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21世纪最复杂、最富争议的技术话题，人工智能及其影响受到世界范围内关注。若抛开技术性话语逻辑，单就使用限度而言，人工智能的开发与使用直接聚焦为资本增殖的历史需要与时代定位。以《资本论》考察人工智能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力量控制着我们，且严格从属于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人工智能只是资本生产与资本增殖的一种技术化手段。在资本与智能的技术合谋中，资本通过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智能加以控制与寇害，形成诸如智力衰退、智力固化与智力荒废等社会智力问题。与之相对，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在于，通过节制资本与驾驭市场的双重手段，将人工智能发展限定于提升生产力的技术进步框架，以便更好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完成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类智能；《资本论》；资本逻辑规制；超越路径
作为21世纪最复杂、最富争议的技术话题，人工智能及其影响受到广泛关注。若抛开技术性判断，单就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而言，它直接聚焦资本增殖的历史需要与时代定位。因此，若未站在资本逻辑高度看待人工智能问题，那么很容易引发“机器换人”“人工智能控制人类”等诸多理论争议。必须看到，尽管《资本论》没有涉及人工智能的讨论，但它可以从资本主义发展史与机器发展史的双重维度，先行缜密地论证资本逻辑决定着机器技术甚至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与历史限度。就技术本质而言，人工智能受人类智能与资本逻辑的双重规定；就发展可能而言，需要加以批判的，即人工智能发展假如深陷资本增殖模式，那么它肯定是一种异己力量，进而控制人类而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在技术的资本利用中人工智能只是资本生产与资本增殖的一种手段，但绝对不会取代人类智能或人类本身，假如有比人工智能更能促进资本增殖的技术手段，资本会毫不犹豫地舍弃它。
人工智能批判，并非一次经验论意义上的拒绝行动，而是进行澄清前提与划清界限的学工作，目的是揭示出人工智能的社会存在与历史限度。那么如何对它加以批判呢？第一，澄清人工智能的存在前提与历史条件，揭示出人工智能只是资本逻辑的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但绝非资本逻辑的技术性前提，进而诠释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内在关联。第二，与围绕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各种争议划清界限，揭示出人工智能依然严格从属于资本逻辑与机器发展的双重框架。第三，人工智能发展需要超越资本逻辑及其运行机制，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技术工具。这是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技术定位。最后，批判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人工智能的批判，有助于我们回应诸如人工智能的“危险论”“危机论”“威胁论”等相关言论。
一、问题的提出：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界限关系
在西方会的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资本逻辑不断推进人工智能的研究使用，最大限度地释放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力。一方面，人工智能重新整合机器与人类的互动节奏，即它们能与人类共同分享着发展文明；另一方面，它改变了传统机器的操作规则，以工程化、系统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等为理性秩序重建会运行，从生产领域的自动秩序拓展为全面生活化的智能秩序。人工智能带来的双重变奏，塑造出与人类智能完全不同的技术机制。
（一）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厘清
尽管《资本论》并未论及人工智能，但《资本论》考察了资本的发展史与机器的发展史，它们同样也可以用于追问人类智能的使用极限及新智能的发展可能。
首先，人类劳动需要突破生理极限，需要向智能生产推进。人类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资料是测量器与指示器，如蒸汽机、电力等标识出会发展的进步样态。马克思在讨论“一般智力”问题时，已经明确这样的判断：由于资本的强制推进与机器的高度智能化，人工智能打破了会发展的机械化界限；人类生产的机械性生产向智能性生产的突破，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发展空间。因此，人工智能发展并未突破人类追求进步、突破自我生理极限的界限。
其次，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人工智能并未真正改变这种变换过程。《资本论》从人类生产史高度明确了人的存在内容，即人需要征服自然，创造出属于人的“第二自然”，进而使自己的生理性或生物性的自然潜能激发出来。换言之，人工智能是这种自然潜能的全面激发，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内容。正如马克思对机器生产的理论定位同样也适用于人工智能，“从机器体系随着会知识的积累、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来说，代表一般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
