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村家庭教育结构与家庭再生产高度相关，家庭再生产目标决定了家庭教育发展动力，再生产能力决定了教育参与能力，再生产压力极大地影响了资源配置逻辑与教育投入空间。总的来说，在高压力型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华北部分地区农村家庭资源配置依然以子辈婚姻为重，留守是常态；在高压力型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华中部分地区农村家庭资源配置则以子女读书为重，妇女返乡陪读较为普遍；在去压力型家庭再生产模式下，西南部分地区农村家庭追求当下完整的家庭生活，随迁较多。教育投资与家庭再生产的资源冲突，以及教育回报与家庭再生产的条件约束使教育驱动的农村家庭现代化发展面临双重压力。教育深嵌在当代农村家庭再生产功能运行之中，农民家庭教育行为有不同于国家话语的生活逻辑，须重新审视教育的家庭属性。

关键词：家庭教育结构；家庭再生产；随迁；留守；陪读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家庭教育结构是家庭教育观念、教育能力、教育行为在家庭内部形成的稳定样态，是农村家庭发展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解农民家庭现代化的关键切口。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发展以及政府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持续努力，我国日渐从传统稳定的乡土中国转变为快速流动的城乡中国。高度的流动性在为农村家庭带来更多的务工机会与更好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为农村家庭教育发展带来了挑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儿童规模2.98亿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有1.38亿人，占儿童总数将近一半。流动社会中的农村家庭教育结构可分为留守、陪读与随迁三种类型，其中，虽然近些年来妇女返乡陪读与随迁子女不断增多，但留守依然较为普遍。流动社会中的农村家庭教育结构还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留守”在河南等中部地区较为普遍，“随迁”在贵州、四川等地比较流行，“陪读”在湖北、安徽、湖南中部等地较多。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问题：为何不同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立足城乡中国的时代背景，本文力图从家庭再生产视角出发，建构农村家庭再生产与家庭教育结构的关联路径，借此对流动社会中农村家庭教育结构的地区差异作出一定解释，揭示农民家庭教育行动中的生活逻辑与转型时期教育的家庭属性，并探索释放教育驱动的农村家庭现代化发展动能的实践方向。针对转型时期农村家庭的留守、随迁与陪读，学界尚未将其视为一种家庭教育结构，而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家庭教育形态或家庭教育策略，并从以下两个视角对相关议题展开了研究：

（一）社会问题视角下的留守、随迁与陪读分析

在社会问题视角下，学界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出发，将留守、随迁与陪读都视为不利于教育公平发展的社会问题，并重点分析了三种类型家庭教育形态的成因、影响与治理。首先，针对留守、随迁与陪读成因，学界将其归为制度与政策因素。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通过制度性排斥限制农民子女在务工地就读公办学校，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许多流动人口在无人照料子女的情况下又不得不随迁子女。陪读现象最初源于撤点并校政策引发的农村教育单元上移，近年来源于县域内教育服务供给不均等，城乡教育差距过大，农村家庭为了竞争优质教育资源不得不进城陪读。其次，留守、随迁与陪读极大影响了农村家庭教育发展，加剧了城乡教育不平等。留守儿童普遍存在情感认同与学业发展困境。随迁子女虽然有父母的陪伴，但是因大部分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学费高，经济负担重，加之因异地中考、高考政策受限，他们很难顺利升学。作为一种教育风险投资，陪读不仅极大地消耗了家庭财富，而且增加了教育焦虑与教育内卷，城市虎妈与农村猫妈的母职实践差异也增加了城乡教育差距。可见，制度制造了农村家庭教育机会起点不平等，留守、陪读与随迁的家庭教育过程又增加了教育过程不平等，两者共同推动了农村家庭教育发展的弱势累积，加大了发展结果的差异。最后，减少农村留守与妇女返乡陪读，保障农村家庭教育权利，应构建城乡教育一体化体系，促进城乡教育公共品供给均等化，这包括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资源共享推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落实流动人口子女“两为主”政策，深化异地中考与高考改革等。

