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强国建设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延长受教育年限是提升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文通过分析统计数据发现，当前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女性受教育年限与人口生育率均呈现负相关，但在个别情况下存在非线性特征。本文构建了多元解释框架，指出受教育年限延长通过生育观念、生育成本影响生育意愿，进而调节生育行为与生育水平，最终导致生育率下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教育强国背景下如何构建与经济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需求更加契合的教育布局结构。具体举措包括：倡导适度教育的理念，树立正确的人口发展观；开展价值观教育，将相关内容纳入学校思政课程；聚焦教育质量提升，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完善教育保障体系，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关键词：教育强国；受教育年限；人口生育率；教育结构调整
教育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为此应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通过提高教育普及水平、增加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等举措提升教育质量。延长受教育年限作为提升人口素质的重要举措之一，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然而，受教育年限延长将更多人口资源“保存”在教育系统内，在使人才红利增值的同时，也可能延缓其社会化程度，使生育潜力的兑现受到影响；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教育水平与社会人口的再生产存在负相关关系。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提升素质”，也需要“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人口规模与结构将反向影响教育强国建设。在当前教育强国背景下，受教育年限延长对人口生育率有何影响？这些影响如何发挥作用？教育系统又该如何调整布局结构，从而更加契合经济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本研究将结合文献研究与统计数据，揭示当前阶段受教育年限延长对人口生育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应对策略。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2022年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生育意愿明显下降。人口负增长、少子化、老龄化将成为中国未来一个阶段的基本国情。这一转变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教育受到广泛关注，教育水平被视为主要影响因素。大多数研究指出，教育水平提升会降低人口生育率。提出“低生育率陷阱”的人口经济学家希尔贝克（V.Skirbekk）开展了一项大规模元研究，发现这一趋势普遍存在于不同时间、不同国家中。
在作用机制方面，由于生育意愿能较为直接地预测生育行为，相关研究主要从教育水平提升导致婚育观念、性别观念、个人价值观念的变化来解释生育意愿的下降。例如，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将教育视为文化传递的重要载体，认为其加速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传播，使传统生育观念逐渐弱化，抑制了个体的生育需求。部分研究证实，在“单独二孩”“全面三孩”等生育激励政策影响下，受教育程度提升对生育意愿仍存在显著抑制作用。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呈现显著Ｕ型非线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教育和生育意愿关系的研究大多聚焦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一方面，这些研究大多采用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育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是其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且女性因教育水平提升而产生的变化更显著，故以此为变量的分析更具解释性；另一方面，研究证实教育对女性生育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大于男性，因而对其进行分析更具现实意义。
近期，有研究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教育补贴、撤点并校等政策引发的家庭教育成本变化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一些研究注意到教育的“禁锢作用”，认为受教育年限会影响个体初婚年龄、家庭形成和生育时间，进而影响其生育力，由此引发对“过度教育”的担忧。
可见，现有研究大多是人口学、经济学范畴内的讨论，较少立足于教育场域，直接讨论受教育年限的研究也较少。少数研究关注到了义务教育年限的变化对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仅将其作为外部的政策冲击；虽有研究者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注意到教育在人口可持续发展上的作用，提出将人口教育纳入早期社会化课程体系，但其建议与当前的人口特征和教育强国建设背景存在一定的时代差距，也没有关注如何消减受教育年限延长对人口生育率的负向影响。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世界银行数据、Barro-Lee教育数据，整体分析我国受教育年限延长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与不同受教育程度育龄女性的生育情况，并运用SPSS26.0进行相关性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将依据文献研究构建分析框架，综合分析受教育年限延长对人口生育率的潜在影响，进而提出教育建设强国背景下的教育布局结构调整策略。
二、研究发现
受教育年限延长使我国教育普及达到较高水平，2024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8%，这亦对人口生育率形成挑战。
