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县域普通高中承载近六成普通高中学生，是县域基础教育的龙头和乡村振兴的文化枢纽，但在城镇化与教育市场化浪潮中却陷入“悬浮”困境。县域普通高中“悬浮”具象化为物质空间的空心化、社会空间的边缘化以及文化空间的荒漠化三重交织，其生成逻辑在于效率优先的资源配置机制导致物质空间被抽空、层级化的教育治理术导致社会空间的边缘化、城市中心主义的评价文化导致文化空间的失语。破解“悬浮”困局亟须以空间重构为抓手，在物质空间再造方面应构建以制度创新为根基、主体培育为核心、生态重构为旨归的“造血式”供给体系；在社会空间重构方面需通过权力结构解制、关系网络重组与制度逻辑转型的三维联动，推动县域普通高中从被支配的客体转变为自组织的主体；在文化空间重塑方面要依托价值体系的解构与重建、文化资本的转化与创生、主体认同的再造与升华三重路径，实现从符号贬损到价值彰显的范式转换。

关键词：县域普通高中；教育公平；空间固化；空间重构；空间正义

一、引言：作为一种隐喻的“悬浮”

“我国县域普通高中占据普通高中的‘半壁江山’，有近60%的普通高中学生在县中就读，是县域基础教育的龙头。”作为新中国重点中学制度的产物，县域普通高中（以下简称“县中”）曾凭借本土化精英师资与优质生源的适配，在有限资源下创造了独特的“高考神话”，成为县域社会文化地标与农村家庭实现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然而，伴随城镇化与教育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一稳固结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县中塌陷”已从局部现象演变成关乎城乡教育公平的全局性挑战。“全国层面与东部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县中塌陷’问题，同时中西部地区未来存在较大的‘县中塌陷’风险。”“县中塌陷”不仅导致县域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外流，有限的高中教育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而且也影响着人们对县域教育的信心。

“悬浮”作为解读县中发展困境的核心隐喻，精准刻画了县中在城乡教育生态中的异化状态——既难以抵御城市优质资源的虹吸效应，又无法维系本土模式的竞争力，从而陷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境地。这并非偶然或暂时的生存状态，而是空间流动性丧失后形成的刚性状态；它既是空间固化的外在表征，又是其持续再生产的深层根源。所谓空间固化是指教育资源配置、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价值认同在城乡之间被制度性地锁定、强化并趋于不可逆，从而形成刚性的空间分层。在此过程中，县中被系统性地建构成城市教育体系的“他者”与依附者，其主体的空间生产权与文化言说权遭到严重削弱。因此，“悬浮”可视作县中空间固化的结果与表象，而空间固化则是“悬浮”得以维系的根源。教育空间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物理容器，而是“深嵌于社会空间中的资本流动、权力博弈与文化价值的动态运作中”。作为“社会关系在教育场域中的空间化表达”，县中本应成为连接乡土文化与现代知识的补偿性异托邦，却在效率导向与资本逻辑的裹挟下，异化为教育不平等再生产的现实场域。

从政策导向看，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县中发展。202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首次以专项的形式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2023年，教育部等三部门发布《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将县中标准化建设纳入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整体框架。2025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出台了《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将县中振兴提升至教育强国与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一系列政策的发布标志着县中发展问题已从教育领域转变为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社会工程。

基于此，本文借助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超越仅从资源稀缺出发的经济学解释，将县中困境置于城乡关系与教育公平的深层结构中进行审视，构建“物质—社会—文化”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县中“悬浮”状态的具体表征、生成逻辑及可能的突围路径，推动县中从“悬浮”走向“扎根”，重塑教育空间的正义属性。

二、浮表的困局：县中“悬浮”的具象表征

空间并非社会活动的静止容器或中性背景，其本身就是社会关系被持续生产与再生产的动态过程和斗争场域。亨利·列斐伏尔将这一过程划分为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象和表征性空间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县中“悬浮”正是其教育空间在权力规划（空间的表象）下，日常教学与社群关系再生产（空间实践）陷入僵化与抽空，内部主体的生活体验与文化能动性（表征性空间）遭到挤压、贬损的综合结果，最终外显为物质空间的空心化、社会空间的边缘化以及文化空间的荒漠化的交织困境。

