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好学生”头衔看似是一种荣耀和嘉奖，实际上却给个体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扎根于豆瓣小组“好学生心态受害者”这一虚拟田野，以能动性“三和弦”理论为框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揭示“好学生心态”的自省与超越，有助于理解“好学生”光环的幽暗面。“好学生心态”既是社会规训的产物，又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文化环境、社会网络与社会心理是“好学生心态”得以再生产的关系性结构，“好学生心态”的失效则为循环的中断提供了契机。通过迭代、投射与实践评估，“好学生”群体有可能逐步找回退隐的主体性。超越“好学生心态”是一个尚未完成且亟待突破的课题，不仅需要个体与世界持续对话，更呼吁对当下教育的重新审视。

关键词：好学生；好学生心态；循规生；能动性“三和弦”理论；网络民族志

“他们似乎总是听从，而从不行动：他们过得死气沉沉，顺从权威，毫无个性可言。”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学做工》中刻画了违规生（nonconformist lads）和循规生（conformist lads）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前者通过创造性地生产“反学校文化”反抗根深蒂固的“权威”，后者则受到攻击与排斥，被视为消极和荒诞的“书呆子”。二者之间的对立虽然突显了“家伙们”文化生产的能动性，但也忽视与误读了循规生群体，将他们置于由他人成全而失去文化创造性的境地。

循规生们是否有自身的文化与能动性？当代中国社会似乎是关注与回应这一问题的理想场域。在中国式教育中，“好学生”作为模范形象往往具有“循规”的特质，循规生文化由此可以被视为中国教育文化的主流选择。被评价为“好学生”不仅是对个体才能和努力的认可，更隐含着对光明前途的制度性承诺。然而，所谓的荣耀和嘉奖也有可能成为“人生的枷锁”。在社会环境与教育文化的流变中，支持中国青年成为循规者并持续再生产此种文化的“好学生心态”正在被颠覆，揭示出“好学生”群体内生的能动性与文化自觉。其中，最为典型的青年社群是豆瓣平台拥有近12万名成员的“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因“好学生心态”而感到困扰的个体将“失去自我”的困境作为自省与超越的起点，走向与威利斯笔下的循规生们截然不同的“反叛”之路。

扎根于“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这一虚拟田野，本研究希望通过对复杂社会结构中“好学生心态”的生成过程以及个体超越“好学生心态”的能动策略进行分析，探寻“好学生”缘何、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与教育背景下选择成为“反叛的循规者”，为理解“好学生”光环的暗面提供可感的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性”不仅是一种社会历史过程，也是一种生存模式与心理状态。随着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焦虑逐渐成为现代人最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在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风险社会，教育内卷日益加剧，看似拥有更多选择的个体却日益被焦虑情绪裹挟，学业成功背后隐藏着的往往是个体沉重的心理负担。《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2）》显示：青年网民常常表现出“边焦虑边奋斗”的生活状态，其中，高学历群体的学习与工作焦虑最为突出，“越优秀，越焦虑”的心态折射出“好学生”们的群体性困境。“好学生心态”是指个体在为了完成教师（或其他权威角色）期待而努力改变自身，成为他人眼中“好学生”的过程中形成的倾向性，包括高度服从、重视他人正向反馈、恐惧失误、习惯性讨好、过度反思等。

“好学生心态”是一个本土化的新兴概念，虽然在社会层面引起不少青年人的共鸣，但在学理层面的分析却并不充分。与威利斯笔下被符号化且毫无创造力的“书呆子”不同，程猛等人认为底层出身的高学业成就者拥有独特的文化生产机制，“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学校化的心性品质”等底层文化资本构成了农家子弟获得学业成功的动力系统。不过，这种底层文化资本经常伴随极大的“后坐力”和心理压力，甚至可能衍生出“反学校心性”，与高学业成就相伴而生的心理负担也并不为弱势阶层学生所独有，而是表现优异的学生共享的常见心理状态。

