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智技术引发教育深刻变革，教师作为教育变革的重要主体，其主体性发展成为数智时代重要的教育议题。数智技术在赋能教师主体性发展的同时，其内在的技术逻辑亦潜藏着使主体性异化的多重风险。具体表征为算法推送编织的知识茧房侵蚀教师认知自主性，数智技术加速教学技术化诱发教师自我客体化，全景式的监控与数据分析简化教师主体性表达，智能体为中介的师生交互弱化教师交往能动性。为规避潜在风险，守正技术赋能的发展方向，必须树立理性技术观念筑牢教师主体性认知根基，培育核心数智素养强化教师主体性能力支撑，保障教学自主权利坚守教师主体性实践阵地，激活交往能动意识彰显教师主体性价值意蕴。
关键词：数智时代；技术赋能；教师主体性；主体性危机；风险规避
人类已迈入万物互联、虚实交互、数据赋能的数智时代。数智技术以其高效性、精准性与交互性，正重塑着教育生态。教师作为重要的教育主体，也置身于一个技术赋能的生存境遇里，其主体性发展迎来新的转机。数智技术通过构建智能化教学系统、搭建个性化学情分析平台等方式，辅助教师高效精准教学，助力教师打破教学时空的局限与能力提升瓶颈，还通过拓展多元专业成长路径，不断赋能教师专业发展，延展教师主体性发挥的广度与深度。然而，应当明确的是，技术赋能教师主体性发展的背后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虽然数智技术改变了教师的生存境遇与劳动方式，但也触发了其存在价值与身份认同的根本问题。随着ChatGPT、虚拟教师等智能体的涌现，教师主体性是否会在技术浪潮中逐渐消解，已成为无法回避的时代关切。正如学者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所指出的，数字化进程将我们带入一个“微粒社会”，个体在其中被高度解析，也面临被重新定义与支配的隐忧。教师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权威与教学主体，其主体性正面临被技术逻辑异化的现实风险。基于此，本文将审视数智时代教师主体性面临的挑战与风险，并寻求规避风险的有效策略，进而为稳固数智时代教师主体性，捍卫教师主体身份地位提供裨益。
一、教师主体性发展是数智时代重要的教育议题
数智技术引发教育深刻变革，教师作为教育变革的重要主体，其主体性发展成为数智时代重要的教育议题。面对更新迭代的数智技术，教师与技术的关系不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主客关系，逐渐演变为人机共生的合作关系，人机共教也成为智能时代教育教学的新形态。
（一）动态演变：技术与教师主体的关系建构
人与技术的关系是技术哲学中的核心命题。纵观技术的演进历程，从铸铜制铁的渔猎农业时期，到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时期，再到科技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技术深刻影响并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对技术的定位也从“人的代具”转变为“合作伙伴”，其关系从主客对立转变为人技合一，呈现出协同共生的趋势。而教师与技术的关系，其本质是人与技术关系在教育场景下的具体映射与延伸。对教师而言，技术并非简单的教学工具，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传统教育技术为主的时期，教师主要使用书本、粉笔、黑板、实物、模型等工具进行教学互动，这些教学工具的引入旨在辅助教师直观且高效地传递知识。此时，教师根据需求选择性使用教学用具，教师与技术的关系是“控制—使用”的二元对立关系。在网络信息时期，教师主要借助互联网、幻灯片、音频、视频、广播电视等视听媒体开展教学活动。在这一时期，技术成为教师教学的重要载体，教师通过多媒体的运用，打破课堂的空间局限，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途径。升级的教学技术对教师提出了新要求，需要教师掌握信息技术的能力，这时，教师与技术的关系虽然仍是以教师主导的主客关系，但已经呈现出技术对教师主体的改变。到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教育教学领域，智能辅导系统、AI助教、自适应学习平台、知识图谱分析等智能技术涌现。技术不再仅仅是教学用具或载体，而是成为“教师代理”，与教师共同答疑解惑。教师与技术从主客对立关系转向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由此可见，伴随着技术的升级与演进，教师与技术的关系在动态博弈中走向深度融合。
（二）双向赋能：人机协同构成教育主体新形态