（二）家庭发展视角下的留守、随迁与陪读分析

在家庭发展视角下，学界主要是从微观层面出发，以农民家庭为主体，将留守、陪读与随迁作为一种影响农村家庭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策略，分析其行动逻辑、教养效果及其对家庭发展的影响。首先，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务工浪潮中，留守虽然不利于家庭亲情完整与子女教育发展，但保证了青年劳动力能充分进入务工市场，最大化实现家庭经济积累，这符合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家庭战略安排。随着家庭经济水平提升，农民家庭发展重心从经济效益最大化逐渐转为综合发展效益最优化，农村家庭教育需求从有学上变成上好学，陪读能够适应家庭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双重需要。其次，从家庭教养效果来看，祖辈能够实现基本生活照料，但很难兼顾孙辈学业成绩与行为管教。农村妇女陪读能够对子女的学业过程与手机管理起到监督作用，但与城市家庭的母职陪读实践相比，其很难对学习成绩发挥直接推动作用。随迁父母要忙于家庭生计，文化资本匮乏，家校合作不深，对子女教育参与也不多，家庭教养呈现宽松式特征，对子女的学业成就推动不大。最后，从三者对家庭发展的影响看，随着农村社会的整体性变迁，留守不利于农村青少年与农民家庭的整体长远发展。陪读引致农民家庭产生了老人在村务农—妇女返乡陪读—丈夫在外务工的一家三制结构，这既增强了家庭发展动力，也因家庭结构不完整与家庭发展压力过大而产生了不小风险。随迁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流动家庭的教育开支，但稳定的随迁能够增强流动家庭对务工城市的融入程度以及定居意愿，提高流动人口异地城市化水平。

既有研究对笔者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但在以下两点可进一步拓展：其一，基于社会问题视角出发的相关分析，强化了制度因素对农村家庭教育结构的影响，但尚未看到农民家庭在此过程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如此难以解释为何部分发达地区逐步放开了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入学政策，但依然存在大量家庭选择了留守或返乡陪读，这说明农民家庭的教育行为有不同于国家政策话语的生活逻辑。其二，基于家庭发展视角的相关分析，看到了三种家庭教育策略背后的行动逻辑，大部分研究主要围绕陪读、随迁、留守展开具体分析，其能够解释个体家庭选择留守、随迁或陪读的具体原因，但少有研究从更为结构性的因素出发对这三种类型的家庭教育决策展开更具系统性的理解，由此很难回答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民家庭的教育选择，也很难解释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地区差异，即为什么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大部分农村家庭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留守或随迁。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家庭再生产视角出发，构建家庭再生产与家庭教育结构的关联路径，对农村家庭教育结构的地区差异作出一定解释，揭示农民家庭教育行动中的生活逻辑，探索教育驱动的农村家庭现代化道路的压力与方向。本文中的田野材料主要来自笔者2017—2025年在全国各地的田野调查，部分来自学界已有的对陪读、随迁以及留守的分析。

二、家庭教育结构与家庭再生产

（一）家庭教育结构的内涵与外延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一般来讲，家庭社会学相关研究主要是按照代际数量与亲属关系对家庭人口结构进行分类，其主要包含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等几种类型。笔者认为，作为兼具生育、经济、养老、教育功能的系统单元，家庭结构不限于人口结构，其还包括围绕各项功能实践运行，家庭成员的角色实践所形塑的稳定功能关系样态。例如，为考察农村家庭发展能力，需要考察由“积累—消费”关系形塑的家庭经济结构。概言之，基于不同研究内容与目标，家庭结构可理解为家庭成员在不同家庭功能运行中的角色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稳定的关系样态。据此，为了分析农村家庭教育发展，本文将家庭教育结构定义为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与子女在教育观念、教育参与上的角色实践所形成的稳定关系样态。

进一步讲，从留守、随迁与陪读所呈现的家庭教育发展样态的差异性与稳定性来看，一方面，既有研究已经在留守、随迁与陪读所呈现的不同家庭教育发展样态上取得了共识：留守家庭因缺失父母陪伴，家庭教育发展相对较差；妇女返乡陪读因家庭教育参与较多，家庭教育发展相对较好；随迁家庭经济投入大，但父母参与有限，家庭教育发展受限。另一方面，笔者在常年的田野调查中观察到，虽然在一个家庭的完整生命周期中，随迁、留守与陪读并不是完全互斥的关系，很多家庭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留守、随迁或陪读，但往往只有一种家庭教育样态在家庭生命周期中占主导。由此，本文认为，这三者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即时性的家庭教育形态或教育策略，而是能够呈现不同家庭教育功能关系与发展样态的家庭教育结构。从家庭教育结构层次理解当下的留守、随迁与陪读，将其视为深深嵌入在家庭再生产功能运行中稳定的关系结构，立足三者在家庭发展样态上的差异进行分析，则家庭教育结构的概念外延至少包含以下三种要素：

