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性质问题是教育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教育实践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高度重视教育性质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教育性质有不同的认识，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阶段性和历史的继承性。一百年来，党对教育性质的认识不断发展与丰富，构成了党的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教育性质的继承和创新，反映了中国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需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性质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一百年来，人民性在党的教育性质认识中占据核心位置，从教育要唤醒工农，到教育要向工农开门，再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人民性始终构成党的教育事业的价值轴心，坚如磐石。党在不同时期对教育的其他性质的论述，最终是为了充分实现教育的人民性。这是党的教育事业，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性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教育性质；政治性；人民性
教育性质问题是教育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它主要回答教育（应）有什么特征，既包括教育的一般特征，也包括特定时代背景下教育的具体特征。在教育学界，不同学者对于教育性质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彼此之间争论不已。在学者们的认识之外，不同政治组织对于教育性质也有不同认识，构成了不同政治组织教育政策的认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教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和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不断深化对教育性质特别是具体教育性质的认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的教育性质理论。系统回顾和总结过去一百年来党对教育性质问题的认识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党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努力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教育性质问题的初步认识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使得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问题包括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19年9月到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撰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和阐明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其中就包括教育问题。他强调文化教育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生变革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而必然地具有阶级性。这一观点对于当时一些就教育论教育、强调“教育神圣”“教育清高”和“教育独立”的教育界人士来说震动很大。1920年10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也撰文指出：“教育是智慧的源泉，资本主义时代底（的）教育是专为少数富家子弟而设，多数贫民是没有份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极力要拥护资本主义底（的）学说及习惯的，因此这时代底（的）青年自然便养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底（的）迷信，以为资本主义是天经地义，资本家是社会不可少的中枢。”[1]陈独秀对资本主义教育性质的认识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教育性质的认识是一致的。1920年12月，他在致罗素的信中就究竟是用资本主义来发展教育和经济，还是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和工业进行讨论，明确提出：“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展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1]这恐怕是党成立之前较早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教育主张的言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党成立初期，最迫切的任务是唤醒工农，通过工人夜校、农民补习学校等教育形式向工人、农民、士兵和青年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的革命主张，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参加到社会革命、民族独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事业中来。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开始较为系统地考虑教育问题。关于苏区教育的性质，毛泽东指出：“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2]显然，中华苏维埃政府实行的这种教育，与同一时间国民党政府所实施的教育在性质上有根本不同。毛泽东明确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为工农大众服务、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些特征鲜明体现了那一时期党对于教育性质的认识。
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2]基于这种观点，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2]“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2]“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这些论述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性质。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的新文化和新教育。”[2]毛泽东的这些观点高度凝练和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对教育性质的基本认识，成为当时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基本遵循。
概括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教育性质的认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教育性质的论述，一方面承认教育的政治性、阶级性，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教育展开批判；另一方面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将无产阶级教育的政治性、阶级性具体地阐释为为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服务，为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自由和解放服务，强调教育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在实际教育活动中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这些认识为苏区教育、根据地教育和解放区教育指明了方向，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教育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教育性质问题的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基本上延续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教育主张，同时为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方面对建设人才的大量需求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主张。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第五章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3]在这段规定中，“人民”毫无疑问成了中心词汇，“为人民服务”也首次出现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政策中，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对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性质的新认识、新发展。在具体教育政策上，这一时期提出了教育“为工农开门”的主张，设立人民助学金，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大量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逐步废除了一些在革命战争期间形成的干部子弟学校，体现了教育平等的思想；提出“收回教育权”的政策，逐步将各种外国势力在中国所办的学校和私立学校改为公办；颁布了新的学制，将成人教育、补习教育、扫盲教育、职业业余教育等都纳入国家正式的学制当中，充分体现了教育的人民性和为国家服务的价值取向。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2]党的八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在这个背景下，党对教育性质的认识也由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着手探索社会主义教育性质的阶段。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针对在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存在的思想政治弱化现象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272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从教育目的的总体规格和素质结构方面首次表达了对社会主义教育性质的明确认识。总体规格就是要培养“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素质要求最重要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有文化”。关于将“劳动者”明确为人才培养的总要求，何东昌认为，“‘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的共同特征，而社会主义教育也只能是培养劳动者。这是社会主义教育同封建主义教育、资本主义教育的本质区别。”[3]233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2]291根据这个讲话精神，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3]这个指示从教育工作的领导权、价值取向与基本途径等方面丰富了对社会主义教育性质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这些认识后来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给教育工作带来较大混乱，直到后来中央分别发布“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之后才逐渐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围绕着教育性质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抛出教育领域的“两个估计”，不仅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教育事业的性质作出了错误判断，而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教育事业的性质都作出了错误判断，对我国教育事业和国家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概括来看，这一时期党在继续延续新民主主义教育性质认识的同时，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体现在有关教育目的、内容、途径、领导权等问题的认识上。在教育目的问题上，强调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凸显了社会主义教育在目的问题上的规定性；在教育内容方面，强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课程与教材的政治性质；在教育途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和途径。特别重要的是，在教育的领导权问题上，确立了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权，为保障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至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在教育性质问题上的新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教育界掀起了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力图全面、辩证地认识教育本质问题。