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对全球生态危机与文明转型的双重挑战，中国立足本土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需求进行了生态文明教育的创造性探索。中国生态文明教育以历史、理论、实践三重逻辑为发展内核，从教育目标、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实施等维度出发，在道德价值内化、全民参与机制、跨学科知识整合和多元主体推进等方面探索出兼具文化主体性与实践创新性的基本路径，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文化传承创新、经济绿色转型和生态协同治理等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创新路径不仅回应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更在推动人类文明范式转型、赓续传统文化生态智慧、重塑绿色发展认知基础和增强全球治理生态韧性等方面呈现出普适性的世界意义，为破解全球可持续发展困境和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提供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经验。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教育；中国路径；中国经验；世界意义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人类文明正站在变革的关键节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与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洞察的，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如今，全球气候异常、生物多样性锐减、资源逐步枯竭等问题不断涌现，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教育的功能和角色，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思维亟待转变，必须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紧密相连的认知体系，才能从根源上应对生态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指出，教育不仅是促进社会适应的工具，更是重塑人类思维方式与世界观的关键力量。这无疑更加凸显了教育在生态和社会系统中的引领作用与巨大潜力。中国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战略支点，推动生态文明教育的创新探索，形成了生态文明教育的中国路径和发展特色，为应对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挑战和塑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

一、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发展逻辑

生态文明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是中国面对全球生态危机与文明转型挑战所作出的主动回应，其发展进程体现出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作为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态文明教育不仅回应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更以系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一）历史逻辑：文明转型进程的教育革新

生态文明教育是以服务文明转型需求为核心导向的系统性教育实践，其本质是通过价值重塑与能力建构，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其发展进程不仅深刻反映了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的历史逻辑，更凸显了其内在的时代必然性和战略价值。作为一种超越工具性知识传授的教育形态，生态文明教育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哲学根基，聚焦培养具备系统思维、生态伦理与实践能力的新型生态公民，旨在为文明转型提供思想动力与人才支撑。从文明演进视角看，生态文明教育的兴起具有历史必然性。工业文明后期的环境教育虽在污染控制与资源节约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其“末端治理”的思维仅聚焦于技术手段对已产生环境问题的被动应对，未能触及生态危机的文明根源；可持续发展教育虽引入代际公平理念，却未摆脱“经济增长优先”的惯性逻辑，仍困于工业文明框架下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相对立的思维定式。而生态文明教育突破了上述局限，将教育视为文明转型的催化剂，通过重构教育目标与内容，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向生态化方向演进。生态文明教育以培养生态公民为目标，体现了教育范式与文明形态的呼应。这种转型不是概念的被动迭代，而是教育对文明发展规律的主动响应。中国生态文明教育从“应对环境问题”到“推动文明转型”，体现了教育对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一方面，中国生态文明教育是对全球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吸收与超越。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号召世界各国积极开展环境教育，以应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中国随即作出积极回应，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和环境变化状况，开启了环境教育的初步探索，不仅在大中小学校增加环境保护知识的教育课程，而且在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专业。20世纪90年代，基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强调可持续发展新理念，推动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国迅速做出响应，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全面推进实施，不仅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而且不断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大中小学的课程内容和课外活动。另一方面，中国生态文明教育是基于生态文明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而进行的自主探索和体系化建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并对生态文明教育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实施要求。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将生态文明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干部教育培训体系。这标志着生态文明教育的正式确立。2018年“生态文明建设”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实施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此后，先后印发《“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在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下，生态文明教育得到快速发展，逐步构建起涵盖价值观念、知识体系和实践能力多维一体的生态文明教育谱系。由此可见，中国生态文明教育虽然总结吸收了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共识，但并非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简单延续和内容调整，而是文明转型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反映，体现了对工业文明的批判性反思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要求。

