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大学必须进行知识生产变革，才能更好地支撑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大学一方面要进行知识生产基本范畴的关系调适，基于理念和实践反思来调整大学学术发展与市场需求、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学科与跨学科、学术自由与学术干预等范畴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进行知识生产系统的内外部关系调适，以责任意识和合作精神塑造师生关系，大学职员关系，大学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基点，大学可推进知识生产深入变革，形成引领教育强国建设的新理念和新发展模式。

关键词：教育强国；知识生产；关系调适；大学变革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的发布标志着教育强国建设开启了新征程。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关键在大学。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大学需要全面变革，成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引领者与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在以提升创新驱动服务发展能力为主要特征的教育强国新阶段，大学尤其要先对知识生产基本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生产系统的内外部关系进行调适，深入推动知识生产变革，方能以更坚实的担当、更强劲的动力，肩负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先锋使命。

一、教育强国建设与大学知识生产变革

（一）教育强国建设与大学变革

教育强国的内涵虽在学界存有不同阐释，但核心共识聚焦两个层面：一是教育体系自身相对强大；二是教育体系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支撑度较高。无论哪个层面，都对大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大学必须审思既往、调适关系、锐意变革，探索形成适应时代发展和基本国情的新观念、新发展模式，如此才能发挥教育强国建设的引领作用。

在世界各教育强国的建设过程中，大学内外尤其是大学内部，都会掀起有关大学观念行为的大讨论，致力于调整与大学发展相关的基本范畴及重要主体之间的关系，推动大学变革，并由此带动整个教育系统的发展。德国在19世纪初提出教育强国政策，费希特、施泰因、洪堡等掀起对大学与国家关系、大学教育与科研关系、大学组织管理等领域的讨论，形成理想主义的国家大学观，由此推动德国高等教育崛起，也带动整个德国教育体制的形成。英国也从19世纪初开始走上现代教育强国之路，边沁、密尔、汉密尔顿、纽曼等一大批思想家针对大学的功用、大学与政府及宗教的关系、科学教育等议题展开辩论，调整了教育内容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校正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在此过程中，英国现代高等教育系统逐步形成，同时在此牵引效应下，英国逐步形成了公共基础教育系统。19世纪后期，为适应本国工业及社会发展，美国学界展开对英德高等教育的批判与反思，调整了大学与地方关系、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关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关系等，由此发展出具有美国特色的“赠地学院”，涌现出一批新型一流大学，美国高等教育从此崛起。

在以往的教育强国建设中，高等教育与其他阶段或类型的教育之间关系相对疏远。而当下我国教育强国的一体化建设趋势明显，党的二十大报告以超越教育范畴的大教育观来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纲要》也从一体化建设出发对教育强国建设进行统筹安排。由此，大学变革不仅指向教育强国中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也指向教育强国一体化建设，要为其他阶段和类型的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提供直接支撑。

（二）知识生产作为大学变革的重中之重

各教育强国历史上的大学变革，都聚焦于时代与国情投射于大学的关键领域。从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性和本土性出发，知识生产无疑是我国大学变革的重中之重。教育强国建设具有时代性，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乃至知识国家的时代，在此背景下，21世纪的教育强国突出的是教育体系以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这就要求大学以更多元的方式参与知识生产，成为创新创业的枢纽。因此，大学知识生产变革成为教育强国建设在时代发展下的必然要求。教育强国建设具有本土性。我国将教育强国建设与科技强国建设、人才强国建设统筹推进，大学是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汇点，大学的知识生产则是贯穿三者的主要线索。教育强国建设是其他强国目标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大学需要以更高质量的知识生产来服务教育、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从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现状来看，在与大学知识生产相关的诸多领域，如世界顶尖科学奖项的获得、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大学研究成果的转化等，我国与世界主要教育强国之间都有明显差距。《纲要》中与大学知识生产直接相关的要求就包括“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建设高等研究院开辟振兴区域发展新赛道”等部分，也凸显出大学知识生产之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因此，推动大学以知识生产为着力点进行一系列变革是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关系调适作为大学知识生产变革的逻辑基点