（一）我国受教育年限与人口生育率整体呈现负相关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70年的2.77年延长到2021年的10.93年。最新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5》显示：1985—2023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6.14年上升到11.03年。与此相反，我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却从1970年的5.8跌至2021年的1.08，跌幅近81%。近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1.09，2023年更是跌至1.01（世界银行统计数据仅为1.0）。可见，我国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与人口总和生育率的下跌几乎同步，整体呈现负相关（如表1所示）（表1略）。值得注意的是，2010—2020年，受教育年限大幅提升，总和生育率却出现短暂的逆势上涨。这一时间段正好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实施之年，国家正式提出“教育强国”概念，并通过一系列教育普及普惠举措，有效提升了国民综合素质。
（二）我国女性受教育年限与生育率呈现显著负相关
在国家和社会的长期努力下，中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正在逐渐消失。《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中期统计监测报告也显示，女性受教育机会持续扩大，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基本实现女性平等接受各类教育，男女比例基本均衡。在排除男女受教育年限性别差异的干扰后，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女性受教育年限对其生育情况的影响。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全国按受教育程度、活产子女数分的16—64岁妇女人数”数据，整理了我国不同受教育程度育龄女性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情况。基于不同受教育程度育龄女性的活产子女数与对应群体规模，计算并比较各受教育程度女性的生育率（ASFR）。
ASFRi=（BiNi）
式中，ASFRi为第i教育层次的生育率（‰）；Bi为该教育层次的活产数；Ni为该教育层次育龄妇女人数。将“各教育程度女性的生育率”与“各教育程度育龄女性总人数”转化为标准单位，乘积的平均数即为相关系数，得到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生育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0.944，并且呈现0.01水平的显著性，即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生育率越低。这一结果与表2（表2略）高度吻合：小学以下学历女性的生育率最高（0.93）；伴随学历提高，生育率与生育数量均有所下降，大学及以上学历女性大多数只生育一孩，其中硕士的生育率最低（0.45）；但博士的生育率反而高于大学本科与硕士。
三、分析与讨论
（一）受教育年限延长对人口生育率影响的机制
人口生育率低位徘徊的主要因素是生育行为减少与生育水平下降，而已有研究分别讨论了教育对生育观念、生育成本、生育意愿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认为受教育年限通过生育观念、生育成本影响个体生育意愿，进而调整其生育行为与生育水平，最终影响人口生育率（见图1）（图1略）。
（二）受教育年限延长对人口生育率影响的多维解释基于以上分析框架，本研究试图对我国受教育年限与人口生育率的“总体负相关，局部非线性”特征做出多维解释。
1.生育观念维度
生育观念指对生育问题相对稳定的看法与主张，涉及对家庭生育功能的基本认识与态度。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延长，“传宗接代”“养孩防老”的生育观念逐渐弱化，加之“计划生育”宣传的“晚生晚育”“优生优育”观念的边际效应持续存在，人口生育率受到影响，直接表现为初婚年龄推迟、生育子女个数减少等。
在我国，婚姻通常被视为生育的“前提条件”。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先成家后立业”的传统观念不再受欢迎，青年群体日益将个体价值的提升视为进入婚姻关系的前置条件，追求教育正向同质婚配，大多将婚育年龄定在高等教育结束获得初职之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2020年为28.67岁。
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男女在社会角色、权利、责任上的定位会越趋于平等。多项研究证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传统性别观念、生育观念的认同度越低，在生育决策方面有更大自主权，且更有可能推迟结婚和生育。这种影响同样发生在男性群体中，受教育年限越长，男性对现代婚育观接受度越高，在生育决策中更倾向于平等协商。
2.生育成本维度
生育成本指家庭在生育及养育子女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时间及职业发展等综合支出。在个体层面上，生育行为可能占用的机会成本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由于受教育年限延长带来女性的教育回报比男性更高，生育可能带来的发展停滞、竞争力下降、收入减少对她们影响更大，直接削弱其生育意愿。而人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导致教育竞争加剧，个体被迫追求更高的教育目标，从而忽视了社交及其他活动，使得初婚和生育时间延迟。这客观上挤压了个体的生育窗口期，造成“教育—职业—生育”结构性冲突：处于生育黄金年龄时，支撑生育行为的意愿与条件不足；当做好准备、有所意愿时，又错过了生理上的最佳时期。这不但带来生育焦虑，影响生育意愿与行为，同时也降低了男女生育能力。李长安等人发现，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个体选择不生育的概率上升5.56%。
在家庭层面上，父母付出的机会成本与生育、养育、教育子女所需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共同影响生育决策。一方面，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长，其社会竞争力越大，生育可能带来的“损失”越大；另一方面，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需要承担的教育成本越高。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教育经历数智化转型，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规模显著增加。当教育成本超过家庭承受能力时，个体的生育意愿会相应降低，家庭也更倾向于控制生育规模，其中男性更容易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延迟生育。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教育提升了家庭工作收入，放松了预算限制，使生育意愿更有可能实现，这部分解释了博士研究生学历女性生育率的“反弹”。
3.生育意愿维度
生育意愿指对生育行为的主观倾向，涉及生育态度、期望子女数、生育时间安排、子女性别偏好等因素。生育观念与生育成本直接制约生育意愿；而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生育水平存在相互影响、反向因果关系。其中，生育水平既包括能够生育活产婴儿的生理能力，也包括能够负担的子女数量与教育质量，一般认为“生不生”“什么时候生”“生几个”等主观倾向对其有一定导向作用。反之，生育行为和生育质量也会调节生育意愿，例如晚婚晚育通常会抑制进一步生育的意愿；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在生育数量与质量间衡量决策；一孩家庭的生育投入显著抑制了二孩的生育意愿。