一是家庭教育发展动力。家庭教育发展动力即父母推动子女教育发展的主观意识与内驱力大小，这包括父母对子女教育发展重要性的认知与教育回报期待大小。一般而言，家庭教育动力越强，父母对子女教育发展的目标越高，对子女教育越为重视，反之，家庭教育动力弱，父母对子女教育发展的目标低，对子女教育发展持顺其自然态度。相比之下，陪读家庭教育发展动力强，随迁家庭有一定的教育发展动力，留守被视为家庭教育发展动力相对较弱。

二是家庭教育参与能力。家庭教育参与能力主要指父母参与子女教育投资和教育过程的资源条件与能力基础，其不仅包括家庭经济水平，如父母是否可以为子女支付民办学校和影子教育费用，也包括父母的文化资本，还包括父母具体教育实践。一般而言，在农村家庭经济收入与文凭水平差别不大的背景下，父母教育参与越深、参与越多，家庭教育参与能力越强。相比之下，陪读虽牺牲了一部分家庭经济收入，但实现了对子女的陪伴，家庭教育参与能力相对较强；留守因缺乏父母的陪伴，家庭教育参与能力相对较弱；随迁代表了家庭具有一定的教育参与能力。

三是家庭教育投入空间。家庭教育投入空间即家庭能够依照主体意愿作出教育决定、实施教育行为的自主空间，其受家庭整体发展条件与功能运行的影响较大。一般来讲，家庭教育投入空间越大，家庭教育发展越从容，家庭教育发展机会越多，反之，家庭教育投入空间越小，家庭教育参与实践压力越大，家庭教育发展越容易被牺牲。相对而言，陪读作为一种家庭重教实践，说明了其家庭教育投入空间相对更为宽松；留守因呈现了家庭经济生产与教育发展的刚性冲突，体现了家庭教育投入空间相对较小；随迁则体现了有一定弹性的家庭教育投入空间。

（二）家庭再生产的分析视角

1.家庭再生产内涵与维度

家庭再生产是指家庭作为有机的整体，其关系、伦理、结构、功能等要素不断再生产的过程。总的来说，现代化带来了农民家庭发展目标、资源配置与伦理规范的系统转型，家庭再生产模式从传统简单人口再生产转变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在此过程中，农村家庭再生产不仅指向高质量人口城镇化的家庭发展目标，而且受半工半耕区位条件形塑的家庭发展条件及发展压力的约束，产生了维持型、发展型等家庭再生产模式或家庭发展能力差异的结果。从家庭再生产分析视角出发，农民家庭再生产功能运行嵌入由目标、能力与压力构成的环境。家庭再生产目标是家庭功能运行、资源配置的起点；家庭再生产能力是家庭再生目标实现的物质基础，代表了家庭实现发展目标的资源水平与行动能力；家庭再生产压力是家庭再生产功能运行中遇到的条件约束与发展困境。农村家庭教育发展与家庭再生产高度关联，教育不仅是农村家庭人口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路径，其也是农村家庭高质量人口城镇化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据此，本文试图从家庭再生产分析视角出发对农村家庭教育结构的地区差异作出一定的解释。

2.家庭再生产与家庭教育结构的关系

从家庭再生产功能运行的目标、能力与压力出发，当下农村家庭再生产与家庭教育结构的联系为以下三点：

一是家庭再生产目标决定教育发展动力。家庭再生产目标决定了教育发展动力的大小。根据学界既有研究，我国农村家庭再生产目标层次可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熟人社会中，实现“过日子”的生命体验，即在熟人社会的关系互动中实现自我的人生归属。第二种是通过子代娶妻生子，完成简单的人口再生产，实现传宗接代的宗教性、本体性价值。第三种是实现高质量人口城镇化与阶层流动的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目标。这三种家庭再生产目标之间是可以并存的关系。例如，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既可以希望子女完成结婚生子，也可以要求子女考上大学，实现稳定的城市生活与阶层跃迁。另外，因家庭经济水平约束，不同层次家庭再生产目标确实有选择性差异，即不论经济条件与发展环境好坏与否，哪些家庭发展目标应当完成，哪些家庭发展目标可以选择性完成或不一定完成？总之，家庭发展目标的层次类型与不同层次家庭再生产目标的优先级极大地影响了家庭教育发展动力或家长对子女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

