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与职业》2019年10月第20期 作者：石丹淅
摘 要：农村职业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本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变量。由于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理念滞后、人才培养模式单一、政策系统碎片化、供需结构失衡等主要诱因，使其服务乡村振兴的实效明显不足。新时代，以农为本积极转变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理念，构建农村职业教育联合体；以生为本着力创新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筑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闭合系统；以人为本稳步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整体性治理，促进农村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助于更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职业教育；教育联合体；整体性治理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的历史延续”①，是“党中央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部署，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②。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其中，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支点。为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明确指出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更好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众多理论和实践进一步表明，乡村教育振兴是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变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号)也强调“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大力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鉴于此，基于“三农”环境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强对农村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再认识，剖析其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提炼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既是新时期研究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现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需要。
一、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1.农村职业教育是释放乡村经济活力、推动产业兴旺的重要引擎。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急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深度挖掘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完善利益链，培育和发展农村电商、共享农庄、休闲农业、民宿经济、农耕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新产业新业态，这对新型农业劳动力的数量、规格、质量、结构也提出了新要求。职业教育连接着产业需求端和劳动力供给端，三者之间交互影响、动态传导。农业劳动力能否支撑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适应新产业新业态，依赖于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的供给规模与供给质量。与此同时，教育发展的水平和结构决定着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继而影响劳动力的综合素养。职业教育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使命，其价值取向、目标定位和功能定向直指“三农问题”，其办学理念、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紧密对接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农业产业升级优化、农民综合素质等，可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培育大批知农懂农爱农的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帮助优化农村第一、二、三产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促进农村三产动态的高质量融合发展，是释放乡村经济活力、推动产业兴旺的重要条件。
2.农村职业教育是培育生态文明、助力乡村生态宜居的重要途径。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考察海南时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的动态演进，凸显了党和政府对农村生态文明内在价值的更高追求，体现出对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高度关注，努力让绿色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永久的底色。生态宜居要靠建立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加强对农业生产者的规范和约束，更为关键的是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使农民从绿色发展中得到真金白银，进而使绿色生产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农村职业教育在这中间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在相关技术标准体系或服务方面提供了可能，为乡村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技术支撑，如培养绿色农技推广人才、传授畜禽粪污处理技术、推广手工制造科学种植技能、提供绿色乡村建设规划和村庄规划服务等；另一方面，帮助营造乡土文化、绿色生产生活行为氛围和绿色意识。通过职业教育帮助人们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产生活理念，增强乡村人民农耕文化、乡愁等精神文化意识，养成垃圾分类、清洁取暖的生活习惯，塑造建设文明厕所、节水节能乡村建筑等绿色生活行为，助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清爽安定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
