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去文科化趋势加剧，高校压缩文科招生规模、削减课程与资助，数智技术亦对人文劳动形成替代，导致文科无用论再度兴起。数智时代的文科面临资源挤压、技术解构、学科异化、就业困难与价值遮蔽五重危机。文科无用论在知识价值论上窄化有用性内涵，在学科关系上割裂文理共生的逻辑关联，在文明演进中忽视文化资本的长期作用，其理论根基存在明显偏误。文科的核心功能应重构为思维奠基、价值制衡与创新催化三大维度，具体路径包括：培养目标从人文专才转向具有具身认知的人文思考者；研究方法从理论思辨拓展至阐释性循证研究；学科体系从专业割裂状态走向议题驱动的超学科共生格局；教学实践从知识传授升级为实践共同体构建；社会功能从文化传承延伸到价值嵌入式治理。唯有通过自我革新与技术深度融合，文科方能在数智文明中重塑其新主体地位，为技术社会提供价值校准与意义再生产。

关键词：数智时代；文科无用论；人工智能；文科教育转型；超学科

近年来，去文科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进行，引发广泛关注。2025年3月，复旦大学宣布将文科招生比例从30%-40%压缩至20%，将理科、医学、新工科以及交叉学科的招生比例均增至20%，并扩建6所工科学院，此举引发公众哗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在2025年招生章程中也明确不再招收文科生。无独有偶，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取消30余门人文课程、日本多所国立大学裁撤文科专业、英国政府削减人文艺术学科资助。这些事件共同构成全球性文科发展困境的缩影。同时，在第四代对话生成式预训练变换模型（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以下简称ChatGPT）轻松跻身模拟律师考试90%分位、能随意生成学术论文等技术奇观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文科无用论再度甚嚣尘上。这种集体焦虑表面上关乎学科存废与资源分配，实则指向三个问题：当技术能替代程式化人文思考时，文科教育是否仍具不可替代性；在量化指标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如何重新确立人文研究的价值所在；面对日益复杂的技术伦理困境，社会究竟需要文科做些什么。有学者认为，文科衰落的背后是市场经济利益驱动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双重困扰，这将导致学科生态单一化，侵蚀文明对抗技术异化的思想资源。

关于数智时代文科价值的讨论，可归纳为四种主要叙事。第一，结构困境叙事，聚焦招生规模缩减、专业撤销与就业压力等制度性排斥。第二，技术替代叙事，强调大语言模型已可完成文献梳理、规范写作等基础任务，引发关于人文劳动价值存续的争议。第三，评价错位叙事，批判量化指标将人文研究异化为影响因子与引用率的竞赛，导致研究背离意义阐释的本源。第四，价值遮蔽叙事，揭示技术理性对意义追问的压制，批判、反思、解释与想象等文科核心能力因此被效率话语淹没。然而，既有研究多局限于危机及其回应，或偏重外部制度批判，或陷入技术与人文学科的简单对立，对文科“无用”之用的深层机理探讨不足，亦未探索其范式转型的可能路径。基于此，本文拟深入解析数智时代文科危机的多重镜像，批判文科无用论的内在谬误，重构文科的核心功能与当代定位，以期将危机转为更新契机。

一、危机镜像：数智时代文科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语境中文科范畴存在泛化问题，为明晰本研究的分析边界，特先作概念界定。本研究主要聚焦狭义文科，即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以意义阐释、价值反思、精神建构为核心使命的传统人文学科。其价值体现为长期文化资本积累与文明意义再生产，属于屠龙之技类的“无用”之学。至于法学、经济学等兼具职业功能与人文属性的广义文科，本研究基于批判视角仅探讨其价值反思层面的人文内核，不涉及其职业性的“有用”面向。然而，恰是这类以意义再生产为核心的传统文科，其生存根基在技术浪潮下正被撼动。

（一）资源挤压：效率主义导向下的文科边缘化

一种以短期经济回报和量化效率为核心的功利主义评价范式日益主导资源分配，高等教育呈现重理轻文倾向。庸俗功利化将功利狭隘理解为物质利益，并将其推崇为唯一价值标准，导致教育沦为逐利工具。在此逻辑下，文科因成果难以直接量化、价值回报周期长而逐渐被边缘化。市场经济的驱使促成“挣钱的理科”与“不挣钱的文科”的对立，高校普遍接受教育须助力经济发展的前提。尽管中国文科生占比长期稳定在50%左右，与美国（57.7%）、日本（65.7%）等国相当，但是，关于文科生的舆论叙事仍持续影响政策制定与学科布局，反映了社会对文科价值的功利化误读。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后，人文社科因经济贡献度低而导致招生锐减。与此同时，政府与研究资助机构明显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以下简称STEM）领域倾斜。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对人文领域的资助比例在2005-2011年间由30%降至20%，而对STEM的支持始终维持在60%-70%的高位。在我国学科动态调整机制下，2022年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等文科专业被批量撤销。首批“双一流”建设学科中，人文学科仅占11.2%，而自然科学学科占比高达77%。此外，高校作为资源调配的执行主体，在“扶强扶需”导向下纷纷削减文科，如复旦大学教育教学3.0版改革、哈佛大学削减人文课程。这些措施被视为对有限资源的最优效率配置。这种基于投入与产出效率的理性选择，虽回应了就业市场信号，却强化了文科“投入大、见效慢”的公共认知，使其在排名、经费、就业率等即时性评价体系中处于劣势。