最后，人工智能仍然属于机器技术批判视域。《资本论》从机器发展史视角考察了人类科技进步过程。如从工场协作到机器自动化生产的过程，其实交代了资本发展如何推动了机器的发展。马克思深度把握了机器在大工业中的位置，即“大工业必须把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即机器是资本与工业的互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在AI+的自我生产或全自动化生产中，机器大工业形成了以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的新生产时代。
（二）人工智能的资本规制
人工智能高度依附于资本逻辑，是资本逻辑实现自我目的的技术化手段。就技术化使用而言，与机器技术相比，人工智能有三大显著特征。其一，从局部智能到总体智能的转变。局部智能使人工智能的某一功能得以优化提升，并参与商品化生产或日常生活；总体智能则表现为智能全面渗透并影响生产或生活的全部过程，并集中表现为，“智能机器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不断设计下一代智能机器”。其二，人工对智能的关系从形式从属到实质从属的转变。智能化生产本来是带有个性化人工的性质，受制于科学发展水平；由于智能化的技术全面控制了生产与生活的全部过程，特别是智能自我复制与技术升级，智能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运行系统，不断吸附人工生产的内容，即人工生产完全从属于智能。其三，从简单数量运算关系到复杂性社会内容的处理转变。机器化生产通过人工智能的复杂叠加，那么参与机器化生产的社会关系变成一种高度复杂的社会协作过程。
假如将这种本质特征加以推进的话，人工智能突破了机器化生产的界限，具有机器技术所不具有的特殊内容。一是人工智能突破机器使用的自然限度。人工智能转换了劳动力向生产资料的过渡结构，即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不再局限于机器的自动化向度，而是在高端智能化生产过程中，减少劳动力使用量，提高劳动附加值的智能化、精准化与精确性。二是人工智能调整工作日的有机构成，增强资本增殖的时间保障。人工智能比机器自动化更有意识地调节工作日，并将工人的日常生活时间转化为增殖时间。这种时间的绝对延长，才催生了“人工智能换人”的“宿命论”。三是人工智能的使用限度在于资本增殖效率最大化。人工智能通过吸附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或转移的剩余劳动，能够带来远大于机器自动化形成的剩余价值，构成了资本的主体性内涵。进一步而言，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机器体系本身就是资本，或者说它作为机器体系的存在同它作为资本的存在是一回事”。因此，人工智能一方面只是转移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不是生产价值；另一方面将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更有效率、更精准地转移至产品生产过程中。
（三）人工智能的发展图景
我们看到，在西方世界技术发展的宏大叙事中，资本逻辑一直支配机器生产与人工智能。首先，机器是高度发达的自动化生产，而人工智能已经是“自动化+智能化+扩张化”的三维生产模式。机器发展过程分为两步：一个是个人或局部生产使用机器，机器仍是从属于简单生产过程；另一个就是机器生产机器，形成了推动世界进步的机器大工业体系。同样，人工智能也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人工智能完全从属于人类智能，其功能只是人类智能的可操作性延伸；另一个阶段是人工智能的自我复制与自动升级，超越人类智能的功能极限。
其次，资本逻辑决定了人工智能的发展逻辑。资本逻辑即资本增殖逻辑，那么它决定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与技术内容。如《资本论》讨论机器与工作日时，认为：“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智能技术尽管缩短劳动时间，但相对延长工作时间，消解劳动时间与生活时间之间的生理界限，以获得最大化的增殖内容。二是资本逻辑决定人工智能的发展目的。在资本逻辑框架内的人工智能并未改变社会发展的基本目的。这种发展目的比经济资本更加具有强制性，深度影响资本逻辑的投资意识与逐利行为。同时，智能强调的是人工的个性与社会的共性之间的融合目的；人工智能由于数据化的链接与信息的共享，其运转与升级具有共性的目的功能。简言之，人工智能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取得共同的发展目的。三是资本逻辑决定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资本论》通过机器大生产研究，提出机器技术只是资本逻辑的发展展示，聚焦着资本通过技术方式确立发展方向，换言之，在资本逻辑的强力支配下，人工智能尽管作为最为先进的技术手段，仍然严格从属于资本增殖的发展框架，因为资本逻辑从自我发展方向上规定着人工智能的技术走向，即人工智能“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能的手段”。
最后，机器劳动决定了人工智能劳动。人工智能的机械性转化（机器人）似乎完全取代了人类智能，否定了《资本论》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等的经典理论，也就消解了这些理论的现实价值。但事实上，马克思从人类发展史维度以宏大叙事方式诠释出机器生产的历史限度。作为只是劳动形式的机器系统，其内容仍然是人类劳动的转化形式。因此，机器绝不会创造剩余价值，而是不断转移凝结在机器上的人类劳动的价值，故剩余价值理论仍然有效，因为机器劳动是人类劳动的机械化延伸——人工智能通过机器生产来物化或对象化自己的智能系统，但仍受制于机器自动化大生产，“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故人工智能只是在实现剩余价值转移。
