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技术主义奠基于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技术集群，以算法与数据为核心逻辑，体现出三大特质：技术从工具演变为具有能动性的准主体；技术理性的逻辑全面影响人的认知、情感与判断；技术与人文的关系从紧张对立滑向价值殖民。新技术主义的兴起侵蚀了人文精神的根基，引发新文科教育的价值空心化危机，促使人的主体性迷失，加剧人们对技术语言盲目推崇的趋势、对批判性思维的消解以及对存在论根基的解构。为应对此挑战，新文科教育应在技术时代守护人之为人的意义根基：以经典教育抵御意义扁平化；以批判性思维教育重构认知自主性；以现实关怀教育重建伦理联结；以文人精神教育培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关键词：新技术主义；新文科；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文人精神；价值空心化

文科教育是培养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形成国家民族文化自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新文科建设对于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加快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新文科作为应对时代变局的教育应答，是对新技术主义挑战作出的积极选择。这一命题表面上是对传统文科教育模式的时代回应，实际上意在通过技术赋能、学科交叉来重塑人文知识的生命力。可问题在于，新文科是需要技术赋能还是需要人文滋养？新文科是尾随技术创新而创新，还是立足人文而回归人文？以往的研究大多基于新文科建设自身，从学科建设、教育教学模式、人才培养等视角进行探讨，也涉及学科交叉、就业导向等。本文从新技术主义的三大特质入手，深入剖析新技术主义对当前新文科教育带来的价值空心化危机，提出新文科教育应坚守人文价值底线，强化经典教育、批判性思维教育、现实关怀教育以及文人精神教育。

一、新技术主义的特质

传统技术主义的哲学源流可追溯到韦伯（Max Weber）提出的工具理性。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就是理性主体对其他主体或者外部世界产生期待，进而通过实践把这种期待作为手段以达成某种特定目的。其主要关注如何确保手段或工具本身的实用性，将技术视为服务于人类目的的手段。工具理性指向一种基于效用计算的思维与行动模式，其关注的焦点在于为达成特定目的而选择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而对目的本身的价值正当性不予追问。新技术主义奠基于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技术集群，其本质已发生根本性嬗变。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构建的技术生态中，技术不再是被动的手段、中性的工具，而是主动参与人类认知、情感与价值建构的准主体和价值生成器。这种范式转换的关键在于，新技术主义将效率至上、数据至上的逻辑从物质生产领域全面侵入精神生产领域。这种侵入导致传统技术主义下人类对技术的支配地位出现反转，逐渐形成技术支配人类的局面。

（一）以算法为核心驱动力的技术集群催生具有能动性的准主体

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人与社会生活规范和价值建立的基础。由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虚拟现实技术构建的技术生态圈，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并非指其拥有如人类一般的意识和能动性，而是指因运作过程的复杂性、反馈能力的自主性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变革，使其在功能上具有类似主体的地位。众所周知，推荐算法并非简单地执行命令，而是通过对持续学习用户的行为数据预测、建构并聚焦用户的偏好和信息环境，使生成式人工智能能自主创作文本、图像甚至代码等。这些智能系统依据其内部模型和内外数据交互做出相应的反应，其输出结果不是线性的、确定的，而是具有涌现性和难预测性。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把技术、物品、价值观念和看法等也纳入行动者的范畴。对此，有研究者指出：

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是连接在一起的，从而营造一个可协调、具有动态稳定性的行动网络。该理论认为科学实践与其社会背景是同时发生、相互构建、共同演化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和单一的因果关联，并尝试整合技术微观与宏观层面的考察，把技术的社会建构向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和建构扩展。

基于这一理论，有研究者认为：“社会机器人不仅能够作为传播者参与人机交互，而且可以作为传播技术的‘行动者’进入社会传播网络及人与物、物与物相连的物联网络。”可见，在人工智能不断进步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机器人不仅扮演传播中介的角色，而且作为传播主体之一融入社交网络，并带来更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隐喻效应。因此，这些非人类的行动者已与人类深度交织，共同构成混合的社会-技术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不再是唯一的能动性来源。本研究认为，作为行动者且具备一定能动性的新技术群，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且直接参与价值生产和意义赋予的过程。以短视频推荐算法为例，它不仅是提高内容传播效率的工具，更直接参与价值生产：通过流量分配决定创作者的经济收益，同时参与意义赋予。其偏好模型使特定的内容成为文化潮流，赋予这些内容以社会关注度与身份认同的意义。