资源的持续削减制约文科的自我更新能力，也可能触发其生态退化的恶性循环。现如今，高校更倾向于将新工科建设资金优先配置于实验室硬件更新，新文科的基础设施与人才引进则长期处于投入不足状态。长此以往，文科生态可能陷入“资源削减—发展滞后—社会认可度降低—进一步资源削减”的负向路径依赖，加剧其与主流学术话语体系的疏离。因此，数智时代文科面临的资源挤压，实质上是庸俗功利化教育观对教育本性（即功利性与超越性共存）的严重侵蚀。吉见俊哉（吉见俊哉）在其著作《“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中犀利指出：理科追求绩效，提供短期功能；文科创造价值，提供长期功能，其价值实现周期短则20年、30年或50年，长则百年乃至上千年。当前的资源配置失衡，仿佛一种精神生活领域的“公地悲剧”，若任其发展，将削弱社会长期的文化根基与价值反思能力。因此，唯有在政策与实践中给予文科应有的生态位，才能避免学科生态单一化。

（二）技术解构：智能化对人文认知基础的冲击

数智技术的普及从认知层面解构传统文科教育的合法性基础，以ChatGPT、深度求索（DeepSeek）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已能够高效完成文献综述、文本解析乃至规范性学术写作等基础性智力任务，这让文科研究中重复性、标准化劳动的学术价值备受质疑。昔日，计算器的取代之所以显得平静，盖因计算仅仅被视作外在工具的操作。现在，替代虽仍发生于操作层面，却动摇了以深度读写为核心的传统人文教学模式的存在合理性，引发文科在数智时代是否仍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价值焦虑。若将文科简单地理工科化，试图将其还原为纯然的理性智能与数据算法，势必会剔除其内蕴的个性、情感与风格等本质要素，最终导致学科的异化与死亡。

在此趋势下，文科教育面临去技能化风险。传统依赖大量阅读与写作训练所培育的文本解析、逻辑论证等核心素养，渐渐被智能工具输出的标准化文本所替代。然而，人文认知的本质在于体悟与理解，强调主体在意义生成中的真实参与，这与基于统计规律的人工智能存在根本差异。批判性建构主义教学论将“教化”（Bildung）置于教学的核心，强调教学作为一种双向互动过程，其中内容、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需通过辩证分析和对话来构建意义。这是一种基于具身认知的主体间性互动，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情感回应是基于情绪检测算法触发的预设模板生成的，并不包含真实的意向性，因而难以复现这种互动。当前主流的数字化教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效率，亦有将深度对话窄化为界面操作之虞，这使文科特有的精神传承与人格涵养功能趋于弱化。

此外，技术工具的中立表象常掩盖其内在的价值偏向，训练数据中潜藏的算法偏见会悄然渗入人文研究，导致学术观点的隐性同质化。数智时代的意义危机，源于意义生产过程的价值泛化与人的主体性缺失。若研究者惯于依赖人工智能做学术研究，就会在无意识中接纳经算法筛选的学术传统，批判性思维便由此遭受侵蚀。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认为，强大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使得自我建构更有可能，数字化凝视的迷惑力巨大，人们可能会迷失在信息圈中由他者所提供的对于自己的认知之中。当知识获取日益依赖算法中介，人文研究的自主性亦被技术系统的隐性逻辑所规训，这种信息圈伦理困境在此便具象化。

（三）学科异化：量化评价体系引发的身份焦虑

在数智时代，尽管知识生产在理念上倡导跨学科、超学科融合，但是，源于自然科学范式的量化评价体系正被机械地套用于人文社科领域，致使学科独特的方法论传统（如直觉、描述与体认交融）遭受排斥。这种指标固化现象，将学术价值窄化为论文发表数量、引用频次、期刊分区和影响因子、自然指数、专著数量、承担项目的级别以及获得奖项的高低等一系列可计量指标。这迫使文科研究偏离其意义阐释、价值批判与理论建构等核心使命，反倒去追求可量化产出的异化目标。有研究揭示，大学排名体系中科研指标权重普遍超过50%，其中6项更达80%，且多以成果数量与效率为核心标准。当前，各界愈加关注科研评价中“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毋庸讳言，“五唯”评价理念具有其合理之处，但其量化导向已导致理工科领域的追名逐利倾向蔓延至文科研究。在此评价逻辑下，人文学者面临身份焦虑与学术策略的分化，催生出两种扭曲的学术生存策略。一方面，部分研究者陷入定量崇拜，盲目追求研究方法的形式科学化，将丰富的文化现象压缩为统计模型。例如，某些文学研究将文本简化为词频统计与共现网络，虽具有数据精确之外观，却抽离了文本的历史语境与审美内涵。此类研究实际上是为量化而量化，丧失了人文研究特有的解释学深度与视域融合优势。另一方面，坚持诠释学、批判理论等传统进路的学者，因为成果难以契合量化标准而慢慢被边缘化，被贴上“保守”或“缺乏创新”之标签，在资源分配与学术话语权竞争中逐渐失语。由此，文科共同体内部便出现认同分歧，削弱学科整体回应技术变革的集体行动能力。

