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生与涌现既是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牵引结果，也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重要体现。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由小而精”应当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组织形态上“由小而精”，以小规模设置实现增量资源的精准投放；二是在领域细分上“由小而精”，通过小切口进行战略重点领域的精细化布局。作为一个指向未来研究型大学的过渡性概念，这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过渡性”意蕴了未来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方向，即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勇于创新、探索新路和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深化改革、超越自我，都表明和预示着未来研究型大学的新样态。

关键词：新型研究型大学；本质属性；过渡性属性；专有性概念；未来研究型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中指出，“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大幅提高科技自立自强水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十一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明确提出“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进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既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需求所在，也是进一步推动高校分类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不断深入，国际竞争将围绕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交叉领域展开创新制高点的争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着眼于提升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培养关键领域拔尖人才等多重使命。因此，如何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找准自身定位、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增强可持续发展力，是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亟待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作为专有性概念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特有在哪里

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回应国家战略需求与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进程中，主动进行的一场深层次的组织创新与范式重构。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至此“新型研究型大学”首次作为官方政策话语被正式提出，这也标志着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成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重要战略部署之一。自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在内的第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设立以来，国家在政策支持上给予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相当大的自主探索空间，促使其走出一条与传统研究型大学不一样的新路，真正实现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结合。由此可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生与涌现既是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牵引结果，也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重要体现。当前，作为研究型大学的一个新生“物种”，新型研究型大学围绕组织形态、人才培养模式、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其中很大一部分探索主要是围绕已有广泛共识的新型研究型大学“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诸特征来进行的。由此带来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研究型大学所不同的本质属性究竟特有在哪里？也就是如何找到“一系列可被识别的差异所组成的有限集合”来定义何谓新型研究型大学。

这里实际上涉及以下需要回答的问题：不论是作为事实存在，还是作为一种政策导向，如果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一个专有性概念，那么它理应具有与其他研究型大学所不同的本质属性，并固着于其中。从一般意义而言，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特有的本质属性应该是“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属性”再加上“新型研究型大学特有的本质属性”，以此既区别于应用型、技能型等类型高校，又区别于传统研究型大学。对于前者来说，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属性就是“研究性”，即不论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还是传统研究型大学，“研究性”应当是所有研究型大学共同的本质属性，以此体现出其与应用型、技能型等类型高校的不同。所谓“研究性”，主要是作为“国之重器”的研究型大学通过履行其相关社会职能予以彰显，包括致力于培养高素质的研究型拔尖创新人才、着眼于0—1的原始创新突破和解决“卡脖子”核心技术难题、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等。正因为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性”这一本质属性，也使其在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居于“龙头”地位。对于后者而言，也就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特有的本质属性，既需要体现出其真正的“特有”，同时又要有助于强化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性”，或是在强化作为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性”中彰显其“特有”，以此体现出其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不同。当前所界定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一些特征诸如高起点、研究型、国际化等，实际上也大都是传统研究型大学所具备或是本应具备的，抑或是传统研究型大学致力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所以皆不能算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实际上这些特征也是研究型大学的本质特征，内蕴于“研究性”这一本质属性之中。至于“小而精”这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征，则是当前传统研究型大学所不具备的，但它是否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所特有的一个本质属性？对此，可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一是从规模意义上，相对于传统研究型大学而言，新型研究型大学无疑是小规模的，但规模大小这一外在形式或外延意义上的特点很难说得上是一所大学的本质属性。况且，传统研究型大学也同样可在其局部像新型研究型大学一样做“小”，如一些传统研究型大学正在进行的院系调整重组、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等改革举措，其中也有通过做“小”（如设立独立PI制）来更好地促使其“研究性”与当代科技发展的更好契合。二是从内涵意义上，如果新型研究型大学因“小”而“精”，而且这个“精”不单是出于其履行职能上的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考量（如其目标仅集中在国家和区域的某些重大需求领域等），更是“精”出了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不一样，特别是克服了以往传统研究型大学的一些办学弊端和痼疾，从而强化了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性”，比如赋予高起点、研究型、国际化新的“研究性”内涵，那么这个“小而精”就真正做到了“由小而精”，它便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一个特有的本质属性。