（一）物质空间的空心化：教育资源的结构性流失

“县中发展面临困境，突出表现为县中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数量与质量的降低。”在生源层面，省市级名校依托其声誉与资源优势，通过跨区域招生、提前选拔等方式吸纳大量县域顶尖生源，导致县中生源结构呈现“去精英化”趋势。优质生源的流失不仅削弱了县中的学业标杆与榜样效应，而且动摇了教师的教学信心与家庭的教育信任。在升学竞争层面，城市家庭凭借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本的多重优势，在竞赛、保送等多元录取渠道中占据有利位置，相比之下，县中学生则更依赖于传统的应试路径，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阶层再生产的困境。

研究显示，县域高中学生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整体偏低，且呈现较高的同质化特征。农村家庭多为“半工半耕”结构，留守儿童比例较高，隔代抚养往往难以提供充足的学业支持与文化资本；县域城镇家庭则因时间与精力有限，对学校教育的依赖度较高。两类家庭在支持学生升学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局限，使县中学生在教育资源的获取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县中教育资源虽然能满足适龄学生就学的基本需要，但与市域内城区学校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为缓解发展压力，不少县中倾向于采取强化应试策略。该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提高考试成绩，却难以实现对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的系统培养，容易陷入低水平竞争的内卷循环。长此以往，县中既难以突破精英高等教育的门槛，又无法有效支撑地方基础教育体系，最终在教育结构的中间层陷入“悬浮”困境，成为县域教育整体提质的制约因素。

（二）社会空间的边缘化：权力关系的垂直规划

“县中发展兴衰高度嵌入城镇化进程，县域教育资源被地级中心城市吸附而走向衰落。”在制度层面，“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往往导致高中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省级示范高中等政策项目又进一步将优质资源向城市集中。“县域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这在师资流动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教师分配制度取消后，师范院校毕业生倾向于选择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县中在师资招聘中逐渐处于弱势。在岗骨干教师则面临省市级优质中学的高薪挖角、职业发展机会、子女入学优惠等精准猎捕，“这些来自部属师范大学和省属师范大学的骨干青年教师，往往只是把县中作为自己流动的跳板，这也是县中‘教师之困’的核心特征”。

此外，文化资本对接的困境加剧了县中的边缘化。县域学生家庭的文化资本多植根于地方性乡土社会，与以城市主导的高考评价体系之间存在衔接缝隙。县中普遍缺乏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校本课程与教学优势的能力，难以构建有效的文化资本转换通道。“普通农民家庭在充分的市场参与中易形成阶层分化并被卷入激烈的教育竞争，导致他们只能不断在教育市场中购买教育服务，这形塑了公私相对均衡，同时又具有高竞争、高投入特征的县域教育格局。”外部资源的虹吸效应与内部资源的枯竭相互叠加，使县中在教育资源网络中沦为被动的接收者，而非平等的交换节点。这种失衡流动不仅挫伤了县中的办学积极性，而且容易引发公众对教育公平的质疑，与高中多样化发展的政策导向形成张力。

（三）文化空间的荒漠化：价值认同的深层危机

在城乡教育差序格局中，县中遭遇“上不被城市接纳、下不被县域信任”的双重排斥，社会认同持续萎缩。从外部话语看，在素质教育主流叙事的影响下，县中因资源约束而采取的精细化、高强度管理模式经常被污名化为“应试教育”“压抑个性”。当城市名校凭借清北录取率被奉为典范时，县中则因难以培养“顶尖学生”而被置于“失败”的话语位置，其教育实践逐渐失声。在县域内部，随着升学质量的下滑，曾经作为“教育圣地”的县中形象逐渐崩塌。不少家长在小学、初中阶段便开始筹划送子女进城就读，形成“有条件即离县”的选择趋势。此举不仅将县中推向次优选项，而且向留守师生传递出“留下即弱势”的心理暗示，使外部贬损逐渐内化为群体的自我怀疑。