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好学生心态”是以优绩为导向的教育评价机制作用于个体的具身显现。作为学生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学校中的成绩好坏和听话与否是衡量学生能否成为“好学生”的基本标准，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不仅不利于学生的潜能发现和学业进步，还会限制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个性发展。在优绩主义观念中，学业失败被认为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由此产生“精英的傲慢”和“失败者的自责”两种彼此对立的社会心态。以学业成就为导向的教育评价机制忽视了学生社会能力的发展，引发“社会化不足”和“高度角色化”等问题：前者阻碍了个体通过参与正常社会生活形成“完整的自我”；后者强调个人对社会规范的遵从和对社会期待的满足，不仅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造成了影响，更构成了“好学生”越轨行为的深刻背景。优绩主义为审视内卷等教育异化现象提供了重要视角，揭示了“好学生心态”所扎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广阔的社会结构背景。已有研究大多从文化生产和教育机制的单一视角分析“好学生”群体的困境，较少关注“好学生心态”的生成过程与底层逻辑。本研究拟借助能动性“三和弦”理论这一分析框架，以时间为切入点分析“好学生心态”的结构与演变。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社会理论的建构离不开对社会结构与行动者能动性之间关系的探讨。长期以来，“社会—行动者”的二元对立引发了结构与能动性、集体与个人、意义系统与行动等要素间关系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困扰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一般来说，“结构”指独立于个体并能影响或制约个体的各种外部环境因素，“能动性”则是个体所拥有的独立选择与开展行动的能力。以涂尔干（E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社会优先于个人并支配个人的行为，以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为代表的学者则更关注行动者及其能动性，认为社会只是个体行动目标与策略选择的总和。在从社会到行动者的理论钟摆上，社会学与人类学逐渐走向探索能动性与结构互相渗透的“中间道路”。“好学生心态”作为社会规训与个人选择的产物，折射出的是结构与能动性的交织互构。因此，研究将理论框架定位于桥接社会与行动者的能动性理论，不仅关注“好学生心态”的社会性生产，也探究这一心态的主体性建构、自我反省与超越。

（一）理论框架

能动性不仅指人们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更指他们完成这些事情的能力，传统结构主义却对人类行动者的实践意识视而不见。一直以来，能动性常以一种难以言说却又不言自明的面貌出现在社会理论中，其自身的复杂性导致几乎不可能有理论能够全面、系统地进行分析，只能在特定标准或情境之下对其展开研究。过往众多将“能动性”概念理论化的尝试，包括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内，都注意到它与结构的紧密联系，但试图通过提取关键特征解释此种联系如何发生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复杂性的消解，使得部分特征取代了整体概念。对此，埃米尔拜尔（Mustafa Emirbayer）等人提出将能动性置于时间流动中进行分析，将其定义为行动者通过习惯、想象和判断的相互作用，在不同结构环境中参与时间构建，以应对历史情境变化带来的问题。

时间是社会理论的重要维度，几乎所有社会现象都可以在时间上被重构。现代社会伦理和政治的核心问题正是“我们打算如何度过我们的时间”，时间结构因此成为个体生活方式与社会系统要求的平衡点。以时间为切入点分析能动性能够更好地刻画行动者意图与实践的历时性演变，埃米尔拜尔的能动性“三和弦”理论以“时间嵌入”为出发点，认为社会行动嵌入在由文化（Cultural）、社会结构（Social-Structural）和社会心理（Social-Psychological）所构成的背景中，这些背景作为关系语境交织塑造了行动者的行动；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则可以被概念化为由迭代（Iteration）、投射（Projectivity）和实践评估（Practical Evaluation）三个主要元素组成的“三和弦”，在时间维度上分别对应过去的习惯影响、未来的想象生成以及当下的情境关注，通过充满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行动者能够激活、修改甚至挑战社会背景网络。

本研究选取能动性“三和弦”理论对“好学生心态”进行分析，其理论适切性有三：首先，“好学生心态”作为一种在个体成长、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心理状态，其形成与调适并非事件的发生，而是过程的展开，“三和弦”理论对历时性的关注能够为本研究的分析提供重要且独特的时间维度；其次，“三和弦”理论强调“关系”，不仅关注行动者与社会的关系，更将“自我”视为一种关系性的内部对话，有助于凸显“好学生心态”在多重关系网络中生成的复杂性；最后，“三和弦”理论充分展现了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张力，社会背景维度象征“好学生心态”生成与循环的结构背景，能动性维度则揭示了行动者超越“好学生心态”的特质以及颠覆结构的可能性。

