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家庭教育学历史上以学校教育学为理论原型，（发展）心理学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成为较为微观和狭义的“父母教养学”，这与现代家庭教育的真实图景并不相符。采用“儿童在家庭是如何改变的”问题域的视角，我们看到家庭教育正在形成多学科交叉并可能形成交叉学科的景观，改变着家庭教育学科的走向、重心，形成了开放的家庭教育研究版图。家庭教育主要是“事物的教育”，是家庭生活中儿童的体验性改变，父母的教养作为“人的教育”包含其中；家庭教育是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的统一，其中社会机制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研究家庭中儿童改变的社会机制的社会科学，正在形成以社会学视角为核心，经济学、家庭史和儿童史等为重要视角的新的社会学科交叉群落；研究心理机制则以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学习理论为核心，脑科学和生理学等为重要视角形成另一个学科交叉领域。两者构成解释性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双核心”学科交叉态势，并可以按照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形成“现代家庭教育学”交叉学科。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并指出了社会学以学科分支和整体理论结构的形式“存在”于家庭教育问题域研究中，为交叉学科导向的“双核心”现代家庭教育知识生产模式提供重要支撑。

关键词：家庭教育；交叉学科；社会学；知识生产

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于2024年1月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家庭教育学正式成为教育学下位“亟需建设”的5个二级学科之一，因此，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建构也愈加迫切。历史上的“家庭教育学（理论）”，几乎都以学校教育学为理论原型，（发展）心理学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成为较为微观和狭义的“父母教养学”。父母教养及其形成的相应知识体系与现代家庭教育作用的真实图景并不相符。本文围绕“儿童在家庭是如何改变的”这一基本问题，从“问题域”的现代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视角出发，透视多学科尤其是作为核心学科的社会学参与家庭教育知识生产的知识图景，揭示形成具有更广泛解释力的交叉学科导向的家庭教育学的可能性。

一、当代家庭教育学知识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理论上讲，教育学是家庭教育学的上位指导学科，但事实上这种指导力相当有限。当前的教育学（原理）本质上是学校教育学（原理），通常由大量学校教育特定情境的操作性因素所构成，是从教育目的出发，以班级授课制为前提性假设，由教育原则、内容、方法、手段和保障构成的，围绕特定目的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的知识体系。作为教育学（原理）的科学理论基础（大大晚于教育学的产生），心理学占据事实上的统治地位（科学理论基础也包括管理学和社会学等，但存在感不强）。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关系中，教育学本身是得到心理学支撑的关于如何去做的一种理论框架，因此心理学是作为一种外在动力而不是内在元素而存在的。社会学在教育学的处境则完全不同，它在教育学中主要承担一种讨论学校、教育与社会外部关系的角色，在教育学的内部本体理论中几乎不见社会学支撑的踪影。现在的教育学是一个非常警惕其他学科语言的自我话语体系。

如果借用教育学把“有目的”作为判定是否是教育活动的标准及其相应的话语体系，家庭教育就是围绕父母如何教养子女的话语体系，例如教养的目的、原则、内容、方法、途径等，这也是现在家庭教育学的典型结构，可以称之为“父母教养学”，即父母如何有目的地对孩子进行教养的学问。按照卢梭的说法，是受之于人的教育，是“人的教育”。然而，家庭教育作为一种生活教育，主要是属于儿童对“事物”的体验性改变，是“事物的教育”，是一种有别于学校教育、“人的教育”的形式化形态的非形式化教育。父母教养作为“人的教育”包含于儿童对事物的体验性改变之中，这样一种“事物的教育”在人类社会中长期、广泛地存在着，而这些都不在学校教育学的框架之内（或者仅仅处于边缘的状态）。现代家庭教育如果像学校教育学所设定的，仅仅关注有目的的父母教养活动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高度关注和解释大量反映儿童成长本质的非目的性的家庭活动和现象，高度关注家庭制度、结构和家庭生活及其复杂变化对儿童的塑造。当下教育学没有对“无目的而有积极意义”甚至无意识的“家庭常规”生活的教育基本形态给予应有的关注，因而没有关照到现代家庭教育的现实处境。

