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研究》2019年第11期 作者：袁振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历史性判断，是中国加快走向世界中心的新起点。高质量经济离不开高质量教育的支撑，高质量教育离不开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的支撑。适逢其时，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驱动和引领作用”，“进入新时代，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迫切需要教育科学研究更好地探索规律、破解难题、引领创新”。

一、教育科学研究面临的新形势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际关系急剧变化，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深度变革，毫无疑问，教育方式和学习方式也面临着重大转型发展的历史挑战和前所未有的改善机遇。自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来，教育的转型发展已初见端倪，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脑科学等的新进展新突破，这种转型发展来得更快、更强烈了：教育的形态，从以教为重心向以学为重心转移，从固定人群在固定地点、固定时间、学习固定内容的学校教育，向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学习任何内容的泛在教育转型；教育的功能，从以知识传授为中心向以能力培养为重心转移，尤其注重责任能力、思维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培养；教育的内容，从以知识体系为主线的分科性学科教育为主，向核心素养为主导的综合性、问题性教学为主转型；教育的评价，从班级授课制背景下的统一化标准化教学，向瓦解班级授课制的多样化、个性化、选择性的因材施教转型；教育的形式，从以教定学，教什么学什么、怎么教怎么学，向以学定教，学什么教什么、怎样学就怎样教转型；教育的手段，从以黑板粉笔为主要工具的线下教育，向基于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的线上线下融合教育转型；教育的生涯，从一次受教终身受益，向不间断的终身教育转型……面对史无前例的历史大变革，如何深刻把握历史走向，敏锐感触未来，培养胜任未来、创造未来的高质量人才，为教育创新变革未雨绸缪，教育科学研究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二、教育科学研究的新定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再向高质量发展，走完西方早发国家近两百年走完的历程，在这其中，教育科学研究也功不可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教育科学研究更加大有用武之地，需给予新的定位，确立新的目标，争取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

从“跟跑”到“并跑”。中国的教育科学研究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在一个很长时间里处于“跟跑”状态，以模仿、学习、借鉴外国的教育思想和科研成果为主，沿用的是西方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对我们加快缩小与西方的差距，促进我们教育的变革，提高我国的现代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过程也存在照搬照抄、囫囵吞枣，甚至“言必称希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现象。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教育研究的水平也不断提高，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努力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将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起来，将模仿借鉴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德树人理论、教育公平理论、素质教育理论、教育优先发展理论，教育的放管服理论，等等。在基层实践中孕育出一大批具有中国智慧、中国风格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比如斯霞和她的爱的教育思想，于漪和她的教文育人思想，李吉林和她的情境教育思想等，与世界各国的先进教育理念和实践同放光彩。

从“并跑”到“领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辟了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成功道路，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加速度发展的范例。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如何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已难以模仿，大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意见》提出：“推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不断提升教育科学研究质量和服务水平，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知识贡献”。研究中国问题。科学研究始于问题，并以问题引导研究、推动研究，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深化认识、积累知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中国的教育问题既有中国的个性，也有人类的共性，研究好、解决好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首先是中国自己的需要，同时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也是对世界的贡献。总结中国经验。中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是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艰苦卓绝奋斗的结果，这种成功体现了制度性优势，蕴含着内在的规律，对这种规律性的探索我们进行得还很不够。比如，对上海取得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优异成绩“秘密”的揭示，最有影响的是弗里德曼（Friedman，T.L.）的报告。中国教育改革开放的实践蕴藏着深厚的宝藏，现在所揭示的只是冰山的一角，需要我们大力开采。

形成中国理论。没有明确的理论就没有思想的自觉和行动的自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功和辉煌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结果。中国教育的教学、教师、课程、办学、治理的理念、制度、政策和方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和文化优势，把这种特点和优势上升为理论，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构建中国话语。话语是概念术语的体系，是思想观念的外显，也是思维方法和价值信念的载体。话语一旦形成，就对人们的认识和价值起到影响和建构作用。清末之降，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摧毁了我们的江防，其思想意识形态也长驱直入，替代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西方学术话语也成为我们的主导话语。区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话语与制度、文化紧密相连，泥沙俱下，与我们的需要正反互见甚至背道而驰，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实际和未来，重构中国话语是我们长期的根本的任务。

三、教育科学研究的新动能

明确科研新导向。《意见》要求：“构建中国特色教育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增强中国教育自信”，“立足中国大地，面向基层一线，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教育科学研究的实践性，以重大教育战略问题和教育教学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支撑引领教育改革发展。”这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提出了明确的新导向，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的战略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凝练重大问题是学科做出重大社会贡献的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任何一门学科发展水平和学科地位的显著提升都与它们对重大问题的凝练和回答紧密相连。“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1]

提出评价新机制。《意见》要求：“构建以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评价体系。”“增强科研成果转化意识，引导鼓励开展政策咨询类、舆论引导类、实践应用类研究。推动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教案、决策、制度和舆论。”这提出了科学研究评价新机制。

鼓励创造新方法。《意见》要求：“深化科研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改革，推进研究范式、方法创新，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特别是首次提出“加强实证研究，坚持以事实和证据为依据，对重大问题持续跟踪，注重长期性、系统性研究”。这对聚焦真问题，揭示教育活动各要素内在联系，弄清楚这些联系的因果关系以及因果作用机制，获得更多对教育的规律性认识，获得真知灼见，具有重要意义。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意见》还就科研队伍建设、科研环境改善、科研经费增加等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教育科学研究向高质量目标迈进提供了重要保障。这无疑将对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新时代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责任编辑：李晓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