（二）研究方法

网络民族志（netnography）是观察和理解人们如何在网络上进行社会交往和意义建构的民族志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大量涌现的网络社区为民族志研究带来了新的对象，网络民族志应运而生。数字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社区交换信息、分享观点，虽然有人认为网络的虚拟性带来了个人隐私安全、信息真实性等方面的问题，但随着网络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情境与内容表达也越来越贴近真实日常生活，对于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沉默的、被边缘化的群体而言，通过网络收集的数据资料甚至更加真实与细致。

近五年来，网络民族志开始被广泛运用于教育研究，教师与学生的学术生活、身份认同、自我呈现等话题成为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向，充分展现了这一研究方法的价值与潜力。在“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中，“受害者”“诊疗册”与“自由人”三类帖文分别对应“好学生心态”的具体表现、克服方法和摆脱后的生活与感悟。小组成员通过自我叙述、话题讨论以及和他人的互动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治疗”，表现出极强的反思性和能动性。本研究以该小组为研究田野的优势在于话题聚焦、资料丰富，小组成员对“好学生心态”具有深入的认识与体验，且在网络社区匿名或半匿名身份下更倾向于袒露日常生活中“难以启齿”的心路历程，能够为研究提供具有独特价值的资料。

在资料收集方法层面，虽然进行纯粹的、观察的网络民族志研究是可能的，但库兹奈特（Robert Kozinets）建议将参与式观察与访谈相结合，并认为线上访谈同样极具价值。因此，本研究采取参与式观察与访谈相结合的资料收集方式：研究者自2024年4月起在豆瓣“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进行了为期约一年的参与式观察，在参与组内交流互动的同时收集了以小组精华帖内容为主的141份文字资料共计约35万字，并于2024年7月至8月在小组内征集了10名经常浏览或有发帖互动经历的活跃组员开展线上访谈，通过录音转录后获得约12万字的访谈资料。其中，访谈对象在身份上包含在读学生与在职人员，学历上覆盖国内外本硕博学历，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反映出“好学生心态”并非特定群体的困扰，而是存在于诸多社会群体中的普遍性问题。在资料收集过程中，研究者始终遵循研究伦理，避免给研究对象带来“线上伤害”。

网络空间中的民族志研究使得研究者本人常常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既是研究对象的文化阐释者，又是特定文化的共同创造者。在资料整理与编码过程中，研究者重视自身参与体验、尊重小组成员文化，从“好学生心态受害者”的“本土概念”出发，结合理论框架，依次对收集到的所有文字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选择性编码”的三级编码，并以“资料类型（访谈/发帖）+网名首字母+时间”的格式对资料进行编号，具体编码过程如表1所示（表1略）。在编码过程中，研究者始终将理论作为数据分析的“脚手架”，将文化语境、社会结构语境与社会心理语境三个维度作为“好学生心态”生成与循环的关系性结构背景；并从迭代、投射与实践评估三个能动性维度分析“好学生心态”的反思与超越。

三、废墟之上的回望：“好学生心态”的生成与循环

“第一次发现这个组，好像找到家了。”（发帖-XA-20230206）当“好学生”们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来到小组，发现组名精准描摹了自己的心态与处境时，“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几乎立刻成为了他们共同承认的身份符号。在今天的原子化社会中，缺乏情感联结与倾诉对象的大学生群体往往转向网络社交平台寻求支持，建立起具有代际文化共识与话语边界的“虚拟共同体”。这些网络社群在提供归属感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审视当下与回望过去的立场和契机，揭示出“好学生心态”深嵌于异化社会的残酷现实：一直引以为傲的“好学生”身份之下是被无限压抑的自我，看似完美无瑕的“人设”背后不过是一片“美丽的废墟”。充斥着弱主体性个体与强结构性社会之间张力的“好学生”叙事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由文化环境、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共同编织的社会背景，思考它们究竟如何成为“好学生心态”生成与循环的结构性资源。

（一）分数即我：加速社会中的功绩主体

“成绩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考得好与不好会很直接地影响我的心情和生活状态。”（访谈-SM-20240818）晚期现代社会的功绩主体作为自身的雇主，变得更加高效与多产。对于学校中的“好学生”们来说，成绩是唯一需要追求的功绩符号，唯分数论的评价标准和“绩优者胜”的虚假承诺将“好学生”塑造为成绩的主体，并通过竞争偏好不断强化“分数即我”的个体认知。

