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全球教育中心；比较教育；学科建设；转型与拓展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并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全球教育中心”）。那么，在这一历史境遇中，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者应该肩负起哪些使命？比较教育学科又需要有哪些转型拓展？本研究将集中探讨这两个基本问题。

一、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三大使命

教育强国建设，特别是全球教育中心建设本身就内涵了国际比较的意蕴。作为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教育强国的“强”是指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竞争优势，是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比较而得到的相对更优态势。而全球重要教育中心不仅意味着一国教育能够提供本国人民满意的教育，更为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而且能够通过其教育知识的生产、教育经验的传播，让该国的话语、方案与智慧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分享，从而助力各国教育发展、影响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因此，在当前我国全球教育中心的建设进程中，比较教育学者不仅应该继续发挥“学习借鉴，助力改革发展”的基本功能，还应在“教育知识生产传播”和“服务人类永续发展”方面发挥新的重要作用，承担新的历史使命。

（一）实践使命：研究借鉴，服务本国教育改革发展

以学习借鉴为手段、服务本国教育发展为目的，是比较教育学科的基本功能，也是各国比较教育学者的一项永恒使命。英国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Edmund King）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在于服务教育改革发展，服务教育政策制定。他直言：“一切比较教育的研究都含有改革的意思，否则，为什么费心去比较呢？”我国比较教育学泰斗王承绪先生也曾指出：“比较教育的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吸收外国的教育经验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借鉴”。而这种服务本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功能的背后便是比较教育的实践使命，正如金在《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中认为的那样：“教育的比较研究为一切教育研究增添了操作的现实主义的思考。同时，它们给一切试图把教育与国家发展或社会联系起来的研究加上了国际分析的一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学者始终贯彻比较借鉴、服务改革的理念，分析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教育经验，助力我国教育做大做优做强。20世纪60年代，为了解不同国家的教育体制和发展状况、开展比较分析研究，以便我国作出明智有效的教育决策，国家依托少数大学创设了第一批外国教育研究机构，这批机构现已成长为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重镇。教育面向世界、借鉴各国经验、促进本土改革，更是我国四十多年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中的显著特点和成功战略。例如，1986年我国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并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这一举措就借鉴了日本及西方国家的教育经验。1995年以来，我国先后启动的“211工程”“985工程”“协同创新”和“双一流”建设计划，都曾对标世界一流大学，汲取欧美精英大学建设经验，提出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目标，制定可行的实施计划与建设方案。

为了建成全球教育中心，我们自然不能忽视发达国家中的教育强国。我们不仅要从已有教育强国的表象中提炼出核心内涵，而且要研究已有全球教育中心的基本指标、实现路径和有效政策，以便我国在建设进程中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少走弯路，实现超越，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建成教育强国和全球重要教育中心。

我们必须看到，部分西方国家并不乐见中国发展，而是极力打压遏制，企图脱钩断链，因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世情、及时提供决策咨询。上述任务为比较教育开辟了借鉴别国经验教训、开展对策研究的新天地。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世界参照中躬身自问，选择最佳路径、做好做强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比较借鉴各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改革发展，始终是比较教育学者永恒的实践使命。

（二）科学使命：发现知识，推动教育学科建设

以知识生产服务教育知识的总体增长，是比较教育学者的科学使命。从发现异域教育到探求教育真理是比较教育学的最终归旨，也是其学科价值所在。比较教育的研究源于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和兴趣，进一步来说，是出自人们对异域教育的知性关注。自古以来，众多思想家、旅行家、史学家和教育家都在此过程中丰富了对人类教育的认识，发现了世界教育的新知识。

比较教育学者在对异域教育的系统比较分析中，发现和建构人类教育新知识。其中既包括从不同国家或地域的教育实践中提炼验证出的人类教育的共同本质、发展规律和原则方法，从而增加了具有人类共性的教育学知识；又包括在不同国家或地域的教育实践中发现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差异特点，从而丰富人们对人类教育文化多样性的认识。而所有这些，在本质上都是对人类教育认识的知识生产，其最终导向是探究教育的客观性、真理性知识。