（二）技术理性的逻辑正在解构人类原有的价值判断体系

在新技术主义环境下，情感的量化与治理催生情感计算主义。原本人类独有的情感、认知和判断等特性，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有研究发现：

眼动仪、脑电仪、皮电传感器等设备，则通过采集与分析人的视线移动、脑电波、汗液等生理信号，将人隐秘的内心活动变成显在的数据，从而精准判断人的注意力指向、大脑兴奋程度等。

可见，人类本有的私密、复杂、流变的情感体验被新技术主义转化为可捕捉、可度量和可优化的情绪数据。一种通过分析面部表情、语言语调、社交媒体文本和生理信号等实现情感计算的技术正试图将情绪状态客观化。哲学家韩炳哲认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衡量事物的价值形式发生改变，产生一种新的价值形式——展示价值，即“只有当事物被展示出来并得到关注时，才拥有了价值”。这种展示价值在数字社会的表达可通过“点赞”等积极的反馈机制来实现，以激励用户进行自我暴露和自我优化，其最终结果可能导致感情的同质化与真实性的消逝，形成所谓的“倦怠社会”。此外，新技术主义正悄然重塑人类的价值判断体系。在数字技术席卷全球的今天，算法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开始涉及并日益融入原本由人类主导的价值判断过程。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内容，根据用户点击率、停留时间等数据来判断什么是值得关注的信息，从而悄然塑造用户对新闻价值、社会议题等的认知。新技术主义信奉技术万能论，过于关注手段的有效性，认为即使是道德和价值问题，也能通过数据和算法来解决。算法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迎合现代社会对效率和规模的期待。但是，其代价是将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多元价值简化为点击率、转化率等有限的指标，使价值判断沦为技术优化的附属品。可见，算法正悄然将行为选择、价值判断等涉及善恶、优劣以及重要性等定性问题转化为可计算、可优化的数据进行处理。

（三）技术与人文的关系从紧张对立滑向价值殖民

传统技术奠基于启蒙现代性的主体性哲学，预设人类作为理性主体对技术客体的单向的绝对支配。因此，技术被视为完全透明、价值中立且可被彻底对象化的工具。然而，新技术主义依赖的算法系统、大数据架构等技术集群系统具有建构性功能，即能生成现实的认知框架，超出其技术属性本身，并被赋予高度重要的角色而卷入“人类行动者和技术设施的综合体”中，从而使技术从被建构的客体转变为共同参与的行动，形成“社会技术混合的行动者网络”。技术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是作为行动者将世界与人自身都纳入被解蔽的现实，使其沦为可计算、可调控的持存物。受其影响，“人也被促逼进了订造之中，也就有了持存物的属性”。人类主体在享受新技术赋能的同时，其行为模式、情感反应甚至某些无意识的倾向也都被纳入技术系统的设计逻辑中。这意味着，传统单向的规训社会的封闭空间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技术影响下的持续的社会控制，并催生德勒兹（Gilles L.R.Deleuze）预言的“控制社会”新形态。

更进一步看，传统技术主义的理性是有限理性，它承认技术的局限性，也尊重人文精神的不可替代性。新技术主义的理性则是无限理性，它以技术万能论为信仰，试图用技术逻辑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包括精神领域的价值困境。技术不再是人文价值的辅助手段，而是反过来为人文价值设定边界和条件。这种价值本体的逆转，标志着技术与人文关系从紧张对立滑向价值殖民，即整体世界的价值与意义都由技术来决定。

