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研究范式在解释制度建构与行为生成之间的动态关系时存在明显不足，社会仿真作为融合结构建模与行为模拟的方法，具备识别教育系统多层次机制的潜力。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技术应用与模型拼接，缺乏将社会理论嵌入模型的系统路径。研究以阿切尔的分析二元论为过程框架、以休厄尔的结构理论为实体内容，构建了一个中层分析框架，重新界定教育研究中的结构与行为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将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用于捕捉宏观结构性力量的动态反馈过程，将智能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ABM）用于模拟微观异质性行动者的策略互动，提出了面向教育系统复杂性的多层级建模路径。路径涵盖制度变量、组织逻辑与个体策略三个层级，并通过跨层反馈机制连接结构约束与行为涌现。研究将推动社会仿真方法从外在工具理性转向理论嵌入，为教育研究中的机制识别、因果解释与结构建模提供方法论支点，拓展理论、模型与数据一体化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结构—能动性；社会仿真系统；动力学；智能体建模；教育研究；方法论
一、引言
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构成社会理论中持续争论的核心议题。围绕结构如何约束行动、行动如何改变结构，不同理论传统形成了彼此竞争的解释方案，也由此形成了理解社会秩序的不同进路。然而，当前教育研究对结构与能动性关系的讨论仍存在两方面局限。其一，宏观制度结构分析与微观行为研究往往彼此分离。大量研究讨论制度安排或政策环境，却较少说明制度规则如何在具体情境中影响行动者的行为选择；与此同时，关于个体行为如何在持续互动中改变组织规则或制度安排的研究也相对有限。制度条件与行动过程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得到连贯说明。其二，理论讨论与经验研究之间也缺乏稳定衔接。许多研究持续引入新的变量和统计技术，但经验分析主要停留在变量关系的识别层面。制度安排如何进入行动过程，行动过程如何在互动中重组既有关系，相关讨论仍不充分。在方法论层面，现有研究也缺少将理论命题转化为机制解释的具体路径。受此限制，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往往停留在概念表述层面，难以在经验分析中得到进一步展开。
要推进对结构与能动性关系的分析，教育研究需要在同一分析框架中处理制度条件、行动规则与互动过程之间的连续关系。社会仿真为完成这项分析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基础。为了使模型建构服务于机制解释，本文将社会仿真纳入结构—能动性关系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阿切尔的形态生成理论界定结构演化与行动生成的时序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系统动力学用于分析结构条件的形成与变化，将智能体建模用于分析行动生成及互动反馈。据此追问：教育研究如何将结构—能动性关系的理论命题转化为可操作的模型表达，并通过模型分析揭示制度条件与行动过程之间的生成机制。
二、教育研究中的结构—能动性议题：理论定位与研究路径
（一）多层次制度结构中的位置分布与行动界限
制度通过层级化结构与位置性配置，嵌入并限定策略行为的生成空间。教育制度以规则体系形式界定资源分配机制、组织权力序列与行为评估基准，并通过空间位置、组织层级与角色系统构建出多层次的制度运行网络。在这一结构中，制度效应通过位置系统的分布性调度构成行动者实践的前提逻辑。
位置系统承载制度对行动的初始限定。个体在制度结构中不是处于等距状态，而是根据其组织类型、身份位阶与空间区位，嵌入制度所构造的分布性结构之中。制度规则通过结构位置投射资源类型、信息顺序与激励路径，形塑出一组具备层级性与方向性的策略空间。资源可及性由位置所界定的制度通道、传输频率与配置序列决定其策略转化能力。行为由结构中所设定的行动向度所引导；策略排序并不基于完全自由选择，而由路径密度与反馈约束所限定。
结构的运行并不止于空间位置的编码，还通过规则系统的时间性分布展开调度机制。制度结构内部嵌套多类规则逻辑：边界规则界定合法行为边界，程序规则设定行动流程，激励规则作用于动机结构。这些规则类型在制度结构中形成序列性安排，并通过启动、执行与修正等时间节点实现对行为过程的节奏调控。行动者实践是在时序结构中进行策略调度的过程。规则如何被激活、资源何时可得、反馈在何处产生，决定了策略组合的生成逻辑与变动可能。