进入数智时代，数智技术极大地提升了机器的智能性、自主性、反应水平，“现代技术从被动的客体存在逐渐进化为自主行动的拟主体存在”，人工智能逐渐从客体工具过渡到“智能主体”。数智时代的教育者是由教师与数智技术共同构成的，人类教师与机器教师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完成对教师本体的重构，“形成了由人类教师和机器导师两个子系统共同组成的‘新主体教师’”。“新主体教师”实质上是人类教师与数智技术形成相互赋能与支持的可持续发展形态，旨在共同承担教学任务与育人工作。也就是说，“智能技术成为教师工作不可或缺的协同伙伴，甚至成为一种‘有限的教学主体’”，以“类教师”的身份参与教育实践活动，与教师各自分工、协同发力，构成双师教学形态。在实际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数智技术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到教师的教学劳动中，也作为主导因素替代了教师繁复的、机械的部分劳动，如智能阅卷、智能诊断等，促使教师工作愈发高效便捷。AI教师在今后可能更多地扮演出题和批阅作业的助教、诊断反馈学习的分析师、测评改进学生心理素质的辅导员、个性化智能教学的指导顾问、学生成长发展的生涯规划师等角色，逐步深入到教学活动中的知识传授、情感启发、意识唤醒、行动规范等四个层面。在此境遇下，教育主体正从单一的教师主体转向“教师+AI”的协同新范式，教学实践活动也由人类教师与数智技术共同介入，形成了教学“双主体”主导与控制的智能场域。
二、数智时代教师主体性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风险
人机协同教学作为一种主体性创造活动，其协同过程的深入引发了“数智技术是否会替代教师”的普遍忧虑与恐慌。随着数智技术在教学中不断展现出“类教师化”的升级样态，其对教师主体性构成了持续挑战，也使教师主体性发展面临着诸多潜在风险。
（一）数智时代教师主体性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数智技术持续嵌入教育教学的当下，教师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教师’已冲破了人与物的藩篱，‘谁是教师’变得混沌难辨”，关于“数智技术是否会替代教师”的争论各执一词。这一担忧的背后在于数智技术“拟人化”的发展路径使教师与机器的主体边界逐渐模糊，数智技术“呈现出超越人类生产实践水平的迹象，衍生出‘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等问题以及‘人究竟是什么’的追问”。数智技术的“类教师化”特征对教师的主体性发展构成了新的挑战，引导我们在反思主体边界的同时，也形成数智技术与教师主体的比较，来确证教师主体的存在意义以及被技术制约的主体性困境。尤其是数智技术逐渐摆脱被教师操控的他者身份，与教师在协同教学的过程中形成双向赋能的共同体，它就不再只是对教师的简单模仿，而是对教育者身份的抢占，演化为侵蚀教师主体性的异己力量。一方面，数智技术内蕴的数据、算法、算力释放出强大的运作功能，在个性教学、资源推介、智慧评价等教学环节中形成了极强的用户黏性与过程把持，呈现出“去主体化”的趋势。另一方面，除去数智技术的强势介入外，教师的主动依赖与无差别信任智能教学机器也导致了教师主体性的逐步丧失，教师主体陷入话语权不足、权威性削弱、主导性降低的风险之中。总的来看，在“教师—数智技术—学生”构筑的三角关系中，数智技术日益渗透并影响着教师的主体地位，这就不得不重新思考数智技术给教师主体性究竟带来哪些风险以及教师主体性让渡具体有哪些表现，这是防范数智技术对教师主体身份僭越的前提。
（二）数智时代教师主体性发展的风险表征
“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在数智时代，教师的主体性发展正面临技术深度融合带来的多重风险。在技术逻辑的裹挟之下，教师作为教育主体的思考力、能动性与创造力正遭遇被弱化甚至替代的风险，具体表现为侵蚀教师认知自主性、诱发教师自我客体化、简化教师主体性表达、弱化教师交往能动性。
1.算法推送编织的知识茧房侵蚀教师认知自主性
放眼望去，我们身处一个算法驱动的时代。人工智能算法改变了知识的生产与创造、形态与传播，重构了知识生态。以智能算法为内核的人工智能时代打破了人类对知识生产的特权。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跨学科、跨领域进行知识整合的‘多元智能’”，为知识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且，以往知识是被官方确证的，拥有完整知识结构的“硬知识”。人工智能的介入促使知识以一种更为开放、流动、碎片的姿态呈现出来，形成了尚未被专家学者整理成系统化的“软知识”形态。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了知识的表征形态，知识可随着网络的延伸被送达任意场域，这就“促使知识传播由历时性转为共时性、由地域性演变成全球性，知识可以于瞬息间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