二、新技术主义使新文科教育出现价值空心化危机

人文精神的核心在于对人类存在意义的追问、对主体性的确认以及对人文价值的坚守。新技术主义高扬量化逻辑、效率逻辑与算法逻辑，其展现出来的准主体性，对人类的认知、情感和判断的解构，以及带来技术与人文价值关系的反转，从根本上侵蚀人文精神的根基，使新文科教育出现价值空心化危机。这种侵蚀具体表现在以下4个层面。

（一）新技术主义促使人的主体性迷失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主义正日益消解人的主体地位。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理性主体地位出现动摇，人的主体性逐渐陷入被计算的境地，从“我思”的主体逐渐滑向“我被思”的客体。这对以人的价值、尊严与意义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构成严峻的威胁。就人机关系来讲，由人对机器人的绝对支配过渡到人机并存再到最终被机器人替代的过程，也就是人从唯一主体到人机双主体最后到无主体的过程。

在工业文明及早期自动化阶段，人机关系严格遵循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以降的主客二元哲学框架，技术与机器被界定为纯粹的客体，是人类意志与理性的延伸物，其存在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可靠地执行人类指令。随着以人工智能、自助系统与具身交互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出现，传统的主客边界开始模糊。具备一定感知、学习甚至决策与适应能力的智能体，不再仅仅具有工具的属性，而是展现出某种程度的能动性，呈现出人机协同与并存的融合关系。当前沿人工智能朝向通用人工智能、强自主系统以及高度集成的物联网生态演进时，人机关系可能进一步演化至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技术系统获得高度的自主性，能在复杂的动态环境中独立设定目标、规划行动并长期运行。人类由此面临被完全替代的可能。这种主体结构的演变呈现出一种深刻的范式迁移的轨迹，是一种基于绝对支配的“主—客”二分模型，经由复杂互构的双主体或混合主体阶段，最终走向使传统的人类中心地位消解的无主体或后主体的技术情景，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反存在的存在论问题”。因此，从目的本身来看，康德（Immanuel Kant）确立的“人是目的本身”的绝对律令，正遭遇新技术主义范式的解构。当个体的价值日益被简化为社交影响力指标、信用评分、行为数据时，人便从具有内在尊严的理性存在者异化为服务于系统优化与功能实现的外部工具，沦为绩效主体。

有研究者指出：“今天的劳动主体与黑格尔的‘奴隶’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不需要为主人劳作，而是自愿对自己进行剥削。创业者既是主人也是奴隶。”这种将人彻底工具化的认识论，不仅侵蚀人文主义传统中关于自由、尊严与整全人格的核心理念，甚至彻底掏空人文教育的根基。而人文教育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培育具有反思能力、情感深度与道德自觉的人之上。倘若社会观念与制度设计把人视为可计算、可替代的功能性客体，那么，以涵养“人之为人”为宗旨的人文研究与文科教育，便会面临存在性危机。试想，如若人之不存，所谓人文和新文科也必将无所依附。

（二）新技术主义对语言量化的推崇

自然语言作为人文精神的载体，是丰富、多义且充满隐喻的，其本质在于意义的不可穷尽性与解释的开放性。从诠释学的视角观之，语言并非单纯的信息传递工具，而是构成人类经验世界的基本视域，是一种能被理解的存在，是“使一切事物都能自身阐明、自身可理解地出现的光”。一首杜甫的诗歌、一部《红楼梦》小说、一段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历史叙述，其魅力正源于语言符号的多义性、隐喻的生成性以及语境依赖性构成的解释学循环。这种循环使每一次阅读都成为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视域融合，并产生新的意义。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更是将语言提升至存在论的高度。他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诗歌性的语言尤其具有去蔽功能，能揭示被日常语言遮蔽的问题。在此框架下，美、崇高、悲剧等价值体验，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通过复杂语言游戏建构的意义事件。实际上，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丰富情感，并非一种可测量的心理状态，而是交织着生活体验、内心反思、道德拷问、伦理困境以及社会批判等的多声部的“交响曲”。比如，中国古典诗词中刻画的“忧愁”等心境，并非简单的负面情绪，而是融合时空意识、人生际遇与自然意象的审美综合体。人文精神的创造力与感染力，正是依赖于这种语言的模糊边界、意义的延异以及理解的无限可能性。它承认并珍视人类经验中那些难以言传、无法被逻辑完全穿透的幽微之境。

