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科交叉与学科分化一样，是学科发展历史的必然趋势。我国对学科交叉问题的认识起步较晚。民国时期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学科交叉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7年全面照搬苏联发展模式，交叉学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改革开放以降，学科交叉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基于3个历史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交叉学科发展历史的全面梳理，研究发现，我国交叉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3个基本特征：一是尊重学术发展内在规律；二是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三是彰显稳健、持续、灵活的中国特色。针对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若干现实问题，我们提出了有效平衡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学科认知、建立健全学界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和妥善处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3个应对策略。

关键词：学科建设；学科发展；学科交叉；交叉学科

随着交叉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被国家承认，我国学术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给予了进一步的关注，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很多大学也掀起了交叉学科建设热潮。无论是综观基于学术视角的诸多理论阐释，还是审视基于大学学科建设的实践探索，我们发现，很多阐释和实践大多基于某些具体学科间的机理分析和实际操作，而乏于对交叉学科这一事物的整体性、连贯性、前瞻性等本质属性的把握。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我国学科交叉的历史演进、产生缘由、基本特征以及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一、我国交叉学科发展的历史演进

言及交叉学科，必然回避不了学科交叉。从学术发展史来看，自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学科”概念之后，学科发展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学科分化过程。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学科源起及其分化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分工精细化程度呈现高度正相关。近代以降，学科分化曾经一度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使得学科分化愈加精细化和专门化，人们甚至将学科分化是否充分、是否彻底视作评价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如果说学科分化彰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学科交叉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趋势。诚然，这种学科发展的历史选择和趋势并不是简单的回归或倒退，而是更高层次的交叉、渗透与融通。事实上，在近代之前的欧洲，学科交叉就已经萌生，但其发展历程却十分缓慢，甚至可以说，学科交叉一直处于一种边缘化地位。从本质上讲，西方社会的学科交叉发展动力，主要源于学科自身发展的“内生型”要求，是一种“自下而上式”的学者自由探索的兴趣使然或学术共同体对学科发展规律认知共鸣的诉求。

对于我国而言，现代大学是个舶来品。因为学科与大学高度关联，这便决定了我国学科建设与发展较晚。我国对学科交叉问题的认识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潮流的影响下，学术界开始关注学科交叉问题。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1941年便提出了“地质力学”概念。他认为，“地质力学是一门边缘科学，它的—条腿站在地质学方面，另—条腿站在力学方面”。他力倡打破科学割据，努力于学科交叉，并创立了地质力学学科。有意思的是，尽管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学科，但他却将其定位为“边缘科学”。这也暗合了近代欧美发达国家学科交叉发展历程缓慢、地位边缘以及动力源自学者或学术共同体等基本历史事实。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基本上沿袭甚至照搬了苏联发展模式，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作为一种历史产物，沿袭和照搬苏联发展模式对当时一穷二白、举步维艰的年轻共和国而言，尽管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一种最为经济、直接和有效的时代选择。从高等教育领域看，1952年我国对高等学校院系大规模调整便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此举不仅构建了相对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也为高等教育事业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学科发展角度来审视，新中国成立后17年带有鲜明的借鉴和重构意义，其他并没有太多自主意义上的建树。需要说明的是，1952年的院校调整过度强调学科分化和实际应用等主张，使得学校和学科行业化（如矿业大学、化工学院、石油学院、财经学院等）特征非常鲜明，这一理念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尤其是大学学科建设影响至深，乃至现今。一定程度上说，这一阶段由于过度强调学科分化和实践应用，非但交叉学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处于一种边缘地位或状态，而且这种影响严重制约甚至阻碍了学科交叉发展，这无疑是历史的局限或遗憾。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得以迅猛发展，学科交叉问题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一批值得信赖和敬仰的老科学家为此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1985年，我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钱学森指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钱三强也对学科交叉给予了前瞻：“本世纪末到下一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时代。”他指出，“各门自然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地带，一贯是新兴学科的生长点。”“科学的突破点，往往发生在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此后，学术界便将由学科交叉而产生的新兴领域当作交叉学科，甚至有学者认为“每一门交叉科学都是一门学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交叉学科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这种通过学科交叉而产生的新兴领域或新兴学科，其地位仍然处于边缘状态。由于关注的学者人数较少，人们通常称之为“边缘科学”或“边缘学科”，甚至认为是“被忽视的无人区”。客观上讲，这些“在传统学科的边缘上产生”的领域或学科，往往只关注相互交叉的若干邻近传统学科，其交叉覆盖面以及交叉程度都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其学术影响力必然是有限的，其地位也必然被边缘化。1986年我国成立的“中国边缘科学研究会”便是最好的例证。