除了通过生育观念与生育成本影响生育意愿，受教育年限延长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还表现为生育决策中的主观能动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男女，越可能了解必要的生育知识与支持政策，为优生优育做好准备。这一方面提高了他们在生育行为中的自主性，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从而降低生育率；另一方面则降低了生育风险，反而提高其生育意愿。这可能是受教育年限与人口生育率关系出现“非线性”特征的原因之一。有研究进一步计算指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意愿先呈现下降趋势，而后上升，转折点为10.77年。
四、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应对策略
必须认识到，导致我国当前人口生育率低位徘徊的原因很复杂，而且人口负增长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教育特别是受教育年限延长只是影响因素之一。同时，受教育年限延长在提升人口素质上的基础性作用，及其对人口生育率潜在影响的“非线性特征”表明，合理延长受教育年限、调整教育布局结构，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仍是可为且应为的。根据以上研究发现与分析，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也应从改变观念、降低成本、增强意愿、释放潜力出发。
（一）倡导适度教育的理念，树立正确的人口发展观
在实现“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政策目标指引下，未来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还会有所延长，因而必须在受教育年限延长与接受适度教育之间达成平衡。为此，需要思考如何在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建立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的人才培养与使用机制。
一是倡导适度教育的理念。在社会层面上，引导公众根据个人发展需求选择教育路径，破除“唯学历论”的认知偏差；在制度层面，公共部门应优化用人标准，对事务性岗位设置合理学历要求，对专业技术岗位实行能力导向选拔，同时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性，完善终身学习体系。这一理念能够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既避免非理性的学历竞赛，又能让教育投入产生更大的个人和社会回报。
二是树立物质与人口再生产并重的发展观。马克思曾指出，人类有两种生产：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因此，既要通过系统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显著提升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也要通过人口再生产教育，推动人口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应将人口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教育和“生命·生存·生活”教育的范畴，设置相关议题，在持续强化知识技能传授、提升劳动者素质的同时，培育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念。
（二）开展价值观教育，将相关内容纳入学校思政课程
为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念、提升生育意愿，可在学校思政课程中加入家庭教育、生命教育、伦理教育等内容，通过学科学习、跨学科主题学习等形式开展价值观教育。家庭教育旨在帮助青少年充分理解家庭建设对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其辩证看待家庭生活、事业发展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生命教育旨在引导青少年感受生命的意义，思考孕育生命的价值，慎重对待生育行为；伦理教育旨在探索传统生育文化与现代性别平等、共育责任等观念的结合点，引导青少年理解婚姻忠诚以及家庭共育的重要性。还可以统整生物学、数学、社会、道德与法治以及中华传统文化，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人口结构变迁的社会影响，帮助青少年正确认识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分析不同生育选择的社会效应，培育正确的婚育观与人口发展观。
（三）聚焦教育质量提升，优化人才培养机制
我国基础教育学制长达12年，而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处于上升期，因此，提升人口素质不能仅靠受教育年限延长，而要“坚持聚焦重点与优化机制相结合”。例如，在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同时，允许在校学生根据个人情况调整学业进度，保障生育后继续完成学业的权益，通过个性化课程安排和多元化学业规划，协调教育投入与家庭组建的时间冲突，为婚育安排创造制度空间，从而降低青年群体的婚育机会成本，提升其生育意愿。
在学前教育阶段，可放宽入托入学年龄限制。在基础教育阶段，可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允许适龄儿童提前入学；适当缩短义务教育阶段学制；整合中小学课程，实施弹性化学制，如采取小学、初中、高中“5－2－2”模式。在高等教育阶段，可试点推行本科3—6年弹性学制；针对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可适当缩短学制，并根据需要放宽毕业最低年限。这些制度调整能够释放约三年的生育窗口，一方面赋予学习者更大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个人发展需求合理规划学习进展，缓解学业压力；另一方面也解放了传统固定学制带来的约束，为个人平衡学业发展与家庭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为适龄人群营造更充裕的生育选择空间，提升生育意愿。
此外，为确保教育质量，应推进与弹性学制相适应的评价制度改革。改革高等教育招生方式，赋予高校更大的招生自主权，探索申请制与注册制，通过综合评估学生的学业表现、实践经历、个性特质及发展潜力等多维度，构建科学的人才选拔体系。这一改革将有效突破单一考试评价的局限性，推动基础教育由应试导向向素质培养转变，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和家庭教育支出。为确保改革成效，还需同步完善监督机制和评价标准，在保障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推动招生方式与人才培养目标的深度契合。这种制度优化不仅能缓解当前教育内卷现象，更能为“双减”政策的落地提供长效机制。
