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教材正经历从静态、线性的纸本形态向动态、交互的数字媒介的转型。然而，当前教材数字化转型多停留在形式层面的电子化和智能化，而忽视了更为根本的教材话语体系的重构。根据我国教材的第一性原理，教材话语的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技术逻辑与教材在知识论、政治学与教育学意义上元规定性之间的博弈与调适。基于对西方教材话语风格的理性审视，我国教材话语的风格特征趋向于学理为核的结构化数字呈现、课标为纲的规范化数字适配以及文化为魂的沉浸式数字表达。在价值立场上，应以数字人文主义为导向，倡导人本中心、意义共建与人文关怀。在叙事模式上，问题导向的探究型叙事、数据驱动的证据型叙事与跨媒介的协同型叙事构成了三种代表性模式，分别从认知方式、思维方法与表达机制三个维度回应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需求。在转型实践上，需要审慎应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话语权力重组与技术异化风险，具体包括算法推荐对教材话语权威的结构性挑战、智能交互对教材话语对话性的技术消解，以及数据化呈现对教材话语意义生成的单向窄化。综上，通过对我国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中的风格特征、价值观念及可能路径的系统探讨，以期为构建具有价值引领性、文化主体性与时代适应性的教材体系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风格；观念；叙事模式；实践慎思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优化，技术赋能教育的作用日益凸显，教育样貌正经历着深刻变革，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世界各国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教材数字化转型”。教材作为学校教育的关键载体，其内容和形态在教育数字化、智能化的浪潮中得以不断革新，推动着教材从静态、线性、纸本形态向动态、交互的数字媒介形态跃迁。而在这一过程中，受制于教师、学生和技术工具等多主体因素的限制，教材建设中暴露出数字素养缺位、内容更新滞后、技术适配度不高等诸多问题，弱化了教材的使用成效以及教材的育人质量。究其根本，数字化初期发展阶段的教材变革多侧重于版式电子化、形式智能化的表层转型，而忽视了教材背后更为根本的话语体系的重构。
话语是人们进行知识传承、思想表达、信息交换、情感交流的重要工具，由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语境、话语媒介、话语对象等要素构成。而教材话语，指的是在教材这一特定文本形式中，通过特定的语言、文体、结构、插图及编排方式，系统性地建构、呈现和传递法定知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言说方式与实践体系。本质上，它规定了“学什么、为何学、怎么学、如何评”的课程表达机制。因而，推动教材数字化的关键，不仅是形态的更新，更是话语系统的转型。在新的数字技术媒介下，教材话语如何重构其叙事方式、意义生成和价值导向，成为当下教材改革亟待回应的命题。进一步而言，要理解数字时代教材话语转型的深层逻辑，还需回应“教材之所以为教材”的本质追问，即探寻教材的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强调事物赖以存在的根本前提和基本规定性。将其引入教材研究，则意味着要从最基础的层面把握教材的本质属性及其改革边界。在我国，教材的第一性原理主要体现为知识论、政治学和教育学三个维度的元规定性，其分别强调教材作为定论知识的载体、作为国家事权的重要表征以及作为引导性阶梯的设计。由此可见，数字时代的教材话语转型，需要在技术逻辑与教材既有的元规定性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协调与重构。基于此，本文聚焦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教材话语的数字化转型，重点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相较于西方教材，我国教材话语在数字化转型中应趋向于怎样的风格特征？第二，教材话语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秉持何种价值立场？第三，在新技术的支持下，教材话语呈现出怎样的叙事模式？以上问题的厘清，有助于深化对数字时代教材改革内在逻辑的理解，为构建具有文化主体性、价值引领性与时代适应性的数字教材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路径指引。
一、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的风格特征
要厘清数字时代我国教材话语的风格特征，首先需要基于全球视野，理性审视西方教材话语的典型特征与内在张力，并以此作为参照，锚定我国教材话语在数字化转型中应坚持的基本趋向。从教材的第一性原理来看，无论媒介如何变化，教材首先都应是定论知识的有序载体，同时还应通过恰当的层级组织，成为学生能够进入、能够理解、能够递进把握的引导性阶梯。因此，对风格特征的讨论，不能停留于界面设计、功能改进等技术层面，而应进一步追问教材话语的数字化表达是否稳固了知识的确定性、是否维护了学习过程的进阶性。
（一）对西方教材话语的理性审视
对西方教材话语的理性审视，需在把握其核心特征的基础上，辩证地剖析其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可能暴露出的内在局限。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对话性的价值引导、情境化的知识建构与市场驱动下的技术融合。然而，其在发展过程中亦潜藏着娱乐化、功利化与技术至上的隐忧，可能会导致教材从制度化组织的定论知识滑向一般性的学习资源，从循序渐进的学习阶梯滑向碎片拼贴式的信息集合。