“学校竞争比较激烈，每一次考试都会搞全年级的排名和每个班的排名……在这种竞争下被牵着走，我会觉得要是没考上一个好大学，这辈子就完了。”（访谈-DB-20240817）学校竞争充分暴露出社会异化的本质：以优绩主义和竞速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是最为牢固的社会结构表征。在不断提高的标准和社会时钟的规训之下，“维持原状就等于落后”成为加速社会的生存共识，对永无止境的“更好”的追求将“好学生”们困在无尽的“仓鼠滚轮”之中，以至于当他们想要停下来时，却发现“内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父母从小教育我要做一个全方面发展的乖孩子，一个长辈眼中的完美小孩。”（访谈-AP-20240821）特定的文化模式共享时代特质，也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好学生心态”不仅是一种现代性症候，更是某种传统价值观的“具地体现”。一方面，在东亚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从小接受的几乎都是“打压式教育”，他们很少因为某方面成绩突出获得嘉奖，却常常由于“百密一疏”的失误招致否定。另一方面，以强烈的羞耻为典型心态的道德化思维贯穿“好学生”们的学习与工作经历，让他们在即使没有外界强制要求的情况下，也以极高的标准进行着自我苛责。这些生存经验不仅剥夺了他们的主动性，更阻碍了身心健康发展，引发功绩主体更深层次的价值迷茫与精神抑郁。

（二）被束缚的人生：社会网络中的“好学生”坐标

在能动性“三和弦”理论中，“社会结构”特指构成行动环境的社会关系模式，关注社会网络分析所研究的社会关系配置。学生时期，个体的社会关系主要由教养关系、教育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构成，不同的社会关系交织出个体独一无二的人生坐标，也成为束缚“好学生”的社会锁链。

“家长跟我说要好好学习，这四个字贯穿了我整个校园经历。”（访谈-DB-20240817）在教养关系中，虽然家长普遍对孩子有较高期待，但教育期待和教育参与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一些家长的期待与焦虑导致他们过度参与孩子的教育，例如受访者DB认为自己“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了，不知道社会是什么样的”；与之相对的则是家长在教育中的缺位，例如受访者MO表示自己“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有点自卑，渴望关注”。父母教育参与的极端化让个体或受困于家庭的束缚，或迷失于支持的缺乏，却都殊途同归地选择通过成为“好学生”来回应父母的期待。

“母亲强迫我接受她为我挑选的身边的一切……我从幼儿园开始坚持学的民族舞只是她自己没有完成的舞蹈梦。”（访谈-AP-20240821）当家长期望的出发点不是孩子，而是自己，这些期望的实质往往是未能得到满足的个人欲望。教育欲望的代际传递将“好学生”身份伪装成一种需要加以守护的文化资本，其中包含着服从、自谦、集体主义等潜在原则，强化了“好学生心态”的同时形塑着子女在其他社会关系中的交往模式。

在教育关系中，“好学生”们通常迷信与畏惧教师的权威，希望通过获得他们的表扬来确认自身的价值与主体性，因为“好学生”身份无法由自己定义，只能被教师授予。除了教师，“好学生”还被认为应当获得身边同学、亲戚、朋友，甚至是陌生人的认可，这意味着个体必须迎合他人的评价标准，久而久之也会用这些评价标准来评判自己。无论是受访者SM所言“对下楼碰见熟人有一种心理障碍”，还是受访者LO表示“害怕父母拿自己跟别的同学比较”，都生动刻画出“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们的逃避心理。作为相对稳定的行动背景，文化环境与人际关系始终通过社会网络塑造社会心理，使“好学生”们囿于外部划定的身份坐标，最终走向一种悲剧式的自我拒斥。

（三）内在灯塔的熄灭：作为“被评价者”的自我拒斥

“要追求卓越，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不仅要满足家长的期望，也要满足自己的规划，要在学业上做到最好，并且有责任感……”（访谈-SX-20240817）“好学生”们的自我否定始于过度完美主义，外界标准的多重叠加意味着同时满足一切期待的唯一可能是树立起无懈可击的完美“人设”。例如受访者LO表示自己考研不敢报考更好学校的原因是害怕落榜后遭人嘲笑，可见为了维持人设，“好学生”们普遍存在高度厌恶风险的心理，低风险偏好与高成就目标并存的矛盾心态使得他们既无法安于现状，又难以跳出舒适区，逐渐陷入自我怀疑与自我消耗。

