据舒尔茨（Schultz T W）的人力资本理论及“第二次人口红利”观点，教育是将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口质量红利的重要路径。少子化、老龄化导致传统人口红利式微，具体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社会抚养比攀升、劳动力供给趋紧等，这些变化重塑社会对教育高效培养并输送劳动力的功能需求，进而可能推动基础教育年限缩短、职普分流提前及高中阶段职普融通。
基础教育学制改革反过来促进人口结构重塑。一方面，学制改革会塑造人口的职业结构。高中阶段是人口职业分化的前置关键环节，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的分流方式、转换通道及贯通机制，会预先影响未来劳动力在技能层级、行业准入及社会流动中的分布格局。采取刚性普职分流模式，易固化早期教育分化，加剧社会阶层的代际复制；而推进职普融通、构建多元成长通道，则能提升教育对不同禀赋学生的包容性，提高教育供给与未来人口职业结构的适配性。另一方面，基础教育学制对人口性别结构具有间接重塑作用。通过延长女性受教育年限，可以缩小男女教育差距，提升女性人力资本回报率与社会地位，从而弱化家庭层面的男孩偏好，抑制性别选择性生育动机，进而在中长期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并逐步传导至总体人口性别结构。一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的研究证实，母亲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因果性地降低其男孩偏好。
（三）人口流动与基础教育学制的弹性变革
人口流动易引发随迁子女学业衔接困境，倒逼基础教育学制在灵活性和衔接性方面进行调整。人口跨区域流动下，大量随迁子女随家庭迁居异地，普遍面临学业衔接与环境适应的双重困境。转入新学校后，其易出现知识体系断层、学习节奏错位及学习环境不适等问题，长期适应不良将导致学业成绩落后。若基础教育实行高度统一的刚性学制，且严格限制学生留级或跳级的个性化调整渠道，则其既难以契合随迁子女差异化的学业基础与特殊发展需求，也无法为学业滞后学生补齐知识短板，进而拉大其与本地学生的学业差距，加剧教育不公平。对此，实施弹性学制与学段纵向衔接，给予随迁子女弹性学业空间，依据其个人实际情况实施灵活的跳级、留级政策，可有效促进其学业进步。
基础教育学制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之一。一些国家的不同地区间学制不同，家庭可能因为对学制的选择而进行迁移。特别是在教育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基础教育学制会通过学段年限差异、学校类型结构，影响家庭的居住选择与人口流动。比如在实行教育分权制的德国，各联邦州的基础教育学制存在显著差异：小学修业年限分为4年、6年两类；义务教育年限在9～10年；中学阶段存在文理中学、实科中学、主体中学、综合中学等多种办学类型，入学政策等实行属地化管理。联邦州之间在学段年限、学校类型设置上的学制差异，会直接影响家庭的迁移决策，最终通过家长择校与择居的行为，转化为跨学区、跨社区的人口流动。
（四）人口质量变动与基础教育学制的系统性变革
人口质量会通过提升国民对基础教育的质量需求，驱动基础教育学制的整体变革。一方面，人口质量的提升会改变受教育者的能力基础和社会分工需求，进而促使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在结构和定位上发生转变。当人口质量整体提升、产业升级加快、技能需求由单一执行型转向复合创新型时，基础教育学制便难以继续遵循单一的学业选拔逻辑，亟须在高中阶段及初高衔接环节增强制度弹性，以强化职普融通，促进综合培养，支撑多元成才。另一方面，在人口质量提升的背景下，个体发展差异仍然存在，这要求基础教育学制完善纵向衔接机制并增强制度弹性。尽管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学生在早期发展机会、家庭学习支持、健康营养条件和认知准备状态等方面仍有差异。基础教育学制改革应完善学段过渡支持体系，弥合学段间学习断裂，弱化个体初始发展差异随学段递进而产生的累积放大效应。同时，身心发展节奏、学业基础和成长诉求等方面的分化，是青少年成长的客观现象，传统刚性学制难以充分适配其差异化发展需求。因此，探索弹性学制，有助于打破同质化培养束缚，更好地回应学生多样化成长需要。
基础教育学制是影响人口质量的基础性制度因素。一方面，基础教育学制规定了国民接受基础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构成了人口质量提升的底层制度基础。一般而言，基础教育法定修业年限越长、普及普惠水平越高，具备基础读写、数理运算、社会适应与终身学习能力的国民比例也就越高。在我国基础教育学制的演进历程中，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巩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持续推进、高中阶段教育的全面普及，都根本性地提升了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降低了文盲率、扩大了国民基础技能的覆盖范围，是基础教育学制持续完善、覆盖范围稳步扩展与运行体系日趋稳定的重要成果。美国历史上的“高中运动”不仅提升了个体受教育水平，扩大了劳动力市场高中毕业生的相对供给，而且通过改变技能供给结构，影响了教育工资差异与劳动力市场回报水平。另一方面，基础教育学制形塑人口质量的内涵。现代社会中，人口质量并非受教育年限的线性叠加，其核心内涵由教育制度所形塑的能力结构决定。基础教育学制若仅以学术训练为导向，易导致教育年限延长但人口质量内涵单一；若能在高中阶段兼顾学术能力与职业技能，将会提升人口质量的复合性与适应性。因此，基础教育学制横向结构中的职普融通，本质上是通过重塑个体技能形成路径，形塑未来劳动力人口的能力结构与人力资本类型的分布。
二、人口变动对我国基础教育学制改革提出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人口数量呈现低生育率与负增长的双重特征，人口结构面临老龄化进程加速的形势，人口流动呈现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区域分化持续加剧的趋势。人口质量在保持稳步提升的同时，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也急剧增长。这些变化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多元，必然对基础教育学制改革提出新的挑战。
（一）人口负增长与少子化：人口发展需求与现行学制年限及性质的矛盾