教材话语既是一套知识组织与表达的制度性安排，也是一种关于“谁发言、怎样发言以及为何这样发言”的文化实践。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西方教材话语形成了若干显著的特征。其一，在价值引导上，它倾向于采用对话性路径，通过呈现多元观点、设置开放议题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自主判断能力，避免单向度的价值灌输。这种价值引导方式源于西方教育传统中对个体理性的尊重，其理论基础可追溯至苏格拉底问答法，构成了西方教材话语的鲜明特色。对话性路径的核心在于将知识视为可探讨和可反思的内容，强调其在对话中不断生成与修正的特征。在教材的内容编排上，这通常体现在保留多元的看法与视角，并设计引导学生进行理性思考和辩论的学习任务，从而在教材话语中表现出一种平等、开放的认知姿态。以美国基础教育领域较具代表性的Savvas Realize为例，教师可围绕重要学术或社会议题发起班级讨论，凸显对话性价值引导。其二，在知识组织上，西方教材形成了以情境化为核心的建构模式，强调将抽象知识与真实世界问题建立密切联系。这一特征深受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即在教材编排上，普遍采用问题链引导、案例分析、项目式学习等组织方式，将学科概念融入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情境中。这种情境化建构不仅体现在文字叙述中，还通过大量的实物图片、真实数据等多媒体元素得以强化。这一特征的要义在于使教材中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者的经验世界发生关联，它通过模拟真实的问题场域，促使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主动构建知识体系，从而达成对学科内涵与实践的深层理解。以McGrawHillConnect的应用型活动为例，平台使用情境案例引出学习任务，学生在做中学中把抽象概念应用到具体问题上，从而将知识理解与情境应用紧密连接。其三，在技术融合上，西方教材体现出明显的市场驱动特征，其技术应用往往与教育产品的商业化运作紧密相连。这一特征的形成与西方教育出版业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出版商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必须持续引入最新的技术成果。从早期的CD-ROM配套资源，到如今的增强现实、自适应学习平台，西方教材在技术应用上始终保持着快速迭代的节奏。市场驱动的特征意味着，技术的选择与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需求、竞争策略和商业模式的推动，教材的技术形态不仅服务于教学，也成为教育产品在市场中突出自身特色的重要手段。
尽管上述特征具有其积极意义，但若过度发展或与实践脱节，则容易衍生出一定的局限性。其一，对形式吸引的侧重易导致知识体系的浅表化与娱乐化风险。西方教材话语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常采用对话式、故事化的叙事以及丰富的多媒体交互元素。例如美国的科学教材中强调的“生活化”，其内容设计大量来源于日常生活的主题、情境，虽有助于激发兴趣，但也可能因过度追求贴近现实经验而简化、稀释学科内在的逻辑结构与理论深度，使学生停留在对现象的表层体验上，而难以开展系统、抽象的科学思维训练。因此，这种对可读性与吸引力的追求，若缺乏对学科逻辑的坚实把握，便容易走向对感官刺激的迎合。这一倾向可能导致严谨的学科逻辑被碎片化的互动与感官刺激所削弱，使学生沉浸于表层的信息浏览，而弱化了对知识内在结构与深层原理的系统性探究，显然这与教育追求理性与深度的本质是相悖的。其二，市场机制的主导容易造成知识选择的功利化与规范性的弱化。西方教材的编写与选用常在较强的地方自治与多元主体协作之下开展，其中市场机制与商业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部分美国教材出版受市场化运作影响，更强调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教材编写中主动迎合各社会群体的需求，甚至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也渗透了“商品化”逻辑。这就导致教材内容更多地去迎合学生和社会的短期诉求，知识选取的评判标准在无形中受制于它在市场上的流行度与吸引力。那些基础性强但认知门槛较高或不足以迅速产生实用价值的核心知识，在此逻辑下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这种由市场偏好驱动的实用主义倾向，可能会模糊“学生应该学习什么”的规范性标准，进而损害知识体系的公共性与完整性。其三，对技术融合的过度热衷可能导致育人本位的偏离。西方教材在技术应用上常力求前沿与新锐，但若前沿技术本身成为了关注焦点，对其教育适切性的审慎评估却相对滞后，就容易滋生“为技术而技术”的失焦问题。此时技术的应用不再锚定教育目标的要求，而是受技术自身吸引力或是商业因素驱使而被过度推崇。当技术的可行性与新颖性压倒了对其教育意涵的审慎评估时，教材话语便潜藏着脱离育人根本目标的风险。
（二）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的风格趋向
基于对西方教材话语的理性审视，我国教材话语的数字化转型应在汲取国际经验的同时，立足于自身文化传统、制度优势与教育目标，致力于塑造一种“价值理性引领的技术赋能”式的数字化风格。其关键在于把知识组织、学习支持与价值引导更稳妥地嵌入数字化表达之中，从而在数字化进程中构建一种兼具时代共性与本土特色的话语风格，即以学理为核的结构化呈现、以课标为纲的规范化适配、以文化为魂的沉浸式表达。三者分别对应教材第一性原理在数字情境中的基本要求：以学理为核，旨在守住定论知识的边界与体系；以课标为纲，旨在落实国家事权对教材内容与方向的规定；以文化为魂，旨在使教材成为学生循序渐进形成价值认同与文化理解的引导性阶梯。
第一，学理为核的结构化数字呈现。我国教材话语的风格应更加以学理性为根本，注重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和逻辑性。这体现在我国教材话语普遍以学科体系为主线，突出核心概念、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层级递进，注重从概念铺垫到综合应用的内在逻辑，强调条理、系统与完整。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教材内容的呈现方式日趋多元、形式愈加丰富，也容易带来信息碎片化、知识表层化的问题。为避免教材话语一味追求趣味性而弱化学科严密结构的问题，我国教材话语在推进数字化的过程中，尤应重视借助技术手段进一步强化知识内容的系统组织和内在逻辑。具体可以通过模块化课程设计、递进式交互界面等技术，将分散的知识点有机串联起来，引导学生在互动探索中构建完整的认知体系。数字化环境下的学习尤其依赖清晰的知识图谱与逻辑路径，这不仅是学科本质的要求，也符合认知建构的规律。