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是信息技术与思政学科交融发展的必然趋势，深刻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传统理论框架中的单主体论、双主体论和主体间性论虽构建了思政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基本理论分析维度，但其线性交互模型在智能技术冲击下解释力式微，知识生成、人机协同和场景多元成为影响思政教育主客体关系的重要变量。在此情形下，思政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嬗变呈现出三重趋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从主导性趋向隐蔽性，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从受动性趋向自主性，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从单一性趋向交互性。面对瞬息万变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应该以技术解蔽为抓手赋能思政教育主体能动性建构，以自教自律为支点赋权思政教育客体实践性转向，以人文关怀为要领赋智思政教育主客体良性互动，重塑思想政治教育新型的主客体关系。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嬗变与重塑

2023年12月，《自然》杂志在其年度十大科学人物评选中首次将非人类实体ChatGPT列为入选对象；澳大利亚众议院就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发布的《学习伙伴或影响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调查报告》，我国自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现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人工智能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与创新，2024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人工智能早已上升为我国国家战略。世界各国明确提出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整合至教育体系的战略规划，不仅彰显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促进科学进步中的关键作用，也预示了其在未来教育变革与创新中的深远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高通用性、强认知性及智能涌现性等技术优势，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与数字化升级提供了契机，但是也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构成挑战。为此，需要以前瞻性视角系统审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趋势，科学评估潜在风险，并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思政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冲击

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角下，学界围绕思政教育主客体关系形成了三种主要理论观点，包括单一主体论、二元主体论以及主体间性论。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中主客体关系的本质，核心在于解决主客体的能动性问题，即如何有效地激发主客体的积极性与功能。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作为发动者、实施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作为受动者、接收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均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

（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多维阐释

1.“单主体说”

“单主体说”是指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或者受教育者被视为单一主体的学说。该理论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教育者作为主体，强调教育者作为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对一定的教育对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而教育对象被视为客体，重点突出教育者主体的权威性、主导性和受教育者客体的受动性、从属性。作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教育活动的系统性与规范性，但过度强调教育主体的支配作用和社会意志的表达，忽视了教育对象的主动性及个性化需求，易导致单向度教育模式，甚至形成教育主体优越、教育对象从属的等级制模式。二是受教育者作为主体，将受教育者置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地位，强调其积极主动地参与教育活动。虽然该理论关注到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价值，但过分强调其主体地位可能导致主体性异化，同时，该观点削弱了教育者的引导功能，这对教育者施加的教育影响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单主体学说割裂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双向互动性，忽视了二者在教育过程中的协同作用，难以有效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发展需求。

2.“双主体说”

“双主体说”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皆为主体，且各自具备能动性，应当充分激发这种能动性，推动教育实践的顺利进行和促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存在着动态转化的主客体关系：在教育活动的实施阶段，教育者是负责教育活动组织与实施的主体，受教育者作为接受教育内容的客体；在教育成果的内化阶段，受教育者转变为积极吸收知识的主体，教育者则转换为提供指导与支持的客体。但是该理论忽略了教育活动的连贯性与整体性，将教育过程机械地划分为实施与内化两个阶段，未能充分认识到教学和学习是教育活动中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由此引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角色混淆的风险，难以清晰界定其在教育活动中的具体角色和地位，忽视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育本质属性上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知识储备与社会角色上，更体现在教育责任与功能定位上。

3.“主体间性说”

“主体间性”哲学概念最初由胡塞尔在其著作《笛尔卡式的沉思》中提出，指“自我”与“他我”之间的互动和沟通，为主体间性理论的后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哈贝马斯则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深化了主体间性的内涵，强调个体通过语言媒介实现精神交流的互动过程。从哲学认识论的维度来看，主体间性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通过言语互动和相互理解实现思想共识和行动协同的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主体间性被定义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育实践基础上的有机联系”，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动的关系，并突出受教育者的主体能动性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重要作用。该理论包含两个基本维度：一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主体对主体的人际关系；二是多元主体与教育资源之间的主客体认知实践关系。然而，主体间性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忽视了客体在教育过程中的结构性作用。教育客体不仅是主体认知与实践的对象，也是连接教育主体与教育环境的桥梁，教育资源作为工具性存在无法完全替代其功能。其次，过度强调平等性可能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鉴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与意识形态功能，教育者的权威性与主导地位不应与受教育者完全等同。若片面强调主体间的绝对平等，可能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影响其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思政主客体关系的影响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是指具有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生成能力的模型及相关技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正面临社会多元文化思潮与多样化价值观的深刻冲击，逐渐呈现解构趋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不仅打破了主客体之间固有的界限，更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变：从知识生产的单一性转向多元性，从交互方式的同质化转向多样化，以及从教育场域的中心化转向去中心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重特性重塑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权力结构与互动模式，推动教育生态向更加开放、平等和协同的方向演进。