研究显示，“部分教师在经济待遇、社会地位及专业发展等方面存有相对剥夺感；他们或通过提高学生升学成绩获得成功来突破其桎梏，或以‘等退休或离开县中’来消解其影响，或转移期待寻求内心慰藉平衡；但这些行为选择难以改变其消极情绪体验”。这种自我认同的危机与生源流失、社会贬损相互作用，不断侵蚀着师生共同体的精神根基。传统县中原本就承担着“离农”与“留乡”的双重使命，而今教育的发展却使其日益简化为单向的“逃离”叙事。课程脱离县域产业与文化母体，地方知识未能转化为校本资源，造成教育内容悬浮于乡土之上。县中学生既缺乏乡土文化滋养，又难以获得城市文化符码，进而沦为教育竞争中的“文化孤儿”。最终，县中也陷入“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困局，既无法复制名校的升学神话，又无力推进特色化、内涵式发展，在城乡之间沦为一种非城非乡、无根无系的“悬浮”存在。

三、空间的固结：“悬浮”困境的生成逻辑

县中“悬浮”困境是教育空间生产的系统性固结，物质、社会、文化三重空间相互嵌套、彼此强化，共同编织成一张难以挣脱的罗网。效率优先的资源配置机制导致物质空间被抽空，层级化的教育治理术导致社会空间的边缘化，城市中心主义的评价文化导致文化空间的失语，三者互为因果，将县中锁定在“悬浮”状态。

（一）效率优先的资源配置机制：物质空间被抽空的结构性根源

空间是社会关系的物质化表达，其形态由生产关系所限定。县中物质空间的固化实为城乡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的空间投射，是城市优先发展主义的逻辑后果。从制度根源看，我国高中教育长期遵循效率导向，政策杠杆持续向省市级重点中学倾斜，使县中处于分配末端。现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存在路径依赖，县级财政能力直接制约着县中发展的上限。在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双重驱动下，教育资源呈现“文字上移”的梯度聚集，即农村资源向县城集中，县城资源进一步向地市乃至省会城市流动。县中成为此过程中的“中转漏斗”，物质基础被持续抽空，固化为难以逾越的空间壁垒。

具体而言，县中物质空间的被抽空是财政、人力与政策三重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其一，财政约束的刚性化。“以县为主”的投入体制将经费责任锁定于县级财政，区域经济差异直接转化为教育投入的“马太效应”。经济发达县域尚可维持县中的基本运转，欠发达地区的县中则普遍陷入收入刚性、支出攀升的财政悖论。上级转移支付大多采取“项目制”，多流向升学突出的少数学校，致使普通县中既难以获得充足拨款，又缺乏市场筹资能力。其二，人力资本的单向流动。高阶城市的集聚引力与优质名校的主动吸附导致县中师资与生源的持续流失。“一方面，高阶城市引力使得师生产生向城化倾向；另一方面，省市超级中学形成对师生的主动吸附，从而导致县中的师生结构招致破坏。”县域学生家长的职业多为务农、工人或下岗人员，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匮乏使其无力通过市场培训弥补学校资源的不足，进一步加剧县中生源质量的下滑。其三，政策执行的意外效应。教育部门对统一补课的严格限制，客观上削弱了县中长期依赖“时间投入”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县域学生难以将课余时间转化为市场化教育补充，城市学生却可依托家庭资本进行置换。此政策本意为减负，却在城乡资本分化的现实中削弱了县中“勤能补拙”的补偿路径，导致县中逐渐丧失资源自主配置能力，物质空间不断失去“造血功能”，板结于教育体系的底端。

