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对数字浪潮下的全球文明变局，世界各国将教育数字化上升为凝聚国家意志的战略行为，涌现出各具特色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主引领模式根植“自由数字秩序”全球战略，通过各级政府的协调串联构成多元主体行动网络，共同推动教育全领域数字化转型纵深发展。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合作共进模式意在凝聚欧洲共同价值，通过兼顾协同性与适应性的“开放协调法”进行国际动员，促进局部领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优势互补、共建共享。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敏捷响应模式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刚需，通过政府强力干预带动跨领域乃至全社会的应用动员与政策扩散，快速实现教与学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突破。我国应探索创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中国模式，以携手共筑“数字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愿景，重点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与人才自主培养的战略需求，不断加强社会动员与国际动员能力建设。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变革；自主引领；合作共进；敏捷响应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全球教育改革的热点议题，也是未来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世界各国正争先恐后投入教育数字化的革新进程，通过将数字技术全方位融入教育来完善教育体系和提升教育质量，增强国家的教育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制定教育数字化战略，将教育数字化上升为凝聚国家意志的战略行为，涌现出各具特色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模式。我国也积极响应全球数字化趋势，不断谋划教育数字化的战略布局。党的二十大报告多处强调要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建成全球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建立横纵贯通、协同服务的数字教育体系。面对数字浪潮下的全球文明变局，如何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已经成为我国深度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围绕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学界已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一是从国际比较视角解决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理论问题；二是针对世界主要国家、国际组织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方略的研究；三是针对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建设重点与共性趋势的研究。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有价值的结论，但对于教育数字化转型共性的聚焦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特性的失焦。世界各国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有何不同，又为何不同？只有跳出“教育”，从更广域视角来看待和分析不同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模式，才能更好把握趋同现象背后的异质特征。因此，本研究以国际比较的视野深入考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典型模式及其特征，以期把握当前国际教育数字化的战略趋势，为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一、分析框架

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教育议题，更反映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数字战略对教育系统的期待与要求。单从政治意愿来看，没有任何国家会甘心居于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仆从性地位，能否实现转型突围，还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数字化准备状态、数字化转型战略及其实施能力。

作为战略管理研究的经典流派之一，资源基础理论强调组织差异源于各自所占有的独特资源及其使用这些资源的能力。以杰伊·巴尼（Jay Barney）代表的学者构建了静态资源基础观，强调物力资本、组织资本、人力资本等稀缺性资源决定了组织系统的行为模式；以大卫·蒂斯（David Teece）为代表的学者创建了动态资源基础观，强调在内外部情境变动下，对新生资源的感知识别、转化应用、整合重构等能力塑造了组织系统的行为模式。静态资源基础观与动态资源基础观的结合打开了“资源—能力—行为”的过程黑箱，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模式划分提供了理论依据。

战略变革理论则为探究教育数字化转型模式提供了过程性的分析路径。战略变革理论强调，变革是组织系统为了保持内部条件与外部变化适配而打破传统惯性的战略行为，组织差异塑造了组织变革的行为特质。战略变革包括三个基本维度：一是变革情境，反映组织系统在特定情境下的目标愿景；二是变革内容，反映组织系统为实现变革目标而重点关注的实践领域；三是变革过程，反映组织系统在重点实践领域中采取的行为路径。组织系统的战略变革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伴随情境、内容与过程的不断变化而变化，是一种反复积累、持续重造的涌现性过程。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语境下，各国教育系统的战略变革并不是简单遵循某一固定路径，而是在动态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之中，经由资源识别、能力建构、行为调适的复杂适应过程不断涌现而来的结果。这种多主体参与、多层级互构的涌现性战略变革塑造了各国差异化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轨迹。正因如此，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战略变革理论确立起教育数字化转型模式的分析框架（详见图1）（图1略），从目标愿景、实践领域、变革路径三个维度剖析各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特征，进而归纳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自主引领模式、以欧盟为代表的合作共进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敏捷响应模式。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自主引领模式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自主引领模式是指国家通过系统规划与资源整合，主动应对数字技术冲击，全面推动教育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在资源禀赋上，适用该模式的国家大多拥有自主可控的数字化资源基础，具备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雄厚的财政资本以及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储备；在动态能力上，能将资源禀赋持续转化为竞争优势，拥有对技术迭代的敏锐感知、对多元资源的系统集成、对创新成果的快速转化以及对产业生态的有效治理等闭环能力；在战略行为上，能将教育数字化转型与国家战略发展深度绑定，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将多元主体纳入统一框架，形成公私协同的高效行动网络。当今世界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实现自主引领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美国是其中典型代表。

