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大学系统的主体构成，地方高校的发展日益受到关注，但其地方化使命正面临理论和实践深化双重困境。基于时段理论，考察校地关系演变史，结果表明：地方高校先后经历了去地化、国家化和在地化几个阶段，新全球化形势下再地化问题凸显出来。其背后的动因在于大学存在的时空结构发生改变，大学发展的主导逻辑推动着大学实践与大学理性从分离走向融合。长时段历史表明，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政治逻辑、市场逻辑终将让位于以认识论为主导的复合逻辑，地方高校的地方化成为历史。
关键词：去地化；在地化；再地化；国际化；全球化；时段理论
一、问题提出
地方高校既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在大学国家化之前，没有全国高校与地方高校之别，大学规模小，活动往往局限于一座城市，①可谓“准地方高校”；在大学国家化之后，除了少数精英大学或重点大学，绝大多数院校都可以划归“地方高校”。②地方高校无疑是高等学校的多数。③中国知网数据显示，相关文献已达到3.4万余篇。④从研究主题来看，涉及发展方向的有3个：转型发展、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教育。⑤从文献来源看，排在前40的只有5家核心刊物。⑥从机构分布来看，前40名中只有1所重点高校（广西大学）。从主要作者排名来看，鲜见知名学者。可见，地方高校的发展虽然受到关注，但研究层次较低，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进而影响政策实践的推行。比如近年政府力推高校分类发展，尤其是推动新建本科院校整体转向应用技术型大学，构建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为什么“在实际的办学过程中，这类院校普遍偏离应用型，最后回归传统学术型”？[1]
“再地化”概念来自于英国人类学家菲利普·托马斯（Philip Thomas）。他在对马达加斯加乡村的研究中发现，当地用于民居的主要建筑材料都不是本地生产的，有许多甚至是国际市场上的标准化产品，从而认为地方出现了通过消费外来材料的“再地化”过程。[2]在经济学中，再地化往往指企业离开集群到另一个地方再造集群或再融入产业集群的过程，[3]或企业离开现有集群进入原来的转出地而根植于该地区的过程。[4]事实上，再地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并最终形成与地方“家族相似”的新文化的过程。对于高校来说，再地化就是再次（重新）地方化，“再”既指第二次，也有深化之意。早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校管理重心的下移，就有人提出“高等教育地方化”。[5]到了2010年，潘懋元先生还专门撰文，希望“高等教育加强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联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6]时至今日，地方高校的地方化仍然面临理论和实践深化的困境。
在高等教育中，再地化属于校地关系范畴。这个范畴包括：去地化（delocalization），在地化（localization），重新在地化即再地化（re-localization）。⑦校地关系由来已久，它经历了纯粹的空间关系、被动的合作关系和主动的服务关系这一过程的历史转变。转变的动因，来自于国内外形势和政策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高等教育机构观念和行动的适应性选择。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转变的历史进程，但需要知道这一进程的线索和未来趋势，从而揭示地方高校长时段历史的发展规律，用以提升指导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的理性层次。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本论将引入历史学的时段理论。布罗代尔认为存在三种历史时间：（1）长时段，又称地理时间，在长时段内发生的历史变化是缓慢的，但也是最重要的，其对应的历史称为“结构”（structures）。（2）中时段，又称社会时间，在社会时间内发生的历史也是相对稳定的，其对应的历史称为“局势”（conjunctures）。（3）短时段，即个人时间。其变化是最快的，但透过众多的表征（表象）可以揭示历史的本真，其对应的历史称为“事件”（événements）。布罗代尔认为，是隐藏在长期的社会进程之中的结构性要素而非形形色色的事件决定着历史的进程，因此短时段历史只有在长时段、中时段历史的基础上才显示出意义。他进一步指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7]当然，布罗代尔的结构-时段理论过分强调历史进程中稳定结构的作用而相对忽视短时段历史中人的能动性作用。沃勒斯坦认为应先考虑事件，再考虑结构，最后以局势做总结，这样会更有说服力。[8]高等教育的历史跨越千年，“地方高校”的出现和发展与之同源同程，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援引时段理论，兼顾结构、局势和事件，有助于从另一个视角把握地方高校的趋势与未来。
时段理论只是一个理论视角，要切近并深入分析地方高校的历史选择，还需要辅以更实用的“工具”及其组合。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三角协调模型”和它的全球化版本“全球-国家-地方能动模式”（Glonacal Agency Heuristic），它们是分析特定社会历史阶段高校（代表学术权力）与地方（以政府和市场为代表）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另一个就是“地方性”概念。在前现代社会中，空间和“地方”是一体的，“在场”的人、事、物是主要的决定者。但在现代社会中，时间的延伸导致社会活动被“不在场”的人、事、物所穿透和定型，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去镶嵌”（disembedding，又译“脱域”）。[9]因此，地方性既是地理现象的描述，也是人类情感、经验及社会网络关系的抽象，空间被赋予意义的过程就是空间变为地方的过程。[10]从空间范围来看，这种“地方”可大可小，由内而外形成一种有情感密度的圈层结构，从而与纯粹的空间距离和行政区划区别开来（图表略）。
