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时代与人、时代与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恰如一副对联之中的上联与下联。时代是命题者提出“上联”，迫切需要教育理论和实践予以回应，给出“下联”。这一回应过程，实则是对时代进行认知与把握的过程。对时代的把握方式，涵盖政策性把握、理论性把握、方法性把握以及技术性把握。在智能时代，尤为需要理论性把握，也就是以理论的方式以及教育理论的方式来认知时代，具体体现为规律性把握、问题性把握、定义性把握、论证性把握、解释性把握、原理性把握和教育性把握等。这些把握方式同时构成了对数智时代的不同引领模式，且彼此之间普遍存在着内在逻辑关联。当前，破解时代命题的关键路径在于，以原理的方式对教育技术及其变革加以把握与引领，从而为智能时代的教育技术变革奠定理论基础与逻辑根基。
关键词：理论的方式；教育理论的方式；数智时代；教育数智技术
一、引言
个体作为时代的参与者，凭借对时代特征的感知来实现对时代的把握。而从感知到把握的转变，标志着认知层级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行为模式从自发行为向自觉行为的跃迁。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时代与人、时代与教育之间的动态互构。时代与人、时代与教育的辩证关系，犹如对联中上联与下联的对应相生。时代提出“上联”，迫切要求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予以回应并书写“下联”。在此过程中，主体必然会经历从被动顺应时代、回应时代，逐渐转变为主动介入时代、领悟时代、启迪时代、拓展时代，进而自觉把握时代、塑造时代、引领时代的发展方向，最终达成时代增值的复杂演进历程。在理想状态下，时代增值不止于对时代进行表层描述，还需对其进行深度阐释；也不局限于阐释时代内涵，更致力于构建时代格局、开创时代未来，甚至可能产生反哺，推动时代的改写与重塑。
当前，人类社会正不可逆转地迈向技术高度发展、技术逻辑高频渗透的崭新时代。与之相呼应，教育数智技术的自我颠覆式革新，正在推动人类教育形态的范式转型。《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2025年版）》和《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的相继发布，即标志着一个由数智技术主导的教育新格局的确立。由此衍生出一个紧迫且关键的问题：如何更有效地把握及引领高度人工智能化的技术文明新时代，即所谓的数智时代？
二、何为教育理论的方式
当前，教育界普遍聚焦数智技术的政策导向与方法运用，更多是从政策维度、方法维度和技术维度进行把握。这一倾向在微观实践领域尤为显著，往往陷入以技术把握技术、以技术引领技术的工具理性窠臼。而对教育技术变革理论性把握的关注相对不足，导致在教育技术变革进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理论踏空与思想缺席的悬置现象。基于此，本文的研究立意由此明晰：将理论问题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价值与核心意义的关键议题，纳入教育技术的研究视域，以厘清教育理论方式的独特内涵，为迭代演进的数智技术变革构建适配的教育理论体系，来深度凝练教育思想内核。
所谓理论性把握，即以理论的方式、教育理论的方式，对教育数智技术及其引发的系统性变革进行审视。那么，何为理论的方式？换言之，理论观照的内在要义与本质规定究竟是什么？
其一，理论意味着思想，即理论性的思想。思想是理论的逻辑起点。以物理学为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的研究表明，任何物理理论的建构皆始于思想与观念。在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思想中所蕴含的基本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物理书籍中充斥着复杂的数学公式，但任何物理理论的发轫点始终是思想与观念，而非公式本身。不仅物理学如此，任何理论都无法脱离思想和观念而存在。理论的终极追求之一便是生产原创性思想，而技术和方法往往只是思想的衍生物。
其二，理论意味着规律，即规律性的把握。理论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反复出现的各类现象及复杂关系的归纳与提炼，重点解答“是什么”的问题，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和预测性。理论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已被反复验证的既定规律。理论不仅是对规律的被动映射，更是对因果机制的学理阐释。它通过严谨的逻辑论证，将零散的规律统摄于结构自洽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而实现规律的理论升华。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解释了“行星为何如此运动”，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则进一步解释了“万有引力本身”。此外，理论还能催生和引领新规律的发现，如麦克斯韦方程组预言了电磁波规律，后终被实验所证实。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对规律的探寻，更多表现为对大概率演化趋势或内在作用机制的阐释，如离婚率上升规律、教育分层规律等。可见，无论何种科学，以何种方式探究何种规律，规律与理论的关系具有趋同性。若将规律视为现象层面的“地图”，理论则是原理层面的“地形”。地图描述现象分布，地形解释成因机制，二者在相互依存中共生，在共生中推动科学知识的增长与进步。
