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我国人口发展呈现低生育率、深度老龄化和流动性增强的现实背景下，教育资源配置如何科学应对人口变动趋势，已成为一项兼具理论紧迫性与现实重要性的核心议题。针对这一议题，相关研究呈现出从起步探索、稳步扩张、快速增长到高位推进的发展历程，围绕人口规模、结构与流动三个维度，以及教育资源的学位容量、师资队伍、财政支持、空间布局与结构类型五个方面搭建起系统化的分析框架。在既有研究背后，形成了适应话语、引导话语和系统话语三类主导性叙事模式，隐含着人口决定论、还原主义方法论与宏观结构视角等思维偏差。基于此，未来的研究范式有必要从单向决定走向互动生成，从孤立分析转向系统整合，从宏观主导迈向多尺度、多层级贯通的分析框架，以期为人口新常态下的教育战略规划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人口变化；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布局；理论反思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减量增长和人口流动更趋活跃等趋势性特征，对教育资源在总量、结构与空间分布上的既有格局提出了全新挑战。近十余年，围绕人口变化与教育资源配置的研究快速增长，涵盖学龄人口预测、学校布局调整、教师资源调配等议题，形成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整体看来，相关研究路径仍较为分散，多聚焦人口变动和教育资源配置之间单维的线性对应关系，存在分析维度狭窄、理论整合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拟对面向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相关研究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其研究发展脉络与议题结构，归纳其主导性分析框架与话语体系，辨析其深层思维假设中的理论与方法论局限，进而尝试提出研究范式的重构方向，以期为新时代背景下教育资源配置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转型提供支持。

一、重心的转换：面向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研究历程

本研究以目前国内最大的中文学术期刊库——中国知网（CNKI）为主要数据来源，以篇名=（“教育”OR“学校”）AND“人口”为检索式，统计年限不设限制，截止日期为2025年10月8日，共检索到2587篇期刊论文。从1979年至2025年，我国人口与教育主题研究的发展趋势大体呈现出阶段性演进特征（见图1）（图1略）。整体上看，研究经历了萌芽探索、稳步扩张、快速增长、高位推进四个阶段，其峰谷变化与国家人口普查、人口政策及教育制度改革密切相关（见表1）（表1略）。

（一）起步探索期

1979—198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关键十年，也是人口与教育研究起步与探索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口增长与教育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凸显为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国家人口与教育政策的密集出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明确导向。1980年，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确立，并于1982年被写入《宪法》，而同年启动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则为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持。与此同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提高民族素质”的目标，将教育的功能与人口素质提升紧密联系起来。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更是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制度目标，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明确了国家普及教育、提升人口素质的战略方向。在此背景下，学界研究主要呈现出三方面特征：一是指出人口增长加剧了教育资源供需矛盾，呼吁通过控制人口规模缓解教育负担；二是凸显教育在提升人口素质中的核心地位，强调教育是改善人口质量、培养社会所需人才的根本途径；三是人口教育作为独立议题被提出并开展实践探索，相关研究涉及目标定位、课程建设、师资培训及效果评估等方面。在此基础上，部分研究紧扣普及义务教育的政策要求，基于地方人口普查和预测数据分析学龄人口变化对基础教育规模的影响；引入国际比较视角，关注国外人口变化与教育资源配置的经验与教训，推动国内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

（二）稳步扩张期

1990—1999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及国家人口与教育政策的逐步完善，人口与教育研究进入了稳步扩展的阶段。1990年开展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为学界提供了全面详实的数据支撑，使人口规模、结构及分布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得以系统考察。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强调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多方面素质的培养，从而推动相关研究进入一个小高潮。受此影响，教育与人口关系的理论探讨在此阶段得以深化，研究者逐渐形成以人口发展推动教育调整、以教育促进人口现代化的双向互动分析框架。在此过程中，以人口国情教育和人口学校为代表的实践探索进入研究高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教育体系，凸显教育在塑造人口意识和提升人口质量中的作用。与此同时，研究主题不断拓展：一是女性教育与女童教育在提升人口素质和实现教育公平的背景下被特别提出，折射出性别维度在人口与教育议题中的重要性；二是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人口流动与迁移对教育公平与资源配置的冲击开始进入学术视野；三是人口结构调整带来的老龄化趋势开始显现，教育对人口老龄化的回应问题逐渐被纳入学术讨论。