3.农村职业教育是满足农民精神需求、实现乡风文明的内在要求。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乡风文明既能促进城市生产要素向乡村配置，推动产业兴旺，又能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优良的人文环境，实现生态宜居，还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条件和成效体现，是生活富裕的重要内涵”③。有研究指出，“贫困地区（或称凋敝地区)潜移默化中形成的贫困亚文化会强化贫困群体的贫困状态，且会在区域内或代际间复制和传承”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供给侧看，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既应重视物质精神的输血式供给，更应重视精神能力的“造血式”供给。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培育“职业人”和“一般人”的价值功能，能够有效深入乡村建设的末端环节，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提升农民的生产生活技能、法律知识和个人修养，培育文明意识和能力，营造环境文明、行为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一体化的乡村社会文化体系，促进乡风家风民风文明，摒弃封建迷信和婚丧陋习等，释放移风易俗红利，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4.农村职业教育是提升治理能力、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动力源泉。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保障。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最终实现乡村善治。农村职业教育的多重价值属性有效契合了基层社会的治理需要。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农村职业教育拥有所有教育共享的使命，即“使人成为人”（育人价值)，亦称农村职业教育的目的性或主体性。农村职业教育塑造着受教育者的个人素养、公民意识、公共责任，具有营造文化生态的功能，有助于推动乡村劳动力社会化，这将有利于实现乡村德治，激发德治的融合、引导、教化等功能。作为与其他类型教育不一样的教育，农村职业教育也拥有其独特的特性，即“使人成为职业人”（育才价值)，亦称农村职业教育的规范性或工具性。它培育着受教育者的职业能力，通常包括两种能力：一种为职业在当下要求的技术与能力，另一种为适应该职业变化发展的能力。这两种职业能力的塑造将有助于激发乡村人口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等潜能与活力，有利于实现乡村自治。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和民主管理层次提升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体现，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典型的增智赋能功能，能够较好地提高乡村人民依法参与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有助于破解当前乡村公共治理“集体行为困境”，继而实现更高质量的乡村法治。
5.农村职业教育是实现农民增收、获得生活富裕的关键变量。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生活富裕，必须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为此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具有生产效益和配置效益，从而可以帮助受教育者更好地就业（创业)和生活。作为一种具体教育类型，农村职业教育的生产效益体现为，农村受教育者通过接受更多的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提升其生产能力（边际生产效率)，帮助其在乡村劳动力市场获得较高工资性收入或提升生产经营及绿色发展能力，继而提高家庭收入，实现生活富裕。农村职业教育的配置效益体现为，农村受教育者通过接受更多的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提升其识别机会、利用机会、改变既定资源配置效率使得产出最大化的能力，如职业流动、自主创业。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西奥多·舒尔茨所言的“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⑤。通常而言，在外部环境越不均衡的状态下，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者的配置能力越易激发。新时代，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改革向纵深推进，因全面深化改革衍生出的机会红利将不断涌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乡村内部之间配置的非均衡性也将持续增大，这将有利于受过更多农村职业教育的乡村劳动力发挥配置能力，通过生产要素重配、捕捉利好机会获益，实现更加富裕。
二、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困境
1.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理念滞后，无法满足乡村振兴的时代需要。先进的办学理念是学校生机和活力的关键所在，其回应的是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的基本问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理念被期待为精准对接新时代农村经济转型、农业产业升级、农民素质提升。然而，在当前社会实践中，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却体现出明显的阻滞现象，无法及时回应时代需要。首先，在政府层面，一些地方政府治理职业教育的思想和行动仍然存在“普教化”倾向，用普通学校教育的管理思想、评估办法、反馈机制诱导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继而使得农村职业教育离农化、农村职业教育城镇化态势增强。比如，在考核评估职业教育时，有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将普通教育惯用的升学率作为考核指标，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将对口升学作为核心任务来推进，而对服务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新需求则被轻视或忽略。其次，在学校层面，农村职业教育学校缺乏教育家型的领导人才。学校领导者自身缺乏对农村职业教育核心价值体系的全面认知和农村职业教育对象的重新审视，出现农村职业教育学校程式化运作、发展定位和定向不清晰等问题，加之外在环境变化和压力，选择被动型迎合，进而加剧了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理念的异化。最后，在办学功能层面，办学理念陈旧致使农村职业教育办学功能结构性缺陷日益外显。办学功能的多重性是农村职业教育的鲜明优势。随着国家“两基”教育目标实现以及教育系统外部环境迭变，较多农村职业教育学校非但没有及时实现其服务功能多样化和差异化，反而不断挤出原有功能定位而聚焦学历教育，如裁撤或减编乡镇和村成人学校，包括社会服务等在内的多种功能退化，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及其他类型农村教育系统彼此割裂，功能结构性缺陷使其服务于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效能呈现边际递减趋势，从而更加难以得到农民和农村青年等群体的认可。
2.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单一，无法支撑乡村振兴的人才需求。人才培养模式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以及实现这些培养目标的方法或手段。农村职业教育属于一种跨界教育，其本质属性和人才培养规律要求职业教育实现“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多元主体合力办学，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发展之路。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当前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未能实现与时代的同频共振。主要体现为，首先，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单一化。农村职业教育横、纵贯通机制缺失，人才培养的衔接性差和培养过程的开放性低加速了农村职业教育代际跃迁功能弱化的态势，加之农村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农村家庭子女主动选报农村职业教育的概率降低。另外，地方推进混合所有制办学改革的力度不够，农村职业学校与企业、产业联合设立产业学院、企业工作室、实践实训基地的质量有待提升。其次，涉农专业建设不强。当前较多农村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与建设趋向功利化和短期化，缺乏系统谋划、科学论证和及时反馈，尤其是以“专业+产业+互联网”思路建设涉农专业的做法不普遍，农村职业学校所开专业结构性矛盾明显，不能较好地满足乡村振兴的实践需要。再次，师资队伍数量、质量和结构不合理。农村职业教育既缺乏杰出的校长，又急需教学名师和专业带头人。“双师型”教师的规模和质量长期匮乏，如教师知识结构的“脱农化”、教师学历与职称不达标率高、教师教育能力实操化差等，深刻影响着农村职业教育人才的可雇佣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最后，课程体系和教学改革的滞后性，使得农村职业教育学子的核心素养缺失。农村职业教育与智能时代融合不深，课改和教改没能及时反映时代性、交叉性和智能性，使得农村职业教育学子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技能知识与人文知识等没有较好地融通，影响其新时代根植“三农”、服务“三农”的意识与能力的塑造与提升。