大学知识生产的核心是知识生产方式，大学知识生产变革的关键就在于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我们有必要从知识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理解大学知识生产变革。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主要聚焦物质生产领域，但也包含对精神生产领域的论述，“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基于此，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同样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层面。在生产力层面，大学知识生产方式指的是主体认识事物的过程，由知识生产主体、知识生产工具及存量知识等要素构成。在此意义上，大学知识生产实际上就是这三者以一定方式相结合从而产生新知识的过程，其中，知识的生产工具既包括实体性生产工具，也包括研究方法、学科范式等非实体性生产工具。在生产关系层面，大学知识生产方式指的是在第一层次生产方式基础上纳入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生产方式，强调的是知识的社会建制，包括大学知识生产的内外部组织结构及制度安排。两个层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完整的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其中任何要素或其结合方式所发生的显著转变都可称之为大学知识生产变革，而对成熟的知识生产方式进行凝练总结即为知识生产模式。大学知识生产变革可以是形成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也可以是调整不同知识生产模式的应用比例从而使大学知识生产系统从总体上实现新的目标。

基于大学知识生产方式进一步分析可知，大学知识生产的各种变革最终都可归结为关系的调适。在生产力层面，各要素构成的知识生产过程涉及一系列相伴相生的基本范畴：从知识生产的目的和动力来看，涉及大学学术发展与市场需求；从知识生产的内容性质来看，涉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从知识生产的基础与方法来看，涉及学科与跨学科；从知识生产的自主性来看，涉及学术自由与学术干预。对这些范畴及其关系的认识构成了大学知识生产的一系列基本观念，这些范畴在实践中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知识生产力各要素及其结合方式。在生产关系层面，大学知识生产内外部组织结构及制度安排表现为围绕知识生产过程而产生的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中，大学知识生产系统内部主体关系主要包括科研人员之间的关系、师生关系等知识生产主体间关系，以及知识生产主体与知识生产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大学知识生产系统外部主体关系主要包括校内外知识生产主体间的关系，知识生产主体与政府、企业、公众等知识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等。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大学知识生产的任何变革都可视为一种关系的调适，关系的调适可作为大学知识生产变革的逻辑基点。

对于教育强国建设来说，当前的大学知识生产方式不足以提供充分支持，也没有任何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可以简单直接套用。我们需要根据教育强国建设要求，解决现有知识生产模式在实践中的问题，调整不同类型知识生产模式的应用比例，乃至探索新的知识生产模式。面对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复杂的大学知识生产变革要求与任务，关系的调适——包括大学知识生产基本范畴的关系调适与大学知识生产系统的内外部关系调适——将为变革提供认识与实践的逻辑基点，继而为变革提供清晰且具有整合价值的框架与抓手。

二、大学知识生产基本范畴的关系调适

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大学知识生产变革首先要着眼于大学知识生产基本范畴的关系调适。对于四组大学知识生产基本范畴来说，大学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而故步自封，从而限制教育强国建设所需的大学知识生产活力与潜力。因此，大学要在反思的基础上纠正对知识生产基本范畴及其关系的认识偏见，继而在观念和实践中调整范畴之间的关系，使其更加适应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

（一）协调学术发展与市场需求

在知识经济时代，首先要对大学知识生产中学术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关系予以认识和调适。学术人员应尽可能远离市场以确保研究问题的学科性，如建立美国战后科研体系的布什（Vannevar Bush）所称，大学“应保证其科学家能够在一个远离各种习俗、偏见或商业需求压力的氛围中工作”。受此影响，许多大学对商业和市场都敬而远之。我国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与市场建立联系，“企业型”大学知识生产模式也得以确立。但是当前，我国大学知识生产仍以学术发展逻辑为核心导向，对市场真实产业需求的响应不足。我国高校2022年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9％，远低于企业48.1%和全国36.7%的整体水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学知识生产与市场需求的距离。