（三）快速增长期

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人口与教育研究迎来了快速增长期。1999年高校扩招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为学界提供了政策背景与统计基础。《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同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促使教育日益被纳入开发和提升人力资源从而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宏观框架之中。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出台，则进一步强调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鲜明的政策导向。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特征：一是集中关注人口变化对教育规模与资源配置的长期影响，特别是适龄人口规模、出生率波动与未来教育阶段布局的预测分析，表现出较强的系统性与前瞻性；二是随着城镇化与人口流动加剧，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不仅涉及义务教育入学机会、就学条件、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问题，还深入探讨了身份认同、社会距离、教师态度、家庭支持等微观议题；三是在人才强国战略的指引下，强调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将教育视为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核心环节与关键驱动。

（四）高位推进期

自2010年起，人口与教育研究进入高位推进期，以两次人口普查为节点，又可进一步化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后期研究各有侧重。2010—2019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2013年、2015年相继实施的“单独二孩”及“全面二孩”政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统计基础和政策背景。与此同时，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入推进，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更高要求。此时，学界研究呈现出四个核心取向：一是城镇化进程加速使得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的热度持续上升，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公平问题成为讨论的主线；二是高度关注重大人口政策调整的中长期教育影响，聚焦“全面二孩”政策引发的各学段适龄人口波动，并据此进行教育资源需求预测与战略规划研究；三是尤为重视教育的经济回报与人力资本价值，大量实证研究通过微观数据测算不同群体（尤其是流动人口）的教育回报率，剖析教育对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四是伴随“人口红利”因人口结构转变（如老龄化、少子化）而逐渐减弱，研究开始系统回应由此带来的教育挑战，老年教育、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等议题逐步进入主流视野。

2020年至今，中国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着低生育率的长期化、加速发展的老龄化、区域迁移的常态化、持续推进的城镇化、家庭规模的小型化等重大结构性变化和挑战，相关研究迎来了高位波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持，2021年“三孩”政策推出以及2022年人口负增长首次出现，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政策和问题语境。这一时期，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如下：第一，基于第七次人口数据，在少子化和低生育率背景下考察学龄人口规模变化和教育公共服务的供需匹配，尤其是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配置问题。第二，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尤其是老龄化问题，日益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如何通过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发展老年教育以及与健康相关的教育服务，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第三，教育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中的反作用成为重要议题，研究不仅持续关注教育对流动人口收入、就业质量的经济回报，还进一步拓展至教育在推动社会融入以及增强长期居留意愿等方面的非经济收益。同时，研究也开始系统回应“人口红利”减弱后，如何通过发展终身教育、老年教育、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开发二次“人口红利”，将人口压力转化为教育红利和人力资源优势。

二、双侧的汇聚：面向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研究框架

为勾勒相关研究的分析框架，本节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人口侧概括为三个关键维度——规模增减、结构变动、区域流动；将教育侧归纳为五类可直接调控的资源——学位容量、师资队伍、财政支持、空间布局、结构类型，旨在呈现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和作用路径（见图2）（图2略）。

（一）面向人口规模增减的教育资源配置

人口规模的增减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关键变量，其影响呈现出阶段性与结构性交织的复杂特征。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学龄人口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从时间层面看，各学段之间存在“排浪式”递进波动；从空间层面看，城乡、区域间人口变化存在显著差异；从政策层面看，“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以及“三孩”政策短期内刺激出生人口回升，亦在个别年份和地区带来阶段性的入学高峰。