（一）植根全球战略的目标愿景

美国自二战后长期占据科技发展领先地位，但数字时代的到来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于2019年发布的《超越技术：发展中国家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在新技术应用上具有后发优势，一旦相关国家在前沿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将对全球格局造成极大冲击。在此背景下，美国意识到必须通过系统性变革来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美国202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其所面临的全球挑战与应对思路做出总体规划，其中“技术”超越“民主”成为排名第一的高频词汇，构筑起美国在未来“决定性十年”中的关键节点。在“霸权焦虑”的催动下，美国确立起数字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即对内塑造公私合作新方式，刺激关键领域的人力资本增长与技术应用创新；对外推行技术多边主义，通过“盟伴体系”与“技术遏制”构筑以美国为主导的数字生态。

美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愿景植根于全球发展战略，意在增强美国科技、教育、人才的国际竞争力。在国内层面，美国赋予教育数字化缓和社会矛盾、释放人才活力的重要使命，希望通过教育数字化推进教育公平、缩小数字鸿沟，借助技术赋能的优质教育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力，填补数字产业的岗位缺口，最终创建与数字文明相适配的社会形态。在国际层面，美国将教育数字化深度嵌入到数字战略全球布局之中，使其成为塑造数字规范标准、争夺数字话语权、维系国际数字霸权的重要工具。美国希望通过各类合作渠道发起教育数字化倡议、研制教育数字化报告、推广教育数字化方案，由此在教育数字化的话语传播与互动中融入美式价值，助力实现“自由数字秩序”。

凭借长期以来的资源储备与技术优势，美国不断探寻教育全领域数字化的可行道路。1996至2024年间，美国接连发布7份《国家教育技术规划》，内容逐步从“促进美国繁荣发展”等宏观表述向“推动教育技术应用公平”等中观表述以及“增强学生数字素养”等微观表述转变。在将战略理念融入教育数字化转型事务的过程中，美国逐步形成系统连贯的实践领域。

一是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及其规范体系建设。自1993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实施以来，美国大力推进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到21世纪初基本完成“所有学校都连接到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此后，美国接连发起“国家宽带计划”、“连接教育”倡议、“开放教育资源建设”以及“人工智能教育战略”，在推动教育数字化普及的同时不断加强前沿技术布局，逐步将数字基建提升至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在此过程中，美国配套建立起教育数字化规范体系。自2010年开始，美国重新审视数字时代的教育伦理安全问题，先后修订《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案》《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学生数字隐私和家长权利法》，为学生数字隐私保护提供立法保障。在此基础上，美国还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数字化集约标准，如“学校互操作框架”明确了跨系统采购教育设备、共享教育信息的对接流程，解决了不同机构教育设备规格不统一的问题；“改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框架”明确了网络风险度量与安全管理规范，为学校识别和应对校园网络风险提供参考依据；“通用教育数据标准”明确了各类型教育数据的分类标准与操作定义，帮助各方达成教育数据共同理解。

二是高素质数字人才队伍建设。美国长期关注数字人才培育，早在21世纪初就强调通过数字化学习让所有孩子随时随地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2010年代后又提出“引领美国学生走进数字时代”的口号，要求学校将优质教育技术引入课程体系，并以法案形式逐步要求各州将数字素养纳入学校考核。2024年《国家教育技术规划》再度强调，要将数字健康意识、安全意识、公民意识等整合进教育教学中，在学校与社会环境中发展学生数字素养。针对基础教育，美国将数字教育纳入K-12课程体系，从小学开始培养学生信息检索能力和数字公民意识，并在全美中小学组织“计算机科学教育周”、“编程一小时”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与数字技能。针对高等教育，美国教育部推动高校将数字素养融入各学科通识课程，重点支持高校在STEM、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发跨学科数字素养课程，并鼓励高校将数字技能纳入学分认证体系。针对职业教育，美国相继发布《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加强21世纪职业和技术教育法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在全美范围内持续扩大高技术含量、高数字增长行业领域的学徒制项目，以此确保教育同数字产业需求紧密结合。

