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教材体系是彰显文化自信、推动学科发展、支撑教育强国的时代使命与必然要求。自主知识体系是原创教材的“源头活水”，原创教材则是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呈现”，二者构成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从政策、理论、实践三重维度来看，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教材建设走过了一条从自发探索到自觉建构进而迈向自为创新的演进之路。研究认为，教育学原创教材建设需以政策引领明确目标方向与战略定位，以理论创新明确根本方法与核心任务，以实践转化明确思路途径和关键着力点，通过“有机融入、及时体现、教学检验、驱动发展”的闭环机制，实现知识体系与教材体系的双向构建与赋能，从而扎实推动中国教育学的自主知识创新和体系化发展。

关键词：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原创教材；自主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要求深入总结新时代伟大实践，推出“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打造自主教材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蕴含着理论创新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撑，教育学在推动教育现代化、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中承担着关键使命。回顾发展历程，我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教材建设走过了一条从自发探索到自觉建构进而迈向自为创新的演进之路。“自发”是潜能的初始爆发，“自觉”是认识上的关键飞跃，而“自为”是在认识和实践上的进一步凝练与升华。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理念实现了从知识灌输到能力培养、再到核心素养形成的深刻转型，逐步构筑起以育人本质为基座、以全面发展为主轴的现代教育理论框架，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和教材体系在认识和实践上逐步走向成熟的辩证发展过程。本文从政策、理论、实践三重维度，系统厘清自主知识体系与原创教材之间的互动关系，阐明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原创教材建设的理论根基与思想源泉，原创教材则是该知识体系在课程与教学层面的系统化表达与实践载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原创教材建设的目标方向、战略定位、根本方法、核心任务与关键着力点，最终阐明必须通过“有机融入、及时体现、教学检验、驱动发展”的机制路径，实现知识体系与教材体系的双向建构与赋能，从而扎实推动中国教育学的自主知识创新与体系化发展。

一、自主知识体系是原创教材的源头活水

自主知识体系为原创教材提供了内容素材（是什么）、理论框架（如何组织）、价值立场（为什么教）和方法论指导（怎么教），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决定了原创教材的“精气神”；原创教材则是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化、规范化、教学化呈现。自主知识体系作为原创教材的源头活水，通过政策驱动、理论创新和实践生成三个维度，为教材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和理论支撑。二者同频共振，共同扎根于中国教育的历史与实践。

（一）政策驱动：从自发借鉴、自觉统筹到自为引领的战略升维

1.自发借鉴：朴素的国家意识与本土探索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原创教材的“命脉”，其基础在“知识”，关键在“体系”，特色在“中国自主”。从历史维度看，早期教材建设呈现出朴素的“自发”特性。近代以来，为救亡图存，我国教育学与基础教育教材体系开始了对外的“自发”借鉴，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最初从日本中转学习德国，借鉴赫尔巴特阶段教学法于中小学课堂，后仿效美国教育学，从杜威的“儿童中心”思想对中小学教学改革的启发再到全面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以构建新中国的中小学教学秩序，改革开放后综合苏俄、引进欧美，并逐步立足本土，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知识体系。这一历程反映了中国教育学从“寄居”、“舶来”到“自主创生”的艰难转型。这一阶段体现了求索新知的努力，主要参照了外来模式，基于本国国情与文化的主体性探索尚处于初期。与此同时，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实验在晓庄学校等基础教育领域的蓬勃开展，黄炎培先生“手脑并用”的职教思想在中小学劳动教育中的萌芽，为后续的自觉转化埋下了伏笔。

2.自觉统筹：主体性觉醒与体系化构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自觉”意识开始觉醒。国家逐步认识到中小学教材不仅是教学工具，更是关乎国家未来与文化安全的战略资产。毛泽东提出“两为方针”，即“教育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邓小平提出的教育的“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等政策迭代，形成了“立德树人”的核心命题。从“两为方针”到“三个面向”，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政策导向日益清晰地指向国民教育的基础环节。