3.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碎片化，无法满足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现实需要。农村职业教育是“面向农村的、现代化的大农村职业教育”⑥，是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黏合剂。新时代，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设计与政策体系理应是系统化、整体性而非离散化、碎片化。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碎片化首先体现为政策理念的碎片化。在传统城乡二元分割、城市中心的思维模式影响下，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设计体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瞄准城镇发展态势而非农村经济社会变化的现实需要，使得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动力不足。其次是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价值的碎片化。政策的价值选择是其内在的灵魂，发挥着关键的导向作用。受国家发展阶段影响，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为“经济建设”价值，重视专业技术、实际能力的提升，凸显“工具理性”。乡村振兴时代的农村职业教育应有更为丰富的意蕴，不仅重视生产技能的塑造，还应关注促进乡风文明、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和管理能力的培育，应该更加关注“以农为本”“以生为本”“以人为本”的政策价值定向，把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作为衡量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好坏的主要标尺。最后体现为农村职业教育行动体系的碎片化。社会政策行动体系是实现政策目标的保证。农村职业教育行动主体是多元化的，不仅有农村职教管理机构，还有相关组织和有关个体。进入21世纪以来，管理机构不断分化且权责也处在不断调整中，农村职业教育组织也涌现出新形态，农村职业教育的相关个体如农村学子、农村务工青年、村里的能工巧匠等，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另外，社会力量（组织)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也持续高涨。这些行动主体缺乏有效统整和及时协调，缺乏共商共建共享机制，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配置无效或低效，无法支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现实需要。
4.农村职业教育供需失衡，无法支撑质量兴农的战略需要。《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是农业农村领域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重大举措，又是推动产业兴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行动。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农业产业链条短、产销衔接弱、质量效益低等瓶颈问题，急需加快农业和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创新的新型职业农民，促进质量兴农。《“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也明确提出到2020年力图发展新型职业农民2000万人以上的目标。旺盛的人才需求使农村职业教育进入了新的机遇期。然而，当前农村职业教育供给端无法有效匹配需求变化，出现了明显失衡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供给不足。现行职业教育体系没有基于城乡融合战略思想统筹设计，缺乏对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系统规划。此外，当前农村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参与主体仍是职业院校，而对涉农企业、行业、社会组织等耦合不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效能受阻。二是农村职业教育制度供给不足。制度创新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为提升乡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如何分类施策、构建适宜的非正规农村职业教育制度，如何因地制宜、建立差异化个性化的农村职业培训制度，如何稳中有进、建立农村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经费投入长效机制等，亟待纾困破解。三是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供给不足。根据历年教育统计数据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职业高中和职业初中由2011年的4802所和54所降至2017年的3617所和15所，全国技工院校数和在校生数对应由2011年的2914所和429万人减至2017年的2490所和338万人。尽管职业教育学校和技工院校及在校生人数降低态势是由多重因素引发，但最终将体现的是服务于新时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级人才供给不足，无法更好地支撑质量兴农战略需要。
三、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协调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才能真正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美国著名学者柯尔曼（J.S.Coleman)表示，教育是开启通往现代化的钥匙。新时代，科学有序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然要首先关注和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属性。基于农村职业教育，其现代化表现为：一是体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性；二是体现终身学习的开放性；三是体现职业教育的系统性。为此，新时代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变革，优化进路，才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1.以农为本，积极转变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理念，精准满足乡村振兴时代需求。“农村职业教育是一种横跨农村‘职业域’与‘教育域’，关涉农村基础教育、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多领域要素、结构体系极为复杂的关系系统。”⑧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充分把握好农村职业教育“跨界”融合优势，积极统筹不同领域关系要素，实现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社会的共生共荣共赢发展。为此，首先切实推动构建“以农为本”的农村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模式。“融合”之意蕴，一方面体现为农村职业教育要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深度黏合，增强其“为农”价值功能而非“去农化”；另一方面体现为农村职业教育要与农村基础教育、成人教育、涉农本科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合力发展，建立农村职业教育联合体，形成以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为价值目标的，以“‘扶志’‘扶心’‘扶智’‘扶资’与‘扶业’为逻辑框架的中国特色乡村融合型职业教育”⑨。其次，有序推进“为农”和“离农”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方略，特别要以新时代职业教育扩招100万为黄金机遇期，精准设计，分类施策，更高质量地实现农村职业教育为新型城镇化培养多样化劳动力的功能，同时更加有效地突出面向“三农”办学，着力为农业供给侧改革和乡村振兴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