大学学术研究与市场需求从来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远离市场甚至与市场绝缘并非大学科研的固有特征。早在19世纪初的德国，就有教授通过创办企业、指导生产过程来增加收入；进入20世纪后，更多大学教授往来于教职与企业岗位之间。英国华威大学通过全面的商业合作战略使其在短时间内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大学学术发展与市场需求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大学也一直在实践和探索知识商业化新模式。但也存在另一种极端现象，一些大学及学术人员在获得知识商业化及产业化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后，全面拥抱学术资本主义，将本职工作作为副业。大学的知识生产不只在于追求经济利益，大学的使命及公益性决定了大学的知识生产需要增进人类理性并完成育人功能。一流大学必定要在与企业合作的同时践行大学使命。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建有产品开发创新中心，该中心不但进行产品研发工作，还兼有为本科生、研究生开发教材和课程的作用。如果大学学术完全以市场为导向，那么大学学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

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大学要客观审视和协调学术发展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大学要放下对市场的偏见，落实《纲要》要求，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参与打造高质量的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为此，可借助数智技术建立学术成果与市场需求动态数据库，实时评估学术成果的市场化潜力，深入挖掘学术成果的经济社会价值。大学还需要同各方一道建立完善的技术转移转化管理制度，包括明确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益分配制度以及产业化风险容错机制等。英国自2010年起先后建立10个弹射中心，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技术转化与创新区域中心。弹射中心正是在成果挖掘、协同管理、资源整合、利益分配、区域环境匹配等一系列环节上锐意改革所取得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大学仍需坚守学术本分，以更有活力的知识生产来增进人类智识，通过多维度的制度安排保障产学研一体化、定向知识服务等，让基于市场需求的知识生产与基于学术逻辑的自由式探索各有发展空间；同时恪守育人本职，以更多元的科研项目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构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新样本。

（二）融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与上一对范畴密切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矛盾同样被反复讨论。长期以来，在纯科学理念与学科文化的影响下，应用研究在大学科研体系中一度被贴上“次等研究”的标签，认为其不利于探寻科学真理。这种认知也影响到了我国部分大学科研人员，他们在思想层面将基础研究奉为科研的最高准则。然而，认知与实践存在明显偏差。从我国大学科研的整体实践来看，应用研究反而占据着更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国家战略层面逐渐意识到基础研究的核心价值，对其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经费投入也连年增长。但是即便如此，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依然存在显著缺口，难以满足科研发展的实际需求。2023年，中国基础研究支出占总研发经费的比重约为6.8%，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15％-25％的水平。因此，大学知识生产的逻辑依然倾向于应用，即便基础学科的论文也仍然偏向应用或实验，前沿性、理论性及国际认可度都亟待加强。大学既不应秉持纯科学至上的理念，片面贬低应用研究的现实价值，也不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应用研究的地位抬升至基础研究之上。基础研究是现代研究型大学获得合法性基础与社会声望的根本所在，只有基础研究强大才能带来应用研究的长远发展。麻省理工学院曾在20世纪初为了获得工业界资金支持而将重心放在应用研究上，代价则是失去大学研究的声誉，为此，麻省理工不得不重新校正方向以重振学校学术威望。归根结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本不存在，二者从来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知识生产新模式也要求消解二者之间的界限，加快知识循环速度。

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大学若要提高科研的世界影响力、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就必须在认识和实践中着眼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融合，推动二者协同发展。要重视基于情境问题的应用研究，坚持“四个面向”，尽快为制约国家发展的“卡脖子”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且超前部署未来关键领域；同时要坚守对第一原理的追问，实施基础学科突破计划，强化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作用。为此，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需要建立基础学科多元投入机制，优化资源分配制度，将应用研究所得更多用于由应用需求激发的基础研究课题中；统筹改革人才、科研成果及学科建设评价制度，提高科研管理服务水平；依托基础学科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梯队，优化一流基础学科创新团队的建设路径；聚力建设基础学科研究平台，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能力建设。由此提升对世界与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理论贡献，进而再以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作用提高应用研究的创新水平，最终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形成良性循环。

