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是以教育之强支撑科技之强的关键战略部署，即通过高端要素培养汇聚，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融通，协同发力。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以人才、平台、资金与文化为基本要素，在各要素非线性交互中动态生成。依据创新主体与要素配置方式的不同，其呈现出三种不同结构形态：政府主导的以战略突破为目标的创新协同系统、企业主导的以需求响应为动能的创新集群主体和高校主导的以人才培养为基础的创新策源网络。体系构建需激发领跑思维，创新内部动力机制；实现系统攻关，建立突破协调机制；承认科研活动的多元性复杂性，重塑多元评价机制；跨越知识生产的空间壁垒，维护开放合作机制；因应人工智能的技术驱动，培育工具变革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整体效能最大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创新牵引；科技支撑体系；要素；结构；机制

纵观世界强国崛起的历史，教育强国与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在演进时序上总体是一致的，具有同构性与一体化的特征。“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强国目标的内在要求。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就是要发挥教育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支撑性、先导性作用，通过高端创新要素培养汇聚，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融通，协同发力，服务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本文拟以认识论的视角，系统剖析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所蕴含的基本要素和结构，初步探讨构建这一复杂体系的内在机制与可能路径，尝试以政策话语、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的统一，揭示“教育强”与“科技强”的现实通路，阐释中国教育独特的创新之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一、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的要素

作为一种复杂适应性系统，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是在多元要素的非线性交互中动态生成的，只有厘清各构成要素的内涵与特征、价值与功能，才能从“质的规定性”上对其作出科学准确的界定。

（一）人才是第一资源

人才是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中最具战略价值和决定作用的能动主体。从历史逻辑上看，从瓦特（James Watt）以蒸汽之力将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向高潮，到西门子（Ernst Wernervon Siemens）等科学家通过对电力的研究与推广带领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再到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的信息论使人类社会实现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跨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离不开人才的引领和推动。从理论逻辑上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的强调，还是人力资本理论将具备专业技术和丰富知识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视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创新的主要驱动力，抑或“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关键是人才”、“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等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创新理论，都深刻阐明了人才要素与生产力发展、科技创新的内在联系。从实践逻辑上看，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排名前10的国家均将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作为增强创新能力的关键支点。

人才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中有不同的内涵与特征，这决定了人才培养目标和侧重点的不同。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的当前，急需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从内涵特征来看，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是指在关键科学技术领域中，具备强烈的使命意识、精深的专业知识、卓越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道德修养，能够自主发现、研判和定义科技创新问题，全局谋划基础研究、技术发明、工程实现和产业发展，领军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组织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强大智力支持的人才群体。从体系来看，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具有层次性，呈现为金字塔形结构。其中，战略科学家处于塔尖，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中的关键少数，这类人才应具备跨学科跨领域的战略前瞻性与组织领导力；科技领军人才与高水平创新团队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塔身，其在分解科学技术问题和开展“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应发挥主力军作用；青年科技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等筑牢塔基，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生力军。从来源途径上看，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培育与壮大既要依托大中小一体贯通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体系，也要探索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协同育人新模式；既要开辟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新路，也要面向世界积极引育全球顶尖人才。

（二）创新平台是重要载体

科技创新平台是开展基础研究、行业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等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根据功能定位的不同，科技创新平台可分为三类。一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国重点实验室为代表的科学与工程研究类创新平台。这类平台是由国家统筹规划，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等高水平创新主体组建而成的。其功能定位是突破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的战略性科学问题，探索引领未来产业方向的前沿交叉领域，攻克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二是以技术创新中心、中试熟化基地、产业孵化平台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类创新平台。这类平台的搭建与运作需要政金企校“四方联动”，其重要价值体现为，通过学术导向与市场机制、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推动科学研究成果实现从书架到货架、从知识技术到现实生产力的“惊险一跃”。三是以科学数据中心、科研设施与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为代表的基础支撑与条件保障类创新平台。这类平台的组建方式既可以是政策驱动，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实现系统规划、协调推进，也可以是需求驱动，由创新主体自发组织、自主搭建。这类平台的价值追求是通过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有效应对学科壁垒固化、数据资源割裂、科研效率边际递减等系统性挑战，推动科技创新活动实现从单点突破向系统聚变的跃迁。