2024年，我国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降至1.0左右，远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亦低于国际社会公认的1.5的“高度敏感警戒线”。自2022年起，我国人口总量已连续4年呈现负增长。2025年末，全国人口为14.05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
现行基础教育学制可能造成婚育年龄推迟，同时家庭教育成本较高，进而影响个体生育意愿与家庭生育决策，成为加剧低生育率态势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现行基础教育学制使个体完成整个教育周期的时间推迟，毕业后还需要经历职业确立阶段，导致女性进入职场稳定期时往往已接近甚至超过30岁，进而造成其可支配的生育窗口期大幅缩短，与最佳生育年龄形成结构性矛盾。年龄增长导致的不孕风险上升，以及职业上升期与最佳生育期末端重叠，均加重了女性在职业发展与生育安排之间抉择的两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也指出，经济负担、子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已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我国虽已全面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学前教育免费政策正在稳步推进，但基础教育体系中的高中阶段教育仍未纳入免费范围，加之择校、学区房、校外培训机构等亦需诸多费用，家庭教育负担仍显沉重。
学龄人口的“排浪式”波动，使现行学制与教育资源的适配度低。近20年来，在少子化的背景下，为提高生育率，我国先后实施了“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的生育政策。这些政策在短期内集中释放了前期累积的生育需求，使得新生人口分别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出现了阶段性小高峰。但政策刺激效应随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而衰减，2017年后，新生人口持续快速下降，形成“短期波动、长期下行”的生育态势。这种生育率的动态变化通过教育周期的传导机制，直接引发各学段学龄人口的“排浪式”波动：新生人口的高峰与低谷，会沿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段与年级梯度，从低学段到高学段依次显现。具体而言，学前、小学、初中阶段学龄人口分别在2020年、2023年、2026年达到峰值，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将在2029年迎来峰值。学龄人口的波动特点使各学段学位供需在不同周期交替出现紧张，而我国基础教育学制学段划分固化，容易导致学段间教育资源的动态错配。
（二）人口老龄化：劳动力需求与现行学制下劳动力供给的矛盾
当前，我国正处于老龄化进程加速阶段。在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共同作用下，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已达3.1亿，占总人口的22.0%；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2.2亿，占总人口的15.6%。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在资源约束趋紧和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社会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直接进入生产服务一线，以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然而，我国现行的“六三三”学制以学术训练为主线、以升学为导向，缺乏与职业教育的早期衔接，造成学生职业技能培养滞后，既难以应对老龄化社会对延长劳动力工作年限、提升技能适配性的要求，也难以满足资源约束加剧形势下社会对教育投入与产出效率的高期待。此外，我国现行的教育分流机制主要依赖中考和高考，这种模式既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又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与此同时，基础教育学制年限整体偏长，造成了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推迟，进而难以满足人口老龄化加剧背景下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我国现行的“六三三”学制下，学生须完成12年的中小学阶段学习。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和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增加，硕士、博士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导致我国人才培养周期呈持续延长的趋势。这直接压缩了人才进入社会后的有效贡献周期，意味着国家投入大量资源培育的人才，在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尚未充分释放时就将步入退休节点，从而造成社会陷入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的低效状态，并引发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失衡。
（三）人口流动规模扩大与区域分化：动态教育需求与现行学制结构统一固化的矛盾