人口规模增减的非均衡性为教育资源配置带来了多维度的系统性挑战。研究普遍表明，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容量承载、师资队伍与财政支持三大维度。首先，学龄人口规模的起伏直接决定着教育体系的承载压力。学龄人口增长时期，教育需求迅速扩张，尤其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与人口聚集地区表现尤为突出，迫使教育系统快速扩容，扩建校舍、增加学位、提升班额规模，以缓解阶段性冲击。而在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部分地区则出现生源锐减、学校闲置乃至倒闭现象，尤其在农村和人口净流出区域表现明显，反映出教育资源配置中结构性过剩与区域性不足并存的矛盾。其次，师资配备同样受生源变动直接影响。在学龄人口快速增长时期，教师需求陡增，但教师培养具有一定滞后性，造成师资结构紧张与教学质量下降的双重压力。而在学龄人口减少时期，则容易出现师资需求剧增骤减、大量富余、“量少科多”等问题。再次，财政支持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保障，同样体现出人口变动的显著影响。生源增加时期，政府需加大对基础设施、师资配置、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投资力度，确保满足经费需求；而当学龄人口跨过峰值，政府保障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财政压力会持续减轻。

针对这些挑战，研究普遍呼吁建立面向人口动态的前瞻性配置机制，包括加强数据联动监测、建立分学段区域的学龄人口预测与预警体系，推动师资动态调配和财政拨款的弹性优化。同时，也有研究提出通过托幼一体化、小班化教学等方式，提升教育体系对人口波动的应变能力与资源使用效率。

（二）面向人口结构变动的教育资源配置

人口结构的变动是影响教育资源配置结构性转向的重要变量。不同于人口总量的波动，结构变化更多体现为年龄、性别、职业等多维人口成分的比例失衡与趋势变动。其中，年龄结构的转型成为当前最为关键的变项，主要表现为学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与老龄化加速并行。

人口老龄化趋势显著改变了教育目标人群构成，推动传统以儿童青少年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向涵盖全生命周期的结构转型。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已达到深度老龄化水平。这催生了对老年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迫切需求，老年大学、老年学习中心、老年线上服务平台建设迅速推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也被视作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与产业结构转型引发技术和服务型人力资源短缺。研究指出，2025年前制造业与养老服务岗位分别缺口达3000万和4000万，而当前职业教育在专业结构和产教衔接上尚难有效匹配这一需求。因此，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被赋予更高战略地位，成为资源配置中的重要结构性调整方向。这一趋势要求教育对自身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与课程结构等作出相应的调整，也对师资培养和配置提出了新要求。老年教育领域师资队伍匮乏、教师来源分散、培训机制薄弱，亟需打造一支多元化的老年教育教师队伍。职业教育则需要系统建设“双师型”教师资源，以适应产业实际的教学需求。此外，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财政支持的联动影响呈现双重特征。一方面，经济活动人口比重上升、学龄人口负担系数下降，有助于缓解教育财政的压力，为教育质量提升释放空间。另一方面，老龄化加剧也带来代际间公共资源配置的竞争。研究指出，随着老龄人口比重上升，政府财政倾向向养老和医疗倾斜，教育支出占比可能受限。不过，也有研究指出，中国在教育与养老资源之间仍维持一定的协同关系，儒家文化中“尊老爱幼”的理念可能对代际冲突起到一定缓冲作用。

（三）面向人口区域流动的教育资源配置

在我国，通常根据户籍制度将流动人口与迁移人口加以区分，改变户口登记地的移动意味着居住地的永久改变，称之为迁移人口；不改变户口登记地但离开居住地半年以上的“人户分离”人口是流动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与城市化深入推进，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8000万人增长至2020年超过3亿，呈现出乡村到城镇、城镇到城市、一般城市到省会城市、中西部城市到东部城市的“集聚化”特点，标志着社会进入常态化人口迁移的“流动中国”阶段。