虽然科技创新平台内在的依托主体、科学突破和发展路径是多元化的，但其在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中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首先，科技创新平台遵循全面协同与适度错位相统一的原则。全面协同强调在知识爆炸、信息融合、学科交叉的大科学时代，科技创新平台要成为整合式创新的组织者与践行者，实现创新目标上的战略引领、创新过程中的要素协同和创新格局上的包容开放。但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各类平台既是相互依存的，又会因资源的分配与争夺而形成竞争关系。因此，科技创新平台还应根据自身的异质性特征形成不同的生态位，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其次，科技创新平台遵循创新性与稳定性相平衡的原则。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基础研究的长周期性和技术开发的复杂性，创新活动的高价值性与高风险性往往是相伴而生的。而科技创新平台能够凭借其组织优势，将分散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创新主体协调整合至共同的战略目标与行动网络之中，这种整合能帮助单个创新主体有效降低创新中的风险和沉没成本，打破创新活动中的闭路循环与孤岛效应，形成“创新—稳定—再创新”的良性循环。最后，科技创新平台遵循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创新是多元主体在特定平台规则下协同演进的结果，这种规则既强调对创新成果的激励，也强调对创新主体及其行为的引导与规范。具体来说，一方面，科技创新平台通过明确知识产权归属、推行股权分红、职称评定倾斜等制度，将创新收益与主体贡献紧密挂钩，有效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保障创新创造活力持续释放；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平台通过建立创新行为规范准则、引入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设定项目进展考核标准等约束手段，对创新过程中的资源滥用、数据造假、成果虚报等行为进行管控，避免因个体非理性行为而破坏协作秩序。

（三）资金是必要保障

资金要素是“服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创新活动全过程和维系产业链各个生产环节，由不同形式资金支持方式构成的资金链条，包括创业投资资金、政府财政资金、技能机构资金、企业资金、股票市场的社会资本和市场购买资金等”。资金要素不只发挥资源供给功能，还是保障体系平稳运转的“压舱石”与促进各类创新要素良性循环的“助推器”。马克思（Karl Marx）在《资本论》中将资金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性类比为“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方面，就像肺为心脏泵血、大脑思考、肌肉活动供给氧气一样，资金要素确保创新从想法萌发到技术落地再到应用推广的每一步都有坚实的物质保障，避免科技支撑体系因源头断供而陷入混乱停滞的困境；另一方面，正如肺通过调节呼吸节奏来适应人体活动强度，资金要素通过引导资源流向“卡脖子”技术领域、借助风险补偿机制降低试错成本、依托资本市场加速技术成果价值变现等方式，实现对创新活动的动态调整，增强其与整个科技支撑体系的主动适配性。

在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中，资金要素往往具备以下功能属性。其一，投资导向的战略性和价值性。战略性是指资金布局需综合研判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趋势，紧密契合国家发展战略方向与现代化产业布局，实现资金在国际竞争必争领域和国家战略急需领域的精准滴灌。价值性强调资金要素应深度参与价值发现、挖掘与创造过程，比如，对一些处于初创期但掌握核心技术、有望引领行业变革的科技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助力其突破技术瓶颈，实现“从0到1”的跨越。只有战略和价值导向的投资，才符合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的重大需求。其二，投资周期的长期成长性。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并非一蹴而就，因此，资金要素应克服资本的逐利短期化，以长期投资目标为导向，做到“深度忍受长周期高风险和资金沉淀”；坚持长周期考核，不因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科技创新活动的短期试错与挫折而轻易改变投资策略。长期主义的投资才能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提供稳定的基石。其三，投资主体的能动性和创新性。资金方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长周期中，不能仅仅扮演“出钱者”的角色，而且要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市场经验和专业知识，为投资对象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帮助，成为创新与市场之间的“红娘”。同时，还要积极推动科技金融政策创新，探索新的融资模式和金融工具，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泛在可得且有创新力的投资主体，是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的生态保障要素。

（四）文化是精神和灵魂

文化要素是科学进步的母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创新文化的培育，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倡导创新文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培育创新文化”的要求，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要“使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离不开文化要素，根源在于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只有在创新文化的熏染与引领下，科技工作者才能破除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迷信，摆脱怕出错、不敢闯的束缚，守住“该不该做什么”的底线，真正以观念的突围与更新来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展。从科学探索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规律来看，科技创新是一种探索性的、未知性的实践活动，只有在开放包容、鼓励探索的文化氛围中，科技工作者才能在勇攀科技高峰的过程中正确处理成功与失败、已知与未知、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的关系。从文化要素与体系内其他要素的关系来看，创新文化是涵盖创新的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实践准则在内的一整套文化生态系统，是各创新要素高度协同、高效运转的深层动力与精神内核。