人口流动已成为我国当前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呈现规模持续扩张与区域分化的显著特征。从规模上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3.7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26.62%，较2010年增长69.73%。2010年至2020年间，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量约为1540万人，高于2000年至2010年间年均约1000万人的增量水平，表明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张并趋于常态化。从区域分化来看，人口流动呈现多重特征。在城乡层面，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89%，城镇常住人口较上年增加103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减少1369万人，城乡人口增减分化持续显现，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在地区层面，学龄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2013年至2023年，东部地区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占全国总量比重从37.20%升至41.10%，中部、西部地区占比则分别下降7.67%、4.64%，形成“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在省域层面，人口集聚随行政层级呈梯度递减。以中部某省为例，2013年至2023年，省会小学在校生占全省比重从10.43%升至14.63%，而同期省内某地级市小学学龄人口数下降9.79%，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与地级市的人口流失形成鲜明对比。在县域层面，受教育质量差异驱动，学龄人口向县城集中，如沿海某省某县2020年至2022年义务教育城镇化率从69.69%升至93.00%，县域内人口向城流动趋势显著。
现行以“六三三”为主导的基础教育学制，与我国人口流动特征存在结构性失配。由于缺乏应对人口流动的弹性机制，当前的学制无法消解转学对学业造成的累积影响。研究显示，居住时间在3年及以下的短期流动儿童数学成绩显著低于本地儿童；居住时间在3年以上的长期流动儿童成绩则与本地儿童无显著差异，但适应期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撑。“六三三”学制所设定的固定学习进度安排，对因流动造成的儿童学业发展的差异化影响缺乏针对性观照，知识基础较好的流动儿童因学习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发展受限。因流动导致学习困难的儿童则由于禁止留级等刚性规定，学业不断落后，其差异化的成长需求受到抑制。此外，少部分区域间学制结构、学制衔接机制差异，也可能使跨区流动儿童面临课程内容重复或学习内容脱节等问题。
（四）人口流动规模扩大与区域分化：动态教育需求与现行学制结构统一固化的矛盾
人口流动已成为我国当前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呈现规模持续扩张与区域分化的显著特征。从规模上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3.7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26.62%，较2010年增长69.73%。2010年至2020年间，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量约为1540万人，高于2000年至2010年间年均约1000万人的增量水平，表明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张并趋于常态化。从区域分化来看，人口流动呈现多重特征。在城乡层面，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89%，城镇常住人口较上年增加103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减少1369万人，城乡人口增减分化持续显现，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在地区层面，学龄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2013年至2023年，东部地区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占全国总量比重从37.20%升至41.10%，中部、西部地区占比则分别下降7.67%、4.64%，形成“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在省域层面，人口集聚随行政层级呈梯度递减。以中部某省为例，2013年至2023年，省会小学在校生占全省比重从10.43%升至14.63%，而同期省内某地级市小学学龄人口数下降9.79%，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与地级市的人口流失形成鲜明对比。在县域层面，受教育质量差异驱动，学龄人口向县城集中，如沿海某省某县2020年至2022年义务教育城镇化率从69.69%升至93.00%，县域内人口向城流动趋势显著。
现行以“六三三”为主导的基础教育学制，与我国人口流动特征存在结构性失配。由于缺乏应对人口流动的弹性机制，当前的学制无法消解转学对学业造成的累积影响。研究显示，居住时间在3年及以下的短期流动儿童数学成绩显著低于本地儿童；居住时间在3年以上的长期流动儿童成绩则与本地儿童无显著差异，但适应期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撑。“六三三”学制所设定的固定学习进度安排，对因流动造成的儿童学业发展的差异化影响缺乏针对性观照，知识基础较好的流动儿童因学习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发展受限。因流动导致学习困难的儿童则由于禁止留级等刚性规定，学业不断落后，其差异化的成长需求受到抑制。此外，少部分区域间学制结构、学制衔接机制差异，也可能使跨区流动儿童面临课程内容重复或学习内容脱节等问题。
三、应对人口变动的基础教育学制改革国际经验
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及对高素质人口的需求增长，已成为全球多国人口变动进程中的突出特征。为此，一些国家通过学制改革对人口变动新形势作出了有效应对，为我国提供了经验借鉴。
（一）学制长短：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与缩短基础教育年限