由实质上针对学校场景的教育学引申的父母教养学，难以应对现代社会出现的“家庭教育悖论”：即当代家庭呈现出家庭对儿童的影响快速增大，而父母教养的直接作用效果相对减弱的趋势。这预示着家庭教育研究必须突破父母微观说教和亲子互动的藩篱，回归“家庭运转中儿童是如何改变的”这一基本问题，在家庭生活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中极大拓展自己的问题域和研究域。

与家庭教育现代性特征相伴随的，是家庭教育学科知识生产的现代性问题。当前的家庭教育学处于学科初始时期的定向阶段，因此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选择至关重要。现代家庭教育的知识图景应呈现围绕家庭运转的社会生活机制与儿童变化心理机制相统一的理论图景，而社会机制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不论儿童的心理机制如何，家庭生活内容方式及其相应社会关系与结构一旦改变，儿童也一定会改变。父母教养是儿童体验性改变过程中的重要参与和介入因素。家庭教育的社会机制围绕家庭生活及其社会关系和结构对儿童变化的影响，可见于一些经典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研究中。随着更多的学科关注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在家庭中的变化，研究现代家庭和现代儿童的社会科学如家庭社会学、家庭经济学、儿童社会学和生命历程理论等进入了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范畴，这是一个显在的趋势。惟其如此，以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家庭教育知识生产并成为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便成为了一个横亘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

二、后现代知识生产模式对家庭教育学知识生产的适切性分析

家庭教育研究的多学科性质，尤其是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进入家庭教育学科的知识范畴并可能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人们用“后现代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透镜就能够观察到的事实。在传统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视角下，人们对多学科在家庭教育领域的知识生产视而不见。因此有必要在审视和检讨我国家庭教育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借鉴后现代知识生产理论，探索重建现代家庭教育知识结构的路径与策略。

（一）后现代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基本理念：问题域中的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

现代社会中无可逆转的学科分化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专业化律令宰制现代知识生产模式，限制了学科的知识生产边界，导致知识领域出现“学术壁垒”和“领地观念”，知识体系变得愈发单一、片面，知识在学科之间被分离肢解，其公共性、可沟通性下降，最终导致知识生产“板结化”现象出现，阻碍了科学知识生产，教育学这样的弱势学科更是严守自己的阵地。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在高度分化的同时有着高度综合的强烈需求，分化的学科知识变得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一个又一个的“整体的问题域”。这意味着传统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客观上要求知识生产模式更加注重对系统进行研究。

在此背景下，从20世纪中叶开始，后现代主义运动中的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谋求跨学科知识系统化发展、创造“领域知识”成为解决学科知识“板结化”与实际问题“复杂化（整体性）”冲突的有效方法。知识的发展逐渐从关注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逐渐向关注知识与社会系统各要素间的关联转变，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综合化倾向。通过提出Mode1和Mode2这两个模式清晰地解释了20世纪中后期知识生产模式发生的重大变化。Mode1指组织化的、同质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强调学科的统一研究范式和边界划分。Mode2强调“问题域”研究，顺应科学、技术、工业、社会之间相互渗透和复杂化的实际问题情境的需要，多学科在同一问题域中展开交叉研究，形成相关学科的“集合体”并最终形成新的交叉学科。Mode2不仅在现代学科知识生产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学科建制中也推动了学科为本的教学模式向问题为本的教学模式的转变。与Mode1相比，Mode2更具反思性、批判性、合作性与多样性等特征，更适应现代社会对科学理论的及时需求。20世纪中叶以来，学科知识生产的性质和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同一个问题域中，学科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单一的学科研究开始转变为多学科交叉研究，处于边界地带的学科知识根据彼此的相似性和谱系性发生交叉，衍生了具有跨学科特质的新知识和相应的方法论逻辑。始于多学科交叉的结果就成为了交叉学科，关照现实问题形成的“问题域”成为了推动学科发生交叉并成为交叉学科的原动力。