二是家庭再生产能力影响了教育参与能力。一般来说，家庭再生产能力越强，家庭经济财富水平越高，文化资本越高，家长越倾向于为子女教育投资，反之，家庭再生产能力弱，即便父母重视子女教育，家庭教育投资能力也相对较弱。总的来说，进入21世纪后，农村家庭发展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与数量，家庭劳动力素质越高，数量越多，参与劳动市场的禀赋条件越好，家庭发展能力越强，家庭教育能力越强；另一方面取决于半工半耕的区位条件与代际合力强度。半工半耕的区位条件越好，家庭资源积累能力越强，如靠近大城市的近郊村普遍比远郊村发展条件更好。在代际合力强度上，家庭代际责任伦理越强，“恩往下流”的代际合力越强，资源积累能力越强，家庭发展能力越强，反之，家庭代际责任关系越独立，代际合力越弱，家庭发展能力也会相对受影响。

三是家庭再生产压力约束了家庭教育投入空间。家庭再生产压力不仅制约了家庭再生产目标的顺利实现，还会通过影响家庭资源配置的逻辑，约束家庭教育资源投入空间。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家庭压力主要来源于子辈的婚姻竞争与城镇化生活。事实上，当下农村家庭半城镇化生活并不稳定，高额的房贷、车贷使得子代城市化生活面临巨大的经济与生活压力。总的来说，考虑到家庭资源的有限性，家庭发展压力的大小会极大地影响不同层次家庭发展目标的选择以及每一种家庭发展目标实现的策略。一般来讲，家庭发展压力越大，面向底线的、当下的家庭人口再生产目标越迫切，面向未来家庭发展的扩大化再生产目标越容易被抑制，家庭资源配置就越有可能倾向于底线的家庭功能运行需要，子女教育发展越容易被忽略，家庭教育经济投资会相对谨慎保守；反之，家庭发展压力越小，面向家庭再生产目标实现难度越小，家庭便会有更多的资源剩余用于长远的教育投资，家庭教育投入空间就会越宽松。

（三）家庭再生产模式与家庭教育结构的地区差异

考虑到东部发达地区相当一部分农村家庭已经实现了高质量人口城镇化，家庭再生产与教育发展已经形成了良性的正向循环，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尚处于半城镇化阶段的中西部地区家庭教育结构的地区差异。为进一步解析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再生产与家庭教育结构的关系，本文根据家庭再生产目标、能力与压力差异将中西部地区的家庭再生产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华北部分农村地区的高压力型简单人口再生产，家庭再生产目标为简单人口再生产，家庭发展能力强，但压力较大；二是华中部分农村地区高压力型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家庭发展目标不仅包括简单人口再生产，还包括实现高质量人口城镇化或阶层流动，家庭发展能力较强且家庭再生产压力较大。三是西南部分农村山区去压力型简单人口再生产。农民家庭再生产目标为“过日子”的生命体验，家庭面向未来的发展动力与能力较弱，且有一套内生的去家庭发展压力的生活机制。在此基础上，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结构的差异为：

一是华北部分地区农村家庭留守较为普遍。笔者于2021年、2022年、2025年分别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焦作市、南阳市的4个农业型村庄调研发现，当地除了种植大户、村干部能够实现本地就业，大部分家庭都是青年夫妻外出务工，子女留守较为普遍，留守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唯有子女学业成绩非常优异且家乡附近有一定的零工经济时，妇女才会考虑在初三或高三等关键阶段返乡陪读。如果子女学业成绩一般，且家中有1个或2个男孩，青年父母需要为儿子赚婚房首付，留守便是常态。

二是华中部分地区农村家庭妇女返乡陪读较多。笔者于2021年、2023年、2024年分别在湖北省宜昌市、孝感市与安徽省安庆市、六安市的4个村庄调研时观察到，当地很多妇女在子女初中阶段甚至小学阶段便选择了返乡陪读，陪读日趋从精英走向大众，从阶段性陪读走向全过程性陪读，从祖辈陪读变成亲辈陪读。在安庆市某村，一些家庭为了能够让子女学业发展，选择了让中老年人外出务工、年轻妇女返乡陪读的生活模式。在湖北省阳新县，县城租房陪读的妇女可能有上万人。总的来说，如果当地有一定的轻工业基础，妇女就会选择半工半陪，如果缺乏工业基础，很多妇女不得不全职陪读。

三是西南部分地区农村家庭随迁较多。笔者于2017年、2019年、2022年与2024年分别在广东省中山市与佛山市、贵州省铜仁市、四川省宜宾市与江苏省苏州市的5个村庄调研发现，如果能够在务工地稳定就业且有合适的学校，来自西南地区的流动家庭比较倾向于子女随迁。苏州市吴江区的村干部与务工人员也反映，相较于河南与山东地区的务工者，贵州务工者更倾向于将子女带在身边。可是，在各地政府逐步放开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入学政策之前，除了部分流动的务工家庭能够实现积分入学，大部分务工家庭只能将子女送到教育质量不高的民办学校。很多家庭会在学龄前将小孩留给老人照顾，等到上学后则让子女随迁到务工地，子女升学期时再将子女送回家乡。