不可否认，基于强大算法的人工智能正在推动知识发生深刻变革。算法的高度嵌入解放了人类的部分生产力，知识生产与创造成为人机协力完成之事，二者各显其能、各尽其用，充分提高知识生产率，拓展人类知识版图。但不能忽视的是，算法有其自身局限性。由于技术的复杂性，算法从输入到输出之间存在着难以被人类所洞悉的“黑箱”。算法的不透明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算法的认同和信任。当算法用于知识生产更新时，教师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无法判定依据算法得出的既定结果是否真正适合学生发展、是否真正能够正向解决教育问题”，往往会按照算法结果亦步亦趋地完成教学工作，逐渐消解了教师的主体价值。此外，精准化、个性化的算法推送在改变知识分发方式的同时，也挑战了教师知识权威，致使教师遭遇主体失落和认同危机。算法将筛选后的知识推送给教师，教师从主动选择知识到被动接受分发，这一转变阻碍了教师对知识的自主掌控权，进而消解其作为教育主体的专业身份认同感。
再者，算法推送机制精准过滤知识也形成了高度同质化的知识茧房，导致教师视野偏狭、认识受限，遭遇了算法推送施加的更为隐匿的“同质化暴力”。算法推送以“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为旗号，准确匹配用户需求，挖掘用户偏好，定制用户专属频道，形成用户“私人订制”。“算法投其所好的供给以及人对算法的笃信和认同，看似是大量信息的获取，但由于‘回音壁’效应，人只是持续性地接收重复的信息。”久而久之，算法推送就会编织出巨大的信息茧房，将每个人困于其中。教师身处算法的巨网中自然难以从中逃脱。算法推送也会根据教师自身偏好筛选出满足教师需求的知识，在同类聚合的知识推荐下，教师接触的知识便会愈发同质。同质化的知识形成知识茧房将教师牢牢包裹其中，破坏教师对知识的感知力，窄化教师的认知视野，固化教师的思维方式，降低教师的知识素养。而且，“在数字化的回音室中，人们首先听到的是自己在说话，他者的声音日渐式微”。同质化知识屏蔽了他者的声音，教师沉湎于缺乏他者否定性的“同质化的地狱”。教师们在一个个“过滤泡”中不再与异质知识对话，不再与他者共鸣，日渐被算法推荐下的同质化知识宰制与操纵，“成为海德格尔口中无思、无立场、无责任的‘常人’事实”。
2.数智技术加速教学技术化诱发教师自我客体化
人利用技术的去蔽之力将世界“集置”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人既是技术的操纵者，同时又是被技术驯化的对象。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如果我们把技术当作某种中性的东西，我们就最恶劣地听任其摆布了”。海德格尔将技术的本质等同于“座架”，技术以“促逼”“订造”等解蔽方式将一切存在物质化、秩序化、同一化，包括人本身也成了“持存物”。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判断以及人与技术异化关系的把握，愈益在数智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得到印证。随着数智技术的深度介入，技术正在从本质上“摆置”着教学范式。“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教育主体（人）‘降格’成了客体，二是把教育客体（物）‘升格’成了主体。”为此，在数智技术渗透与裹挟之下，教师对教学的主导权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
数智技术以“精确”“高效”“个性化”等优势向教学进军，教学技术化已势不可当。所谓教学技术化是指“教学主体和教学活动被限定在特定的技术框架之中，技术属性超越教学自身本质属性成为教学的决定性因素，技术规范成为教学得以存在的根据和标准”。数智技术促逼的教学技术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本驱使技术强势渗透教学，鼓吹智能技术成效，为教学普遍技术化营造声势。从“哪里不会点哪里”的点读机到涵盖多款学习应用的AI学习机，无不将陪伴式辅导、个性化学习、海量学习资源作为卖点，宣扬智能机器辅助学生学习的独特优势，加速以盈利为目的的技术向教育教学嵌入。二是智能技术通过学情分析、资源推送、定制服务等手段实现教学过程程式化。数智技术与多种应用和平台结合嵌入教学过程，以机器运行和产品生产的思维制定应对方案和路径选择，将教学过程逐步分解为可操作的“小步子”，以期实现教学过程的可控和教学效果的最优。三是教学中充斥着眼花缭乱的技术手段。以现在随处可见的多媒体技术为例，投影、智慧屏、触摸面板、智慧黑板等各种技术与教学“联姻”，似乎没有技术设备的运用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教学，呈现“技术为先，教学为后”的技术化倾向。