三是教师数字化专业能力建设。以《国家教育技术规划》为引领，美国国际教育   技术协会先后制定了《ISTE面向全体教师的技术基础标准》《ISTE国家教师教育技术   标准和评价指标》，2017年颁布的《ISTE教育者标准：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员指南》列举了教师的7种角色定位，进一步明确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同时，美国积极为教师提   供多样化的职业发展机会，如发起“教师质量伙伴关系基金”与“准备未来教师计划”等公私资助项目，鼓励教师参加数字技术研讨培训，推广教师数字化教学案例；创建“数字徽章”与“微认证”等与教师职业晋升相挂钩的灵活学习机制，驱动教师自主提升数字素养。

四是教育数字化国际话语传播。美国将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数字化转型相结合，不断对外输出教育数字标准和技术规范，强化其教育技术主导权。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美国推动建立《跨境隐私规则》，要求盟友遵循美式数据认证标准，在“教育和培训等领域交流和分享有关数据、信息，提高公众数字意识”。与此同时，美国大力推广数字公民教育，定期发布数字公民教育报告和指南，将相关方案包装为全球“最佳实践”，通过“数字民主国家联盟”推行嵌入美式价值观的技术合作。在2021年召开的“全球民主峰会”上，美国提出《国际数字民主倡议》，要求盟友在教育技术合作中遵循美国的价值观和技术框架，呼吁各国采取行动提升青年一代的数字素养，加强数字公民教育。

（三）“纵横交错”的变革路径

在变革路径上，美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呈现出层级化政策传导、多元化主体协作的“纵横交错”特征。分权体制下，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战略规划与资金调配引领教育数字化整体方向，各州政府根据地方差异灵活调整，地方政府则进一步关照本土需求。以2022年“全民互联网”计划为例，联邦政府为该计划提供了450亿美元的经费预算，重点资助教育、经济、健康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承诺每个参与州都能获得至少1亿美元的基础拨款。计划实施期间，全美50个州与华盛顿特区均提交了参与申请。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在本州2020年“全民宽带行动”的基础上制定了《数字公平计划》，提出为加州所有学校、图书馆配备高性能计算机与优质网络连接，重点消除少数族裔、特殊障碍人群以及贫困人群的数字公平障碍。围绕数字公平计划目标，洛杉矶、旧金山等16个地方政府进一步制定了包括可负担设备采购、数字技能培训、合作伙伴关系以及社区接触推广等在内的本土行动方案。

“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教育改革”既是《美国教育改革法案》的规定，更是长久以来美国各界的共识。事实上，美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许多成果最初都由非官方力量推动。在师生数字素养上，无论是21世纪技能伙伴组织早期开发的《21世纪学习框架》，还是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牵头制定多版《国家教育技术标准》，亦或由高校教师带领团队研制的“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框架”“教师教育者信息素养标准”，相关进展总是由多方智识驱动，而后才在官方的认可与采纳中得以广泛应用。而在数字化教学变革实践中，以美国新媒体联盟、学校网络联盟等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着力开展前沿追踪，以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为代表的基金会组织积极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社区一级层面为数众多的非营利民间团体则在理念宣传与活动推广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此外，科技产业界更是支撑美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引擎。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公司数量稳步提升，全球疫情期间更是增量显著，2023年美国教育科技领域的新兴公司高达3000余家，占全球总数的34%。这些新兴公司与微软、谷歌、苹果等传统巨头共同组成科技集群，为美国各级各类学校数字化建设夯实技术基础。它们既是硬件产品的提供者，也是软件产品的开发者，还正日益成为数字教育内容的创造者、数字教学工具的设计者、通用解决方案的咨询者以及教育国际服务的输出者。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协调下，美国科技集群、研究院所、行业协会、团体联盟以及基金会等构成多元主体行动网络，共同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合作共进模式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合作共进模式是指国家以战略联盟为纽带进行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合作创建多国联动的教育数字化生态，进而形成“1加1大于2”的数字竞争力。在资源禀赋上，适用该模式的成员国大多具备一定程度的数字化基础，但尚不足以独立构建完整的教育数字化生态，因而需要借助联盟实现战略性的资源互补；在动态能力上，能通过超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将分散资源转化为整体优势，拥有制定共同议程的共识凝聚能力、弥合发展差距的资源配置能力、平衡多元诉求的利益整合能力以及对外形成统一立场的国际动员能力等；在战略行为上，能在集体共识引导下展开差异化实践，联盟遵循共同框架的同时根据本国发展需求确定重点领域，进而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行动格局。世界范围内的许多政治、经济联盟都涉及教育数字化合作，欧盟国家是其中典型代表。