三、农村家庭教育结构的地区差异解释

上文界定了农村家庭教育结构的概念内涵，建构了家庭再生产与家庭教育结构的关联路径，并结合具体村庄田野调查对中西部部分农村家庭教育结构的地区差异进行了一定的描述。在此基础上，本节将进一步揭示中西部地区三种家庭再生产模式与留守、返乡陪读、随迁的匹配机理，解释我国中西部部分农村家庭教育结构的地区差异。

（一）高压型简单家庭再生产与留守常态化

以河南为典型，华北部分地区农村家庭再生产模式属于高压型简单家庭再生产。首先，家庭发展目标主要为简单人口再生产，即父母的人生目标是协助子女完成结婚生子的任务，这是为实现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其次，家庭发展能力相对较强。一方面，家庭代际合力较强，在“恩往下流”的刚性代际责任伦理下，围绕子辈结婚成家的人生任务，父母需要无条件地为子女付出。这既包括父母需要为子女结婚提前积累财富资源，也包括父母在子女婚后要为他们在生活资源与家庭劳务上进一步提供支持，父辈对子辈的代际支持无明确的时间节点。另一方面，半工半耕的区位条件相对较好，因靠近东部发达地区，务工较为便利，作为核心的粮食产区，土地耕种条件相对较好，“半耕”农业资源对家庭养老与日常家庭生活较为重要。最后，简单家庭人口再生产压力较大。因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与传宗接代的生育偏好相互挤压，华北地方婚姻市场的性别比失衡较为明显。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当地以天价彩礼为代表的婚姻竞争激烈，父辈为子辈完成婚姻任务的压力较大，很多父母甚至倾向于选择让子女早婚来减少婚姻成本并提前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

在高压型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下，以实现子辈婚姻任务为核心，河南部分农村地区青年父母务工的逻辑依然是以赚钱为核心，为子辈积累婚姻资本，这包括县城商品房、车、数十万元的彩礼现金等。一位河南焦作的妇女说：“1个男孩至少要准备50万元，两个男孩则要准备100万元。”（20210513ZZJ）在巨大的婚姻压力下，父母不愿将更多的家庭资源投入回报周期长、回报不确定的教育投资，他们更为迫切的需求是通过两代人务工积累完成儿子的婚姻任务。在家庭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无形中挤压了青年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与参与。如此，虽然很多家长重视子女教育，但在家庭教育投资与参与实践上很难展开更多的实际行动。一位留守奶奶说：“两个孙子，两套房的压力实在太大，儿媳一生下小孙子就出去打工了，两个小孩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带大的。”（20230718MNN）概言之，河南部分农村地区的婚姻竞争压力以争夺家庭资源为机制，挤压了家庭教育投资与教育能力提升。为了最大化实现婚姻资本积累，完成家庭人口简单再生产任务，年轻劳动力需要全力参与务工市场，留守老人也要通过照料孙辈为子辈打工减轻后顾之忧，由此，留守成为当地家庭教育结构的常态。

概言之，人口大省与高等教育资源不足产生的激烈的高考竞争使得河南农村家庭教育投资与回报率有限。在此基础上，婚姻竞争压力限制了青年父母在子女家庭教育上的进一步投入与参与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南农村青年父母不重视子女教育，例如，越来越多的青年父母竭尽全力将子女送进县城读书，甚至为此花费几十万元买学区房，可除此之外，疲于赚钱的青年父母很难展开进一步的家庭教育参与行为。从留守的家庭教育发展样态来看，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河南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成长与发展难题较为突出，青年父母难以在作业辅导、手机管理、情感陪伴上为子女保驾护航，或为子女的教育竞争增添助力，很多低龄留守儿童的手机成瘾较为严重。另外，很多青年父母为了化解打工赚钱与子女教育发展的矛盾，并减轻留守老人的管教压力，不得不将部分务工收入用于购买民办学校或影子教育服务，但这些都很难实现对父母角色的完全替代。总之，作为一种家庭教育结构，留守因家庭重教意识受到约束、家庭教育能力与参与有限，家庭教育发展样态较差。