（二）理论逻辑：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指引

生态文明教育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而构建的系统性的教育思维框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观为基石，汲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精髓，从哲学、历史、经济、政治等多学科视角出发，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重塑，为生态文明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实现了对可持续发展观及其衍生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超越。可持续发展观侧重改进环保技术、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等现实策略，在消解环境问题外部影响方面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即未能充分认识到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可能性，未能从根本上消除环境危机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本质上属于工业文明生态化改良主义思维。与之不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绿色基因”，发扬“取用有节”、“变废为宝”等生态智慧，结合人对自然规律认识需通过实践深化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视角，提出“生命共同体”等原创性概念，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等标识性理念，强调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系统诠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

生态文明教育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化与系统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教育投射。世界观层面，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核心概念，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教育解构，在教育过程中引导受教育者超越“主客二分”的机械思维，形成“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系统认知。价值观层面，以“生态兴则文明兴”为导向，重构了个体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引导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将生态保护意识内化为自身价值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方法论层面，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文明教育发展，通过传授涵盖环境科学、资源管理、生态学原理等多领域内容的系统生态知识，使受教育者掌握完备的生态基础知识体系。同时，着重培养实践能力，通过实验、调研、项目参与等方式，推动知识向行动的转化，使其能够运用所学，切实投身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解决现实生态问题。生态文明教育的核心目标，不止于生态知识的传递，更在于生态伦理的培育、生态人格的塑造以及生态行为的形成；不仅要推动生态文明观念的转变，而且要让生态文明观念逐步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进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支撑。

（三）实践逻辑：生态危机应对的教育责任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日益严重，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仅依靠技术手段和政策调控已难以根本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必须从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更深层次入手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教育自提出便成为全球教育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但随着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深入推进，其哲学立论与意识本源的合理性开始受到质疑。基于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深刻反思，有学者指出，立足工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将人类置于环境主导者的地位，认为现代社会中涌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均可以借助技术进步实现有效管控和解决。实际上，这种认识不仅未能缓解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反而加剧了二者的对立。近年来，中国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不仅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范式的扬弃，而且是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发展的伟大创造，对于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和建设美丽世界具有开创性的时代价值。深入推进生态文明教育，对于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不仅是一种历史的责任，还可以提供可能的路径。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逻辑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理论认知的课程转化，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命共同体”等理念融入课程体系，通过环境科学、生态经济学等跨学科知识传授，使学生在系统掌握生态学原理与文明转型要求的基础上，形成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需求的科学认知。其二，具身认知的实践探索，采用沉浸式、体验式教学模式，如自然保护区实践、生态修复项目参与等，帮助学生直观感受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影响。其三，价值引领的行动自觉，通过持续的行动计划和社会实践，引导全体公民将生态价值观转化为低碳生活、绿色消费等具体行动，将保护生态内化为一种自觉的习惯与生活方式。这种从认知到行为的闭环设计，使生态文明教育成为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推手。随着越来越多的受教育者在生态文明教育的影响下成长，他们将成为推动社会生态转型的新生力量，在各自的生活与工作领域中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进而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生态变革动力。这种从教育端发起的变革，能够逐步渗透社会的各个层面，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回应全球生态治理困境、实现人类生态转型的重要路径。

二、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的行动策略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在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作出了长时间的努力，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中国积极吸收国际社会在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领域的经验，并紧密结合本土文化传统与现实发展需求，将生态文明教育全面融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布局，从教育目标、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实施等维度出发，在道德价值内化、全民参与机制、跨学科知识整合和多元主体推进等方面展开深入探索，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教育行动策略。