局限于单一的学科理论总会走向狭窄片面，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域决定了不论是学校教育学、社会教育学还是家庭教育学，都需要多门学科就同一问题域中的不同层次问题的教育现象展开研究。国际范围内的多学科相关性分析结果证实，社会学、心理学是与教育学亲缘关系最近的学科，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学科交叉互渗现象。在儿童及其主观能动性的研究上，由家庭组织制度、家庭生活、父母教养嵌套而成的家庭教育的解释性框架，必须是在儿童研究、家庭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和父母教养等一系列的研究取得不断进展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在“现代家庭中儿童是如何改变的”这个家庭教育问题域中，在解释性理论层面上，教育哲学、心理学、生理学、脑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在实践性理论层面则包含更多学科），为覆盖范围广泛的家庭教育（家庭组织制度、家庭生活、父母教养）知识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客观上孕育着交叉学科性质的“现代家庭教育原理”不断增大的可能性。这一趋势也反映出教育研究以及家庭教育研究领域事实上正在形成新的知识生产形态，勾画出了鼓舞人心的未来知识前景。

（二）对家庭教育知识生产模式的审视：围绕家庭教育问题域的多学科交叉群落正在形成

从儿童在家庭改变的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出发，研究家庭中儿童改变的社会机制的社会科学，正在形成以社会学视角为核心，以经济学、家庭史和儿童史等为重要视角的新的学科交叉群落；研究儿童改变的心理机制的研究主要以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学习理论为核心，以脑科学和生理学等为重要视角形成另一个学科交叉领域。两者构成解释性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双核心”学科交叉态势，并可以按照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形成“现代家庭教育学”交叉学科。

在儿童改变的社会机制方面，从以儿童为核心的家庭教育三层嵌套结构出发，可以基本厘清以往关注家庭组织制度、家庭生活、父母教养三个领域的重要学科，为家庭教育学科制度建设的合理发展提供框架。首先，家庭组织制度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对儿童社会化过程的介入，识别社会行为的一般模式及相应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和结构动态对儿童的生命历程的深刻形塑。社会学及其相关社会学科（家庭社会学以及广义经济学视角的家庭理论、儿童理论等）为家庭组织制度的研究奠定了主要知识基础。其次，日常生活交往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儿童如何通过持续的关系形成自身发展轨迹，社会学（家庭生活史、儿童社会学与童年史学、生命历程理论、童年人类学等）与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习理论、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对家庭运转中极其丰富的生活以及儿童在其中的状态和改变，儿童与他人如何相互看待、影响和关联（社会思维、社会影响与社会关联）开展了丰富的研究。现代家庭教育学（原理）有必要将日常生活过程对儿童发展产生的影响作为家庭教育的一个基本分析维度。第三，父母教养是家庭中儿童改变的另一个基本因果维度。父母教养主要指儿童在家庭内外体验式生活成长中所受到的父母有目的有意识地参与与干预。父母教养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视角关注父母在家庭教育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行为方式和心理方式（教养方式），以及教养方式的形成机制。

从现有的家庭教育研究而言，心理学仍然是父母教养研究领域的主角，将父母教养等同于家庭教育，这实际上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家庭教育。日常生活层面与家庭组织制度层面的家庭教育研究目前并未在家庭教育知识视野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忽视社会生活和家庭结构变化的以心理学为“单核心”的家庭教育知识体系就会越走越远，逐渐脱离现代社会和家庭对儿童作用的现实情境。

心理学在家庭教育研究领域的既成强势，可能导致其他学科难以进入家庭教育知识体系中。英国学者托尼·比彻（Tony Bencher）对交叉学科发展的普遍困境进行了分析。首先，由于交叉学科涉及多个学科的发展，这些学科在理论范式上的发展差距可能使弱势学科受到偏见与压制，在参与交叉学科发展过程中难以获得合法性支持，最终导致交叉学科的整体性发展受到威胁。其次，作为学科客体存在的学术文化进一步制约和规训了学科内的学者群体，影响和强化其行为体系，使得学者在学科交叉的问题域内难以形成对交叉学科的归属感。而习惯于所属学科行为规范的学者在交叉学科研究问题域中产生的学术思想分歧或学术品味差异，会进一步加剧学术行为的对立，进一步淡化学术氛围，导致了交叉学科组织的松散化。