为应对少子化与老龄化，提高劳动力质量，葡萄牙、法国、英国、芬兰等国家采取了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实施免费教育等举措。为改善本国劳动人口资格水平偏低的现状，提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劳动生产率与人力资本水平，葡萄牙推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制度，将中等教育确立为劳动力最低资格标准，并于2009年将义务教育覆盖的年龄范围延伸至18岁，且公立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教育实行免费。近年来，在人口老龄化加深与人口质量提升需求增强的背景下，法国更加重视通过早期教育干预提升儿童发展水平。2018年，法国将义务教育向前延伸至学前3年；2019年修订的《教育法典》规定，3～16岁儿童须依法接受教育。由此，法国的义务教育年限由10年延长至13年。此外，法国明确规定，公立学校免收学费，中小学阶段教材亦普遍免费。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与技能需求的提升，英国依据《2008年教育与技能法》，将青少年继续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强制年龄分阶段提高至18岁。同时，由国家资助的公立学校实行免费入学，但学前教育阶段，餐费、交通费等存在地区差异。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挑战，破解低学历群体面临的岗位技能要求提升与低技能岗位缩减的就业困境，芬兰于2020年颁布《义务教育法》，将义务教育延长至18岁。芬兰免费教育涵盖学前至高等教育阶段，且基础教育阶段普遍提供免费教材、学校餐食、健康与福利服务，并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交通支持。韩国、日本虽未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但均通过学前保育教育费用减免缓解家庭育儿压力。韩国依托面向3～5岁儿童的国家共同课程，通过政府补贴减轻家长负担；日本则自2014财年起，重点面向低收入家庭和多子女家庭，分阶段推进幼儿教育和保育无偿化，并于2019年10月起将这一政策全面覆盖至所有3～5岁儿童。
此外，也有部分国家尝试以缩短基础教育年限的策略来应对人口变动的挑战。在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劳动年龄人口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德国曾将缩短基础教育周期、加快人才培养纳入教育改革考量。其多个联邦州先后推进G8（八年制）改革，即将文理中学原有的9年学制缩短为8年。
（二）横向结构：实施高中阶段的职普融通
为应对少子化问题，对接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建设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积极探索高中阶段的职普融通。德国面对人口老龄化、学校生源与技能人才短缺的现实背景，通过强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横向贯通机制，提升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的吸引力，以缓解技能人才供给的结构性压力。其高中阶段逐步形成由职业文理中学、高级职业中学、应用技术高中、职业专科学校、“双元制”职业学校等构成的职普融通路径。其中，职业文理中学是德国高中办学的重要模式，通常为三年制，兼设普通教育与职业导向课程，学生毕业可获得普通高校入学资格。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生育率长期低迷，老龄化趋势持续加重。在技能需求升级和劳动力供给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英国16岁以上学生的教育供给形成了多元化格局，即学术教育、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由中学附设的第六学级、第六学级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以及部分地区的第三级学院等机构共同提供。作为其中较能体现普通教育与技术教育融合取向的学校形态，英国打造了“大学技术学院”模式的新型综合高中。该类高中由当地高校与企业联合支持，面向14～19岁学生，兼设普通学术课程与技术专业课程，并结合地方产业需求强化技术技能培养和就业衔接。
美国中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后，高中需要在同一办学空间内，兼顾学生学术升学需求、职业就业需求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多样化教育需求，综合高中应运而生。美国综合高中的课程体系通常由学术课程、选修课程、职业技术课程，以及大学先修课程、双学分课程等进阶课程构成。
（三）纵向结构：推行弹性学制与加强学段衔接
针对人口分布特征及个性化需求，芬兰、美国、英国等国家对基础教育学制结构进行纵向调整，采取针对性举措推行弹性学制并促进学段衔接。芬兰通过教师持续评价、分层支持、过渡教育、非年级化高中和指导服务，为不同学习节奏和发展状态的学生提供多元成长通道。这一制度发端于20世纪后期以教育公平为导向的综合学校改革，同时受到人口稀疏、地区差异、老龄化与低生育率等现实因素的制约。针对尚未做好升入高中阶段准备的学生，芬兰曾设立“自愿附加基础教育”（10年级）等过渡项目，近年来又将其与其他衔接项目整合为“通向高中阶段教育的预备教育”。高中实行模块化、非年级化组织模式，学生通常在3年内完成学业，也可按个人节奏在2～4年内完成，如因疾病、残疾或其他特殊状况，经批准还可获得额外学习时间。完成规定课程并通过国家高中毕业会考后，学生即可获得申请高等教育的资格。
为了适应人口结构分化和人口流动背景下学生在族裔、阶层、语言背景、学习基础和发展取向上的差异，美国通过学分制管理、课程选择开放、学校类型多样化和升学就业路径并存等方式，为不同学生提供差异化发展通道。这在高中阶段主要体现为较为灵活的弹性学制安排：美国高中修业年限以9～12年级为基本结构，但学生完成规定课程和毕业学分后，可依据州、学区或学校规定申请提前毕业。有升学意向的学生还可通过大学先修课程和双学分项目，提前接触大学水平课程并积累大学学分。弹性学制在保障升学路径通畅的同时，能够缩短学生的学位攻读时间并降低其教育经济投入。同时，人口跨州、跨学区流动使学生面临课程衔接和学分认定问题，学分制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转学后的学业衔接弹性。此外，学生可在传统公立学校、特许学校、私立学校、虚拟学校和家庭学校等不同教育形态之间作出选择。