（一）道德性内化：建构生态道德价值坐标

现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价值观危机，其本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断裂。在发展终极价值目标的论争中，“深绿”与“浅绿”生态思潮的局限性得以充分暴露：前者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绝对对立，陷入“零和博弈”的思维窠臼；后者虽主张“绿色增长”，却服务于资本追逐利益。这两种思潮的共同症结在于，未能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框架，迫切需要生态伦理的重建。国际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改革倡议正推动这一伦理转向。202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Learning to Become With the World：Education for Future Survival）报告指出，到2050年，未来生存教育的目标从人道主义转变为生态正义。《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呼吁教育需从根本上修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转向生态正义与集体关怀伦理，强调教育应帮助学生学会与地球和谐共存，成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成员。这些报告均指向深层的伦理变革，即要求从竞争性增长逻辑转向基于生态相互依存的集体生存逻辑，呼吁重建生态伦理、达成生态正义。中国的生态文明教育探索聚焦本土化价值坐标的建立，凸显教育目标的道德属性。与西方环境伦理学聚焦生态资源分配公平、强调种际与代际正义不同，中国生态文明教育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内核，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将生态问题视为“道德修养”与“社会秩序”的延伸，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道德内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教育探索将道德性置于教育的核心位置，致力于引导人们从内心深处领悟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将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念转化为个人的道德信念与行为规范。为将生态文明理念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道德规则，学校教育体系将生态道德教育有机融入课程规划，无论是自然科学课程中对生态系统原理的讲解，还是人文社科课程里对人与自然关系哲学思考的引入，都在学生心中种下生态道德的种子。譬如，在道德与法治课程中讲述生态保护模范的感人故事，在思想政治课深入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内涵，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观与辩证思维。这种根植于文化基因的德育模式，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局限，使生态伦理不再是外生规范，而是转化为基于文化自觉的价值认同。

（二）全民性参与：夯实生态素养社会基础

全球行动正以网络化协作扩大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对象覆盖面。非政府组织在可持续发展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和权威，在网络化协作中构建起柔性治理网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绿色教育伙伴计划”（Greening Education Partnership），通过国际协作机制整合了88个国家及地区的1200余家教育机构资源，构建全球生态素养培育平台。从实践成效来看，已加入该伙伴关系的国家，在绿色学校质量标准制定与课程指南编制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此基础上，相关国家正计划通过探索性实践，推进全国范围内绿色学校网络的构建工作，以进一步拓展绿色教育的实施覆盖面。生态学校项目（Eco-Schools）作为全球最大的可持续发展学校项目，形成了庞大的教育网络，覆盖93个国家的5.9万所学校，惠及2000万学生与140万教师，通过标准化的七步实施法，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从理念转化为校园实践。公民生态素养作为个体对生态系统的认知、情感与行为能力的综合体现，能够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中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动力，在国家层面也备受关注。例如，英国教育部以2030年打造“全球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领域领先教育部门”为核心愿景，联合多个部门重点在职业教育、继续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为英国绿色工业革命储备绿色人才。但传统的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更多针对青少年群体和青年群体开展，教育对象集中于校园场域，忽视了成年人在生产、消费等环节对环境产生的重大影响，难以构建覆盖个体全生命周期的教育体系。中国生态文明教育打破了“以学校为中心”的单一教育模式，实现教育对象的全民覆盖，形成全民化教育实践。也就是将生态文明教育全面纳入各级各类教育体系，既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各个年龄段的教育对象都被纳入其中，以全面提升国民的生态素养，为公众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整体提升奠定基础。在学前教育阶段，各地幼儿园推广的“自然课程”、“种植课程”等培养了幼儿对自然的亲近感和爱护意识。中小学教育阶段是知识深化与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将生态文明知识融入语文、科学、地理等学校课程体系；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多样化的课外实践活动，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逐步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高等教育阶段则承担着培养专业人才与提升全民素养的双重使命，在专业设置上，不断丰富和完善生态学、环境科学、生态工程等生态相关专业，开设前沿的专业课程，为培养高层次、创新型的生态专业人才提供坚实保障。同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与生态文明相关的公共课程，提升其生态文明素养，使其成为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与践行者。职业教育是培养适应绿色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素质、高技能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阶段的生态文明教育需要秉承“岗位需求”与“绿色发展”导向，在课程设置中依据不同专业的岗位特性分类嵌入绿色内容，在实训环节将绿色规范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训标准，为实现产业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提供人才支撑。对于社会成年人，则尝试构建“生活化”教育场景，将生态文明理念深度嵌入工作与日常生活。通过社区环保讲座、垃圾分类宣传、企业绿色技能培训等多元形式，打破教育场域与社会场域的界限，推动生态素养成为公民基本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综合性整合：强化跨学科知识建构

