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倡导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推进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而教师教育问题需要从国情、文化和伦理多角度加以审视。教育家精神提供了教师教育领域的正确价值导向，不仅从理论上解答了中国当前教师教育发展的价值困惑，而且体现了中华师道哲学的精神指引。师道哲学贴近理想人格，切合德智伦常，其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对富有中国气息的教师教育观与方法论的集中阐释。教育家精神所体现的教师发展追求与师道哲学相通，师道哲学是教育家精神的文化传统基因，教育家精神是师道哲学在当代的复归与发展，教育家精神的提出带动师道哲学重焕往日荣光。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师道；师道哲学；教师教育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教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而教师则是教育接续稳步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促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虽然拥有几千年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但在国家和社会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市场经济和科技浪潮的冲刷后，教育行业环境并不乐观，教师职业地位日益窘迫。市场经济与功利主义侵蚀教师的尊严地位，信息网络与智能技术消解教师的存在价值，复杂的社会背景与多元文化重构教师的准入门槛，现在的“教师”与以前的“师者”的含义已有所不同，师道哲学日渐式微的现象堪忧。
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写道：“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他们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展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教育家精神的提出是对当下教师处境问题的回应，也是对新时代建设高质量现代化教师队伍的指引，更是应对“第二个结合”所做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指导。“第二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强调中国教育现代化重视传统基因，并把发掘中华优秀教育传统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既强调教育家精神要接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国特有的文化属性，又强调对教育家精神内涵的把握要具有中国特色；既回答了师者“为何”的内涵与价值，也指明了师者“何为”的方向与对策，是师道哲学内核精神的高度概括和抽象凝练。师道哲学是教育家精神的文化传统基因，教育家精神是师道哲学在当代的复归与发展，以师道哲学观照教育家精神是研究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视角。
一、师道哲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渊源流淌
教育家精神与师道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师道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产物。师道哲学的概念可上溯至道家学派和儒家学派。道家提出的“以道为师”的观念与儒家主张的“为师之道”，为师道哲学奠定了文化基础。回溯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寻其中的师道哲学意蕴，可以为当今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传统智慧。
（一）师道哲学贴近理想人格
关于“人”的问题的探讨始终是哲学的核心与焦点，教育学科更是如此。我国历史上虽然缺乏对师道哲学的系统性和专门性阐述，但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与教育家们都有自己对理想人格和教师观的独到见解。思想家和教育家追求理想人格，并希望教育者继承和发扬这样的理想人格，既要为师为范，在思想和行动上合乎理想人格样态，还要授业解惑，培育出具有理想人格的学生。
道家法自然。老子以婴儿比之圣人及有修养之人，“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婴儿犹如纯净无瑕的完美之形，圣人治天下，因而老子再寄望于天下人，“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人如婴儿般自由自然地发展，就是无为而见道的最好方式。