总之，只要在资本逻辑的决定框架内，人工智能的发展形式、规模展示及其发展图景都严格遵循着人工智能能否推动资本增殖的基本规定。正如马克思评价机器与资本的关系时，认为：“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学的性质。”一方面，资本逻辑赋予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而非反之。无论人工智能发展如何迅速与优化，它只是人类生产手段与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且受制于资本雇来使用人工智能的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能否突破自我发展的瓶颈或人工智能的自主化更新决定于资本逻辑。人工智能加速知识的复制与演化，是知识层面的自我演绎的技术权利。但请注意，这种自我演绎的技术权利不是社会关系的操纵权力。换言之，社会权力关系即资本权力决定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赋予人工智能发展的广度与深度。那么，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够替代或控制人类智能？回应这个问题，需要揭示在资本逻辑的统摄框架内，人工智能的存在限度及其历史本质；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矛盾关系之中的现代使命与未来命运。
二、资本逻辑：人工智能控制人类智能的操作逻辑
《资本论》认为，资本从创造它所需的技术前提出发，高度规定包括机器等在内的人工文明的发展可能与未来界限——机器生产机器时代，创造资本征服世界的自动化图景；与之相应，人工智能生产智能时期，创设出资本征服世界的升级版信息化图景。那么，首先要对人工智能做哲学论证。人工智能是多学、多元化、复杂化、数据化、信息化等多维叠加的结果。它的鲜明特征是自主性学习与创新进化的能力，即人工智能“意味着一个人类发明的事物能够控制自己的智能并找到了克服自身局限性的方法”。在资本逻辑的发展框架内，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资本所需的技术手段息息相关。
（一）资本逻辑何以能决定人工智能发展
讨论人工智能的存在限度必须回到《资本论》，要回应两个方面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资本论》未曾涉及的智能化时代，使之有过时的断言。其一，机器人的劳动取代人的劳动的问题。机器使用的智能化，使得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是失效的，因为机器人的劳动完全取代了人的劳动，那么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说明失去了现实根基，即资本剥削成为历史。其二，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价值增殖系统由机器人完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前景并非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是由未来无产阶级解放所带来的，反而在机器人时代得以提前实现，如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其三，人与财富之间的关系问题。整个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由机器人完成，人成为财富的旁观者与享受者。由此容易得出，《资本论》的劳动生成论是过时的与错误的等误判。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是否真正改变现代世界的运作机制。认为人工智能能够取代人类智能的判断未能本质性澄清现代世界的驱动系统是什么。显然，这个争议恰恰是“技术控制人类”的理论变种，但问题在于现代世界的驱动系统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剥削生产，正如詹姆逊所言：“工人就是资本主义系统的驱动力，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价值的不竭源泉。”事实上，人工智能本身并不产生剩余劳动，它只是在智能控制、生产形式与加速机制等内容上推动剩余劳动的转化速度与生产效率。有了这样的判断，才能真正理解人工智能发展的界限：一个界限是人工智能推动的剩余劳动的集结程度假如低于机器生产的效率，那么人工智能会被资本放弃；另一个界限是人工智能自身生产的费用远低于自动化机器的花费，那么也会被资本舍弃。简言之，资本使用人工智能的限度在于，投入研发费用与运行费用必须远低于使用人工智能取得的收益效果。
（二）资本逻辑如何能决定人工智能发展
在资本逻辑技术框架内，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知识结构化与智能化的技术延伸，且高度服务于资本逻辑的增殖要求。“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那么，人工智能就是值得批判的对象，因为工人变成了人工智能的自动化体系中服务于资本增殖系统的那部分内容。那么，诸如“人工智能控制论”“人工智能超越论”“人工智能替换论”“人工智能终结论”等，都没有澄清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关系以及它与资本逻辑关系的理论症结。
前面已言，应该结合资本发展史与机器发展史，才能真正勘破人工智能的本质论。因此，人工智能有本体论的规制，同时具有认识论的向度。就本体论规制而言，人工智能服从于资本逻辑的基本原则，即技术智能化的根本目的在于资本增殖的本质需要，换言之，人工智能只是技术性的手段，是中介过程，而不是物化生成的客体内容。就认识论而言，人工智能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与机器的进步不断更新与发展，那么它的进步界限就是资本的发展界限。人工智能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发生的是智能异化现象，仍未超出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范畴。