可持续发展教育涉及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经济转型等多重维度，议题相对比较复杂，因而特别强调跨学科导向的教学内容，跨学科性成为其重要的发展特征。比如，斯坦福大学多尔可持续发展学院（Stanford Doerr School of Sustainability）通过构建可持续发展导向的交叉学科课程体系，实现了打破学科壁垒的实质性突破，成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典型样本。学院自2022年成立以来，围绕全球生态危机、社会发展失衡等核心议题，整合生物学、物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致力于培养兼具多学科视野与实践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法国国民教育与青年部的改革实践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其在2023年出台的《教育促进生态转型二十项行动》（20 Mesurespour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à l'École）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教育采用跨学科课程架构进行项目式教学，实现教育内容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深度衔接。这种跨学科课程设置突破了传统学科边界，具有显著优势。它以实际问题和社会需求为导向，改变了按单一学科规则进行知识生产与应用的模式，提升了知识应用的“情境化”水平，使知识能更精确、适配地解决现实问题，契合可持续发展中整体性、协同性的本质要求，助力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图谱。

中国生态文明教育强调综合性和统整性，体现了跨学科知识构建这一发展趋势。一方面，生态文明作为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复杂领域，其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决定了单一学科知识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国家政策文件为生态文明教育的跨学科整合提供了方向引领和有力支持。例如，《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试行）》明确指出，环境教育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可以以跨学科的方式融入各科教学和学校管理。在课程设置方面，全面整合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知识。比如，生态环境保护课程，不只是讲解自然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深入探讨生物的多样性、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等，并从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不同的学科角度分析生态环境的社会影响、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人类在保护环境中的道德责任等。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动手操作、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等多元化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的生态问题，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获得知识的迁移与应用。跨学科的学习与实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为其未来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知识与能力基础。

（四）实践性导向：凝聚多元主体教育合力

国际社会已形成突出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导向的共识，并推动学校从知识传授场所转为联结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关键枢纽。由于生态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践异化，教育必须超越技术修补，通过具身化实践重塑主体行为逻辑。因此，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实践性导向的教育变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地作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合作伙伴：实施指南》（UNESCO Sites as Partners for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 Implementation Guide）强调，通过世界各地丰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包括世界遗产地、生物圈保护区、地质公园等）提供情境化、行动导向的学习机会，培养学习者的气候、海洋和生态素养，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布的《2023年教育政策展望：让所有学习者都能走向绿色》（Education Policy Outlook 2023：Empowering All Learners to Go Green），更是进一步将教育部门定位为向绿色社会过渡的战略部门，强调其必须提升对绿色社会转型的循证决策能力，重构培训、研究与基础设施体系。这种转型的理论基础在于，生态危机本质上是实践层面的行为失范，单纯知识传递难以改变个体与社会的生态行为模式，而学校正通过空间重构、功能拓展与网络构建，成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生态教育核心节点。中国生态文明教育以“知行合一”为方法论根基，坚守实践性原则，在教育实施层面强调生态文明教育不仅要传授理论知识，更要通过实践活动让学习者亲身体验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兼具理念引领与实践属性的系统性工程，要求将生态保护意识转化为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具体行动，这就决定了生态文明教育必须以实践为导向，培养个体将生态理念融入生活工作的转化能力，并构建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实践网络，共同推动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的全面开展。政府在此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通过制定和完善政策法规，为生态文明教育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学校作为生态文明教育的主阵地发挥着引领作用，通过开设生态文明教育课程，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日常教学。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通过绿色生产、节能减排等实践活动培养员工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社会组织在生态文明教育中具有灵活性和专业性的独特优势，通过组织各种公益活动、环保项目等，提高公众的生态科学素养。家庭则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家长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自身的环保行为为孩子树立榜样。各方主体相互协作、优势互补，共同构建起多元共治的生态文明教育场域，形成多元主体教育合力，推动生态文明教育不断走向深入。