（一）基于共同价值的目标愿景

作为区域性政治经济联合体，欧盟长期坚持“多元一体”原则，以经济一体化为突破口跻身至世界舞台前列。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欧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欧盟在数字经济增长方面表现乏力，国际大型科技公司的技术垄断与新兴国家的技术竞争带来数字建设成本高、技术标准难兼容、数字市场遭分割等问题。尽管欧盟于2000年和2010年提出以增强数字经济竞争力为导向的“里斯本战略”与“欧洲2020战略”，但均未取得预期成效。另一方面，欧盟内部经济异质性增强，保守主义与“疑欧主义”思潮抬头，2020年英国脱欧更进一步加剧了欧盟成员国对一体化前景的忧虑。在此背景下，欧盟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增进成员国福利、提振成员国信心的关键所在。2021年发布的《2030数字罗盘》对欧盟“数字十年”的发展战略做出系统规划，强调以“数字专业人才、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企业转型、数字公共服务”四大支柱重构欧洲社会契约、捍卫欧洲共同价值，共筑更加繁荣的数字未来。

教育数字化不仅是欧盟数字化战略中的基础工程，更是其突破现有瓶颈、维护欧洲共同价值的必由之路。沿袭对“多元一体”原则的追求，欧盟勾勒出以共同价值为核心的教育数字化发展愿景：一是重聚数字时代的欧洲共识，通过数字化转型彰显教育公平性，强化集体行动与共同价值。二是创建数字教育领域的欧洲范式，培养具有时代竞争力的欧洲数字公民，促进资本、人员、商品和服务等要素在欧盟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服务“单一市场”在数字领域的延伸。三是拓展教育数字化伙伴关系，对内推进成员国教育系统互联互通，对外加快数字教育标准与技术规范输出，以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合作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凸显欧洲数字主权。

（二）和而不同的实践领域

欧盟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同样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1996年的《信息社会的学习》到2000年的《里斯本战略》，欧盟早期是从数字技术助力知识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教育变革的。直到2010年，“欧洲2020战略”的提出将教育数字化提上欧盟区域发展议程。法国、爱尔兰、比利时等先后发布专项政策，使教育数字化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2018年，欧盟制定《2018-2020年数字教育行动计划》，标志着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一项区域性战略得到广泛认同。面对全球疫情带来的教育冲击，欧盟于2020年重新发布《2021-2027年数字教育行动计划》，提出“促进高绩效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发展”与“提高数字技能与能力以实现数字化转型”两大战略优先事项及12项具体行动，系统设计欧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方针路线。

欧盟教育数字化转型重点关注五个领域。一是教育数字化基建，欧盟持续提升校园网络的覆盖性与数字设备的连通性，丰富数字教育资源的普惠供给，缩小不同成员国、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二是数字化人才培养，欧盟2013-2022年间接连更新四版《欧洲公民数字能力框架》，提出欧洲公民应具备五个领域的21种数字能力；同时发布《欧盟教师数字能力框架》及其配套工具，明确教师应具备六大能力域的22项数字能力。三是数字化学习评估，面向学习者、教育者、管理者等群体，欧盟积极开发自我评估、三方评估、大数据评估的数字工具，同时建立“欧洲数字技能证书”制度，为跨国学习、求职与就业提供统一依据。四是教育数字化安全规制，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与《欧盟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条例》分别对个体数据权利、机构与平台的数据责任做出规定，《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使用人工智能和数据的伦理准则》、《数字服务法》等细化规定则构建起兼顾防御性与传播性的教育数字化规制体系。五是教育数字化多层级合作，欧盟在组内和组间层面加强教育数字化政策引导，以资金配置破除成员国的数字合作壁垒；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加大教育援助、技术支持与发展合作力度，重点提高自身在非洲、加勒比与太平洋等地区的数字话语权。