学术界对学科交叉的高度关注，推动和促进了政府的关注和重视。而现行体制下的政府一旦高度关注和重视某项事业，又必将汇聚各方资源、凝聚巨大力量支持和推动该事业迅猛发展，这便是举世闻名的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中国特色。政府对学科交叉的关注和重视、支持与推动，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中拥有大体的了解。1984年1月，国务院在《关于科学工作的六条方针》中首次提及交叉学科的问题，提到“自然科学中有与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不要搞批判”。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注重发展新兴带头学科、边缘交叉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支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理结合，重视软科学的研究及应用”。2004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2006年10月，《教育部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意见》把交叉学科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新的增长点，强调：“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要突出综合优势和整体水平，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新兴学科的生长”。新时代以来，面对百年之未有大变局，政府对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更为重视。2020年9月，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设置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业”。可见，在此阶段学科交叉不仅得到了学术界和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而且其地位也正在由边缘状态走向中心地带。

这种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地位变化，最为显著的标志当属学科建制的调整。有关交叉学科的建制调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主增设二级学科；二是直接增设“交叉学科门类”。2009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规定“交叉学科须按照学位授予单位在二级学科目录外自主增设二级学科的程序进行设置，挂靠在所交叉的学科中基础理论相近的一级学科下进行教育统计”。2010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规定了交叉学科的自主设置与调整办法，要求“交叉学科按照目录外二级学科管理”。尽管这些文件没有将交叉学科列入学科目录，但允许在目录外自主增设，这无疑为交叉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

交叉学科正式进入学科目录并进行学科建制管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是：2020年12月，国务院出台文件，首次明确将“交叉学科”单独设置学科门类（即我国第十四大学科门类），并将“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率先设置为一级学科。202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中首次明确规定了交叉学科设置的基本条件。2021年12月，国务院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又发布“设计学”等4个交叉学科为一级学科。2022年9月，国务院颁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标志着交叉学科建设已经具体落实到人才培养实践。

此外，从办学实践界来看，基于学科交叉强劲的发展态势，一些知名大学也相继建立有别于传统学科建制的科学研究中心，而且凭借学科交叉的手段和路径，陆续催生和发展出一批新的学科生长点。比如，早在1998年，北京大学就设置了材料科学中心、环境科学中心、信息科学中心、生命科学中心、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和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中心等6个跨学科教学科研联合体。1999年，复旦大学也提出：“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利用跨学科的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的形式，打破传统的文理分野，打破传统的基础学科之间、应用学科之间以及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之间的界限，实行学科间的交叉、组合和优势互补，形成新的学科和新的生长点”。党的二十大之后，一些知名大学又进一步开展了一系列突破性尝试，如基于国际广泛关注的综合性问题而成立的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高等研究院、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等等，其他大学都在围绕着国家颁布的交叉学科领域如火如荼地展开交叉学科建设实践探索。

二、我国交叉学科设置的基本特征

基于对交叉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交叉学科建设与发展历程的梳理，我们发现，我国交叉学科设置至少具有以下3方面基本特征：

（一）尊重学术发展内在规律

我国单独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尊重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顺应了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反映了学科发展的学理性特点。正如前文所述，学科分化是学科发展必然的历史产物，学科交叉也同样是学科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和趋势。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学科交叉拥有其固有的、内在的本质属性，其主要催生力量是一种源自学科自身发展的内生型动力，这种催生动力既可以来源于学者自由探索的兴趣使然，也可能来自学术共同体对这一事物认知共鸣的诉求。从表现形态来看，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主观愿望表达方式。仅就这一点而言，作为学科发展必然的历史产物，学科交叉并没有国别和民族之分。因为在国际学术界普遍拥有这样共识：学科交叉即便不是创新的唯一来源，也是创新的最主要源泉。学术界曾经有人对20世纪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学科进行过统计，在20世纪100年间334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交叉学科达到137个，占比41.02%。进一步分析发现，按照每25年为统计时间单位，其占比分别为36.23%、35.14%、42.71%和47.37%，呈显著上升趋势。尽管我国学科发展起步较晚，发展历程曲折，经验积累比较单薄，但学术界对此也拥有高度的认同。1985年，在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上，以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发出了时代最强音，他们鼓励学术界从事学科交叉研究，呼吁国家务必加强交叉学科建设。时任科协副主席裴丽生指出：“我完全同意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和马洪同志的一些看法，如学科的交叉、综合、渗透是当前科学发展的主流；各学科之间的交叉点是学科的新生长点，交叉学科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可能是交叉学科的时代。”时至2003年，时任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纪念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发现50周年论坛上也指出，发现脱氧糖核酸双螺旋结构是“由学科交叉产生的重大科研成果”，“学科交叉是创新思想的源泉”。我国单独设置交叉学科门类，正是顺应了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是任何民族国家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必须遵守的最本质特征。