在人文社科领域，大学同样需要强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融合。我国大学人文社科知识生产在国家项目牵引下也偏向于应用逻辑，缺乏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探寻。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国大学必须加快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此，大学一方面要做实应用研究，深入实践调研，聚焦民生与社会发展真问题，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另一方面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系统提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化人工智能挑战为机遇，借助人工智能大模型提升理论的科学性与适用性，利用人工智能强大的模拟演算能力构建中国传统思想的数理体系，使中国传统思想的优势真正融入自主知识体系。

（三）联结学科与跨学科

无论是应用研究还是基础研究，大学发挥其知识生产优势的前提是协调学科与跨学科的关系，在当前创新生态环境下，尤其要注重跨学科研究发展。进入21世纪，我国对跨学科知识生产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相关支持举措不断深化落地。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培育跨学科科研与教学团队，为跨学科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2012年启动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以协同创新中心为载体，聚焦学科交叉融合，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多方力量深度协作，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科研攻关，打破了传统学科壁垒。经过多年实践探索，跨学科研究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2020年，交叉学科正式成为第14个学科门类，意味着跨学科研究获得更加稳固的地位。但当前我国大学的跨学科研究仍旧面临较大困难，相当数量的研究型大学几乎未建立跨学科研究组织，已有跨学科组织在建制方面缺乏灵活性，运行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缺乏真正的跨学科文化，组织流于形式，成果有限且薄弱。

为了解决跨学科研究困境，大学首先要正确认识学科独立建构与跨学科交叉融合的辩证关系，坚决破除学科本位主义情结。长期以来，大学按照学科逻辑组织与运行，大学的学术人员必须在学科规范下探索知识并获得职业发展。这使得学科本身成为一种信仰，似乎学科天然存在并永恒存在，只有基于学科进行知识生产才是正道。但事实上现代学科不过始自19世纪中后期，学科的形成过程具有历史偶然性与社会建构性，学科并非全然根据知识的逻辑而划分，有时甚至只是一种行政分类。在学科诞生之前，知识之间有分类而无壁垒，而学科制度以及由此而生的学术权力将学科壁垒越筑越高，学科之间的交互越来越困难，以致需要跨学科来沟通学科。随着学科知识体系面对层出不穷的复杂问题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跨学科理念在二战后逐渐崛起。到20世纪末，跨学科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诺贝尔奖成果的跨学科性在过去一百年稳步提升即是明证。

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们既要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也要以历史眼光和辩证思维审视学科内涵；既扎根学科筑牢根基，又打破传统学科理念藩篱，以开放创新姿态推动学科发展，服务国家战略与人才培养需求。学科的最初意义是为了促进知识生产，因而不能使学科异化，成为制约知识生产的枷锁。我们还需要充分认识跨学科研究在当前知识生产中的优势，理解学科与跨学科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切实探索在学科架构下开展跨学科研究的机制，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创新组织形式，高水平建设跨学科项目、中心及研究所。例如，东京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居世界前列，就与其跨学科研究的组织变革关系密切。东京大学设有跨学科性研究生院，还由校长办公室直接设立数十个全校性的跨学科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为跨学科研究提供充分的资源和制度保障。大学需要跳出既有管理体制，以创业思维建设跨学科研究组织，在校级层面建立协调机构，在跨学科组织层面推行权力下放、分散决策；完善跨学科研究的资源分配及可持续运行保障，建立跨学科人才与成果评价体系；为跨学科研究组织设立明确使命，结合社会需求确立重点研究领域，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社会网络，并加强以跨学科研究项目培养跨学科人才。在跨学科组织建设的引领下，大学能够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实现创新性突破，构建起“学科为跨学科发展供给养分、跨学科反哺学科建设并催生新兴学科”的良性循环机制。在此过程中，需着重强化学科与跨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结，既要防止跨学科沦为空洞的学术噱头，也要避免其异化为僵化的新教条。

