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正在加速解构并重塑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推动人类劳动形态深刻变革与数字劳动全面兴起，人类社会已然进入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数智时代。数智时代的核心机制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超越，其“类人智能”和自主性能力在机器学习、进化计算、专家系统、人机协同等智能技术驱动下，实现对人类劳动强势赋能，推动生产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驱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立足于数智时代的劳动解放，人工智能推动了人类劳动方式从机器延伸到智能替代革新、劳动时间从固定工时到弹性时间变革、劳动关系从雇佣劳动到价值共创重构，要通过加速生产技术的数字化智能化革命、保持人在技术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等，以构建和谐、平等、可持续的劳动关系，实现数字劳动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数字劳动；劳动解放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多点突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与广泛应用，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人类社会正加速走向人机物高度融合、互相嵌入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习近平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人工智能正以指数级速度实现技术进化、前沿突破，正以全覆盖广度链接万物、贯通世界，正以穿透式深度赋能百业、赋能文明，深刻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和人类劳动形态，加速重塑世界产业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学术界围绕人工智能与劳动解放展开深入研究，有观点提出“劳动是人生成自我本质、确立社会关系的重要实践方式”，数字劳动则是在雇佣或非雇佣关系下的劳动者，以数据资源为基本要素、以信息网络为关键载体，生产数字商品及附属产品，且兼具“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特性”的人类劳动；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是由数据、算法、算力组成的复杂系统，深度融合机器学习、强化学习等技术，其迭代演进过程遵循“摩尔定律”，能通过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超越，增强机器的“类人智能”和劳动能力；还有观点指出“人工智能预示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化”，能通过自主性技术系统对一般智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进行整合，持续改善和优化人类的存在方式和劳动方式，“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进入新的质态，为人类自由解放提供了技术条件、物质准备”。本文以学术界相关研究为基础，立足于数智时代的人工智能发展，多维度、深层次探索与反思数字劳动解放的未来图景，为构建和谐、平等、可持续的劳动关系，实现数字劳动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具有一定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理论借鉴与实践启思。
一、人工智能“奇点临近”与“新型劳动”赋能新质生产力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大纲》“机器论片断”中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技术（固定不变资本）作用的不断提高，从而在历史上增强了科学和知识劳动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随着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等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智能机器系统正在从以原始创新为特征的研发带动阶段进入以应用创新为特征的赋能现实生产力阶段，也正在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向“奇点临近”，即“人类创造技术的节奏正在加速，技术的力量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在增长”，不同于传统劳动的人类劳动新形态正全面出现。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质变形态，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而“新型劳动”对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赋能则集中体现为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的“质性重塑”。
（一） 以技术赋权与智能增权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劳动者”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数智时代，人类劳动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但是“物质变换的过程”却被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劳动过程的深度融合，劳动者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而是转变为能够熟练运用数智技术进行生产、管理、创新的新型劳动者，其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更是信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其身份在技术与生产的交织中不断重构。马克思曾将人的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把劳动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即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技术赋权正是这一“自由的自觉活动”的新阶段。一方面，技术赋权驱动的劳动技能升级已突破单纯技术革新范畴，进一步演变为对劳动者认知框架与工作模式的重构，使劳动者在知识获取、问题解决、价值创造等维度实现能力边界的突破性延展，促进劳动效能大幅提升与自我价值实现，推动劳动生产从“操作机器”向“驾驭智能”加速跃迁。另一方面，在智能技术的深度赋能下，劳动者不再受限于传统劳动分工与角色定位，能够以数据生产者、知识共享者、流程优化者、创新协同者等复合身份参与劳动过程，推动劳动形态从“单向依附”向“共生共创”转型，最终催生出更具包容性与创造力的新型社会协作体系，深刻体现从“工具使用”到“与工具共生”的价值变迁。此外，通过机器学习、强化学习等智能增权，“智能工具系统承载了人的劳动的意志和动机”，智能技术不再是外在压迫力量，而是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马克思曾预言，随着生产力发展，劳动将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而是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与调节者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此时，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旁边。而数智时代的劳动者也正是通过智能技术赋权和智能系统增权深度挖掘个人潜能、拓展能力边界，实现从投身简单重复性体力或脑力劳动向“站在生产过程旁边”转变。