第一，人工智能是资本权力的放大器。人工智能表面上对排挤或替代劳动者负责，即人工智能的发展导致了劳动者失业。但实质上，人工智能对劳动者失去生活资料（或工资）的事实并不负责。这是资本权力运行的必然结果，人工智能只不过放大了资本的统治权力，体现为资本权力的放大器。与机器工厂一样，人工智能可以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即放大了对劳动力的剥削权力。包括诸如人工智能尽管缩短了或替代了劳动时间，但它的资本主义运用强化了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包括系统性学习与高压力工作）；人工智能在生活与生产过程中减轻了个体的劳动强度，却强制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人工智能变成了时刻控制社会时间的权力机制；人工智能尽管表现为对自然力控制的胜利，将自然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但它固化了劳动者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劳动过程变成了受自然力压迫的生产过程；人工智能可能增加劳动者的财富与收入，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却体现为剥削与掠夺劳动者财富的过程。
第二，人工智能是资本权力的扩张器。资本权力运行需要扩张的载体，主要包括资本习性与资本运动场域。习性与场域是布尔迪厄的两个空间概念，它们可以用来说明人工智能与资本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人工智能通过这两大内容加速了资本权力的扩张：场域界限提供了人工智能的结构化背景，而习性是这个结构化背景的全面反馈，形成了资本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方式。人工智能的会化过程是在信息化与智能化的场域中展开的，它不能脱离开这个时代现实。一方面，人工智能不断塑造会成员的习性，通过机器分工与生产等形式，而“资本手中的机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使会的生命根源受到威胁”，体现了资本通过人工智能扩张自己的统治权力。《资本论》认为，现代工厂制度与机器体系都是资本运动的结果，而绝非前提。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并未简单以技术进步论或道德评价论等作为说明，而是直接深入至技术背后的社会关系之中。那么作为科技发展的新高度的人工智能，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批判视域。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每前进一步，都是资本逻辑的运作结果，体现出人工智能是资本权力的扩大器，即它不断扩张人工智能的活动场域与固化会活动的智能习性。换言之，人工智能的自我进化，可以直接过渡到实验环节，而将自己对象化为一种独立力量，与人类智能分庭抗礼，即容易出现诸如“人工智能统治人类论”的恐慌。只有勘破这个恐慌的实质，才能真正澄清资本支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高度与精密程度的未来前景。简言之，这个恐慌的缘由在于，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理论领域所关照且能超越人类智能的物，而未将之看作使用人工智能背后的劳资对抗的会关系。
第三，人工智能是资本权力的聚集器。人工智能加快与巩固了资本权力剥削工人的速度与效率，是资本剥削的权力聚集。一方面，受人工智能排挤的工人从自动化生产线被抛到市场，增加的是资本可供挑选且完全支配的劳动力。市场中聚集着大量受资本支配的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工人。换言之，现代世界的劳动者必须无限延长高技术智能的学习时间，才能防止被人工智能系统所替代。另一方面，资本权力与信息技术的“合谋效应”，加剧了资本权力的聚集效果。因此，有必要回到波斯特的批判。他误判了一个现象，信息技术等新的生产形式其实是资本生产的延伸，而绝对没有本质性改变资本权力内容，即劳动力是资本积累的本质源泉，以信息技术为内容的人工智能同样高度服从于这个原则。但波斯特以福柯的“微观权力批判”为剖析视角，试图以此击溃“劳动是会发展的前提”的定论，“如果发达资本主义在旧的劳动会的构型之上正在变成一个信息会，那么劳动前提就不再成为批判理论的第一原理”。整个会不再是劳动创造说，而是信息流动说，或是人工智能创造说。波斯特没有在看到两者的合谋关系，更看不到人工智能只是资本权力的功能表现。
这提示这样的事实：人工智能从历史发展维度而言，从物质性生产到非物质性生产的聚焦与转移，体现出了资本逻辑的基本规制；同时，人工智能整体性建构了历史发展的强制性，使得人类很容易被嵌入到智能化通道。这体现为以“去人类智能”为内容的智能化资本主义，即资本逻辑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终结人类智能，实现对会生产的全面控制，形成异化于人类进步的发展模式。
（三）资本逻辑操作人工智能发展的问题展示
首先，人工智能侵害了人类智能，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体现为，智力荒废，即人工智能带来操作手段的“傻瓜化”、简易化，出现以智力退化为代价的智力衰退；智慧能力固化，即人工智能强化了资本权力对世界的控制而使人的能力匮乏；智能权利消失，即消解了诸如审美权利、选择权利与让渡权利等内容；人格权利消解，即使得人的人格化变成了智能的角色化，如智能机器人扮演很多人格化的角色。简言之，人工智能深度楔入社会各个层面，并规定着人类实践的时空限度，形成了超人类的智能主体，即被智能支配的主体。马尔库塞有作交代，现代机械化“支配而不是压迫，它们支配着人这一工具——不仅支配他的身体，而且支配他的大脑甚至灵魂”，这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意识”现象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人工智能排挤人类智能现象，由此引发技术批判问。技术批判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重要议，诸如海德格尔、哈特与奈格里等。海德格尔通过对人类生存结构的缺失诊断，进而彰显出一种悲观的技术态度——技术进步仍是人类合理性发展的必然形式，它直接透视出人与技术的关联性。这种关联由于技术的遮蔽反而变得隐置，“从技术上解说，技术乃是合理性意识的最高形式；无沉思状态乃是对它自身锁闭的被设置起来的无能，即无能于进入一种与值得追问的东西的关联之中——这两者是共属一体的：它们是同一者”。因此海德格尔提出，技术已经完全与合理性一起被同质化；合理性在技术中加以强化。那么是不是如海德格尔本人所言，这种技术合理性所形成的集置、促逼与订造形成的遮蔽，是没有解蔽之可能，“一切解蔽都在订造中出现，一切都仅仅在持存物的无蔽状态中呈现出来”。这种持存物恰恰是人类形而上学的技术化产物，同理，人工智能作为这种持存物同样带着解蔽的外装，由此我们对它的内在结构形成了一种莫名恐慌，即人工智能作为复杂化的智能结构试图从根本上取代与控制人类智能。