那么，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呢？首先，要构建以科学家精神为价值内核的文化体系。作为价值观念形态的创新文化，包括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范、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等，其中，最核心的是科学家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科学家精神是“科学精神的人格化、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优秀文明成果”，其包含体现人与社会关系的爱国精神与奉献精神、规范人与自然关系的创新精神与求实精神、理顺人与人关系的协同精神与育人精神。只有不断强化科技创新文化的使命驱动与精神引领，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才能行稳致远。其次，要形成以“有意义的创新”为核心关切的文化范式。“有意义的创新”旨在将创新关注点从“市场与技术驱动”维度转向兼顾“人文精神与哲学思考引领”的意义维度，强调要“主动关注社会需求、人的自我实现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唯有坚持有意义的创新，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才能实现从谋求短期回报到追求长期价值、从纯科学研究到基础应用研究并重的转变。最后，营造鼓励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创新创业文化包括理念、意识和精神三个向度：创新创业理念是关于创新创业价值关系的理性认识，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接知识生产与市场需求；创新创业意识具有文化中介的独特功能，它既能在意识层面影响创新主体的价值排序与价值选择，也能对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市场竞争等实践活动发挥现实指导作用；创新创业精神是文化之魂，主要体现为追求新知、敢于质疑、宽容失败、知行合一等精神品格。三者彼此支撑、互促互进，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提供深厚的精神滋养与稳定的文化环境。

二、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的结构

如果说要素从普遍规定性的角度刻画了何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那么，结构则描述了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的“四梁八柱”，并决定了该体系是如何组织运行以及导向何种意义的创新。按照不同的主导者及其对创新要素的不同配置方式，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主要包括政府主导的以战略突破为目标的创新协同系统、企业主导的以需求响应为动能的创新集群主体和高校主导的以人才培养为基础的创新策源网络。

（一）政府主导的以战略突破为目标的创新协同系统

界定为由私人部门主导和新技术驱动的过程，政府的作用是“通过投资公共产品（例如科研和国防）和设计市场机制以使外部成本（如污染）或外部收益（如群体免疫）内部化，从而‘纠正’或‘修复’市场”。实际上，政府在创新生态中发挥着“元治理”的制度作用。从创新功能上看，政府的核心价值并非直接“生产”创新，而是通过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在塑造创新方向和协同组织上发挥关键作用。从创新范式来看，随着最初的封闭式线性创新（创新1.0），演化为开放式协同创新（创新2.0），再到如今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3.0），更加强调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复杂适应关系和价值共创行为，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能够有效凝聚共同愿景与价值主张，协调规范创新主体行为，推动实现集成突破性创新。从创新过程上看，从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探索，再到技术扩散和技术转化，创新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规模长周期投入，政府不仅以政府引导基金的形式来直接参与创新投资和撬动社会资本，更“在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设计了针对性的创新基础设施，支持创新从供给到转化的全过程”。

政府主导的创新协同系统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突出战略突破驱动。由于创新所面向的是更具战略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的问题挑战，因此政府的职责不再是设定一般性的科技创新任务，而是要前瞻谋划战略突破目标。具体来说，首先，政府基于“战略目标需求的精准预见”与“知识和环境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张力，构建动态适应、渐进试错的使命定义和议题框架；其次，推动形成一个跨学科、跨部门、跨行动者的国家科技创新决策咨询体系，促进战略使命的具体化与科学化；最后，广泛开展政策解读、科学普及和社会动员，进一步凝聚社会各界对战略使命的价值共识和政策认同。二是聚焦战略性创新场景。政府准确识别和凝练了战略目标后，还要进一步增强目标的操作性与可测量性，将其转化为复合高阶的场景化创新需求，实现使命引领下的定向突破。比如，直到21世纪初，我国盾构机仍主要依赖进口，国家在确立了打破技术封锁、缩短技术代差的战略使命后，通过重大专项的持续性财政投入、大兵团攻坚的组织模式，在短期内实现了盾构机自主技术攻关。再如，面对突发的广泛传播的新冠肺炎感染事件，政府迅速将战略需求转化为具体创新场景，通过整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等多方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病毒基因测序、多款疫苗紧急授权使用等关键突破，展现了战略场景化对科技创新的强大牵引作用。三是强化战略动员与组织能力。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大科学时代”，传统的单打独斗创新模式难以支撑重大技术攻关，如何以强大的战略动员和组织能力提升科技竞争的主动权与主导权，日益成为各国寻求战略发展的突破点。强化战略动员与组织能力，并非以自上而下的刚性指令取代自下而上的创新涌现，而是通过各类政策工具构建梯度化的激励场域，使不同层级、不同主体基于自身禀赋选择适配的战略响应方式；也并非单纯依赖纵向政策实现科技资源的统一调配，或是将资源配置权完全交给市场主体，而是要瞄准地区、部门、领域分散封闭和交叉重复等碎片化问题，科学识别资源投入领域的优先级和资源利用效率的位势差，通过共享机制、定向投入等政策设计，将高势能资源与高势能主体匹配，促进资源向关键技术领域流动集聚。