为适应多元需求，英国着力发展弹性学习路径。在移民人口流入、学生背景多元化和技能需求变化的背景下，其教育体系遵循多元化、包容性和平等的原则，以保障教育公平。在此基础上，以英格兰为例，其为16岁以上学生继续参与教育或培训提供多元路径，学生可选择继续全日制学习、接受学徒制培训，或在就业、志愿服务过程中接受兼职教育或培训；同时，16～19岁学生学习项目覆盖学术、技术和职业教育路径，并强调根据学生既有基础和职业目标组织学习内容，使学生能够在基础教育阶段后期实现升学、职业教育、学徒制或就业路径的灵活衔接。
（四）管理模式：地方或学区根据实际实施多元学制
面对人口结构多元化、老龄化与人口数量减少的变化，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在推进基础教育学制改革时，主要选择多种学制并存的应对策略。美国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其人口结构的多元性催生了差异化的基础教育需求，并构成美国基础教育学制改革与设计的重要现实逻辑。从教育管理体制来看，美国将基础教育管理权赋予各州及地方政府，联邦政府不直接干预学制设计、学段划分与义务教育年限设定，这种教育分权制为各州响应本地经济、人口和社会需求提供了制度保障。各州及地方学区可自主制定契合本地实际的学制方案。由此，美国K-12阶段未形成统一的学段划分，而是衍生出“六三三”“六六”“八四”“五三四”“四四四”等多种学制，且义务教育年限和12年教育的具体拆分方式均由各州决定。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使学生尽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创造价值，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的社会问题、扩大劳动力供给规模，德国开启了基础教育学制改革。2001年至2008年，德国联邦各州已全部或部分完成向G8学制的转型。然而，实际实施效果与政策初衷已产生偏差：教学内容不减反增，学生需要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更多学习任务，学业压力显著增加，导致学习质量明显下滑。研究显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中学缩短1年学制后，学生数学成绩显著下降，女性延迟进入大学的比例有所上升。经多方研讨与论证，德国部分联邦州开始对文理中学的G8改革进行调整，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全面回归九年制，以下萨克森州为代表；第二类是继续实行八年制，包括勃兰登堡州、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第三类采用八年与九年制并行模式，例如黑森州允许学校在G8、G9以及G8/G9并行方案之间进行选择。
在少子化背景下，日本部分地区的小学与中学已难以保障充足的办学规模，由此推动了“小中一贯教育”。该模式仍在九年义务教育框架下实施。在推进过程中，日本依据地域实际情况与学生成长状况，实行弹性化、多样化的学段划分，进而形成了“四三二”“五四”“四五”“五二二”“三四二”等多种学制并存的格局。其中，在采用区别于传统“六三”学制的弹性化学制划分实践中，“四三二”学制结构最为常见。另外，文部科学省强调，学段划分不存在唯一最优模式，各地应结合本地办学条件与学生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设计。
四、我国基础教育学制应对人口变动的实践路向
为主动应对人口变动新形势，立足我国本土实际，借鉴国际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的典型经验，规避其在改革中暴露的不足，我国基础教育学制改革可通过适度缩短基础教育年限、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设一贯制学校、实施弹性学制、推进高中阶段职普融通等举措，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
（一）增强学制适应性：基于人口身心发展规律适度缩短基础教育年限
基础教育学制改革应在充分研判国情及现代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进。1922年确定的壬戌学制（“六三三”学制），是我国首个将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纳入考量的学制，表明该次学制改革是建立在教育科学规律基础之上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家庭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儿童身心发展水平随之提高。有研究将我国20世纪60年代与90年代的儿童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发现，90年代的儿童相较于60年代的儿童而言，身高平均提高了2.1厘米，性成熟的平均年龄提前了2岁左右；在脑电波α波的测试中，90年代的6岁被试已经达到60年代10岁被试的发展水平，9～10岁的被试则达到了60年代12～13岁被试的发展水平。亦有研究指出，在现行中学阶段，初中3年、高中3年中有近2年的时间专门用于升学考试，过长的学习年限、“题海战术”与机械训练淹没了学生的个性，也使得学生对学习产生厌倦。
因此，在遵循当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可适度缩短基础教育年限，特别是小学教育年限。通过优化课时安排、依据儿童身心发展特点重新划分学段，强化幼小衔接、小初衔接及初高中衔接，进而形成“小学—初中—高中”一体化培养体系。同时，应避免升学考试造成的教育中断，推动基础教育学段整合，淡化升学导向，将“初升高”选拔性考试改为达标性考试，减轻初中阶段应试压力。从技术支撑上看，在线教育普及与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已大幅提升知识传授效率，使“五年完成小学和五年完成中学课程”等紧凑型培养模式具备技术可行性，为学制缩短提供了操作路径支撑。需要注意的是，缩短教育年限应系统谋划、审慎推进，并完善相应的配套保障措施。若课程设置、课时安排、学段衔接及学校承载能力未能同步调整，则极易重蹈德国G8学制改革的覆辙。