三条横向的虚线箭头自上而下分别表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历史，这是一个视角组合，当然以社会局势的影响最为切要。三个三角形是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三角协调模型的全球化版本，自外而内分别代表全球、国家和地方三个层次；三个角分别表示三个层次上的政府、市场和学术力量。中间那个圆表示地方高校的“在地”情况，自内而外波形扩展，表示其地方化或再地化不局限于空间给定的地域疆界，而可能溢出本地，比如与外地政府、企业或院校合作甚至扎根“飞地”，这也是新全球化背景下地方高校再地化的一种新动向或新业态。
本文基于全球化视野，着重用“社会局势-大学选择”框架分析“地方高校”与“地方”的关系。当社会局限于邦国的时候，地方高校处于“在地-去地”的张力空间中，管制严格或校地关系和谐，则被动或主动在地发展；管制宽松或校地关系紧张，则可能“自由迁徙”或激发去地化倾向。当社会进入全球化阶段，地方高校处在“全球化-在地化”的张力空间中，一方面顺应大势在全球寻找发展机会，获取或引进全球资源；另一方面要求彰显个性、突出特色，在地化问题凸显出来。当社会进入新全球化或新冷战时期，地方高校处于“再地化-国际化”的张力空间中，被迫抑制扩张冲动，转而深挖在地潜能，拓展垂直空间，同时不放弃有限全球化或国际化发展的机会。由此我们可以从“张力空间”和“高校选择”展开各时段的具体分析。
三、地方高校校地关系的历史考察
结合政治、经济和科技因素对人类活动的重大影响，我们将人类从早期活动到19世纪中叶这段漫长的历史统称为“早期全球化”，将19世纪末以来第二、三次工业革命驱动并由欧美主导的历史称为“当代全球化”，而将21世纪世界格局大调整之后并将由智能技术引领的未来历史称为“未来全球化”。早期全球化又可以细分为大学国家化之前和大学国家化之后两个阶段；当代全球化也可以细分为“旧全球化”和“新全球化”两个阶段。⑧本论着重关注地方高校在长时段历史中的校地关系走势及其在新全球化背景下的应然选择。
（一）早期全球化背景下高校的选择
早期全球化的历史，就大学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11、12世纪以博洛尼亚和巴黎大学为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跨度达800余年，⑨可分为两个阶段：
1.现代民族国家之前（公元11世纪到公元17世纪）
（1）社会局势
在大学诞生的最初五六百年间，大学社会职能单一，发展迟缓，总共才产生了大约50所大学。他们寄居于某地，规模不大，办学空间有限，但师生却来自“各国”，属于概念意义上的全世界，不但在精神层面上，甚至在物质存在方面也不带有一丁点儿对我们来说不言而喻的特征。[11]
作为自发的行会性组织，大学由学生或教师掌控，与经济社会之间保持着距离，实际上处于社会的边缘，是典型的“象牙塔”。大学处于“在地-去地”的张力空间中，校地联结或校地归属感不强，“非地化”或“去地化”特征明显。
（2）高校选择
我们以古老的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为例，来考察当时大学的校地关系选择。作为建立最早的学生大学，博洛尼亚的学生之所以组成大学行会，最初只是把它当作对抗市民的一种手段。⑩因为大学没有建筑物，只是偶尔使用私人的厅堂和附近的教堂，它可以自由迁移，通过大学联合起来之后，学生们就能够以集体出走的方式迫使城市就范。[12]在与市民的冲突中，为了迫使市政当局在偏袒（市民）和歧视（学生）上做出让步，博洛尼亚大学于1217年集体离开博洛尼亚城达三年之久。这次迁校事件对博洛尼亚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市政当局和教师方面不得不做出让步，包括在赋税、食物价格、地租与房租等方面给予学生很多优惠。[13]作为以教师为主的大学，动辄以迁校相威胁这种做法在巴黎大学建校初期也是常用的策略。在与市民或市政当局发生纠纷与冲突时，大学方面通过最有效的武器——迁校——迫使巴黎市政当局做出让步，从而争取到了不少特权。[14]牛津大学虽然在一个小城市形成，也经历了与城市当局和市民的长期斗争，甚至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1209年，牛津大学与市民再次爆发激烈冲突后，一部分学者逃到剑桥，于是建立了剑桥大学。[15]可见，无论是以学生为主的博洛尼亚大学，还是以教师为主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他们与当地市民和市政之间的非共生共融甚至紧张关系导致了其去地化选择倾向。
在现代大学刚刚诞生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是由学者们自发集结起来的“行会组织”，处于教会势力和世俗王权的夹缝中，由于自身能量和社会影响有限，早期并没有引起两种对立力量的关注和青睐，因此获得了相对的自由。虽然每一个“学者社区”都有自己的起源和相对固定的研学之地，但并不受地域的束缚，可以自由迁徙，这取决于校地关系、学术交流或教学自由的需要。所以这个时候的大学没有“地方”概念，甚至也不受国家疆界或教会势力的束缚，因为他们与地方之间并非相互依存，而是常常处于紧张或对立中。随着王权在与宗教势力的争夺中逐渐占据上风，大学被视为世俗政权维护统治的工具纳入资助并进行建制化改造，大学由此逐渐向体制化转变，从逐水而居的游牧民族变成了安居乐业的定居者。但它的存在本身既非源于某地，也不是为了某地，而是为了满足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政权（中央政府）的统治需求，包括为其培养王位继承人、官吏、律师、医生等。所以此时的大学其实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与地方并无实质联系。从精神层面上看，“王权大学”延续了学者行会精神自由的传统，说他们是“去地化”的存在也不为过。