我国家庭教育知识体系建设面临的困境与托尼·比彻的分析基本一致，即部分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科在多学科交叉研究过程中被忽视、压制和边缘化，成为在口头上很重要但在实际理论建构中却可有可无的学科。因此有必要依据家庭教育研究的“交叉学科”知识本性加强其知识体系的科学规划，依据其逻辑结构，区分、联合不同学科知识在家庭教育知识体系中的定位，不断优化知识生产模式，以为家庭教育实践和政策提供有效支撑。

（三）家庭教育知识生产范式重构：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双核心”学科交叉研究

从参与家庭组织制度、家庭生活、父母教养三层嵌套结构知识生产的相关学科梳理可知，家庭教育已经成为多门学科参与进行交叉研究的现实问题域。其中，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由二者交叉形成的社会心理学是为家庭教育原理提供知识基础的主干学科，家庭教育原理应是由心理学与社会学共同支撑的“双核心”知识体系。然而，溯源两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可知，社会学与心理学经历了从长时间的对立矛盾，到逐步向互补性发展的转变过程，二者间的融合促成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诞生。但心理学与社会学互的相交融至今也仍未在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中实现平衡，其心理学偏向甚至使社会心理学遭遇了存在性危机，这也直接导致我国传统教育学知识体系更侧重心理学理论，而家庭教育原理也处于心理学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合理知识生产模式之中。

1.社会学与心理学仍处于从二元对立走向融合互补的进程之中

塔德（JeanG. Tarde）、泰弗尔（Henri Tajfel）等心理学家主张应将社会生活的事实作为心理现象（尤其作为模仿的过程）进行分析，而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伯克威茨（Leonard Berkowitz）等社会学家则主张集体现象有其自身的动力机制，应通过分析其与集体现象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解释。社会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争论自20世纪以来从未停止，且二者的对立愈发明确。指出，心理学与社会学产生冲突的本质是对自主性个体与真实存在的群体两种立场的反复重申，但这两种视角的理论解释均具有其合理性。一方面，社会过程只能通过个体内过程得以发生；另一方面，个体内过程也会受社会结构影响表现出协调运动模式。因此，需要找到超越个体与群体间对立关系的方法，实现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联合，以更好地对客观现象进行解释。

心理学家最先意识到个人主义理论在解释群际关系方面的局限性，并尝试为连接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联合搭建桥梁。随着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获得繁荣发展，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也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如勒温（Kurt Lewin）明确提出群体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整体，建构了“场”“社会场”等概念以克服个人和集体的二元对立，其方法论在环境与儿童成长的心理动力机制研究中表现突出。但勒温等心理学家坚持使用标准实验法剔除研究中所有不能直接操作的变量，虽然能够将个体内过程、人际关系、社会位置、集体表征联系在一起，但忽视了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等先在于实验情境的宏观变量，导致社会性因素一步步被完全剔除，最终形成了偏向某种普通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非社会学的’的社会心理学（asocial social psychology）”。侧重理论与实验的社会心理学无法有力解释重大现实问题，这种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不成熟性在1968年爆发的欧美“青年大造反运动”等社会危机中得到了直接反映，引发了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大规模的反思和批判，学者们普遍意识到社会语境在形塑个体社会经历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随着欧洲社会心理学学派的发展，文化与意识形态水平的分析使全球社会心理学开始发生社会学取向的范式转换。但社会学与心理学理论的真正融合是非常晚近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杜瓦斯（Willem Doise）提出了个体内、人际间、社会位置水平、意识形态等四种分析模型，联合心理学与社会学不同取向的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相同分析水平上的理论也应进行联合互补，以清楚定位不同理论与特定条件之间的联系，从而建构更全面的理解现实的路径。但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体系仍深受创立者的态度、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影响。以认同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为例，尽管二者涉及的问题域是相同的，但在学科取向、理论诉求等方面都大相径庭。心理学取向的认同理论认为“社会”是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具体情境，而社会学取向的社会认同理论主张“社会”是个体置身其中的群体关系，个体行为由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来进行解释。可见当下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仍在整合进程之中。

2.重建心理学与社会学“双核心”交叉研究的家庭教育交叉学科

20世纪以来西方教育学对我国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中美国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最大，其心理学主导的教育学知识体系已经深度渗透到我国学科发展、教师发展、儿童发展等多个方面，且直接导致了心理学取向的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和个体主义在我国教育学知识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相比之下，社会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逐渐被我国教育学吸收，而社会学知识体系在我国教育学知识体系中至今仍存在缺乏逻辑依据、统整性较差等严重问题。