行动能力的边界源于制度位置的结构深度。策略行为产生于制度结构中的差序接触关系，而非个体主观意愿的直接表达。结构位置通过角色调用密度、资源触达路径与制度转化能力形构其可实践空间。能动性是在结构所设定的制度通道中寻求变通、排序与聚合的操作空间。因此，理解教育实践中的行动生成机制，需从制度结构的层级逻辑与位置性分布出发，识别结构规则如何通过空间配置与时间调度限定策略空间，并由此构建行为系统的生成边界。
（二）宏观与微观割裂的知识结构困境
社会理论长期围绕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关系展开争论，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表现为一种知识结构的困境。教育研究沿着两条并行却少有交汇的路径展开，一条路径关注宏观的教育制度、政策法规和资源配置，试图解释教育系统的整体运行规律；另一条路径则深入教育实践的微观场景，分析课堂互动、师生关系和个体经验。两条研究路径相互独立，缺乏有效的理论对话，导致研究无法清晰说明宏观制度框架如何影响微观个体行为，也无法解释个体行动如何汇聚并反作用于制度变迁。
此知识困境集中体现于结构功能主义与符号互动论的理论局限性。结构功能主义，特别是帕森斯的理论，将教育系统视为满足社会整体需求的子系统，其核心功能是为社会筛选和培养人才。在此视角下，过度强调结构的决定性作用，使得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与主观意义被忽略，形成了一种过度社会化的个体观念。与之相反，符号互动论将研究焦点置于微观的互动过程。布鲁默认为，社会现实并非预设的客观结构，而是在人们持续的符号互动和意义协商中被不断建构的。但符号互动论却难以有效分析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资源不平等等宏观因素如何限制微观互动。
这两种理论路径的对立，导致了教育研究中制度逻辑与行为逻辑的长期断裂。聚焦于制度逻辑的研究，倾向于将政策或制度视为一个能够直接作用于实践的外部变量，但是忽略了制度在传递和执行过程中的复杂性。同样地，侧重于行为逻辑的研究往往将分析局限于特定的场域，很少将这些微观行为与更广泛的制度背景联系起来。若不能将微观行为置于宏观结构中进行分析，研究的解释力就会受限，难以揭示个体行为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这种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分析断裂，最终阻碍了对复杂现实的系统性理解。
（三）中层理论的整合路径：以形态生成理论重构建模基础
为了克服宏观与微观分析的割裂，阿切尔的“分析二元论”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时间动态逻辑。她的理论核心是“形态生成循环”，将结构与行动的互动过程分解为三个有序阶段：先在的结构制约（T1）、行动者的社会互动（T2—T3），以及最终的结构再生产或转型（T4)。
阿切尔的路径通过在分析层面引入时间维度，允许研究者清晰地界定模型的初始条件、互动过程和最终结果，因此，更便于进行经验层面的时序建模。然而，要将其操作化，还需要回答：制约行动者的“结构”究竟由什么构成？对此，休厄尔的结构理论提供了精准且可操作的实体内容。他认为结构由虚拟的文化“图式”（Schemas）和现实的“资源”（Resources）构成，前者是行动的深层文化逻辑，后者则是行动的能力载体。
通过将休厄尔的“实体”定义嵌入阿切尔的“过程”框架，我们得到了一个逻辑严密且高度互补的理论体系。基于这个整合框架，可以提炼出一个直接指导建模的机制链条，其过程始于结构制约：所有教育行动者都处于由宏观的“图式”与“资源”构成的特定结构嵌入状态中，这构成了他们行动的起点。随后进入社会互动阶段：行动者并非被动接受限定，他们会依据其内化的微观“图式”并动用可及的“资源”，展开具有目的性的策略行为。最终，大量个体的策略行为汇集起来，将导向结构再生产或转型：这些行为的汇聚结果会反馈并作用于社会整体的“图式”与“资源”分布格局，既可能强化现有制度，也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制度变迁。
三、社会仿真方法的知识基础与理论嵌合机制
（一）系统动力学：结构建模与政策反馈的模拟路径
社会仿真方法为连接宏观结构与微观行为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其中系统动力学特别适用于分析宏观层面的结构性问题。该方法由福瑞斯特最初为应对复杂组织中的管理难题而提出，其核心观点认为：系统的行为模式主要由其内部的因果反馈结构决定，而非由外部事件直接驱动。系统动力学关注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随时间的动态演化，强调通过建模揭示系统内部机制如何形成稳定模式或引发结构性变迁。围绕上述判断，系统动力学形成了一套较为清晰的分析语言，其运用存量、流量和反馈回路等基本概念来描绘系统的动态结构。存量代表系统在任意时间点的状态累积，流量则指改变存量的速率，模型通过构建连接不同变量的反馈回路来驱动系统的动态变化。