事实上，走向高度融合是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这是由其学理性特点所决定的。在华勒斯坦（Wallerstein）看来，学科壁垒几乎不可消除，因为壁垒与学科是孪生的。既往所言的多学科、跨学科等往往是在传统学科意义上对学科交叉现象的描述，这些描述表明传统学科之间并未真正融合，依然坚守着其既有的严森壁垒。交叉学科则是打破了这种学科既有壁垒，实现了高度融合，并逐步产生了相对独立的新兴领域。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学科叠加和组合，而是一种知识体系的重构，是一种从“树木”走向“森林”的研究思想再造，是一种从单一走向集成的研究范式革命。此外，学科发展的学理性不仅决定了学科发展走向融合的未来趋势，而且还预示着交叉学科的地位必将由边缘走向中心，且保持相对稳定性。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无论是社会重大变迁，还是生物演化过程，似乎都有一个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历程，交叉学科也不例外。曾几何时，学科交叉现象虽被学术界关注，但并不被学者所普遍重视，即便是倾心于学科交叉研究的学者（如李四光先生），也不得不将这些学科名之以“边缘科学”“边缘学科”。其实，这种现象就在离我们不远的过去。而今，交叉学科门类已经单独设置，这表明其地位已不再边缘，而是逐渐成为学术主流并走向中心。我们尽管在交叉学科产生的过程中将经历剧烈的震荡期，但从学科发展规律来看，任何学科一旦产生，便拥有一定的稳定期。换言之，作为一种学科存在，交叉学科也拥有相对稳定的生命周期。

（二）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

我国单独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顺应了国家发展重大战略需求，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一方面，从学科发展趋势来看，学科交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大势所趋，世界各国给予了广泛关注，但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有效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和挑战。对于我国这样的科学后发国家，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则更加困难。另一方面，从当下国际形势来看，我国不仅面临着人类社会发展共同存在的问题，如环境污染、气候异常、能源危机等问题，而且面临着来自欧美发达国家集团的围追堵截，如意识形态冲突、国家安全、技术封锁等问题。可见，在这百年之未有大变局背景下，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将是举步维艰。然而，强化学科交叉和寻求新的科研范式是未来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摆脱惯性思维，抓住科研范式变革的机遇，汇聚力量凝练交叉研究的重大方向，大力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那么，如何加强交叉学科建设呢？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杜瑞军认为，交叉学科设置不仅需要彰显多学科综合与交叉的基本特点，而且必须坚持“是否符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这是前提；已有知识体系和结构的储备情况，是否能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基础”。换言之，是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及可持续发展，乃是交叉学科设置的最基本准则。从目前国家已经公布的第十四大学科领域（即“交叉学科领域”）的6个一级学科（即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设计学、遥感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区域国别学）名称来看，无一不是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明确表示，设置“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为根本上解决制约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为了顺利实现我们的战略预期，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要求，其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部署。作为我国具体开展学术活动、实施学术管理的基层组织，无论是高等学校还是科研院所或企业研发机构，一方面，它们需要顺应学术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必须密切聚焦国际科技前沿，务求紧跟甚至力争引领科技发展方向，形成、巩固和保持自身科技比较优势和学术自信；另一方面，它们又必须顺应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承担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在巨大的“双重压力”下试图达成“双重目标”，这些学术组织必然依赖于两种最基本的路径选择，即科技创新和创新性人才。这就必然涉及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关系问题。从学术管理视角看，教育、科技和人才三者之交汇点或抓手便是学科，编制学科目录则是一种重要的学术管理方式。在学科发展中，学科目录是科研、教学的基本依据。如果在学科目录中缺乏交叉学科，那么该学科建设和发展，在包括项目立项、资金筹措、人才集聚、平台建设、机会获取以及招生等各种建设资源配置方面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和掣肘，其结果必定事与愿违。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要实现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学科之间的深度交叉融合势不可挡。”“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在学科专业目录上进行直接体现，可以增强学术界、行业企业、社会公众对交叉学科的认同度，为交叉学科提供更好的发展通道和平台。”转换一下视角来看，我国政府实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等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不仅彰显出对学科建设的导向功能，而且也成为学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诚然，我们也应该对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的交叉学科建设所引发的思想碰撞，必须保持应有的学术理性和充分的战略定力。传统学科往往是以认识为导向的，着重于解决认识论问题；而交叉学科则是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影响重大科技创新的关键问题为中心。导向转换这一根本性变化必然给学科发展带来两大变革：一方面，学科边界从清晰变得模糊，这一变革将无疑有利于学科交叉、渗透和融合，有利于新兴交叉学科的萌生；另一方面，学科既有的高度稳定性被严重消解，它越来越随着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一变革将对传统学科产生巨大冲击，在这种冲击下，传统学科无疑面临着或壮大或式微或肢解的可能。无疑，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充满张力的两大变革将会维持相当一段时期，经历剧烈的激荡之后逐步走向更高层级的平稳。