例如，在数学或物理教材的数字化呈现中，通过可视化的逻辑链条展示公式推导与定理应用，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深层次的概念关联，避免浅尝辄止。同时，结构化的数字设计强调在系统框架中融入真实问题与探究任务，帮助学生在把握学科主干的同时，发展综合分析与迁移应用的能力。唯有如此，教材话语在数字化转型中才能超越浅表化的信息堆砌，实现知识的深度传递和系统建构，从而真正服务于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第二，课标为纲的规范化数字适配。我国教材话语历来重视与课程标准和学业质量要求的对应，旨在保证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在此基础上，教材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材的内容范畴及教材中的学习任务设计，是教材与教学资源一致性的重要体现。但在多主体参与、产品竞争较为激烈的数字教材环境中，内容选择容易受到用户偏好、平台机制以及资源供给方式的影响，进而加剧知识取舍过程中的波动性。因此，在迈向数字化的进程中，这一传统仍需坚守和发扬。我国教材话语应以课程标准为纲领，保证关键能力、必备品格与正确价值观念的有效传递。换言之，在数字化转型中，教材内容的结构、重点与深度必须严格对标课程标准中各学段、各主题的具体要求，通过数字技术将抽象课程目标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的学习进程。例如，借助知识图谱可视化呈现学科核心概念之间的关联，利用自适应学习路径助力每位学生达成课标规定的基础目标，从而在技术赋能的同时守住内容质量的底线。也就是说，教材话语在数字化转型中不能以技术为先、内容为辅，而应依托数字工具来细化并落实课程标准，让技术成为课程理念内化到教材话语中的载体。以人教版数字教材为例，其明确以国家课程标准为依据，以提高教学和学习效果、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教材内容经三审三校专项审核，严防意识形态风险，确保安全可靠。同时，教材话语还需以学科规范为引领，正确把握并遵循认知发展规律与学科方法论的要求，避免工具理性的倾向。具体而言，不同学科的话语风格应契合其特有的思维方法、表达逻辑和实践方式。例如数学学科强调符号化与逻辑推演，可利用动态几何与模拟实验突出学科严谨性；语文学科重视文本感知与语言积累，可通过分层阅读与语境化资源增强语感培养；科学学科则需依托虚拟探究环境，引导学生体验从观察到论证的完整学科实践过程。这种学科本位的数字化设计，能够有效防止技术应用走向形式化与浅表化，推动教材话语在数字化转型中真正支撑学科育人目标的实现。如此，教材话语在数字化转型中才能既创新又守正，既丰富又有度，使学生的学习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
第三，文化为魂的沉浸式数字表达。我国教材话语在数字化转型中，应强调沉浸数字体验实现文化的深度浸润。数字化拓展了教材的表现形态与发展可能，但技术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促进文化传承和学生全面发展的手段。因此，必须坚持以文化精神统摄技术应用，保证技术始终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而关键就在于要确立并彰显中华文化在数字化建构中的主体性地位。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应以中华文化的价值逻辑与育人规律为先导，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工具与资源的优化组合。我国教材话语在数字化过程中，应自觉将文化主体性作为底层根基，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价值观的有机融入。具体而言，在价值引领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数字叙事的灵魂；在审美表达上，塑造体现我国精神气韵的视觉与交互语言；在意义生成上，设计能引导学生体认家国情怀与文化脉络的沉浸式情境。例如，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以专题资源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为数字教材营造了沉浸式的文化情境。简而言之，我国教材话语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在内容展现上融入本土元素，在互动体验中引导学生领略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同时，通过多媒体、人工智能等手段，让文化内涵在数字空间中焕发活力。这种技术与文化的融合，有助于提升教材话语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助力学生形成更加稳固的文化认同与价值立场。
总而言之，数字时代我国教材话语风格表现在立足于学理性与系统性的坚守，突出课程标准与学科规范的引领，并实现数字技术与文化底蕴的深度融合。进一步说，学理为核的结构化呈现、课标为纲的规范化适配和文化为魂的沉浸式表达，分别从知识组织、制度规范和育人引导三个层面，维护了教材作为定论知识载体、国家事权表征和引导性阶梯的基本属性。正因如此，把握好这一风格趋向，才有助于规避数字化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娱乐化、功利化与技术至上等风险，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背景下更准确地回应我国教育的本质与时代需要。
二、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的价值观念