“感觉我好像没有好成绩就不配活着。”（访谈-BY-20240817）“好学生”群体深刻的无力感与不配得感的背后，是单一评价标准引发的主体价值感缺失。现代社会中，暴力愈益内在化、心理化，并由此隐遁其形，释放出破坏性力量的不是直接的情绪爆发，而是内心的反复研磨。以“内耗”为典型特质的“好学生心态”无疑是一种自我惩罚式的内部暴力，以成绩为首要目标的“好学生”们将自我评价的权力让渡给他人，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不惜进行自我贬低，接受不合理的指责与批评，充分暴露出身份认同的困境。有受访者坦言，虽然“好学生”身份会给自己带来伤害，但比起充满不确定性的自我重构，“好学生”身份带来的获得感与认同感更加稳定。为此，他们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物化为社会行动的客体，不仅是任由他人评价的对象，更是模范学生榜样的模仿者与复制品，是父母意愿的延伸和家庭资本生产的工具。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我可能是父母的一份‘作业’，我希望让他们的人生过得漂亮一点。”（访谈-LO-20240819）

（四）逃不出的循环：“好学生心态”的再生产逻辑

“好学生心态”成为当代大学生典型群体心理的底层逻辑，是社会情绪与个体行动在社会结构中的循环再生产。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充满“循环”的社会：一方面，社会加速已经转变成一种不再需要外在驱动力的自循环系统；另一方面，“内卷”作为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复杂化却无法转化为高级模式的社会现象，本质上也是一种原地踏步的循环。循环嵌套的社会结构制约着行动者能动性的发挥，作为结构产物的“好学生心态”自然难逃再生产的陷阱。从社会概念的偷换到沉没成本的考量，再到思维习惯的固化，个体在与社会结构交互的过程中被不断“驯化”，逐步成为“好学生心态”的俘虏。

“无论成绩如何，我都不能接受自己不是好学生。”（访谈-KE-20240824）“好学生心态”在学校场域中生成，影响范围却远不止于此：从考试成绩到行为举止，从学习生涯到工作职场，一句“好好学习”捆绑住的或许是整个人生。当学生们最初被告知要努力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时，他们毫不怀疑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嘉奖的许诺是否真实，直到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完美都比不过“别人家的孩子”，才意识到社会早已偷偷调换过程与结果的位置。

“对于坏学生来说，他们可以‘浪子回头金不换’，对于好学生来说，突然变坏却会得到更负面的评价。”（访谈-MO-20240817）成为“好学生”是一项充满沉没成本的投资，长期严格的自我要求被视为理所应当，令人难以接受的往往不是无法成为“好学生”的事实本身，而是倾尽全力却功亏一篑的巨额代价。“好学生心态”的再生产过程生动再现了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社会结构对于循环反复组织起来的心态与行动而言，既是中介又是结果。作为社会结构在个体身上的烙印，“好学生心态”最终超越个体心理范畴，成为一代人共享的惯性思维。

四、主体性的回归：“好学生心态”的反省与超越

“好学生心态”在文化、心理和关系网络的复杂交织中生成与循环，“好学生”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异化为抽象化的、从“人的生活本身”剥离的认知主体，沦为一种“为了自身之外而存在”的非本真存在，最终预示着“主体的相对退隐”。不过，主体的退隐和主体性的消解并非全然消极的结构产物，也有可能为主体性的回归提供契机。比斯塔（Gert Biesta）认为主体性存在于一种“非对称”的伦理关系之中，只有当人的自我存在状态在对他人的顺从、对他者的责任以及回应与他者相遇的情境中遭遇“中断”时，独一无二的主体性才会真正“浮现”。以突发事件带来的现实断裂为契机，“好学生”群体在反思与探索中实现对“好学生心态”的超越，形成了属于当代年轻人的独特文化，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体性觉醒与价值多元化的重要力量。