一系列政策法规反映出欧盟围绕教育数字化所形成的集体共识，但各成员国间始终存在发展水平不均的问题。2022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报告显示，27个成员国在人力资本、互联互通、技术集成、公共服务四个维度的数字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在综合指数平均值为52.28的情况下，芬兰、丹麦、荷兰、瑞典以近70的综合指数排名前四，而排名垫底的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三国综合指数均低于40。正因为这种发展差距，欧盟成员国的教育数字化表现出和而不同的特征。

以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欧盟国家均关注数字基建，但根据自身数字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国所采取的实践举措也有所不同。其中，数字化程度相对落后的国家仍在推动校园计算机、互联网、个人终端等设备普及。作为欧盟数字经济与社会综合指数排名垫底的国家，罗马尼亚2019年全国近5800所学校的300万师生共配备有38万台计算机，中小学校、高等学校仅有6.7%和19%的计算机连接至互联网。对此，2020年《罗马尼亚教育数字化战略》提出多个专项计划，例如“校园Wi-Fi项目”致力为4500所中学配备无线设备与免费网络接入，“数字代金券计划”致力为弱势学生群体购置便携式教育设备。

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则在积极维护和更新现有设施，逐步开启对未来尖端数字基建的超前布局。芬兰在全球数字化建设中身处领先位置，尤其在校园网络覆盖、教育信息通信等方面常年列居世界首位。在实现全域数字接入的基础上，芬兰正寻求6G网络、量子计算、微电子、空间卫星等关键技术突破，参与推进横跨三大洲及北极地区的海底电缆建设。2023年发布的《2027年数字化教育与培训政策》提出，芬兰未来将以“塑造数字教育完整生态、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力”为重点，在教育数字基建与数字服务中引入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与第三部门，共同开发能够有效满足师生个性化需求的数字环境；同时配合欧盟伙伴的教育数字基建行动，加快融入“欧洲可互操作框架”等规范条例。

（三）“开放协调”的变革路径

欧盟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的合作共进特征，是全体成员国通过凝聚共识、资源调配、能力互补等方式实现整体跃升的集体行动过程。这种合作共进模式需要特殊的制度安排，既要构建集体共同承认和遵循的行动框架，又要考虑不同国家的现实差异与利益诉求，采用说服和激励的“软方法”引导各国走上联合之路。对此，欧盟各国将“开放协调”的组织方法运用到教育数字化转型之中，形成兼顾协同性与适应性的变革路径。

“欧洲数字十年”倡议为欧盟各国提供了统一行动框架。在愿景锚定上，欧盟各国达成“在技术变革中捍卫欧洲共同价值，共筑以人为本、可持续且更加繁荣的数字未来”的合作目标。在基准设定上，欧盟各国将数字技能、数字基建、数字企业、数字公共服务作为“欧洲数字十年”的建设基准，确保数字化转型使欧洲所有人受益。在战略对接上，欧盟各国需以共同目标为导向、共同基准为依据制定本国数字战略，详细说明数字十年的国家发展路线、政策措施、关键节点以及预期成果，以此顺畅双边、多边以及联盟层面的合作渠道。在监测评估上，欧盟各国共同成立“数字监管本地工作小组”，对所在国数字化实践状况进行跟踪调查，每年定期颁布《数字十年实施与展望》报告，评估各项基准的建设成果，同时根据政策变化与技术更新的趋向提出未来预测与调整建议。

遵循统一的行动框架，欧盟各国通过开放协调机制推动教育数字化合作。一方面，欧盟利用公共资金池协调资本杠杆，满足成员国教育数字化的本土需求。欧盟2021年初成立的“复苏与复原力基金”借助资本市场债券筹集公共资金，为成员国综合改革提供无偿赠款与低息贷款，截至2024年10月已为欧盟各国提供超过65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其中数字化领域的交付资金约占总额的25%。这笔经费主要向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等数字化程度相对落后的国家倾斜，直接用于数字技能与教育的交付资金达到283亿欧元。

另一方面，欧盟搭建起各类带有准入条件的合作平台，通过“集体发起—选择参与”协调数字资源分配。欧盟2021年规定跨国合作项目需由三个及以上成员国发起，其他成员国或欧盟实体选择是否参与。参与者需按约提供技术、人力或资金支持，以提升各方在关键技术、互补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在这种资源协调机制之下，欧盟内部迅速形成一系列教育数字化合作的伙伴团体，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四国创建的职业教育“学徒互联网络”，参与者众多的“数字技能与就业联盟”和“欧洲数字创新联盟”等。这些伙伴关系有效弥补了欧盟部分国家的数字资源短缺状况，同时为领先国家开辟了教育技术、产品与服务的输出空间。

