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教育数字化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数字教育发展的价值与方向，也同时面向全球形塑了一个“负责任、有担当、谋共赢”的大国形象。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是作为“软实力”“品牌力”与“关系力”的理论耦合：作为逻辑起点，教育数字化是国家“软实力”的价值性内化；作为形象重构，教育数字化是国家形象“品牌力”的差异化外塑；作为联结枢纽，教育数字化是国家形象“关系力”的交往性互构。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中国方略是以“包容开放”作为国家形象“软实力”的价值内核，以“国家主导”作为国家形象“品牌力”的外塑载体与以“全球南方”作为国家形象“关系力”的交往倾向。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蝶变理路需要内修“软实力”,将国家战略理念与顶层设计互嵌；外塑“品牌力”,兼顾硬件设施与软件资源凸显“关系力”,加强区域联盟与协作平台融合。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国家形象；中国方略；实践理路；教育强国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教育数字化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的“外交新名片”,它不仅仅改变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模式，更是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国际教育数字化合作，向全球传递着一个“负责任、有担当、谋共赢”的大国教育形象。教育数字化是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能前沿技术，以教育个性化与智慧化为目标，旨在让教育系统实现拟人性精准决策。在全球化、信息化与科技化浪潮交织共生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形象的塑造不再仅依赖于政治、经济与军事等传统的“硬实力”,以文化、教育等为核心的“软实力”正在逐渐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支撑，日益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关键载体。例如，亚历山大·维温(Alexander Wiwin)提出了“软实力货币”(Soft Power Currency)概念，并把其提炼为三类：“善”(Benignity),即言语行为所释放的善意；“优”(Brilliance),即出色的能力；“美”(Beauty),即共同的价值观所产生的共鸣!。换言之，国家形象的构建实际上也是其国家软实力夯实与塑造的过程。教育数字化作为国家综合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对国家形象塑造发挥重要作用。

教育数字化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驱动力，对传统教学模式、课堂治理体系、教学资源配置与学习评价方式等进行系统性、全面性的深层次变革，超越传统“在线化”或“信息化”的工具性范畴，指向全域性、全要素性的智慧教育新范式。在教育数字化构建与传播过程中，国家形象的塑造植根于国际社会公众对某一国家相对稳定的综合性认知与评价，它是主体性建构与客体性映射的共识性公共产物，也植根于对其宏观教育战略、中观教育治理与微观教学行为的符号性意义凝练。

教育数字化与国家形象的构建存在逻辑性耦合。一个国家整体性形象的“自塑”源于国际社会对其综合性认识的“他塑”过程。传统上来说，国家形象的塑造通过外交、文化、艺术、媒体等途径进行传播与扩散，往往忽略了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教育数字化对国家国际形象的“深描”。教育数字化将前沿的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到全球教育教学改革之中，并渗透到世界各国教育体系变革之中，通过人工智能、智慧教育、深度学习、具身学习与虚拟实验室等多种多样的数字化教育形态，对世界各国教育思想、理念、内容、结构、体制、机制与系统产生了深刻、持续的广泛影响。

客观上，数字化的全球蔓延与急剧扩张加速了世界各国对其国家形象的重塑与解构。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关系来看,教育数字化正在重构全球知识生产秩序，国家形象的“再塑造”是其国家综合性权力“解构”与“再构建”的符号性缩影。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内部演化与外部扩散机制具有“黑箱”属性。通过国家顶层设计，构建教育数字资源体系与传播机制，打破地域空间壁垒阻滞，向全球提供优质教育数字资源，逐渐构建其国家作为全球公共数字教育产品的“生产者”与“提供者”的国际形象。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具有复杂性与过程性，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教育格局的解构与重构。例如，马修·伊斯汀(Matthew S．Fastin)与罗伯特·拉罗斯(Robert LaRose)认为数字鸿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全球性议题。世界高等教育正在从地缘国际化发展逐步转向“虚拟国际化”演进。胡鞍钢与周绍杰提出全球教育数字鸿沟正在逐渐扩大，深刻影响着全球贫富差距的产生与加剧。刘宝存与顾高燕提出全球教育数字化变革直接影响着世界教育发展的样态与格局。杨宗凯提出高等教育数字化加速了全球教育结构的深刻变革。吴砥等认为教育数字化对国际学生学习变革产生关键影响。