数字人文的兴起，原本是文理交叉的积极尝试，但其发展亦潜藏人文性被技术逻辑殖民的风险。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已从辅助工具渐渐发展为主导性研究方法，致使研究问题常被技术可行性所窄化。绩效主义对意义世界进行量化处理，虽然提升了管理效率，却牺牲了意义的多元性与规范性。人文研究本应关注应然世界的价值追问，却常被实然层面的数据描述所遮蔽。笔者认为，若过度依赖行为数据，研究将止步于“是什么”，无力回应“应当、如何”的规范命题，有可能就此落入算法生成式的研究模式陷阱，思想创新的深度有被数据处理的速度置换之虞。陈平原曾警示的“剪贴式研究”（设定主题—搜索—浏览—下载—剪裁—粘贴—复制—打印），在数智时代已演变为更高效却更浅表的知识生产循环。

（四）就业困境：人力资本评价体系的短视效应

当前，文科毕业生的职业发展路径日趋狭窄。据麦可思《202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法学、绘画等人文社科专业连续5年被列为“红牌专业”，失业量较大、就业率持续走低，薪资水平亦相对偏低，供大于求是主要成因。智联招聘2022年数据进一步表明，文科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仅为12.4%，不足理科生一半，起薪差距亦达1，000-2，000元。随着数智技术加速渗透职场，2025年就业前景相关研判报告指出，金融、语言类等文科相关专业的技能升级迫在眉睫。具体来看，受影响专业群皆为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第一是文科类专业，汉语言文学（编辑岗位占比31%）、英语（翻译岗位占比28%）需转向内容策划、跨文化传播等创造性领域。第二是商科类专业，金融学（金融岗位占比39%）应强化量化分析、金融科技应用能力。第三是艺术类专业，视觉传达设计（设计岗位占比45%）需掌握技术工具辅助创作。美国联邦劳工统计局预测，至2034年STEM岗位将增长约8.1%，而文书处理类职务总体预计呈下降趋势。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同样指出，大数据专家、金融科技工程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专家等技术类岗位需求增长迅猛，而法律、文秘、审计等程式化传统文科岗位则因自动化替代呈下降趋势。

上述就业困境的根源，在于当前人力资本评价体系的短视与功利化倾向。一项对全国32所高校的调查显示，91.03%的文科毕业生认为个人综合能力为用人单位所看重，但此类能力在简历筛选中常常因难以量化而被忽略。当下，招聘机制普遍还是依赖关键词过滤与技能标签匹配，导致文科生陷入“高素养、低估值”的能力错配窘境。此种错配多归因于将教育回报率狭隘地等同于起薪与岗位匹配度的评价，忽视了文科教育所积淀的文化资本（一种具有长期增值效应的隐性资产）在个体职业韧性、适应力与领导力发展中的长期价值。

有学者研究了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将工作任务类型压缩为非常规认知类、非常规体力类、常规体力类、常规认知类4个类别。结果显示，传统文科领域中的常规认知类任务（如填写表格、阅读操作指令、文本检索）职业（如出版、传媒等）被替代的风险最大，而非常规认知类任务（如撰写报告、复杂问题解决、交流沟通、决策影响、咨询、谈判等）被替代的风险最小。因为这类任务需要复杂的逻辑思维、创新能力、人际互动与说服能力，这些能力恰恰是人工智能的短板。难以被替代的岗位往往依赖复杂判断、情感协调与意义阐释，而这些能力的效益难以即时量化，也就使其在就业市场中未被充分重视与合理定价。

文科教育自身也与社会需求相脱节。许多院系仍沿袭20世纪的学科架构，课程体系偏重经典诠释，数字素养类课程占比偏低。有学者指出，文科教育面临本体性发展困境，其知识内容脱离现代社会实践，难以提出具有发展性的人文价值理念来引导学生成“人”。社会期待文科能提供价值校准与治理智慧，但是，部分教育实践仍陷于学科自循环，呈现出与时代对话的失语状态。此外，教学方法滞后于Z世代学习者交互式、场景化、沉浸式、趣缘性的认知习惯，单向灌输难以培养学生在数字职场中的应变与创新能力。但是，若为迎合就业信号而简单进行技术嫁接，仓促开设脱离人文内核的技能课程，反而会导致文科的理工科化，丧失其批判反思的精神根基。此外，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文科规模扩张未同步伴随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导致水课频现与就业困难的恶性循环。学生为短期实质性收益转向功利性学习（如考级、考研、考证、考公等备考行为），此举反而强化了文科无用的社会偏见。

（五）价值遮蔽：技术理性主导下的存在性忽视

在效率至上、效用优先的技术理性支配下，难以被即时量化的文科价值面临存续危机。当前文科研究呈现出两种异化倾向。一是策略性自我技术化。有些学者为争取资源，强行给人文项目披上技术前沿的外衣，如生硬套用“情感计算”“神经美学”等术语，追求形式前沿性却牺牲思想深度，实则伪创新。二是防御性退缩。部分学者退守至日益精细和小众的学术飞地，沉溺于精微却脱离现实关怀的自我指涉型研究，陷入自说自话的学术“内卷”。然而，文科可能逐渐丧失其最为宝贵的“慢思考”特质，也就是那种需要对技术发展保持必要反思距离的批判立场。文科的特质在于其对人性深邃维度的持续探索，而非被技术逻辑裹挟后的价值空转。若放弃这一反思距离，个体将被技术系统所框定与驱使，失去其本真自由。