在此背景下，我国主流教育学原理的研究长期局限于心理学及心理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视角，主要关注个体生命周期内伴随生理成熟而产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尽管心理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承认社会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强烈影响，但宏观的社会结构通常被偏颇地当作背景因素，强调其对个体发展的单向作用。长期以来的“社会性”研究也着重揭示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生物遗传、外界影响的人格形成规律。这种将社会心理还原为个体心理的还原主义是教育学难以解释儿童发展全部现实的根本原因，由此导致了文化中立、与社会现实极端脱离、忽视外在于个体社会行为的社会背景相关原因分析等三重弊端的出现。

晚近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理论融合也几乎没有被教育学知识体系吸收。尽管不少学者意识到了Model2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对教育学、家庭教育学知识建构产生的重要意义，但教育学领域普遍倾向于将交叉学科研究误解为“拼图游戏”或与其他学科的“协同工作”。对教育学领域学科交叉研究的不当认识将低估、掩盖学科之间要素整合的可能性，基于此建构的家庭教育知识体系也可能忽视社会心理与社会结构的存在，社会学以及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知识缺失导致了家庭教育难以解释、应对社会快速变迁带来的儿童发展问题，最终难以实现学科间理论、概念的深度整合，阻碍交叉学科导向的家庭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

目前社会学以学科分支、理论视角的方式活跃在家庭教育问题域的研究之中，这对于促进家庭教育交叉学科发展、促进家庭教育学科向着统一理论核心和研究范式迈进、促进思想和视角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儿童社会学的学科演化历程与相关理论的发展（如蛛网模型和生命历程理论）为交叉学科导向的家庭教育学发展提供了启示，即未来家庭教育研究有必要认识到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可能会导致对家庭教育问题的认识有偏颇、理解不完整。社会学不仅为现代家庭教育知识生产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也有利于家庭教育研究者反思其研究中的相关概念、命题、假设，使其意识到学科间批判性对话的重要意义，并以开放的心态融合相关社会学理论资源，导入以社会学为代表的多学科视角的家庭教育研究路径。以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理论观点和知识基础应从宏观视角与微观结构出发，对家庭制度、家庭生活、父母教养三个嵌套领域加以联合，以实现对整体家庭教育问题域的不同面向和不同层次的表征，对家庭教育问题进行辩证、批判的思考，提升家庭教育学交叉学科知识体系的深度与严密程度，促使家庭教育学在交叉学科建设过程中向“强综合”方向发展。

三、社会学学科分支在家庭教育学科交叉研究中的存在

多学科交叉的家庭教育学学科形态和前景，不仅需要从知识图谱的整体性进行把握，也需要我们积极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批判性思考，把握各个学科在众多学科交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宽广的家庭教育学的“领域知识”版图中，社会学以学科分支的形式存在于由儿童、父母教养、家庭制度与家庭生活等构成的家庭教育基本形态结构中，如儿童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教养方式的社会学理论、年龄社会学等社会学分支，这无疑对正在形成中的家庭教育交叉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成为社会学A级子学科的儿童社会学

儿童研究是家庭教育研究的首要研究领域，它汇聚了以心理学为核心的学科（以及相关的生物学、信息加工科学、认知神经科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学科）和以社会学为核心的学科（以及相关的人类学、儿童和家庭史、地理社会学、健康和治疗社会学等学科）。