已有国内外研究围绕“数字鸿沟”、“虚拟国际化”以及教育数字化“引进来”与“走出去”等现象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与解读，更多从概念、现象、趋势等视阈讨论了教育、数字化、国际化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但尚未厘清教育数字化何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研究问题。我们如何理解、阐述与厘清教育数字化何以塑造国家形象？为此，本研究以教育数字化何以塑造国家形象为研究对象，系统地从理论分析框架视阈、中国方略与实践理路等几个重要维度开展研究，以期打开教育数字化建设如何塑造国家形象的“研究黑箱”，为中国高质量数字教育对外开放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何以塑造：作为软实力、品牌力与关系力的理论耦合

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是基于多元理论视阈，通过综合国际关系理论、传播学理论与国际社会学理论等，构建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软实力”“品牌力”与“关系力”。三力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作为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理论基础。教育数字化通过提升国家教育的综合性吸引力来塑造国家教育品牌的识别度与美誉度，并在全球教育共同体中逐渐构建中国教育数字化建设的权威力与影响力（如图1所示）（图1略）。

（一）逻辑起点：教育数字化作为国家形象“软实力”的价值性内化

技术赋能国家教育软实力是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逻辑起点。在教育数字化建设的语境下，国家形象“软实力”是指通过教育数字化价值、模式、标准与体系等构建与扩散来增强国家形象的吸引力、感召力与影响力。传统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构建往往基于历史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而教育数字化作为21世纪以来人类科学技术文明发展的高度凝结产物，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改革，将现代科技与教育教学紧密结合，实现了数字化赋能国家教育软实力的根本性变革。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 A．Peters）在（The Geopolitics of Postdigit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中提出，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时代下，教育已成为国家关键的“战略资产”，并且深深嵌入到技术民族主义议程和全球权力结构之中，成为国家教育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9。尼古拉斯·帕尔默（Nicholas Palmer）与哈尔莎·钱迪尔（Harsha Chandir）提出了“技术—全球理性”概念，并指出人工智能正在与全球化教育紧密结合，并通过技术赋能主权国家国际影响力与权威力的生成与构建。亚历山德拉·冈田（Alexandra Okada）等认为，教育数字化正在改变全球教育竞争力，提升国家教育人工智能竞争力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要素之一。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Andreas Schleicher）认为，教育数字化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正在逐渐改变全球教育治理格局。教育数字化建设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价值内核，正在重塑国家教育资源的全球竞争力战略结构。从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理论来看，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国际形象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其文化、政治与价值观等吸引力来影响他国，并实现自身国际影响力与权威性的构建。国家形象的构建本身也是软实力塑造的过程。一个强大、有担当、可敬、可爱、可信的国家形象塑造有利于其综合软实力的构建。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彰显国家综合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与隐性镜像。总而言之，技术赋能国家教育软实力是作为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逻辑起点，本质上是通过教育数字化变革实现了全球教育权力的隐性转移与重新配置，技术变革突破了其传统工具性价值，通过全球数字化变革正在重塑全球国家形象与定位。

（二）形象重构，教育数字化作为国家形象“品牌力”的差异化外塑

形象重构是教育数字化作为国家品牌力的差异化构建。在教育数字化建设情景下，国家“品牌力”是国家通过构建与优化其数字化教育体系，在全球教育市场中逐渐形成的认可度、信任度与美誉度。与偏重思想价值吸引力的国家“软实力”相比，国家“品牌力”更加聚焦于具体认知与选择偏好，关注世界各国对中国教育技术、模式或平台的知晓程度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供给的全球公共教育数字化产品的持续选择偏好与路径依赖等。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形象以“制造大国”为主，教育数字化通过打造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等多元数字项目与产品，构建“数字教育强国”的国家形象品牌，向世界展示与传播中国教育数字“技术向善”的国家品牌形象。国家教育数字化“品牌力”的差异化塑造是以夯实其信任性与可靠性为根本。从西蒙·安霍尔特（Simon Anholt）的国家品牌理论来看，国家可以视为“品牌”来进行管理和营销。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实际上是针对国际传播受众群体，包括国际组织、主权国家与教育机构等进行国际性品牌塑造的过程。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是以夯实国家品牌力为载体，通过向世界各国有效传播中国教育数字化的经验与案例，逐步构建具有品牌影响力与认同感的国家数字教育品牌形象。从国家品牌塑造理论来看，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实际上是对国家整体“品牌”意识与行为的再构建与再定义。品牌即形象，形象即品牌，二者存在辩证统一的内在关系联结，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是以教育数字化建设过程中生成的“教育品牌”作为产品，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数字教育影响力，与此同时逐渐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