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落实国家战略意志的必然要求。没有自主的知识体系，教材编写只能在西方的理论框架内修修补补，难以实现根本性创新。教材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是主流文化的载体，体现国家意志，长远来看，教材内容“关涉民族、国家甚至全人类的未来”。若长期以外部知识体系为主要参照，教材内容可能逐渐偏离本土文化根基，不仅削弱国家文化主体性，也可能对教育自主与文化安全带来潜在影响。只有自主研发教育领域的“芯片”，才能确保教材这一“国家产品”在价值传递、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真正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已超越单纯的学术范畴，成为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命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培养时代新人、实现新时代教育自立自强具有战略意义。

3.自为引领：前瞻布局与原创驱动

进入新时代，教材政策展现出高度的“自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材建设是铸魂育人的重要依托，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所在”，其本质是通过知识选择、价值传递与文化传承，塑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求的时代新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是教育强国之基、育人育才之本。教育政策在教材建设历程中，角色不断深化，实现了从工具性管理到战略性引领的根本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教材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17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成立教材局，其工作重心与首要任务便是统筹指导全国中小学（含中职）教材的规划、编写与审查工作。这标志着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进入了统筹指导、分类分层管理的新体制，旨在从根本上改变知识体系的“寄居”状态和教材内容的“舶来”面貌。通过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和“四个管理办法”等顶层设计，确立了“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基本面向，为新时代教育学教材体系建设确立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纲要》明确要求打造“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政策焦点从解决基础教育教材“有没有”转向追求“好不好”，从体系构建升维至前瞻化、原创性布局。

（二）理论建构：从自发传承、自觉融合到自为创新的范式突破

1.自发传承：传统教育思想的智慧萌发

中国教育学的“自发”阶段，源于中华文明数千年教育实践的智慧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的时代化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为原创教材注入了精神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铸就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教材承担着用三大文化培根铸魂的历史重任，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媒介。从《学记》对“教学相长”“豫时孙摩”的系统阐述，到韩愈《师说》对“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典界定，再到朱熹“格物致知”等思想，共同构成了丰富的本土教育思想库。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实践经验的朴素总结，为后续理论发展提供了最深层的文化基因：孔子“有教无类”发展为“教育公平”的现代教育基本原则，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发展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朱熹“格物致知”与王阳明“心即理”分别为实践教学与情感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师说》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论断，被赋予新时代“教师是立德树人关键”的内涵，衍生出“四有”好老师标准，成为教师教育教材的核心理论依据；源自儒家“为天地立心”的育人观的“立德树人”理念，通过教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文化基因的当代转化。将这些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教育智慧融入教材，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也为世界教育贡献了中国方案。

2.自觉融合：批判性吸收与本土化转换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历经百年探索，呈现出从借鉴到创新、从国际化到本土化的演进逻辑。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学开启“中国化”的自觉探索，在比较与反思中不断明晰自身定位；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的时代化与国外先进教育理论的本土化的进程中，逐步走向成熟与自信。

从国际比较视角看，世界教育强国的崛起无不伴随着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德国理性主义精神催生了洪堡的现代大学理念，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孕育了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中国教育学先后受到德国赫尔巴特、美国杜威、苏联凯洛夫等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中凯洛夫《教育学》曾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典范被引入中国，但随着实践发展逐渐暴露与中国国情的不适应。20世纪50年代末，以刘佛年、鲁洁等学者为代表，开启“中国化”教材编写探索，推动教育学理论与中国教育实践的初步融合。改革开放后，教育学研究进一步打破单一理论范式，既批判吸收建构主义、终身教育等国际思潮，又注重从本土实践中提炼理论，形成“生命·实践”教育学、素质教育理论等标志性成果。

3.自为创新：主体性确立与原创理论产出

当前，中国教育学正从理论移植走向自为创新，这一转变在基础教育领域尤为显著。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深化国际对话，在学习借鉴中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让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21世纪展现出新的生机活力。尤其是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原创理论的诞生，如“素质教育”“核心素养”“立德树人”等，已构建出从“双基”到“三维目标”再到“核心素养”的基础教育课程育人目标演进图谱。