庄子则称理想人格为“逍遥”，这属于心性的宁静淡泊与精神的自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洒脱与自得。“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在庄子看来，精神上的解脱才是大道所归，能够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则人无入而不自得，最终“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到达逍遥的彼岸，也实现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道家追随理想人格的教育目的观，从始至终都坚定不移地贯彻着自然“无为”的思想，普通人以“无为”为人格追求，师者则当以“无为”为教育追求。儒家也多有关于理想人格的陈述，最有代表性的当是“万世师表”孔子的言说。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表征，论证理想人格为君子、贤人和圣人。“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是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自身要具备许多特征与要求，包括“君子贵人而贱己”、“君子喻于义”、“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等等。“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君子之上有“贤人”与“圣人”，“圣人”位于五仪之最，它是孔子心中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从君子到贤人再到圣人，标志着孔子心目中臻于完美的理想人格的发展路向。
孟子沿续孔子的君子思维，提出了“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范式。“人皆可以为尧舜”，作为性善论的代表人物，孟子坚持普通人只要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善端，就可以达到圣人之境，成就自己的理想人格，也就是“大丈夫”。关于大丈夫的描述，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明确界定了大丈夫作为理想人格应该拥有的品德，在大丈夫的设定中内含了知情意行四方面的具体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实践性。
相比道家而言，儒家关于理想人格的言说更为丰富与完整，其教育理念也更为明确清晰。儒家的理想人格离不开“君子”之道，尽管关于君子的内涵与外延随着历史洪流不断地更新迭代，儒家始终认定道德为先、德才兼备的君子是个体和国家应当追求的教育目标。有别于道家理想人格的抽象，儒家的“君子”是真实化、具体化的形象，是普通人努力追求可以达到的现实目标，同时也是个体成为师者的前置条件。儒家的理想人格观与师道观环环相扣、联系紧密。
后世发展的理想人格观与师道观大多延续了道家和儒家的言说，强调修心与修德结合，成人与成智兼具。汉代董仲舒认为，“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是人的最高境界，也是众人追求的理想人格，需要教化才能达到。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再次肯定了“师”和“教”对成人、成智的作用，将师道追求明确定位在“明师”之上。
唐代韩愈则在其道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系统的师道观。韩愈的师道是为针砭时弊、抗颜为师而提出的，因此更具真实性和现实意义。韩愈言“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人既有惑，则需师者引导而解，而有何种困惑就去寻善于此道的老师，是故“圣人无常师”。从师而后得学，得学而后循道，而“从容中道，圣人也”，得道与践道是理想人格的必备标准。同时韩愈还说“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道是最高法则，是基本精神。师者为传道之人，得其道的同时也身负传道的责任，即道为师存，师为道续。
（二）师道哲学切合德智伦常
知道前进方向是一回事，知道如何到达目的地则是另一回事。理想人格阐述了教师的理想样貌，而师道要求则提供了一种框架和原则，告诉教师如何成为那个最好的人，这也是师道哲学中面向更广阔、细节更全面的一个研究路向。在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思想家们几乎都同时身兼教师身份，从道德品行到处世理念，思想家们通过为师的路径传扬自己的思想主张，也在为师的践行中完善丰富自己的思想主张。从前文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师者需要拥有极高层次的理想人格，师者同时是得道者和育人者，既具有完整的个人思想体系，也拥有强烈的社会身份属性，因此我们可以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探讨师道要求。
从个体角度而言，师道要求可以概括为“德智”二字，包括为师的条件和职责。“德”即德性，其中德为道德，性为品性。“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德是性的来源，性是德的体现。一方面，“德”是首要也是最为核心的为人要求和教育观点，师者首先在道德品行上有所要求。身具道德是师者的先验义务，“以为苟无其德，宁虚其位，以待后之学者，不可使师道自我而坏也”。即使是最普通的师者，都应具备良好的德行和中等偏上的修养。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朱熹对此解释为“况上文先云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师者身上的道德是内在的、自洽的，是外在的行为规范被师者由衷地吸收接纳后形成的自律自我。另一方面，“性”内化是人最本质的精神内核，外化则是为人所有的行动逻辑，拥有高尚的“性”的师者才能够充分发挥师者角色的示范作用。“师者，人之模范也。”师者表率形象的感染力能够直达学生的内心，一言一行皆是学生模仿的对象，师者身负先觉觉后觉的职责。“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师者的教导从来都不局限于言语施教，上行下效才是德育最有效的途径，以身作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智”即智慧，智为知识，慧为机智。关于智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方面，“智”是师者之所以能为师的基础，师者首先需要拥有足够的学识与见识来支撑为师之道。