（四）平衡学术自由与学术干预

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大学知识生产的基石。我国大学及学术人员需要对学术自由形成理性认识，否则若在知识生产中片面固守学术自由，将掣肘大学科研使命的履行。学术自由的理念可追溯到中世纪大学的行会自治，但教会及世俗政府对大学思想及教学的干涉一直存在。宗教改革之后，自由政治思想与科学精神的双重催化，让具有现代意涵的学术自由开始萌发。至19世纪，洪堡将学术自由确立为大学核心理念，其内涵也从最初的教与学的自由，进一步拓展至知识探究的自由。在随后一百年间，学术自由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乃至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无需检验的社会共识。特别是随着科学研究地位的提升，知识探究的自由更成为一项不容被讨论的公理。

然而，大学作为资源依赖型机构，不可能也从未实现绝对的学术自由，即便实现了理想中的学术自由，学术发展也未必达至理想状态。大学作为具有独立意志的主体，时常会因过度强调自身自主性而与社会现实脱节，沦为仅服务于内部小群体利益的封闭场域；同时大学内部的资源竞争、学术群落间的利益分配失衡等问题，都有可能影响学术生态健康。当然，学术自由仍需必要保障，但不能仅靠制度保障，更要靠大学的学术自觉。归根结底，学术自由是社会给予大学学术共同体成员的权利，是社会所允许的大学学术行为方式、自由程度、范围、界限和标准。大学唯有自觉恪守学术标准、主动赢得社会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可，方能具备享有学术自由的资格。学术自由保护的是学术规范的底线和学术人员选择的可能性，而非给大学学术与外部世界设置一道屏障。大学越能保持开放的姿态，就越能保持学术自由，避免外界的过度干预。

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知识生产要求政府、企业与大学深度合作，这使大学学术研究必然受到更多影响。大学并不会因此丧失学术独立性，反而因诸多组织的参与使得权力分散，从而能够在相互制衡中消解不当干预，加强自身的学术主导性。学术自由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无论是洪堡时期关于学术自由的认识，还是20世纪各类专著与报告关于学术自由的阐释，对于知识经济下的教育强国建设来说均缺乏充分的适切性。当前的学术自由需要建立在多方利益主体监督的基础上，大学知识生产过程及成果均需接受多种渠道与多元质量标准的评估，而这种学术监督将使大学知识生产具有更高的容错性。近年来，欧美大学的知识生产愈发以社会参与度、影响力为评估维度，反映了社会各利益主体对学术社会价值的检验期望日益增强。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大学对社会需求的高质量满足将使大学的学术研究获得更高自由度。

三、大学知识生产系统的内外部关系调适

大学知识生产基本范畴的关系调适旨在解放大学知识生产力，增强大学知识生产活力；而大学知识生产系统的内外部关系调适，则是为了防止主体关系的异化限制大学知识生产力的释放，使大学知识生产获得更稳定的动力。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系统的核心，必须将责任意识和合作精神贯穿于其内外部关系，构建超越竞争与权力等级的新型关系。

（一）大学知识生产系统内部关系调适

在知识生产新模式中，大学知识生产的应用性、目的性与竞争性明显增强，师生关系尤其是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受到很大影响。首先，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部分教师面临着竞争压力。为了在学术领域获得更多认可，一些教师会将更多精力投入申请新的科研项目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教学时间被压缩，科研项目也较少服务于教育目标。其次，一些教师在招收学生时，会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在学术研究中能为自己提供助力或有助于拓展自身学术资源的学生，师生之间的合作也多围绕学术成果的产出展开。在此情况下，以往导师会主动倾听学生的研究兴趣，将支持学生探索兴趣方向视作一场基于理念契合的协作。而如今，部分导师对学生的研究兴趣关注度有所降低，在科研工作中更倾向于将学生视为推进项目的协作力量。这种转变让师生关系时常在“传道授业的师徒”与“分工协作的工作伙伴”之间摇摆，原本纯粹的学术联结逐渐变得复杂，二者关系趋于紧张和变质。