将他国教育作为研究对象，是比较教育学有别于其他教育分支学科的显著特点。正如比较教育的开山鼻祖法国人朱利安（Marc-Antonie Jullien）所说，对各国教育的比较研究可以把各国的教育事实和观察结果收集起来，制作图表并进行比较分析，演绎出教育规律和法则，从而“使教育成为近乎实证的科学”。可以说，比较教育正是对人类教育的普遍性、真理性、多样性等知识的系统探寻，这一研究过程所生成的教育知识贡献，也是其他教育分支学科难以企及的。也正是由于其独特的知识发现途径和对教育科学发展的贡献，比较教育学才能屹立于教育学和社会科学之林。

（三）历史使命：立足全球，推动人类教育发展

推动人类教育发展、增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发展是联合国赋予比较教育工作者的一大历史使命。距今80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的《宪章》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战争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为此，其宗旨就是“通过加强世界各国人民的教育、科学、文化联系，促进国际和平与人类共同福祉”。以推进人类发展为研究核心，这不仅符合教育科学的基本宗旨，有利于防止人类战争悲剧的重演，更是应对当前全球化挑战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正如康德（Immanuel Kant）在其《永恒和平论》中所倡导的那样，人类应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追求共同的发展与和平。二战后，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Isaac Kandel）就曾不顾65岁高龄，远渡重洋，亲赴日本、欧洲及拉美诸国，不仅为各国战后教育重建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更为人类教育发展起草了一系列UNESCO教育文献。其中最为著名的成果是他在耄耋之年用西班牙文撰写、由UNESCO哈瓦那办公室在1962年出版的《走向教师专业》（The Profession of Teaching），为各国实现教师专业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康德尔不仅是20世纪最伟大的比较教育家之一，也无愧于“各国教师的国际导师”之誉。

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如今已成为中国比较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担当。当前，世界虽然遭遇“逆全球化”的挑战，但全球化进程仍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持续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越来越多的教育问题也从单一国家层面的挑战，上升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譬如，全球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差异显著、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和全球性教师短缺等。联合国和UNESCO已多次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必须为全球教育发展建立“新的社会契约”，通过包括国际合作在内的各种手段，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共同应对人类教育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比较教育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充当各国教育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以其理论研究和专业实践的可能性，通过对教育的跨文化和跨国界比较分析，认识不同教育系统及其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为各国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为教育可持续发展传播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最新知识和先进经验，提供教育国际公共产品，推动人类教育迈向“全球共同利益”。

二、全球教育中心建设中的六大转变与提升

为了承担起上述三大使命，无论是研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抑或是发现教育新知，还是推动人类教育发展，从而为建成教育强国和全球教育中心作出贡献，都需要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实现比较教育的六大拓展转型。

（一）人员结构：从注重外语背景到建立跨学科研究队伍

我国比较教育是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为了打开国门、了解世界、学习借鉴，我国首先需要大批能够阅读外语文献，能够直接与外国教育专家交流的人才，而我国的外语教育一度停滞，因此比较教育专业首先要从外语系和教育系招收掌握外语技能和具有教育背景的人才。这批在改革开放初期加入比较教育领域的学者，为我国迅速了解发达国家教育体制、研究推介最新教育理论、学习借鉴先进教育经验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然而，全球教育中心建设的新使命，要求我国比较教育工作者的队伍结构作出调整，需从侧重外语背景转向构建跨学科的研究队伍。一方面，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居民的外语水平显著提升，学者的外语文献阅读能力、外语论著撰写能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合作交流的机会也随之增多。因此，外语技能已不再是比较教育学者的独有技能和优势，外语应成为比较教育学者人人必备的基础技能。

另一方面，单纯具备外语能力和教育学知识，也难以有效回应广大教育决策者、教育研究者及一线校长与教师对比较教育研究成果在前瞻性判断、精准分析与问题解决效能等方面的更高期待。随着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多元学科眼光去审视教育问题已成为当前教育研究的时代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比较教育研究者唯有增进自身的多学科知识、掌握多种研究方法、适时运用数智工具，才能产出超越传统局限的新知，回应时代对比较教育的期盼。

这要求我们在招募和培养比较教育学者时，不仅要关注他们的外语能力，而且更要重视他们在文史哲、STEM等学科领域的基础背景、国际教育学习研究经历和运用现代数智技术（信息技术、数据技术、人工智能、语言及多模态分析等）的能力。唯有如此，他们才有可能深入理解与分析全球教育现象、发现教育新知、预测发展趋势。同时，比较教育学科应有意识地组建交叉学科研究团队，团队成员应涵盖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尤其是具备STEM、国际关系、社会经济等领域研究背景的青年才俊，这将有助于促进跨学科合作交流，激发多维创新思维，形成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体系。