（一）突发事件带来的现实断裂

社会经验“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是行动者遭遇突发事件带来的现实断裂，进而审视经验情境并进行实践评估和能动重构的起点。“好学生心态”并不是自诞生起就令人困扰，而是深嵌于具体情境之中，随着主体在现实中不断遭遇困难与抵抗被逐步“问题化”。最初，学校作为一个目标明确、规则透明且评价标准相对稳定的场域，为“好学生”的身份建构和认同提供了有效且可行的参考框架。学生只要按照学校的安排，跟随老师的节奏，就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并因此获得被关注和照顾的优待。然而，这些依赖于特定学校场域而存在的规则并不稳定，必然会在主体成长的过程中产生断裂。

一开始当好学生确实是因为有好处，我可以被表扬、被关注、被重视。但是上了研究生以后，这样的心态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好学生形象，因为研究生不太看重成绩，而是需要有创造力之类的特质，但这些恰好是我没有的。（访谈-MO-20240817）

“好学生心态”的风险在于将外部评价标准作为衡量自我价值的准绳，这种参照系在标准和情境发生变化时极易失效。当现代性由“固体”向“液态”过渡，人类行为和长期生活策略与社会形态的快速变迁和转型相脱节，个体生命历程最终断裂为一系列的短期计划和一段段小插曲。

我在中学时代耗尽力气，牺牲心理和生理健康终于进入大学，却失去了竞争和努力的能力。我放弃有些感兴趣的天坑专业，选择了所谓吃香的、好就业的专业，却也没有信心能在未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发帖-MO-20241207）

充满偶然性的突发事件是触发个体能动性的契机，埃米尔拜尔援引米德关于“时间涌现”的论述，指出现实存在于被过去习惯与未来预期渗透的“当下”，而突发事件正是打破既有时间连续性的“涌现节点”，迫使行动者重构对过去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想象，形成“过去—现在—未来”的能动性和弦。如果说考试、升学和就业等重要人生节点构成“好学生”生命历程的“起承转合”，那么“现实断裂”则是他们洞察结构情境与重构人生的重要契机。

（二）身份冲突引发的反思性迭代

能动性的迭代并非机械重复过往经验，而是选择性地关注既有行为模式和思维图式，从而实现一种递归性的循环。“递归”意指事物遵循一定规则，由先前的状态发展或递进生成的过程。行动者通过“递归性实施”（recursive implementation）既有可能再生产结构，也有可能引发渐进的变革。曾经的“好学生”通过对过往经验的回溯和选择性激活将自己定位为“受害者”，为中断“好学生心态”的再生产创造了条件。

不过，尽管已经洞察“好学生心态”带来的消极后果，尝试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尽可能地做出转变，许多“好学生”仍然深陷由认同危机引发的矛盾心理：“人都想优秀一点，我其实心里还是想当好学生，因为会受到很多赞美，也会感到自豪。”（访谈-SX-20240817）

因此，“好学生”群体主体化过程的复杂性通常表现为“不确定的自由”。在社会中，负担过重的个体会通过寻求、发现并制造权威介入社会生活与心灵生活，使自身免受“我是谁”和“我要什么”的追问，从而消解对自由的恐惧。当社会所认可的“标准化人生”的参照图式和角色模式濒临崩溃，迫使个体陷入可能性的泥潭时，“继续当好学生”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反而具有“减负”的功效。但是，这份对确定性的寻求和对安全感的眷恋最终会在现实冲突与断裂中失去存在之基，“受益者”与“受害者”的身份冲突将会迫使“好学生”们正视自身处境，与突发事件进行持续对话是他们维持生活世界和身份认同稳定性的唯一方式。

（三）由“外来者”触发的想象性探索

社会生活总是充满挑战与高度不确定性，由于过往的经验与惯例常常失效，个体生存的关键在于拥有能够调用预期的智慧系统，从而把不确定性从一种负债转化成资产。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行动者必然将自身“投射”至未来存在的诸多可能性中，基于对未来的希望、恐惧与欲望，对既有的认知框架与行为惯习进行重新配置，这一面向未来的主动设想和规划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性投入。聚焦于“好学生”群体，亚文化和新媒体技术的介入共同触发了他们对未来生活图景、行动轨迹及自我可能性的想象性探索，这些探索蕴含着一种具有双重情感面向的“乌托邦精神”：一方面，它根植于对不确定性的深切恐惧，内含着对过去不完满状况的隐喻性批判；另一方面，它又承载着对未来的积极希望，表现出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恐惧与希望的交织构成了“好学生”群体未来想象的核心情感结构，并成为驱动其反思、解构与重构既有意义框架的内在动力。