2.现代民族国家之后（17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
（1）社会局势
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为界，世界各国开始强化民族国家意识并将高等教育纳入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大学逐渐丧失了其跨国的、国际的特征而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对它抱有企图的世界。⑪大学除了要为政府培训公务员，还要行使塑造民族性格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任，“不仅要为民族国家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利益服务，而且要成为发展民族身份的重要方面；不仅要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且要成为社会的灵魂和人民大众的组成部分”。[16]此时所有大学（包括地方高校⑫在内）都遵循同一个逻辑，与地方关系若即若离，区别只在于国家是集权或分权，尤其对高等教育的管控程度影响着大学的注意力分配。在这种形势下，作为资源依赖型组织，大学在财政上主要受助于“中央”，倾向于服务“中央”的决策而不是地方的需要。大学处于“地方-中央”的张力空间中，事实上被国家化了，“去地化”倾向不容否认。
事实上，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各国大学仍然沿袭中世纪传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越来越不相适应。由是，在大学中长期占据中心地位的神学和形而上学最终让位于科学和哲学，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到德国，英法大学模式被德国大学模式取代。
（2）高校选择
近代德国大学模式以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于1809年创办的柏林大学（今天柏林洪堡大学的前身）为代表。洪堡认为，大学作为国家精神的中心，应把真理的探索而不是知识的传授作为主要任务，学术或科学研究开始从传统的辅助性行为向目的性行为转移。[17]为此，他提出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学与科研统一等原则，并把柏林大学与普鲁士政府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使这所新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牢牢地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进而造成了德国大学的一个传统，即大学的目的就是为政府服务。⑬关于这个判断，我们从尼采对德意志教育机构的批判中可以得到更深的认识。他在1872年以5次讲演为基础结集而成的《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认为德国“存在着两种貌似相反、实质相同的倾向：在外延上扩大教育，在内涵上缩小教育”。前者致力于将教育扩展到最广泛的阶层，导致了知识与财产的结盟，后者则要求“教育放弃最崇高、最高贵的使命，屈尊为其他某种生活形态服务，例如为国家服务”，从而使学者日益成为狭窄的专业知识点的制造者，失去了对一般普遍性问题特别是最高的哲学问题的探究能力。[18]当然，对柏林大学模式及其基本特征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沃尔夫、英格尔、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德国有教养的知识阶层”。以施莱尔马赫（F.E.D.Schleiermacher）为例，他是《柏林大学章程》的主要起草者，该章程具体规定了柏林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柏林大学的基本组织结构，并且规范了柏林大学模式的运行机制。施莱尔马赫描绘和设计的大学模式最终成为其他德国大学的发展模式，并作为现代大学国家化的渊薮，对其他国家（美国、日本等）大学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德国大学模式是现代民族国家大学的主流但并非全部。在当时的社会格局下，欧洲各国都在进行相应的大学变革，但与洪堡坚持大学完全以知识及学术为最终目的却无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排斥职业教育）有别，英格兰先后创办了包括伦敦大学在内的80所学院来培育现代国家需要的实务性人才，⑭而法国则创办了大量贴近社会现实和政府需要的专业学院和专科学校并导致以巴黎大学为典型的大学体制解体。[19]欧洲大学一个方向的两种尝试后来被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发扬光大。
中世纪末期特别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历史第一次进入了一个遍地开办大学的时代。但是，这些新设置的大学几乎都是地方性大学。各邦领主设置并发展自己的大学并发布命令禁止本邦青年到外邦去上大学，在学术的领域内形成了防卫的、排他的体制。在大学寻求合法性的制度化过程中，“法治趋势”与“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大学顺应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代就开始了。这样，学位所具有的国际性、学术自由等实实在在的特征，随着政治版图和宗教版图的变化开始变成“虚幻之像”，学位的产生和通用基本局限于一国之内，行会的学位就变成了国家的学位，教师从“万国教师”变成了“邦国教师”，大学从泛欧大学变成了邦国大学，逐渐丧失了其世界性而走向国家化。[20]总之，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大学的地位越来越显赫，与政府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与此同时，受到的控制也越来越强。总体来看，这个阶段大学作为民族国家的战略性工具而非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虽然其普世性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得到了最大的彰显，但与地方之间并未有机结合，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非地方性”存在。