韩愈《师说》开篇便言明，“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播知识道理、授受学业技能、解答疑惑是师者最基础的任务。“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师者博学以文、穷理致知，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也知其所当然，在自身专业知识上的掌控和擅长是师者通达师道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慧”是师者践行师道的精兵利器，缺少“慧”的师者只能算作匠人，拥有“慧”的师者才能在师道实践中游刃有余。一来，师者的“慧”体现在他的因材施教上，正所谓“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把知识学问传授给学生固然是师者的职责，只会刻板传播学问的“经师”却并不能说是合格的或是良善的师者。二来，师者的“慧”还体现在他的教亦多术上，“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教育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只用一种必定无法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对象适用的教育手段显然是不同的。
从社会角度而言，师道要求可以概括为“伦常”二字，主要指师者的使命担当。伦常在师道领域中有多重表现形式，与国家振兴有关的抱负属于师道伦常，与社会发展有关的责任属于师道伦常，考虑他人的利益也属于师道伦常。伦常最核心的特征在于“关系”，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伦常是由众人意识建构或约定的伦理与伦常理性存在，天然带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点。而在教育领域中，尤其是师道领域中，伦常即代表着师者这个“人”的关系性道德伦理。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来讲，师道伦常首先表现为师者的有教无类理念，“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无弃人、无弃物，接纳每一个求学者，让所有人都能接受教育，有教无类的思想是师者对他人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伦常要求，同时也是最高的要求。师者努力追求有教无类的理想化状态，才能够“泛爱众，而亲仁”，在修炼师道的过程中也提升自己的道。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讲，师道伦常体现在文明传承与政统维系两个方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师道与君道是高度重合的。因为师统的开创源于政统需要。“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师道立，继而帮助君道以维持广泛而实际的影响力。师道文化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古代大多数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教育家，文法哲学同时也是为师哲学，人道、政道、学道同时也属于师道。“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中华师道与中华文化互相成就、互相维系，中华文明在师道默守的规则和体系中得以发展并绵延不绝。
（三）师道哲学体现传统文化
教育哲学作为一种应用哲学，是在社会生活检验下对现实教育的反思与批评。教师哲学作为教育哲学的一个分支，指的是在社会生活检验下对教师现实教育实践的反思与批评。师道哲学，既可以视为教师哲学的中国化表达，也可以视为教师哲学中倾向于道德实践的一个分支。从前一个角度理解，师道哲学蕴含了中国的特色与内涵；从后一个角度理解，师道哲学更具道德伦理性意味。《学记》有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重视道德教化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师道哲学都蕴含着中国文明和华夏文化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风格，具有中国的独特性。
追询师道哲学，必先追问“道”的内涵。中华传统文化里，老子首先将“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他形容道虽然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的形而上存在，但“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并能发挥真实作用。老子认为，道即事物存在与变化最普遍的原则，是一切事物的源头与本质。他还强调道法自然，即自然界的万物生长有其自身的本性和运行规律，人类要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后来韩愈讲“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就是在研究师之道法，也就是师道哲学。他一方面慨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另一方面将“道”与“师”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师”承担着传播“道”的艰巨任务。在他看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不仅仅要“授业解惑”，还要“传道”，即对道统的传承，养成学生良好的道德与品性。有别于西方文化里的求知识求真理，中国古代的师道哲学最重要、最核心的使命在于求善，“养子使作善”，尽管我们至今难以用精准的话语来解释“善”，但可以从道德、精神、灵魂多个方面去理解“善”，从中可以发现善具有厚重的伦理性。师道哲学里的善就像是从灵魂层面给予师者一个使命，让师者去完善道德品性，充实精神世界，因此中国古代师道哲学多在叙述为师之伦理，为师者寻找道德之心，确立伦理秩序。