（三）联结枢纽：教育数字化作为国家形象“关系力”的交往性互构

关系联结是教育数字化作为国家形象关系力的互动性构建。与国家“软实力”和“品牌力”相比，国家形象“关系力”更具操作性、实践性与互动性特征。它指的是国家通过教育数字化建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维护并深化与多元国家主体之间的网络联结，包括联结力、协作力与共创力。具体来讲，联结力是指国家教育数字化体系能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及教育机构进行平台交互的能力。“协作力”是指国家利用教育数字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立实质性数字化合作的能力。共创力是凝聚情感联结力，指通过数字化平台维持长期高频互动，建立信任与情感认同，共同创造与促进双边或多边国家教育数字化建设。教育数字化通过大规模在线“课程出海”、虚拟教研合作等多种数字化模式，构建“点对点”“面对面”的真实场域时空联结，让国家形象通过教育数字化直接面向世界展示，打破传统传播媒介的中介效应与晕染效应，让中国教育的国家形象在具体教育数字化教学实践中变得更加鲜活、立体、真实与信服，从而实现教育数字化对国家形象的积极塑造。

从本质上来看，“关系力”构建的最高境界是“认同力”的构建。中国通过持续向世界输出与传播中国数字教育的全球公共产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建设区域教育数字化平台，不仅构建了中国教育数字化的国家形象，同时也积极承担了全球教育治理的使命。这种基于“共情”与“互助”的关系力构建，是塑造中国教育形象的关键组成部分。从安德烈·齐甘科夫（Andrei P．Tsygankov）的国际关系社会学视阈来看，国际政治中的结构和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不是预先设定，而是通过共享的观念、文化和互动“建构”而来。因此，“关系力”的构建是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载体与根本旨意，国家形象的塑造本质上是构建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关系力”。

总而言之，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包括三个阶段，即内化阶段，构建其逻辑起点，将教育数字化建设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价值内核塑造；外塑阶段，聚焦形象重构，以教育数字化作为国家形象“品牌力”的差异化塑造；互构阶段，以教育数字化作为国家形象“关系力”的互动交往基点。通过“内化—外塑—互构”三个演化阶段，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是通过软实力赋予国家形象的价值深度，通过品牌力赋予国家形象的辨识度，通过关系力赋予国家形象的情感粘性。“软实力”“品牌力”与“关系力”的构建本质上是从国际关系、传播学与社会学等交叉理论视阈解析以教育数字化建设塑造国家国际形象的理论合理性与适切性。以教育数字化建设塑造国家国际形象的理论视阈凝结了多学科理论视角，从宏观、微观与中观三个不同视阈维度，探索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国际形象的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国际形象具有理论工具的耦合性，我们可以从多重理论视阈来厘清与分析教育数字化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内隐性关联与外显性联结。中国教育形象的塑造正在通过教育数字化作为“自我叙事”，向国际传播中国教育方案，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三、中国方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顶层布局

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中国方略是以“包容开放”作为国家形象“软实力”的价值内核，以“国家主导”作为国家形象“品牌力”的外塑载体与以“全球南方”作为国家形象“关系力”的交往倾向。国家主导体现了中国教育体制机制的结构优越性，立足国家宏观战略布局，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包容开放是以教育数字化建设塑造国家形象的价值导向与方向指引。“全球南方”是以教育数字化建设塑造国家形象的策略倾向与布局指引。