三、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经验

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发展进程，展现为一场推动文明转型、多维度协同推进的系统性教育变革。它以政治、文化、经济、生态领域的协同创新为路径，围绕国家发展战略、文化传承创新、经济绿色转型、生态协同治理等多个维度展开。通过这种多维协同的教育实践，中国生态文明教育不仅有效回应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求，构建起具有文化主体性与实践创新性的本土路径，更凝练出可供全球可持续发展借鉴的中国经验。

（一）文明转型的教育战略：生态文明教育服务国家发展

在文明转型的进程中，中国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蓝图，这不仅是基于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战略需求，而且是结合了全球生态治理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时代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生态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演进的未来方向，它标志着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范式的扬弃，提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要求。“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理念不仅是对西方环境危机理论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东方传统智慧的现代诠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政治教育观。在顶层设计层面，中国通过印发《绿色学校创建行动方案》、《“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对全民生态文明教育进行系统性的全面部署，构筑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协同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利用教育政策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各级学校积极响应，在实践层面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细化为具体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要求，如在生物课程中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容，在地理课程中探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思想政治课程中讨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不仅能激发个人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还能够形成教育与国家治理相互促进的正反馈机制。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看，生态文明建设植根于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并受到社会与自然互动关系以及整体性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深刻塑造。因此，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施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国家能力建设”过程。这一过程依托教育体系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通过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将生态文明理念内化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并最终外化为有效的集体行动。在文明转型背景下的顶层制度设计通过构建政策、教育与治理的协同机制，不仅确保了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实施，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一过程产生的政治效能，超越了传统环境教育的范畴，使教育不再局限于培养“环保公民”，而是通过构建“生态政治共同体”，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使生态文明教育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二）文化基因的教育转化：生态文明教育诠释中国传统

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的文化想象力，根植于对“文明连续性”的创造性转化，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教育的存在与演化，取决于其内在的文化要素，教育文化基因是教育得以存在的最为根本、基础的文化观念与范畴。生态文明教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合法性根基，是对文化基因的承续，是其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的环境保护主义思想、文化和信仰体系激发和塑造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理解，使其对自然的看法遵循一种关系的认识论，特别体现在“天人合一”的原则上，将宇宙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网络，由无数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组成，以不同的方式连接和分离。中国古代有诸多类似观点，如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孟子的“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中国哲学对于中国人的为人处世影响深远，“人与自然的统一”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融入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构成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社会想象的关键特征。因而，生态文明教育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代表了国家目标，也存在于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观之中，与中国人对自然的深厚情感、对和谐共处理念的推崇高度契合，构成中国生态文明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生态文明教育对文化基因的当代转化，构建了一个以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为根基的关系性认知框架，有力地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这种关系性认知框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认为万物皆有其内在价值和生命意义。在此基础上，生态文明教育在实践层面不断积累经验。一方面，在教育内容上进一步挖掘和整合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元素。例如，将桑基鱼塘、都江堰等经典案例融入课程内容，让学生感受古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智慧。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教育不断革新教学方式，围绕传统生态文化展开项目式学习，如将二十四节气作为项目式学习主题。同时，推行体验式教学，如组织学生参与传统生态技艺学习，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受传统生态智慧。这些教育实践使传统生态思想的转化成果在当代焕发活力，进而发展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柔性基础设施”。

（三）绿色增长的教育动力：生态文明教育推动经济转型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需求的当下，经济发展不再把经济总量的持续稳定增长当作唯一目标，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强调经济实现绿色增长。西方社会在解决生态问题时，较多地将经济收益置于优先考量位置，相对弱化社会福利维度。与之不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意蕴，强调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全方位的需求，增进人民福祉，而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简称GDP）增长只是提高福祉的手段和途径。