最后，人工智能扬弃经济拜物教的所有形式，仅聚焦为智能拜物教。人工智能以社会加速机制与智能便捷等内容，不断改变着主体化的生存世界，同时形成了对人工智能的无限崇拜——人工智能能够形成一种普遍化的信仰结构，形成新的智能拜物教。因为，它压缩了时空体验，将生存化世界转化为智能化经验；形成了便捷的社会互动模式，迅速占据人类交往的日常生活；塑造出对人工智能高度依赖的新主体，他们是智能拜物教的崇拜者。总之，它们强化了数智化的生产方式，人工智能深度掩盖了“生产—需要”或“生产—剥削”的双重机制，将生产变成了个性化、文艺化与超历史化的体验。这种拜物教的特征主要有，人工智能转化了传统经济拜物教（商品、货币与资本拜物教）的信仰模式，深刻确立它的信仰机制即表现为对智能的高度崇拜。因为它加速了社会发展，创造出简易便捷的体验情境，模糊了诸如身份、地位、权益、财富等社会化内容，深度迁移了传统阶级斗争的对抗话语与超越诉求。具体而言，智能拜物教至少表现为三大内容，且深嵌在社会生产生活过程：其一，消弭社会批判与革命实践断裂的功能信仰。在智能化生产与生活过程中，我们对智能化功能的高度信仰，由此挤压出资本剥削与阶级斗争的实质，即智能化生产创设了似乌托邦的信仰前景，而社会革命的消失是这个前景确立的代价。其二，缝合社会结构与阶级剥削错位的信仰规范。人工智能的普遍化与个性化消解了社会不平等同时，还塑造出一种“知识可以创造平等”的规范假象。人工智能能够带来平等与公正的社会规范，智能对世界敞开，在智能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还赋予了美好生活的价值定义与道德准则。只有遵循这样的规范，人们的生活才是有道德的，即人工智能能够为社会提供一种规范信仰。其三，弥补社会压制与弱势群体对峙的智能信仰。智能化加速了现代性的互动频率与提升了交往效果，由此社会压制（阶级压迫）被速度化生产与极度化自由所控制；弱势群体在智能化时代反而变成了强势势力。它们成为智能权利的倡导者与参与者，通过智能化生产生活，已经重新占据了工厂生产、政治参与和家庭生活。换言之，通过“超自动化的自主生产”（智能生产）、“语言交流的智能网络”（智能议政）、“信息化人际关系与社群交流”（智能社区）等，即智能似乎能够为我们提供把控世界的一切途径与改造世界的所有图景。
三、超越资本逻辑：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融合发展
切中人工智能的社会运行机制，不仅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人学关照或哲学关切，更是面向人类智能进步的技术路径。我们看到，在资本逻辑的社会框架下，人工智能是资本增殖的技术方式，即人工智能作为资本逻辑的增殖工具，不断吸附与控制人类智能；与之相对，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通过节制资本与驾驭市场规范人工智能进步方向，实现与人类智能融合发展，即推进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使用，规避资本逻辑的增殖叙事，助力人民美好生活的全面实现。
（一）批判人工智能的资本化使用以防止两类智能分裂
如何节制资本、驾驭市场以发展人工智能，必须回到现代资本机制的批判向度。只要现代世界以资本为逻辑原则，那么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使用，必然使它具有异化性质。这种异化性质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表象内容，更是资本生产的机制展示。只有透过智能异化的重重迷障，直接对话资本，才能真正揭示出人工智能的“技术幻象”。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乃是合理性意识的最高形式”，“科学的知识是强制性的”。在资本逻辑的增殖叙事中，人工智能必定聚焦技术合理性与知识的强制性，以满足资本权力的社会要求。它隐含着两种悲观主义的技术论断，以回应人工智能被资本无限同质化的格局。
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宣告工人群体的生产失败。杰瑞·卡普兰预言，人工智能时代必然出现工人生产的失败命运，“马克思是对的：资本（由利益管理者所操纵）和劳动力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而最终失败的是工人”。显然，他并未严格区分开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的社会运用。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形式的运用，是严格服从于资本增殖的本质需要。二是人工智能是否宣告人类自身的生存失败。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所持的观点同样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人工智能能够消灭人类智能及人类本身。这种观点聚焦着这样的假设，人工智能始终在两种矛盾对立的预设中走向未来：对智能时代的未来而言，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够代表未来人类发展的方向；就人类发展方向与人工智能的矛盾关系来谈，是不是被人工智能的发展质变所打破，变成了终结人类发展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包括杰瑞·卡普兰、赫拉利以及波斯特等人没有真正理解《资本论》的批判主旨，必然走入技术悲观主义的理论定向。我们以为，《资本论》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史与机器发展史研究，提前预设人工智能使用的历史限度，即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使用能够为人类创造美好技术生活、赋能人类智能进步。这为节制资本与驾驭市场，规避人工智能资本利用所带来的危机风险，发挥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运用提供理论借鉴。