其三，理论意味着态度，即理论性的态度。此态度体现为对定义、概括与抽象的关注和追求。一是对定义的关注。诚如陈嘉映所言：“理论兴趣如同定义的兴趣，我们虽知晓跳、飞、国家等词汇的含义，但鲜有人尝试对其进行定义，更少见有人能够准确定义它们。实际上，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始于定义……有无理论态度，首先取决于对定义是否敏感与重视。”二是对概括、抽象的兴趣。理论既包括对具体生活现象的概括与抽象，也涵盖对已有理论的再度概括与抽象，进而在更高层面提炼具有统摄性的上位范畴。由此可推断：无定义则无理论，无抽象亦无理论。
其四，理论意味着发问，即理论性的问题。理论本身是研究者与时代进行深度对话的重要方式，而与时代对话的前提，便是立足时代语境提出具有时代特性的“好问题”，这是思想的起点，也是理论的缘起。马克思曾提出，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而与社会前进同频的是知识的增长，正如波普尔所言，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越深化的问题，越能启发新问题。海德格尔亦强调，好的理论皆始于好的问题，找准核心问题，理论思考与理论研究就已成功了一半。从这一视角而言，所谓把握时代，实则是以不同方式向时代发问，每一次独特而深刻的发问，都会为时代留下专属印记，都是推动时代变革的逻辑起点。
其五，理论意味着构件，即理论性的构件。陈桂生指出凝练教育理论的三大构件：一是反映事物本质的基本概念；二是表征不同概念关系的基本命题；三是阐释不同命题关系的逻辑论证。由此，教育理论的概念类型、命题范式虽与自然科学存在差异，但仍需具备上述构件方能称之为理论。这表明，理论至少包含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以及不同命题关系的逻辑论证这三大构件，三者犹如理论大厦的基石，缺一不可。
其六，理论意味着对举，即理论性的相对面。理论不仅与实践、实践化形成对举，亦与常识、常识化构成分野。陈嘉映认为，常识属于前理论知识，多是对事实的认定而非对事实的解释与论证。常识即便包含朴素的解释，也往往缺乏理论解释所具备的系统性与整体性特质。相反，理论寻求的是系统性解释与整体性解释。其中，系统性解释依托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通过严密推理形成逻辑自洽的体系；整体性解释则关乎理论的目标与理论存在的意义，致力于为纷繁复杂的现象提供统一的、原理性的解释。需要强调的是，在陈嘉映看来，常识更多体现为道理，而理论则是原理。所谓就事论事的道理，仅适用于特定时空下的局部现象，对各种反常现象、例外情况却解释乏力。而理论追求的是对世界的整体解释，即通过一套原理来解释不同领域的现象，以不变应万变。
教育理论的方式，除了需具备上述理论的方式的普遍意蕴和核心要义之外，其根本立足点仍需归于教育本身。这是教育性的理论，是理论的方式在教育领域或教育场景中的特化与具象化。它基于教育逻辑，具备教育底蕴，遵循教育规范，契合并追寻教育规律的理论样式。由此，智能时代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不是“人工智能＋教育”的技术叠加态，而是“教育＋人工智能”本位赋能态。前者易导致技术对教育的异化；后者更强调教育本位的价值优先，即以教育理论的方式来把握和引领数智时代的技术变革。教育理论的方式，不同于零散的教育经验总结，也区别于脱离教育实践的抽象哲学推演，是针对教育领域各类具体现象，以理论性的态度为基础，以一套成体系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为载体，通过逻辑化的严格定义、严密推理、严谨论证和严谨建构，追求对教育活动、教育发展做出整体性统一解释的理论形态。它既保留对教育实践常识的观照，锚定教育实践中生成的朴素认知，又跳出常识就事论事的局限，以体系化的原理回应教育领域的复杂问题，从而勾勒教育发展的整体逻辑与发展图景。
三、以教育理论把握及引领数智时代的方式与路径
（一）以教育理论把握及引领数智时代之方式
对所处时代的增益与重构，均发轫于对时代的洞察，亦将归结于此。源于洞察视角的多元性，时代之发展并无唯一或标准之答案。当前，以教育理论把握及引领数智时代存在以下四种方式。
其一，政策性把握与引领。即为时代制定政策、作出决策，凭借政策的宏观调控引导时代走向，依靠战略决策明确时代前进方向，使身处时代之人明晰发展起点与目标。
其二，理论性把握与引领。即为时代构建理论、孕育思想，以理论引领时代发展，用思想牵引时代进步。同时，从时代实践中提炼新理论、新思想，反哺并回馈时代，契合马克思关于哲学理论成为时代精神底蕴的理想期许。
其三，方法性把握与引领。即为时代提供方法、拟定对策，运用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借助有效对策化解特定时代的特有难题。各类方法与对策最终汇聚为实践，构成实践性的微观呈现与具体形态。
其四，技术性把握与引领。即为时代研发技术、推出产品，以新兴技术推动时代变革，将时代的精神内核转化为物质化现实。典型案例如ChatGPT、Deepseek以及豆包、元宝、千问等大语言模型。
（二）以教育理论把握及引领数智时代之路径
若以上述理论内涵与标准审视数智时代，以教育理论的方式把握及引领数智时代，不仅意味着要以教育为立场和视角，表现为基于教育本位的规律性把握、问题性把握、定义性把握、论证性把握、解释性把握、原理性把握、教育性把握等多元路径。这也表明教育理论之于教育技术的价值和意义及其对于数智时代的独特引领方式。具体而言，以教育理论把握及引领数智时代存在以下七条路径。
1.教育理论可以给规律，实现规律式引领