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敏捷响应模式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敏捷响应模式是指国家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通过灵活的政策调适与高效的组织执行迅速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进而增强教育系统的战略韧性。在资源禀赋上，适用该模式的国家大多不具备完整的核心技术体系或庞大的财政投入，但在个别关键领域占有相对优势；在动态能力上，能凭借既有资源实现对不确定因素的有效应对，拥有对环境变化的敏锐感知、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对政策安排的快速调整能力等；在战略行为上，能以现实问题为中心进行试点探索、效果评估与动态修正，通过组织统筹与社会动员共同应对内外部挑战。面对数字浪潮之下的世界文明变局，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迈向敏捷响应式的教育数字化转型之路，新加坡是其中典型代表。

（一）面向经济社会刚需的目标愿景

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稀缺、人口规模有限的城邦型国家，新加坡一度凭借其领先的科研制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位居全球竞争力排行前列。进入数字时代，新加坡捕捉到以数字技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机会，于2006年发布《智能国家2015计划》，并在2014年升级为《智慧国家2025计划》，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数字安全四大支柱着手建立“驾驭数字技术变革浪潮的智慧型国家”。然而，2018年以来世界经济下行、全球通货膨胀、大国贸易摩擦导致国际需求严重萎缩，为新加坡高度外向型经济带来衰退风险。与此同时，新加坡人口接连出现负增长，社会老龄化趋势加剧，失业率从2015年的1.9%增至2020年的3.0%。为应对内外部挑战，新加坡迅速调整数字化战略，提出创建值得公民信任、帮助公民成长、促进公民团结的“智慧国家2.0”愿景。

新加坡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服务于智慧国家建设，具有风险缓冲与机遇捕捉的双重属性。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挑战，新加坡希望通过数字技术打造韧性教育生态。

具体而言，一是提升新加坡公民对数字技术的适应性与信任度，保障社会资源的安全高效流通，为智慧国家的数字治理奠定基础；二是提高新加坡数字社会的包容性与凝聚力，促进多元文化认同与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三是优化本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在刺激数字经济的同时深化多方合作，加快抢占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高端位置。

（二）相对聚焦的实践领域

相较于其他国家，新加坡的教育数字化转型主要聚焦教学领域。1997-2019年间，新加坡教育部按照五年一更新的频率先后发布四版《教育信息通信技术总体规划》，以建设“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为引领，重点打造以学生为中心、支持随时随地学习的数字教育环境，培养面向未来、负责任的数字公民。2020年，新加坡教育部将敏捷法应用于教育数字化项目管理之中，以“滚动更新”的动态框架替代周期性框架，确保教育数字化的前瞻性和灵活性。在此基础上，新加坡于2023年再度推出《“技术转型教育”2030年总体规划》，强调从学生、教师、学校、系统四个维度发挥数字技术潜力，通过技术赋能的教学为技术变革的世界做准备。两份规划是新加坡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做出迅速反应的成果，同时也指明了新时期新加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点方向。

一是创建灵活智能的数字教育环境。新加坡提出“数字技术教育生态需保持高适应性”，强调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是一个长期适应的过程，必须兼顾传统与新型、硬件与软件、存量与增量、线上与线下、校内与校外等多方面的数字基建。从早期以设备普及、网络覆盖为核心的混合学习空间，到支持泛在交互的无缝学习空间，再到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自适应学习空间，新加坡不断开发新资源、新平台和新应用，为全体师生提供低成本、个性化的数字服务，实现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精准适配。

二是分类研制数字化学习框架。新加坡早期发布的《21世纪能力和学生成果框架》从核心价值观、社会情感能力、21世纪新兴能力三方面确立起“为生活而学习”的能力素养框架，但并未对数字能力进行详细界定。为帮助下一代更好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新加坡相继将“新加坡数字公民”、“数字赋能的21世纪学习者”等概念引入21世纪能力框架之中。针对学生群体，新加坡于2020年发起“国家数字素养计划”，构建起包括“查找、思考、应用、创造”四个部分以及“数字安全与保障、数字责任、数字知识更新、计算思维、数字信息管理、数字交流与协作、数据能力、设备与软件操作、编程与编码”九项技能在内的数字素养框架。针对国家公民，新加坡提出数字化终身学习的指导框架，从“知道什么是以及如何使用数字技术”与“形成对数字技术的辨识与批判能力”两个层面提出信息管理、数字沟通、数字交易三大基本数字技能。