在这一框架下，中国生态文明教育所蕴含的经济增长范式的构想，本质上是对工业文明时期技术霸权的系统性反思与超越。该构想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为支撑，以全球可持续发展诉求为导向，以把握自然规律、尊重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为前提，以构建可持续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为内涵。其显著特征在于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记忆、当代经济发展需求与社会行为规范糅合在一起，通过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协调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关系中发挥关键效能，最终服务于美丽中国建设的发展目标。生态文明教育不仅关注技术本身的进步，更强调如何通过教育使技术与社会、环境和谐共生，共同塑造一个更加公平、绿色、高效的经济体系。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发展路径体现了对未来经济格局的战略前瞻，这种前瞻性体现在其对“教育—技术—经济”三元关系的重构与优化上。在教育体系的各个阶段，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生态文明理念都被系统地融入。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体系、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及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学生的环保意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得到了有效培养和提升，使他们逐渐成长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生态文明教育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通过技术赋能，为市场经济与生态社会关系的深度融合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它以新质生产力为依托，促进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经济领域注入了新的绿色活力，推动了市场经济在生态友好框架的健康发展。此外，生态文明教育还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渗透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促使社会各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了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和谐共生，为构建更加可持续的未来格局作出重要贡献。

（四）生态治理的教育实践：生态文明教育赋能协同治理

中国生态文明教育与生态治理协同共进，构成了中国生态治理领域具有本土特色的在地实践，是增强社会生态韧性、推动生态治理模式从“被动应急”向“主动适应”转型的关键路径。社会生态韧性，即社会生态系统在面对外部干扰时展现出的承受、自我组织及适应变化的能力，是评估生态治理成效的关键指标。在自然与社会脆弱性交织的复杂背景下，将韧性治理理念从自然科学领域引入生态治理实践，已成为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生态文明教育与生态治理在内在逻辑上高度契合，二者均以抗逆力、恢复力和适应力为价值导向，共同致力于应对生态环境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生态文明教育与生态治理的深度协同，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效的机制保障，其核心机制在于以生态文明教育为关键纽带，通过认知与制度的双重赋能，推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形成协作网络，共同提升社会生态系统应对环境风险的韧性。这一机制本质上是社会生态系统韧性建构的教育应答，要求生态文明教育不仅要普及生态知识，更要通过价值观塑造与行为能力培养，增强社会整体生态韧性。中国的实践探索展现出了教育在认知与制度层面对韧性治理的赋能作用，实现了与生态治理的深度耦合。在认知方面，生态文明教育一方面借助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普及生态知识与永续发展理念，深化公众对生态系统复杂性和脆弱性的理解，使人们自觉形成生态保护意识；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教育还注重培育社会群体对生态突变的集体适应性，使社会在面对生态危机时能够迅速调整、有效应对。在制度层面，生态文明教育一是赋能科学化、弹性化制度供给，高校所设立的生态治理交叉学科，能够培养具备环境科学、政策分析、系统思维的复合型人才，为制度设计提供跨学科理论支撑；二是提升主体执行能力，通过生态文明教育使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主体对生态治理制度的理解和执行能力得到加强。这种制度韧性体现在面对干扰、风险、挑战等各类不确定境况时，制度能够保持稳定性、适应性和发展性，确保生态治理制度的有效实施和生态治理工作的有序开展。此外，教育还促进了公众对生态治理制度的认同与支持，增强了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为构建生态治理的长效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的世界意义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生态文明教育通过创新教育范式与重构价值体系对“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作出了教育回应。这种教育创新为破解全球生态治理困境提供了建设性方案，进而推动人类社会向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文明形态迈进。