自19世纪末开始，心理学便开始使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儿童的发展问题，以期描述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普遍规律、解释儿童在社会生活中的学习机制，提出能预测和控制儿童发展的解释性理论、考察环境对儿童发展差异产生的影响等。由于家庭为儿童发展提供着重要的成长环境，因此家庭内的儿童发展问题成为了当时儿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心理学关于儿童发展的理念成为了人们理解儿童发展及儿童教育的基础，它在干预家庭教育实践方面拥有强大的权威，同时也导致了社会学在儿童研究中难以获得合法性支持。此外，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儿童社会化概念的强调，也在客观上抬升了儿童心理学的地位，使得将儿童纳入社会结构中进行独立的社会学分析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人们对于心理学一家独大的状况一直没有停止过质疑。一个显著的进展方向是，从心理学的社会一端关注社会文化环境对心理机制的强大影响，与社会学开始相向而行，并且构成了儿童社会学的微观理论基础。社会文化理论在将聚焦点从纯粹的内在心理机制向社会互动转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为心理学和社会学在儿童研究中的融合提供了初步的接口。此外，随着以芝加哥学派的社会互动理论为代表的儿童社会研究在1960年代的复苏，儿童学（当时实际上是儿童心理学）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了重要转向。社会互动理论于1980年代以后成为了社会学下面的一个独立学科。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ism）、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children as agents）、结构方法（structural approach）等成为了儿童社会学的建筑块料（building blocks），而健康和治疗社会学、儿童地理学、女权主义理论、儿童社会学历史研究、儿童人类学、微观-宏观相关联的社会结构分析理论等，成为了儿童社会学的众多分支或相关分支学科。

虽然发展心理学比过去更加重视社会情境（context），但仍然缺乏完善的互动理论（以及社会结构视角）来考虑儿童在社会结构背景下的行动作用，无法讨论社会结构的改进（进而间接改善儿童发展）问题。儿童社会学把儿童理解为现在时态的社会行动者（agents in the present tense，针对情境结构而不是直接面向未来改善的儿童），把儿童看成是社会群体（social group）以及社会结构中的有能力的（competent，自我经历和学习）独立个体。在家庭情境和个体能动的交互中，儿童逐渐摆脱家庭和养育（parenting and childcare）的束缚。总之，儿童社会学提供了更为完善的社会结构下的互动理论，即它既从成年人的视角从制度和社会结构方面来定义儿童，同时，儿童也会对相应的制度安排做出能动性改变。

儿童社会学的出现，使儿童研究舞台上出现了两个聚光灯：一个还是原来的聚焦于儿童心理变化机制；另一个则是将儿童所进行的社会互动和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从后台和背景的位置，前移到了舞台的聚光灯下（儿童变化的社会机制）。由此，观察儿童就需要把儿童的社会角色互动、社会文化背景、社会习俗和主流价值观、同辈文化等纳入主要观察范围之内。儿童要成为（becoming）什么，离不开儿童现在是（being）什么；儿童如果要改变当前的不会状况（incompetence），就需要从自己当下懂得什么（competence）开始；面向未来（future-oriented）的儿童社会化，同样需要关注儿童当下的体验和感受（present-oriented）是什么。这些，对于理解家庭的生活教育本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关注父母教养的社会科学理论快速发展

父母教养是心理学的传统领域。以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对于父母教养孩子进行了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进一步的心理学比较研究表明，权威型教养方式是一种跨越文化和种族的、培养“自治性”（独立、有能力和有爱心）人格比较理想的教养方式。后续的教养方式研究通过不断改进完善，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心理学研究领域。

但是，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不能把教养方式与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家庭特征做出系统的、规范的关联性思考。例如，为什么要培养自治性人格？这种人格的社会文化适应性如何？人们在世界上不同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是如何选择教养方式的？教养方式就一个家庭而言在多大范围内是可以选择和调节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解答。例如，德普克（Matthias Doepke）和奇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围绕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如何影响父母的教养决策和教养方式这一主题，从经济不平等、社会阶层上升、教育回报、代际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教养方式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关联等多方面，挖掘了教养方式的诸多社会和经济属性。我们的社会学研究也初步发现，教养方式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一定的范围、一定的弹性空间内得到改进。对父母教养的矫正指导应该是个别化和个性化的，因此，把权威型教养方式（或者积极教养方式、正面管教）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处方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

（三）关注家庭制度的家庭社会学与家庭研究日趋成熟

要弄清儿童在家庭制度下如何变化和发展，离不开对于现代家庭的认识和把握。这就需要借助于家庭社会学研究以及更广义的家庭理论研究（人类在家庭制度中的行为研究）。家庭研究是社会学的另一个主要研究领域，甚至是一个比儿童研究更经典的社会学研究领域。