一方面，扬弃人工智能的异化内容回应人类智能的进步诉求。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科技发展最为关键的表现，它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但问题在于人工智能作为资本逻辑的技术产品，需要进行经济批判，即在批判资本逻辑的过程中发展人工智能，以防止它对人类智能的无限战害。哈特穆特·罗萨认为，引发社会加速效应的重要因素就是科学技术，即现代科技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因为经济的强制进步是资本时代的基本命。故科技加速的标志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样态，“科技加速，通常意指新科技（像是蒸汽机、火车、汽车、电报、计算机，或是互联网）几乎必然会造成生活实践、沟通传播结构与相应的生活形式当中的全面改变”。人工智能是资本推动技术创新的加速后果。前面已言，这种科技加速，必然导致人类智能异化或人类智能荒废。如何克服这种异化，必然要将人工智能放在经济发展通道上加以剖析。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之内，严格区分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的社会利用，以充分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的顶层设计，以规定好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更好地实现人类智能的优化进步。简言之，发展人工智能一定要扬弃人工智能的异化内容，与人类智能进步实现协同推进。
另一方面，辩证看待人工智能使用的双重社会效应。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数智集聚的发展阶段，应严格从属于人类智能的发展框架。故，当人工智能脱域人类智能并受制于资本逻辑时，它还是人类文明进步史的一个环节而非全面；在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有机融合过程中，能够提供出解读人工智能的未来前景。一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类智能，因为人工智能难以突破资本现代性铸就的“复杂性矛盾”。因此，诸如赫拉利等人的判断是错误的，过度渲染了人工智能的自主进化，进而误判99%的社会成员成为无用阶级，他们或成为掌握人工智能的少数人的附庸。这种复杂性矛盾是资本逻辑带来的，且以劳资对峙作为表现内容。二是人工智能与资本逻辑的关系是功能性的。故当新的手段与能力出现时，人工智能就会被限制，即资本逐利性决定了人工智能的前景。三是人工智能批判需要回到《资本论》。《资本论》剖析资本与机器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提出超越资本保持机器发展的社会进步设想。人工智能的异化性质只有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加以扬弃，以实现与人类智能优化发展并行不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仅仅服务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于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属于人类智能的优化需要。
（二）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运用提升美好生活质量
面对人工智能与资本逻辑的共谋关系，需要严格反对两种误判：一是“人工智能优越论”。它的发展能够形成未来的新社会，人工智能通过技术的自动化升级与全面应用，取代了社会变革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二是“人工智能危险论”。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智能，且控制人类智能的担忧。这两种误判并未真正理解这样的问：人工智能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而非资本逻辑的权力机制下，才能服务于人类美好生活及人类解放进步诉求。进言之，在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我们不能将人工智能发展束缚于市场扩张或资本增殖的实践框架，而应该利用它服务于人民的生活生产过程，为人民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正如习近平所言：“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因此，要控制好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以防止人类未来被人工智能控制的灰暗图景，意在形成人工智能在自由发展向度上与人类智能的有机统一，全面提升人民美好生活的发展质量。
一方面，人工智能需要顶层设计节制资本。因此，中国发展人工智能应该严格服从于人民生活的美好愿景，而不是服务于利润追求。这应通过节制资本以防止凌驾甚至控制人类智能——在利用资本配置资本的高效功能的同时，还要防范资本的否定性内容，使人工智能在人类智能的优化框架内发展。如：一是可以通过顶层设计加以干预，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如完善法律法规，规范人工智能的市场化运作，提高人民的人工智能接受素质，优化人工智能使用的道德水平，规定人工智能的使用范围。二是节制资本的弊端效应，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要严格划分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运用与社会主义运用，前者是由资本投资且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逐利行为，具有高度异化的弊端；后者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的表现，通过节制资本以规范人工智能发展，为人民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分享。因此，在利用资本逻辑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还要防范它控制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异化弊端。总之，我们在节制资本的同时，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实现与人类智能的协同发展与有机融合。