（一）推动文明转型：以教育范式革新引领生态文明建设

根据变革的难易程度，教育变革可分为轻微变革与深度变革。轻微变革通常局限于技术层面的调整或改进，而深度变革则涉及基本价值观、假设、结构、流程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根本性转型。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全球政治价值在于通过教育深度变革而非轻微变革，基于自身的价值观表达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切和追求，进而导向一种更加符合生态理性和规律的政治与经济社会制度，对全球文明转型起到助推作用。它要求人们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承认并尊重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进而通过更新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推动工业文明的变革。这种教育不仅将关注点放在个体层面，更提升至改变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高度，其深层价值在于揭示生态文明建设并非单纯的技术或制度调整，而是需要通过教育实现文明认知图式的根本性转换。从根源上看，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在其自身制度框架内难以得到根治。“扩大生产—过量消费—大量废弃”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特征，必然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当西方国家仍在“增长主义”与“去增长”的争论中徘徊时，中国通过发挥教育社会功能的积极作用，结合政策引导与整体规划，推动形成了更具系统性与包容性的文明演进路径。这种系统性创新本质上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教育逻辑，证明了教育可以成为文明迭代的主动推动者，而非仅仅是被动的适应者。教育本身就是文明的一部分，也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全球性环境政治的“主角”地位日益凸显。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生态文明”确立为核心议题，到“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汇聚40余个国家参与实践，中国在国际环境治理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进而推动生态文明教育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不少学者将其视为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超越。这象征着全球的生态环境教育从“西方定义”到“多元共治”的范式转换，同时也是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累积并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过程。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取向的反思，中国生态文明教育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系统性重构生态文明教育理论体系，并以此驱动社会文明向生态可持续方向整体转型，为全人类探索后工业时代的生存与发展路径提供经验与智慧。在哲学层面通过教育重建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在社会学层面重构了社会关系网络，将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化为构建生命共同体的有机联结；在教育学层面，则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采取系统性、整体性的战略行动，在更宏大的全球框架下推动教育的变革，其核心在于培养能够理解和解决全球性复杂的社会生态问题并主动参与构建生态文明新秩序的公民。

（二）赓续传统智慧：以生态伦理道德超越价值理性局限

中国生态文明教育将生态伦理从规范约束转化为德性自觉，为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道德性的解决方案。西方近代哲学始终困于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的二元割裂，前者遵循机械的物理法则，后者追求主体的价值理性，这一认知框架导致生态伦理沦为“知识论”层面的逻辑推演，人与自然被人为地分割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使得伦理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的“扩展”中缺乏逻辑的可能性。正如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伦理仍陷于功利计算，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亦难逃人类利益权衡，其本质仍是戴着伦理面具的理性霸权。而中国伦理学的目的是提高人的道德境界，通过正心、修身和养性，以君子、圣人为楷模，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中国的伦理学并不遵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范式，而是强调“人”和“物”都属于自然，因而能够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逻辑屏障。中国生态文明教育以“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思想为根基，通过“正心修身”的德性培育，将生态责任内化为“君子人格”的组成部分，以德性涵养消弭人与自然之间的隔阂。生态文明教育要求受教育者摆脱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和功利主义的观念，认识到自己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进而重新审视、明确自身所拥有的生态权利，以及理应承担的生态责任，为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德性解决方案。因而，生态文明教育在确定生态伦理的对象范围、构建其教育的价值愿景时，突破了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价值理性局限，认识到人与自然并非两个互不相关的世界，而是相互依存、共同演进的有机整体。在教育实践中，生态文明教育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使受教育者认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个人行为在维护生态平衡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同时，生态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训练也是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一环。它教导受教育者在面对生态问题时，能够运用生态伦理学的道德标准作出判断和决策，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并勇于承担个人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和义务。在“人类世”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国生态文明教育所倡导的生态价值观及其系列实践，为人类如何从根本上重塑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道德指引与精神资源，发挥了德性力量在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三）重塑经济认知：以教育创新路径驱动经济绿色发展