（一）以“包容开放”作为国家形象“软实力”的价值内核

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是以“包容开放”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价值内核与全球公共数字教育的供给者角色。“美美与共，各美其美”是包容开放的核心诠释，通过教育数字化价值、模式、标准与体系等构建与扩散来增强国家形象的吸引力、感召力与影响力。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是建立在包容与开放的国家形象构建基础上，中国作为全球数字教育公共产品的传播者与构建者，以高质量教育数字化建设回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与“发展之问”，以通过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国家态度与立场，向世界传播与推广中国教育数字化建设的成果、案例、模式与经验。例如，中国通过建立公益性、开放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国际版，向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与推广教育数字化建设的中国经验与方案，为世界各国提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全球公共数字教育公共产品。以“包容开放”的国际形象，向世界展示与推广中国教育数字成果与经验，致力于弥合全球教育数字鸿沟、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者是中国教育国际形象塑造的根本旨意。中国教育数字化建设旨在打破时空壁垒、弥合数字鸿沟，坚持数字正义，秉持“赋能人人”的全球教育数字化建设价值理念。消除数字鸿沟，促进教育公平始终是中国教育数字化建设的核心价值追求。通过一系列包容性、正义性、普惠性的教育数字化资源共享，积极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国际认同感，也客观上彰显了中国的全球责任和大国担当。

（二）以“国家主导”作为国家形象“品牌力”的外塑载体

以“国家主导”作为国家形象“品牌力”的外塑载体是民族国家积极发挥主体性与主导性，通过数字化教育政策、制度、模式与体系的构建，在全球教育竞争中逐渐构建国家形象的认可度、信任度与美誉度。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中国经验是以坚持国家主导的战略驱动，作为国家形象“品牌力”的外塑载体。从政策文本数量统计分布来看，国家级和省市级关于教育数字化政策文本颁布数量和发文频率较高。就政策文本颁布时间分布来看，2015年《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颁布以来，人工智能相关政策数量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到2023年达到顶峰，这一年国家部委、省市和高校三个层面共计发布42份人工智能强相关政策文件，占统计总量的27.3%。与此同时，中国将教育数字化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高度重视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政策引领与基层探索，积极关注教育数字化建设，通过制定与实施一系列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并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明确提出了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2025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推进高质量的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持续为教育数字化战略布局提供顶层设计的支撑。国家通过建设国家级智慧教育平台，引领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发展，着力整合各级各类教育数字化优质资源，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终身教育等全方位教育数字化资源配置。国家通过主导建设教育数字化大模型、开发智慧课程等展示了国家在科技前沿领域的战略驱动力量，塑造其教育现代化的国际大国形象。通过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国际版设置“AI试验场”，包括学生学习、教师学习、教育治理与科学研究等四大模块，为世界各国学生与教师提供前沿AI教育工具与教学资源。近些年，中国政府持续通过慕课、鲁班工坊等多种形式向“全球南方”国家输出优质教育数字化资源，有效地提高了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形象。中国积极推动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平台搭建，开设超过341门次全球融合式课程，设立10个全球融合式教育数字学习证书项目，全球学习者超过2540万人。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通过“慕课出海”作为国际教育品牌建设，助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推动教育数字化发展与改进，为柬埔寨、肯尼亚等13个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智慧教室与资源服务，让学生获得无差别、可获取的高质量教育数字化理念及课程。通过世界慕课平台传播与推广中国教育数字化经验与案例，凝聚共识，进而实现塑造具有可靠性、专业性、感召性与包容性的大国形象。以教育数字化建设塑造国家形象是以构建“领导力、负责任”的国际形象为支撑，作为全球数字教育改革标准与规则的“制定者”。中国政府积极塑造作为国际数字教育变革的标准与规则“制定者”与“建设者”角色，发起并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吸引全球超过115个国家与地区，包含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及领军企业的积极回应与参与。于2022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上向全球发布《无限的可能—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该报告作为世界上首份关于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报告，提出了中国教育数字化建设指数标准与监测指标，为全球教育数字化建设提供了中国标准与行动方案。与此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作为兼具领导力与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并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等前沿领域积极探索，并主动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等国际场合分享经验，展现“领导力、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三）以“全球南方”作为国家形象“关系力”的交往倾向