数智时代的意义生产面临泛化、简化与窄化三重危机。在算法推荐与流量逻辑的支配下，需沉浸阅读与深度思考的文科内容难以契合碎片化的传播模式，即时反馈的社交媒体也强化了实用即真理的认知偏见。其后果是，掌握算法权力的技术精英常常缺乏人文反思，坚持批判立场的人文学者则因为话语权的式微，难以有效介入公共讨论。当社会主流叙事将技术创新等同于人类进步的唯一尺度时，文科所致力于探求的价值理性、意义框架与历史智慧，极易被贬抑为不合时宜的绊脚石。认知的偏差催生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社会低估文科价值—资源投入持续不足—文科教育质量下滑—毕业生竞争力减弱—社会贡献难以彰显—进一步固化偏见。文科因此在公共话语中常陷于被动辩护的弱势地位。

综上所述，数智时代文科的危机是文科的现代性困境的集中爆发，亦是文科在技术革命中的转型阵痛。危机的根源既来自外部资源分配、评价机制与技术替代的压力，也源于文科内部在适应性、创新性与公共回应能力上的不足。文科的复兴须立足于“两个结合”，积极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文科的出路不在于退回象牙塔或简单依附技术逻辑，而应通过主动的自我革新重构其与技术的共生关系。在此过程中，我们尤须警惕因技术自卑导致的自我矮化，以及因技术恐惧引发的保守倾向。

二、论调批判：数智时代文科无用论的理论谬误

文科无用论的盛行并非无所根据，这反映了在技术绩效主义与功利主义思潮主导下，社会对知识价值的偏狭认知。这一论调在事实层面失之武断，更在理论根基上存在多重缺陷。

（一）知识价值论的认知窄化

文科无用论的根本谬误，是其秉持一种高度简化的知识价值论，将知识的有用性狭隘地等同于可量化的经济效用或技术产出。这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体现。工具理性是目的合理性行为，以手段最优、可计算性达成目标，注重高效与程序；价值理性是价值合理性行为，遵从义务、尊严等信念，不计后果，关注行为本身价值与精神意义。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是为目的本身而存在，而不是作为单向度的工具性存在。当工具理性僭越为唯一评判标准，教育便被窄化为职业技能培训。大学作为文明传承与价值守护者的本质属性便随之消解，最终导致意义的贫困与人的空心化。

有学者进一步区分两种有用性维度，理工科致力于在目标明确的情境中寻求最优解，而文科则重在批判既存价值与目的，反思创造新的价值。但是，文科绝非如批评者所言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而是形塑技术社会运行规则的关键力量。例如，在算法决策广泛渗透公共治理的背景下，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通过制度设计、伦理框架与公平性评估，为技术应用划定社会边界，抵御“算法暴政”。此外，人文学科所承载的非工具性价值（如伦理判断、审美、自由、尊严等）虽不能用功利或经济指标（就业率或起薪）等即时实用性来衡量，却决定文明的质量与韧性。将文科斥为无用之学，实为一种将人异化为生产工具的机械论思维，暴露出价值判断上的短视与偏狭。

此外，文科无用论对创新这一概念进行去历史化、去语境化的扁平化理解，将其狭隘等同于技术创新，忽视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与理念创新等文科所擅长的非技术维度在文明演进中的驱动作用。这种片面的创新观无法解释为何众多技术先进的社会仍会陷入治理困境。历史表明，重大社会进步无不源于技术与制度文化的协同演进。文艺复兴为近代科学与人文发展开辟道路，启蒙思想为工业革命奠定制度与观念基础，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兴起提供文化动力。同样，当代数智革命不仅需要硬件与算法，更亟须与之适配的社会治理模式、数字伦理规范与网络文化形态，这些都有赖于人文社科的智慧贡献。反过来，技术也为人文研究拓宽方法之维与视野，使学者能在更广尺度上审视文化经典、分析历史趋势、解读社会现象。当然，我们应严格区分智慧与知识，智慧指向思想发明，朝向未来，而人工智能只能处理既有数据与知识。人文社科的核心使命正是开展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的智慧活动，培育想象力、自反力与理解力，这些是人类区别于技术的本质力量。换句话说，文科将致力于解构僵化规范，探索替代性社会方案，为每一次时代转型提供思想资源与理论准备。

（二）学科对立的方法论偏颇

文科无用论人为割裂思维与存在、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关系，将二者置于非此即彼的对立地位。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频发，便是此二元对立思维的集中体现。算法歧视、隐私侵蚀、信息茧房等技术伦理问题层出不穷，说明缺乏人文约束的技术创新极易滑向价值失序的境地。