（二）高压型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与陪读兴起

以湖北为代表，华中部分地区农村家庭再生产模式为典型的高压型扩大化家庭再生产。首先，农村家庭发展目标不限于简单地协助子女完成结婚生子的人生任务，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实现高质量人口城镇化以及家庭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目标。其次，家庭发展能力较强。一方面，半工半耕区位优势相对较好，人地关系相对宽松，农业经济剩余相对较多，这些地区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较早，市场参与程度较深，市场参与能力较强。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生育观念转型较早，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比较彻底，家庭生育数量较少，家庭教育投入就更多一些，地方社会整体对文凭与技术较为重视。另一方面，家庭代际合力相对较强，父母为子女付出的责任伦理较为厚重，父母需要为子女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最后，家庭发展压力较大。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已经形成的背景下，这些地区婚姻竞争比较激烈，农村父辈不仅要为子女读书投入大量的资源，还要为子辈结婚与高质量城市化生活积累财富。

在高压型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这些地区的农村家庭不仅一直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而且在日趋激烈的婚姻与就业市场竞争中，教育对家庭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对这些地区的父母而言，子女教育发展作为起点，不仅决定了其职业发展与经济收入水平，奠定了家庭未来城市生活的物质基础，还形塑了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空间。由此，在家庭整体各项功能运行中，子女教育发展功能尤为突出，家庭资源配置以子女读书为重，妇女返乡陪读日趋兴起。需明确，在湖北、安徽中部与南部等地，妇女返乡陪读并不是因为祖辈不能够帮助照顾孙辈，而是青年父母担心祖辈管教不好孙辈，会导致孙辈考不上高中与大学，家庭发展就会失去机会。正如一年轻妇女所言：“不能指望奶奶管孙子，根本管不住，要靠自己。”（20240210WXX）另外，正因为这些地区较为重视子女教育发展，如果在升学上没有绝对优势，很多流动家庭即便有积分入学的条件，在子女随迁决策上也会非常慎重。

总而言之，在高压型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华中部分地区农村家庭教育重视程度高，投资较大，家庭教育参与能力较强，陪读作为一种家庭结构，是面向更为长远的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发展需要。陪读家庭的教育发展样态整体比留守家庭好，由父母一方陪读的小孩比留守儿童在手机游戏与生活、学习习惯上更为良好，对学习重要性的认知也相对更为清晰。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妇女返乡陪读就一定带来子女学业成长，既有研究与笔者田野调查发现，妇女返乡陪读主要是通过培养子女的学习习惯与意识、管理子女的手机游戏、提供生活照料对其学业成就产生间接效应。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留守与随迁，陪读家庭教育投入空间相对更为宽松，但若从湖北、安徽等地陪读发展的趋势来看，基于教育竞争的刺激，越来越多的青年父母卷入不得不陪的社会竞争。

（三）去压力型家庭简单再生产与随迁潮流

以贵州与四川为代表，西南部分地区农村家庭属于典型的去压力型家庭简单再生产模式。首先，家庭再生产目标为简单人口再生产，即过好当下的家庭生活，有完整的“过日子”的生命体验，家庭面向长远的发展动力不强。正如一位贵州农民所说：“生活就是灶门口烧黄鳝，熟一节，吃一节。”（20210317XSS）因身处西南山区，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父母虽然希望子代结婚生子，但子代能不能结婚主要是其个体责任，父母对此并不强求，也并不将进城买房和阶层流动作为家庭必须完成的发展目标。其次，家庭发展能力较弱。一方面，因远离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务工距离相对遥远，西南山区农业禀赋条件差，农业剩余不多。另一方面，家庭代际合力较弱。因代际责任伦理相对均衡，代际关系相对独立，父辈可以为子代付出，但这并不是父辈的义务与责任，以子辈结婚为节点，父辈可以及时从子代的家庭发展中抽离出来。最后，家庭发展压力不大。面对来自全国婚姻与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当地家庭与社会以过好当下完整的家庭俗世生活为中心，并发展出一套去发展压力的生活方式。例如，大量务工收入用于吃、穿、住、行、娱乐等日常消费，虽然家庭积蓄水平不高，但生活水平不差，地方社会尚未卷入天价彩礼、买房进城的现代社会竞争，家庭生活呈现高度经济理性与俗世理性特征。

在去压力型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农村家庭功能运行核心是维持家庭日常生活运转以及过好当下团圆的家庭生活，子女是完整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很多青年父母将子女带在身边，随迁较为普遍。一是当地代际责任伦理不强，祖辈没有协助子辈带孙子的义务，青年子辈不得不将子女带在身边自己照顾。正如贵州一位农民所说：“带孙子是人情，不是义务。”（20210317XSS）二是在当地人看来，打工也是为了生活，还不如将小孩带在身边一起生活，青年父母对子女随迁有很强的内生动力。部分青年父母将子女留在老家主要是就业收入不稳定，不方便将子女带在身边，或小孩尚未进入学龄阶段，父辈年纪较轻还可以照顾孙辈，由此，留守在当地也有一定比例。一旦青年父母工作收入稳定，小孩步入学龄阶段，父辈便会以退休为名，让青年父母自己带小孩。