受益于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合融，中国师道哲学在传承我国古老文明的同时也不断吸收西方的优秀思想理论，并促进自身的发展。在此过程中除了对道德伦理的倾向未曾改变外，其内涵与外延、阐释与表达都更为现代化和通俗化。
《教育大辞典》中，将师道定义为师法与为师之道。陈桂生教授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师道”，并将“对知识、学生、社会应负的责任”视为现代师道的三要素。沈璿和栗洪武以职业身份、天职与志业三重意义类比师道的内涵，认为现在所讲的师道更接近于现代“教师职业伦理”，它反映了教师的职业道德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转化过程，是教师具备社会自觉与角色自我的人格自重的体现，透露出教师实现职业身份认同和自我统整的终极目标。
综上所述，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师道哲学既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师者人格与伦理道德的主张，也吸收了现代西方教育学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其中关于教师职业伦理的主张。
二、师道哲学是教育家精神的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就出别具一格的师道哲学，传承创新五千年的教育文明培育出独具匠心的教育家精神，二者具有高度契合的内核意义，在本质上相互紧密联系，难以分割。教育家精神是教师成长为教育家的必备品格，师道哲学就是教育家精神产出与凝练的传统基因。
（一）教育家精神的哲学意蕴
“教学是一种专业，而非行业。”行业遵循熟练生技巧，专业则遵循因事制宜，教育在事宜处理方面需要教育者拥有洞明底蕴、审时度势的能力，在使命一道上则要求教育者体现出一种关乎“人”的发展的艺术性。因此以教育为业的教师，也面临着两条生涯路径：一是将教育视为一项普通工作，二是将教育看作应投诸热情、爱与信念的远大追求。诚然，工匠态度的教育者与园丁精神的教育者并无实际上的高低之分，能否做好教育工作与教育者自身的职业志趣之间并无绝对的因果关系。但我们至少能从直观的现象与人性的观摩中揣度一二，既然个体的情绪能够影响其行为是事实，那么怀揣抱负与热爱的教育者与健康积极的教育工作之间就应当存在正相关的联结。
教育家精神的提出旨在强调上述第二条路径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即教师应当视教育教学为一种有理想有抱负的生涯路径。教育家精神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与弘道追求六个方面，阐述了教育家与优秀教师最理想化的状态，建构了从思想意识到行为实践的一系列原则，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教师教育体系。因此教育家精神在本质上更接近于一种人类在直观认知外在事物的基础上，以伦理诉求为内核凝练而成的符号意识，更像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或是一种对无限接近真理事实的期待。它源于感知又高于感知，其中渗透了大量的人类情感和社会经验，是人类基于特定的背景，将前人经验智慧与当前生活环境相融通而成的复合性符号，其中包含有关智慧、规律和意义的“哲学”意蕴。
从字面意义上拆解，也能分析出教育家精神自身的哲学意味。一方面，从“教育家”的角色所指入手。“家”在这里是一种统称代词，意为对某种有专门学识或专门技术的人的尊称。我们常说“大家”“大师”“巨匠”“泰斗”，其实都是想表达同一种意思，即对某领域内德高望重、值得学习的前辈的敬称。教育“家”既可以是一个集群概念，是教育相关职业中一切优秀教育工作者的代名词，也可以是一个个体概念，指每一个教育者的未来可能。根据《墨经》中的“达名、类名、私名”分类，某一位教育“家”是私名，教育“家”群体是类名。而教育家之为教育“家”，必然拥有一些普通教师身上缺少的能力，甚至是能够超越优秀教师的品质，诸如更深刻的思想性、更切合的实践性、更长远的贡献性。从这个角度看，教育“家”身上凝聚了共通性、集合性和普遍性的特质，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达名，“达名就可以称为哲学概念或哲学范畴”，因此教育“家”一词本身已经存在于哲学世界中。
另一方面，从教育家精神的“精神”一词落脚。精神本意是为描述人类的内在灵魂与心理状态，是人类认识、感情和意志的总和。黑格尔（Hegel,G.W.F.）将精神与伦理联系在一起，“精神就达到了它的真理性：它即是精神，它即是现实的、伦理的本质。当它处于直接的真理性状态时，精神乃是一个民族——这个个体是一个世界——的伦理生活”。事实上，能够提炼抽象出的、作为理想追求的“精神”，必然是富有积极意味和正向感染力的品质，因此教育家精神是这样一种引导与鼓舞的力量，体现的是教育领域中现实的、伦理的哲学本质。我国古代哲学中也有相关表述，“所谓神，所谓精神，所谓神明，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不仅指人的精神，而是指天地的一种状态、自然界的一种奇异的作用”。精神隐秘难解却与天地联结，是集大成的个体意志，也是超脱于俗世的情感境界。《知北游》中有言：“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相较于普通教育伦理，教育家精神更接近于中华文化中常说的“道法”境界，即哲学化的存在。
（二）师道哲学中蕴藏的教育家之道
在师道哲学领域中，道是师的关键内核，师是道的理想显化，师道哲学描绘的是师者中大成者的样态，也是教师中的教育家的形象。中国传统的师道哲学刻画了教育家之路的蓝图，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之道与教育家之道，对当今教师教育有着深刻的启示。
1.师道哲学显露出教育家高山仰止的人格