1.知识生成：打破思政教育主客界限

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信息生成与处理能力，改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作为知识权威的垄断地位。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育者主导知识传递过程，受教育者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动态生成多样化的知识内容，赋予受教育者主动探索的能力，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构建的角色转变。相较于传统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可能性，尤其在创新性内容生成和新情况适应能力方面有着较大的优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在于涵盖了跨模态的深度学习模型，例如文本与图像对比预训练（CLIP）、扩散模型（例如Disco Diffusion、DALL-E2、Stable Diffusion等）以及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这些技术的底层逻辑在于模拟人类交流模式生成对话内容，从而影响社会互动方式和认知行为模式，为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前景。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GANs）用于图像和视频生成的应用率显著提升，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具备文字、图像及动画等多种内容生成能力，这种多元化的内容生产方式不仅丰富了教育表达形式，还促进了内容的二次创作与深度解读，实现了形式创新与内容生产的深度融合。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个性化内容定制，打破了传统教育形式与内容的界限，既提升了文本教育的生动性与效率，又丰富了视觉化教育资源，满足了学习者对多样化教学形式的需求。在教育应用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整合开源技术，实现了视觉、语言、音频等多源信息的融合学习。其中，人类反馈作为关键的强化信号，显著提升了内容生成的准确性与一致性。这种学习机制不仅拓展了人工智能在传统认知领域的能力边界，还在创意激发与灵感生成等复杂领域展现出独特优势。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内容与路径，满足了个性化发展需求，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推动了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与主体地位的重塑。

2.人机协同：变革思政教育交互模式

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下，机器仅作为辅助性工具，教育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依赖单向灌输和简单的问答互动来实现对学生的教育引导。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赋予机器“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交互模式。特别是在以“Z世代”为主的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其思想行为深受互联网文化影响，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性、独立性和高交互需求。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更倾向于主动探索知识、偏好即时互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实时反馈和内容生成能力，恰好满足了这些新型学习需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支持下，受教育者的个性化学习兴趣和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学习过程更加个性化。教育者的角色从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和协作者，与受教育者共同探索和建构知识体系。这种转变不仅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也促使传统单向灌输模式向开放式协作学习模式转型。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了从工具性存在向主体性参与的跨越，部分替代了教育者在特定交互环节中的职能，进而模糊了传统教育主客体的界限。这种交互模式的革新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主导—受教育者接受”的单向关系形成了深刻冲击，逐步构建起一种更加平等、动态的教育生态。这一转变不仅重塑了教育权力的分配格局，还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向人机协同的新范式转型，最终完成了对传统主客体关系的解构与重构。

3.场景多元：重构思政教育场域生态

法国学者布迪厄把“场域”概念化为一个动态的网络解构，强调其持续建构的特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逐渐形成一种动态开放的“场”，进而重构了思政教育的场域生态。首先，场景的分散化削弱了教育者对时空的掌控力。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托于物理课堂这一固定空间，教育的时间、地点和形式受到严格限制，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单向灌输特征。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在线平台、移动设备和智能终端，打破了物理课堂的局限，使思想政治教育得以突破时空约束，进入一个更加多元、开放的生态系统。其次，技术驱动的场景融合重构了教育互动的内在逻辑。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支持下，教育内容能够跨越物理边界，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实现知识的无缝衔接。场景的多元化与融合不仅改变了知识传递的方式，更深刻重构了教育生态中的角色互动逻辑。传统教育者的知识权威性被大数据和AI生成内容的多元视角所稀释，而受教育者通过多场景互动成为知识建构的积极参与者。最后，虚拟场景的引入重塑了主客体关系的动态性。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构建高度沉浸式的虚拟环境，使受教育者在仿真场景中主动探索。这种教育方式摒弃了传统的单向灌输模式，转而通过互动实践促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教育过程。这种动态关系消解了传统教育中的单向主导模式，构建起共同建构教育内容的新生态。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嬗变及其潜在风险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强烈冲击，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同时也带来潜在风险。教育主体从主导性转向隐蔽性，导致其权威性弱化；教育客体从受动性转向自主性，但面临认知固化风险；主客体关系从单一性转向交互性，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情感交流。这些变化重塑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格局，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从“主导性”到“隐蔽性”，思政教育主体权威性弱化