（二）层级化的教育治理术：社会空间边缘化的权力运作

虽然县中在县域属于高阶学府，但其空间生产仍受制于自上而下的权力规划，呈现出行政吸纳教育和中心排斥边缘的困境。这种排斥并非资源配置的偶然失衡，而是教育空间被权力重新编码的政治化产物。空间成为权力规训的载体，层级化的治理结构本身即是一种制度性区隔。2001年“以县为主”管理体制确立后，表面赋权实则强化了县级政府对县中的行政控制，学校自主管理权被大幅压缩。在压力型体制下，大量非教学任务层层下压且要求“留痕”，教学空间被行政逻辑殖民化，县中沦为县域治理网络的普通执行节点而非专业的教育主体。更深层的挤压源于更高层级的资源虹吸。省市级教育行政部门通常将经费、师资、项目等优先投向直属高中，甚至默许其政策性“掐尖”，使县中面临业务指导与资源被抽离的双重挤压。纵向的权力差序导致县中丧失空间规划的话语权，其发展需求难以进入政策制定的核心圈层。与此同时，上级政府推行“一刀切”的标准化管理，在课程设置、评价方式、财务激励等方面无视县中与省市级高中的基础差异。县中原有的高强度时间管理、高频次考试诊断等适配性制度被强制取消，符合县域实际的替代机制尚未建立，使其丧失了比较优势。

更有甚者，在强化问责与安全第一的治理导向下，学校为规避风险主动减少文体活动、缩短在校时长、放松纪律管理，教育功能自我异化，县中陷入自我边缘化的防御性生存困境。这种“向上对齐”的标准化改革表面上促进了区域均衡，实则以城市优质学校为唯一标杆，通过行政与问责机制将县中纳入被动执行的治理末端，使其无法依据乡土社会特质自主建构具有适配性的发展空间。有研究指出，“骨干教师和尖子生源的流失不只是因为县中缺乏吸引力，更有教育生态不健康、考试招生失序等教育内部管理的问题”。县级政府普遍将高考升学率作为评价校长与学校的核心指标，通过职级晋升、资源倾斜等正向激励与行政追责、舆论批评等负向约束，构建目标管理责任制。县中的组织目标被简化为资源倾斜、发展路径被严格锁定，县中沦为地方政府教育政绩的承载工具。

（三）城市中心主义的评价文化：文化空间失语的话语霸权

城市中心主义作为教育评价的隐性价值内核，正以象征性的暴力机制将县中建构为“低质教育”的他者，进而导致深层的文化认同危机与主体性焦虑。现行评价体系是一套城市精英主义的知识/权力装置，它将升学率、名校录取数等量化指标奉为“金科玉律”，同时贬斥县中基于乡土资源约束形成的“高密度时间管理”“集体主义动员”等实践智慧为管理糟粕。此种评价逻辑暗含双重认知暴政：一是价值皈依的一元化，将教育成功窄化为“双一流”高校的录取概率，遮蔽了县中在乡土传承、底层流动中的公共价值；二是文化等级的预设性先验地认定城市教育模式具有道德与效率的双重优越性，县中本土化探索往往被判定为偏离正轨。在话语生产端，学界与媒体对“县中塌陷”的选择性聚焦异化为污名化叙事，将县中塑造成“底层诅咒”的悲情符号，对其内生实践则选择性失明。此类叙事经媒体放大，迅即转化为家长群体的教育恐慌与“用脚投票”。在政策执行端，“破五唯”改革在县中语境下产生悖论：禁止宣传高考成绩的指令实质上剥夺了其唯一可展示的绩效凭证，使其既难以对外传递信号，亦无法对内建立激励，进而陷入沉默的衰败。

文化贬损最终内化为主体的精神撕裂。对教师而言，城市名校同行可凭借竞赛辅导、课题立项、国际交流等多元路径积累文化资本，而县中教师则困于以时间换分数的重复性劳动，教学智慧难以获得体制性承认，由此衍生出职业倦怠与文化自卑。对学生而言，其承载的乡土经验在城市导向的评价体系中完全“失效”，被迫习得城市同龄人的品位与惯习，内化高等教育传递的城市文明范式。此种文化断裂使其既难以认同乡土亦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进而沦为精神上的“文化游牧者”。当“市里的学校比县里的好”成为县域家长普遍接受的社会事实，其经济行为便异化为激进的教育消费实践——不计成本进城陪读、高价竞购学区房等。这种“用脚投票”实质上是对县中教育价值的彻底否定。伴随优质生源与师资的持续流失，县中办学陷入剩余化困境，其文化空间不断窄化，在主体认同瓦解与内生价值枯竭中完成了自我消解的闭环。