《道德经》与《庄子》的言说勾勒出道家理想的人的形象，也是理想的师的形象。“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是不为物欲所动、内心清净的绝学之人，无欲无求如婴儿的状态，“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是人类对待万事万物的顺应心态。“为无为，则无不治”作为道家普遍真理，既是社会治理的观点，也同样是教师教育的理念，代表着人和师应当追求的自然人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派别，儒家则将至高人格指向了德才兼备的君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荀子还指出，师者一定具有为真为善的人格，“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学记》中的阐述甚至将君子、师者与君王提至同一地位。“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师、长、君，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社会职责，一样的是他们高山仰止的人格。
2.师道哲学映照出教育家厚德载物的身影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师者道德内聚成自身的独特精神气质，既可以成为师者的人生意义，也可以成为师者育人实践的价值动力。“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师者在传播知识思想的同时，其道德理念也会被一同传扬，不良道德的传播会对学生个体和社会都造成严重后果。“至圣先师”孔子也曾言“志于道，据于德”，道德时刻为师者的循道指明方向，助师者保持初心。孔子自身则留下了“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德高望重的圣人身影。“衣冠严整，谓之外修。行义纯洁，谓之内修。内外俱修，何人不求。”内外兼修，直至大成，师者欲教人，必先自教，欲立人，必先自立，“善教得民心”。师道文化的感召与约束，让社会运转在道德规范之下，最终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厚德载物既是师者为人的立身之本，也是师者为师的立道之本，更是文明社会的建设之基。
3.师道哲学呈现出教育家明体达用的才干
“欲明人者先自明，博学详说之功，其可不自勉乎。”没有厚实的学识基底和明辨是非的能力无法为师。有学是师者能为师的最基本之能力，好学是师者保持先进的良好品质，乐学是师者不被时代抛弃的内在动力。“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对同一个问题，孔子能针对不同性格的学生给出不同的答案和见解，正是因为因材施教、因人制宜才是师者之上法。正如黄宗羲所说，“师道多端，向背攸分”。相宜的师术能够让学生补所短而展所长，同时这也是师者具备高超职业技术能力的象征与佐证。象山先生也认为，“老夫无所能，只是识病”。刨根究底，对症下药，不言自明，是对师者的最高褒奖，明体达用的才干就是彰显师者师道有所成的有力证明。
（三）师道哲学反映了教育家精神的传统文化基因
教育是一种传承与发展的活动，既具有继承性又具有时代性。教育凭借其继承性，确保了文明悠久传统的持续传承与有序接续，而凭借其时代性，则保障了这种文明在当今时代的竞争力与活力。教育家精神深刻地融合了继承性与时代性的特点，其时代性由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教师教育的期望要求来体现，继承性则由师道哲学的接续传承来体现。
教育家精神富有浓厚的哲学意蕴，师道哲学也蕴藏着浓厚的教育家之道，二者的目标和内容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正是由于师道哲学反映了教育家精神的传统文化基因，在当今发扬和培育教育家精神时要充分考虑契合师道哲学内在的精神性和道德性、文化性和情怀性。
1.教育家精神与师道哲学在精神性和道德性上相互契合
不同领域的哲学虽在研究方向上有所区别，但在内容形式上都包含着世界观与方法论两大部分，师道哲学也不例外。但师道哲学有自身独特的倾向性，即倾向于对“道”这一范畴的研究与论述。问道、明心、求善是师道哲学的精神内核，这一特点与教育家精神的内核不谋而合。教育家精神从道德、智慧、态度、心境与追求的角度，归纳中国历史上的与理想中的教育家品质，“心有大我”“甘于奉献”“胸怀天下”等都是为了追求灵魂的完备、道德的上乘与精神的登高。在精神上自洽，在道德上自律，教育家精神体现出的精神性和道德性与师道哲学中问道求善的追求表现出高度的契合与统一。
2.教育家精神与师道哲学在文化性和情怀性上相互契合
从前文的论述中可知，师道哲学本身便带有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蕴，它所呈现出的中国文明性与文化性是教师哲学等其他教育哲学所不能比拟的。教育家精神同样展露出强烈的中华传统文化情感与情怀。我们希望教育家能够“言为士则”“启智润心”“以文化人”，如中华文化一样春风化雨、源远流长，也希冀教育家拥有“至诚报国”“甘于奉献”的胸襟与气魄，像中华情怀一样一寸赤心、豪迈广阔。这些带有强烈中国特色的期望与表达，蕴含着西方哲学无法类比与模仿的文化内涵，如出一辙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性无疑在表示教育家精神在文化性和情怀性上与师道哲学的相呼应，彰显着教育家精神保存文萃、延续文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光大。
三、教育家精神让师道哲学重焕荣光
处在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旧的教师伦理正在消解，新的教师伦理急需建立。在研究者积极寻找教师发展路向的时刻，教育家精神糅合了师道哲学的内核，引出了教育学与教师教育学的新课题。道为大象而心有大我，士志于道而言为士则，“垂范”“启智”“笃行”“乐教”“弘道”“化人”和“创新”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核心要义的表述，字字句句都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到根源，教育家精神用带有中华属性和中国特色的话语指明了中国教师的发展路径。重新发掘中华传统优秀师道文化的内涵，并把它与新时期教师的专业知识、社会责任感、教育情怀、人文关怀和创新能力等要求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新时期对师道哲学的重视，概括而言是对“名师”“民师”“明师”的呼吁和诉求，教育家精神让师道哲学重新焕发往日的荣光。