在教育研究中，系统动力学为分析宏观层面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有力工具。它能够有效模拟制度压力在教育系统中的传导过程。更重要的是，系统动力学为系统性改革路径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模拟实验室。研究者可以在模型中测试不同政策干预的效果，并观察这些干预长期可能带来的直接效果与非预期的副作用，从而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智能体建模：微观异质行为与群体涌现的模拟逻辑
智能体建模采用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出发点是系统内部的微观行动者。该方法通过模拟大量异质性智能体的局部互动，观察宏观秩序如何在局部规则作用下逐步涌现（Emerge)。智能体建模的基本前提在于，复杂的系统行为往往不是由中央控制或全局设定直接驱动，而是源于个体在特定环境中依据简单规则进行互动所产生的集体后果。智能体建模的基础是构建规则导向的行动者。模型中的智能体是具有自主性的计算实体，研究者可以为其设定多样化的属性和行为规则。
在教育研究领域，智能体建模为探究微观互动如何生成宏观现象提供了独特的模拟能力。首先，它可以用来模拟教育选择行为及其产生的系统性后果。研究者可以构建一个包含大量学生和学校智能体的模型，为学生设定基于成绩、家庭资源等的择校规则，来观察分散的个体决策如何导致了教育分层现象。其次，智能体建模能够模拟教育场域中的互动秩序。例如，通过模拟课堂中师生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探究不同的教学模式或班级构成如何影响知识的传播、协作网络的形成。最后，该方法还可以模拟规范的演化过程。在一个由教师智能体组成的模型中，可以观察新的教学理念或学术伦理规范如何通过教师间的社交网络进行扩散，并最终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实践准则或以失败告终。
（三）理论嵌合路径：形态生成循环与仿真技术的双向链接
欲实现社会仿真方法与社会理论的深度嵌合，关键在于将系统动力学与智能体建模分别定位在处理不同层级、不同性质的社会过程上，从而与前述的形态生成理论进行双向链接。
系统动力学被用于模拟宏观层面的聚合性结构及其缓慢变化的动态，这精确对应了阿切尔形态生成循环的第一阶段（T1）：结构制约。系统动力学模型中的存量、流量和反馈回路，能够以形式化的方式描绘那些先于个体行动而存在的结构性条件。系统动力学的优势在于捕捉由政策惯性、资源累积所形成的内生反馈循环。宏观层面的资源与图式均可通过系统动力学的反馈结构进行表达，进而模拟结构性力量如何对行动者构成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智能体建模则用于模拟在上述宏观结构约束下，微观层面异质性行动者的互动与适应性行为，对应了阿切尔循环的第二阶段（T2—T3）：社会互动。模型中的每一个智能体均被设定为在特定结构约束下进行策略选择的能动者。研究者可以设定异质性的决策规则，用以代表休厄尔理论中行动者所掌握的微观文化图式；同时，智能体的个体属性则表征了其可动用的微观资源。此种设定使模型能够超越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转而模拟行动者如何阐释其所处的结构环境，并基于阐释作出策略选择。研究者可以为其设定异质性的决策规则和个体属性。此设定使模型能够打开制度运行的“黑箱”，揭示宏观结构如何经由微观行动者的异质性行为才得以发挥作用。
最终，这种多层次策略通过双向耦合机制，在操作层面复现阿切尔形态生成循环的第三阶段（T4）：结构再生产或转型。模型运行时，由系统动力学部分模拟的宏观制度环境演变，其输出的宏观变量将作为参数传递给智能体建模，构成微观行动者决策时所面临的外部约束。继而，智能体建模中大量个体行为的汇聚结果，则会作为新的输入变量反馈至系统动力学模型，从而改变宏观结构的状态。如此，模型便得以生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制约—社会互动—结构演化”的动态链条，为跨越宏观—微观鸿沟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论路径。
四、教育系统复杂性建模的多层次结构与反馈逻辑
（一）建模起点：连接制度设定与行为生成的分析链条
机制建模强调将教育现象中的变量关系转化为生成过程的因果机制问题。变量之间的统计相关难以刻画结果如何通过结构约束、行为规则与中介路径逐步生成，而机制识别则有赖于构建一条具备结构来源、规则次序与反馈节点的过程链条。
制度结构介入行动过程的方式，体现为规则系统、资源配置与时间机制在行为空间中的转化。结构性约束设定了行动者可选策略的边界，通过组织位置、信息路径与激励逻辑调节行动排序。制度规则通常以嵌套方式作用于行为生成过程：边界规则界定合法选择范围，路径规则形成执行顺序，反馈规则更新策略偏好。行动并非由规则决定，而是在结构配置之中通过行动者对规则的选择性吸收与局部重构逐步形成策略轨道。