教育理论可为教育实践寻求规律。一方面，教育理论可以提炼贯穿人类教育发展的教育基本规律，如适应人的身心发展要求与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两大教育基本规律。这两大规律在不同教育阶段呈现差异化形态。具体而言：小学教育阶段是以儿童身心发展为基础，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中等教育阶段是在人的身心发展要求与社会发展需求平行并重下的双向融合；高等教育阶段则是以适应社会发展为基础，实现两者的耦合适配。另一方面，教育理论还可依据时代精神，结合时代特质，凝练适配时代发展的阶段性教育规律，以回应时代挑战。例如，区别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技术时代，数智时代基于适应人的身心发展要求的育人规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究其原因在于数智时代数字原住民的学习兴趣、认知模式、发展需求均具备鲜明时代特质，作为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要求有很大的差异。同样，基于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教育基本规律，也需要直面数智时代社会结构的整体性重塑，不断探索适配新型社会结构的新型教育体系。而对新规律的理论性把握和供给，恰恰是教育理论发挥引领作用的关键所在。
2.教育理论可以给问题，实现问题式引领
教育理论可在本质上赋予人提问能力。在人工智能已超越人类算力、人机协同成为常态的时代背景下，有没有提问能力，能否提出好问题，成为人之为人的新标准。诚如学者所言：“提不出好问题，人工智能会毫不犹豫‘鄙视’你”。而教育基本理论赋予人的核心能力之一，便是绵长而深厚的提问能力。
回到数智时代的教育现场，首要追问的，不是给教育什么样的数智技术，而是什么才是数智时代的好教育？数智时代应培养何种理想新人？前者是技术性、策略性发问；后者是本体性、根源性发问，也是触及内核与根基的灵魂拷问，更是数智时代教育理论必须解答的核心命题。就“好教育”而言，除持续秉承“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的理念外，还需在“如何开展天地人事之教，培育何种生命自觉”层面赋予时代内涵，塑造觉己驭物或觉己御技的生命自觉。就数智时代的理想新人而言，以认知维度、道德维度和精神维度等三维新人为基础，以人机关系为视角，数智时代的新人，应该是能够与AI竞争共处，拥有人机交互创新力、实践力，实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交融共生的人。
3.教育理论可以给定义，实现定义式引领
教育理论可为教育技术世界中的诸多核心概念提供明晰严格的定义，以避免语义模糊与内涵混乱。例如，针对人智协同这一概念，其中的“智”被表述为人工智能之“智”，将“人”与“智”并列，便隐含了只有人工智能才有智能的风险性假设。事实上，智能时代存在两类智能：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因此，这一概念不应是排他的人智协同，而应是互构的双智协同，进而走向双智共进、双智共创和双智共生。同理，真正的智慧学校、智慧教育，也不应只是搭载智能技术的教育场域，而是双智交融、双智创生的新型教育形态。智慧教育之智慧，若只存在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载体中，而与人文、人性、人智无涉，那便不是真正的教育智慧。
4.教育理论可以给论证，实现论证式引领
教育理论可为教育技术相关的各种概念、命题及其相互关联，提供抽象且严密的逻辑论证。例如，教育、技术与人的关系，既是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在论证中精细辨明的复杂关系。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顺序逻辑，三者的关系排序，即蕴含着不同的价值导向和关系逻辑。同理，究竟是家校社协同，还是校家社协同，来推进人工智能教育？不同排序背后的学理依据为何？哪一种更符合教育规律？这些命题均需经由审慎严格的论证。
5.教育理论可以给解释，实现解释式引领
教育理论可为异常复杂的教育技术变革提供体系化和整体性的解释。这既包含相关教育政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体系化、整体性解释，以阐释三者交互生成、协同演进的发展逻辑；也包含对某一具体实践领域内部体系的体系化、整体性解释，以厘清不同要素、不同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内部体系，除了对“何谓通识教育”和“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内涵”，加以严格清晰地界定之外，还涉及课程、教学、教研、教师、学生、家长和社区工作者等不同视角和维度之间复杂关系的整合，牵涉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之间、不同学科教学与教研之间、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教师与非通识课程教师之间的联动逻辑等，把这些复杂关系简明扼要地理清楚、讲明白，就是一种理论化的系统性阐释。
6.教育理论可以给原理，实现原理式引领
教育理论可为教育技术变革提供原理层面的思考与指引。何谓原理？核心在“原”，兼具原初、原点之意，指代事物发展的原初起点。所有发展原点都离不开价值、意义和思维这三个维度，唯有价值正确、意义澄明、思维对路，才能保障技术变革方向不会偏航。原理原点可细化为三类：价值原点、意义原点和思维原点。就价值原点而言，聚焦理想之人、理想教育、理想技术、理想人工智能的评判标准。涉及什么是理想的人（好人）、理想的教育（好教育）、理想的教育技术（好技术）、理想的人工智能（好人工智能）等。就意义原点而言，其侧重解答生命及教育的本质意义，厘清发展初衷，涉及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何意义？为什么要教育？教育有何意义？等命题。就思维原点而言，则需明确研判教育技术变革的科学思维方式。涉及什么是理想的思维方式？什么是理想的思考教育技术变革的思维方式？当下，需要树立以下两种思维方式：一是双向思维，既要考虑技术如何为教育赋能，也要思考教育如何为技术赋魂，实现教育与技术的双向定义；二是共生思维，致力于推动双智共生、双师共生的发展格局，进而实现人机共生。