总的来说，这些地区的青年父母对子女教育发展持顺其自然的态度，随迁更是一种侧重生活照料与情感陪伴的家庭教育结构。在随迁型家庭教育结构下，青年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发展较重视，家庭部分务工收入用于教育投资，青年父母也有一定的教育参与能力与家庭教育决策空间，但因疲于务工，参与有限。总的来说，随迁家庭的教育发展质量有限，但这并非因缺失父母陪伴或家庭教育投资，而是因为随迁子女教育发展受到务工地民办教育质量、异地升学衔接、教育流动经历的限制。很多随迁子女即便在父母务工地实现了积分入学与入户，但获得的教育资源与质量有限，频繁的流动经历对其教育发展也产生了不良影响。概言之，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随迁子女能够享受到发达地区公立教育服务，这有利于务工青年的异地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但随迁能否带来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发展并不确定。

四、教育驱动的农村家庭现代化道路

农民家庭教育结构作为家庭发展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服务于家庭再生产功能的整体运转，其是农民家庭再生产发展的目标、能力与压力的集中体现。在此基础上，本节将进一步分析三种类型的家庭教育结构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再生产发展的影响与作用路径，并借此探讨以子女教育发展为路径的农村家庭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挑战与压力。

（一）教育投资与家庭再生产的资源冲突

随迁、留守与陪读三种家庭教育结构都难以在情感陪伴、教育发展与经济生产上实现统筹与兼顾，这反映了当下农村家庭教育投资与再生产功能在资源配置上的紧张与冲突。以河南和湖北为典型，两地农村家庭再生产能力都比较强，但因激烈的婚姻竞争与高额的婚姻成本，两地家庭人口再生产压力较大，家庭资源很难在教育投资与子女婚姻资本积累上实现平衡。其中，因华北部分农村大多家庭都有男孩且子女数量为2个或2个以上，家庭更聚焦子女结婚生子完成人生任务，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与教育发展呈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特征。在华中部分地区，父辈完成子女读书的任务后，又要借钱为子女买婚房，这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家庭的资源积累，而且父辈为了子辈与孙辈不断地牺牲自己的老年生活。随迁虽然化解了西南部分地区农村家庭教育中的情感陪伴难题，但是民办教育学费与相对高成本的城市化生活也导致家庭资源运转较为紧张。作为结果，家庭教育发展与家庭再生产的资源冲突直接带来了农村家庭教育投入负担，这种民生负担不仅表现在择校、报班、陪读产生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还表现为农村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精神压力较为沉重。

（二）教育回报与家庭再生产发展的条件约束

不同类型家庭教育结构下的家庭教育发展样态以教育回报为路径，使教育驱动的家庭再生产发展面临较多的现实条件约束。在当下的县域教育生态环境中，农村家庭想要推动子女教育发展，不仅需要父母卷入当下的教育竞争，在择校、报班、陪读上投入更多的家庭资源，还需要子女在拥有一定教育质量的学校稳定上学，且成绩能够达到中等以上，其才有机会考上高中，进而获得本科学历。留守子女教育发展很容易因手机游戏、学习习惯监督不到位而失去进一步发展空间；随迁保证了父母的陪伴，但父母很难有更多的资源与精力对子女教育发展提供助力；相比之下，返乡陪读达到了家庭参与教育竞争的投入要求，但全职陪读也容易给子女与陪读妇女带来较大的精神与经济压力。概言之，一方面，教育发展对家庭再生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条件要求，农村家庭需要在子女教育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与精力，这样才有可能打破教育竞争的劣势累积。另一方面，家庭再生产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对教育发展回报提出了更高标准。随着就业竞争的激烈化，本科学历基本上成为高校毕业生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的门槛。在双向条件约束下，家庭再生产发展因为教育投资增加而新增了不小压力，高成本的家庭教育投资也约束了农村家庭再生产功能运行与目标实现。