在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技术的每一步深化都呼唤人文价值的介入与调节。自动驾驶面临的“电车难题”需要伦理学提供道德排序框架，大数据分析潜藏的社会偏见需要社会学与法学参与矫正。然而，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在智力与记忆层面模拟人类，却难以触及直觉、灵感乃至灵魂等人性深层。人文独特性正构成技术发展的必要制衡，可以确保创新不至于偏离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轨道。科贝特（Michael Corbett）等提出的课程紧张矩阵理论指出，健康的教育体系须在新自由主义学术话语、新自由主义职业话语、社会文化话语与心理精神话语间保持平衡。从核技术的伦理争议到社交媒体成瘾与舆论极化，每一次技术异化都在呼唤人文反思的复归，单一的技术导向终会导致教育生态的失衡。唯有将职业技能训练与人文熏陶、思维培养、心理健康等维度协同推进，方能培育出“完整的人”。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文科无用论在指责文科脱离现实的同时，自身却表现出对数智时代核心矛盾的惊人无知。技术越发达，社会其实越需要人文社科提供价值校准与意义维系的反向平衡。这也契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技术哲学精髓。技术的“座架”（Ge-stell）本质固然是一种强力的解蔽方式，但是，人类的诗意栖居恰恰有赖于人文之思的守护性力量，避免世界滑向纯粹技术控制的“暴政”。

从个体发展维度来看，任何具象操作技能皆面临加速贬值的风险，人文教育所培育的批判性思维、伦理判断力、审美素养与跨文化理解力等核心素养却具有持久生命力。正如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前校长雷文（Richard Levin）所言，教育的核心在于通识素养与批判性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这些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在职业生命周期大幅缩短的今天，人文素养的非替代性价值愈发凸显，人文素养赋予个体在环境变迁与角色转换中保持韧性的内在能力，使其不至于在技术迭代中沦为功能性存在。

（三）文明演进中的观念短视

从文明演进的长远视角来审视，文科无用论暴露出对人类社会再生产机制的浅表理解，忽视了文化资本积累与代际传递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人文学科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具有独特的杠杆效应：对弱势群体背景的学子而言，文学、历史等学科所培养的文化解码能力与批判意识，常成为其突破阶层壁垒的关键支点，赋予其向上流动的契机。此类文化资本虽不似理工科那样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回报，却能为个体奠定持久的社会适应力与终身发展潜力。

相比之下，技术教育领域存在的“马太效应”可能加剧教育不平等。研究表明，优质STEM资源多由优势阶层获取，而文科教育则通过培养文化解码、表达与批判等能力弥补弱势群体的出身劣势，对保留社会流动空间具有重要意义。在知识快速迭代的数智社会，具体技能易随时间贬值，而人文教育所育的能力与素养，反而可以成为个体应对不确定性的内在凭借，具有超越技术周期的生命力。文科无用论将教育简化为个人竞争力提升的工具，完全无视文科在文化连续性维系与社会记忆传承方面的公共价值。尤其在全球化冲击本土认同、技术变革消解传统价值的当下，人文学者通过文化阐释与意义重构，为漂浮的现代性提供必要的意义指向。

此外，文科无用论预设了学科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价值等级，这种分类思维与当代知识生产的实际图景严重脱节。日本社会创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显示，成功的社会创业项目往往需要经济学的资源分析、社会学的群体洞察、政治学的权力认知与人文学的价值引导形成合力。在数字治理、环境可持续等复杂议题中，脱离人文社科的纯技术方案极易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那些最具突破性的创新常诞生于学科交叉的模糊地带，在知识生产模式已从模式I（大学为核心）演进至模式IV（“大学—政府—产业—公众—第五主体”五重螺旋模型）的今天，任何试图固化学科等级的做法皆是对知识本质的背离。当然，数字人文与社会计算等新兴领域的兴起，正生动诠释人文与技术相互赋能的可能性。人文问题可借助技术获得新视角，技术发展亦需人文智慧引导。将二者割裂对立，既违背当代知识生产跨学科、超学科的主流趋势，亦无助于复杂现实问题的解决。真正有意义的讨论不应纠缠于文理学科孰优孰劣，而应探索如何促进二者融合。方延明提出的“全文科三元结构”构想，正是对融合趋势的理论回应，通过构建内核、亚内核与外延环的学科生态，实现文理工农医的有机整合。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时代性与传承性，其影响常需更长时间方能显现，其价值往往在文化传承、价值塑造、社会改良等难以量化之处体现。文化是文明的灵魂（核心和价值向度），文明是文化的载体（基础和外在表现）。技术优势从来不是文明存续的充分条件，人文价值系统的适应性与文化自我更新能力方为决定性因素。一个健康的社会需依靠多元知识体系来维持活力与平衡，过度推崇某一类知识而贬损其他，终将导致发展失衡与文化贫瘠。在此意义上，轻忽文科价值无异于文明的自戕，再先进的技术终将在价值真空中走向异化。

三、时代价值：数智时代文科的核心功能再澄清

对文科有用性的讨论，须超越短期功利主义的狭隘视野，回归本质的价值逻辑。吉见俊哉区分两种有用性：其一，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即在目标明确情境下寻求最优解，此为理工思维所长；其二，创造价值型的有用性，即审视、批判乃至创造新的价值尺度，此为文科思维之本。前者改造物理世界，后者革新精神秩序。理科以其技术效用彰显直接之用，文科则通过对技术主义的价值反思展现间接之用。此种间接之用，恰如《庄子·人间世》所言：“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朱泙漫学屠龙之术虽似无用，却在过程中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精神境界。文科的“无用”之用，正在于其对工具理性的持续批判与意义世界的守护，为文明提供价值导航与精神根基，实乃大用之所在。