无论是价值原点、意义原点，还是思维原点，都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四重转化：
一是转化为问题，成为问题原点，即原点式问题，也就是元问题。例如，任何教育问题和教育技术问题的原点式问题，都离不开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元问题。再如，关于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这一问题，“何以为师”就是其中根本性、原点性的元问题，进而分解为人工智能赋能教师的具体元问题：知识论元问题（教什么？）、方法论元问题（怎么教？）、价值论元问题（教得如何？）。
其二，转化为观念，成为观念原点。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在面对智能技术冲击时，需要通过教育和观念更新来实现自我进化与社会进步。这种观念不仅关乎个体的成长与发展，更对整个社会的未来方向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例如，学界提出的培育“新智人”的育人理念，正是这一观念转向的典型表现。
三是转化为规范，成为规范原点。构建涵盖教育价值规范、伦理规范、情感规范、管理规范的规范体系，规避算法偏见、隐私泄漏等技术风险，指导师生批判性地理解技术、运用技术和评估技术的效能，坚守教育人文底色，在算法面前保持人性的温度与丰沛的情感，以克服技术的异化风险。
四是转化为目标，成为目标原点。首先，推动数智时代培养目标从知识容器转向智慧生成者，持续发展可终身迁移的素养，将教育目标的重心从教授什么转向“为什么”和“怎么做”。再者，推动培养目标确立人机共生的目标新框架，助力理解人工智能的运作逻辑、能力边界和伦理挑战。可以确定的是，未来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与智能机器协作的人。教育理论借此引导教师树立如下目标：让学生学会驾驭技术，而不是被技术驾驭。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以教育理论的方式，从教育技术研发、使用到评估的全过程，都贯穿式、渗透式地推动教育目标的转型升级，即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为培养相对于人工智能而言，能够独立思考、富有人文精神和充满情感温度的大写的人。这或许是教育理论所拥有的对数智时代最根本的洞察和把握——技术越智能，教育越要回归人性。
这四重转化最终汇融为时代性的新理论，如迈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意义主义学习理论。之所以强调原理，是因为原理具有奠基性和原理性的意义。
一是为教育技术变革奠定了原理之基，正如数学离不开公理，管理离不开规则，也不存在没有原理的技术。教育技术的原理，自成体系，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其中，最重要的原理是教育、技术与人的关系之原理，尤其是技术与人的关系之原理，即使是教育技术变革之原理，也是建立在这一复杂关系变革基础上的原理。笔者曾断言：教育技术学的根本缺失，不在于技术太多、思想太少，而在于从技术视域理解人、人性与生命的思想太少。换言之，教育技术学从来不缺乏思考和思想，而是缺乏对人、人性和生命的高度敏感与整体把握，缺乏教育技术视域下对人性观和生命观的深度阐释。我们从浩如烟海的研究文献中看到了种种追问，诸如对理论、实践、问题、方法、学习的追问……但没有看到对生命的追问，对人性的追问，而后者才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本源、原点或根据。
二是为教育技术变革赋予了原理之魂。只有完成从原点出发的原理建构，开展扎实的原理性启蒙，才能从根源上避免技术变革进程中的“失魂落魄”，避免出现技术发展方向与教育育人初衷背道而驰的“南辕北辙”。正是基于这些具有奠基性的教育原理，我们才能在汹涌的数智技术变革浪潮中，锚定教育的育人本质，让技术始终行走在服务于人、成全人的正确航道上。
7.教育理论可以给教育，实行教育式引领
教育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对数智时代的问题式把握及引领。具体而言：一是回归教育本体论追问与反思。数智技术的应用是否促进了师生生命的主动健康发展？能否让人生更加充盈完满？二是教育式的深度挖掘与转化，即将数智技术特有的育人价值转化为具体的目标、内容与方式。三是教育式的协同与引导。例如，通过校家社协同转化，以教育理论的方式，引导全社会共同在挖掘和转化中实现数智技术的育人价值，协力克服数智时代的局限，努力教会数智时代的学习者在人机协同、人机共创中学习和成长，终身拥有独立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力、判断力，以此体现教育和教育理论对数智技术的社会性引领，充分释放面向数智时代的社会教育力。
以上对时代的不同把握方式和引领方式，不是割裂式、碎片式，而是关联式、整体式的把握及引领：规律式引领、原理式把握是理论目标；问题式引领是理论起点；定义式把握、论证式把握、解释式把握、原理式把握是理论路径；而教育式把握是理论方向。
四、结语