（三）农村家庭现代化双重压力与教育发展的选择性

在现代化历程中，农村家庭面临婚姻竞争与子女教育发展的双重压力，前者决定了传统农村家庭简单再生产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以及实现成本的大小，后者决定了农村家庭能否以文凭、职业回报实现高质量人口城镇化、阶层流动等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目标。这两者对农民家庭而言都非常重要，前者关乎农村家庭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后者关乎农村家庭现代化发展，即农村家庭能否在工业化、城镇化历程中实现与社会同等发展和同等进步。在国家推动整体式现代化实现的时间任务轴中，教育发展因人力资本投资功能，有兼顾实现两种农村家庭再生产目标的优势，教育理应成为大部分农村家庭发展的道路选择。然而，在整体性的家庭教育竞争浪潮中，一些地区的农村家庭却陷入子女教育发展的躺平主义。例如，河南很多青年父母意识到一旦选择了留守，基本上就等于放弃子女教育发展，但是为了给儿子攒娶媳妇的钱，他们只能选择外出务工。安徽亳州的一位务工母亲直接拒绝了留守儿子上职高的想法，而是让其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尽快完成结婚生子的人生任务。概言之，对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而言，教育驱动的农村家庭现代化道路呈现选择性特征。

本文认为，无论是华中地区的家庭教育竞争与教育内卷浪潮，还是西南山区、华北地区部分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发展的躺平主义态度，这背后反映的都并非简单的农村家庭重不重视教育的文化观念问题，而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家庭再生产功能运行与功能发展的压力议题。唯有从此出发才能解释，为何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一直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主要是依靠国家力量从上到下全力推进。概言之，农村教育发展具有高度家庭属性，一方面，教育发展深深嵌入农村家庭再生产功能运行，服务于家庭再生产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教育发展受家庭再生产环境影响。教育只有在为农村家庭带来切实的经济与职业回报时，才会获得家庭重视，而且只有在家庭发展压力相对可控的情况下，农村家庭的重教意识与重教文化才有可能付诸实践，教育驱动的家庭现代化道路才会更为轻松有力。

五、结语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我国农村家庭再生产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家庭再生产压力并未比传统农业时期减少。华北部分地区农村家庭的教育发展因激烈的婚姻压力而被抑制，华中部分地区农村的家庭教育因过度投入而产生较为沉重的民生负担，西南部分地区农村家庭则因有限的家庭发展能力而难以激活子女教育与家庭长远发展之间的功能联系。未来我国农村家庭再生产究竟是回归过日子与传宗接代的传统目标，在家庭教育投资与参与上更趋于保守谨慎，还是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积极参与教育竞争，并以教育职业回报为路径，推动高质量人口城镇化与阶层流动目标实现，目前尚不清晰。即便如此，从留守、陪读与随迁这三种家庭教育结构所呈现的农村家庭现代化发展的双重动力与压力中，能够确定的是农村家庭教育有不同于国家政策话语的生活逻辑，据此可以判断出我国农村家庭现代化道路注定是持续而又渐进的。

本文以农村家庭教育结构的地区差异为问题缘起，建构了家庭再生产与家庭教育结构的联系，不仅增加了对家庭教育结构的学理辨析与留守、随迁、陪读等社会事实的理解深度，还对农村家庭教育结构的地区差异给出了一定解释，丰富了以教育发展为路径的农村家庭现代化的相关研究，借此论证了新时期农村教育发展的家庭属性，并为国家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以及教育公平治理提供了实证基础。本文认为，唯有通过更为系统的教育公平与教育减负治理，才能够在农村家庭教育发展与再生产目标实现之间建立更为良性的互动关系，才能够更快实现以教育驱动为路径的农村家庭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

（本文参考文献略）

Family Reproduction: A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Rural Family Education Structure

Yun Qiuling

Abstract: Rural family education structures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family reproduction. The goals of family reproduction determin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family education development, with reproductive capacity dictating educational participation capabilities, and reproductive pressur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ing resource allocation logic and the scope for educational investment. Overall, under the high-pressure simple family reproduction model, rural families in some regions of North China still prioritize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their children’s marriages, with both parents being migrant workers and leaving children behind being a common phenomenon. Under the high-pressure expanded family reproduction model, rural families in some regions of Central China prioritize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with the trend of women returning home to accompany their children in studying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evalent. Under the pressure-relieved family reproduction model, rural families in some regions of Southwest China pursue a complete family life in the present, with a higher incidence of family relocation. The resource conflicts between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family reproduction, along with the conditional constraints of educational returns on family reproduction, impose dual pressures on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rural families driven by education. Education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functioning of contemporary rural family reproduction, and farmers’ educational behaviors follow a life logic distinct from national discourses, necessitating a reevaluation of the familial attributes of education.

Key words: Family Education Structure; Family Reproduction; Relocation With Family Members; Left-behind Children; Accompanying Children in Studying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