在教材话语的数字化转型浪潮中，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日益凸显，为转型提供了关键指引，这便是数字人文主义（digital humanism）。数字人文主义发端于2010年代，是对人与技术尤其是人与“智能”工具之间关系的释义。作为一种以人的尊严和民主价值为核心的规范性取向，数字人文主义在《维也纳数字人文主义宣言》中得到了系统化表达。它主张技术应按人的价值与需要来设计，强调民主、隐私、透明、问责、反垄断以及人在关键决策中应保有最终责任等原则。在教育场域中，数字人文主义旨在回应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所引发的教育人文危机。它强调技术的使用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使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媒介形态的革新，更是教育目的与价值逻辑的重塑。需要强调的是，数字化转型下的教材话语区别于一般的数字学习资源。一般的数字学习资源往往以满足即时性、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为主要目标，其内容选择较为灵活，知识边界相对开放，价值引导功能较为隐性；而教材话语则承载着知识筛选、价值引导与文化传承的法定功能，是依据国家课程标准对学科内容进行系统性重构的制度化文本。它以课程标准为纲，对学科核心概念、基本原理与方法论进行结构化编排，在传递法定知识的同时，承担着塑造学生价值观念、培育文化认同的育人使命。也正因如此，教材话语的数字化转型必须在技术逻辑与教育人文逻辑之间保持张力与平衡，防止其在技术裹挟下退化为一般性的数字资源，从而消解其作为国家事权表征与文化载体的制度属性。
基于数字人文主义的整体精神，可以将其在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中的价值要求概括为三个彼此关联的维度。第一，从技术中心转向人本中心；第二，从知识传授走向意义共建；第三，从媒介工具走向人文关怀。三者共同构成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中的价值支架：既是理念的指向，确立人本中心；也是实践的导向，重构意义共建；更是伦理的守护，坚守文化与教育的边界。进一步看，这三重维度也对应着教材第一性原理在数字情境中的展开。人本中心回应的是引导性阶梯如何面向学生展开，意义共建回应的是定论知识如何在理解中被真正内化，人文关怀则回应的是国家事权如何以合乎教育伦理与文化责任的方式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数字人文主义并非传统人文精神的复述，而是人文精神在数字时代的延展与再生，它为教材话语区别于一般数字资源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价值根基。
（一）人本中心：教材话语的价值重塑
当前，教材话语的数字化普遍面临一个结构性困境，即技术逻辑往往优先于教育逻辑。在技术驱动的逻辑主导下，教材话语数字化的发展路径往往呈现出由“能否实现”到“如何实现”的线性思维，过于强调技术的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而忽视了“为何实现”这一更为根本的价值追问。这种路径依赖极易导致形式上的创新而忽视对教育目标的审视，技术的更新被误视为内容的进步，功能的叠加被误视为教育质量的提升，最终导致学习者的经验、理解与成长的边缘化。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当技术逻辑主导教材话语的数字化转型时，教材容易混同于一般的数字学习资源，其知识组织的系统性与价值引导的规范性被碎片化的内容呈现与算法推荐所取代，从而消解教材作为国家制度文本的独特功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从技术中心转向人本中心”的价值重塑，成为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指引。这一价值立场不仅是理念层面的呼吁，更是对教育技术实践的伦理校正。数字人文主义继承了人文教育传统中对“人之为人”的终极关怀，主张将技术嵌入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教育实践中，而非让技术逻辑主导人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视角下，教材话语的数字化不应被等同于信息的无障碍传播或内容的海量堆砌，也不应混同于一般数字资源对个性化与即时性的追求，而应致力于构建一个促进个体意义生成的动态空间，让学习者在其中通过参与、反思与表达，以实现对世界的理解、对自我的认知与对社会的介入。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以教材话语对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组织与对价值引导的制度性安排为基础，保证学习者的意义生成始终在课程规定的轨道上展开。
这一理念的提出，本质上是对教育目的论的再度申明。教育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实现技术效率的最大化，而是满足个体自身发展的需要，培育出具有独立人格、批判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人。如果忽视这一目的导向，教材话语就有可能异化为算法驱动的内容载体，教学行为也可能被标准化流程与系统逻辑所取代。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难以成为有意义学习的参与者，而易沦为被动接收信息的终端节点，教师则从引导者转变为操作系统的执行者。这种转变不仅损害了教育的本质，也削弱了学习者主体性的建构能力。从教材的第一性原理看，这意味着在教材话语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重新确立“技术应服务于人的发展”这一教育本体立场，需要推动“引导性阶梯”的构建，进而帮助学习者沿着适切路径形成稳定理解与持续发展的能力。
进一步地，在实践层面，“人本中心”的实现需要教材话语在设计理念、结构组织和交互方式上体现“以学习者为本”的价值立场。教材中的知识安排应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与心理节奏，任务与活动设计应允许探索与选择的空间，技术工具的嵌入应以增强理解与能力为目标。当然，应当指出的是，强调“人本中心”并不意味着对技术的排斥，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技术应用方式进行价值引导。技术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它的教育价值取决于其嵌入的方式、对象与目标。在教育实践中，如果技术应用不能回应学生的真实需求、不能体现教育公平与文化多样性，那么即便形式再新颖，也可能构成新的排斥与不公。由此，数字人文主义的“人本中心”并非抽象理念，而是一种技术治理的价值规范，任何技术应用都必须以人的尊严、主体性与发展权为前提。
（二）意义共建：学习者主体性的生成