（二）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地方高校的选择
当代全球化大致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以电气技术为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及美国赠地学院的兴起，进而由美国大学模式取代德国大学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即智能技术文明取代以电气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二、三次工业文明的过渡时期。
1.旧全球化阶段（19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
（1）社会局势
19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确立了在世界舞台上的统治地位。同时工人运动兴起，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进而催生了社会主义。随着冷战的结束，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动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积极运作下，世界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包括文化多样性的丧失、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文明冲突等，从而激发了反全球化浪潮和民族传统及地方文化的觉醒，“全球化-在地化”的张力凸显。
在“全球化-在地化”张力之间，由于国际竞争的需要，各国普遍推行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战略：一方面集中投入少量精英大学，争夺科技前沿，开展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兴建扩建地方高校，普及高等教育，加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与此同时，市场机制被引入大学管理，市场化和商业化开始动摇大学传统中学术研究的性质，“普遍主义”被“特殊主义”取代，学术研究变得越来越本土化、地方化。[21]
（2）地方高校的选择
地方高校的地方化以服务为倡导，以美国赠地学院和各国多科技术学院的涌现为标志。
一般认为，以“服务地方”为目的的“地方高校”的建立和崛起，应该以1862年美国《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和大量赠地学院的出现为标志。事实上，独立战争之后，美国高等教育就奏响了地方化的三步曲：开办州立大学、增设赠地学院和创办社区学院。[22]这些学院以地方经费为主要来源，主要招收本地学生，为本地发展培养人才和提供综合服务，其活力就在于它的地方性。[23]本来，实用主义主导的美国大学普遍强调知识的应用，基于社会各界对知识的需要，努力将自己发展为社会特别是政府和公司的“服务站”。美国农工学院和社区学院的崛起，不但进一步促进了科技、经济与社会的结合，也引起了各国政府、产业界以及大学的重视和效仿，从而改变了世界高等教育的面貌与格局。[24]
作为古典绅士教育传统深厚的国家，英国继19世纪30年代新大学运动之后，高等教育地方化的趋势亦持续深入，先后经历了红砖大学运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和多科技术学院运动（20世纪60年代末），逐步建立起了一批应用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地方性大学。这些新大学以理、工科为主，课程设置侧重应用，着重培养实际工作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以满足英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产业工人的需要。差不多与英国多科技术学院运动同时，德国各州也探索建立起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应用科学大学（德文Fachhochschulen，英译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并于1998年通过决议正式使用），[25]主要定位于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应用科学大学自创立以来，源源不断地为德国社会各界输送了大量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助推器。
一般说来，较早重视高等教育地方化的国家大多是地方分权制国家。但二战之后，作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法国也开始重视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和地方化。它通过高等教育法，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对高等教育的高度集权管理，规定大学要向社区开放，积极参与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各大学广泛设立了跨学科、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实际上，高等教育区域化和地方化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选择，发展中国家因发展区域经济的需要也纷纷兴起高等教育地方化的热潮。[26]