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另一个重要策略是以“全球南方”作为主要地缘坐标。以“全球南方”作为国家形象“关系力”的交往倾向是指国家通过教育数字化建设，与“全球南方”国家建立、维护并深化教育数字网络联结，并构建其教育数字交往的联结力、协作力与共创力。以中国—东盟数字教育联盟为例，向“全球南方”国家传播并输出数字教育技术与范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斯蒂芬尼娅·贾尼尼（Stefania Giannini）指出要弥合数字鸿沟，帮助非洲培养新一代的数字公民。英国皇家亚洲事务学会会员亚尼斯·贝尔（Yanis M．Bell）认为中国在全球教育数字化的贡献力与影响力巨大，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教育数字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与作用。为此，中国政府积极关注“全球南方”国家的教育数字化建设。在2025年南亚东南亚数字合作大会上，云南大学与西那瓦大学、中软国际签署了《数字产业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协助非洲国家建设数字教育实训基地，培养符合非洲国家产业需求的教育数字化人才。

总而言之，以“全球南方”作为国家数字化教育传播与推广的对象，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高质量、公益性的教育数字资源。以教育数字化建设塑造国家形象是坚持“合

作、共赢”的国际形象，积极扮演全球数字教育共同体的“召集者”角色。中国政府坚持“合作、共赢、共享、共建”的全球教育数字治理理念，积极有效地开展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建区域数字化教育国际合作联盟，通过教育数字资源输出、平台建设、课程构建等举措，致力于构建全球数字教育发展共同体，贡献中国教育数字化智慧。作为全球数字教育共同体的“召集者”角色，中国积极向世界展示其在教育数字化领域的先进实践与前沿探索，包括智慧课堂、AI教育等前沿教学模式，并将这些成果作为可供世界各国借鉴的“中国方案”，进一步塑造中国作为全球数字教育的“召集者”与“供给者”的角色定位。

四、中国实践：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蝶变理路

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蝶变之路落脚于具体行动与项目实践之中，并遵循了质变与量变的基本辩证规律。中国教育数字化的蝶变历程是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质变，也是从“构建者”到“共建者”的量变。质变与量变的双重交互为中国教育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充分的实践支撑力（如下页图2所示）（图2略）。

（一）内修“软实力”：国家战略理念与顶层设计相嵌

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作为内修“软实力”需要建立国家宏观战略布局与顶层设计，确定其总体方向与道路指引。所谓内修“软实力”是指将价值内化，将宏观教育数字化理念转化为日常教育价值理念与思想。软实力的核心在于价值观的持续性吸引力、感召力与影响力，是将国家宏观战略布局与顶层设计相嵌，化为师生可感、实践可及的普世性价值与凝聚性共识。将国家教育数字化顶层设计与教育强国战略规划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我国教育数字治理优势与效能，为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提供战略支撑与制度支持：一方面，国家通过发布国家级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计划与战略实施白皮书等，从宏观顶层设计上，明确将教育数字化作为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吸引力、促进世界教育公平和塑造国家国际形象的核心手段与关键抓手；另一方面，在国家宏观布局引领基础上，需要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上下联动，层级治理，部门响应，建立教育、工信、财政、科技等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协调布局响应机制，确保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协同作用与充分互补，形成以教育数字化建设塑造国家国际形象的“合力”。另外，在国家层面，也需要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数字教育标准体系、国际教育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法规，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数字治理，向世界各国展示一个“负责任、讲规则、有领导力”的大国形象。在数字化时代下，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通过构建“合规、安全、负责任”的教育数字治理实践路径，向国际社会塑造中国在数字文明时代“可信、可靠与可敬”的教育数字治理形象。

（二）外塑“品牌力”：硬件设施与软件资源兼顾

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也需要聚焦外塑“品牌力”，兼顾硬件设施与软件资源，以塑造“高效率、可靠性”的国家教育数字形象。在内修“软实力”的基础上，外塑“品牌力”是将内在教育数字化建设转化为国际社会可感知、可信任、愿选择的品牌力。这就需要教育数字化建设的硬件设施与软件资源双向兼顾：一是着力夯实硬件设施：建立国家形象的“硬名片”。硬件设施是国家教育数字化品牌力建设的物质载体与核心内容，是国家综合科技实力与基础设施水平的集中性体现，包括参与制定国际数字化标准与树立行业标杆案例等；二是关注软件资源建设，构建国家形象的“软名片”。软件资源是国家教育数字化品牌力建设的关键要素，包括教育数字化内容出海、数字教育平台互联与全球教育数字虚拟博览会等，构建全球数字知识的共鸣力，将高质量的在线课程通过多语言、多文化适配后向全球传播，持续更新前沿教育数字化资源，培养品牌认同力，展现中国教育品牌形象；三是构建协同效应，刚柔相济，内外融通，塑造国家形象的“组合名片”。硬件设施与软件资源协同作用，发挥教育数字化的最大效能与功用。