将上述机制系统转化为可操作的建模逻辑，需明确结构与能动性在模型中分别承担的角色。结构需划分其制度层级、资源分布方式与规则密度，成为模型中决定起始条件与反馈结构的组件。能动性则表现为行动者在特定位置下对规则的响应函数，体现策略排序能力、行为生成路径及反馈强度。机制建模要求将理论范畴映射为具备因果功能与层级定位的模型组件。表1（表1略）展示了结构与能动性在多层级模型中的表达方式，为后续的仿真过程提供理论支撑与建模依据。
借鉴结构—能动性理论，这条分析链条的核心是追踪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从既有的结构性条件出发，分析这些条件如何限定与促成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再考察这些选择汇集后如何反馈并作用于原有结构。
由此，建模的核心目标是理论的动态检验与机制性探索。通过将理论假设转化为形式化的模型规则，研究者可以推演这些假设在宏观—微观循环中的长期后果。动态模拟能够展现静态分析方法难以捕捉的过程性特征，这个过程不仅是对理论的检验，更是对理论的深化。当模拟结果与现实观察不符时，它能促使研究者反思并修正其对机制的初始假设。
（二）多层级建模结构：宏观制度—中观组织—微观行动的协同构型
将前述分析链条转化为可执行的模型，关键在于构建一个能够反映阿切尔“分析二元论”时序结构的多层级建模架构。该模型应至少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分析层面：宏观层级刻画结构性约束的总体环境，中观层级表征规则的组织性承接与转化机制，微观层级聚焦个体在具体场景中的策略行为。
模型的宏观层级是形态生成循环得以启动的结构性条件。结构界定为一种先于具体互动而存在，并对行动可能性产生约束与引导作用的条件。围绕这一设定，模型进一步将休厄尔所提出的宏观图式与资源要素加以明确界定，使其能够作为可处理的分析单元进入建模过程。在建模技术上，这一层次适合运用系统动力学来表达，通过构建宏观变量间的因果反馈回路，模拟制度环境自身的动态演化。
中观层次是连接宏观制度与微观行动的关键枢纽，代表了具体的组织场域。宏观政策的效力并非直接传递给个体，而是首先需要经过中观组织的“翻译”和“过滤”。中观层次是制度与行动相遇的主要场所，组织对宏观规则的独特解读与执行为微观行动者创造了具体的实践环境。
微观层次作为整个模型的最终落点与动力来源，其核心在于模拟形态生成循环中社会互动的涌现过程。在此，模型的核心是刻画行动者的能动性。行动者对宏观与中观环境的认知差异，可被理解为他们所内化的微观图式的异质性。宏观与中观层次共同为微观个体划定了一个策略空间，而行动者的决策逻辑，即是他们依据自身图式，在既定策略空间中权衡并动用可及资源以进行选择的规则。这些决策规则并非追求最优解，而往往是基于经验和有限理性的适应性策略。正是这些基于异质性图式与资源的个体主义的微观互动，最终汇聚成了驱动结构再生产或形态生成的根本力量。
（三）模型耦合机制：跨层次变量联动与动态反馈路径
多层次模型的运行首先需要解决分析层级之间的联结路径问题。结构变量的多维并置仅构成模型的静态支架，模型的动态运行必须通过机制耦合实现不同层级间的行为响应与结构调节之间的递归转换。耦合机制在建模逻辑中承担将形态生成循环的时序逻辑转化为技术可执行的任务。
上行机制的建构，以智能体建模中微观智能体的行为聚合为基础，形成结构变量的输入函数。每一轮模拟中，智能体基于其局部规则系统、资源条件与策略演算形成行动结果；这些行为汇聚成一组具备统计特征与分布规律的输出指标，并通过聚合函数转换为可供系统动力学模型处理的变量参数。下行机制则以系统动力学模型中的状态变量变动为前提，向智能体模型回传经反馈调节后的结构条件，包括资源强度、规则阈值与激励区间。这些反馈变量在智能体建模层面形成环境扰动因子，重新设定个体的选择边界与响应空间，构成下一轮行为生成的制度条件。
这一机制闭环使模型具备表达动态反馈链条的能力：微观行为通过行为输出接口聚合成宏观趋势，宏观结构通过状态变量反馈调节智能体规则体系。每一轮机制传导不仅更新模型状态，更重构结构—行为之间的因果序列，实现制度生成过程的模型内嵌化。通过反馈路径的模拟，模型能够识别制度演化中行为阈值、反馈滞后与路径依赖的临界条件。
耦合机制推动结构再生产与转型逻辑的内生化表达。此时，制度通过行为系统的响应过程被持续激活与重构。同一结构变量在不同模拟步长中所产生的制度效力，取决于智能体系统在反馈机制作用下的适应性聚合能力。模型据此可识别在何种机制条件下，个体行为可对结构产生扰动性反馈；亦可判断在何种反馈配置中，系统可能进入锁定状态，呈现稳定结构的再生产过程。通过此种机制序列的模拟，为识别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结构重构的阈值区间提供了可执行的计算表达。
五、理论建构、机制解释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一）教育机制研究的解释需求：从变量分析到生成建模
教育机制研究的知识需求正在经历方法论范式的深层变革，体现为解释策略从静态变量分析转向过程性机制建模的路径演进。传统研究主要是变量分析与质性描述，但变量分析强调因果强度的统计显著性，却常将生成过程封闭为“黑箱”；深度描述能够揭示实践现场的策略逻辑，但缺乏对机制普遍性的检验能力，难以支持结构化因果链条的建构。方法论的局限所暴露的知识断裂，促使教育研究从相关性测量迈向机制生成路径的重构。生成性方法基于“生成即解释”的原则，强调因果解释必须具备微观可追踪性。研究关注的核心是多样性行为如何通过结构嵌入与互动耦合，逐步聚合为可观察的系统性现象。机制识别的有效性，取决于研究能否准确描述出因果路径中的关键环节与结构序列。