（三）彰显稳健灵活之中国特色

我国政府为顺应学术事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出台的《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虽属顺势而为之举，却绝非应景之作。我们可以从先后出台的相关政策中领略政府治国理政的稳健性、连续性和灵活性。

首先，这一政策的出台是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内外各种影响因素，层层推进，渐进发展，并通过试点等路径，适时进行调整和完善，充分彰显了政策的稳健性和连续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曾就《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的制订过程给予说明：“2020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相关专家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工作。经过深入调研，系统总结国内外交叉学科发展现状，梳理最新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学科管理机制，起草了《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先后征求了32个省级学位主管部门、有关高校以及教育部相关司局的意见，提交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研究咨询，并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在操作层面，交叉学科设置经过了二级学科自主设交叉学科方向、单独设置交叉学科门类两个阶段，并规定了交叉学科设置的基本条件、申请、审核等复杂程序，以及交叉学科的退出机制和管理监督制度等。

其次，人们在认识一种新生事物，无疑具有一个思想统一的过程。我国单独设置交叉学科门类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例如，王义遒提出“学科‘交叉’比交叉学科更重要”，他认为：“如果我们建设了一些自以为是‘交叉学科’的学科，但它们抱着自我欣赏、自我封闭的态度，‘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那是绝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只有不断交叉、交叉又交叉，开放、开放再开放，它们才会有活力”。从客观上讲，王义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从学科发展史来看，确实存在这种现象：某问题领域变成了学科，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后，便开始慢慢走向固化。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分子生物学在19世纪50年代没有任何学科地位。它在法国获得学科地位是在莫诺（Monod）、雅可布（Jocob）和利沃夫（Lwoff）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这个分子生物学于是独立了，然后轮到它趋于自我封闭，甚至变成帝国主义”。鉴于此，我国在设置交叉学科时实行动态调整，借此有意识规避学科可能出现的固步自封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交叉学科设置实行试点，具有设置标准与退出机制。二是学科目录每5年修订1次。三是交叉学科编入目录需经过层层把关：自主审核单位进行论证申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评议，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进行表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四是强调交叉学科的社会需求性。交叉学科的设置并非为学科而学科，而是遵循社会需求的逻辑。当社会需求严重不足时，相应的交叉学科必然会退出学科目录。这些举措也充分彰显了国家政策的灵活性。

三、我国交叉学科建设的应对策略

随着《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颁布，我国交叉学科建设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作为科技后发国家，我国不仅面临“补课”的压力，还要承受欧美国家在科技、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封锁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和打压。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理性应对时代挑战，有效防范和规避风险危机，高效建设交叉学科，不仅事关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局，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为此，我们在对当下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所面临潜在风险的分析基础上，从认知层面、运行机制和实践环节等3个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有效平衡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学科认知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每当一种新生事物出现时，人们的认知总存在着激进和保守两方面的极端认知，有关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认知也不例外。一方面，持激进观点者认为，交叉学科是学科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主张彻底打破传统学科既有的壁垒和界限，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导向，重组和发展交叉学科；另一方面，持保守观点者认为，学科的产生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知识系统，其自身拥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固有界限和壁垒，不太主张甚至反对打破传统学科既有的壁垒，坚守“知识才是学科的本质”的学术逻辑。显然，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都是偏颇甚至极端的。基于这种极端观点的任何实践，都将给学科建设和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要么是乱象丛生、一地鸡毛；要么是固步自封、墨守成规。