（二）强化学制普惠性：基于人口高质量供给需求扩大免费教育覆盖范围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人口高质量发展对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具有基础性意义，通过教育提高人口质量的需求愈发迫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为基础教育学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基于此，可将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作为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前期探索。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可采取分步推进策略：从覆盖群体来看，优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孤儿、残疾儿童少年、农村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实施免费教育，再逐步实现全员覆盖；从实施区域来看，可率先在农村及偏远地区推行免费教育，再拓展至城市地区；从经费项目来看，先免除学费、保教费等关键费用，再逐步覆盖全部经费项目；从实施年限来看，先推行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再逐步将免费年限扩展至学前和高中各三年。
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有助于拓展学生基础教育阶段的素养培养空间，加深学习深度，夯实知识基础，促进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意识形成，并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奠定基础，助力其早期创新潜质的发掘、核心学科能力的发展及高阶创新素养的培养。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可分为两个方向：向前延伸（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向后延伸（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向前延伸的依据在于，学前教育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且不可逆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证实，儿童在早期阶段具有较强的学习潜能，某些能力的发展存在特定敏感期。因此，将义务教育向前延伸以开展学前教育，能够有效激发儿童的发展潜能，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将义务教育向后延伸的合理性在于，高中阶段教育是提升劳动生产效能的重要人力资本投资，在我国重视基础学科教育并推进教育大众化的基础上，延长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有助于个体将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以提升经济收益，更能精准契合国家产业升级的战略布局。需要明确的是，高中阶段教育包含普通高中和中职，但实施高中阶段义务教育并不影响现行教育分流，可借鉴德国经验，实施职业义务教育。从财政支撑维度看，相关研究测算显示，即使在2025年将学前三年与高中三年教育一次性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我国财政体系仍具备承受能力。我国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可遵循“先学前一年，后高中三年”的思路，争取到2035年义务教育覆盖学前一年、小学、初中、高中。
（三）加强学制衔接性：基于学龄人口“排浪式”波动因地制宜增设一贯制学校
人口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依据，教育资源供给充裕度与分配合理性不仅关系基础教育学制稳定运行，更深刻影响学制改革中的资源调配逻辑与实践路径。当前，受人口变动的影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呈现“排浪式”波动。若按照现有资源配置标准，基础教育资源供给将面临短期短缺、长期过剩的结构性矛盾。作为应对这一矛盾的重要路径，9年、12年、15年一贯制学校在平衡教育资源供需、提高办学效益、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教育质量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此，我国可推进一贯制办学，统筹跨学段教师、课程与设施资源，强化学校间育人目标贯通和课程一体化设计，缓解阶段性师资供需失衡，提高编制和空间使用效率，并借助集团化办学扩大覆盖面，为闲置资源的转化再利用提供路径。
从具体实施路径看，应结合人口变动特征差异化推进。面对人口向城市流动聚集的现实，应顺应趋势优化基础教育空间布局，对于人口持续流入的新区、产业聚集区，应将一贯制学校纳入新城建设、居住区配套和存量学校改扩建统筹规划。在中心乡镇布局并完善一贯制寄宿制学校，为学龄人口有序集中创造条件；在非中心乡镇保留并办好满足基本需求的小学及配套寄宿服务，系统化解学龄人口缩减与学校布局零散的矛盾。对于农村及经济薄弱、地理位置偏远的人口流出地区，应通过建设一贯制学校创新“幼小初”一体化办学模式，强化学段衔接，减少学生流失。新建、改建一贯制学校不仅是应对人口变动的有效策略，更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要求高度契合，可为基础教育学制改革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实践支撑。
（四）提升学制灵活性：基于个性化教育需求推动实施弹性学制
基于现代教育的共同范式，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已确立以“六三三”学制为基础的统一标准体系，而不同学生在兴趣偏好、能力禀赋、发展潜质及人生规划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与统一学制所带来的同质化培养要求形成内在张力。因此，我国基础教育学制改革应基于灵活性原则，动态适配学生的异质性，为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学制层面的根本性制度支持，打破跨班级、跨年级、跨学段学习的制度壁垒。尤其是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弹性学制有助于早期发现并精准培养学生的创新潜质与学科特长，为其后续的深度培养与能力进阶提供适配的制度支撑和基础保障。