生成建模的逻辑运行必须依托明确的理论起点。中层理论在此作为规则设定与路径构建的前提条件。阿切尔提出的形态生成循环为结构与行为之间的动态互动提供了时序框架，休厄尔关于图式与资源构成的分析为结构提供了可操作的实体定义。二者结合构成建模的理论内核，使社会仿真摆脱工具化技术的附庸地位，获得构成性解释的逻辑力量。
教育研究的范式重构，关键在于确立机制性建构的基本路径。这一路径在理论层面由阿切尔的过程结构加以限定，在操作层面则借助多层级耦合模型予以实现。该模型旨在提供一种能够整合碎片化知识的理论平台。借助模型对因果机制的形式化表达与动态演化模拟，研究者能够跨越方法分野，对异构知识进行系统整合，进而推动教育研究从经验归纳迈向机制解释与理论建构。
（二）教育研究中的中层理论重构与建模逻辑深化
社会仿真方法为教育研究中的中层理论提供了机制性表达的结构平台。结构—能动性关系中的生成机制具有高度时序性与层级嵌套特征，需借助具备可操作逻辑的理论系统进行形式转化。阿切尔关于形态生成循环的理论构造，在结构条件、行动策略与制度反馈之间建立了清晰的阶段性路径；休厄尔提出的图式—资源二元结构，则界定了结构的构成维度与行动的制度边界。两者协同建构出一个可嵌入模型结构的理论图式，使社会仿真方法具备从结构约束到行为生成，再到制度变迁的机制建模能力，为中层理论实现动态重构与因果演绎提供了概念基础与逻辑支点。
在该理论框架内部，结构的表达被限定为由系统动力学表达的因果变量关系与内生反馈机制。能动性具体地表达为智能体基于资源分布与图式结构所形成的异质性决策函数。结构通过初始状态与约束边界限定行动的生成条件，能动性通过策略性反应与局部规则推动行为的系统演化。模型的建构过程因此转化为对理论命题的逻辑剖析过程，理论的抽象构念在建模中被压缩为可运算的因果结构。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建模路径，构成一种自下而上的机制生成逻辑。行动者在结构图式的意义阐释与资源结构的能力调用中进行策略互动。当大量行动者在特定结构边界下形成相似的行为序列时，这些序列便构成对结构性安排的扰动基础。模型得以揭示结构稳定性如何受到微观异质性行为的逐步侵蚀，制度规范如何在无集体设计的情境中经由局部聚合、非预期路径而发生演化。路径依赖因此不再是对既有演化过程的事后修辞，而成为由反馈机制主导的生成性过程，其形式逻辑直接映射于形态生成循环的T1—T4结构序列中。
（三）方法论重塑：走向“理论—模型—数据”一体化的研究范式
教育研究中长期存在理论抽象与经验操作之间的结构性断裂。社会仿真方法的引入，为打通理论构建、模型生成与数据验证之间的断裂关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结构支点，建构了“理论—模型—数据”协同进化的机制识别平台，从而推动教育研究方法论范式向机制性、动态性与结构性方向重构。
该路径的起点是理论的结构化表达。以阿切尔提出的形态生成循环为基础，社会结构与能动行为之间的时序性联动得以作为模型构建的初始框架。休厄尔关于图式与资源的界定，进一步明确了结构的构成单元及其行为调度机制。
在模型构建与运行阶段，社会仿真方法促使研究者对理论假设进行演绎与因果追踪。系统动力学承担宏观结构的反馈建模功能，智能体建模用于表达微观行动的局部逻辑与策略机制。通过建构跨层级耦合模型，结构张力、行为响应与制度演化被纳入统一的运行系统。仿真过程使结构—能动性关系得以动态演化，推动解释逻辑从变量相关性迈向机制因果性。
该研究路径打破了传统的“理论—实证”二元划分，将理论建构、模型表达与数据检验统一纳入形态生成逻辑之中。在此系统中，理论定义模型边界，模型生成机制过程，数据反向作用于理论假设，每一环节都具备结构耦合关系。社会仿真方法作为中介平台，使教育研究具备重构中层理论的能力，从经验累积的知识形态迈向机制生成的解释框架。
六、结束语：范式边界与机制理性的重构
教育研究正处于一个认识论断裂不断显现、范式结构亟待重组的临界时刻，既有知识建构方式难以穿透结构张力与行为生成之间的复杂耦合，亦难以回应制度演化所依赖的深层机制链条。在此背景下，机制理性作为一种以结构嵌入、行为规则与演化路径为核心的问题域，重回教育研究的方法论议程，并催生出新的模型语言与解释逻辑。
社会仿真方法的理论价值不在于模拟之“像”，而在于构型之“理”。它为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非线性、递归性与结构性共存的解释形态，也揭示了中层理论不仅是概念架构，更是机制表达的形式约束。理论、模型与数据之间的结构整合，不再是技术手段的整齐排列，而是解释力生成的逻辑必要。
当教育研究不再满足于测量“发生了什么”，而试图揭示“为何会如此生成”，研究者必须走出变量经验主义的舒适区，进入机制构型的复杂地带。这一转向标志着教育研究正在跨越其方法论的安全边界，理论、模型与现实材料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获得新的组织方式。
（本文参考文献略）
Linking Structure and Agenc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Modeling Pathways of Social Simulatio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Li Yan
Abstract: Traditional research paradigms exhibit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in explaining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behavioral generation. Social simulation, as a method integrating structural modeling with behavioral simulation, holds potential for identifying multi-level mechanisms within educational systems.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have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technical applications and model splicing, lacking systematic pathways for embedding social theory into models.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 middle-range analytical framework by adopting Archer’s analytical dualism as the process framework and Sewell’s theory of structure as the substantive content, thereby redefining the structure-agency relationship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Build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System Dynamics (SD) is employed to capture the dynamic feedback processes of macro-structural forces, while Agent-based Modeling (ABM) is utilized to simulate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s of micro-heterogeneous actors, proposing a multi-level modeling pathway to address the complexity of educational systems. This pathway encompasses three tiers: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organizational logic and individual strategies, connect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with behavioral emergence through cross-level feedback mechanisms. The study aims to advance social simulation methods from external instrument to theoretical embedding, providing a methodological pivot for mechanism identification, causal explanation, and structural modeling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reby expand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 that integrates theory, models, and data.
Key words: structure-agency; social simulation; system dynamics; agent-based modeling;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ology
初审：黄华强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