讨论具体是由于光远的一篇文章《重视培养人的研究》所引发的。作为经济学家，于光远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宝贵的因素，要重视培养人的研究，重视教育研究。在谈到教育性质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提出教育中既包括属于上层建筑的因素，如教育的哲学、思想等，还包括一些不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如教育的内容、方法、手段等，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教育与上层建筑画等号。他认为，教育属于上层建筑的部分有阶级性，教育不属于上层建筑的部分不同社会有共同性。之后，教育学界就开始了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大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提出了“上层建筑说”“生产力说”“既是上层建筑又是生产力说”以及“特殊活动说”等不同的主张。这些主张虽然没有最后形成高度的共识，但是讨论本身却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教育性质的认识，从“政治性”“生产性”“文化性”到“育人性”“交往性”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教育与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之间的联系，直接推动了后来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科教兴国以及人才强国战略的孕育和形成。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先后多次就教育问题发表重要谈话，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性质的新认识。党的十二大之后，邓小平提出：“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二十年是从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4]146这里明确把教育和科学并列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目
标的战略重点。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4]149。“三个面向”的提出，指明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方向，“面向现代化”是主轴，“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是两翼，从此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有了世界尺度和未来尺度，与教育的现代尺度一起，构成了教育改革发展的三维空间。1988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再次强调，要从战略高度来考虑教育问题，“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4]。教育优先发展的思想在这里呼之欲出。与此同时，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艰苦奋斗教育、法治教育，反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体现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伟业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教育的定位和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5]在这个大的背景下，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1999年，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就其中哪一个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地位。”[6]在其他的讲话中，江泽民还强调指出，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必须放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位置。这些对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的系统认识，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党对教育性质认识的新发展，成为党和国家制定各项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社会信息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国际利益格局进一步调整。从国内看，传统的发展方式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危机，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把促进社会公平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在这个背景下，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7]在这个报告中，“教育公平”首次成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性质和价值取向的认识，构成“人民满意的教育”的一个核心标准。2010年7月，胡锦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性任务。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众，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8]胡锦涛的这一论述，进一步将教育的公平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性质和基本政策。
概括来看，这一时期党对教育性质的认识随着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突破了前一时期对教育政治性的狭隘和僵化理解，对于教育的社会性质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提出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作用，形成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思想；开始将教育的公平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性质，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价值方向，为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在教育性质认识上的新思想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略进行了系统论述和总体部署，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从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来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论断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着力解决好经济社会包括教育领域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成为这一时期各项工作的主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战略高度，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进行深刻分析，围绕着新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等教育根本问题，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涉及各级各类教育和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在教育的性质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教育性质的主张，如教育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等 ；另一方面，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国情，对于教育的政治性、人民性、民族性、世界性等进行了新的阐述，代表了新时代党对教育性质的新认识、新主张。
教育不能脱离政治，教育具有政治性，这是党自创立以来对教育性质的基本认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由于政治任务不同，教育政治性的表现和实现形式也不相同，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忽视教育的政治性。而教育的政治性突出表现在对“培养什么人”和“为谁培养人”问题的回答上。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时强调指出，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再次指出：“古今中外，关于教育和办学，思想流派繁多，理论观点各异，但在教育必须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说具体了，就是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所以，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9]
教育的人民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有关教育性质的一个核心观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价值立场，也是新时代教育的政治性在教育价值领域的基本要求。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勉励广大教师认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教育和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教育和引导学生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意识到所肩负的责任，牢固树立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立志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人才。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把教育“为人民服务”与“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并提，并置于首位，说明了为人民服务在教育价值取向中的重要地位。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则明确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作为“九个坚持”之一，要求始终坚持并不断深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和关心教育扶贫问题，认为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追求和教育情怀。
教育的民族性早在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论述中就被作为教育的一个基本性质提出来。改革开放之后，教育的民族性问题转化为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特色”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特别是其中的“文化自信”，对教育的民族性或中国特色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10]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他又将“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扩展为“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明确提出对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现代教育体系的要求。
教育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教育关系到民族的命运，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教育的世界性是对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教育要面向世界”的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多次强调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1]。在促进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教育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开学典礼的贺信中提出：“教育传承过去、造就现在、开创未来，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青年应该通过教育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合作意识，共同开创人类社会美好未来。”[12]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的学生代表回信时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 ；中国既加强自身生态文明建设，也愿意主动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同世界各国一道，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教育的世界性使得党对教育民族性的认识有别于一切狭隘的教育民族主义，因而拥有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价值愿景。