（二）企业主导的以需求响应为动能的创新集群主体

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到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将科技领军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将专精特新企业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者，再到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作出重要部署，作为政策话语的“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已逐步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要正确认识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一方面，真实世界中的创新过程并不完全遵循从科学到技术再到生产的线性模型，科学研究更可能是在“发明—发现”循环中变成“有用的科学”并“获得内生于经济体系的发展动力”，而企业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正是推动科学与技术互动的需求识别者与实际发起者。另一方面，从理论发展逻辑上看，从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指出企业是进一步传播创新及其成果的最优主体，到新熊彼特增长理论将创新定性为企业基于自身和产业发展需要而探索新知识和发明新技术的活动，再到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肯定了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关键作用，随着科技创新理论的深化发展，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角色和主导作用得到逐步强化。

企业主导的以需求响应为动能的创新集群主体，在本质上是将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定位和作为经济发展微观主体的功能相结合，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结构来催生新质生产力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这种市场导向的创新集群中，不同类型的科技企业以产业升级为目标发挥着不同的效用。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应发挥产业链龙头作用，积极培育先进研发体系与项目组织能力，带动上下游协同创新；中小型企业则可以聚焦细分领域，在专精特新的路径探索中加快关键技术突破和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从企业性质来看，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规模优势与资源整合能力，在牵头承担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制造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民营企业则要借助自身较强的市场敏感性和较高的创新效率，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高强度竞争领域实现突破。从企业运行模式来看，用户型企业应当发挥自身挖掘、刺激和引导用户需求的能力，加快开发供需适配的未来产品与相应服务；平台型企业可以依靠自身在数字要素和数字技术方面的积累，发挥平台化和制度中介的优势，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向协同发展。在创新的组织方式上，要推动科技领军企业和产业链“链长”企业牵头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大中小企业深度融通的高水平创新联合体，处理好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产业共性技术与企业自有竞争性技术、利益分配与产权归属、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抢抓新赛道窗口机会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稳步形成“基础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梯次布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高校主导的以人才培养为基础的创新策源网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强调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这些重要论述，从战略层面深刻阐明了高校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新引擎的战略定位，为新时代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创新使命为引领，加快打造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人才高地、培育具有突破能力的创新力量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校在人类知识生产体系中的独特地位，缘于其同时承载着知识创新与人才塑造的双重功能。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依托学科积淀与学术传统，在探索知识边界中扮演着真理发现的先行者；作为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凭借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生态，在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中发挥着关键变量作用；更为本质的是，作为创新人才的“孵化器”，通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生成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主体。这三重角色的辩证统一，构成了高校在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其知识生产和创新活动始终以人才培养为价值归宿，而人才培养过程又以知识创新为实践载体，二者在创新、育人的辩证运动中实现螺旋上升。