（一）思维奠基功能：塑造整全人格以抗衡专业主义之狭隘

文科教育所培养的思维基础是一种元能力的体现，构成个体在信息泛滥时代的认知免疫系统。文科教育借助文本细读、语境还原与逻辑推演等训练，培育质疑、反思与价值权衡等高阶思维。例如，文学与历史训练分别强化个体的解释、分析、逻辑力与质疑、批判、评估力，促使学习者在理解中反思自我、质疑预设并协商意义。尤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提出真问题、进行价值判断与意义阐释的能力，是人类独有的竞争优势。

从教育生态的整体视角来看，文科教育是抗衡专业主义狭隘性、塑造整全人格的关键。当理工科聚焦“如何做”的技术理性时，文科始终追问“为何做”与“为谁做”等价值命题，培养人的历史意识、哲学反思与文化包容素质，避免因过度专业化所导致的精神视域窄化。其实，文科背景从业者在职业中期往往展现出更强的跨领域适应力与领导力，其沟通、协作与文化理解等软实力成为应对职业变迁的韧性资本。随着自动化技术逐渐取代程式化劳动，这些文科教育深耕数百年的素养，正转化为数字职场中的核心竞争力。

（二）价值制衡功能：确保技术发展不偏离以人为本之价值

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引发的隐私悖论、算法偏见等伦理挑战，纯技术方案已显乏力。文科通过价值敏感设计等理念弥合算法歧视，将伦理考量前置嵌入技术开发流程，形成对工具理性的必要制衡。从文明演进视角来看，伦理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等人文社科所积淀的智慧资源，为技术文明的自省与校正提供参照。它们以“慢思考”的方式，对技术发展的方向、速度及其社会后果进行批判性审视，防范文明因技术失控而失衡。例如，历史学者提供长时段的经验镜鉴，哲学学者澄清价值排序的逻辑前提，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升公众的审美判断与情感共鸣。这些看似非生产性的活动，实为社会信任与文化凝聚的黏合剂。

（三）创新催化功能：打破学科壁垒以催生创造新知之视角

文科教育对个体创造意义的能力影响最大，是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的核心纽带，亦是任何理性讨论的前提与基础。如前所述，当代重大创新日益诞生于学科交叉地带，文科在此进程中扮演创新催化剂的角色，其特有的类比、隐喻与叙事能力是打破专业壁垒、激发创造性洞见的关键。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媒体实验室等机构的实践反复证明，将艺术、人文社科与工程技术相结合，能催生远超单一学科视野的解决方案。文科对于创新的人文维度、用户洞察、文化语境与伦理框架的贡献，使技术更富人性化与社会适应性。因此，文科的社会功能已从解释世界拓展至介入世界与塑造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等复杂挑战，必须依赖跨学科乃至超学科范式。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可诊断社会问题的根源（例如，社会学分析政策接受度，传播学设计风险沟通策略），更能参与制度设计、沟通策略制定与社会影响评估，其预警与建构功能对风险社会至关重要。

在知识生产模式上，人文研究正与数据科学、复杂系统理论、认知神经科学等前沿领域融合，催生出数字人文、社会计算等充满活力的创新交叉学科。这并非文科的自我否定，而是其方法论的拓展与丰富。文科研究者借助数字工具提升研究效能，更易发现传统方法难以触及的新问题域。例如，教育技术、智慧教育等专业已超越传统教育学，转向融合统计学、计算机科学及心理学的交叉路径。反之，人文社科的质性方法也为技术领域提供理解用户需求、评估社会影响的补充视角。这种方法论的双向滋养，正重塑当代知识生产的格局。

总而言之，文科在数智时代的核心功能本质上是文明之上的意义再生产。若无文科所构建的价值网络与意义坐标系，技术跃进可能导致精神世界的“骨质疏松”。在2023年，学界就普遍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将逐步接管程式化劳动，而文科所培养的高阶思维则成为人类区别于人工智能的本质力量。当前新文科日益普及，文科正朝着新专业、新方向、新模式、新课程、新理论等方面探索发展，无论是人文内部融合、人文与社科融合，还是文理、文工、文医融合，意义皆在于推动文科从知识传授向思维锻造转型，培育兼具拔尖创新与人文精神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哲学与人工智能、伦理学与算法设计等交叉课程的建设，文科教育正在努力培育一批善用技术工具而不为其所役的科技人文主义者。

四、范式转型：数智时代文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数智时代文科转型的根本目的是拓展人文思考的空间与捍卫其力量，其成功与否的判准在于是否增强人文自身的批判性、反思性与意义生成能力。因此，任何导致人文内核被技术逻辑殖民、使“慢思考”沦为“快产出”的实践，都是对此初衷的背离。

（一）培养目标升格：从人文专才到具有具身认知的人文思考者

单一的人文素养已不切合实际，文科教育的培养目标须升格：培育能将人文思辨在复杂技术情境“具身化”、实现人文洞察力技术场景迁移的新型人才。其核心在于突破文理分野的思维定式，构建“人文为魂、数智为媒”的新型素质模型。具体而言，应着力锻造三类核心能力：批判性思维在技术应用场景中的落地转化能力、跨文化理解力结合数据解读的循证研判能力和价值判断力对算法逻辑的校准与引导能力。