另外，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构建具有系统性特性，立足构建“国家—区域—学校”多层级“硬件+软件”资源组合拳，充分发挥其品牌力的综合性功能。具体来讲，需要实现全域教育数字化网络覆盖，针对全国学校，特别是偏远地区学校的高速互联网接入，消除数字鸿沟、致力于促进城乡、区域、校际之间的数字教育公平。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将“AI+”教育数字化建设理论深度融合到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进一步向世界各国推广“个性化+各适化+个体化”智慧课堂等数字教育品牌，向世界充分展示国家在教育数字化前沿核心领域和引领全球技术变革的综合竞争力。围绕数据驱动的教育数字化治理建设，我国需要进一步利用大数据进行“学情+教情”的综合数字化分析、全球教育决策和国际资源优化配置，展现国家教育数字化治理体系的科学化与精细化能力。通过虚拟数字教研室、元宇宙学习空间等前沿领域探索，占据未来全球教育数字化治理的国际话语权，进而塑造教育范式变革的全球领导者形象。

（三）凸显“关系力”：区域联盟与协作平台融合

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需要凸显“关系力”，融合区域联盟与协作平台，整合汇聚优质数字化教育教学课程资源，积极搭建全球教育数字化国际平台与媒介渠道，向全球展示中国优质数字教育教学资源和开放共享的教育国际形象。凸显“关系力”的关键在于将全球教育数字化合作转化为机制化、项目化的区域联盟与协作平台构建，实现从“点对点”“线对线”“面对面”到“网对网”协同交互的关系力转变：一是构建区域联盟，构建制度化的“关系力”。深化双边、多边教育数字化合作，加强“中国—东盟数字教育联盟”“中非智慧教育伙伴关系”等区域性联盟组织的协同性与互动性；二是精准对接差异化定位。根据不同区域教育数字化建设发展的切实诉求，因地制宜，赋予不同联盟的不同任务使命。例如，对东盟侧重职业技能培训平台联通，对非洲侧重基础教育资源共享，对中东侧重高等教育科研协同，建立差异性、结构化、灵活性的教育数字化协助共同体；三是建立常态化教育数字运营平台，设立常设秘书处，定期举办教育数字联盟内部部长级论坛、区域教师工作坊与全球专家学者峰会等，通过持续性、互动性的常设秘书处机制，逐渐形成稳定、持续的全球教育数字化建设“关系力共同体”；四是优化协作平台，构建教育数字化建设“工具箱”。系统建设教育数字资源交换的“云上枢纽”，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立全球“数字资源互换枢纽”与网络。构建针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师资的“智慧协作空间”，设立联盟内“虚拟教师数字教育培训云平台”或“全球数字教育联合实验室”，让联盟国专家围绕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性挑战与议题进行共同协同研发，强化区域联盟与协作平台的“关系力”。另外，基于全球教育数字化平台的传播与推广，需要进一步开放与研制特色性国际数字化教育资源，包括开发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传统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的数字化课程，以期向世界塑造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文明大国形象。另外，需要聚焦中国当代教育科技化品牌传播，进一步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推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科普课程，向世界展示一个“锐意进取、面向未来、勇于创新”的科技教育强国形象。总而言之，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实践理路是聚焦战略布局、顶层设计，基础设施建设与平台资源融合等关键维度，实现全链条、全方位的国家综合形象提升。