（二） 以算法权力与智能算力为生产工具的“新型劳动资料”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当生产技术取得颠覆性创新并投入实践场域时，人类劳动资料经历了从手工工具、能量转换工具到智能生产工具的深刻转变，而以算法与算力为代表的智能生产工具是“新质劳动资料”的核心构件，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基于尖端科技创新并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的先进生产工具，具有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等特性，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且重新定义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推动生产力变革从初级走向高级、从单机走向系统、从局部走向全局。“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复杂生命体、有机体，机器体系是近代以来社会有机体的生产器官、重要器官”，数智时代的算法权力则成为机器体系的新工具与新媒介。一方面，算法是物理世界运行规律的信息化、虚拟化、模型化表达，不仅能处理物理世界的复杂计算数据，还能在虚拟世界模拟和预测现实世界的运行轨迹。算法的代码化编译成了软件，软件作为一种数字化技术，固化封装了知识、经验和控制逻辑，构建起物理世界数据自动流转的规则体系。依托智能算法的深度赋能机制，智能工具系统不仅推动人类生产工具发生质的飞跃，还助推资源开发重点从自然资源向信息资源快速转移，实现从体力解放到脑力解放转变，也使得生产过程能够在算法构建的虚拟空间中进行高效迭代与动态调整，不断提升物理世界的运作效能；另一方面，随着基础算力、智算算力、超算算力等多元化发展，智能算法与人工智能持续融合，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应用边界不断拓展，成为驱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推动社会生产力质性重塑。从个人电脑的核心处理器到云计算中心的大规模服务器集群，从边缘计算到量子计算，智能算力的持续迭代为数据的快速处理和算法的高效执行提供了可能，促进了智能技术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深度融合，进而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社会提质增效。
（三） 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型劳动对象”
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的具体构成不同，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农业社会的生产力要素主要是人口和土地，工业社会则增加了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在数智社会，“新质生产力将知识和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资源也早已超越传统生产要素的范畴，成为与其他要素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而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运行逻辑则“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交往方式，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获得极大提升”。因此，必须要加强对生产过程中数据资源的充分挖掘、分析和应用，不断优化数据资源配置、促进智能技术创新，助力数据从辅助工具到“类主体”的角色转变，为加快数字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社会进步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数字劳动是加工数据资源的生产性劳动，数据资源则成为创造使用价值的关键要素。数据资源的基本特性与传统劳动对象有本质区别，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正外部性等特征。数据的非竞争性使用可以支持无限并发场景，非排他性共享能够突破物理空间限制，正外部性溢出则创造出持续的价值增量，这些特性使数据资源不再像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那样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从理论上讲，数据资源的生产将不再是有限的，只要人类的数字化活动不停止，数据资源就能够无限生产，这也从根本上打破了稀缺性生产要素的制约，使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数据资源能够赋能各生产要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个“沐浴在信息之中的世界”，信息网络以一种全新范式深度重构了人类的经济文化基因，数据资源则通过与技术、资本、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推动了生产要素作用机制的系统性变革，不仅使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数字空间中完成优化重组，还推动了劳动者知识结构升级、劳动工具智能化迭代以及劳动对象的数字化延伸，更通过人机协同、虚实交互等数据智能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改造，使其释放出指数级增长的生产潜力，进而推动人类社会从物质消耗型的增长模式向着智能驱动型的发展模式跨越。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正推动人类社会加速向“技术奇点”逼近，催生出以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为核心的人类劳动新形态，并由此构建起以智能技术为基底、数据要素为纽带、人机协同为特征的新型生产体系。在劳动者维度，技术赋权与智能增权使人类得以突破传统劳动分工桎梏，并通过对数据生产者、知识共享者等身份的重构，推动劳动形态从“操作机器”向“驾驭智能”转变，驱动工具系统跃升为人类劳动意志的延伸载体。在劳动资料层面，由算法权力与智能算力构成的新型劳动资料，借助深度学习、强化学习、自主操控等数智技术深度变革生产流程，推动生产工具从“能量转换”向“智能决策”跃迁，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优化与持续改进。在劳动对象方面，数据资源则以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正外部性等特性突破传统要素的稀缺性约束，通过全要素深度融合释放增长潜能，推动产业发展从线性链条增长向网络化生态演进。