实现此目标，需从顶层设计上强化贯通文理的通识教育根基，构建涵盖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广谱知识体系，为学生的人文思考搭建更丰富的现实认知框架。在操作层面，需建立校内外协同育人机制。高校内部需打破院系与学科壁垒，推行文科与理工科教授的双导师制（文科教授+技术专家），设立数字人文实验班等跨学科平台，赋予人文思考更精准的技术表达媒介。在校外，高校应在文化创意、数字治理等前沿领域拓展校企合作，共建实践基地，为人文思辨提供真实的技术情境土壤，促进学用转化。必须明确的是，文科转型须规避将文科理工科化，不是让人文素养去服务技术目标，而是通过“人文+”模式为人文思考拓展现实触角，同时坚守其核心的人文反思能力。例如，复旦大学在新文科改革中，由哲学、经济、新闻等4家学院试点推出的“教育教学改革3.0版”，旨在培养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嵌入人文价值判断的具身人文思考者。这正是这一转型的典型实践。

（二）研究方法创新：从理论思辨到阐释性循证研究

传统倚重理论推演的研究范式已显局限，文科研究须积极探索阐释性循证路径，构建深度计算与深度阐释相结合的对话模式，形成以意义阐释为核心、数据工具为支撑的文科第五科研范式，也就是智能化科研（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Research）的文科表征。智能化科研是继实验、理论、计算和数据分析之后的第五科研范式，其核心特征在于人机智能深度融入科研全流程，但始终坚守“人在回路”之主导性。人的价值判断、历史纵深感与理论阐释框架，是把控科研方向之关键，要避免简单实现知识的自动化与科研的智能化。技术介入并不意味着屈从自然科学的量化范式，而是应与之互补共生，坚守人作为意义生产主体的核心地位。一方面，应积极引入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空间可视化等数字工具与新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助力研究者捕捉传统人文方法难以触及的隐性要素、关联等。另一方面，须始终保持人文研究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精神，警惕技术决定论，尤其是防范方法驱动问题之异化风险。研究应杜绝为适配技术而刻意窄化研究议题、消解意义深度的伪循证行为，确保研究问题始终源于人文领域的核心价值追问。

具体而言，数字人文研究可重点沿三个方向推进。其一，基于大数据的文化模式分析，如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识别某一时期文学风格的群体性变迁规律，再通过人文阐释揭示规律背后的时代精神转向与文化心理变迁。其二，混合新方法的社会现象研究，将传统量化、质性与他者范式（如计算社会科学、神经科学、复杂系统科学等）相结合，同时以人文阐释整合碎片化数据来构建完整的意义体系。其三，虚拟现实技术支撑的历史场景重建，为传统人文研究注入新维度的表现力，借助场景还原为历史阐释提供更具象的证据载体，深化对历史语境与主体体验的理解。为此，需配套构建人文大数据平台，研发文科研究者易于上手的分析工具，并着力培养兼具技术素养与人文素养的复合型研究队伍。关键在于认清，技术方法终为服务于意义阐释的工具，深刻的理论思考、厚重的价值关怀与敏锐的历史洞察方是人文研究之灵魂所在，数据证据需与人文阐释形成以意义为核心的良性互动。

（三）学科体系改革：从专业割裂到议题超学科共生

固守传统学科分类的体系已难以适应数智时代知识生产的跨界特性，文科须构建面向真实复杂议题驱动的超学科共生体系。此举不同于现行交叉学科的学科增减，而是旨在培育一个更具弹性与包容性的新文科生态，即围绕人文核心议题主动运用并融合技术方法，让技术知识溶解于人文问题意识之中。其核心变革主要体现在学科交叉、课程创新、专业整合、课程体系与知识组织五大维度。

一是学科交叉维度。高校应大力发展数字人文、计算传播学、文化数据分析等新兴交叉领域，形成“核心人文议题课程+适配性数智方法课程+超学科意义探究专题”的模块化课程结构。二是课程创新维度。高校可开设“数字人文工作坊”“文化计算实践”等新型课程，培养学生以人文议题为导向，主动调用技术方法提出和解决人文真问题的能力。三是专业整合维度。高校应发展“微专业”集群，打破院系壁垒，组建以文科学者为核心的超学科教学团队，共同开发如“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这类融合考古学、计算机科学和法学的特色课程。四是体系设计维度。高校应打造“人文认知核心模块+价值导向技术赋能”的课程包，例如为哲学专业增设“伦理算法设计”课程，为历史学引入“时空大数据分析”课程。五是知识组织维度。高校需转向以人文关怀为根茎的“问题树”模式，替代传统的“学科树”模式。同时，围绕人工智能伦理等具体前沿议题，有机整合哲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需警惕的是，超学科建设应坚决避免沦为技术拼盘，必须坚守技术知识溶解性融入的底层逻辑。技术方法需切实适配人文议题的内在需求，服务于人文意义再生产。反之，若让人文议题屈从于技术可行性，则会导致学科异化。以“数字人文”课程为例，其目标不应止于教授Python、C++等工具的使用，更应聚焦于培养学生以人文问题意识为先导、运用技术工具破解传统人文研究的阐释难题，让技术真正成为人文意义探索的延伸触角。