数字人文主义的第二个维度，是在教材话语层面推动从“知识传授”走向“意义共建”的深层转型。传统教材话语长期以教师和教材为知识权威，学生作为接受者，其学习活动主要围绕理解与记忆展开。这种话语结构建立在单向知识传递的逻辑上，强调标准与规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能动性。而数字媒介的出现，使学习空间由“单一传播”转向“多向互动”，知识生产由“专家中心”转向“多主体共建”。其间，教材话语的展开也越来越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和生成，教师引导学习过程，学生提供需求与反馈，技术则赋予智能支持。数字人文主义正是要在这一结构变化中，重申教育的主体性逻辑，即学习者应当成为意义的生成者与共享者。但需要明确的是，意义共建需要在教材设定的学科规范与价值标准内，为学习者的主体性生成提供有序的空间与支持。
在理论上，这一转向与建构主义以及社会文化取向学习理论有着密切联系。皮亚杰强调知识建构的个体经验性，维果茨基则揭示了社会交互在学习中的中介作用。两者共同奠定了“学习是意义建构过程”这一基础认识。而教材数字化建设中所构建的在线环境，天然具备协作、反馈与多模态表达的特征，使学习者能够在真实情境中生成理解、展示成果并进行意义协商。教材话语由此需要从讲述理解式转向探究生成式，从单向阐释转向共同创制，重构学习者与知识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一转向的价值在于通过更积极的学习过程，让定论知识由外在规定的结论转变为学习者的内在理解。不过，这里需要特别澄清的是，教材话语中的意义共建并不意味着知识权威的消解，也不意味着学习内容由学习者自由生成。区别于一般性的数字学习资源，教材话语具有明确的课程边界与价值导向。因此，意义共建发生在课程标准、学科规范与育人目标所规定的框架之中，它强调的是让学生在确定性知识的学习中获得更充分的理解与表达参与权。
在具体实践中，这一价值导向至少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任务导向化设计。教材可以通过设置开放性问题、专题探究或项目任务，引导学生围绕核心内容进行资料搜集、论证与成果展示。第二，多模态表达与评价。教材可以支持学生通过文字、图像、音视频、数据可视化等方式呈现学习成果，使其能够从不同符号系统中组织经验、理解知识并表达观点。这种表达权的开放，也意味着教材话语权的再分配，让学生的声音在知识建构中获得正当性。第三，协作与共同体建构。依托数字学习平台，教材可以支持同伴互评、合作探究与跨情境交流，使学生在社会性互动中学习如何倾听、交流、反思与修正。
当然，从“知识传授”到“意义共建”的转型，也伴随着现实的风险。开放性学习若缺乏学科规范指导，可能导致知识碎片化与随意化；算法化平台若不加调控，可能强化追逐热门知识或追求知识速成的学习偏好。数字人文主义提供的解决路径在于“规范之中追求生成”，即既要维护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又要保证学习者有探索与重构的空间。教材应在话语结构上保持指导性与开放性的平衡，使学生在自由生成中仍能遵循学科思想的逻辑要求。这一平衡的实现，正是教材话语区别于一般数字学习资源的关键所在，后者往往以用户偏好为中心组织内容，而前者则必须在尊重学习者主体性的同时，始终以课程标准为坐标，保证其意义建构与预设的育人目标相一致。
（三）人文关怀：教育技术的伦理与文化边界
数字人文主义的第三个维度，是在技术治理与文化传承层面确立教育的人文边界。教材话语的媒介化特征使教学活动越来越依赖平台算法、数据分析与智能推荐，但这种“技术中介化”同时带来了伦理风险与文化失语的隐忧。数字人文主义呼唤教育者重新审视技术与人文的关系，防止教育被数据逻辑、效率逻辑和商业逻辑所裹挟。对于教材话语而言，这一维度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要应对一般数字资源所面临的伦理挑战，更要守护自身作为国家制度文本的文化使命。
首先，从伦理层面看，教材话语的数字化不可避免地涉及学习数据的采集、分析与应用。如果缺乏严格的伦理治理，学习者的隐私可能被滥用，行为数据可能异化为商业利益的对象。因此，数字人文主义要求建立以知情同意、用途透明为核心的数据伦理体系，使教育数据始终围绕教学改进与学习支持展开，而不能沦为监控、标签化乃至差异化对待的工具。同时，算法推荐与评价机制应具备必要的可解释性，教师与学生有权知晓算法逻辑与评估依据，以维护教育评价的公正性与可信度。对于教材话语而言，作为教育的基础制度性话语，应当在设计初始就嵌入数据使用的伦理自觉与治理机制。这既是对学习者权利的尊重，也是国家事权在数字环境中保障公共教育秩序与底线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从文化主体性层面看，教材话语的内容建设正处在全球化资源流动与本土化文化建构的张力之中。大量开放资源与智能生成内容进入教育场域，在拓展资料来源和表达形式的同时，也可能削弱教材原有的文化叙事、审美传统和价值结构，使教材话语在技术逻辑主导下呈现出去文化的趋向。这种风险的根源在于，当技术理性过度进入精神文化领域时，往往会僭越价值理性的位置，诱发文化内容与价值观念的趋同化与单一化，从而对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带来挑战。数字人文主义要求教材话语在技术创新中坚守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时代化表达，使数字化不成为文化同质化的过程，而成为文化再生产和价值再阐释的契机。换言之，教材话语的数字化转型应以文化延续和价值认同为前提，在全球语境中稳固自身的文化根基。
最后，人文关怀还体现在教育关系本身的伦理维度上。技术可以支持教学、辅助判断，却无法真正取代教师的教育判断、情感投入和关系建构，也无法完全呈现学习者的情绪、意愿和生命状态。教材数字化若完全顺从技术流程，就容易把教育关系压缩为信息传输与任务执行，从而削弱教育应有的温度和善意。因此，教材话语在数字转型中应保留教师引导、师生互动和情感交流的空间，让教育实践依然是一种“人对人的善意干预”。这种关怀不仅是情感维度的补充，更是教育公平、社会责任和育人本质的重要体现。在强调技术效率的同时，教材话语中仍需保证师生关系中温度的存在，关注学习的情境性、复杂性与不可量化的部分，它不能退化为技术脚本的输送端，而应持续发挥其文化引领与价值指引的功能。归根到底，教材话语的人文关怀要落实为一种可以被学生真实感受到的发展支持，从而使制度性的规范要求转化为可感知的教育陪伴。
由此可见，从媒介工具到人文关怀的转向，是数字人文主义对教育现代化底线的提醒。技术可以扩展教育的边界，但不能替代教育的价值。唯有在伦理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双重支撑下，教材话语的数字化转型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技术赋能教育、教育引领技术”的良性循环。