二、“全域全时”人工智能与数字劳动解放的现实可能性
实现劳动解放是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对劳动解放的把握存在两个向度：其一是价值性层面，将劳动解放看作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是使劳动回归人自我发展本身的过程；其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发，认为劳动解放是自由时间的获得与扩大，是人们在自由时间中进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在信息技术再结构社会的进程中，人工智能发展及其对劳动过程的赋能，便深刻触及数字劳动解放中的这两个向度，“全域全时”人工智能的加速应用推动人类劳动方式从机器延伸到智能替代革新、劳动时间从固定工时到弹性时间变革、劳动关系从雇佣劳动到价值共创重构，为扬弃异化劳动、使劳动成为人“内在的必然的需要”、“生活的乐趣”提供技术准备和现实基础，进而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美好生活。
（一） 劳动方式革新：从机器延伸到智能替代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劳动方式变革始终是驱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原始社会的手工劳动，到工业革命后的大机器生产，再到如今的机器延伸向智能替代转变，人类劳动方式的每一次变革都深刻影响生产力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以及人类自身的认知与存在方式。黑格尔认为，各种技术的工具，当人们需要它们的时候，就一一地出现了。机器作为生产力跃升的关键载体，是人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具象化表现，也是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介，深刻彰显了人的本质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19世纪中叶，随着蒸汽机、纺织机等机器设备的发明改进与广泛应用，人类社会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系统作为人脑器官的体外延伸，通过能量转换与运动传递极大拓展和强化了劳动者的工作能力，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单调的精神劳动中解放出来。然而，这种机器延伸的劳动方式仍然建立在人类的直接干预和严格控制之下，其运作逻辑和决策过程高度依赖于人类预设的参数与实时干预，技术赋能的边界也始终受制于人类认知与操控能力局限。库兹韦尔在《奇点临近》中深刻指出，人类这一物种，将从本质上继续寻求机会拓展其生理和精神上的能力，以求超越当前的限制。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劳动的物相化塑形和构序不再是工人直接的主体活动，而是与主体无关的客体机器运转中的科技—生产物相化”，“人工智能机器劳动替代活劳动的现象将持续出现并成为一种趋势”。人工智能也已然突破传统机器系统的能力界限，凭借其在应用场景中的全域性、全时性赋能优势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的通用性、高效性特质，通过智能算法与自动化工序将工具机与动力机、传动机与自动机紧密连通，推动人类生产劳动从机器延伸向智能替代发展，使得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得以挣脱传统机器系统的枷锁，实现人类活劳动从具身化劳动向离场化劳动的系统性转变。
（二） 劳动时间变革：从固定工时到弹性时间
在数智时代的科技浪潮中，技术主体通过将算法模型、数字孪生等虚拟工具深度嵌入物理世界的人类劳动生产，推动生产过程从简单劳动过程向科学劳动过程转化，从而实现对生产要素的高效灵活配置和劳动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生产。“随着机器的能力越来越强，自动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使劳动过程得以突破“物化劳动时间”和“主体劳动时间”之间的界限，显著降低对人类劳动的依赖程度，劳动时间也不再受限于传统工作体系束缚，实现从固定工时到弹性时间转变。一方面，“全域全时”人工智能成为推动人类劳动数智化发展的深层动力，使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变革得以迅速推进，而这种劳动数智化不仅改变了人类对自由性的认识与实践模式，还扬弃了人类自身作为物种的统一性，是对人固有本质力量的解放。具体而言，技术主体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设计、制造、管理和服务等全产业链环节，使得劳动者能够借助自主学习、自我优化、自主决策等智能技术优势，高效完成劳动过程中的工艺优化、设备调控、异常处置等工作；也使得劳动者能够依托智能生产系统而远离物质劳动场所，让“无人工厂”的生产模式成为现实，进而将劳动者从传统的固定工时中解放出来，转换为以更加自由灵活的人机协作方式进行生产，并在人机协同中创造更高维度的价值增量。另一方面，当“全域全时”人工智能转向服务于人的主体性维护时，劳动者能够在技术赋能与自主掌控的双向互动中，获得通往自由全面发展之路的现实可能，这种可能不仅体现为人类价值创造力的充分释放，更彰显为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深度融合。在智能生产体系中，“全域全时”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与广泛应用，驱动数字劳动向更加人性化、高效化的方向转变，进而有效拓展劳动者的生理和精神边界、拓宽劳动者的自由时间与活动空间、增加工作与生活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最终将劳动者从机械重复的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还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改进成本结构、加强风险管控等措施，为人的全面发展构筑起系统性支撑框架，使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成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坚实基石。
（三） 劳动关系重构： 从雇佣劳动到价值共创