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极端观点来源于观点持有者不同的认知逻辑，即他们在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之间的认知失衡。从学科发展史看，学科的源起和发展主要基于知识体系的建构和成长，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知识才是学科的本质”这一基本共识。而当下所主张的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主要基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要求对社会需求做出回应。因此，社会需求逻辑便构成了交叉学科存在的基本前提条件，这便与强调学术逻辑的传统学科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冲突。重视学术逻辑的学者强调以自由探索和发现未知为主，主张与世俗社会保持必要的距离，以凸显自身的独立形象。在他们看来，如果大学办学和学科建设遵循社会需求逻辑，满足交叉学科的存在和发展，这必将使大学办学和学科建设受制于社会需求，被动地为社会需求所支配，最终导致大学、学科和学术丧失其应有的品性甚至尊严，使得大学沦为社会机构的附庸。这便是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之间的矛盾根源，如果不能很好地厘清和平衡这两种认知逻辑之间的关系，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必然遭受严重影响。

针对这种认知层面的问题，我们建议可以采取两方面应对策略：一是在交叉学科建设过程中，无论是相关政策的制定还是具体方案的实施，务必有效规避这两种充满张力的极端观点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力求把握好两者关系之拐点或平衡点。二是充分发挥宣传工作方面的优势，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方式，重点对学术界和科研管理部门的从业人员进行针对性宣传、引导和教育。这种宣传、引导和教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件讲解和概念灌输，而是更高层面上的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等教育。无论是传统学科建设，还是交叉学科建设，最为重要的是培育具有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的土壤，这对科技后发的我国而言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这些教育活动让学科建设主体（如大学教师、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等）能够充分意识到经由科学技术革命促成的、在过去数百年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范式正在面临着巨大的转变。众所周知，始于16世纪欧洲的科学技术革命催生了现代科学。区别于此前的古希腊科学，现代科学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实证”“确定性”和“机制和因果关系”等要素中，并逐渐形成了现代科学范式。时至今日，这种范式正在被逐渐打破：研究发现某些规律无法通过实验方式得到验证；量子科学研究中发现很多不可确定性现象；大数据加上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未经还原和不破解机制与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发现新的规律；等等。于是，人类不得不开始探索和寻求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面对时代变革，如果我们的学科建设主体能够在这一更高的认知层面上共同审视学科交叉现象以及交叉学科建设的问题，学术逻辑和社会需求逻辑的认知矛盾和冲突就不仅能够得到有效缓解，甚至可能达成和谐一致。

（二）建立健全学界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

按理说，我国学术界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基本顺畅的，但现实中由于人们的传统认知差异、体制机制的制约等因素的影响，两者之间的互动仍然存在很大的空间。当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科学技术变革时，学术界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学术界与政府之间疏通交流通道、完善互动机制，对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从学科交叉的发起形式看，我们可以观察到学术界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学科交叉的发起既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如前所述，自下而上往往是某学科居于学科前沿的战略科学家个人自由探索的兴趣或学术共同体的认知共识，引发了对某个或某些重大科学问题，且依靠单一学科力量无法独立解决，因而不得不自身寻求其他学科专家协同解决，或向政府呼吁请求支持和帮助；自上而下往往是政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遭遇到重大难题，便采用政策引导、资源配置以及统筹组织相关研究力量进行科技攻关。这两种形式并非非此即彼，我们不能简单、孤立地看待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两种形式是相互作用、互为依存的。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自上而下更能体现中国特色，20世纪60年代“两弹一星”的成功试验和当下国家所提倡的“有组织科研”便是最好的写照。因此说，在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学界与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主要角色。

其次，在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学术界扮演着主角，承担着主体责任，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现实中差强人意的现象却并不鲜见。一方面，我们以大学为例，现行高等教育体制下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十分有限，学科和专业设置、资源配置以及人员管理等均严重受制于政府管理部门。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下，大学在科学技术创新、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将很难有作为，这也许就是引发“钱学森之问”的最根本原因。应该说，这也是目前制约学术事业进步和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可以预见，如果没有高等教育体制机制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将举步维艰、难见成效。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政府相关部门的干预行为。众所周知，学科是不同知识体系划分的结果。而基于这一结果所形成的标准、建立的组织和制定的制度等，为国家规范和加强学术管理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按理说，政府在学术管理过程中，除了对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方面必须严格把控和要求，在纯学术事务管理方面应当给学界提供优质的服务，其角色应该是“服务生”，而不是规则制定者或决策者。事实上，由于政府部门拥有资源配置、人员管理以及专业和学科设置等权力，在学科建设实际运行过程中，学术界与政府部门之间原本的主次关系（至少是平等的互动关系）则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仅就交叉学科建设而言，由于政府的外部干预，而今将交叉学科列入学科目录，我们不否认这是政府对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重视，但在交叉学科建设理论体系尚未成熟的前提下，此举是否隐含着忽视学科知识自身演化逻辑的较大风险？此外，划分不同学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建立标准、利于管理，将标志着范式性变革的交叉学科以传统的学科管理方式列入学科目录，此举是否意味着未来的交叉学科建设与发展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学科管理制度的规制，而重蹈传统学科管理的“规训之路”呢？