在当今全球追求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的大背景下，教育在促进经济绿色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5年发布的《赋权公民、让消费者知情和培养熟练工人：制定可持续未来的教育和技能政策》（Empowered Citizens，Informed Consumers and Skilled Workers：Designing Education and Skills Policie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报告指出，教育和培训系统与社会生态危机紧密相连。一方面，它易受生态危机的冲击；另一方面，在塑造支持可持续社会和绿色经济的行为、集体行动以及技能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助力绿色转型的关键一步。而从经济核算视角看，传统GDP核算体系仅反映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忽视自然资源耗减与生态环境恶化的“负面效应”，难以适配可持续发展需求，绿色GDP作为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后的经济成果，其核算与增长更依赖教育对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实证研究发现，教育对绿色GDP增长的贡献率显著大于对传统GDP的贡献率。这表明教育不仅能推动经济增长，更能赋予经济“绿色属性”，是连接教育实践与绿色经济目标的关键纽带。因此，通过教育重塑经济认知基础进而破解“绿色鸿沟”，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和绿色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生态文明教育通过重构知识体系与技能框架，成为推动经济范式变革的重要推手。首先，突出绿色导向的教育内容，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各个教育阶段，形成一套系统性强、覆盖面广的教育体系，激发学生参与绿色行动的内在动力。其次，针对未来绿色行业技能与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前瞻性地调整课程设置与培训项目，强化绿色技术、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领域的专业技能培养。再次，面对排放密集型行业工人转型的挑战，需承担起再培训与职业转换指导的重任。通过开发在线学习资源、举办转型辅导班等形式，为受影响工人提供必要的技能升级与职业规划服务，确保他们在绿色经济转型中平滑过渡。这种教育实践构建了弥合绿色技能鸿沟的系统性方案，即通过教育内容重构与前瞻性技能培养模式，为全球应对绿色技能短缺与劳动力错配难题提供可复制的经验，成为加速绿色经济落地的人才支撑。更深层的价值在于，生态文明教育通过传授绿色知识技能与培育绿色思维方式，重塑经济认知基础——将绿色转型从“成本负担”重构为“文明机遇”，通过生态文明理念的教育内化，实现认知变革，构筑社会共识，从而突破经济绿色发展的转型阻力。

（四）增强生态韧性：以中国教育智慧赋能全球生态治理

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智慧在于，将教育实践转化为生态治理行动，进而增强社会生态韧性，促成“教育赋能—治理增效—文明转型”的良性循环。尽管世界各国对生态治理的重要性早有认知，相关教育理念也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但在教育实践的行动导向方面尚存在不足。一方面，当前的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各教育阶段和不同教育机构之间未能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规划和目标，使得教育推动生态治理的效果大打折扣，难以形成推动生态治理的合力。另一方面，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民众参与度不足，教育对象主要集中于学生和青年群体，难以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生态治理的良好局面。近年来，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开始强调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但仍未能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在实践中多停留在环境管理层面，没有上升到生态治理的高度。这导致社会生态系统在应对外部冲击时难以有效依托生态韧性实现自我组织与动态适应，进而削弱了生态系统的抗风险能力。中国生态文明教育在赋能生态治理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进而对全球生态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作出建设性贡献。在生态系统层面，经过生态文明教育引导下的治理实践，使众多生态脆弱区域的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例如，在一些曾经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区，通过对当地居民开展生态知识教育，使其认识到植被保护对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居民们积极参与植树造林等生态修复活动，使山区的森林覆盖率逐渐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增强，向着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在社会层面，生态文明教育提升了公众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以垃圾分类为例，通过学校教育和社区宣传等多种方式，公众对垃圾分类的认知水平大幅提升，促使各地垃圾分类制度得以顺利推行。此类实践通过教育激活多元主体的治理潜能，提高生态治理水平，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以教育为纽带的韧性治理模式，不仅重构了生态保护的权力格局，推动治理主体从单一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更突破了传统教育的认知传授功能，增强了生态文明教育的行动导向，将教育升华为驱动社会生态转型的实践力量。由此可见，中国生态文明教育不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路径。

（本文参考文献略）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The Chinese Pathway and Its Global Significance

ChenShijian HuaZheng

Abstract: Confronted with the challenges from both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and civil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China has made creative explorations in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based on its cultural tradi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Grounded in a threefold logical framework-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a basic pathway that integrates cultural identity with practical innovation. This is reflected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arget groups, conten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encompassing the internalization of moral value, mechanism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multistakeholder advancement. It has formed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ervice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gree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collaborative ecological governance. The innovative pathway for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the practical demand for the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in the country, but also demonstrates univers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paradigms, perpetuating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traditional culture, reshaping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for green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the ecological resilience of global governance. It thus offers globally meaningful Chinese experience i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haping a desirable futu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Chinese pathway; Chinese experience; global significance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