在技术贬抑教学本质的影响下，原本独立自主、精神丰富的教师仅从技术使用的标准和效果被定位，教师的存在价值遭技术反噬，从而陷入自我客体化的困境。一方面，教师愈发依赖人工智能的技术价值，顺应了技术对人的规训，加剧了思想被“殖民”的程度。教师使用技术时“必须遵循固定的算法模式进行信息的输入和提取，否则无法呈现特定的教学内容”，这就规定了教师要按照技术自身的运行逻辑和操作规范使用，技术在无形中奴役和驯化了教师。长此以往，教师将对技术产生依赖性，用技术取代独立思考、自主判断、统筹设计，逐渐丧失教师对教学的主导权和把控力，抹杀了其主体性。另一方面，教师的创造性被技术阉割，丢失了教学的艺术美感，导致教学彻底沦为技术性活动。无论是教学目标的设定还是教学内容的选择，无论是教学方案的设计还是教学方法的适配，都需要教师具有创造性地灵活安排。可是，“当教学活动变得程式化后，教师的教学创造性与艺术性就可能被消解，丰富的教学智慧也可能会沦为简单的‘照单抓药’”。当教师不再创造性地参与教学过程并展现教学智慧，那么也就失去了对教学的艺术性把握，教学则沦为了纯粹理性的技术活动。
3.全景式的监控与数据分析简化教师主体性表达
数智技术使“跨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教育”成为可能，以智慧教室为代表的智慧学习环境走向大众。其中，数据成为智慧教室运转的关键要素。多模态数据通过智慧教室中丰富繁杂的硬件设备和配套的软件平台，记录采集课堂教学中的音频、视频、文字、图像等数据，并借助可穿戴设备、行为捕捉仪、生物数据采集技术等智能感知技术采集师生的生理、情感和行为数据，进而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分类、储存和分析。多模态数据分析通过多源的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勾画多维师生画像，并凭借可视化的呈现方式助力个性化教学的实现。然而，多模态数据的本质属性规定了其只能以一个个散乱的、单一的数据描绘复杂的现实世界及生动真实的“人”，这势必会将现实生活尤其是生成中的教育活动变成抽象的数据库，扭曲了原本广阔且丰富、多维且万变的世界。而身处多彩世界中的人也只能在数据王国中留下移动的轨迹，所有人的特性都被数字化为可被计算的数据，人因此成了没有面孔的“无脸人”和等待被处理分析的“数据点”。
应用于智慧教室的多模态数据分析犹如“全景监狱”囚禁着师生。“全过程、全样本、动态化的监测模式将一切教学、学习和管理行为纳入动态监测巨网，使课堂、学校和家庭场域日益成为‘监控社会’。”教师也无法避免地降维成没有面容的“数字人”。一方面，数智技术加持下的“全景监狱”圈养着教师的自由意志和自主行动，使教师深陷全景敞式规训的危险，教师在凝视中失去信念、尊严与自由，严重冲犯了其主体性存在。多模态数据收割教师生理特征、个人背景、情绪表征、个体行为等多类核心数据，从使用网络爬虫过滤信息到捕捉教师授课交互数据，从利用点阵数码笔精准捕捉教师笔尖信息到佩戴眼动仪追踪视点轨迹，再从语音、语速、语调识别到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获取，教师遭遇全方位的“数据围剿”，俨然成为数据建构的“数字人”。显而易见的是，具有丰富情感和独创思想的教师被化约为一系列数据，其多维生命遭到数字技术的驱逐。在这场大规模的“数据屠杀”中，教师模糊了面孔，其主体性存在也被忽略和漠视。另一方面，数据的全面入侵导致教师逃无可逃，数据衍生的隐私侵犯与泄露加剧了置身于泛在监控下的教师恐慌，侵蚀了教师数据自主控制权。数智时代大数据规模急剧扩张，其采集、存储和流速都展现出惊人的潜力，但在数据使用过程中所引发的伦理风险与权责不清等问题也对用户权益造成了切实伤害。教师的个人信息和教育教学信息在一无所知的状况下被泄露、传播与贩卖，而这一现象在大数据泛滥的当下层出不穷。当难以确保教师自身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又何谈其作为责任主体的主权与尊严。因而，教师和学生如何保护自己不被数据控制、伤害和攻击，成为数智时代必须回应的数据伦理问题。
4.智能体为中介的师生交互弱化教师交往能动性
数智技术介入师生交互环节，形成了“师—机—生”的交互模式。虽然，“师—机—生”的交互形式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局限，丰富了主体的互动对象，拓展了主体间交流的载体，创造了多样化的情感表达方式，为主体随时随地的交往提供了特定空间。但是，以智能体为中介的师生互动将原本教师主导的、直接的、充满生成性的“人—人”交互转变为间接的、被预设的“人—机—人”交互。在这一过程中，即时性、情境性的师生交互缺失，教师基于“数据分析”而非“情境洞察”进行干预，其交往的主动发现环节被算法替代。而且，这一虚拟性的交互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学生与教师交往过程中获得认知、体悟与情感的精神成长之路，丢失了师生间以爱为基的亲密关系，进而导致师生间的情感疏离和冷漠。