旧全球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延续着原来的国家化治理模式。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或强全球化才出现了。随着地方性学院的增多、国际竞争的加剧和政府财力的削减，重点大学的全球化和地方高校的地方化同时凸显出来。在强全球化背景下，地方高校虽有地方化的外在要求和特色发展的内在需要，但全球化的超强吸引力和提供的巨大机遇，促使所有院校包括地方高校在地而不爱地、服务而不服从、共事而不共情，这就是“在地”而未必“化”的原因和现实。
2.新全球化阶段（21世纪初以来）
（1）社会局势
麦肯锡2019年发布的调查报告《转型中的全球化：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显示：贸易全球化早在2005年前后就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不过并非终结，而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27]英国国防部报告《2010—2040全球战略趋势》认为,2040年之前的世界都处于转型期,未来数十年要面对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人口快速增长、资源短缺、意识形态复苏等,以及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28]在这一背景下，旧全球化及其伴生的在地化（localization）问题，演变为新全球化（new globalization/neo-globalization）和再地化（re-localization）问题。在高校分类建设、分类管理和全球发展空间被挤压的双重压力下，地方高校的全球化冲动被遏制，本土化或地方化被强化，再地化问题凸显出来。
（2）地方高校的选择
再地化，以融入为倡导，先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探索，后有中国的应用转型倡议与实践，校地关系发展的历史意志昭然。
创业型大学可以溯源至麻省理工学院与128公路及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共赢佳话，后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⑮伯顿·克拉克对五大洲21所高校的个案追踪⑯和亨利·埃兹科维茨（Henry Eczkowitz）的系列研究⑰而成为继柏林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之后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一个世界性话题。作为一种精神特质或办学模式，创业型大学能够及时回应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需求的变化，积极为社会和企业提供应用型人才与实用型技术服务，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获得嬗变提升。其中，以英国沃里克大学和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最为典型。创立于1965年的沃里克大学通过“学部-系”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设计和在系内建立大量的研究中心来改造传统系部，这些研究中心将原来专注于在学科内进行知识探索的教师带向社会，开展外部资助研究，从而成长为地区发展的中心，并成为享誉国际的研究型大学。成立于1963年的中佛罗里达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还是奥兰多地区一所社区学院性质的教学型大学，通过建立校级集创业与学术为一体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在短短20多年间，成为“全国领先的都市合作型大学”、研究密集型大学和成长最快的美国大学。[29]
应用型大学的提出源于国家分类建设分类发展的要求和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的启示。2013年，为“推动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增强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能力”，中国成立了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随后，各地纷纷成了相应的省级联盟，地方高校应用转型遂成大势。应用转型就高校自身来说，主要面临三项任务：服务面向的改变、学科专业课程结构的调整和办学特色的凝练。调查结果表明，所有地方高校均调整或部分调整了服务面向，并围绕国家和地方需求进行了（着）某种程度的结构性调整，只是在如何面向地方、服务地方以及调整的内容（层次）、幅度、力度上存在差异；多数地方高校已经意识到特色发展的重要性，但大部分高校并未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由于市场意识和主体能力不足，很多地方高校的转型过程并不顺畅，这既表现在应用转型的不深入、不彻底甚至不情愿，也表现在对跨“界”（校、企、政、院、所以及省际和港澳台）合作认识不深，思路不宽，成效不显。[30]可见，作为再地化的中国实践，地方高校的应用转型还在路上，还有很多的理论、政策和实践问题需要解决。