（四）完善教育保障体系，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让社会经济发展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打造从婚姻到生育再到养育全覆盖的政策体系。为此，应协调全社会资源，完善教育保障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家庭教育成本。
一是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公共财政教育支出整体上对生育率有不显著的正效应，但幼儿园阶段的财政教育支出对生育有显著促进效应；提供免费教育并降低生育的相对成本对于促进生育率提高有较好效果。因此，政府应发挥育儿补贴和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作用，积极推进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促进普惠托育及托幼一体化服务的发展，并逐步完善相关制度框架，进一步规范普惠性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扩大对普惠性幼儿园的资助力度，以有效降低家庭生育成本。
二是构建多元化课后服务体系。为应对当代双职工家庭面临的子女课后照护困境，应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化课后服务体系，整合政府部门、学校、社会组织和社区资源，重点提供课后托管、学业帮扶和特殊教育支持等差异化服务，尤其应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这样的“家校社”协同机制既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减轻家庭负担，缓解职场父母压力，提升其生育意愿，又能促进教育公平，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对于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结语
提升国民素质，延长受教育年限，既是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系统演进的内在要求。为有效规避受教育年限过长带来的负面影响，防范过度教育带来的资源浪费，缓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困境，亟须从教育理念与价值导向、学制设计、课程体系、教育投入等多维度科学调整教育布局结构，以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必须注意到，本研究的数据未能完全涵盖“教育强国”概念提出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颁布实施的完整周期，所作解读主要是关联性分析，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有一定理想化色彩。但是，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对教育与人口生育率关系作这样的探讨仍有其现实意义。
（本文参考文献略）
Potential Impacts of Longer Education Years on Population Fertility Rate and Coping Strateg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n Education-Powerful Country
PengHongbin JiangHuizi
Abstract: Building an education-powerful country is a strategic projec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Extending the years of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crucial initiative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labor force. By analyzing statistical data, this paper finds that at present, both the per capita years of education and years of education for female in China show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opulation fertility rate, though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exis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explanatory framework, pointing out that longer education year affect fertility intention through fertility concepts and fertility costs, thereby regulating fertility behavior and fertility level, and ultimately leading to a decline in fertility rate.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explores how to construct an educational structure that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demand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n education-powerful country.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e: advocating the concept of moderate educ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correct view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carrying out value education, and integrating relevant content into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ocusing on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quality, and optimizing the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guarantee system, and realizing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Key words: building an education-powerful country; years of education; population fertility rate; adjustment of educational structure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