三、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的可能路径
叙事指的是一种传递信息的表达方法，人们使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事件或创造故事。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教材话语的叙事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教材叙事多表现为线性、封闭的知识传递结构，而数字化教材则逐渐呈现出动态、开放和多维的叙事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教材话语的叙事模式既要体现对学理性、规范性以及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也要落实数字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人本中心、意义共建与人文关怀，从而将教材作为定论知识、国家事权和引导性阶梯的三重第一性原理，转化为数字情境中可感知、可操作、可持续的叙事实践。基于此，教材话语在数字化转型中形成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叙事模式：问题导向的探究型叙事、数据驱动的证据型叙事与跨媒介的协同型叙事。三者分别从认知方式、思维方法与表达机制三个维度回应教材话语变革的内在需求。与此同时，也需要对数字化转型中可能出现的话语权力重组与技术异化风险保持审慎态度，在转型推进的过程中进行必要的实践反思与边界划定。
（一）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的叙事模式
问题导向的探究型叙事，是指教材话语以真实或拟真的问题情境为起点，引导学生通过资料搜集、分析推理、合作探究与成果展示等环节，逐步形成对知识的理解并实现意义的生成。这种叙事模式打破了传统教材以结论先行、知识罗列为特征的结构，转而强调从问题到探究、再到建构的认知路径。在具体实践中，问题导向的探究型叙事通常表现出三个关键特征。一是问题驱动的结构化设计。在内容组织上以问题链或任务群为主线，将学科核心概念、方法与目标融入具体的问题解决过程中。二是话语表达的引导性与支架性。教材话语从权威陈述转向启发式提问，从结论性表述转向过程性提示，通过提供方法提示、资源链接、样例参考等支架性学习内容，帮助学生逐步建立探究的信心与能力。三是技术赋能的过程支持。数字化平台使学生能够便捷地获取多渠道资源，借助思维导图、数据可视化等工具对信息进行整合与分析，并在线实时交流观点、激发思辨，最终通过多媒体报告、模型展示等形式呈现学习结果，完整经历从问题发现到意义建构的探究全过程。从教材第一性原理看，探究型叙事的价值在于，以问题展开为驱动，引导学生沿着有梯度的学习路径逐步接近定论知识。也就是说，这一叙事模式是在更具生成性的过程中实现教材的引导功能，既回应了数字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人本中心，也呼应了从知识传授向意义共建的转型要求。
数据驱动的证据型叙事，是指教材话语在内容组织、任务设计与评价反馈中，关注数据的获取、分析与解释，强调以证据为基础构建知识理解与判断依据。在信息爆炸与算法推荐日益普及的今天，培养学生基于数据进行理性判断、批判思考与合理论证的能力，已成为数字时代教材的重要使命。由此，证据型叙事模式的核心在于以数据作为学生认知的原料，以证据作为推理的支撑，以解释作为意义的输出。这一模式通常展现出三个关键特征。一是内容构成的数据化。在内容呈现上常以真实数据集、统计图表、调查结果、实验记录等作为教材内容的基本构成单元，使知识建立在可验证的实证材料之上。二是任务设计的实证性。教材中设置诸如分析统计数据解释社会现象、对比多源数据判断结论可靠性、设计调查方案验证假设等任务，不仅要求学生理解数据本身，更要求他们掌握数据背后的方法逻辑、伦理规范与社会意义。三是技术工具的嵌入式支撑。数字化教材平台可以整合数据获取工具、分析工具与展示工具，使学生在教材引导下进行数据的筛选、处理与呈现，从而将抽象的数据转化为可操作、可理解、可辩论的认知材料。证据型叙事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通过证据链条强化教材知识表达的论证基础，使学生不仅知道是什么，也理解为何如此。从教材第一性原理出发，这一模式有助于稳固教材作为定论知识载体的学理基础，使知识的获得在可检验、可说明的过程中建立起来。从数字时代的育人要求来看，它又强化了学理逻辑与数据素养的结合，注重以实证支撑理性判断，促成批判思维与科学精神的养成。
跨媒介的协同型叙事，是指教材话语突破传统文本的单一媒介限制，融合文字、图像、音频、视频、动画、交互模型等多种符号资源，构建一个多模态、立体化、可交互的意义表达系统。这与Mayer的多媒体学习理论相契合，即学习者通过多种感官通道同时接收信息，促进主动的知识建构，提升学习成效。同时，该叙事模式强调学生、教师、学科专家等多主体在教材使用与知识建构过程中的协同参与。协同型叙事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三大关键特征。一是媒介融合的互补性。注重不同符号资源的功能互补与意义增强，使多模态表达能够适应学生多样化的认知风格，拓展知识的表征维度，让学习过程更具直观性与沉浸感。二是主体参与的协同性。数字化教材平台通过协作编辑、评论反馈、资源共享、成果展示等功能，构建起一个开放的知识建构共同体。学生可以在教材设定的任务框架内，以小组或班级为单位共同编辑一份报告、构建一个知识库、完成一个项目作品；教师则通过平台进行过程指导、资源推荐与评价反馈；学科专家、教研员也可以通过在线讲座、资源共享、案例点评等方式介入教材的使用过程。三是交互机制的生成性。教材提供可填充、可标注、可重构的交互界面，支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笔记记录、问题标注、思维导图构建等个性化操作，同时支持学生基于教材内容进行二次创作。从功能上看，协同型叙事通过多模态资源与多主体参与，拓展了教材的表达维度与文化承载能力，增强了国家课程内容的可达性与可感性，它不仅体现了技术赋能的优势，也为文化传递、价值引导和学习支持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