实施弹性学制需要国家在既有制度框架内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赋予地方学制自主设定和调整权，扩大中小学办学自主权，使学校能够真正立足实际开展学制改革。可通过学分制、选科制、选课制等制度设计加以落实，并借助线上、线下、混合式等实施模式提供支撑。应鼓励具备条件的中小学试点弹性学制，在系统总结经验后有序推广，为学生提供更多元的发展路径。概言之，弹性学制虽以弹性与灵活性为主要特征，但必须坚守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应达成的基本知识学习量与基础学力标准这一底线，这既是基础教育的内在要求，亦是弹性学制的应有之义。
（五）彰显学制融合性：基于复合型人才培养诉求推进高中阶段职普融通
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已从单一学历导向逐步转向学术素养与职业能力并重的复合型导向。推进职普融通既能为青年群体提供多元化发展通道，又能培养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这需要在学制层面实现两项核心支持：一是增强学制互通。搭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纵横联通的“立交桥”。在横向上，将分离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整合，实现学分互认、学籍互转，推动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在课程设置、教学资源上的协同；在纵向上，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确立了职教高考制度与学分互认机制，为升学路径提供制度支撑，以此为契机，建立各级各类教育间的有机联系，打通从初中到研究生阶段的职普衔接通道，统筹规划中职教育、高职高专教育、职业本科、应用型本科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避免教育体系“闭路”“短路”或“断路”，形成“两头延伸、立交互通”的学制体系。二是逐步加强综合高中建设。综合高中兼具升学预备教育和就业预备教育的双重功能，学生在校内同步修习普通学科课程与职业教育相关课程，同时在合作企业参与职业实训，完成学习后可同步获得高等学校入学资格与职业资格证书。对于未顺利完成学业的学生，可借鉴德国萨克森州“双元职业培训与高中毕业会考”项目的实践经验：针对无法同时达到职业资格与普通高校入学资格培养要求的学生，项目预留了转入职业培训或职业文理中学的通道，使其仍可获得其中一种资格，从而避免其因某一发展路径受阻而完全中断后续发展。
结语
基础教育学制改革与人口变动相互影响，只有明晰二者的互动机理，才能促进二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尽管如此，人口变动并非学制改革的唯一影响因素，学制改革也非应对人口变化的单一路径。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的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日趋严峻，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紧迫问题，而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芬兰、日本等国家通过学制改革应对人口变动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和教训。综合考量新一轮产业革命、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对我国施行有百余年历史的基础教育学制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需要指出的是，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的风险与效益并存。就缩短学制年限而言，部分学生的发展水平与学制缩短后的教学节奏不相适配，学业负担可能加重；升学竞争与学业“内卷”可能提前至三年级甚至更低年级；毕业生就业时间提前，对就业市场承载能力构成挑战；对过渡时期的高中和高考也是很大的挑战。就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而言，财政支出占比将显著提升，欠发达地区承压显著；现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若缺乏精准倾斜政策，可能加剧地区、城乡和校际差距，引发教育不公；延长义务教育涉及师资、课程、管理、升学等全系统变革，准备不足易稀释改革成效。就一贯制学校建设而言，学段跨度大、学生身心差异大，对教师、管理者提出更高要求；一些学校表面一贯、实际分段，“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倾向导致小学“初中化”；学习环境固化可能导致学生环境适应力下降、学习动力减弱。就弹性学制而言，其可能导致“剧场效应”，使学生争相提前入学，或为了进入优质学校而“留级复读”，抑或异化为“变相掐尖”；弹性学制涉及课程安排、师资配备、学籍管理等方面，改革成本较高；实行弹性学制后的教育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就职普融通而言，教育观念、师资队伍、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支持还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总之，基础教育学制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既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又对个体、家庭、教育、社会的影响尤其广泛而深远。基础教育学制改革是一项涉及教育理念、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育评价、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系统变革。因此，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应对人口变动新形势，基础教育学制改革需要在借鉴国际经验、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在充分评估改革效益和风险的基础上，坚持“试点先行、总结经验、长期跟踪、逐步推广”的路径，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进行。
（本文参考文献略）