“以人才培养为基础的创新策源网络”是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创新系统的基础行动者，其功能定位正经历从知识传递者向创新生态建构者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高校在履行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使命时如何通过创新实践实现知识增值与人才发展的统一。以人才培养为基础的创新本质上是一种以人的主体性发展为逻辑原点、以创新实践为中介场域、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实践指向的复合型创新范式。这种创新范式与工具理性主导的常规创新模式存在三重本质分野。其一，目的论层面的价值重构。该范式将人的主体性发展置于创新活动的中心位置，突破了将人才异化为创新工具的窠臼，转而将创新视为促进人才全面发展的实践媒介。其二，过程论层面的机制耦合。创新与育人不再是线性序列中的前后相继，而是形成了在创新实践中生成人才、在人才发展中推动创新的辩证统一。科研项目的攻坚过程转化为认知图式重构的认知实践，团队的跨学科协作形塑社会性认知能力，失败的经验积累与成功的模式提炼共同形成创新智慧的生成机制。其三，价值论层面的使命升华。该范式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内化于创新活动的价值追求，通过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当今世界科技前沿领域，使人才培养过程同时成为建构国家创新能力的发展过程。最终，大学通过知识溢出与产学研协同，将前沿发现发明转化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能，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根本性的创新支撑。

在当前企业创新策源能力普遍不高的背景下，高水平大学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正演化产生新的形态，在与国家和区域的战略互动中形成了以自身为引擎，汇通中外、产教互融、协同共生的新生态网络。这种新的生态网络具有多主体互动、全链条创新、全要素贯通、网络化生长的特征。高水平大学作为引擎和核心，在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等互动中形成混合结构，校企地多方力量打造联合创新平台，建立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交互和适配机制，促进创新创业的要素集聚与活力增强，推动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创新。在这一过程中，人才、资金、平台载体、基础设施、金融等全要素贯通，共生互融，促进了创新创业创造的持续涌现。

三、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的重要机制

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该体系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内部动力的激发、协同壁垒的打破、评价指挥棒的重塑、开放生态的构建以及技术工具范式的赋能。

（一）创新内部动力机制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其核心在于激活系统的内生动力。这种激活不是简单的资源调配或流程优化，而是要立足于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以领跑思维释放创新主体的最大势能。所谓领跑思维，是跳出跟跑、模仿的惯性，以敢为人先、主动布局的格局，主动定义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与议题。它要求科研工作者不能只满足于解决别人提出的问题，而是基于对科学前沿的深刻洞察、对技术趋势的前瞻判断，主动凝练原创命题，主动谋划“无人区”里的战略突破。激发领跑思维的本质，必须将创新主体从被动响应者转变为主动引领者，让科研团队不仅能回应需求，更能创造需求、引领需求。支撑领跑思维落地的关键抓手，是改革承担基础前沿与颠覆性创新的主体赋权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颠覆性创新是一种借助全新技术或现有技术的跨学科、跨领域融合与应用，构建先进产品取代原有主流市场产品，最终带动全产业翻天覆地的创新，是突破现有技术范式的“关键一跃”。这种“关键一跃”的成效取决于基层创新主体的活力激发。因此，要改革常规评价下的遴选支持机制，赋予基层创新团队更大自主权和收益权，让他们在选题阶段就有可能选出看似疯狂但可能改变世界的大胆设想，通过非共识项目、风险性探索基金等方式，为冷门但重要的研究提供空间；在遴选环节要推动委员会式的评议机制转型，更加关注研究的科学价值、潜在颠覆性与战略意义，通过揭榜挂帅、赛马机制、战略科学家把关等方式，识别真正具有领跑潜力的方向和项目；在支持方式上给予基层单位更大自主权，给予基层团队长期稳定的经费保障、灵活的管理机制与容错的管理空间，让科研人员敢于“十年磨一剑”，专注攻克那些难而正确的基础问题与颠覆性技术。

（二）建立突破协调机制

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要直面创新链中的闭路循环与孤岛效应，建立服务和保障科技创新活动的协调机制。所谓协调，不是强化流程衔接或局部配合，而是将原本分散于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空间的创新要素，通过精准对接与系统性重塑，凝聚成跨部门、跨学科、跨区域的有组织科研力量。跨部门协同，要求政府科技管理部门、产业主管部门、知识产权机构、高校、企业等建立常态化沟通渠道，让政策引导、资源配置与科研需求同频共振；跨学科协同，要求打破传统学科划分形成的信息茧房和边界壁垒，通过组建交叉学科团队、设立融合创新平台，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对话交融，让复杂问题的解决获得多维度视角；跨区域协同，则需立足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创新策源、技术孵化、产业落地的梯度协作网络。这种协同的本质，是将创新从单点突破推向体系攻关，让分散的创新孤岛连接成创新大陆。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转，离不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合理分配机制的关键支撑。科技成果转化是资源整合的最终落脚点，也是检验协同成效的试金石。在现实中，由于产权界定模糊、利益分配失衡、风险承担不均等问题，许多创新成果往往止步于实验室，难以跨越基础科学理论与产品开发之间所形成的“死亡之谷”。因此，构建突破协调机制必须直面这一痛点，通过制度创新打通“最后一公里”。一方面，要明确科研人员、高校、企业、政府等在成果转化中的贡献度与权益边界，建立按贡献分配、兼顾公平效率的收益分配规则，让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得到合理回报，从而以利益共享促进价值认同，让创新主体从各自为战转向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要完善风险共担机制，通过政府引导基金、风险补偿机制等方式，降低企业、高校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顾虑，同时为科研团队提供容错空间。