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主导性不仅是教育主体的核心属性，更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要素。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实施者、组织者和策划者，其主导性体现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始终起主导和支配作用”。但智能技术的进步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角色及其主体性受到挑战，教育主体逐渐呈现虚拟化、数字化特征，教育过程日益依赖智能技术和人机交互。这种趋势使得“在强人工智能条件下，人工智能具有某种主体性”，导致实际的思政教育活动趋向于仅剩其“活动”形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直接参与教育全过程，通过显性的“灌输”方式影响教育对象。而在智能化背景下，教育主体转向隐蔽性，形成技术驱动的教育模式。教育者的作用不再直接显现，而是通过智能系统的数据处理和交互间接实现。这种转变虽提升了教育的灵活性和效率，但也削弱了教育主体的权威性，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价值引领功能，尤其在保障教育质量和实现教育目标方面面临挑战。

思政教育主体趋向隐蔽性虽然提高了教育的灵活性和效率，但也导致教育主体的权威性逐渐消失，进而影响思政教育的有效性与价值引领作用，特别是在维持教育质量和确保教育目标实现方面的挑战。从表面上看，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用户导向的设计理念，创建了更加平等的对话环境，有效改善了传统教育中“主高客低”的不对等沟通模式，使教育客体的主体性地位得以增强，有助于弥合对话中的信息隔阂，从而提升教育活动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然而，尽管表象平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深层次上可能导致对话环境中的人格失衡。当代大学生由于主体意识更为突出，并且能够接触到种类繁多的外部信息，逐步形成了个性化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标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是否能够获得学生的完全信任，对教育效果至关重要。如果学生提前知晓教育主体为人工智能系统，那么在教育活动刚刚开始时，他们可能将整个过程视为以自身为核心的单向互动。即使学生对人工智能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具有高度信任，但缺乏身份地位、人性魅力和情感交流的机器人仍然难以建立真正的话语权威，这将直接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最终影响学生对教育内容的认可度与内化程度。

（二）从“受动性”到“自主性”，思政教育客体认知易固化

在传统思政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基本属性表现为受动性，即作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不可避免地受到教育者施加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然而，随着人工智能与自媒体技术在全媒体环境中的深度应用，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呈现出日益增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特征。受教育者突破了传统被动接收者的角色定位，转变为积极的学习参与者和知识建构者。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其智能化的控制与自我规划功能，使受教育者能够根据个人需求、兴趣偏好和认知状态，自主筛选信息并主动参与学习过程。这种转变不仅显著提升了受教育者的能力水平，也强化了其主体性意识，呈现出主体性能力显著增强的特征。受教育者的自主性不仅体现在知识获取层面，更延伸至知识处理、理解与创新等深层认知活动。在智能系统的辅助下，受教育者能够开展独立思考与批判性分析，逐步构建个性化的认知结构和价值体系。这种自主性的增强使受教育者摆脱了被动接受教育内容和价值灌输的传统模式，转而能够基于个人判断和选择参与教育内容的构建与发展，并且在教育环境中可以利用生成性人工智能来促进学习动机。

然而，这种主动参与和自主选择的过程，若长期沉浸于数字信息构建的虚拟环境中，可能导致人的主体意识、自主意识和能动意识被数字化的虚拟生活所遮蔽，进而引发认知固化的风险。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机制，在反复的提问、回答和修正循环中不断迎合用户的预设偏好，从而强化其认知倾向。对于处于价值观和思维形成关键期的大学生而言，这种机制可能导致其错误认知被不断验证和固化，最终放大错误观念的负面影响。这种“错进错出”的内容生成模式不仅可能扭曲学生的价值观，还可能加剧不良信息的传播，引发“瓦釜效应”，导致认知混乱和价值迷失。其次，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精准推荐功能可能削弱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智能系统基于用户偏好推送资源，长期使用可能导致学生丧失主动思考的动力，使学习变得被动和表面化。这种“投喂式”学习模式不仅抑制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判断能力，还加剧了认知固化的风险。最后，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可能阻碍大学生创造性思维和高阶认知能力的发展。尽管AI能够高效提供信息并辅助完成任务，但其即时反馈特性容易使学生陷入“信息茧房”，削弱其主动探索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难以形成独立的思考框架和创新能力。