人口的区域流动深刻改变了原有教育资源的空间供需结构，教育资源配置空间布局的失衡问题愈加突出。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城市学校面临着扩容的压力，尤其是在大城市和其周边区域，教育资源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导致大班额、学位紧张、师资紧缺等问题频发；而在乡村和部分欠发达地区，学龄人口减少导致部分学校面临“空心化”现象，出现校舍闲置、教育资源浪费、教师冗余等情况。有研究提出，应突破传统依据户籍人口配置教育资源的方式，逐步以常住人口规模作为配置依据，以更真实反映区域教育需求，推动教育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布。此外，在财政支持方面，部分流出地因学生减少，政府考核偏重生产性支出，而忽视教育等民生性支出。部分流入地区系统地使用户籍制度排斥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公立教育体系，从而在承担较少实际在校生的情况下，获得了高于流出地的生均财政拨款。也有研究者发现，外来人口比例越高，常住人口人均享有的基础教育财政支出越低，显示出典型的“资源挤占效应”。在结构类型方面，流动人口中大量存在职业转换与再培训需求，对职业教育资源提出了新的结构性诉求。部分研究呼吁，应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重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其服务人口流动与就业的能力。

三、多重的叙事：面向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研究话语

在厘清人口变化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多维影响之后，进一步的问题在于研究者如何通过特定话语，将教育资源配置纳入人口变动的调适体系之中，又如何建构教育在国家人口战略中的定位与功能认知。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研究者在针对该议题的叙述逻辑上形成了三类主要话语模式。

（一）适应话语：教育作为被动响应机制

在探讨“面向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时，适应话语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叙述逻辑。该类话语强调，教育系统应基于对人口变化趋势的预测精准调节资源配置，以缓解因人口变动带来的供需失衡问题，典型表达如“构建适应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人口变动新形势下的资源配置优化”等。适应话语常见于政策建议型研究或基于人口预测的实证研究之中。前者往往将人口变量作为政策调整的前置因素，强调教育系统如何顺势而为，如有研究从学龄人口波动、区域人口分化、人口老龄化三方面切入，主张通过扩大“双一流”高校招生、优化区域高教布局、推进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协同发展等路径应对人口变动所带来的多重挑战。后者则通常借助人口预测模型对教育资源供需趋势进行量化测算，强调教育资源配置在数量和结构上的精准适配，如有研究通过第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及中国人口预测系统，分析生育政策变动下学前教育学位与师资的供需关系，强调建立动态调控机制，以应对未来入园高峰带来的结构性缺口。在这一框架下，人口被视作一个客观、可测量的变量，其变化趋势可以通过普查数据、模型预测等方式加以掌握；教育则成为应对这些外部变量的政策对象，其资源配置问题被纳入一个“刺激—反应”的线性关系模型，强调效率、可控与系统响应能力。也正是在此逻辑下，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再是民主决策或公共价值讨论的结果，而是一个可以通过算法与测算“科学地”解决的问题。

适应话语的优势在于，它能有效提升教育系统对人口趋势变化的敏感性与调节能力，尤其适用于应对生育政策调整、城镇化进程加速等带来的阶段性压力。然而，它也存在明显局限：第一，适应话语存在物化教育的嫌疑，将资源配置简化为技术操作，忽视了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子系统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与独立逻辑。第二，适应话语强调效率的同时，可能遮蔽资源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与价值张力，例如旨在整合教育资源、优化布局的撤点并校政策反而导致了新的教育不公平，造成原有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流失。第三，这种以局部最优为导向的策略，往往聚焦于眼前供需平衡，而忽视教育系统的长期发展战略与公平导向，易陷入短期主义陷阱。