概括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对中国特色教育事业社会主义性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教育事业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作用愈加明显，教育的政治性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教育的人民性愈加彰显，教育的民族性以及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教育的世界性进一步引领中国教育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九个坚持”分别从教育的领导权、根本任务、发展战略、办学方向、发展道路、价值立场、发展动力、价值理想以及发展主体等方面系统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性质，集中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五、一百年来党对教育性质的基本认识及其方法论总结
从以上四个阶段党对教育性质问题认识的历史发展和各阶段的具体主张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第一，一百年来党高度重视教育的性质问题。如上所述，一百年来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教育性质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这足以说明教育性质问题在党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极端重要性。从探讨的方式而言，党对教育性质问题的思考与学者们对教育性质的思考在路径和方式上有比较大的不同。一般而言，学者们对教育性质的思考大多是偏重理论的、形而上的，党对教育性质的思考则是指向实践的、比较具体的；学者们对教育性质的思考大都指向教育的一般性质，党对教育性质的思考则要讨论这些一般性质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下的具体体现和要求；学者们对教育性质的思考可能影响教育实践，也可能不影响教育实践，但是党对教育性质的思考则直接影响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
第二，一百年来党对教育性质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性质认识的继承和创新。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教育性质问题，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3]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论断，揭开了资产阶级学者有关资本主义教育普及、平等、自由等等美丽的面纱，为深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教育性质问题以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提供了思路。党自诞生之日起对教育性质问题的认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逐步形成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性质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
第三，一百年来党对教育性质的认识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如何准确地把握教育事业的性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可以一劳永逸的事情。这是因为教育的性质问题不单单是一种事实性问题，也是一种价值性问题，包含着人们或政党对于“为谁办教育”“办什么样的教育”以及“如何办教育”的价值偏好或憧憬。因此，置身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党对教育性质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态势，从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性质的认识到对社会主义教育性质的探索再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性质的丰富认识。这里以教育的政治性为例，公开承认教育的政治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统，也是中外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的共识。所以20世纪20年代初，当一些教育界人士倡导“教育清高”“教育神圣”“教育独立”一类希望教育脱离政治的主张时，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鲜明地表达教育具有政治性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几乎立刻将教育的政治性在政策层面上转变为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和在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中间培养革命的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教育的政治性就表现为教育向工农开门、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培养国家建设人才。改革开放之后，教育的政治性就是要求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之后，对教育的政治性又有了许多新的理解和要求，总体上要求教育为人民服务、为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回顾党对教育性质认识的百年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党对教育性质的认识与对自身在不同阶段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认识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
第四，一百年来党对教育性质的认识在方法论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教育性质的认识自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正确地认识教育性质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使得党在认识教育性质时注重从社会经济基础、政治斗争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并使得有关教育性质的认识与对社会性质的认识保持高度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正确地处理教育性质认识中的一些二元对立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有助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处理好教育的理想性和现实性、自主性与依赖性、社会性与个体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工具性与目的性、功利性与人文性等等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直接构成过去一百年党对教育人民性这一根本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的理论基础。从教育要唤醒工农到教育要向工农开门再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党的教育事业走过百年历程，教育的人民性是始终不变的，构成了党的教育事业的价值轴心，坚如磐石。党在不同时期对教育的其他性质的论述，最终是为了充分实现教育的人民性，这是党的教育事业，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性质。
参考文献：
[1]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2]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论教育[M].3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3]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上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3.
[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9.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5（01）.
[8]胡锦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0-09-09（02）.
[9]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02）.
[10]张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01）.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43-544.
[12]习近平致首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开学典礼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6-09-11（01）.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7-418.
A Century Exploration into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I Zhongying
Abstract: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basic theoretical problem of education,but also a basic problem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nature of education,and proposed different argument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hases,reflecting the obvious periodical feature and certain historical succession . Over the past 100 years,the Party’ 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has been developing and enriching, which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arty’s educational theory . It is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about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reflecting the great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China’s social revolution, construction,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it is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100 years,the people-orientation has occupied the core position in the Par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from enlightening people in the revolution period, opening the education gate to the people after the birth of New China, to developing people-satisfied education and currently people-centered educ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people-orientation has always constituted the core value and milestone of the CPC’s education. The Party’s exposition of other nature of educ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is ultimately to fully realize the people-orientation education. It is not only the Party’s educational cause,but also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the socialist educational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PC; education nature; people-orientation; political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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