五、讨论与结语

毋庸置疑，教育数字化已经成为世界教育变革与改进的内源驱动力，正在以史无前例的趋势深刻地影响着全球教育治理格局，尤其对国家形象的构建具有历史性与战略性意义。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演变历程符合从“跟随者”到“领导者”的质变发展逻辑。中国在全球数字教育领域，已逐步实现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根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中国的排名从第24位跃升至第9位，位居世界前列32，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在国际教育话语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上海召开，并在本次大会上发表了《数字教育合作上海倡议》。该倡议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资源整合、应用拓展、集成创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与数字治理等关键要素发出中国倡议与主张，并获得了国际社会较高认可与积极反馈。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探索如何将数字教育嵌入知识生产与变革机制之中。中国数字化教育正在深刻影响着世界教育数字化变革与改进，通过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数字教育生态系统，中国正在积极发挥其数字化建设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特殊教育的创新优势，将中国教育数字化实践向世界传播，发挥中国数字教育治理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中国教育数字化建设与实践并非单向地向世界输出与传递知识或技术，而是强调构建“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全球教育数字共同体。例如，中国积极倡导并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已有来自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4个大学、国际教育组织、研究机构等加入该联盟。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的设立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教育数字化治理的“共建者”角色定位，中国教育国际形象的塑造通过教育数字化建设实现“数字教育走出去”，并实现由全球数字教育“构建者”向“共建者”的角色转变。总的来说，教育数字化建设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展示其“开放、包容、创新、引领、合作、共赢”的国家形象，通过将国内成功的教育数字化实践案例与有效经验转化为惠及全球的教育数字公共产品，促使中国以一种既自信又包容的蝶变形象向世界叙述“中国故事”。

教育数字化对世界教育治理格局、全球知识生态结构与人类文明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包容、开放”的国家形象塑造是中国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者”的价值定位；“领导力、负责任”的国家形象构建是中国作为全球教育数字标准与规则的“制定者”的行动坐标；“合作、共赢”的国家形象建立是中国作为数字教育共同体的“召集者”的使命担当。教育数字化通过全球性教育资源分配、国际文化传播和全球教育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家软实力夯实的重要载体与推动力，其背后也影射出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之间的“互构性”与“互动性”，也就是说通过技术吸引力提升对国家吸引力的增进，通过技术竞争力助推对国家影响力的夯实。纵观当今社会，教育数字化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重塑”世界各国的国际形象，它进一步明确了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工具理性，也将数字化教育与人文价值紧密相融合。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战略支点，它不仅仅关系着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更是作为有利媒介与桥梁，针对世界开展国家叙事、价值主张与发展模式的全球性互动对话。一个国家向世界展示的不仅是强大、高质量的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前沿技术创新力，更是其致力于弥合全球教育数字鸿沟，促进世界教育公平、推动全球教育包容性改进及赋能人的全面性发展的美好愿景。中国通过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全球传播与扩散，将优质的教育数字资源转化为全球共享性、普惠性的公共教育数字产品，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教育技术援助与支持，并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逐渐升华为具有“感召力、影响力、信任力与吸引力”大国形象。教育数字化战略所铸就的国家形象是一个“知行合一”的现代化国家形象，“包容、开放”是其国际形象塑造的基础，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是其价值定位，“领导力、负责任”是其国际形象构建的重要表征，作为全球教育数字标准与规则的制定者的行动坐标。“合作、共赢”是其国际形象建立的价值核心，作为数字教育共同体的“召集者”的使命担当。综上所述，以教育数字化塑造国家形象的中国方略与实践理路是中国践行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也是加快建成教育强国的重要载体。中国的教育数字化建设正在逐渐成为塑造中国教育强国形象的重要标识性名片，向世界传播中国数字教育的模式、经验，也在全球范围内形塑了一个“负责任、有担当、谋共赢”的大国形象。

（本文参考文献略）

Revisit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Educational Progress?

ZhangYan ChenWeifeng

Abstract: The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is gradu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means for China to showcase its national image to the world. It not only profoundly changes the value and direction of global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but also simultaneously shapes a “responsible, accountabl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image of a major country to the world. The shaping of a national image through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 theoretical coupling of “soft power”, “brand power”, and “relationship power”.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a country’s “soft power”; as the image reconstruction,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the differentiated external shaping of the national image’s “brand power”; as the connection hub,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the interactiv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image’s “relationship power”. The Chinese strategy for shaping a national image through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inclusive openness” as the value core of the national image’s “soft power”, “national leadership” as the external shaping carier of the national image’s “brand power”, and “global South” as the interaction tendency of the national image’s “relationship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for shaping a national image through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requires internalizing “soft power”, integrating national strategic concepts and top-level design;externalizing “brand power”, considering both hardware facilities and software resources, and highlighting “relationship power”, strengthening regionalallances and collaboration platforms integr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national image; Chinese strategy; practical approach;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初审：普清筠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