（二）引导话语：教育作为人口调控机制

不同于适应话语将教育资源配置置于人口变动之后，引导话语试图翻转教育与人口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主张教育应主动参与到人口调控之中，成为塑造人口格局的关键机制。这一话语强调教育通过观念引导、制度设计和资源分布等方式，引导人口规模、结构与区域格局的优化。在人口规模和结构层面，教育常被视为影响出生率的关键变量。早期研究强调，教育通过提升个体的文化素养与社会认知，能够有效改善婚育观念、优化生育决策、推迟婚育时间，从而促使生育率下降，实现人口有计划、按比例的增长。长期来看，教育有助于使人口增长更趋理性和可控，进而对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方面进行积极调控，推动人口结构优化。作为此类观点的典型制度化实践，人口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被纳入正式或非正式教育体系，旨在通过塑造婚恋与生育观念服务国家人口战略。随着研究深入，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生育水平降低，反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生育水平提升。换言之，高学历社会并非必然具有低生育特征，现实中教育对生育水平的负向作用是由于“军备竞赛”式的家庭自主教育投资模式挤压家庭理性生育行为所致。事实上，教育机会均等水平的提升能有效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配置是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有效途径。

在人口流动层面，教育被视为影响人口区域分布的资本或磁场。一方面，教育可以创造流动的条件和社会需求，促进劳动力知识更新和加快流动。人口流动和迁移实则受制于个体的流动资源，尤其是技术专长和文化素质，因此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或迁移的可能性越大，距离更远。另一方面，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构成了人口流动决策的关键动因。优质教育资源常常吸引家庭跨区域迁移，发挥更强的人口集聚效应，成为推动城市人力资本提升与人口结构优化的重要变量。因此，缩小教育资源配置在校际、城乡及地区间的差距，有助于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优化人口空间布局。

引导话语揭示出教育系统的能动性其长远的社会功能，其核心逻辑在于将教育作为国家人口战略的重要支点，通过“教育—人口”之间的反馈机制，重构人口发展的路径与质量。但该话语过于强调教育对人口的主动引导作用，往往忽视了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复杂性和独立性。此外，引导话语的宏大叙事和长远目标往往忽略了当前人口变动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在面对学位承载、教师配置失衡等现实问题时，缺乏操作性和及时的解决方案。

（三）系统话语：教育与人口的整体协同治理

相较于适应与引导这两种常见的话语取向，系统话语尝试跳出教育与人口之间的单向度链条，并不将教育资源配置简单地视为人口变动的适配或干预机制，而是转向一种强调双向互动、协同调适的整体立场。

早期研究即已尝试建立教育与人口双向作用的理论框架，一方面识别人口变动，如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对教育供给侧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指出教育资源配置的战略、结构和规模反过来影响人口发展路径，表现出显著的反作用。例如，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教育财政支出比例产生实质性影响，而教育投入亦可提升未来养老能力，从而构建代际互利关系，实现结构性反哺。人口流动与教育资源配置之间的影响也是双向的：一方面，流动人口数量、结构及其区域分布直接影响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与供给压力；另一方面，教育资源配置本身也构成了影响人口流动选择与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区域差异显著的背景下。更进一步的研究指出，教育与人口并非两套孤立系统，而是具有独立演化规律同时相互影响的社会子系统。在此基础上，不少研究更进一步引入经济变量，建构“人口—教育—经济”三元互动结构，从而突破单一维度的二元范式。如有研究指出，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教育在其中发挥着承接与调节的作用，是连接人口质量提升与经济转型的关键机制。

系统话语使教育资源配置的分析框架逐步走向综合性与协同性，为构建动态均衡的教育与人口协同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其在操作层面却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系统性分析往往停留于理论建构，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路径。此外，系统话语虽追求平衡与协同，却在现实中面临治理主体多元、部门分割等制度性壁垒，难以形成稳定的政策联动机制。

四、隐匿的偏差：面向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研究反思

如果说话语定位是研究者表述问题的外在方式，那么思维假设则是支撑这些话语的未被言明的深层思维模式。上述话语定位提供了理解人口与教育互动逻辑的三条路径，但其背后普遍存在一些未经检视的隐性前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问题的界定方式和解释逻辑，构成了限制该领域理论深化与范式创新的关键障碍。