概而言之，问题导向的探究型叙事、数据驱动的证据型叙事与跨媒介的协同型叙事，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教材话语较具代表性的三大叙事模式。三者既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探究型叙事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证据型叙事强调理性的判断依据，协同型叙事强调资源的整合与主体的互动。从教材第一性原理来看，它们分别有助于优化引导性阶梯的展开、稳固定论知识的表达以及提升国家课程内容的传播与转化效能。其共同目标，是推动教材话语从知识的“容器”转变为思维的“引擎”，从教学的脚本转变为学习的支持系统，从而在数字时代持续发挥其育人价值。
（二）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中的实践慎思
在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过程中，技术的嵌入并非价值中立的过程，而是伴随着话语权力的重组与潜在的技术异化风险。若缺乏审慎的反思与必要的规制，数字技术可能会带来教材话语权威分散、对话关系弱化与意义生成窄化的风险。因此，在推进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对以下几方面问题保持清醒认识并加以应对。
第一，算法推荐对教材话语权威的结构性挑战。如前所述，教材话语区别于一般数字学习资源的根本特征在于其作为国家制度文本的权威性与规范性。它依据课程标准对学科知识进行系统性筛选与结构化编排，在知识传递的同时承担着价值引导与文化传承的使命。然而，数字教材平台普遍引入的智能推荐算法，正悄然改变着这种话语权威的生成机制与分配格局。算法的运作机制建立在用户行为数据的持续分析之上，其内容筛选标准倾向于迎合个体偏好与即时需求，在此过程中，学科知识的逻辑序列与育人目标的价值导向可能被置于次要位置。当教材话语的呈现顺序与重点选择越来越多地由算法决定时，课程标准所确立的知识框架便面临被消解的潜在风险。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算法的设计逻辑与训练数据往往由技术平台主导，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数据筛选标准与推荐逻辑并不透明，权力结构从显性制度管理转向隐性平台规训，这可能使教材话语的主导权从国家制度层面部分转移到技术资本手中。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揭示的话语与权力的共生关系，话语的生产始终受到一系列控制、选择、组织和分配程序的支配。一旦推荐逻辑凌驾于课程逻辑之上，教材作为国家事权表征与定论知识载体的双重基础便可能受到侵蚀，学生所接触的内容也可能不再沿着应有的教育阶梯推进。因此，需要在数字教材平台的建设中建立算法备案与审查机制，明确推荐逻辑必须以课程标准为基准，保证个性化推送不偏离国家规定的知识边界与价值导向，同时保持算法规则的可解释性与可问责性，防止教材话语权威被技术逻辑所解构。
第二，智能交互对教材话语对话性的技术消解。根据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观点，话语的意义生成于主体间的交互之中，它无法孤立存在。也就是说，教材话语本质上是一种蕴含对话精神的文本实践，它既承载着学科共同体与学习者之间的跨时空对话，也为师生之间的课堂对话提供意义基础。然而，数字教材中日益广泛应用的智能问答、自动反馈与自适应路径规划等功能，正在改变这种对话关系的本质。当学生习惯于与智能系统进行标准化、程序化的交互时，教材话语所蕴含的对话性可能被技术性的信息交换所替代。智能系统提供的反馈基于预设算法与数据模型，其话语表达是程式化的回应，缺乏教师基于对学生全面理解所作出的即时判断与情感关怀。长此以往，教材话语的对话空间被压缩为技术操作的界面，学习者与知识之间的意义关联被简化为信息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技术中介关系中，教材所构成的引导性阶梯可能被扁平化为系统提示与路径指令，学生看似获得了即时回应，实则失去了在真实教育关系中被理解、被引导、被激发的过程。而实质上，真正具有交往合理性的理解，需要通过主体间的真诚对话与共识寻求来达成。因此，在教材话语的数字化转型中，必须为智能交互划定边界，保持教材话语作为对话文本的开放性与生成性，使技术有益于师生之间的真实精神交流。教材话语的设计应保留可供多元解读的意义空间，允许学生的质疑、辩难与创造性回应，使技术成为拓展对话深度的工具，而规避其可能带来的对对话精神的消解性影响。
第三，数据化呈现对教材话语意义生成的单向窄化。在接受美学看来，文本的意义是读者在与文本的互动中生成的，文本的开放性结构能够为读者的想象性参与提供空间。教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其话语的意义不仅存在于显性的文字表述之中，还蕴含于文本的留白、隐喻与召唤结构之内，需要学习者在教材使用过程中进行主动的意义填充与个性化解读。然而，数字教材平台对学习过程的全景式数据采集与分析，正在重塑这种意义生成的方式。当学生的学习行为被持续量化追踪，学习路径被算法优化推荐，理解效果被即时测评反馈时，教材话语的意义逐渐被限制在可测量、可预测的信息单元中。那些无法被数据表征的直觉感悟、价值体认与创造性联想，在教材话语的数据化呈现中被边缘化甚至被遮蔽。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数据模型往往建基于群体统计规律，其分析结果倾向于强化主流理解模式与标准答案，学生的非常规解读与个性化表达可能难以在数据系统中获得合法性。这意味着，教材原本应当保留的意义生成空间和循序渐进的理解过程，可能被压缩为若干可以被计算和标注的学习片段，从而使知识理解、价值体认与文化感受都趋向单一化。这种数据驱动的意义生成机制，可能使教材话语从原本倡导多元理解的开放性文本，退化为规定唯一答案的指令系统，学习者的主体性在数据规训中被逐渐消解。因此，需要确立教材话语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伦理边界，明确数据分析的定位是为学生理解学习过程提供参照。同时，教材话语的设计应保持对数据结论的审慎态度，为学生的多元解读与创造性表达留出空间，使技术应用真正赋能于意义的丰富生成，而防止将其窄化为数据标签的组合。
综上所述，教材话语的数字化转型既蕴含着叙事创新的机遇，也伴随着权力重组与技术异化的潜在风险。在推进这一变革的过程中，需要以数字人文主义为价值指引，在技术逻辑与教育逻辑之间建立平衡，在效率追求与人文关怀之间保持张力。更重要的是，应始终以教材的三重第一性原理作为判断尺度，对于有助于稳固定论知识、落实国家事权、优化引导性阶梯的数字技术应积极吸纳，对于可能导致知识失序、权威失守和教育失度的技术应用则应审慎规制。唯有如此，教材话语才能在数字时代真正实现叙事方式的更新，并持续发挥其价值引领与文化育人的功能。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xtbook Discourse in the Digital Age