针对上述学术界与政府互动机制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四方面原则性建议：一是在现行体制条件下，顺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挖掘学术权力空间，最大限度地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让学者尤其是居于现代科技前沿的战略科学家在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能够充分、自由地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二是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强化服务型政府职能。通过健全权责清单制度，在遵循教育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界定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边界；三是搭建学界与政府部门互动平台（如学科建设咨询年度工作会议等），并保障其正常运行、健康发展、发挥效能。四是国家加强监督和管理力度，建立和健全相应的问责制度。

（三）妥善处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

基于上述认知层面和机制层面的分析，我们再对交叉学科建设的实践层面进行考察。我们以学科建设的主体—大学为考察对象，在当下大学学科建设、教育教学改革等具体实践环节中，我们可以目睹一些习以为常的现象，如“互联网+”“心理学+”“城建+”“+环保”等活动。我们不否认这些活动或多或少带有学科交叉的成分或意愿，但细想之下，这些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本质意义上的学科交叉或交叉学科建设相契合呢？从本质上看，这里存在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内容与形式是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适合并服务于内容，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具体到交叉学科建设的实践环节，学科交叉和融合是内容，而相关的政策制定、路径选择以及活动方式等均是形式。如前所述，政府在国家层面上对相关政策和制度的设计方面具有重要功能和作用，但在交叉学科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大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当下我国大学里所存在的形式与内容相脱节甚至背离的问题，应当值得关注。

究其原因来自三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于“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治理框架。但在具体实践中，部分高校特别是地方院校存在权责边界有待明晰的现象。当行政负责人同时主导学术决策体系时，客观上可能形成行政逻辑与学术逻辑的张力，使得教师群体在学科建设中的主体性效能未完全释放。这本质上反映出行政力量与学术治理良性互动机制之间存在的完善空间。二是部分高校管理者囿于知识结构的时代局限，对学科交叉融合的战略价值存在认知维度上的差异。这种认知差异投射到管理实践中，易衍生非理性决策倾向，具体表现为规划制定中的趋同效应与路径依赖。作为政策传导的终端枢纽，基层学术单位的管理效能与其认知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这印证了制度设计与价值追求的辩证关系：唯有内涵充实的制度体系，方能构筑起规范主体行为的理性堤坝。三是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格局下，交叉学科建设既承载着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时代使命，也折射出院校发展的现实诉求。特别是在分类管理背景下形成的院校分层格局，客观上加剧了资源竞争强度。这种“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互动张力，恰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破解这一命题，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生态。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三点原则性建议：一是在进一步深化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战略领域资源配置效能，又须精准把握地方院校发展诉求，在分类管理体系中进行动态调适，努力实现高等教育快速、可续和健康发展；二是大力加强对大学管理者的教育与培训，通过提升理论素养深化办学治校的价值理性认知，依托实践淬炼提升现代治理的实践智慧，借助国际比较拓宽教育发展的战略视野；三是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更具时代特质的选贤任能机制。通过完善“德能勤绩廉”多维评价体系、健全干部成长全周期培养链条、构建容错纠错动态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制度效用，为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可续和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本文参考文献略）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Chin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QianJia HuangQibing TianXiaoming

Abstract: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re as inevitable a trend a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disciplin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ields. China’s recogni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emerged relatively late.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a small number of scholars began to address interdisciplinary issues; in the first 17 years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holesale adoption of the Soviet development model hindered adequate progress i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have garnered close attention and high priority from both academia and the government. Through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se three historical phases, particularly post-reform developments, this study reveals thre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inter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firstly, adherence to the inherent logic of academic evolution; secondly, orientation towards national strategic requirements; and thirdly, manifestation of a distinctive Chinese approach characterized by steady progression, sustainability, and adaptability. In response to practical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chieving balanced understanding between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stablishing effec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academia and policymakers, and appropriately address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antive content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Key Words: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s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