四、积极的突围：走向扎根教育的空间重构路径

真正的教育公平不仅要求资源分配的正义，更需实现承认的正义与代表的正义，即赋予县中作为空间主体的自我建构权与价值话语权。因此，县中振兴并非简单地复制城市教育的标准化模式，而是以空间重构为路径，激发县域内生的教育活力，构建一个既扎根乡土又与城市教育功能互补的良性生态。

（一）物质空间的再造：从“输血”到“造血”的资源供给转型

“学校空间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持续性过程，单方面地革新学校建筑设计，最终只能实现某种形式化的学校空间革新，且隐含着僵化学校时间、限制教学体验的风险。”破解县中“悬浮”困局，需要将物质空间视为生产文化资本的关键场域，超越依赖外部的“输血”逻辑，构建以制度创新为根基、以主体培育为核心、以生态重构为旨归的“造血式”供给体系，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生的范式转换。

1.制度性“造血”：省级统筹下的资源配置机制创新　制度“造血”的首要任务是打破县域财政的结构性失衡和行政化路径依赖，建立省级统筹、以市为主、县域自主的经费保障机制。省级政府可根据县域经济水平动态测算县中的经费缺口，通过转移支付与专项倾斜相结合的方式，缩小县际投入差距，并对欠发达地区予以倾斜性支持，确保生均经费、教师薪酬和基础办学条件得到有效满足。同时，应进一步规范招生秩序，严格限制跨区域非正常招生，为县中提供稳定的生源。在保障基础投入的同时，赋予学校在经费使用、教师聘用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学校在教育变革中的内生力量、激发学校的活力与个性发展”，促使外部政策“输血”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造血”。

2.主体性“造血”：教师作为空间生产者的内生激活　物质空间的活力最终取决于人的能动性。县中“造血”的核心是推动教师从资源消耗者转向资源创生者。“不同帮扶方式对推动西部薄弱县中青年教师变革类型跃迁具有异质性效应，单纯的物质帮扶无法实现青年教师变革类型精准跃迁。”为此，需构建待遇保障与专业发展的双重激励体系。一方面，在保障基本工资市域均衡的同时，对偏远县域实施专项补贴，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方面设立绿色通道；另一方面，通过组建城乡教师学习共同体、开展常态化的轮岗交流与联合教研，将城市师资的短期支援转化为县域教师专业能力的持续提升。尤为关键的是，要切实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鼓励教师立足乡土开展在地化教学研究，最终培育一支“留得住、教得好、能创生”的本土化教师队伍。

3.生态化“造血”：立足乡土资源重塑教育空间“造血”的深层意涵在于构建资源内生循环的教育生态系统，打破城乡资源单向流动的差序格局。县中应立足县域产业与文化根脉，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结合生态农业、地方非遗、红色文化等开发“一校一品”校本课程，建设跨学科实践基地与在地化实验室，使物质空间服务于县域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同时，积极构建“县中联盟”或区域性学校共同体，推动师资、课程、数据的县域内共建共享。“以合村并居为契机，优化乡村空间布局，是实现农村基础教育飞跃的关键，措施与制度齐下保障教育公平，助力乡村振兴。”为此，可探索建立“县中—乡镇中心校”一体化发展机制，在合理优化农村学校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乡镇学校与县中的衔接，形成县域内有效衔接、质量递进的教育核心网络。此外，联动家庭与社区搭建协同教育平台，吸引本地行业专家、文化传承者参与学校建设，使教育空间深度嵌入乡土社会网络。