（一）教育家精神为“名师”而要求
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名师是有卓越才干和教育影响的教师。教育家精神的提出，实际上是呼吁这个社会产生更多的名师，教育家精神以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和胸怀天下、以文化人为表征，表达对师道哲学中“名师”的呼唤。
一方面，名师需要具备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崇高形象。名师是知名教师，是身负盛名而吸引各方学生及家长慕名而来的教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能听到学生、家长乃至教师群体间经常提及的一些知名教师，可能是因为该老师教出了许多优秀学生，也可能是因为该老师的教学效果让人记忆很深，还可能是因为该老师学富五车，拥有丰富而广博的学识令人敬佩。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投入知名教师的门下接受更好的教育。几乎所有的学生身上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向师性，这就是要求教师必须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缘由所在。道德水平低下、行为举止无状的教师会教出一群有问题的学生。“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以感人。”师德是教师为人为学的根基，教师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会映照在学生眼里，引起学生模仿与讨论，造成长久深远的影响。诚如明代大儒王艮所述，“必以修身为本，然后师道立”。教育部曾启动“双名工程”，目的就是培养更多的名师，树立更多高大的名师形象，引起普通教师学习，引导学生尊崇效仿。
另一方面，名师必然还要拥有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名师是名望之师，是广义上虔诚践履教育甚至献身教育而为天下人所赞叹与称颂的教育工作者。弘道传教是教师最重要的社会属性，是教师职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求真的教育靠文化，文明是文化的凝结，文化是文明的具象化。教师既是文化的继承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教师的职业影响不仅兼及自己，还兼及他人和社会，因此教师想要成就自己的师道，就需要明晰教育行业的最高点，确认职业生涯的理想目的地，以胸怀天下的气魄去布道，以文化人的志向去循道。2019年，为了推崇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授予于漪、卫兴华、高铭暄三位名师“人民教育家”的国家荣誉称号，而一届又一届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里也出现了像张桂梅校长、支月英老师等杰出教育者。这些荣誉称号获得者为普通教师树立了典范，他们向着“人师”的风骨而去，追求永恒的教育价值。他们以人格彰显师道，以生命献身教育，是广大教师学习的榜样。《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的序《派地亚星系》中用“广袤无垠的星群”来类比古往今来的教育家，教育家就是这样一群熠熠生辉、令人敬叹的名师。
（二）教育家精神为“民师”而要求
“民”在我国古代思想中出现得非常早，并且随着理性精神的发展，我们对“民”的认识理解与重民的思想观念逐渐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民为邦本，在教育领域中也就意味着教师教育的民族性与人民性。教育家精神以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和乐教爱生、甘于奉献两个方面为对照，展现对师道哲学中“民师”的渴求。
民师是中华民族的杰出教师，他们传承着中华优秀教育传统，拥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任何民族……总有一种类似于艺术作品的主色调、主旋律那样的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使生长于其中的人深深打上这样的民族印记”，民师就是这样一群身负民族印记并传播中华民族主旋律的教师。诚如民国时期教育家张奚若先生在《国民人格之培养》中所说的那样，培养国民批评反抗的智勇精神与人格是当务之急。顺应历史洪流，贴合当时国情，他希望造就的是具有国民性的理想人格。不同时期的教育家的追求是与当时的理想人格追寻和民族复兴伟业共通的，体现的是师道的追求，是人道的追求，也是民道的追求。回到当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石”。教师在教育发展中的影响弥深，理想信念在教师职业生涯中的影响弥远。教师作为教育这一项平凡又伟大的事业的执行者，理想信念是支撑他们锲而不舍地践履教育事业的初心与使命，“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以小我奉大我，以个体献祖国，让爱国主义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精神纽带”，爱国就是教师理想信念中的核心与灵魂。
民师是人民满意的教师，是心系我国人民群众的教师，拥有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在中国教育史上，教育家一词源于梁启超先生的《南海康先生传》，他将具有教育家精神和教育家资格定为教育家的标准，认为教育家必终身以教育为职志。终身以教育为职志即意味着教育家的整个人、整个人生必将奉献给教育事业。而教育是一项人文气息浓厚的行业，师道关乎人道，人道关乎情道，教育的内容不限于知识，还包括教师与学生情感的传递、情感的联结与情感的成长。对于教师来说，“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要教会学生爱，先要平等地爱学生，“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生才能乐教，只有具备乐教精神的师德与师魂才会在师道之途上甘于奉献，只有甘于奉献的教师才配得上人民满意的教师。