这些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沃土中生长出来的概念、理论是对“钱学森之问”等时代考题的深刻回应，构建了如“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的核心素养框架，并具体转化为《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育人蓝图，形成了“理念+操作+素养”三位一体的完整育人结构。这一阶段的理论，不仅能够有效指导中国的教育实践，更开始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平台向世界输出，为全球教育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进全民优质基础教育贡献中国方案，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在某些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三）实践生成：从自发摸索、自觉提炼到自为反哺的闭环形成

1.自发摸索：基层经验的朴素积累

鲜活的教育实践是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来源和基础。在“自发”阶段，丰富的教育实践多以零散的、经验化的形态存在。古代官学与私塾的教学组织、近代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验等，都是基于现实需求的朴素探索。这些实践充满了首创精神，但尚未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提炼，其价值更多体现在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操作路径。

2.自觉提炼：实践经验的模式化与理论化

中国教育学长期存在对西方课程论的学术依赖，导致“水土不服”的情况普遍存在。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改革的深化，“自觉”提炼实践经验的阶段随之到来。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面对“高考改革”“超大规模学校治理”“城乡教育均衡”等中国特有的复杂问题，基层创新层出不穷：浙江“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模式、海南“3+3+基础会考”模式等实践，催生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改革路径，重塑教材中的考试评价观，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试招生理论；通过“特岗教师计划”“集团化办学”等创新模式实现资源均衡配置，相关经验被有意识地总结、凝练，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等规律性认识奠定了基础。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对中国教育实际的深刻理解和理论创新。这一过程强调善于把实践经验转化为规律性认识，将朴素的“泥土经验”去粗取精，升华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雏形。

3.自为反哺：实践与理论的良性互动与双向赋能

在“自为”阶段，基础教育实践不再是理论的被动应用场，而是知识创新的核心策源地。它通过“实践支撑—理论建构—政策转化—教材体现”的闭环，实现对自主知识体系的能动的“反哺”。一线中小学教师和学校的研究性实践，如“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主体教育学派、新教育实验、情感教育学派等，这些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探索，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鲜活素材。中小学教材编写也更加注重从鲜活的一线案例中汲取养分，设计符合时代背景的应用场景，如大变局、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等，使教材内容充满时代气息与生活温度。实践由此成为检验真理、修正理论和创新知识的核心环节。用中国理论总结好中国教育经验，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而把中国教育经验提升为中国教育理论，推动着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回应基础教育现实之问中持续迭代。

二、原创教材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系统呈现

面向教育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教育学原创教材建设以政策引领明确目标方向与战略定位，筑牢立德树人之基；以理论创新明确根本方法与核心任务，驱动原创知识突破；以实践转化，明确思路途径和关键着力点，推动教育学从自发、自觉到自为的跨越式发展。

（一）政策引领：明确目标方向与战略定位

明确目标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课程、教材、教学活动的学科，直接关涉“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对其他学科教材建设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教育学原创教材建设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教材建设的首要内容，将其核心要义、理论内涵、实践要求有机融入教材体系，构建在新思想指导下的崭新教学内容。必须牢牢把握教材的政治属性，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将教育的“三大属性”重要论述、“六大特质”本质特征、支撑教育实现系统跃升的“八大体系”等重要内容转化为原创教材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论教育》等教材读本，系统设计，有序铺开，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类型各学段，多渠道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明确战略定位，将教材建设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纲要》明确要求“全面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相应的学科方向和课程教材”。这深刻昭示，原创教材不仅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更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支点。其深植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服务于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体现了全面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战略谋划。教育学原创教材建设要走出自我发展、自我循环的“小逻辑”，走向服务资政育人、支撑国家战略的“大逻辑”，以政策合情合理、理论有理有据、实践切实可行的大逻辑支撑高质量教材建设。必须深入贯彻“一坚持五体现”编写原则，回答好什么是原创教材、怎么编好原创教材等一系列基本命题。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充分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从基层创新中提炼亮点，将鲜活朴实的探索成果升华为学理化的教材内容，深刻阐释我国在快速追赶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教育普及水平差距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国民素质全面提升、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力支撑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二）理论创新：明确根本方法与核心任务