（三）从“单一性”到“交互性”，思政教育主客体情感淡化

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影响深刻体现在个人自我认知、人际互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结构的重构等多个维度。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主体通常指代现实中的教育者，主客体互动主要体现为面对面的“人与人”交流模式。这种互动模式通过情感沟通、思想对话和人文关怀等方式，促进思想的社会化，实现教育目标。然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演变为特定虚拟情境中动态生成和发展的系统，其形态随情境变化和条件发展而不断重构。这种关系脱离了具体身份、地位和时空的束缚，呈现出抽象性和流动性特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从单一性向交互性的转变，传统的“人与人”互动模式逐渐演化为“人与机”交互模式。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虚拟主体实现了信息反馈的即时性和高效性。受教育者能够实时传递信息，而虚拟主体则依托庞大的数据库进行快速响应，构建起高效的信息交互系统。这种即时互动显著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其次，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在“人机”互动中得到显著增强。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育者不仅是参与者，更成为主导者，能够基于个人需求进行自主学习、判断和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情感模拟功能进一步促进了人机间的情感交流，强化了受教育者的参与度和主动性。最后，主客体互动突破了时空限制，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转向线上互动。这种“幕后交互”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边界，增强了其影响力和渗透力。

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政治性实践，也是情感养成过程。虽然人工智能能够精准分析个体情感并提供个性化陪伴，但过度的情感共鸣投送可能导致受教育者产生被窥视感和情感焦虑。长期依赖这种情感投送机制，可能削弱师生间的情感联结，影响教师对学生情感需求的准确理解，进而制约教育效果。特别是在当代大学生日益依赖网络社交的背景下，情感陪伴已成为其使用网络的重要动因。尽管ChatGPT等人工智能在情感表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其模拟的情感无法替代真实的人际情感互动。人类情感交流源于物种内最原始的需求，而人工智能始终无法跨越人与“类人”之间的本质鸿沟。因此，人工智能的情感陪伴功能虽具吸引力，却难以获得学生的完全信任，也无法取代真实的情感互动，这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构成了潜在挑战。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新型思政教育主客体关系重塑

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引入，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形态和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了教育实践的复杂性。因此，在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过程中，需要慎重考虑潜在风险，并寻求平衡技术应用与维护教育价值的策略，以技术解蔽为抓手赋能思政教育主体能动性建构，以自教自律为支点赋权思政教育客体实践性转向，以人文关怀为要领赋智思政教育主客体良性互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新型主客体关系的重塑。

（一）以“技术解蔽”为抓手赋能思政教育主体能动性建构

面对智能时代“后喻文化”对传统信息传播模式的进一步挑战，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能动性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能动性，技术的透明化和去遮蔽作用成为关键因素。首先，思政教育主体应从技术解蔽的视角进行自我革新。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传统的“教书”功能逐渐弱化，而“育人”的价值愈加重要，主体需客观、全面地认识智能时代教育客体的转变与需求。2024年12月2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教育部部署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提出要将人工智能教育教师培训纳入计划，以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针对网络原住民甚至智能原住民这一新兴群体，思政教育主体应积极转变教育策略，把握教育主动权，确保思政教育的有效性与时代性。其次，思政教育主体应科学、合理地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介体，结合时代特点重新确立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和环境。欧盟《人工智能法》要求高风险AI系统需满足严格的合规要求，包括数据治理、透明度和安全性等方面。因此，思政教育主体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时需要注重保护学生的权益和隐私，增强教学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同时，主体应在教学设计中体现主动性与创造性，并根据反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教育目标的实现。最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充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资源进行甄别、筛选、评价和整合，从而拓展和深化传统教学资源的广度与深度。通过为学生提供更加开放和数字化的学习资料，构建人机协作的完备教学团队，并着重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技术解蔽，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得以重新定义自身角色，从单纯的知识传递者转变为价值引领者和行为塑造者。因此，“技术解蔽”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教育理念的转型，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智能时代重新定位角色，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实现教育的深层价值。