教育强国，人才为本。宏观上，教育强国与人才强国相辅相成，教育强国的内涵首先体现在强大的人才培养体系，教育体系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在于培养创新人才。微观上，教育强国要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衡量教育价值的根本准则。《纲要》将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全面提高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并特别强调教育强国建设要处理好培养人才与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的有效机制。因此，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大学非但不能因知识生产的扩张而削弱人才培养，反而要增强人才培养的责任意识，通过创造可持续的人才培养生态环境，使教师充分发挥传统教学与创新创业活动融合互补的优势。大学的第一职能是培养人才，历史上大学将“发展知识”（即科学研究）作为第二职能，目的在于以科研活动培养优秀人才。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使命下，在知识获取与知识更新持续加速的环境下，大学更需要深度融合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继而融合社会服务，贯通三大职能，推动师生以解决真实的、身边的社会发展问题为导向，以应对共同的人类发展问题为己任，让学生在知识生产前沿获得超越教材的知识和更全面的能力发展，提升社会责任感；在此基础上以合作精神重塑师生关系，推动师生超越传统的师徒关系或商业化的老板-雇员关系，成为学习与知识生产的平等伙伴。近年来，国外一流大学兴起的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正是一种集大学三大职能为一体的探索，为师生在真实情境下合作解决社区及区域发展问题搭建了平台，值得我们借鉴。最后，在数智时代，大学还可深度发挥AI作为教育协同发展者的角色，借助AI强化教师育人的核心价值，培育具有包容性、平等性与归属感的教育生态，增进师生共同福祉。

在大学知识生产系统内部，职员间的关系正呈现出新的变化态势，随之滋生的新矛盾也对知识生产活动产生了反噬效应。一是学术人员之间的关系变化。当前大学知识生产的“团队作战”已成为普遍现象，并呈现出显著的“企业化”特征，学术人员之间的关系正经历深刻重塑，从传统的合作平等关系逐渐向具有分工属性的协作形态转变，可能会出现某些人的学术贡献未得到充分重视、公正对待的情况。顶尖学者之间的个人比拼转变为背后科研团队的整体激烈竞争，这种团队化竞争在推动科研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可能因资源壁垒和利益关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跨团队协作与交流的成本。二是学术人员与行政人员之间的矛盾激化。在效率和竞争压力下，行政人员从服务角色转变为拥有资源分配权的管理角色，学术管理过程更多地成为经营而不是治理。行政人员对学术人员也进行更多量化评价，更关注学术人员创造的经济收益。在学术决策权和管理权的争夺中，二者矛盾不断加剧。

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对于大学内部来说，就是要加快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提升内部治理水平。在教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大学必须正视知识经济及知识生产新模式带来的职员关系新变化，构建契合时代需求的价值体系以调和新矛盾，推进合作、高效、民主的知识生产。对于学术人员之间的关系，需要重申平等合作的价值观，明确有组织科研中的责任关系，以契约精神调和学术逻辑与商业逻辑。对于学术人员与行政人员的关系，需要明确二者在知识生产中的责任与义务，使这种关系超越服务与被服务者、监督与被监督者、管理与被管理者的权力等级框架，让双方共同致力于大学目标的实现。总体而言，大学需要建立包容、多元、合作的研究环境与研究文化，消解零和竞争，关注学术人员的可持续成长，这也正是诸多世界一流大学正在发生的转变。政策制定者及大学普遍认识到研究环境对于高质量研究开展的重要性，如英国“研究卓越框架2029”（REF 2029）专门设置“战略、人和研究环境”维度，考察大学科研环境及其对学术人员的发展支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数智时代的大学需借助数字技术提升治理能力，但也要避免以数字技术逻辑裹挟学术治理逻辑，使数字赋能变为“数字负能”。