（一）人口决定论的逻辑前提

决定论（determinism）是一种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哲学立场，强调一切社会现象皆由某种特定因素所决定，其核心在于因果性（causality）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在这一框架下，社会行为和制度变迁被简化为外部变量驱动的结果。当人口被视作决定性变量时，便构成了人口决定论的典型形态。这一观点主张人口因素——尤其是人口数量与结构，对社会发展、经济变迁乃至教育变革起决定性作用。

在当前教育资源配置的研究中，人口决定论构成适应话语的核心假设，即认为人口变动是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大量研究默认人口变量的变动必然引发公共教育服务供给的调整。这实则是一种化约思维，将人口与教育的相关关系简化为因果关系，将复杂的教育问题简化为人口学或统计学问题，进而忽略教育自身的制度弹性、内在演化逻辑及其对人口的反作用。在人口决定论的主导下，相关实证研究往往依赖人口预测数据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和决策依据。这种方法论路径建立在两个关键假设之上：第一，未来人口趋势具有较强的可预测性；第二，教育系统将根据人口预测数据进行资源调配进而达成某种平衡状态。然而，现实情境中人口与教育的关系远比模型设定更为复杂。一方面，人口流动性常态化、流入地与流出地的结构差异使得区域教育资源配置面临动态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诸如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家庭教育偏好的变化等非线性变量，正在持续重塑教育需求的结构与形式。此时，仅凭静态人口数据预测教育规模与布局，往往难以有效回应现实的复杂性与突变性，甚至可能误导教育资源配置方向。

（二）还原主义的方法论误区

在当前面向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研究中，普遍存在还原主义的方法论误区。还原主义（reductionism）作为一种分析取向，强调通过拆解复杂系统为若干局部要素，借此理解整体结构与运行机制。这种思维方式曾在自然科学中具有重要解释力，但当其被机械套用于社会生命系统研究时，往往与生命现象的自组织、自适应、组织特性的多样性等特征不相容，从而削弱对问题本质的把握。

在该领域的研究实践中，还原主义主要呈现出碎片化与分割化两种表现形式。首先，在碎片化的路径中，研究者倾向于将人口系统与教育系统分别拆解为若干维度，再进行点对点式的对应研究。例如，围绕出生率、学龄人口规模、流动人口数量等变量，探讨其与学位供给、学校布局、财政投入、师资结构等单一维度之间的线性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将人口端和教育端分解为具体要素，在研究和政策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回避的，本研究亦在方法上部分采取了这一做法，以确保分析的可操作性与针对性。然而，在大多数研究中，这一分析策略往往被简化为单一变量之间的孤立匹配，缺乏将各要素置于整体系统中进行动态理解的意识与能力。这种碎片化研究的直接后果是无法建构有效的理论解释框架，难以支持教育资源配置在多变人口情境下的动态应对。更进一步的是分割化的问题，即将“人口—教育”的关系孤立看待，割裂其与经济产业结构、财政制度、技术变迁、文化理念等更大社会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例如，有关人口变化与学校布局的研究往往忽略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决策的影响；有关人口结构对教育投入的研究也常未考虑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压力对教育财政的挤出效应。尽管有部分学者对此类误区进行了反思，如指出决定教育资源投入的根本力量仍是经济发展水平，或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可能将财政资源优先配置于能直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领域，从而导致教育投入被挤压，但尚未触及经济系统以外的其他子系统。

（三）宏观结构的视角偏好

在既有研究中，宏观结构层面的视角偏好极为显著。多数研究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径，将国家或省域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借助统计数据与政策文件展开分析和论证，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这种路径有助于把握人口变动的总体趋势及其对教育系统的总体影响，并为教育资源配置的顶层规划提供依据。然而，这一宏观倾向也遮蔽了中观尺度和微观视域下人口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实践复杂性。