新技术主义的语言范式核心是数学语言、编程语言以及受其规训的网络语言的极限扩张并崇尚绝对的精确性、单一性以及可计算性。这种技术性语言范式的扩张在人文领域催生一种强大的还原论暴力，即强行将连续、质化、语境化的人类经验，离散为可量化、可操作的抽象数据点。有研究者指出：“传统依赖大量阅读与写作训练所培育的文本解析、逻辑论证等核心素养，渐渐被智能工具输出的标准化文本所替代。”在人文精神最重要的情感分析领域，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新技术试图将文本中的情感倾向量化为正、负向数值或情绪标签，这实则是将忧郁的文学意境、爱的复杂光谱简单粗暴地简化为情感词典中的极性分数。这种操作遵循的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早期批判的“图像论”逻辑。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讨论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他认为：“图像是实在的模型”；“图像中的要素与对象相对应”；“一个图像，就是一个事实”。而这却完全忽视其后期强调的“语言游戏”的生活形式基础。

当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14行诗被转化为词频统计、情绪曲线与网络图谱，当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交响乐被解构为声波频率、和弦数据库与流行度指数，其审美体验的整全性、历史对话性与个体共鸣空间便被技术性祛魅。这种对完全透明的追求，实则是将一切不可量化的差异、阴影与神秘性视为必须消除的噪音，最终导致经验的扁平化与意义的贫瘠化。而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在新技术条件下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以引用指数来衡量、艺术价值以拍卖数据或社交媒体热评度来评估时，即当量化逻辑成为价值评判的默认标准时，人文创作本身便可能发生适应性异化，从而导致创作者为迎合算法推荐与数据表现，无意识地内化技术语言的单义逻辑，削弱隐喻的冒险、歧义的探索与形式的创新，进而导致人文精神内核的自我消解。这种侵蚀不仅是方法论的殖民，更是存在论层面的置换。当不可言说之物被强行言说为数据的情况时，人作为意义建构者的主体地位，便可能让位于人作为数据生成源的客体处境。

（三）新技术主义对批判性思维的消解

人文教育的核心使命在于培养一种复杂、辩证且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批判性思维。这种思维模式的精髓在于对不确定性的忍耐、对历史具体性的尊重，以及对任何既定命题之视角局限性的清醒认知。从苏格拉底（Socrates）的诘问法到康德对理性的批判，从黑格尔（Georg W.F.Hegel）的辩证法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人文传统始终致力于训练心灵穿越表象的迷雾，揭示权力、历史与语言对认知的复杂建构，从而获得一种更自主、深刻且负责任的理解能力。这种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慢的、反思性的，甚至伴随智识上的不适与困惑。因为它要求主体主动介入意义的生成，在歧路与矛盾中自主探索。然而，以算法逻辑为核心的新技术主义，正在系统性地培育一种与之对立的认知习性，即思维过程的路径依赖化、即时满足化和深度消解化。

首先，这种消解体现在认知生态的预消化重构上。个性化推荐算法依据用户的历史行为数据，构建起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信息茧房”。在这个“茧房”内，信息流是经过精准预测、符合既有偏好、易于吞咽的“认知流食”。人们习惯于被动接收被算法咀嚼、去除了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内容片段。若长期沉浸于此，人们自主探索信息、主动建构知识图谱的意愿与能力便逐渐萎缩。其次，这种思维短路更深层地表现为批判性思维的丧失。当复杂的公共议题被简化为站队表态的标签时，当历史事件被裁剪为迎合情绪的碎片故事时，人们辩证思考所必需的对矛盾证据的容忍、对语境差异的体察以及对自身立场局限性的反思，便在追求即时情绪共鸣与社交认同的浪潮中被冲刷殆尽。人们越来越不善于说“不”，不仅仅因为勇气的日渐丧失，更因为说“不”的能力赖以存在的认知根基，即对差异的敏感、对共识的质疑、对替代性方案的想象，正在被技术环境系统性削弱。最终，这种思维的短路对大学这一人文精神堡垒构成根本性挑战。当师生都浸淫于即时满足的算法生态时，教学与求知便可能异化为知识的“快餐式”传递与技能的功利性训练。韦伯告诫的“理智的诚实”与“价值中立”的治学态度，在数据崇拜与绩效压力下变得步履维艰。当大学不再能滋养那种敢于对技术自身逻辑、流行观念和权力叙事说“不”的复杂心智时，人文精神便失去其最后的制度性“庇护所”与再生产基地。因此，思维的短路不仅是个人认知风格的变迁，更是新技术主义对人文精神赖以存续的批判性主体进行解构的关键机制。其后果是使社会在技术加速中失去一种至关重要的内在制衡与反思性力量，陷入同质化困境。