在以前，“好学生”是个褒义词，但从某段时间开始突然变成了贬义词，意思是把脑壳读坏了的“书呆子”。（访谈-MO-20240817）

在教育场域中，学校教育标准与复杂真实世界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导致部分学生排斥学校主流文化，转向亚文化等非主流领域寻求文化认同，并对既有符号秩序进行批判性拆解与创造性重组。亚文化的介入促使原本循规蹈矩的个体跳出主流价值框架，开始对“好学生”身份及伴生符号进行反思，最终完成对传统符号意义的颠覆性转译。当昔日被奉为圭臬的“好学生”如今被贬斥为脱离现实的“书呆子”，学校教育推崇的某些“美德”也在特定语境下被赋予负面意涵。

当实习时被领导说“虽然你做事很认真很细致，但说话和行事方式都太学生气了”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恪守十几年的美德变成了贬义词。（发帖-XG-20250109）

伴随着旧符号的拆解，新的意义体系在反思与对话中逐步建立。“成功”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意义符号，象征着现代人对“完满生活”的不懈追求，然而其评判标准却往往由可量化的外部指标决定，这种“目的—手段”式的工具理性无疑挤压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对此，“好学生”群体摒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定义，将其重新诠释为“按照自己的内心去活”，既是符号重组的过程，也是对主流价值规范进行能动协商的主体性实践。

上大学之后我才开始接触网络，感觉打开了新世界……发现原来人生还能这样过。（访谈-LO-20240819）

在学校之外的社会层面，新媒体技术的赋能为“好学生”群体修正和重构人生叙事提供了关键支撑，以“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为代表的线上社区不仅是信息传递与分享的平台，更是促进成员间意义系统交换、为个体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提供空间的“自留地”。网络社群的涌现标志着单一线性人生叙事的松动与社会文化的转向，难以为继的“好学生”身份和网络世界的多元样态共同打破了“努力必然导向成功”的优绩主义叙事，为新叙事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学到更多知识是收获，体验沿途的风景是收获，验证了这条路是错的同样也是收获。（发帖-YZ-20240126）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叙事中，“努力”不一定指向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值得作为扩展人生可能性的驱动力被珍视。通过将“想象中的乌托邦”嵌入连贯的因果与时间序列，“好学生”们尝试完成人生叙事的重构，逐步构建起以个人价值与理想为中心的主体叙事。

（四）重建评价系统的实践性调适

成为不被“好学生心态”困住的“自由人”是“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们突破身份桎梏的终极诉求。威利斯在描述“家伙们”的反学校文化时指出：“公开反叛”的鲜明标志就是建立一套社会观点和评价系统，“好学生”群体的反抗似乎也采取了相似但更为隐蔽的策略。在“好”与“乖”的“公开剧本”（public transcript）表象之下，“想要做个坏学生”这一“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的公开宣告看似是一种失范和越轨，实际上是“好学生”们修复自尊与人格，重新建立评价系统的实践性调适。

能动性“三和弦”理论认为：“实践评估”是将过去的习惯与未来的想象锚定在当下情境，进行问题化、表征、审议、决策和执行的过程，既非对既有规则的刻板遵循，也非纯粹的个人主义式“独白”，而是在社会互动中寻求共识的“对话协商”。在此视角下，逃避与叛逆正是“好学生”基于情境判断发起的微观抵抗，作为“弱者的武器”，既体现在物理空间的逃离，例如认为去远方上学就能挣脱父母的管控，从学校毕业脱离学生身份后就能摆脱“好学生心态”等；也表现为心理层面对权威的质疑和反抗。

相比于柔性的“逃避”策略，“迟到的叛逆期”是“好学生”们延迟的自我探索在成年阶段的强烈表达，表现为刻意走向“懂事”和“听话”的反面。这种“对着干”的抵抗实践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补偿机制和对过度压抑的“完美自我”的心理释放：“我开始寻找真正符合自己心意的东西，只因为不想跟母亲有同样方向的温柔审美风格，而走向中性风的极端。”（访谈-AP-20240821）