明确根本方法，用好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形成的观念、逻辑、方法的集中体现，反映人们对于自身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知识体系则是以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学科、学术、话语等形态呈现出来的精神产品集群。建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并将其转化为原创教材，必须突破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文明范式，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其根本在于提供认识世界的正确视角和方法，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学说。事实、规律、实践，是任何一门科学的本质要素。不以事实为依据、不研究规律、不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所谓‘学说’，不能称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遵循，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特别是在辩证法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就在于把黑格尔的“思想的内涵逻辑”变革为以人的历史活动为实质内容的“历史的内涵逻辑”。原创教材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的指导意义以及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坚持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突出对中外教育思想史、教育发展史的总结、积淀和升华，贯通历史阶段之间的内在脉络，建立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勾连出一幅脉络清晰、逻辑自洽的教育学知识图谱。另一方面，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系统总结本土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及其所能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叙述中贯穿深远的历史视野，为学生开展教育学学科研究与实践提供清晰的学理路径，引导其确立正确的研究视角与科学的思维方法。

明确核心任务，依照“三个充分体现”原则展现中国教育学原创成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的决策部署，教育部对原创性教材建设进行全面动员部署，明确要求原创性教材必须充分体现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新时代十多年来伟大实践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意味着教育学原创教材建设必须按照“三个充分体现”的要求，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从教育学视角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案例、重大成就，在全球教育坐标系中确立中国教育学的话语权与引领力。“无论是学科的思想理论、学科学理建设的成效和成就，还是学术和话语生成及传播的影响力、感染力，最终都是在教材和教材体系建设的水平及成效上得到体现的。”通过教育学原创教材，突出中国“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等重大政策与实践，展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为世界教育多元现代化贡献的中国智慧。

（三）实践转化：明确思路途径与关键着力点

明确思路途径，提炼标识性、原创性概念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当代教育学关注教育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关注学科自身的矛盾关系，这构成了当代教育学的概念范畴。以中国教育发展为主体深入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这意味着摆脱教育学理论和知识的外部依赖，用中国的思维方式组织概念、范畴、表述，体现中国教育学的独特视角和理论成果。科学提炼标识性概念，要注重运用议题设置，掌握学术话语先机，对本土实践进行深入诠释、凝练表达，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再到理论推理，形成点线面的话语体系布局，强化对现实的解释力和穿透力。积极回应同一概念在中西方语境中的内涵差异，立足中国话语体系，清晰阐释概念在中国文化、历史与实践中的特定内涵。

明确关键着力点，促进知识到素养的转变。教材体系建设的基础在于知识体系的重构，单纯的知识积累不等于人格的成长，还要重视素养的形成。高水平教材的关键在于推动教育范式根本性转变——实现从“教什么”到“如何学”、从“知识传递”到“能力培养”的转型升级，为学生提供认知框架与操作系统。当前，传统知识体系已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内驱力。回顾知识价值取向的演变：20世纪的教育聚焦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命题，21世纪初转向“谁的知识更重要”的争论，而当下教育亟须回答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让学生渴望学习”。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本身的价值判断已退居次位，培养持续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才是关键。这一根本性转变要求教材建设者重新审视教育本质：从知识灌输转向学习动力的唤醒，从内容传授转向能力和素养的培育。“教材既是载体或媒介，又是内容或材料，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具有工具性、内容性的‘双重性’。”在形式上，教材的结构体例要有助于提升学习效果，注重通过导语与案例实现情境导入；借助正文与讨论环节完成知识内化；利用思考题与阅读材料推动能力延伸，形成螺旋上升的学习闭环。在内容上，教材各章节内容要安排合理、逻辑清晰。绪论作为开篇，须通过对学科历史、对象、特性与方法的系统概述，帮助学生构建对教育学的系统性整体认知。各章节内容则应融合理论深度、因果逻辑与方法路径，实现从知识理解到方法掌握的有效过渡。在功能上，教材承载着落实国家事权、形塑学术话语与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应立足我国教育改革的生动实践，充分阐释本土实践中的新进展与新思路，引导学习者掌握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和实践逻辑。