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工智能不仅是一种基于智能技术驱动的先进生产工具，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高级形态，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全域全时”应用与劳动者形成互补共生关系，深刻影响劳动关系的本质与形式，推动劳动关系从雇佣劳动向价值共创转变，并向着马克思设想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人共同控制生产过程，共同拥有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场景迈进。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自动化机器体系的新型样态，能够将人类智能加速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这种转化使得剩余价值创造不再局限于实体工厂内部，甚至能跨越物理空间。劳动者将能通过数据化、算法化、智能化手段把认知盈余与价值创造力在虚拟空间中转换成可变资本，从而实现劳动对资本隶属的相对自由性，这种自由性既包含着劳动支配权的部分回归，也蕴含劳动者在价值创造维度上的主体性觉醒，展现出数字劳动场域中技术赋能与劳动异化交织的复杂辩证图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需要在具体的生产关系中开展”，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联合体可以共同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共同拥有和掌握生产资料、共同管理和控制生产过程。劳动者在智能算法、机器学习等技术赋能下，能够通过智能化、自动化手段有效控制生产过程，此时的劳动者将不再是单纯被雇佣来完成特定任务的“工具”，转而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参与者与深度合作者，并与人工智能共同构成全新的生产系统，实现从技术控制到人机协同转变。此外，伴随着人工智能对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深度重塑，传统的层级式管理结构逐渐被基于项目、任务导向的团队合作模式所取代，劳动者之间以及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以共同目标为导向的价值共创网络，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力得到充分释放，促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劳动者也在价值共创中逐步实现从“工具性存在”向“全面发展主体”跃迁。
“全域全时”人工智能作为数智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通过劳动方式、劳动时间与劳动关系的变革深刻重构数字劳动的解放图景，而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也正通过“全域全时”人工智能的突破发展获得新回应。从机器延伸到智能替代的劳动方式深刻改变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结构，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决策与自动化流程使劳动者从具身化操作中解放出来，转变为离场化的价值创造者，推动人类劳动从体力解放向认知解放转变；从固定工时向弹性时间的转换为劳动者提供了突破物化劳动时间桎梏的可能，技术主体通过将智能技术革新转化为自由时间扩展的支撑杠杆，使劳动者获得更多可自主支配的弹性时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筑起时间基础；人工智能与劳动者的互补共生关系打破了雇佣劳动的单向支配结构，数据化、算法化手段使劳动者的认知盈余与价值创造力转化为数字生产力，劳动者也在价值共创网络中转变为更具主观能动性的全面发展主体。
三、“数智共生”为数字劳动解放创造可行性路径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那时候技术将从工具、手段或方法转变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力量，劳动也不再是禁锢人类自由的枷锁，而是成为实现人类美好生活愿景的主体性实践。立足于马克思劳动观的解放论，将人工智能发展、数字劳动解放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数字劳动不再是剥削与压迫劳动者的手段，而是成为劳动者自身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要加速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革命，通过数智技术变革将人从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要保持人在智能技术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避免陷入技术异化困境；要构建科技向善发展的保障机制，加强对智能技术的规范与治理，平衡科技创新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以期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社会中，让劳动真正成为广大劳动者生活的第一需要和“人的精神本质的生成和自我确证的活动”。
（一） 技术加速：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革命
在智能技术革命与数字文明加速演进的过程中，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是如何让“现实世界须如它应该的那样”，实现人类“天性上的自由”。人工智能技术作为驱动数智时代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引擎，以计算架构革新、深度学习迭代、自主决策优化为技术基底，通过释放数据要素潜能、重塑人机协作模式、提升供给体系韧性等方式，推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向着数据驱动、人机协同、柔性供给模式加速转变，为实现数字劳动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马克思看来，由科学和技术生产出来的机器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与广泛应用不仅实现了对传统劳动分工架构的深度重构，显著降低了劳动过程对纯物理劳动强度的依赖，还为人类生产协作突破时空限制，实现跨地域、跨行业的无缝协同与信息共享提供有力支持，从而推动数字劳动形态从单纯的数量积累向高质量、高附加值进行飞跃式转变，实现劳动价值从物质生产层面向知识创新层面的高效转化与快速提升。因此，必须加速生产技术的数字化与智能化革命，坚持以数字化引领生产力、以智能化增添发展动能，加快资源要素、结构、空间布局和市场等方面的协同融合，全面提升设计、生产、管理等环节的智能化水平，依靠数据驱动引领智能技术创新，依靠智能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依靠产业升级构筑未来竞争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以及动力变革潜能，促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与新兴产业裂变式发展，还要重点推进不同产业间的数据共享与价值协同，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智能化平台，形成“需求牵引供给、创新驱动转型”的良性循环，实现产业体系由物理连接向数字孪生转变；要加快培育新兴业态，推动数字技术与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慧医疗、数字金融等领域的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数字新基建布局与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充分释放全要素生产率跃升动能，为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注入强劲的数智驱动力。