从推进我国高校分类改革的核心要义出发，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更需要明确其自身定位，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优势，以其特有的精致发展在我国高校分类体系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而这也恰恰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从“小”到“由小而精”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由小而精”应当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在组织形态上做到“由小而精”，以小规模设置实现增量资源的精准投放，包括跨学科平台、高水平科研团队等，突破传统院系科层设置的扁平化结构。二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在领域细分上做到“由小而精”，通过小切口进行战略重点领域的精细化布局，以“攻坚”之势在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方面锻造长板。相较而言，传统研究型大学“大而全”的学科布局，往往容易导致分散化的资源配置，从而引起核心技术领域研发深度不足与院系协调成本上升。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特色优势则在于，通过“小而精”的“由小而精”实现组织形态的重新设置以及核心技术领域的精细化布局，弥补当前传统研究型大学在量子科学、生命科技等前沿性交叉领域难以快速攻克的研发短板，而这也是我国大力推进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重要原因。总之，“小而精”要真正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一个特有的本质属性，关键在于如何真正做到“由小而精”，其中“精”可以意蕴于“研究性”的内涵之中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或者说“精”是服务于强化“研究性”的，最终促使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二、应运而生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发挥后发优势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在全球科技革命加速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快速发展也代表着我国国家战略层面对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动响应。可以说，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得以应运而生，其中最大的“运”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和深入发展，传导到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从而催生了新型研究型大学，而后国家政策导向又极大地推动了其发展。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不可或缺的外在基础性条件和物质性资源支持。具体而言，新型研究型大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便在于，国家发展对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的迫切需求与现有传统研究型大学没有解决好或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之间的综合张力。也正因如此，新型研究型大学“小而精”的“由小而精”更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或循着这一理路寻求其“精”到之处。只有找到新型研究型大学“精”的着力点，才能“精”出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不一样，从而进一步彰显其特有的本质属性。作为中国语境下研究型大学迭代出的一种新形态，新型研究型大学创立的初衷在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攻坚高精尖技术战略高地、解决国家“卡脖子”问题等，发挥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与此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立旨在以体制机制层面的创新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通过集聚一批海内外高层次师资，助力基础研究发展与核心技术突破，并在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形成独特优势。因此，要充分考虑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特殊实际和战略意义，有机结合国家意志导向与高校内在需求大胆进行自主改革试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运”既是国家战略导向所赋予的，也要为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所用，其发展的可持续应从“大学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走向“国家发展战略的大逻辑”。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并非对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替代，而是对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所产生的一种“鲶鱼效应”。这种“鲶鱼效应”不仅仅表现为在全国各地不断有新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出现，更为重要的是，其作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重要方面，将对研究型大学的改革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将促使传统研究型大学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如新设立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跟国际科技前沿的跨学术组织，并构建新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着力于探新路，为其“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诸多特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而这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具备后发优势的重要体现。所谓“高起点”，不仅是说从博士生开始培养就算有一个较高的起点，而是指新型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要有一个较高的定位，要肩负起更高更大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型”，则意味着从学科导向发展转变为问题导向，类似于德国大学所体现出的一种专业化的、以研究为方向的理想，旨在解决国家面临的“卡脖子”难题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强调跨学科协作和实质性的创新贡献。值得指出的是，基于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性这一本质属性，作为外在表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型特点往往呈现多样态，也就是不同的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各自的研究型彰显其研究性。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表明了其始终面向国际战略布局，除了在引才育才、师资队伍组建过程上做到国际化，更代表了一种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国际重点议题合作、培养体系多方接轨的全球视野。而新型研究型大学以上三大特征都要从“小而精”这一特征的“精”到之处进行着眼与落脚，只有在“小而精”的基础上拓展其功能定位，才能“精”出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区别，真正实现“由小而精”的实质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不仅要求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要与传统研究型大学有所区分，同时也要求当前各个新型研究型大学内部之间要有特色区分，在“小而精”的共同特征上做到各有所精、精其所精。

在厘清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运”而生的基础之上，如何将这种后发优势转化为创新动能，其关键就在于如何进一步深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既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同时也是现代大学的学科专业走向产业、走向科技的一种方式体现。过去研究型大学把科教融合作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一种重要模式，而后将科教融汇作为一种新模式，其重要价值在于从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相融的角度为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进行科学定位。这也就要求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不仅要能够培养出符合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所需的研究型拔尖创新人才，更要促进教育与科研的互动耦合，更好解决从创新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从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即“双融”的角度来看，可具体细分出以下三个问题：首先，作为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来说意味着什么？也就是在从分类发展出发的人才培养模式上，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双融”应该怎么来做才能体现其特殊性。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首先要回到“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相较于传统研究型大学而言，新型研究型大学所需培养的是能够直面重大科学前沿和“卡脖子”技术难题的高素质研究型拔尖创新人才，而这类人才的培养仅凭传统“书斋式”的培养方式并不能够实现，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通过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来推动教学、科研与产业的协同发展，在“双融”的过程中探索关键领域拔尖人才培养新模式。其次，高校分类改革视域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双融”与应用型、技能型高校有什么差异？不同类型高校因核心使命与目标各异，其“双融”在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各个环节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中，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双融”将聚焦创新链的最前端，旨在攻克“卡脖子”技术、产生原始创新，解决“从0到1”的问题；而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则更多聚焦于创新链的中后端，通过技术的集成与广泛应用实现“从1到100”的持续效能优化。最后，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如何实现从科教融合走向科教融汇，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如何相融？科教融汇不同于一般性结合，“融”强调的是结合的深度，合成一体即融为一体；“汇”关注的是结合的广度，也就是涉及科教哪些要素与方面的结合及以什么样的结合方式以实现“更好结合”。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而言，“融”的深度在于打破科研与教学之间原有的边界，将创新链的前沿探索和产业链的实际需求进行紧密结合，并深度嵌入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而“汇”的广度在于主动汇聚各方创新要素，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的开放生态。例如，深圳理工大学坚持选一个方向、建一个学院就要成一流学科、强一片产业，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科教融汇不单单是为了发展自身高校优势，更要以一种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叠加效应，进一步探索大学如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样态。因此，“双融”既是架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桥梁，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更好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着力点。