（三）重塑多元评价机制

评价机制在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的过程中，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这一机制要以超越功利主义视角来重新审视和定义科学研究和创新的价值，以尊重创新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推进制度性革新，其本质是打破“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僵化思维，建立一种“与科技创新活动类型相适应的科技人才分类评价体系”。与科技创新活动类型相适应，意味着承认科研活动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拒绝用单一标准评判所有类型的创新努力。基础研究如同仰望星空，其成果可能短期内难以转化为应用，却为人类拓展认知边界提供根本性突破力量；应用研究则似脚踏实地，其目标直接指向解决具体问题，需要在明确需求导向下快速迭代攻关；技术开发更像架桥铺路，其成效体现在技术成熟度与产业化潜力上；而交叉学科研究则如同编织网络，其创新往往诞生于不同领域的碰撞融合。改革评价机制的首要任务，正是针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科研活动，建立多元化的评价维度与标准，对基础研究，侧重其理论原创性、学术影响力与长期价值；对应用研究，关注其需求匹配度、技术可行性与解决方案的实用性；对技术开发，评估其成熟度、可靠性与市场潜力；对交叉研究，则注重其融合创新性与问题解决的综合效能。评价机制的改革并非一劳永逸的制度设计，而是动态调整的进化过程。动态调整意味着评价标准应根据不同学科的发展阶段、技术路线的演进特点与国家需求的优先级变化，及时优化评价维度、调整权重分配、更新指标体系。要实现这种评价导向和实施机制的动态调整，就需要构建覆盖全面、维度多元、更新及时的科研绩效大数据平台，实现对科研活动从项目立项到成果产出、从团队协作到资源投入、从学术影响到社会效益的客观记录与多维分析，以全面提升科技人才评价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同时，要配套建立预警监管机制，对科研评价过程中的异常现象与潜在风险进行实时监测与前瞻性干预。这种预警监管既包括对“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异化评价倾向的及时纠偏，同时也指向对科研诚信缺失、学术不端行为的风险预警，还包括对滥用评价结果、科研工作者异化现象的制度性防控，等等。

（四）维护开放合作机制

在全球化与科技革命深度融合的今天，单一机构、单一国家的封闭式创新已难以应对重大科技挑战。在此背景下，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意味着要跨越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空间壁垒、信息孤岛与竞争焦虑，转而以“开放科学”的新理念为内核，以“大科学计划”的战略平台为载体，打造并维护多元主体协同、组织边界开放、资源高效流动的创新生态系统。具体来说，在制度层面，应以项目立项、资源分配与成果共享等关键环节为切入点，系统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科研数据共享标准体系、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以及跨境科研合作机制。通过制度性安排，既充分保障本国科研主体的创新权益，有效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为国际科技合作提供清晰、可预期的权益保障框架，从而推动开放科学理念向具体实践转化，促进全球科研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协同创新。在平台层面，系统布局并加快建设面向全球的开放科研基础设施集群，推动高水平科研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序流动与高效共享。同时，着力构建云端一体化虚拟协作平台，集成多语言实时交互、远程实验控制、科研数据动态同步等关键技术功能，为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科研人员提供无缝协同的研究环境，促进全球科研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在文化层面，要着力维护开放包容的学术生态，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交流，摒弃“闭门造车”的思维定式；要弘扬互学互鉴的创新文化，通过国际学术论坛、青年学者交流计划等载体，增进科研人员的情感认同与专业共识；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让科研人员深刻认识到重大科技挑战的全球性，使开放合作从制度要求真正内化为自觉行动，最终形成全球创新资源高效流动、创新活力充分迸发、协同增效的良好格局。