随着中国个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层面出现“为他人而活”和“为自己而活”两种相对独立的主体话语，前者是以伦理规范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日常生活表达，后者不仅构成了对主流道德话语的抵制和反抗，更内隐着人生价值的追求和反思。当传统规范与多元价值间的张力最终导向关于“我是谁”和“我要过怎样的人生”的主体性追问时，“好学生”群体也日益将视角转向内在自我，以期通过“内部对话”构建独立的价值坐标，实现与既有结构的“脱嵌”：“我开始尝试与自己对话，虽然不免有迷茫与困顿、焦虑与挣扎，但是就算没有被主流选择，我也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发帖-CB-20231016）

栖居于自然秩序（身体）、实践秩序（成就）和社会秩序（自我价值）交叉点的行动者持续通过反思性的“内部对话”对自身关切进行优先级排序，进而形成一种导向评价系统与生活方式重构的“终极关切”。以此为指引，“好学生”群体不再通过比较来获得认可，而是通过重新建构自我价值从既有结构和价值规范中“脱嵌”，最终成为“做自己”的“自由人”。

五、结论与讨论：未完成的超越

“好学生心态”作为当代中国大学生群体的典型社会心态，既是社会规训的产物，又是个人选择的结果。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往往受到时代与文化的共同塑造，近几年来中国社会涌现的关于“好学生心态”的讨论与反思并非偶然，而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的文化现象。在新旧体制转轨的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环境与发展境遇在大学生群体中形成了普遍焦虑的心态，引发了心态秩序的危机。因此，“好学生心态”的本质是现代性症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在地化显现，中国青年群体无法逃避对“好学生心态”的审视，正如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现代性的隐忧。

在晚期现代社会优绩主义和竞速文化的影响下，日益工具化的教育实践遮蔽了教育的解放属性，培养出大量“理性的工具人”，也将“好学生心态”泛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信条。追求卓越、获得认可一度是“好学生”群体的人生意义所在，如今却成为情境规则发生变化、制度承诺无法兑现后的“幻灭感”来源。随着工具理性在教育领域的不断扩张，向善向好、追求完美的积极心态被简化为效率至上的理性选择，个体的生命意义被附属于物质成就和功利计算，最终沦为现代社会的牺牲品。可以说，对“好学生心态”的反思不单单是揭示个体心态与教育问题的过程，更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洞察与摹画。

在本研究中，“好学生心态”的叙事折射出社会变迁中青年的心路历程，也揭示出个体洞察与改变结构的能力。虽然“虚假自我”由社会规训与理性选择共同铸造，但主体性的核心，即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只能依靠个体自身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发现和建构。与现代性的不懈探索相似，超越“好学生心态”注定是一场漫长的修行，迄今为止仍是一项尚未完成且亟待突破的课题。主体必须在反思的基础上通过自我与世界的持续对话，完成人生意义的寻回和主体性的重构。比斯塔认为教育的功能和目的包括资格化、社会化和主体化三个领域，其中“主体化”必须被给予优先地位，否则教育将会止步于灌输和控制。充斥着主流教育话语的“学习”和“发展”并不一定会带来主体性，反而可能是“自我客体化”的元凶。因此，足以支持学生超越“好学生心态”的好的教育需要将对学生主体性的关注置于核心位置，使学生既被教师教，又被真理教，在不断敞开其存在的无限可能的过程中达至主体性的不断完善，最终以成熟的方式存在于世界。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Rebellion of the Conformist: The Cycle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Good Student Mentality”— A Netnography Study

SunYuantao LvRui ZuYuxuan

Abstract: The image of the “good student” as an academically successful “conformist” appears to be an honor and accolade, yet it imposes a heavy psychological burden on the individual. Rooted in the virtual field of the Douban group “Victims of the Good Student Mentality”, this study employs the framework of the “The Three-Chord Theory of Agency” to reveal the cycle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good student mentality”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which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 the dark side of the “good student” halo. The “good student mentality” is both a product of social discipline and a result of personal choice. Cul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psychology constitute the relational structural background enabling the “reproduction” of this mentality. The failure of the “good student mentality”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interrupt” the cycle. “Good students” reclaim their relatively eclipsed subjectivity through Iteration, Projectivity, and Practical Evaluation. Transcending the “good student mentality” remains an unfinished and urgent task, requiring not only continuous dialogue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but also a critical reconsideration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Key words: good student; good student mentality; the conformist; the Three-Chord theory of agency; netnography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