整体看来，相关研究对中观尺度的探讨明显不足，尤其是对市域、县域这一政策具体实施与落地的关键单元缺乏系统关注。尽管已有少量面向重点城市或民族地区的研究开始探讨具体的学龄人口预测、教育规划路径及经费配置策略，但此类研究往往是案例性、碎片化的，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具有理论整合力的中观研究体系，难以支撑类型化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形成。近年来，少数研究开始将目光投向县域，试图捕捉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之间更具地方性的互动过程，如有研究揭示了人口流出县与流入县在教育结构、教师配置、学生流动方面面临的多重矛盾，指出县域教育困境的根源在于教师供给的时空错配。这类研究的出现体现了研究重心向中观尺度转向的趋势，但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此外，学校、教师、家庭乃至社区等微观主体的缺席构成了研究中的另一盲点。尽管在人口结构转变与家庭教育投资、人口生育政策与学前家庭教育的影响等个别议题中，微观主体有所彰显，但往往作为宏观结构下的被动要素出场，而非作为具有自身行动逻辑与价值取向的能动主体进入分析视野。这些微观主体的实践路径、策略选择和行动逻辑展现出教育系统末梢的适应力与生命力，但鲜有研究对其加以理论化梳理。

五、范式的超越：面向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研究重构

为了突破上述三类思维假设的误区或偏好，有必要在人口变化与教育资源配置相关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范式上进行反思与重构，跳出人口决定论的线性逻辑，突破还原主义的分析路径，超越宏观尺度的单一视野。

（一）超越决定：走向互动生成

人口决定论作为理解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的一种传统范式，其理论起源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人口决定论起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另一种则认为人口决定论的概念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1798年《人口原理》一书中将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冲突视作“永恒的规律”，提出“人口必然总是被压低至生活资料的水平，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其观点被后来学者认为是一种人口决定论。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强调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压力，认为人口的膨胀是贫困、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现代问题的根源，并主张采用节制生育等措施加以控制，以应对“人口危机”。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马尔萨斯理论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与社会形态，将所有问题归咎于人口自然法则，但事实上生产力也会随着人口的增长发生变革，从而实现生活资料的几何级增长。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决定论并非源自西方的马尔萨斯主义传统，而是苏联斯大林时代对历史唯物主义误读的结果。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中将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视作“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1938年，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对“两种生产”的观点提出修正，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归纳为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和人口增长三方面，并强调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对地理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的批判。这一时期，人口决定论因对人口因素作用的片面理解而产生，并以“被批判对象”的身份日益进入学术讨论。

在中国的语境中，人口决定论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接受与排斥过程。从清末民初的褒贬参半，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面批判，再到改革开放后逐渐回归理性讨论，该理论的接受程度随政治、经济与学术氛围的变迁而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有部分学者尝试为恩格斯语境下的人口决定论正名，认为其实质是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方式相结合，共同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但如前所述，在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中，这一理论在潜移默化中被显著放大。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批判性反思，强调对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不意味着应以其为唯一决策依据。在学术研究中，若要跳出人口决定论的逻辑预设，一方面应正视人类自身的生产对教育系统产生的深远影响，承认其作为结构性变量在资源供给和布局中不可回避的约束力；另一方面也需重估教育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反馈能力与对人口的反向调节功能，推动从线性调控迈向非线性交互，从静态预测走向动态治理的研究范式转型。

（二）超越还原：走向系统整合

面对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仅凭拆解变量并孤立分析的还原主义范式，难以揭示其背后的互动逻辑与动态演化机制。因此，有必要从系统整合的视角出发，重构研究的方法论框架，而系统论与教育生态学为此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系统论的方法论要求把研究对象视作一个系统，是由若干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整体，其功能不仅是要素之和，更包括结构间联动所产生的新功能，同时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整体性是系统最为鲜明、基本的特征之一，是系统论思想的灵魂。教育生态学则在系统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一种适用于教育领域的整体性方法，即将教育机构与教育格局置于彼此联系以及与维持它们并受它们影响的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联系中来审视之。贯穿克雷明教育生态学思想的核心即在于将教育视作一个有机的、复杂的、统一的系统，并强调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双向联动，认为个体、教育机构、教育结构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有机的互动关系，这种联系又动态地呈现为一致与矛盾、平衡与不平衡。