（二）大学知识生产系统外部关系调适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与外部的知识生产投入者、知识消费者以及其他知识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但也出现新的张力。一是大学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化。政府与企业是大学知识生产最重要的投入者，也兼具知识消费者的身份。曾经大学学术人员具有充分的专家权威，政府确信专业的事情应交由专业人员决策，资金分配过程具有显著的协商性质，希望获得大学学术支持的企业同样信任大学，大学在与二者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但在知识生产新模式下，大学学术人员需要在各种场合与政府及企业谈判，展示项目前景，而政府及企业则开始给大学知识生产及成果发布设置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件，大学在知识生产关系中由主导转向被动。二是大学与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众之间的关系变化。这些社会主体及公众既是知识的消费者，也是知识生产的间接投入者。大学科研投入中公共资金占比的显著增加使知识消费者对大学学术的兴趣明显提升，政府、媒体等代表知识消费者对大学进行更多问责，大学从无可怀疑的权威变为社会监督的对象。三是大学与其他知识生产者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知识经济时代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知识生产者类型及数量的显著增加，科研院所、企业研发部门、政府科研部门等大学外部的知识生产者遍布各个知识领域，使大学失去知识生产的垄断地位，大学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压力，甚至面临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

大学要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龙头作用，就需要重构知识生产系统的外部关系，尤其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重建外部信任关系。一是大学要提升自我评估能力及与社会交往的能力，更加公开透明地展示学校的运行情况。世界范围内大学知识生产外部评价的兴盛源于新公共管理的兴起，更源于专家社会的瓦解以及社会对大学信任的消退。外部评价是必要的监督与管理手段，但其并不能重建信任关系，反而可能会加剧紧张关系，重建信任的关键首先在于大学加强自我评估与自我公开。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大学被赋予重大使命，也被投入更多资源，应更加负责任地主动回应社会期待与监督，提升自我评估能力，加强与专业的第三方组织合作，以多种形式定期公开资源的使用效率，展示知识生产成果的质量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二是大学要反思及实现自身知识生产的意义与价值。大学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知识生产变革，既要能推动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建设，又要促使大学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包括成为创新创业的核心、共同富裕的助力者、可持续发展的引导者、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者等。教育强国建设突出的是教育对个人、社会、国家、世界以及人类发展的积极贡献，大学的知识生产也需强调对这些方面的责任意识，这种全方位的责任意识也正是大学知识生产的独特价值所在。基于责任意识，大学将更加主动和坦然，赢得更多社会信任，大学知识生产系统的外部紧张关系也将进一步缓和。

大学还需摆正位置，以开放的心态与知识生产中的各类主体构建平等的合作关系。面对教育强国建设的诸多使命以及日益增多的复杂问题，大学需意识到合作是必由之路。比如，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危机方面，大学需要同政府、企业、公益组织乃至公众合作，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共同应对复杂问题；在推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一体化建设及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落实《纲要》“沃土计划”“脱颖计划”，加强拔尖人才发现与早期培养等方面，大学需要与各级政府部门、中小学校、职业学校、继续教育机构等通力合作，生成有效的建设发展方案。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特质之一，社会协同力同样要求大学与政府、企业及社会紧密协同，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持续的平等合作基础上，大学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对立或等级关系将转化为携手前行的伙伴关系。