（二） 主体复归：智能技术发展中的人本立场
“对于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的出现，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的劳动，甚至凌驾在人类的生命之上，成为支配人类生命的统治者”。从机器开始大规模进入人类生活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注意到技术和技术物的自主性以及其对人的操控与支配性，指出：“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自动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新型生产技术的突破发展，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技术异化也深感不安，认为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将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韩炳哲也指出，我们只认识到“物在技术上愿意为人所用的、与人友善亲和的正面或者表面”。但是我们既没有看到“它们的潜藏层面”，也没有看到“整体浮游于其中的要素”。因此，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洪流中，必须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始终保持人在智能技术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防止智能技术对人的异化以及“全景敞视建筑”对人的控制，确保科技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协调。从智慧层面来看，人工智能大模型虽然在数据处理、模式识别、逻辑推理等方面展现出超越人类的非凡能力，但人类智慧不仅仅体现在对客观事实的掌握和计算能力上，更包含了情感、道德、审美以及对复杂情境的综合判断能力，这是任何先进的技术都无法完全复制和替代的。人类智慧也应当被视为核心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被技术所替代或边缘化，必须强调人类智慧在决策制定、问题解决和价值判断中的核心作用，确保人类在与智能技术交互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动地位，让技术成为拓展人类智慧边界的有效工具，而非取代人类思考的无机载体。因此，破解智能技术对人异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人类自身的主体特性，人应当试着调适自身以更好地与机器产生的“经验世界”相处，使人工智能的“人性”始终属于人、为了人，让智能技术在发展与安全的双轮驱动下，真正实现从“役于智能技术”到“假于智能技术”的质变。
（三） 向善生长： 科技向善发展与保障机制形塑
新兴技术的迭代优化和有效治理往往都逃不开“科林格里奇困境”，“科林格里奇认为，如果技术的有害后果只能在技术发展和扩散的过程中来辨别，那么解决控制悖论的唯一希望似乎在于尽早发现有害后果和保持技术的可控性”。面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趋向智能化、自动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智能算法深度嵌入决策系统、自动化设备接管生产过程的演进态势，人类是否已经习惯沉浸在舒适的窠臼中无法自拔，是否应当彻底反思可能面临的科技沉溺、技术滥用、机器反噬等威胁？答案显而易见，人类必须要意识到数智时代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性的，必须要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公平性，更好地让人工智能为人所用、“向善发展”。亚里士多德指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既是顺应数智技术演进规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也是推进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必须明确科技发展应以人文精神为锚点，要通过重构人机协同边界、完善技术治理框架、强化核心价值引领等举措，构建具有高度韧性的科技文明生态。一方面，应当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制度和法律规范体系，把科技伦理要求落实到法律法规、制度规范以及行为准则中，落实到科技创新的各项政策中，并及时动态调整科技伦理风险规制的方式和手段，以有效应对智能技术创新带来的伦理挑战，实现科技创新与伦理规范的良性互促。另一方面，应当建立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把科技伦理要求贯穿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等科技活动全生命周期，既要以科技伦理规范引导智能技术向善，又要以创新突破拓展科技伦理认知，实现科技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价值实现的共生共荣，确保科技创新成果最终惠及全人类。正如习近平所言：“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让中国科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数智共生”作为人类“数字化生存”的新型发展范式，通过数智技术加速、人的主体复归以及科技向善生长等多维联动，为实现数字劳动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出可行性路径。凭借加速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革命，人类得以重构传统劳动分工体系，使劳动过程从“人与物”对抗，转向“人与智能系统”协同进化，为驱动数字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技术动能。技术加速则必须始终锚定人本立场，高度警惕“全景敞视建筑”对人的技术控制，确保人类智慧在决策与价值判断中的核心地位，使智能技术成为拓展人类劳动能力边界的工具而非支配性力量。为此，构建科技向善的保障机制成为关键，应当将科技伦理规范深度嵌入数智技术全生命周期，以制度保障和技术治理实现创新突破与伦理边界的动态平衡，真正让数字劳动从人类谋生手段向自由生命表现跃迁，也真正让技术发展成为推动人类走向“自由王国”的文明杠杆，实现科技进步与人类福祉的和谐共生。