三是持续提升教育者数字化专业能力。新加坡将数字时代教师的理想角色定位为技术娴熟的合作学习设计者、贡献者和创新者，重视职前培训与在职发展中的教育技术实践。一方面，新加坡于2020年发起“教育工作者计划”，提出以“建构一致性、学习经验、主动学习过程、技术关键应用”四大要素为核心的电子教学法，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数字化教学实践脚手架。另一方面，新加坡教育部与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展开合作，将教育者数字素养融入“教育领袖计划”、“管理者领袖计划”等传统培训项目，强化学校领导者对数字技能的理解判断与实际应用能力。

（三）“轴辐联动”的变革路径

新加坡治国方略的一大特色是抓住国家权力而下放社会权力，以“小政府”的形式、“好政府”的方法履行“强政府”的职能。面对有限资源与快速转型之间的高度复杂性，新加坡政府不断整合行政团队、加强政策干预，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表现出“轴辐联动”特征，即以国家政府为核心中轴连接多个分支辐条，通过政府先行、学校跟进、企业共建、全民参与的扩散式路径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从2017年组建总领智慧国家建设的“智慧国家与数字政府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到2023年由“工作小组”、通信与信息部合并而成的“数字与信息部”，新加坡政府不断推动多个职能部门及其下属司局的行政重组，集中数字化发展力量。在此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先后制定《数字化准备蓝图》《数字政府蓝图》《新加坡网络安全战略》《新加坡数字连接蓝图》《新加坡数字企业蓝图》等纲领性文件，对新加坡智慧国家建设进行系统布局，从不同角度提出教育数字化服务智慧国家建设的具体路径。

在强力的政策引导下，新加坡政府与多元主体展开合作，形成教育数字化的敏捷响应网络。第一，新加坡政府牵头打造数字教育资源的集成平台，并着力提供师生教学所需的数字工具，如新加坡教育部与“工作小组”合力开发的“学生学习空间”平台；学校方则主动加强数字课程建设，针对性调整人才培养的规格与导向。第二，新加坡政府紧密联系数字经济中最活跃也最松散的基层主体，通过数字化教育项目委托、产品优惠、服务外包等方式为境内中小企业提供经验积累与发展技术的机会；企业方则根据市场需求积极反馈数字化人才需求，同时提供新兴技术领域产教融合的实践基地。第三，新加坡政府积极构建全民参与的教育数字化生态，一方面提出“将数字技术作为终身追求来丰富个人生活”的包容性数字社会方案，另一方面不断开辟社会公众参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渠道，通过创设“教育部伙伴参与办公室”及其社区办事处、“家长门户”数字平台等激发全民参与资政议政与监督反馈的活力。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面对数字浪潮下的全球文明变局，世界各国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动态能力采取相应战略行动，在趋同表象下形成了异质性的转型模式。首先，美国之所以形成自主引领模式，源于其具有完备的资源禀赋与动态能力。在目标愿景上，长期积累的技术霸权与制度性话语权使美国将教育数字化深度嵌入“自由数字秩序”的全球战略之中，意图不断巩固人才与科技优势，最终打造以美国为引领的新自由主义数字秩序。在实践领域上，丰富的科技人才储备与雄厚的产业资本支撑美国着力打造覆盖教育全领域的数字化闭环生态，通过制定全球通行的数字标准、输出教育数字化最佳实践等方式培育认同美式价值的“全球数字公民”。在变革路径上，地方分权与社会协同的治理结构使美国能够高效串联各级政府、科技集群、研究院所、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进而在公私协同的行动网络中共同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