基于该理论基础，当前对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的研究路径亟需实现从还原主义走向系统整合的转变。首先，应超越碎片化的分析路径，以整体性和关联性视角替代单点对应的思维模式，推动多维要素之间的关联分析。人口系统与教育系统的相互作用，往往是通过多重路径、多个层面共同发生的。人口系统内部和教育资源配置系统内部各要素间同样存在协同效应，如人口流动会导致不同地区在学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上呈现出明显差异，学位供给与师资配置往往需要同步调整，财政支持对教育结构布局具有显著导向作用，这些复杂互动均不能在单一变量框架下得到充分解释。其次，应超越分割化的研究逻辑，将人口与教育置于社会运行的整体系统中考察，厘清其与产业结构、城乡布局、财政体制、技术演化、家庭结构与文化理念等更大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此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面向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的真实逻辑。正如克雷明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公共地思考教育……必须认识到在各种层次和各种地方都进行着教育的公共思考和教育公共政策的制定”。

（三）超越宏观：走向多层并进

当前研究范式亟需突破宏观尺度的单一视角，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基础性作用，而是主张构建涵盖宏观趋势、中观治理与微观实践的多层次分析框架，实现研究尺度的纵向延伸与横向交织。

在当前人口流动常态化背景下，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方向性导致不同地区在同一时间节点上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对此，中观尺度的研究应着力揭示人口变动在空间与时间层面上呈现出的非均衡性、阶段性与结构性差异，并进一步剖析市域、县域、民族地区等中观治理主体如何在差异化人口格局下生成有针对性的教育资源配置方案。在微观层面，则有必要将社区、学校和家庭纳入分析单元，关注此类教育实践中的微观主体如何主动调适教育资源，以应对人口变动所带来的冲击。毕竟，教育资源的配置系统并不完全依赖于制度自上而下的优化，还可以在基层通过微观主体的自组织能力实现自下而上的修复。例如，乡村学校如何在生源锐减的背景下通过课程融合、学段整合、教师跨岗等方式维持机构运行和办学质量？城市家庭面对优质教育资源竞争加剧的现实，如何通过择校、搬迁或课外辅导等策略保障子女教育权利？对此，应倡导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引入人类学研究中的深描方法、教育社会学的微观互动论视角，深入分析个体与群体如何凭借其文化观念、制度理解与社会互动，完成教育资源在教育系统末梢的动态输送与调控。

（本文参考文献略）

Allocat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Response to Demographic Changes: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ChengLiang GengYuanyua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low fertility, deep population ageing, and increasing mobility, how to allocate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a scientifically informed way to respond to demographic trends has become a core issue of both urgent theoretical concern and pressing practical importanc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is issue has evolved through a trajectory from initial exploration, to steady expansion, rapid growth, and advancement at a higher stage. Center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opulation size, structure, and mobility, and focusing on five key aspect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student place capacity, the teaching workforce, fiscal support,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structural types—it has gradually built up a systemic analytical framework. Underlying this body of work, however, are three dominant narrative patterns—adaptive discourse, steering (or guiding) discourse, and systemic discourse—which implicitly reflect certain cognitive biases, including demographic determinism, a reductionist methodology, and an overly macro-structural perspective. Accordingly, future research paradigms need to shift from one-way determinism to interactive co-constitution, from isolated analysis to systemic integration, and from macro-level dominance to analytical frameworks that operate across multiple scales and levels, in order to provide stronger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strategic planning under the new demographic normal.

Key words: Population change; educat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educational layout; theoretical reflection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