总之，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不可逆转之势奔涌向前，人类既站在了数智革命的“技术奇点”之畔，也面临着数字文明演进的重大抉择。人工智能作为推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展现出从“工具性存在”转向“赋权性存在”的强大赋能优势，也正以革命性力量深刻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推动人类劳动形态深刻变革与数字劳动全面兴起。从技术逻辑和应用情态来看，人工智能通过模拟、延伸、超越人类智能，实现对人类劳动强势赋能，不仅能拓展劳动者的生理和精神能力、延伸自由时间和劳动空间、降低工作成本和劳动风险，还能推动生产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驱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为实现数字劳动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注入新的技术动能。但正如马克思所言：“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技术革命的双刃剑效应同样警示人类：当算法决策渗透社会肌理，当信息生产模糊现实边界，如何防止技术理性僭越价值理性，避免“数字拜物教”异化为新的劳动控制形式，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立足于数智时代的劳动解放，从可能性与可行性维度对人工智能推动数字劳动解放的未来图景进行探索与反思，可以发现要加速生产技术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坚持以数字化引领生产力、以智能化增添发展动能，推动人类劳动形态从单纯的数量积累向高质量、高附加值进行飞跃式转变；要始终保持和强化人在智能技术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防止智能技术对人的异化以及“全景敞视建筑”对人的控制，真正实现从“役于智能技术”到“假于智能技术”的根本转变；要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加强对智能技术的规范与治理，平衡科技创新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及智能技术革命性突破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协同前行。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河中极目望去，无论是蒸汽机解放体力，还是计算机解放脑力，再到人工智能解放创造力，技术革命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因此，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不仅承载着提升数字生产力的工具性追求，更肩负着实现数字劳动解放、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性使命。当人们将人工智能的“智”与人类的“慧”深度融合，当科技创新的“冷”逻辑与人类文明的“暖”温度彼此交融，一个既彰显技术理性光辉、又充满人性温度的数字劳动解放新图景正在徐徐展开，一个人类真正自由全面发展的数智文明时代也正在加速到来。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iberation of Digital Labor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NingDianxia WeiTaotao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ccelerating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shaping of human production methods, lifestyles and ways of thinking, promoting profound changes in human labor forms and the comprehensive rise of digital labor. Human society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characterized by digital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ce. The core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lies in the simulation, extens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human intelligence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human-like intelligence and autonomous capabilities, driven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such as machine learning, evolutionary computing, expert systems and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strongly empower human labor, promote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in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novativ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in-depth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drive an overall leap in the level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the labor liberation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driven the extension of human labor methods from machines to intelligent substitution innov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hours from fixed working hours to flexible working hour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abor relations from hired labor to value co-cre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revolution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mainta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human beings i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hape the cultural concept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good, etc., in order to build a harmonious, equal and sustainable labor relationship, and achieve the liberation of digital labor and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igital labor; labor liberation
初审：黄华强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