三、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中国原创教材同频共振

（一）有机融入：知识转化与教材编写的双向建构

政策转化要“透”。一是透彻把握政策制定的深层意图与时代背景，着力将党的创新理论有机融入学科知识体系，并积极吸收近年来的前沿研究成果，包括新观点、新案例与新知识，实现由刚性政策语言向柔性教材话语的转化。这一过程强调合情合理、价值引领与方向明确，避免“引而不述、述而不析、析而不深”等空泛化、标签化的倾向，讲清楚抽象理论中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助力学生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二是突出中国视角和中国贡献。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全球趋势中呈现中国教育治理，引导学生关注中国教育政策、实践模式取得的成就，增强学生的制度自信与文化认同。尤其注重从本民族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凝练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议题与研究范式，不断夯实新时代的理论根基与话语优势。

理论分析要“深”。原创教材应牢牢把握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观点与逻辑脉络，做到原理阐释清晰、论证分析严密，并辅以典型案例与数据支撑。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深层成因充分阐释，从理论高度准确概括中国道路的实践成果与制度优势，清晰呈现其世界意义与原创性贡献。从教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脉络和知识逻辑中呈现教育学自主教材体系的科学内涵、基本属性、主要特征、内容结构、核心功能等内在规律。尤其要强化政策的学理化阐释，避免使教材沦为政策文件的简单汇编。当前，部分本土教材仍停留在政策解读与说明层面，未能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学理逻辑与理论意涵，导致阐释深度不足。为此，在涉及政策内容的教材编写中，宜采取“宜繁不宜简”的方式，深入阐释其理论脉络与逻辑推导。例如，教育学教材对“双减”政策的研究，应深刻阐明政策实施的根据和条件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重构。将政策制定的时代背景、理论依据、价值抉择及实践机制等层面阐释透彻，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真正实现从“政策文本”到“教材理论”的升华。

实践案例要“活”。教材编写在构建严谨知识体系的同时，应着力于内容的结构化设计与心理化呈现两大支柱。所选案例须兼具贴切性、鲜活性与实用性，尤其要紧密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精选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与解决方法的实例，帮助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应用，提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设计符合时代背景的应用场景，如大变局、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等，以学科为基础，以真实问题为导向，在智能教育场景、教育公平场景中提升学生兴趣与动机，促进知识理解与迁移，做到学以致用。突出“古为今用”，介绍西方教育学的演进逻辑时，注重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对话，展现文化主体意识。突出“洋为中用”，既肯定西方教育思想的理论贡献，又指出其历史局限，体现辩证分析的深度。

（二）及时体现：教材更新与知识创新的协同跃升

自主知识体系的持续创新要求原创教材建立动态更新机制，通过建立教材定期修订制度，依据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科学技术最新突破、学术研究前沿进展等及时调整内容，确保教材的时代性和前沿性。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实现知识创新与教材建设的同频共振：一方面，定期修订制度为教材更新提供制度保障，通过规范修订周期、明确修订标准，确保党的创新理论（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兴教育成果（如核心素养培养、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第一时间融入教材体系；另一方面，教材内容的动态调整又反哺知识创新，通过教学实践反馈推动理论迭代。在此过程中，需妥善处理学术争议与教材确定性的平衡——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对多元学术观点进行科学甄别与整合，又要通过教材评价反馈机制形成“问题发现—修订完善—效果追踪”的闭环系统。教材编写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是关键支撑，需严格筛选兼具政治素养与学术能力的编写者，确保理论转化的权威性；同时，数字化转型趋势要求教材形态从传统纸质向数字化、智能化拓展，通过虚拟仿真、交互式学习等新技术增强教材的表现力与适应性。这种双向互动机制使自主知识体系既能扎根中国教育实践，又能通过教材载体实现理论成果的创造性转化。