（四）新技术主义对存在论根基的解构

人文精神的核心关切始终锚定于人的存在本身，致力于探索生命的目的、价值与终极意义，即回应“人何以安身立命”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一传统从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到苏格拉底对“善的生活”的追问，再到儒家的“安身立命”与存在主义对“存在先于本质”的思考，无不围绕对“人之为人”的独特尊严与超越维度的确认。其核心在于承认并捍卫一个无法被完全工具化、数据化或操作化的意义领域。该领域关乎选择、责任、爱与死亡，关乎对美、正义与真理的非功利性追求，关乎在有限性中对无限的向往。然而，以效用最大化和问题解决为核心导向的新技术主义，凭借其无与伦比的操作化成功，正日渐导致人的意义的虚置。这种虚置并非意义的简单消失，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存在论层面的置换与架空。

新技术主义对存在论根基解构的首要逻辑在于：当以人工智能、沉浸式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技术能力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几乎所有可被清晰定义的目标，无论是延长寿命、增强智能、创造财富还是提供娱乐，似乎都能找到技术路径加以高效实现时，一种技术万能主义的幻觉便悄然滋生。在此幻觉下，传统人文关怀中对目标本身进行反思的终极问题，诸如“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好生活”“生命的意义何在”等，便被技术理性贬斥为不产生实际效能的冗余之思。因为在纯粹的操作性逻辑中，如何实现的效能性问题彻底压倒了为何要实现的价值性问题。关于这一点，海德格尔在揭示技术与解蔽和真理的关系时提出：“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而现代技术促逼人的自然劳作，“这种状况，我们称之为持存（Bestand）”。我们可以把现代技术看作是一种“座架”，它促使人将一切存在者（包括人自身）都揭示为“持存物”，即服务于技术系统自身持存与优化的可计算、可调配的资源。在此框架下，意义不再源于对存在深度的领悟或对超越价值的承诺，而被等同于目标的达成效率与欲望满足的即时性。最终，意义的虚置掏空人文精神赖以存在的土壤。

当好生活被等同于技术赋能下的高效生活与舒适体验时，当安身立命被替换为数据画像下的精准定位与资源最大化时，人文教育中关于悲剧、牺牲、矛盾、限度与超越性的讨论，便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无用。大学里探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或孔子的成人之道，在崇尚问题-解决方案模式的技术文化中，可能被视为奢侈的思辨游戏。新技术主义通过将意义问题实操化、消费化与悬置化，不仅侵蚀人文精神的内容，更威胁其存在的必要性本身。在一个所有问题似乎都可由技术解决的世界里，对意义本身的追问似乎成为最大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人文精神必须被重新唤醒并发出警告的时刻。也就是说，技术可以回答“如何”的问题，但是，唯有经过人文精神淬炼的理性与情感，才能回答“为何”的问题。一旦失去对后者的关切与捍卫，人类文明或许将在前所未有的技术赋能中，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存在论贫困。

三、新文科教育守住人文底线的路径

在新技术主义浪潮对人文精神根基进行系统性解构的当下，新文科教育肩负严守人文底线，守护人之意义与尊严的历史性使命。面对主体丧失、语言量化、思维短路及意义虚置等深层危机，我们必须超越工具性适应，主动构筑一道以人文价值为根基的认知与伦理防线。这道防线，需通过重返经典、淬炼思维、介入现实、承续精神4个维度的结构性重塑来筑牢。