（二）以“自教自律”为支点赋权思政教育客体实践性转向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教育主体为核心，通过权威性方式传递知识与价值观，教育客体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提供多样化学习资源、个性化反馈机制以及沉浸式学习场景，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自主学习与实践能力提升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赋权并促进其实践性转化，“自教自律”成为关键取向，这既是客体主体性显现的终点，也是其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自教自律”状态并非客体的固有属性，也非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而是客体在从抽象到具体、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活动不仅是检验和提升客体主体性的场域，更是其本质属性的源泉。首先，“自教自律”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学习过程中主动承担责任。生成式人工智能兼具普遍化与个体化的优势，有助于突破传统人工智能技术导致的“信息茧房”困境。受教育者能够通过个性化学习路径进行自我教育，选择符合自身兴趣和需求的内容。这种主动选择与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不仅彰显了客体在教育过程中的能动性，也避免了因过度依赖统一教学模式而导致的认知固化，使其能够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理解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在实践中巩固主体性基础，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内容的深刻认同与价值共鸣。其次，“自教自律”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客体通过自我反馈与修正提升思维与行动的灵活性。受教育者可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实时反馈与评估机制，对学习成果进行动态调整。这种反馈机制有助于识别认知中的误区或局限，及时进行修正，避免思维固化。同时，智能系统能够根据反馈调整学习内容，推动受教育者在实践中不断优化认知，培养更具适应性的思维方式。最后，“自教自律”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积极克服认知与行动的脱节，自觉将教育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旨在调节和引导人的思想行为，但这种规范的转化需要客体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主动实践，将教育理念内化为现实行动。客体在自我教育与自我规范的过程中，不仅自主选择教育内容，也主动内化教育价值，最终通过实践体现并发展其主体性。因此，“自教自律”取向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要求在主动学习与自我实践中实现全面发展，将自我认同的教育目标与价值观通过自觉实践体现出来，从而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一过程不仅赋予客体更高的主体能动性，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转化提供了有效途径。

（三）以“人文关怀”为要领赋智思政教育主客体良性互动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这种崇拜贬低了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并对其造成了遮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意味着个体是自身命运的主宰者，而非技术工具的附属物。与单纯追求技术效率和操作结果的工具理性不同，价值理性强调人的存在意义和主体地位，将人的全面发展视为终极目标。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指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入深厚的人文关怀，抵御技术理性的过度渗透。首先，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应以尊重教育客体的独立性为前提，洞察其个体差异和心理状态，关注其特殊需求与多元化需要。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传递上的优势，从个体的理想、品格和理性需求出发，实现个性化教育，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兴趣与潜能。其次，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要求教育内容紧密联系实际生活，避免脱离现实的空洞说教。教育应深植于学习者的日常经验，从中汲取理论养分，培养其批判性思维、情感共鸣和社会责任感，潜移默化地提升其思想道德素质。最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需要转变教育方法，从单向灌输转向互动交流与协作学习，鼓励学习者主动探索与质疑，形成独立的见解和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应超越单纯的人机物质互动，深入挖掘人文精神实质，确保技术手段与教育价值的精准契合。在追求技术应用实效性的同时，必须坚定维护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使命与长远目标，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深度融合。通过上述路径，有效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自我价值削弱、人文精神迷失以及情感关怀缺失等问题与挑战，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总而言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特别是国内大模型DeepSeek通过“高性价比创新”突破人工智能领域“堆算力”的传统路径，为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须深刻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潜力，主动适应技术变革，避免错失发展机遇。面对新技术革命浪潮，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应深入反思其角色转变方向，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理性的思考，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共同回答好人工智能发展在思想政治、道德伦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努力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本文参考文献略）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Chaomin ZhangFan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hich profoundly affects the subject object relationship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s—such as the single-subject theory, dual-subject theory, and inter-subjectivity theory—have established fundamental analytical dimens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is relationship. However, their linear interaction models have shown declining explanatory power under the impac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Key variables such as knowledge generati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diversified educational contexts have increasingly influenced the dynamics of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evolution of this relationship exhibits three major trends: the subjec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shifting from dominance to concealment, the object is transitioning from passivity to autonomy,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s moving from singularity to interactivity. In response to the rapidly evolving landscap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imperative to leverage technological unveiling to enhance the agency of the educational subject, to empower the educational object’s transition towards self-education and self-discipline, and to incorporate humanistic care as a guiding principle for fostering a positive and intelligent interac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These effor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new model for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