诚如比斯塔所言：“教育不是机器人之间的互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教育是面向“人”的实践活动，更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教育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遇，是生命在相互激荡中走向真善美，实现生命创造与超越的活动。然而，数智技术携带的异化力量却使教育偏离了生命原点。数智技术介入的师生关系倾向于搭建“我与它”的关系，而不是两个具体生命体之间构建的“我与你”的美妙关系。原本充满认知提升、思想碰撞、情感升华的交谈让位于冷冰冰的机器推送与发送，这就导致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日趋“空场”，教师被定位为辅助学生与技术交流的旁观者。从“拍一下就学会”的“猿辅导”到“神器在手，作业不愁”的“作业帮”再到ChatGPT的问世，虚拟教师在知识传播与解答等方面逐渐替代教师并成为学生交流的主要对象。当“生—机”交互成为主流，教书育人中的“育人”难免将走向被技术“架空”的局面。虚拟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局限在知识的互动，而非价值观的塑造、精神的浇灌，难以促成学生的生命成长和全面发展。
教育带有温情的底色，“在情感的视角，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实践”。教育蕴含着尊重、共情、润心、关爱等情感价值，缺乏情感的教育将流于肤浅的技术形式。正如夏丏尊所言：“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而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机器人试图通过模拟人类情感表达的外显动作进行情感反馈，如分析人的语气、表情、肢体等，并运用合成技术实现情感表达，“但情感计算的应用归根结底仍然是基于数据库的条件执行语句”。所以，机器参与的师生互动是缺乏情感的“你问我答”模式，而不是两个心灵的碰撞与交融。长此以往，技术控制的互动将模糊主体间的情感需求，遏制主体交流欲望，拔高了情感唤起的难度。有教师直言道：“有时候，我需要跟学生互动，但学生一直盯着平板看。我感觉我讲课就没有感情，没有人在回应我。”教师在缺乏情感反馈的数字空间中彷徨迷失，难以体验到教学互动中生成的愉悦感、成就感和幸福感。教师犹如在空荡的山谷独自高歌，所有饱满的情绪、共鸣的精神和亲密的情感都幻化成“数字孤独”。
三、数智时代教师主体性异化风险的规避策略
面对数智时代的主体性危机，我们必须在认清现实的基础上迎接挑战。我们无法完全抵挡技术洪水的肆虐，应该学会与技术博弈、共存与共舞，找寻人与技术和谐共处的平衡点。对数智时代教师主体性危机的化解亦应如此。坚守教师主体的底线与尊严，正视技术的定位，把握技术的可为与不可为，以一种更软化的、非敌对的方式在人技共生共赢中彰显教师主体性，擘画人技共盛的新景象。
（一）树立理性技术观念筑牢教师主体性认知根基
教育以人为原点和出发点，教育各要素都要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遵循。数智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初衷也在于此，即通过数智技术与教育的深度互嵌，实现教育公平、助力数字强国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但随着技术悄无声息地扩张，个体在不知不觉中或被动或主动“缴械投降”，成为被技术反向拿捏的对象。为扭转这一局面，呼唤教育中的主体复归已成必然。回归人的教育立场的关键在于正确看待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后根源。”故此，教师应树立理性技术观，打破对技术的盲目信任，摆脱技术至上的固化思维，明确技术始终是工具而不能替代人思考，亦不能完全替代自己开展教学活动，教师要从技术营造的牢房中解脱出来，绽放主体性的光辉。比如，在面对算法“黑箱”时，教师应当保持独立的判断和节奏，不盲目跟随算法逻辑和结果；在面对算法推送编织的知识茧房时，教师也应有拒绝的勇气和批判性思考，敢于打破知识茧房和交流壁垒，探寻异质性他者的声音，而不被算法推送所“摆置”，逃离同质化暴力，彰显自身的主体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要彻底摒弃技术，回归到无技术的原始时代。教师要走出非左即右的二元对立思维，对待技术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毫不在意，而是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技术，主动掌握技术并知悉其优劣，保持认知技术的清醒头脑，合理地将技术与教育教学活动相结合，实现技术赋能教育的最大效益。