（一）强化经典教育

有研究者指出：“在应试教育的机制下，‘不读原著’‘不读经典’已经成为许多文科生的通病。”经典文本是人文精神的活载体，它凝聚人类对存在的意义、价值与真理的永恒追问，是抵御技术量化逻辑的精神防火墙。其根本价值在于，它系统回应了人类文明对存在、价值、真理与美感的永恒追问，建构出一个与当下技术量化逻辑具有本质差异的意义世界。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正在于其意义的不可穷尽性。它超越特定时代的局限，不断向未来提问并等待回答，从而与每一个时代展开视域融合的对话。这种对话的本质是引导学生直面那些无法被大数据归约的终极问题：什么是正义？何为良好生活？苦难有何意义？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沉浸式探索，学生得以亲身感知意义的厚度与价值的不可通约性。正如人们在深度研读《论语》时，“仁”的丰富内涵无法被简化为任何行为指标；在剖析莎士比亚悲剧时，人性复杂性拒绝被还原为心理模型数据。这种感知本身，便是在被量化思维侵蚀中建立的一种精神防火墙，它让人在技术提供的“如何”之外，始终保有对“为何”的清醒意识与追问能力，从而确证人文价值的独立性与超越性地位。

强化经典教育的具体实践，远非浅层阅读或知识灌输，而应是一场系统的批判思维训练与历史意识培养，其核心方法在于深度研读与脉络化理解。首先，对文本的深度研读要求摒弃功利性汲取，转而采用细读、慢读、反复辩难的方式，引导学生体察文本的内部矛盾与复杂肌理。其次，对知识的脉络化理解要求将经典文本置于其产生的历史、社会与思想语境中，同时，思考其与当代问题对话的可能。这涉及思想史脉络的梳理，也涉及跨文化比较视野。这种训练旨在培养学生强烈的历史意识与语境敏感性，使其能洞察任何命题的历史条件与视角局限，从而避免陷入非历史的、抽象的技术决定论。最终，唯有通过经典教育所培育的这种兼具哲学深度、历史厚度与批判锐度的思维习惯，学生方能建立起对人文价值的坚定信念，才能理解美、善、正义等范畴。所有这些虽难以量化，但却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石。学生也将能获得一种以古鉴今的反思能力，能运用先贤智慧审视技术时代的异化现象。唯有以此种扎实的经典素养为根基，新文科教育所倡导的批判性思维、现实关怀与人文精神才不致流于空泛口号，才能真正培育出能在技术洪流中站稳人文立场、守护人性价值的未来公民。

（二）强化批判性思维教育

主体性的确认是人文精神的核心，而批判性思维则是主体性的认知武器。面对新技术主义算法逻辑对主体性的异化，新文科教育要守住人文底线，抵御新技术主义对人之主体性的侵蚀，必须将批判性思维教育置于核心地位，引导学生在与技术的互动中，保持对算法的反思与质疑，重建自身的主体性与自主性。在哲学传统中，从康德号召“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启蒙箴言，到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批判视为解放性认知兴趣的核心，批判性思维始终与“成为自主主体”这一命题紧密相连。新技术主义，特别是其算法黑箱、数据垄断与个性化“信息茧房”，正系统性地瓦解这一主体性根基。算法替代人们筛选信息、预测偏好乃至辅助决策，使人们不自觉地进入一种被计算的存在状态，批判反思所必需的认知距离与多元视角被消弭。有研究者指出：

人们关于信息的接受已经彰显为感官的刺激，依托理性原则建构起的算法逻辑正在扼杀逻辑本身，人之主体颇有沦为动物化、堕入思想蛮荒状态的危险意向。

因此，批判性思维教育在此语境下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对技术本身，尤其是其内置的价值观与权力关系，进行持续性的反思与质疑。在此认知基础上，学生才能有意识地与技术保持一种既利用又审视的辩证关系，避免沦为无缝接入系统的、无意识的功能组件，从而在数字生态中重新锚定自身作为反思性主体和道德行动者的位置，重建被技术逻辑弱化的自主性。