21世纪以来特别是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上台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大幅调整全球化政策，开始有针对性地收缩全球化阵营，全球化形势急转直下，高等教育面临新的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在重点大学继续冲击“世界一流”的时候，高等教育深度融入地方、做实国内基础、探索“特色”发展的任务，历史地落到广大地方高校的肩上，再地化问题凸现出来。在政府的财政分权逼迫、国家的意识形态诱导、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遗产的召唤、地方政府的劝诱和高校自身资源获取渠道多样化的动机引导和共谋下，地方高校或主动或被动收敛自己的全球扩张之翼，转而正视深度融入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之道。所以再地化之“地”主要跟国内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综合有关，而不是与高校所在的行政区划同一。当然，这个辖区很可能是某高校再地化的“圆心”。
四、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自诞生以来，在历史的递嬗中不断调适与社会的关系，从边缘到中心，千年赓续，不断壮大。回顾大学发展的历史，人们从不同视角总结规律，展望未来（图表略）。
（一）研究结论
大学发展的长时段历史表明，在校地关系问题上，作为高等教育整体的一部分或特定历史阶段分化出来的一个类型，地方高校与其他所有高校一样，受着历史时段或社会局势的影响和制约，从而表现出总体一致的趋势。这是考察地方高校校地关系的一个基本认识。
那么，校地关系演变背后的深沉逻辑是什么？
长时段历史视角可以让我们跳出芜杂，直面本质。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大学（当然包括地方高校）的发展处于两大空间中：一个是精神/知识/认知空间，一个是物质/现实/行动空间。作为知识探究的场所，大学从诞生起就有天然的世界性，这是指精神空间的广度而言。但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大学与其他经济的、文化的组织一样，受到物质空间的制约和影响。这个物质空间，可以是地方、区域、全国乃至全球，但选择权不完全在大学手里。所谓校地关系的分合演化，就是各种力量博弈消长和大学发展逻辑转化的结果。
最初作为行会性组织，大学处于王权和教权博弈的夹缝中，两种力量相互牵制，互相制衡，加之当时大学孱弱，影响有限，处于社会的边缘，往往被政权忽视而又得到神权的庇护。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大学自愿结合，自发组织，自由迁徙，遵循工商行会逻辑。[33]它们虽然局限于一个城邦，但其精神气质和行为却指向概念意义上的全世界，所以在校地关系上表现为“去地化”倾向，此“地”主要就是城邦（镇）。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大学的发展，世俗政权逐渐取代了宗教神权的统治地位并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事实上，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到美国之前，以德国大学为代表的国家化高等教育模式实际上处于政府权力和学术权力的两极张力之中。[34]但两种力量并不对等，大学屈服于国家机器，收归国家统管，由国家财政支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权需要，成为国家化的大学。这段时期大学遵循政治逻辑，[35]不但物质空间被明确划定，甚至精神空间也被专制权力挤压，⑱上够不着“全世界”，下用不着关心地方需求，可以理解为“国家化”的“去地化”，这个“地”主要指大学所在行政区划（城市或省份）。
第二、三次工业革命后，资本全球扩张和大学规模持续扩大，国家力量被资本主导的市场力量分散，对大学的控制力减弱。与此同时，随着科技在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大学从社会的边缘来到社会的中心，学术研究的实用价值凸显，大学发展的政治逻辑逐渐让位于市场逻辑。[36][37]为了实现国家政权的控制力/约束力与市场力量的渗透力/扩张力之间的平衡，大学的注意力被分配，表现在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国家控制方式的变化，即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大学系统被划分为“重点大学”与“普通高校”或“全国高校”与“地方高校”进行管理。大学行动的空间也被分割。重点大学致力于全球化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地方高校致力于国内建设，服务地方经济。这就第一次在完全的意义上提出了地方高校“在地化”要求。这个“地”小指一个城市、一个省份，大至一个地区。
当前，全球化已进入剧烈震荡或重大调整期，主要表现为强全球化势头锐减并在国家权力的操控下呈现一定程度的收缩态势。这就是所谓的新全球化或新冷战格局。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前景如何，有待观察，也值得关注。从力量对比来看，扩张势头的全球化被收缩势头的国家权力阻击，而学术科研则在迅速推动着新技术的变革发展和范式转型（从信息技术到智能技术），同时也在为自己积蓄突破发展空间的巨大能量。在这种局面下，虽然所有大学被迫收敛扩张势头，但全球化并未中止，重点大学的全球化也还在继续；而地方高校的现实空间被挤压，回归的压力增大，加上现代化背景下地方的发展需求被放大，“再地化”被历史地提出（图表略）。
（二）未来展望
再地化并不是简单地要求地方高校皈依地方，唯地方马首是瞻，而是要求重新调整大学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将近代以来大学“走出象牙塔”的趋势进一步从“走近地方”“服务经济”推进到“融入本土”“合作创新”。这一过程充满了新与旧、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行政主导与大学自主、适应与超越等诸多矛盾冲突，国别不同，大学不同，阶段不同，路径各异，情况复杂。但总的历史线索清晰，即大学首先是地方高校的“再地化”趋势已然明朗，势难逆转。事实上，有诸多概念担任过（着）“再地化”角色或预示着“再地化”这一历史趋势：创业型大学、应用转型、校企（地）深度合作、产教融合、普职融通、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四螺旋”等。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集中爆发式增长，新全球化不但要求地方高校主动作为，致力于一些新兴战略领域的研究，推动新兴产业的生长和发展，同时也让应用转型高校面临安于现状与突破定位的矛盾与困惑。