（二）社会空间的重构：从规划到赋能的治理模式优化

社会空间作为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场域，其固化比物质空间的滞后更具隐蔽性和排斥性。县中“悬浮”的症结在于层级化的治理术对社会空间的垂直切割与单向度规训，使其陷入强控制、弱自主的困境。重构县中社会空间，必须推动治理范式从科层规划转向赋能共生，通过权力关系的解构、网络联结的重组与制度逻辑的转型，将社会空间从被支配的客体转化为自组织的主体。

1.治理权力的去中心化：从层级规制到县域赋权　突破省级定标、市级统筹、县域执行的刚性科层链，首要的是推动教育治理权向县域的实质性下沉。在办学自主层面，改革“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赋予县中在人事聘任、课程设置、教学安排等方面的法定自主权，允许其根据农村生源和学情灵活调整教学节奏，探索学分制、选课走班等适应性改革。在评价约束层面，建立以学力增值为核心的县域教育均衡评价体系，关注学生从中考至高考的成绩提升幅度、县域生源的社会流动效能、教师的专业投入度等，同时弱化升学率问责，转向监测政策落实的公平性。由此，消解“规划—执行”的垂直支配，使县中由行政指令的被动执行者转变为能够主动响应县域需求、自我设定发展议程的空间生产主体。

2.治理网络的去行政化：从垂直整合到横向联结　社会空间的活力源于多元主体的互动密度与信任资本，实现治理网络的去行政化亟须打破“政府—学校”的二元垂直管控，构建“政府—学校—社区—家庭”扁平化的协同网络。这一转向的核心在于激活社会资本的横向流动，而非强化行政权力的纵向渗透。在家校社协同层面，以学校为枢纽搭建“家长委员会＋社区教育中心＋家庭教育指导站”三位一体的协作平台。家长委员会深度参与学校决策，矫正家庭对应试教育的路径依赖；社区教育中心整合本土企业、非遗传承人等资源，开发在地化实践课程；家庭教育指导站则为隔代教育与留守儿童提供专业的情感支持。同时，还需建立注重情感投入的教师评价体系，将师生互动、家校沟通质量等纳入专业发展档案。“以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为载体，搭建‘扶制—扶志—扶智’三位一体的立体式帮扶框架，实现薄弱学校组织系统性变革”，推动社会空间从封闭的权力场转向开放的资本共生体。

3.治理逻辑的去绩效化：从指标考核到生态治理　社会空间固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绩效主义对县中教育功能的窄化，治理必须从产出考核转向生态培育，重构其价值生产的合法性基础。“推动县中振兴必须坚持分类治理原则”，实施差异化策略。对于自救型县中给予短期的强支持，聚焦“保基本、促稳定”；对于维持型县中要侧重基础保障与特色培育，引导其“小而精”的错位发展；对于龙头型县中则强化其辐射引领功能，赋予其在县域内教师培训、教研指导等方面的统筹权，形成以强带弱、梯度共进的良性生态。此外，应弱化对高考结果的直接问责，转而建立一套监测区域教育生态健康度的指标体系，考察教育投入的稳定性、教师流失率、学生心理健康以及家校社协同程度等，并将县中在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引领功能纳入评价指标，从而引导其真正从“为升学而办”转向“为县域而办”。

（三）文化空间的重塑：从自卑到自信的教育价值建构

“乡村文化不仅是一种传统资源，而且是一种生成性的教育力量。”县中文化空间的重塑是在城市中心主义话语下重建教育价值合法性的过程。这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通过价值体系的重构、文化资本的转化与主体认同的再造，实现从符号贬损到价值彰显的范式转换。

1.价值体系重构：从城市依附到县域本位的评价转型

城市中心主义评价逻辑将县中贬斥为“低升学率、低质量”的复制品，这种单维判断标准遮蔽了县中在县域社会中的独特功能。突围的首要任务在于构建多元立体的教育评价体系，在升学率之外增设县域人才贡献度、本土文化传承成效、留守儿童学业提升率等本土化指标，以此彰显县中作为社会兜底机制与公平保障体系的战略价值。更深层的是，必须重新认识“县中模式”的内在合理性，在资源条件匮乏下形成的内部动员与奋斗机制恰恰弱化了家庭资本对学业成就的决定性影响，凸显了教育促进阶层流动的公平属性。“充分发挥专项计划的引导作用，让学生和家长重新信任本地教育，主动选择留在县中上学，将更加以人为本、更加遵循个体自由选择的意志。”为此，可通过建立并发布县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系统呈现县中在服务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向县域社会持续传递信心，推动县中从城市教育的模仿者转型为县域教育生态的构建者。