对于教育技术领域来说，如上诸多把握及引领，不只是被动之需，更是主动之给，前述各种给，是外在、他在的教育理论对教育技术变革的单向给与或供给。我们更期待的是反向或反哺式供给：教育技术变革主动、自觉为教育理论做出理论贡献，成为理论发展的新源泉：从以往扎根于教育实践变革，走向扎根于教育技术变革，这是只有基于或来自教育技术逻辑才有的教育理论，它不仅适用于教育技术的世界，也适用于更为广大的教育世界和教育理论的世界，成为教育变革和教育理论创新的推动力之一。或许，这是新时代的教育技术人和教育理论人共享的使命与责任：拥有理论自觉，在通向教育强国的征途上，为数智时代，既出技术、出方法、出产品，也出理论、出思想、出原理的理论与思想；以教育技术理论和教育技术原理的方式，做出唯有教育技术领域才能做出的独特、不可替代的理论贡献。
回归本文初衷，笔者尝试运用教育理论的方法把握及引领数智时代。其潜在预设为，无论处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还是数智时代，不同时代在带来新机遇、新资源与新空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各自的时代局限。尽管并非每个领域、每个个体，都能成为数智时代“首航之舟、晚归之星”，但作为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育理论研究者，不仅要具备对时代局限与困境的理论敏感性和思想敏锐性，还需要有敏捷的行动力，致力于通过教育理论的方式，突破时代迷雾，既立足当下，又超越时代。即便努力未必能取得显著成效，相较于技术变革的即时效应，理论带来的改变往往较为缓慢，且悄无声息。然而，因果相循，从无虚掷，所有的付出与成果都不会徒劳，转变终将如约而至。因为教育理论的存在，以及教育理论对时代的把握与引领，数智时代必将呈现出另一番图景。
（本文参考文献略）
Understanding and Guiding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Through Educational Theory
Li Zhengtao
Abstract: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imes and human beings, and between the times and education, may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 metaphor of a Chinese couplet. The times pose the “first line” by raising urgent questions, while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expected to respond with the “second line.” This process of response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and making sense of the times. Such understanding may take different forms, including policy-oriented,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approach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at is, the times need to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ory in general and through educational theory in particular. This mode of understanding is reflected in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regularity-based understanding, problem-oriented understanding,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argumentative reasoning, explanatory interpretation, principle-based understanding, and educa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se dimensions also constitute different ways of guiding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while being internally and logically connected. At present, a key pathway for responding to the questions posed by the times is to understand and guid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its transformation at the level of principles. This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a logicav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theoretical approach; educational theory as means; digital-intelligent era; digital-intelligent educational technology
初审：黄华强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