（五）培育工具变革机制

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要因应数字时代的新趋势，以数字化思维和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科研范式变革。工具变革机制的意义在于不再将技术作为科研活动的辅助支撑，而是使其成为推动科研范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的关键引擎。传统科研往往依赖研究者的个人经验、直觉判断与反复试验，知识积累与发现过程相对缓慢且依赖个体智慧。而工具变革机制通过自动化数据采集技术，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与规模，实时捕获科研过程中的多维数据，从微观层面的分子运动轨迹、材料性能参数，到宏观领域的社会经济指标、环境变化趋势，这些曾经难以获取或处理的海量信息，如今通过传感器网络、智能监测设备与数字化平台得以系统化记录和归集整理。更关键的是，智能分析建模技术能够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知识提炼，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算法，推理发现数据背后隐藏的模式、关联与规律，将碎片化的信息转化为结构化的知识图谱，为科研人员提供超越人类直觉的洞察视角。仿真推演和人工智能技术则进一步将这种数据洞见转化为预测能力，通过构建高精度的虚拟模型，模拟复杂系统的运行机制与演化路径，在数字空间中预演科研假设的结果，大幅降低实验成本与试错风险，使科研活动转向海量搜索以及精准设计。这些革命性工具和技术的集成应用，本质上是为科研活动安上会思考的大脑，让创新过程获得前所未有的加速度与精确度。而构建真正有效的技术赋能机制，不仅意味着要引入先进的技术工具与数字化智能平台，更需要重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重塑科研人员能力结构、重建学术评价价值导向。具体来说，在组织层面，建立跨学科的数字化创新中心与智能实验室，为技术工具赋能提供制度化的载体；在能力层面，培养科研人员的数字素养、算法思维与数据管理能力，使其能够驾驭新技术工具开展创新研究；在文化层面，鼓励基于数据证据的科研决策、开放共享的科研协作与持续迭代的创新精神，形成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科研范式的学术生态。

综上所述，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是教育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更是一项涉及面十分广泛的系统工程。这一体系的构建，既要强化配置各种要素并把握其效能发挥本质，打破传统壁垒实现体系结构优化，更要改革其内外部运行机制，真正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度融合和一体发展。高等教育在这一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处于关键性、主体性、战略性地位，尤其需要实现理念更新、战略迭代和新路径探索，多个维度协同推进体系性深层次的变革。以高等教育为基础建构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本质上是推动大学从松散的“学术共同体”向有组织的“创新策源地”转型，不仅要从要素、结构到机制设计等方面系统推进改革，还要确立“创新牵引”的核心定位，重塑大学使命，推动师生超越“会读书”的路径依赖，强化“会创造”的新理念，将创新创造嵌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期待，未来大学更进一步的发展，将会在“创新牵引”之下重塑要素形态和既有结构，逐步打开有形无形“围墙”，面向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区域发展场景，再造人才和成果的交互转化管道，形成科教、产教、校企地交融共生的新颖外部结构。在新科技和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浪潮激荡中，未来演化产生的创新牵引的大学新形态，有可能在新的更高层面上寻求更具价值意义的教育高质量发展，并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独特而强大的创新引擎。

（本文参考文献略）

Building an Innovation-Driven Science-Technology Support System: The Practical Pathway for “Powerful Education” and “Powerfu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n Shaobo

Abstract: Building an innovation-driven science-technology support system is a key strategic deployment to empower a country'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through the strength of its education. This involves the integration and synergy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s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and aggregation of high-end factors. The system is dynamically generated through the nonlinear interaction of basic elements such as talents, platforms, funds, and culture. Based on different innovative entitie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methods, the system presents three different structural forms: a government-dominated innovative collaboration system aimed at strategic breakthroughs, an enterprise-dominated innovative cluster driven by demand responsiveness, and a university-dominated innovative origination network grounded in talent cultivation. To construct this system, we need to foster a pioneering mindset, and innovate in internal driving mechanisms; make systematic breakthroughs, and establish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for tackling key challenges; recognize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reshape multi-faceted evaluation mechanisms; overcome spatial barriers to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uphold open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respond to the technological dr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ultivate tool-innovation mechanisms. These efforts are aimed at maximizing overall efficacy, thereby providing solid support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innovation-driven; science-technology support system; element; structure; mechanism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