其次，欧盟之所以形成合作共进模式，源于单体国家的资源禀赋与动态能力有所欠缺，需借助超国家层面的协调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在目标愿景上，成员国主权独立但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现实格局使欧盟偏向“数字保护主义”，希望将欧洲共同价值、制度以及行动规范植入教育数字化转型之中，建立内部互通的数字单一市场，提升联合体的国际竞争力。在实践领域上，各成员国在技术研发、财政投入、人力资本等方面的互补性驱动其合力推进特定领域的教育数字化，通过数字集约与人才培养的统一框架培育“欧洲数字公民”，在弥合国家差距的同时促进区域数字一体化。在变革路径上，超国家层面的开放协调方法与利益平衡机制使欧盟能够有效开展国际动员，通过基准设定、战略对接与监测评估确保集体行动的一致性，进而在兼顾自主性与适应性的情况下实现合作共进。

最后，新加坡之所以形成敏捷响应模式，源于城市国家的资源禀赋先天受限，需依靠灵活决策与高效执行能力增强自身韧性。在目标愿景上，体量小、资源少、外部依赖度高的基本国情使新加坡实行“国家发展主义”战略，希望以灵活高效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破除经济社会发展制约、抢占未来教育高地，提高自身在国际数字竞争与合作中的制衡能力。在实践领域上，新加坡在有限条件下聚焦教育环境、学生学习、教师教学等业务流程与要素的创新优化，以此培育“新加坡数字公民”和服务智慧国家建设。在变革路径上，新加坡以“小政府”的形式履行“强政府”职能，通过强力的政策干预密切联系各级各类学校、基层中小型企业以及公民大众，进而带动教育数字化的全社会扩散。

（二）研究启示

世界各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正在持续加快，我国要想在这场全球性变革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明确自身的资源短板与潜在优势，探索创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中国模式。

一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朝兼容开放、公正向善的方向发展，与各方伙伴携手共筑“数字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愿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目标不同，我国既不图谋世界霸权地位，也不追求国际经济领地扩张，而是以教育数字化回应人民群众的核心关切，在破解自身内外部发展困境的同时带动他国共同发展。因此，我国数字教育转型需凸显共同发展的战略定位，以尊重主权平等、坚持国际道义、完善治理通约为理念支柱抵制数字霸权和弥合数字鸿沟。在数字时代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意蕴，突破传统意义上亲缘、地缘、种族以及文化的有限性，以包容互助、共建共享的教育数字化合作助力构建数字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是统筹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全局，重点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与人才自主培养的战略需求。我国教育数字化整体起步较晚，当下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我国具有齐备的数据类型、丰富的应用场景、完整的数字产业链条以及巨大的数字市场体系，这为我国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奠定了现实基础。对此，我国应在转型过程中处理好均衡发展与聚焦突破、规模增量与供需匹配两对核心关系，系统规划教育数字化远景蓝图。聚焦科技自立自强与人才自主培养，以适度超前的数字教育新基建开辟教育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交互通道，以知识内容、学习方式、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创新重构教育数字化核心生态，将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衔接融入数字经济发展浪潮。

三是加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社会动员与国际动员能力建设。政策引导在全球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作用非常显著，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长期稳定的领导核心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制度形成了超凡的社会动员力。因此，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既要坚持国家宏观政策引导，又要激活多元主体的能动性，强化学校作为培育数字化人才的主阵地作用，积极鼓励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投入，推动形成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教育数字化应用创新。在国际交流方面，我国要保持战略稳定，不断深化与世界发达国家、国际组织的数字教育合作，在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数字化改革方案；又要寻求全球教育数字化的最大公约数，制定符合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教育数字化标准规范，加强教育领域重要数字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在合作中开展良性竞争、在竞争中开辟合作空间，同世界各国一起迈向更加繁荣开放的教育数字化涌现性变革。

（本文参考文献略）

Towards Emergent Strategic Changes: Three Typical Models of Glob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Gou Minghan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changes under the digital wav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elevated the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to a strategic behavior, forming distinct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odels of education. The Autonomous Leadership Model represented by the U.S. is rooted in the global strategy of “free digital order”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and connection of decentralized governments, the U.S. forms an action network to joi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all fields of education. The Cooperative Progress Model represented by EU countries aims to condense common European values, promoting the co-construction and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through the “open and coordinated method”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synergy and adaptability. The Agile Response Model represented by Singapore is oriented to the rigid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stro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t drives cross-domain mobilization, and achieves breakthrough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quickly. By contrast, China needs to explore the Chinese model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adopt the vision of “digit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ocus on serving the strategic need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independent talent cultivatio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zation capabilities.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strategic change; autonomous leadership; cooperative progress; agile response

初审：普清筠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