LeiHao YangChunmi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extbooks in China are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static, linear print formats to dynamic, interactive digital media. However, the curr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books largely remains at a superficial level of electronization and intellectualization, overlooking the more fundamental need to reconstruc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extbooks. According to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textbook desig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book discourse is essentially a negotiation and adjustment between technical logic and the meta-determination of textbooks in knowledge theory, politics, and education. Based 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Western textbook discourse styles, the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extbook discourse are trending toward a digitally structured presentation centered on academic principles, a standardized digital adaptation guided by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an immersive digital expression enriched by cultural context.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adhere to digital humanism by advocating for human-centeredness, the co-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nd humanistic care. Regarding narrative models, three representative types can be identified: problem-oriented inquiry narratives, data-driven evidence-based narratives, and cross-media collaborative narratives. These address the inherent demand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book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gnitive approaches, modes of thinking, and mechanisms of expression. In the realm of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prudently address potential risks of discourse power restructuring and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that may arise during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se include the structural challenge posed by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to the authority of textbook discourse, the technological erosion of the dialogical nature of textbook discourse through intelligent interaction, and the unidirectional narrowing of meaning generation in textbook discourse resulting from data-driven presentation. In summary, through a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the stylistic features, value orientations, and potential pathway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extbook discours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constructing a textbook system that is value-oriented, culturally grounded, and responsive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textbook discour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yle; values; narrative mode; deliberation
初审：普清筠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