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地方高校既有再地化的要求，也有国际化的需要和可能。从长远来看，其先期重心在再地化，后期重心在国际化。再地化重在“扎”，即全方位的合作、渗透和交融，旨在获得足够的本土资源，并凝练大学特色；国际化重在“扩”，即关系的拓展、影响的扩大，进而形成大学品牌。从再地化任务来看，它将经历从适应到引领的转变：第一阶段，地方高校在形势的逼迫下反身转向，以知识服务和人才供给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重新审视并改变原有的组织结构，通过办学理念的转变、管理重心的下移、治理机制的完善、学科专业课程和师资结构的调整、评价制度和标准的改变等，不断自我更新以适应新的功能性要求。第二阶段，改变了的大学开始释放知识创新中心的巨大潜能，越来越有力地推动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变革，特别是通过知识创新和人才供给，从根本上改变着地方的人口素质和文明程度，进而推动地方的“大学化”，即向知识社会的深度转型。第三阶段，地方高校以科教文艺引领社会并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上改变了整个区域的风俗、风气和风貌，形成校-区一体格局，大学真正成为地方的知识中心、创新中心、文化中心，成为醇风化俗之源，所谓“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的远古理想得以变成现实。
未来，取决于“新全球化”的持续时间和走向：其一，以两极对峙为特征的新全球化局势长期持续；其二，以收缩为特征的逆全球化局势形成；其三，以共荣为特征的顺全球化局势展开。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在政治、市场和学术三股力量的互相渗透、相互博弈、此消彼长中，我们相信，政治逻辑、市场逻辑终将让位于学术逻辑，或者让位于以认识论为主导的复合逻辑。因为探究精神、知识特性和认知使命，大学不但曾经穿越历史，也终将引领社会（科技、文化、思想等）、开创未来，并最终结束大学精神空间和行动空间分离的历史，弥合大学理性与大学实践之间的张力，[38]摆脱长期被动适应或跟随发展的命运。彼时，“地方高校的再地化”将成为历史的过往，校地关系转换成大学与国家、大学与地区或大学与地球的关系。
注释：
①③与世界范围的地方高校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相比，对地方高校的研究显得十分落后。到目前为止，“地方高校”或“地方大学”尚无统一明确定义。本论“全国性大学”与“地方高校”不是简单的“管理体制”的划分，而是基于管理体制、办学实力和实际影响的综合模糊考量。作为类别的“全国性大学”与“地方高校”也不是一种固化身份，因此也不宜做静态化理解，而应做动态化观察。
②地方大学在数量上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成份上也相当复杂。以我国为例，既有进入“211工程”或“双一流”行列的研究型、高水平大学，也包括以实施本科教育为主的教学型普通高等学校，还包括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
④其中外文文献2千余篇，占比不到6%，故后面的分析没有外文结果。
⑤具体情况是：转型发展534篇，占1.90%；应用型人才培养362篇，占1.29%；创新创业教育280篇，占1.00%。
⑥分别是：《教育与职业》《中国高校科技》《中国高等教育》《黑龙江高教研究》《中国教育报》。
⑦在本论中，在地化和再地化，都属于广义的地方化。
⑧关于全球化的分期，学术界有不少研究，都基于一定的视角和研究目的，都有其合理性和参考价值。
⑨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大学起源于欧洲的基督教会学校和神学院，最早的欧洲大学是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分别创立于9世纪末和11世纪末，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可的最古老的学位颁授大学卡鲁因大学建校于859年（位于摩洛哥非斯城），皆在距今一千年上下。
⑩如1191年从巴黎召回而集结在英格兰的学生团体和学者们把牛津称为“University”，即意为一个保护教师和学生免受市民迫害的团体。见杨薇.牛津的故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4.
⑪有人将地方高校（大学）的崛起追溯到两个世纪前，即工业革命后19世纪初州立大学的创办。这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高校教育管理体制进一步分化的角度来审视是可以理解的（参见和飞.地方大学办学理念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5：1.）。但这种狭义的认识，容易忽视“地方高校”有实无名的过往史和未来变化，导致视野局限，不利于分析地方高校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它为什么出现、如何变迁、怎样发展并走向未来的长时段历史。
⑫当然，这段历史中哪些可以划归“地方高校”比较复杂。其基本情况是：在高等教育作为少数人的特权或精英组织存在的时候，大学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所谓地方高校，几乎不存在或可以忽略不计（少数私立大学或属“另类”）。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特别是普及化后，因为垂直管理的难度和中央财力的局限，很多高校被划归地方或从地方产生出来。因此所谓“地方高校”，在早期全球化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一个尚未完全从高校系统中分化出来的准概念。