（二）培育核心数智素养强化教师主体性能力支撑
“人工智能不会取代教师，但是使用人工智能的教师会取代不使用人工智能的教师。”这就说明，未来的教育教学中不会使用智能技术的教师将会被淘汰。人技共生已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题中之义，而人机共教也成为未来教学的必然诉求。人技协同的教学要求教师不再是传统的教师，而是具备数字素养的教师。进入数智时代，教师不仅要具备数字素养，还要具备与数据打交道的能力，即数智时代需要教师具备数智素养。具体而言，教师的数智素养表现为对数据和技术有较高的敏感度，正确看待数据和技术与自身的关系，拥有掌握数智技术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将数智技术与学科教学相融合，并采用适切的数智技术应用于教学目标、教学环节、教学评价的能力。培育教师数智素养的着力点在学校。一方面，师范院校要注重对职前教师数智素养的培养，构建数智素养培育的课程体系。这一课程体系应涉及对待数智技术的态度价值观、数智技术的原理性质等知识、数智技术的应用技巧以及数智技术与学科教学的融合等方面，并通过设计、体验、实践等方式让师范生充分了解数智技术如何恰当使用以及如何融入学科教学。另一方面，加强在职教师的数智素养培训活动。学校可以通过邀请专家进校指导、举办研讨会交流经验、构建数智互助共同体等形式开展关于数智素养的培训。学校应加强教师根据技术的类型、特点、智能程度建立人技分工体系的能力，通过厘定技术合理使用的契机和限度，保障教学与技术的适切融合。如技术何时介入教学才能促进教学效果最优，教学工作哪部分可以交由技术完成，技术又需完成到什么程度等。清晰的分工体系既能合理化使用技术，又能帮助教师摆脱对技术的依赖，体现教师对教学的主导权和创造性，有利于人技共强教育的实现。
（三）保障教学自主权利坚守教师主体性实践阵地
面对数智技术过度干预教学过程、压缩教师自主决策空间的风险，如何保障教师教学自主权利成为捍卫教师主体性的关键。一方面，明晰教学自主权的构成，聚焦教学实践全流程，在教学过程中捍卫教师自由且充分的自主权利。教师教学自主权包括教学设计自主权、教师数据解读与干预自主权、教师评价自主权。在教学设计自主权方面，应允许教师依据学情特点和育人目标自主筛选与整合教学资源，而非一味接受智能系统的资源推荐，以此灵活调整教学内容，确保教学内容符合学生发展需求。在数据解读与干预自主权方面，应尊重教师对生成性教学的灵活把控，强调教师的教学经验优于单维的数据分析，并提倡教师将智能技术提供的数据有机融入教学。在评价自主权方面，融合教师质性评价与技术量化分析，建立指向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性评价体系，避免盲从技术数据分析结果，充分保证教师在评价中的判断和决策权。另一方面，教学自主权利的保障也需健全技术应用边界规范和权利保障制度。“在数字空间中，数据能被轻易地捕获、存储和监控，这有助于改进教与学，但我们也需要制定适当的规则和协议，以保护学生和教师的数据不被滥用。”从根源上，应当建立数智技术准入标准，筛选可信度高、通过相关测试的教学技术，消除良莠不齐的技术对教学带来的潜在风险。从使用上，划定技术干预教学的合理范围，防止技术滥用对教学自主权的侵犯。从制度上，教育管理部门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赋予教师对技术应用的选择权与监督权，鼓励教师自主探索技术与教学有机融合的模式。
（四）激活交往能动意识彰显教师主体性价值意蕴
教育是对生命的唤醒，指引生命奔赴美好。教师与学生都是有意义的生命存在，并且在充满关爱的交往里实现思想和灵魂的互构，完成一场生命的洗礼和交融。因此，人机交互中主体性复归必须注入鲜活的生命，重新发掘生命与情感的价值，创设成全生命和滋养情感的交互模式，不断提升师生间情感交往的宽度、厚度和温度。其一，给予学生尊重与呵护，满足学生成长需求。学生是未完成的主体，是生成中的生命，在面对纷繁复杂、鱼龙混杂的技术时，极易受其蛊惑并遭受技术霸凌，导致生命质量滑坡和主体性的异化。为此，教师要把控技术对学生主体性的侵蚀，教授学生正确的技术观念，捍卫学生生命自主权，激活学生生命活力。其二，增强教师在场的人机交互，强化教师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发挥教师作为情感引领者和激发者的作用。