2.以生为本，完善和创新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智力保障。美国学者库姆斯（P.HCoombs)指出，学校中的“学术性、城市化和现代化导向的课程不能适应大多数农村青年学习与生活需求”⑩，这将使最聪明、有很强学习动机的学子脱离他们的农村环境，刺激其迁移城市而不是留在农村发展自己的社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急需培养新一代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这需要加紧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使其所学知识或技能实操化、亲农化和终身化。具体而言，首先，应积极探索农村职业教育横纵贯通机制，建构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闭合系统，如建立质量认证体系，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有效衔接，免去很多青年的后顾之忧。法国职业教育的业士、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制度值得借鉴。其次，大力加强“课程、课堂、教师、教材、基地、产业”等关键环节的再设计，为推进现代学徒育人生态保驾护航。通过课程设置的模块化（学科文化课程与综合实践课程)、课堂情境的交互化（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混合使用)、教师体验的社会化（走进基地、融入乡村)、教材内容的差异化（知识选择与编排体现不同群体的需要和认知习惯)、基地搭建的一体化（校园、庭园和田园联动化)、产业培育的精细化（农村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以及互联网化)，满足乡村振兴过程中各级各类人才需求。最后，积极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支持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弹性学制、农学结合等方式参加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实现“土专家”“田秀才”与专业化涉农人才良性互动的局面。
3.以人为本，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整体性治理，高质量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需要。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是20世纪末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兴的治理理论，最早由英国学者安德鲁·邓西尔（Andrew Dunsire)于1990年在其发表的《整体性治理》一文中提出，后经佩里·希克斯（Perri6)、戴安娜·叶特（Diana Leat)、伯利·舒尔茨（kimberly Seltzer)、加里·斯多克（Gerry Stoker)等学者进一步推动，在学术界和实务界产生巨大影响，并与网络治理、数字治理并称为后新公共管理时期三大主流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的着力点在于变革碎片化（fragmentation)带来的阻力，通过协调与整合最终实现善治。破解当前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碎片化，亟需整体性治理思想做牵引，构建一体化、系统性的职业教育政策系统。首先，在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设计理念上需要实现整合。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人民获得感、幸福感的提升。这就要求作为关键变量的农村职业教育，在进行政策设计时，应打破二元思维，减缓利益诉求矛盾与冲突，构建一套利益引导、利益平衡、利益转移、利益补偿的制度系统，化解利益杂糅性和分散性，助力农村职业教育自身更好发展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其次，在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价值上需要整合。乡村振兴涉及人才、产业、文化、生态、组织等诸多要素。好的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应重视政策价值选择上的统整化，通过政策积极引导实现关注知识技术传授和人文素养塑造、关注理论功底与实践能力、关注自身增量改革与助力社会更好发展、关注乡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等多元价值有效统一，形成价值一致、目标一体的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价值选择。最后，在农村职业教育行动体系上需要实现整合。农村职业教育行动主体是跨界的、分散的。由于各个行动主体的性质、角色、层次、效能不同，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继续构建一个协调一致、合作有序、参与有力的农村职业教育行动体系，保障农村不同层级职业教育机构、各类型能工巧匠与农村青年、社会组织、企业行业产业、地方政府等都能行动合作和行动自觉，避免相互掣肘和行动冲突，更好地支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质量兴农的战略需要。
注释：
①张海鹏，郜亮亮，闫坤.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创新和实现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18（11).
②⑦韩长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N].人民日报，2018-08-27（7).
③刘丹.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推进乡村振兴[N].学习日报，2018-08-17（3).
④（美)奥斯卡·刘易斯.贫穷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一日生活的实录[M].丘延亮，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⑤SCHULTZ T.The Value of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Disequilibria[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5（3).
⑥张胜军，马建富.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职业教育三问[J].教育发展研究，2016（11).
⑧⑨朱成晨，闫广芬，朱德全.乡村建设与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2).
⑩（美)菲利普·库姆斯.世界教育危机[M].赵宝恒，李环，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1]李延平，王雷.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使命及变革[J].教育研究，2017（11).
[2]和震，谢珍珍.就业不是职业教育的终点：职业教育的经济决定论驳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8（10).
[3]孙莉.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发展[J].教育与职业，2018（13).
责任编辑：王云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