具体而言，一是大学要加强与其他知识生产者之间的合作。20世纪末以来，大学在知识生产中的绝对优势逐渐消失，各类科研机构特别是大型企业拥有全球顶尖的实验室，表现出强劲的知识生产能力及活力，甚至频频诞生诺奖级别的科研成果。与这些知识生产者相比，大学的知识生产却趋向保守且动力不足。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大学需要发挥自身基础研发与学科综合的优势，与外部知识生产者建立长效科研合作机制，优势互补，共同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也需要与外部知识生产者探索新型育人机制，共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二是大学要升级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提高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点内容。在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中，政府的核心角色通常是构建完善的制度生态，企业则主要负责推动成果的应用落地，二者还共同为大学的研发提供多元资源支撑。然而，当前各主体间职能割裂、成果转化流程呈线性孤立状态，严重制约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基于“三螺旋”理论框架，大学需要提升与政府、企业的协同能力，一道构建开放共享的合作平台，打破传统职能边界，实现职能互嵌、高效协同。

最后要特别注意的是，大学还要尊重更广泛的知识消费者的知识生产意识，吸纳知识消费者、传播者以及知识生产协调者参与知识生产，实现知识生产的网络化互动，继而提升知识成果的应用价值与理论品质。除了政府与企业，各类社会主体乃至公众作为知识社会中更广泛的知识消费者，早已不是传统社会中的知识被动接受者，而是具备一定的知识生产基础与意愿，数智时代的来临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同时，知识消费者天然地掌握着与情境化问题相关的默会知识，比大学学术人员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期刊社、出版社等知识传播者以及各类专业学会、行业协会等知识生产协调者对前沿与现实问题具有敏锐的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知识传播与应用的广度。因此，大学需要加强与广大知识消费者、传播者及知识生产协调者的互动合作。这种合作不是简单的问题背景调查，而是要贯穿研究计划形成、研究方案设计与实施、知识转化与应用、成果影响评价等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并促成知识成果的形式多元化及多模态传播。这种与广泛社会主体的深度合作也是全球大学知识生产的新趋势，国际上近年来倡导的负责任科研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参与式研究（engaged research）、科研影响力进程（research impact agenda）等皆指向各类社会主体与公众在知识生产中的关键作用；还有学者提出知识生产模式，将公众文化与价值观、媒体交际方式等作为“第四螺旋”引入知识创新系统。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唯有通过全方位的开放合作，大学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真问题，更有力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也才能构建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标准的研究范式与知识体系。

四、结语

《纲要》的发布为大学带来了新的重大使命与巨大挑战，也带来了升级转型的新机遇。所有大学都面临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重新定位的机会，但前提是必须积极求变。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大学知识生产的变革绝非大学自身“内部事务”，知识生产的关系调适涉及多维度、多主体的协同重构。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知识生产的核心阵地，大学的改革不仅是核心环节，更具有不可替代的先导作用。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大学知识生产变革既是对各类知识生产新模式的进一步适应，也是对教育强国建设新要求的具体回应。总体来看，教育强国建设要求大学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不断取得自然科学知识的原创性突破，在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实践问题、回应社会与民生重大关切的过程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大学知识生产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系统存在与运行的基础，正如教育强国建设需要正确处理好各类关系一样，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大学知识生产变革同样需要处理好各类基本关系。大学知识生产的关系调适不仅与大学知识生产变革具有同一性，且能为其提供认识与实践的逻辑基点。以关系调适作为知识生产变革的框架与抓手，大学将逐渐形成多主体参与、跨学科联结的知识创新平台，建立起人机结合、群智涌现的知识生产系统，融入国内国际更广泛的知识生产网络，继而发展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大学理念与模式。在知识生产变革的过程中，大学将获得更多元的资源输入，走上更加成熟稳健的发展道路，真正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劲引擎。

（本文参考文献略）

Relationship Adjusting: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Reform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Feng Lei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universities must undergo transformation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to better support the leading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is endeavor. On the one h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adjust the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basic categori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reflecting on concepts and practices to harmoni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market demands, basic research and applied research, disciplin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cademic freedom and academic interv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must adjust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 shaping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university staff relationship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enterprise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public with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 spirit of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se principles, universities can promot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forming new concepts and development models that lead the way in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Key words: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adjusting; university transformation

初审：魏莉莎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