（四）教学实践转向：从知识传授到实践共同体构建

教学方法必须转向素养与能力本位，构建以人文价值实践为内核的批判性实践共同体，具体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在教学理念上，从知识覆盖转向意义综合建构，在聚焦知识或技能传递的同时，思考如何将人文价值追问贯穿实践全程。第二，在教学方法上，大力推进“场景化+项目制”学习。比如，南京大学的“南京城墙记忆”数字化项目，通过口述史、影像史等工作形式，记录学者、城墙工作人员、普通市民眼中的南京城墙修缮与保护历程，保存了南京城墙的群体记忆，使学生在技术实践中深化对文化传承的理解。第三，在技术应用上，合理利用人工智能工具辅助教学，如使用文本分析软件进行文献研究、使用数字人技术替代历史人物沉浸式讲解内容，同时建立防治学术不端的规范体系。第四，在评价方式上，须突破“记背+考试”或浅表化考察的传统模式，构建过程性评价与综合能力评价相结合的体系。具体来说，首先，需要强化形成性评价，要求将人文命题阐释纳入课程论文、研究报告、实践作品的考核标准。其次，需引入同行评议、作品展示等评价方法，评议重点从技术完成度转向意义建构的创新性。最后，要重点评估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对技术成品的价值反思能力、创新能力与数字素养。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辅助或者代写工具普及的背景下，更应强调原创性思维与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目的是鉴别和培育学生对技术产出进行价值反思、意义创造的核心素养。对此，可通过口头答辩、过程记录、个性化反馈等方式确保评价效度。高校可设计三类新型教学活动。其一，思辨性研讨，引导学生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批判性分析，辨析技术产出中的人文价值缺失。其二，伦理情景模拟，通过角色扮演探讨技术伦理困境，强化价值判断能力。其三，跨文化项目实践，运用数字工具解决实际文化传播问题，完成人文意义的跨语境转译。当然，教学创新的关键在于要始终坚守共同体内部师生间的思想对话与人格熏陶。

（五）社会功能拓展：从文化传承到价值嵌入式治理

数智时代的文科须积极拓展其社会功能，在坚守促进社会公平、维护文化多样性、推动可持续发展等固有使命的同时，深度介入技术社会的治理与发展。过往的技术接入倾向于让文科屈从技术社会的工具性需求，追求短期可见的有用效益。新背景下文科转型之目的是将文科“无用”之用的价值理性，通过制度设计、伦理框架、文化批评等方式，深度嵌入技术社会的运行肌理。这亦是文科发挥其价值制衡功能的核心实践形态，让人文精神成为技术系统不可剥离的内在规约，推动文科从幕后走到台前。

社会功能具体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政策智库功能。文科应为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例如，经济学学者可参与数字税制设计，政治学学者应对数字治理的制度创新有所贡献。二是文化中介功能。文科需成为技术与文化间的价值转译桥梁。例如，人类学学者可协助科技企业进行跨文化产品适配，语言学学者能参与多语言智能系统开发，艺术学者可指导数字文创产品创作。三是伦理治理功能。文科应成为技术发展的价值校准者，将伦理规范嵌入技术全生命周期。例如，哲学学者可参与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制定，法学学者可为数据产权立法提供智识支持，历史学学者则提供发展经验镜鉴。

我国的发展实践已颇具特色。早在2023年7月10日，我国就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旨在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浙江大学成立了数字法治研究院，故宫博物院与腾讯合作开展的“故宫·腾讯联合创新实验室”项目，通过“数字化+云化+人工智能化”，在文物数字化采集与文化研究等领域深入助力“数字故宫”建设。这些案例表明，文科正从技术社会的旁观者转变为通过价值嵌入影响技术方向的参与者。在数字经济时代，文科的独特贡献在于为技术应用提供意义操作系统，防止社会在技术狂奔中失却价值坐标。因此，文科机构应主动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建立战略合作，将人文关怀注入技术应用全流程，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引领”的角色转变。

文科在数智时代面临的困境，反映了在技术理性膨胀下人类对自身价值的深思。纵观文明演进，从竹简帛书到数字孪生，技术形态的变迁从未消解人类对意义追问的根本需求。正如印刷术的发明并不终结无纸化的哲学思考，反而拓展思想的传播载体。当前关于文科衰落的忧思，或许也将在文明自身的调适进程中显露出其历史阶段性的局限。技术的本质既是工具，更是一种形塑人与世界关系的强大力量。文科之价值正是帮助人类在技术“座架”中保持诗意栖居的能力，以维系人之为人的精神自觉。当然，文科危机亦是其重生的契机。这要求我们超越技术自卑与技术恐惧，主动探寻驾驭技术浪潮与守护人性价值的平衡点。因此，数智时代文科的重生更要求其能以“无用”之用的韧性，为不断发展的技术文明提供意义支持。所有技术适配、跨学科整合等转型路径，最终都需要回归守护人之为人的精神自觉这一使命。文科的使命由此变得愈发明晰，其不应沦为被技术文明所定义的客体，而应成为参与塑造未来技术样态、定义文明品质的能动主体。

（本文参考文献略）

初审：魏莉莎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