吉登斯的家庭“外壳理论”指出，虽然家庭的外壳一直没有改变，但家庭的内在却是一直在发生着变化。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家庭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家庭成员的行为（包括父母的教养行为和子女接受父母和家庭影响的行为）产生了多重的影响。无论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加里·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的《家庭论》，还是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桑格利（François de Singly）的《当代家庭社会学》，或者是一批社会学者对中国当前城市和农村家庭的田野观察研究，他们对现代家庭规律的丰富发现告诉我们，现代家庭的种种变化表现在家庭的功能浓缩，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发展，家庭类型的改变、规模的急剧缩小，家庭成员的情感型联结和家族成员的经济独立型联系等方面，家庭内外部关系呈现出了私人化、私密性与公共化、公开性两个相反增强的运动趋势（现代家庭悖论）。家庭的情感和消费功能快速增强，家庭代际关系的血缘属性减弱而社会属性增强，带来了网络化、下行式儿童中心主义，以及结构化的生活和知识化的发展趋势等现代家庭生活的特征，这与传统社会的家庭存在重大差异。家庭和父母对儿童的期待和追求，本质上是一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习俗和价值观的中介变量，对社会制度发挥了最大程度的影响。这些理论揭示了家庭制度丰富的现代性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身处于其中的儿童的全方位、强有力的影响，为广泛探讨家庭中儿童的改变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路径，同时，那种将父母教养行为看作是一种孤立化和简单化技术处理办法的心理学做法，也开始遭到了人们的警惕。

除此之外，在社会学建立的上述研究领域中，经济学视角从家庭情感经济学理论和理性算计行为理论出发，很好地解释了现代“教育家庭”的“教育投资”现象；而家庭教育史视角通过家庭、儿童和对家庭教育的历史和社会线索的建构，探寻家庭教育现代性独有的特点和规律。这些，都在不断丰富着家庭教育社会机制的解释框架。

四、社会学基本理论视角在家庭教育理论结构中的存在

为了充分理解和全面解释人类社会现象，社会学研究涉及了广泛多样的议题。而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贯穿整个社会学发展历程的基本理论视角或分析框架之一。这些基本理论视角从思想层面与方法论层面为家庭教育研究提供了价值指引。

在回答“儿童在家庭中是如何改变的”这一家庭教育的基本问题时，遇到的第一个重大的挑战性问题就是儿童中心（整体上讨论儿童在外在社会结构中是如何体验性地自我改变的）和成人中心（整体上讨论儿童在家庭中是如何被改变的，或者更直接地，是父母如何有目的有意识地去教养和改变儿童）的关系问题。在现代以儿童为中心的幼儿观中，十分紧要的问题是儿童的“主体性”问题。儿童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受惠者或被支配者，他们一直从另一种特殊的角度和立场，在积极、主动而不歇止地参与着他们所属的社会，与周遭的人、事、物互动，形成整个团体生活与文化形态，共同以其生命推展书写下“历史”。这是一种相当深刻的教育哲学思想。但是，思想若要得到落实，若要解决儿童中心的道路设计，还得靠科学的学科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来实现。

在众多学科交叉的家庭教育研究领域，儿童中心的操作化实践，可以依赖于社会学的思想、视角和理论模型。例如从儿童的一生来看，科萨罗的蛛网模型（见图1）（图1略）让我们眼前一亮，他我们看到了儿童（群体）在其自主的一生中，与家庭和各种社会领域和场域的关系模型。

再如，在家庭教育研究和儿童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研究领域，是生命历程研究，社会学界多称为Life Course Research，心理学界多称为Life Span Research。生命历程理论将儿童的生命轨迹看作由一个个的生命事件所构成。而一个个的生命事件，又是由儿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human agency）、人际互动（linked lives）、事件当时的历史和文化时空（history and culture location in time and place）等元素组成（图2）（图2略）。社会学视角的生命历程研究十分注重人的生命轨迹与社会互动、社会经济文化情境的因果关联，而心理学视角的生命历程研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自己生命历程中的突出作用。这两种视角奇妙地统一在生命事件的分析框架中。社会学视角对儿童的生命历程研究往往与儿童的家庭相联系，这不仅表现为家庭内部生活和家庭关系对儿童的重大影响，不仅表现为家庭与学校的关系，而且表现为宏观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通过家庭对儿童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根本上说，儿童的成长不是家庭决定的，而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社会发展和变化所决定的。家庭本质上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与个体生活关系的重要的社会中介性组织。生命历程理论从儿童一生发展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因素和社会组织的影响。在生命轨迹的每一个“点”上，生命历程理论让我们“放大”地看到了儿童是如何在“生命事件”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如何与社会经济文化情境和周边的人际进行互动并形成生命成长轨迹的。“事件”的分析技术使得多因素有机互动的分析从“思辨”成为“现实可能”，这对于揭示儿童是如何在家庭制度和生活事件中得到改变的奥秘，有着很好的适切性。