⑬柏林大学可能仅仅是处于总体转向的德意志大学的一个缩影，但在为国家服务这一点上，无疑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或改革大学的一个成功范例。
⑭1826年伦敦大学学院的建立标志着19世纪新大学运动的开始。随后，相继创办了达勒姆大学、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埃克塞特大学学院、伯明翰梅森学院、利物浦大学学院、谢菲尔德大学学院等。这些新大学大都由所在城市捐资兴建，主要为地方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例如，伯明翰大学的机械制造专业、谢菲尔德大学的玻璃制造专业、利物浦大学的建筑专业等，都是根据地方的产业结构而设置的。英国新大学的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历时近百年。
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发布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WORLD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VISION AND ACTION）的报告中称：“所有有远见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机构应该在确定自己的使命时牢记这样一种远景，即建立最好称之为‘进取性大学’（Proactive University）的新型大学。”
⑯1998年出版的《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以欧洲5所教学型大学作为案例，2004年出版的《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以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美国的16所高校为案例。
⑰如《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三螺旋：大学·产业·政府三元一体的创新战略》《三螺旋创新模式》等。
⑱如纳粹德国曾经为了帝国专制而无视知识的普世性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制造了诸如“德国的数学”、“德国的物理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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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Do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o:Long Term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Institution-local Relationship
Cai Zongmo
Abstract:As the main component of university system,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but its localization mission is facing the double dilemma of theory and practice deepening.Based on theory of historical phases,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institution-local relationship is investigated.The results show that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experienced several stages of de-localization,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and re-localization issues come to the fore in the new globalization situation.The motivation behind it is that the space-time structure of university existence has changed,and the leading logic of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university practice and university rationality.The long term history shows that no matter how globalization develops,political logic and market logic will eventually give way to the compound logic dominated by epistemology,and the localization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ll become history.
Key words:de-localization;localization;re-local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globalization;theory of historical phases
责任编辑：赖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