三、新型研究型大学概念过渡性的未来意蕴

从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不论是以知识传授为本的博洛尼亚大学模式，还是以科研和教学统一为建设宗旨的德国柏林大学模式，抑或是扩展社会服务职能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模式，大学的范式迭代升级始终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这也为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应对全球性科技革命的浪潮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社会职能与发展模式将与时俱进，并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这就引发了一个思考：在未来，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概念是否最终会成为一个过渡性概念？随着新型研究型大学不断涌现并成为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效能的一股新兴力量，其快速发展标志着我国高校分类体系建设即将进入一个多元协同的新阶段。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为我国高校类型化发展开辟了新的赛道，是对一个世纪以来笼罩在洪堡模式下的研究型大学在大学组织发展范式的迭代升级，通过差异化定位避免了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同质化竞争，以一种完全颠覆传统办学路径的模式为高校分类改革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未来研究型大学发展样态的探路者，为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改革提供了可借鉴参考的范本，从而推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变革与演进。2025年2月，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深圳调研中指出，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办学模式、治理体系等方面的创新，“开辟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容的新途径，在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随着高校分类改革的深入推进，研究型大学都在积极、主动探索未来发展之路：传统研究型大学通过深化改革，不断超越自我；新型研究型大学勇于创新，持续探索新路。最终在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的牵引下共同形塑未来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模式。自然，在这一过程中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型”身份也将随之为“未来”所替代。

尽管新型研究型大学当前是以一种“破局者”的姿态出现，但从长远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研究型大学在固守“研究性”这一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将向着这一初衷使命和发展目标逐渐形成趋同之势。具体而言，传统研究型大学以基础研究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为定位，其学科积淀与学术传统正是“研究性”的深厚载体。而新型研究型大学聚焦国家战略急需与前沿领域，致力于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以高精尖端创新推动“研究性”的功能实现。这种本质属性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两类大学的发展方向将不会偏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根本轨道。而且，从长远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现在正在探索的创新发展之路，可以为传统研究型大学改革提供重要借鉴，并在相当程度上昭示着未来研究型大学的基本样态。虽然由于传统大学内部原有的学术组织较为固定并呈现一种排他性的学科组织文化，也就是所谓的“领地”属性，但近年来新成立的学院等新型基层学术组织都具有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的一些特点，并且在不断地改良、改造、创新之中。例如，清华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通过采用书院制、导师制，一人一策、本博贯通等创新举措，构建了“宽口径、厚基础、广交叉、重创新”的人才培养体系，并鼓励学生立足交叉领域、对接产业实际需求自主设立研究项目。传统研究型大学已通过设立新型学院和机构，成功实现了组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科研范式创新，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适度植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特征，展现出强大的变革能力和创新活力。由此可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特征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传统研究型大学改革发展的方向，并且反映出了未来研究型大学发展的趋势。

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这样一个新生事物而言，其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遵循现有规律，更需要探索和发现新规律，这就意味着新型研究型大学必须守“研究性”之正与创“学科交叉融合、基层学术组织变革”之新。然而，守“研究性”之正并非固守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既有模式，而是需要在这种“研究性”基因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形态、人才培养模式、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系统性创新，并在现阶段与传统研究型大学形成一定程度上的错位发展格局。不论是传统研究型大学的重组与变革，还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涌现与创新发展，这些实践也并非我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最终形态，而是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对“大学应当如何存在”的阶段性回应。新型研究型大学打破了传统办大学模式的路径依赖，并为未来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积累了一系列制度创新经验。随着高等教育分类体系不断完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型”标签将会逐渐淡化，其学科交叉融合、国际化面向、科产教融合等创新举措，都将成为未来研究型大学的基本元素。从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每一次重大变革与创新都会催生新的大学形态，最终都会融入到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创新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可以预料，“新型研究型大学”这样类似标签性的符号终将成为一个过渡性的概念，而这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过渡性”恰恰意蕴了未来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方向，即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勇于创新、探索新路和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深化改革、超越自我，两者适度契合，殊途同归，表明和预示着未来研究型大学的新样态。这也便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概念过渡性的未来意蕴。

（本文参考文献略）

初审：黄华强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