2.文化资本转化：从资源劣势到在地优势的课程重构

“特色发展逻辑应是当下县域普通高中振兴应遵循的基本逻辑。”文化空间重塑的关键在于将地方性知识、民俗传统、红色文化、产业资源等在地化优势转译为课程要素，构建县域文化校本课程体系。例如，在语文教学中引入本土文学作品，在地理课程中解析区域生态环境，在艺术教育中传承民间工艺，使学生在认知本土文化的过程中生成文化归属感。更深层的诉求在于打破教育空间的封闭性，推动县中向县域文化再生产的异托邦转型。通过组织学生参与乡村振兴调研、社区服务、文化遗产保护等项目，将学习空间延伸至广阔的乡土社会，践行“教育即生活”的理念。县域教育就要集中力量办好乡校、县中及县域职业学校，要向多中心教育目标转型，以确保县乡的孩子们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通过县域教育走出县乡。由此，县中不再是悬浮于乡土之上的文化飞地，而是成为县域文化再生产的中心枢纽，在主流教育空间之外构建独特的价值坐标。

3.主体认同再造：从身份焦虑到文化自觉的共同体建构

师生群体的文化自卑源于长期被纳入以城市为标准的评价框架所产生的主体性压抑。再造认同需遵循内外双向路径：对内，挖掘“县中模式”中严格管理与人文关怀的合理内核，通过搭建教学展示、成果交流与社会实践平台，使教师在专业成就中重拾信心，让学生在多元评价中获得自信；对外，强化县中作为“社区文化中心”的公共功能，通过开放日、乡土讲座、校友宣传等方式重建与县域社会的情感联结，使师生在本土贡献中感知价值。尤为关键的是，超越乡土封闭与城市盲从的二元对立，引导县中实现乡土根脉与开放视野的融合性建构——既传承乡土社会中坚韧、务实、重伦常等精神财富，又培育开放视野与现代公民素养，最终形成扎根乡土却不封闭、拥抱城市却不盲从的文化自觉。“当代的县中生看似是资源匮乏的群体，却拥有独特的乡土情境衍生的情感财富。县中生拥有独特的乡土情境衍生的情感财富，它背后产生强大的情感资本，往往牵引着他们在教育浪潮中实现突破。”这种认同的升华标志着县中从价值依附走向主体自觉的深层转型。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Floating Dilemma of County High Schools: Spatial Solidification and Breakthrough through the Lens of Educational Equity

Wang Qiang

Abstract: County-level ordinary high schools, which enroll nearly 60% of all ordinary high school students, serve as the cornerstone of county-level basic education and the cultural nexu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these school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floating amidst the dual forces of urbanization and educational marketization. This floating condi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rplay of three dimensions: the hollowing out of material space, the marginalization of social space, and the desertification of cultural space. The genesis of this phenomen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ree key factors: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that prioritizes efficiency, leading to the depletion of material resources; the hierarchical educational governance practices that push county schools to the periphery of social space; and the urban-centric evaluation culture that silences the cultural voice of county schools.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must be adopted as a pivotal strategy.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space should establish a self-sustaining supply system founded 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center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key stakeholders, and aimed at ecological rejuvenati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social space necessitates a tripartite approach involving the deconstruction of power structures, the reorganization of relational network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 logic, thereby empowering county schools to transition from being dominated entities to self-organized agents. The reshaping of cultural space hinges on three pathways: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system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re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redefinition and elevation of stakeholder identities. These efforts collectively aim to shift the paradigm from symbolic devaluation to value enhancement.

Key word: County-level Ordinary High Schools Educational Equity Spatial Solidificatio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Spatial Justice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