教师在塑造学生品格、激发学生意志、提升学生思维等方面有着机器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说，教师弥补了机器中欠缺的“人性”。因而，强调教师在场的人机交互是对技术遮蔽生命的消解，也是教师主体性的彰显。其三，激发师生交往能动性，加强具身情境交往，注重人机联袂的情感教育。情感产生于特定情境，并在主体间流动，生成独特的感应和体验。这就要求教师把情感投入教学，积极创建虚实相交的动态情境，善用技术促成智能对话，缩短师生情感距离，进而提升师生情感品质。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Potential Risks of Empowering Teachers’ Subjectivity with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voidance Thereof
Yuewei SuLingmin
Abstract: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triggered profound changes in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subjectiv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issue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While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powers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subjectivity, its inherent technical logic also harbors multiple risks that could lead to the alienation of subjectivity.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 is that the knowledge cocoon compiled by algorithm push erodes teachers’ cognitive autonomy.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ccelerates the technologization of teaching and induces teachers’ self-objectification. Panoramic monitoring and data analysis simplify teachers’ expression of subjectiv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mediated by agents weakens the initiative of teachers’ communication. To avoid potential risks and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rational technological concept and consolidate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teachers’ subjectivity, to cultivate core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to strengthen the support for teachers’ subjectivity ability, to guarantee the right to teaching autonomy and hold fast to the practical position of teachers’ subjectivity. and to activating the initiative of communication highlights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teachers’ subjectivity.
Key words: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teacher subjectivity; subjectivity crisis; risk avoidance
初审：魏莉莎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