（三）教学检验：教材实践与知识验证的良性互动

质量是教材的生命线，必须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根本原则，以教学检验推动教材的修订完善，着力增强教材的针对性、感召力与吸引力。教学检验是自主知识体系与原创教材互动的关键环节，通过“评价—反馈—修正”的动态循环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终极目标是实现教材质量的螺旋式提升。叶澜教授曾说：“我不把教材看作已有相关知识的集合，而是看作对已有相关知识的探讨以及未知领域的开垦。”教学检验的本质在于以教学实践为标尺，验证教材内容的科学性与适切性，并推动知识体系的迭代升级。一方面，需建立覆盖政治导向、内容科学性、教学适用性的多维评价标准，通过课堂观察、教师访谈等途径收集数据，形成“问题发现—修订完善—效果追踪”的动态机制；另一方面，需建立以学习成效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深度、迁移能力及价值观形成。而教师作为教材使用的“第一责任人”，其教学体验能为内容适配性提供实践智慧，是优化教材的关键依据。尤为重要的是，推动知识体系的动态完善，将教学中发现的“理论假设与实践效果差距”转化为科研课题，形成“问题—理论—验证”的学术闭环。除此，还可以通过建设教材使用大数据平台，实时采集学生学习行为数据（如知识点掌握曲线、互动参与度），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分析教材内容与教学效果的关联性。这种以教学实践为纽带的互动机制，既确保教材扎根中国教育实际，又通过持续检验实现知识体系的自我更新。唯有建立动态平衡的检验机制，中国教育学才能在全球知识版图中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四）驱动发展：教材建设与知识创新的双向赋能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前瞻化布局。教材体系作为教育学学科的文本表征，不仅是现有知识的载体，更在编纂与使用过程中持续孕育和生成新知识。为此，原创教材的编写必须直面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强化问题导向，反向驱动自主知识体系加强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投入与理论创新。将原创教材的编写过程作为凝练问题、激发思考、生成理论的过程，实现教材建设与知识体系发展的良性互动与同步提升。要深刻把握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与原创教材的内在关联，以“主动超前布局”的前瞻思维优化顶层设计。瞄准学科交叉领域，高起点布局。以新科技发展与学科融合趋势培育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新增长点，借助不同学科思维方式的差异，为知识创新提供条件。以一体化建设增强教材系统性，在规划中通盘考虑本科与研究生等不同学段的培养目标与认知规律，统筹必修、选修等各类课程的教学要求，构建既体现阶段性差异、又具有有机衔接功能的教材体系，实现知识传授的循序渐进与能力培养的系统深化。

坚持内涵式发展，推动原理层面创新。原理源于实践，是被反复验证并能够揭示事物普遍规律的理论结晶。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并非仅在教材中引入中国案例，而在于实现原理层面的突破。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教材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案例、经验层面，必须深入结构性因素、制度性因素等本质层面，展现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质言之，就是要超越以常识为基础的经验思维，跃升到以普遍性原理为核心的理论思维，从而形成对客观世界的本质性的、规律性的、普遍性的、必然性的认识。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以理论思维推动原理层面创新，要着力梳理中国教育改革历史进程中的关键现象、时代议题与发展趋势，进而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为构建自主的教育知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要与时俱进，形成对教育战略正确认识的理论表征。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一战略的认识提升到哲学原理层面，系统地、内在地、深刻地阐释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战略部署，是重要的制度创新，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理论框架。要加快转变研究理念和研究方式，让“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潜心研究与“集中优势力量”的实战攻坚并重。更加突出自主创新和系统集成，少打外围战，多打攻坚战，向本体问题、本源问题、底层逻辑问题进军。

（本文参考文献略）

From Spontaneity, to Self-Awareness, to Self-Determination——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riginal Textbooks for Pedagog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ZengTianshan MaLilin WangShuang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nd original textbooks for Chinese pedagogy is both a mission of our times 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demonstra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promoting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supporting the building of an educational powerhouse.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serves as the “source of vitality” for original textbooks, while original textbooks are the “systematic presenta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he two constitute an organic whole that coexists and thrives together.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pedag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gone through an evolutionary path from spontaneous exploration to conscious construction, and then to self-innovation.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original textbooks for pedagogy should be guided by policies to clarify the target direction and strategic positioning, the fundamental methods and core tasks wit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ways of thinking and key points of focus with practic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mechanism path of “organic integration, timely embodiment, teaching test and driving development”, the two-way construction and empowerment of knowledge system and textbook system should be realized so as to promote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edagogy.

Key word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pedagogy; original textbook; independent innovation

初审：黄华强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