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整个社会收回到家庭，我们就看到了三个层面的家庭教育形态结构（图3）（图3略）：自主性的儿童受到父母教养、家庭生活和家庭组织制度的嵌套影响而发生着累积性改变。

在以上讨论中，社会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经越来越清晰了。社会学与心理学并列的“双核心”的作用，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义。其一，从儿童成长内在的心理机制和外在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看，心理学是关于内在心理和生理机制的“核心”学科，而社会学是关于外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机制的“核心”学科。其他众多的学科，围绕着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形成了“双核”学科群。其二，从基本学科走向上，家庭教育领域中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在“存在与成为（being vs becoming）”“能力与无能力（competence vs incompetence）”“面向现在与面向未来（present-oriented vs future-oriented）”“群体与个人（group vs individual）”上构成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两者统一于儿童的现代家庭生活之中。儿童的现代家庭生活是一种聚焦于当下的“存在”“有能力”“面向现在”的主观能动性结构。与儿童在学校关注于未来的知识教学活动不同，现代家庭生活的主观能动性结构蕴含了“成为”“具有新能力的”“通向未来”的自我的改变。其三，从家庭教育总的形态结构看，现代家庭教育的嵌套结构是社会学视角的，是儿童社会角色引发的儿童（子女）与父母、儿童与生活中的各种环境因素、儿童与非人类实体的家庭组织制度的社会性互动。

在后现代知识生产模式的强大推动下，教育正在成为一个众多学科涌入的生机勃勃的研究领域。随着以问题域为核心的后现代知识生产模式的兴起，多学科的交叉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历史潮流，不断打破着原有的学科界限，搅动和改变着教育研究的知识版图。家庭教育作为一个教育学（原理）范畴内一直被边缘化且不被关注的知识领域，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出现了学科交叉，进而形成交叉学科且面临较少制度性阻力，同时又有着儿童理论、家庭理论和教养理论的多方向突破性成果的支撑。由此看来，透视家庭教育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多学科景观尤其是社会科学元素的作用，不仅对于认清家庭教育知识的学科交叉态势、认清社会学视角在家庭教育知识生产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多重作用，而且对于进一步认清教育研究的学科交叉态势，进一步深化社会学视角在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和多重作用，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文参考文献略）

Interdisciplinarity Approach to Knowledge Production for Modern Family Education

Wuchonghan Zhuchongwang Wangxi

Abstract: Historically, family education has been based on school pedagogy as a theoretical prototype, in which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has dominated. Family education has in fact become “parenting” in a micro and narrow sense, which does not correspond to the real image of modern family educ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how children change in the family” problem domain, we see that family education is form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potentially cross-disciplinary landscape, changing the direction and center of gravity of the discipline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creating an open landscape for family education research.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education of things”, the experiential change of children in family life, and the unification of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which the social mechanism is the most crucial.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cluster of social disciplines is being formed through the study of how children in the family change social mechanisms, with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t its core and important perspectives from economics, family history, and children’s history, etc.; relevant studies of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form another interdisciplinary area, with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t its core, and important perspectives from brain science and physiology. Both constitute a “dual-core” cross-disciplinary situation that explains the body of knowledge on family education and can form a cross-discipline of “modern family education” according to a new model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On this basis, we discuss and demonstrate that sociology exists in the domain of family education through its various branches and gener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effectively supports the ‘dual-core’ interdisciplinarity approach to family educa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Key words: family edu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sociology; knowledge production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