这种批判性思维教育并非简单的反对技术，而是理性地、建设性地审视技术。它需要引导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而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本质就是要敢于说“不”，不做思考的懒惰者。这里的“不”，不是情绪化的拒绝，而是基于严谨分析与价值关怀的规范性判断。它要求学生首先成为思考上的勤奋者，即主动抗拒认知捷径与思维短路的诱惑。具体而言，这种教育需在两个层面展开。在方法论层面，需要系统训练学生逻辑推理、证据评估、概念澄清以及识别谬误的能力，使其能有效解构技术话语中的决定论叙事与简化论陷阱。在价值与实践层面，需引导学生将批判视角应用于真实世界的技术伦理困境。例如，引导学生学会分析自动驾驶的电车难题，即算法背后隐藏怎样的生命价值排序？基于大数据的社会信用评分体系是否损害了人格尊严？在沉浸式虚拟现实中，何为真实的体验与关系？通过探讨这些议题，学生将批判性思维从认知训练升华为一种存在方式与公民责任。因此，新文科的批判性思维教育，最终要培养的是一种技术时代的人文批判素养。这可以使学生既能掌握技术工具，又能对其保持清醒的省察；既生活在算法之中，又不被算法所定义；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始终不忘追问其目的、守护人之为人的价值底线。唯有如此，新文科教育才能产出不为技术潮流所裹挟、能够为人类数字文明进行理性导航的思考者与行动者。

（三）强化现实关怀教育

人文精神的鲜活生命力，绝非源于抽象的思辨或封闭的文本，而是深深植根于对具体他者、社会生活、自然世界乃至天下苍生的切身关怀与道德回应之中。这种关怀是中国儒家的伦理自觉，也是西方哲学中从亚里士多德“人是城邦的动物”到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他者之脸”所揭示的存在论层面的责任先置。然而，新技术主义，特别是其营造的沉浸式虚拟世界与社交媒体生态，正以一套虚拟逻辑系统性消解这种现实关联。因此，现实关怀教育的紧迫性在于，它必须引导学生主动突破虚拟的滤镜，重返并扎根于复杂、粗糙而充满纹理的现实生活。所以，教育应通过组织社区服务、田野调查、生态考察、历史遗迹探访等沉浸式实践，让学生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双手接触具体的人与事，在汗水、对话甚至困境中，亲身感知他人的疾苦、社会的矛盾、自然的神圣与文化的传承。只有在这种与真实世界的摩擦与互动中，学生才能培育出同情共感的能力、直面复杂性的勇气以及介入现实的责任感，从而对抗虚拟逻辑带来的情感冷漠与存在悬浮，重新确证人文精神那温暖而坚实的生活根基。

强化现实关怀教育的深层目的，在于通过实践性参与，重建个体与更广阔世界的意义联结与伦理纽带，从而培养能够负责任地运用技术而非被技术所定义的个体。这要求教育须超越简单的体验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深度的社会分析与伦理反思。这种结合实践感知与理论反思的过程，旨在对抗新技术主义带来的去责任化倾向。现实关怀教育要求学生直面自身行动的具体后果与伦理分量，理解任何技术方案都嵌入在特定的社会权力网络与历史语境中。现实关怀教育正是要恢复这种“行动”的原始意涵：在真实的公共生活中，与他人协力应对共同问题，承担责任，并在此过程中塑造自我的公民身份。最终，这种教育旨在培养一种扎根的智慧、有温度的理性，即学生既能批判性地使用虚拟工具，又能清醒认识到其局限性；既拥有数字生存技能，更保有对线下世界、对血肉之躯、对自然万物的深沉敬畏与深切关怀。唯有如此，新文科教育才能防止培养出精通技术却情感冷漠、信息通达却责任虚无的虚拟人或冷血动物，才能铸就出能够以其人文素养与现实担当在技术时代守护共同体福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让科技真正服务于人类美好生活的坚实力量。