（三）教育家精神为“明师”而要求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明师即是具备“明”他人之心，启迪他人智慧的能力，也同时具备“明”自己之智，明悟自身职志的品质的教师。教育家精神用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和勤学笃行、求是创新两个方面作为标准，抒发对师道哲学中“明师”的期盼。
明师是明智的教师，具备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必得明师乃可以训道而善之；非得明师，恶终不改。”早在唐代，孔颖达就已经肯定了明师的引导和纠偏作用。教师智慧是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实践总结的结晶，教师的教育工作要同时具备知识性与技巧性。一则，知识是教师启智润心、为学生答疑解惑的基础。蔡元培认为，“教员须有充分之知识，足以应儿童之请益与模范而不匮”。习近平总书记也有言，“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富足的学识是教师的立身之本、立教之基。二则，智慧技巧是教师因材施教的依靠和途径。如胡适所说，“A，B，C，D，不容易教，恐怕是因为教的人不得其法罢”。教师犹如根雕艺术家，遵循学生本性雕刻他的成长发展之路，延展学生成才的可能性，教育智慧和教学机智永远是教师真正拿得出手的育人本领。
明师是明志的教师，具备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教师学习的速度如若跟不上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就会形成教师失知、失能甚至失信的糟糕现象，最终为学生所轻视，为社会所抛弃。因此，教师必须明晰自身的职志，并付诸相应的行动。在当今这样一个迅猛发展的时代，终身学习必须成为教师的职业要求，而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则是教师终身学习的题中之义。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The Return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ShiDao” Philosophy
HuangYaxin ChenJianhua
Abstract: The new era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teacher team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e issue of teacher education needs to be examin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national conditions, culture, and ethics.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provides the correct value orientation for teacher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t not only theoretically answers the value confusion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China, but also reflects the spiritual guida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of “Shi Dao”. The philosophy of “Shi Dao” is close to the ideal personality and in line with moral,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norms. It is itself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 concentra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style teache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The pursuit of teacher development reflected in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hilosophy of “Shi Dao”. The“Shi Dao” philosophy is the cultural traditional gene of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is the retur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Shi Dao” in contemporary era, leading the philosophy of “Shi Dao” to regain its former glory.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Shi Dao”; “Shi Dao” philosophy; teacher education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