另一方面，需要驾驭市场优化人工智能发展。驾驭人工智能发展的市场，以防止市场经济的绝对支配而走偏发展方向。人工智能发展也需要通过驾驭市场，满足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诉求，回应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一是通过法律法规调节市场发展，规范人工智能从业者的劳动时间、劳动场景与劳动效率等内容，使得劳动者能够自由全面融合至技术化生产过程，为劳动者的美好生活提供劳动保障。二是优化人工智能的市场发展场景，打造出人工智能塑造的智慧化生存场景，提高美好生活的便捷性与自由性，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最便捷的技术支撑。三是打造人工智能的研发市场，全力构建智能化、数字化与便利化的社会进步图景，如形成规模巨大的人工智能研究队伍、产量庞大的人工智能产业结构、深度有机的人工智能产品应用以及智慧创新的人工智能社会生活。简言之，人工智能发展能够融合人类智能，在推进人类智能进步的同时，以技术化形式促进与优化人民的美好生活。
总之，人工智能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技术，它开启出与人类智能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而资本逻辑的强制统摄使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变成资本增殖自我的权力机制与系统展示。由此，需通过节制资本与驾驭市场，保障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运用，使之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与人类智能的融合发展。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Capital Logic Regul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Path to Transcendence
Zhou Luping
Abstract: As the most complex and controversial technology topic in the 21st centu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impact have attracted attention worldwide. If we lay aside the technical discourse logic and solely dwell on the extent of applic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rectly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need and epochal positioning of capital value-added. By examining the critiqu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Das Kapital, it is clear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technological force, controls us and strictly subordinates to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capital logi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just a technical means of capital production and capital value-added. In the technical conspiracy of capital and intelligence, capital controls and harms human intelligenc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ding to such intelligence problems as intellectual decline, intellectual solidification, and intellectual wasteland. Relatively speaking, the purpose of China’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o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to the technical progress framework of improving productivity by means of restraining capital and controlling the market, so as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achiev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 intelligenc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intelligence; Das Kapital; capital logic regulation; path to transcendence
初审：魏莉莎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