（四）强化文人精神教育

真正的文人才是人文精神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没有文人就没有人文。文人没有精神，哪来的人文精神？文人精神不仅要掌握人文知识，还要具有一种将知识追求与人格修养、学术探索与价值担当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生存方式与道德姿态。其核心可追溯至中西人文传统中共通的精神内核。在西方，从苏格拉底“以身正道”的哲学殉道，到韦伯倡导的责任伦理，再到萨义德（Edward W.Said）定义的“业余者”知识分子（那些不为利益或权势所收编、敢于对权力说真话、代表弱势者发言的公共介入者），他们共同构筑起西方文人的精神品格。在中国，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抱负，再到现代标举的独立、自由的学术人格，他们形塑了中国文人的精神风骨。这种精神的实质是一种基于深刻理性与价值信念的道德自主性。它使人能在任何形式的压力面前保持批判的清醒、说真话的勇气与不妥协的良知。在当下，当技术、资本与权力形成无处不在的联盟，通过算法治理、数据垄断与绩效管理对社会乃至个体心智进行强势挤压时，文人精神的式微直接意味着人文精神的空洞化。如果知识的传承者与创造者自身丧失独立与风骨，那么，人文知识便极易沦为技术官僚主义的注脚或精致利己主义的装饰。因此，新文科教育的关键任务之一便是自觉培育这种文人精神，引导学生不仅成为人文知识的知晓者，更要成为其价值的信奉者与捍卫者，在思想与人格上完成从知识受众到精神主体的转变。

强化文人精神教育的具体实践，必须超越传统德育的说教，并将其嵌入学术训练、历史反思与现实观照的每一个环节，系统地培育一种批判性人格。首先，它要求在教育过程中贯穿严格的学术伦理与思想史脉络。学生需理解真正的学术探索内在地要求诚实、谦逊与对真理的服从，这本身便是对抗外部扭曲的力量。同时，通过深入研读中外思想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文人纪事，诸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拒绝与纳粹合作的雅斯贝尔斯（Karl T.Jaspers）、在冷战对峙中坚持批判的乔姆斯基（Avram N.Chomsky）等，使学生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体认独立与自由的沉重代价与光辉价值，从而将抽象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效仿的生命叙事。其次，这种教育必须与深刻的现实批判意识相结合。它需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主动解剖当代社会中技术异化、资本霸权与社会不公的复杂现象，并在这一过程中锤炼其道德判断力与公共言说的勇气。文人精神教育就是要唤醒学生内心的这种鲁迅式关切，使其敢于对看似不可抗拒的技术潮流、市场逻辑与权力运作保持审慎的质疑，并为那些被忽略或压制的大多数发声。最终，这种教育旨在培养的不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而是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W.Mills）所倡导的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能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联系起来、勇于承担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样的人才。只有通过这种人格与学养的一体化塑造，新文科教育方能真正产出不为浮名俗利所惑、不为技术迷思所蔽、具有清醒头脑与温暖良知的“新文人”。他们将是人文底线最坚定的守护者，在技术时代复杂的价值迷雾中，成为一盏盏标示方向、存续火种的明灯，确保人类文明在拥抱技术进步的同时，永不迷失其道德坐标与精神家园。

总之，新文科教育并非技术主义的附庸，更不是人文精神在技术时代的新形态，而是满载时代的新问题、新思想、新气息、新方法向人文原点的回归，是一种新的人文启蒙和文艺复兴。这个时代需要更广阔的视野，需要更通透的智慧，在热爱科学求真精神的意义上弘扬科学，同时也要认识到技术化的现代科学的求力一面，在这个层面上认识科学的局限所在，拥抱更为深厚的人文精神。新文科教育的使命，在于以人文精神为灵魂，唤醒人类对意义的追问、对价值的坚守与对主体性的确认，使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发展，而非支配人的存在，为技术装上人文的导航仪、方向盘和制动器。这既是新文科的人文底线，也是人文教育的永恒追求。

（本文参考文献略）

初审：黄华强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