Approaches to the Reform of China’s Schooling System in Basic Education Under Demographic Changes
FanYongfeng JiangNan
Abstract: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uilding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lies in basic education, within which the schooling system serves as the institutional cornerstone. Population, a fundamental variab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has a direct effect on the schooling system through its size, structure, mobility, and quality, and the schooling system is also a fundamental factor influe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Currently, China’s new demographic situation has caused the total-number fluctuations and structural divergence in the schoolage population within the basic education system, and has posed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century-old schooling system in basic educ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demographic changes, quite a few countries have carried out reforms of the schooling system in basic education: In terms of the length of schooling, they have extended the dura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shortened the overall length of basic education; in terms of the horizontal structure, they have achieved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and general education at the upper secondary level; in terms of the vertical structure, they have promoted a flexible schooling system and strengthened articulation between educational stages; and in terms of the schooling system model, they have allowed local authorities or school districts to practice diverse schooling systems 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s. In view of this, in the reform of China’s schooling system in basic education, we must,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domestic demographic changes, explore an appropriately shortened length of basic education, especially a shortened length of primary education, promote an expanded coverage of free education and an extended length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through differentiated and phased approaches, establish more all-through school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practice a flexible schooling system that breaks down barriers to learning across classes, grades, and discipline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and general education at the upper secondary level through the interconnection of different schooling syst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senior high schools. In doing so, we can foster an adaptive, inclusive, articulated, flexible, and integrated schooling system, thereby building diverse pathways for students’ individualized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 and facilita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a talent dividend.
Key words: basic education; schooling system reform; demographic chang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初审：黄华强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