（二）人才培养：从学术人才到全球胜任力人才

在我国，本科阶段不设比较教育学专业，师范院校的师范专业目前也未普遍开设比较教育课程，比较教育人才培养主要集中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阶段。因此，比较教育学科自然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导向。但是，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变化，我们需要应时而变，逐步调整比较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

除了必须继续培养少量比较教育专家外，比较教育学者还应承担起培养不同阶段（从本科至博士）学生全球胜任力的责任。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来，我国赴海外工作、学习和旅游的人员数量持续增长，来华工作、学习和旅游的人员规模也不断扩大。据报道，2023年由我国企业向境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4.7万人，当年末，在外务工人员54.1万人，分布于190个国家。2023年我国居民出境旅游达8763万人次；同年外国来华游客为1378万人次。可以预测，在未来几年中，我国出国学习、工作和旅游的人数将继续大幅增加；同时，随着“双边互免签证”和“我国单边免签”效应的扩散，来华旅游、工作商务和留学培训的外国人数也将持续攀升。这就向我国国民提出了普遍加强国际理解、提升全球胜任力的要求。我们可以从扩大各专业本科师范生的国际视野、增强他们的国际理解意识与全球胜任力做起，以便他们在未来的教学生涯中自觉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并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多样文明的欣赏者、不同文化习俗的理解者、中国教育经验的传播者、世界发展的教育志愿者。

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将助力我国国民参与国际组织任职、维护我国应有利益、促进世界和平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是非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主要机构中占据理事以上职位最多的国家之一，世界卫生组织、UNESCO、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主要负责人等要职均曾有日本人担任。而同为东亚国家的中国，活跃在国际组织舞台上的身影却寥寥无几，存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双重劣势。因而，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应该成为“国际组织人才”和“国际发展研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为培养国际组织人才作出应有的贡献。

比较教育学者还应充分利用中外教育比较研究的优势，培养各国留学生、高层次教育官员、学者、骨干校长和教师，让他们成为中国教育经验的学习者、研究者，成为知华友华的友好使者和具有全球视野的本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推动者。

由此可知，比较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不仅在于扩大本专业人才队伍，保证比较教育学科后继有人，还应积极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国际发展援助人才和各国教育发展所需的人才。这种以全球胜任力为核心的培养模式不仅可以继续促进本国教育国际化，也可以为教育国际合作和教育国际传播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

（三）研究对象：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

比较教育研究的重点应当从发达国家教育，扩展为同时关注发展中国家教育和国际教育组织。这一研究重点的扩展与建设全球教育中心的重任紧密关联。

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比较教育工作者通过对各国教育的研究借鉴，为我国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建设、各级各类教育的改革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对外开放是我国赢得四十年改革发展成就的“关键一招”和“重要法宝”。在教育强国和全球教育中心建设的进程中，比较教育学者仍然要坚持不懈地跟踪研究发达国家的最新知识成果、理念经验和发展趋势，甚至包括他们遏制我国教育科技和人才发展的手段。

作为一个正在迈向全球重要教育中心的、负责任的大国，我国比较教育工作者不但必须关注联合国“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且必须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状况。当前，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正面临资金短缺、教师短缺、数字鸿沟、课程陈旧、STEM教育薄弱、社会情感支持不足等“多重危机”。同时，发展中国家又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深入研究亚洲、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传统、殖民影响、体制政策与实施现状，了解他们面临的教育问题以及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是传播中国教育经验、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和国际公共产品的前提条件。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教育，并切实有效地提供各国所需的教育支持，也是吸引更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国教育方案和智慧获得国际社会认同、增强中国教育的亲和力和影响力的必要条件。没有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的研究，没有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支持，我们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环境就会变差，我们建成全球教育中心的路程就会更加艰难。

除了扩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研究外，还要研究国际组织。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如UNESCO、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and Development，OECD）等国际组织，他们作为“全球治理”的组织载体，为全球教育治理和各国教育发展承担着不同的职责。UNESCO既是人类教育思想的“实验室”，也是促进交流对话和咨询服务的全球平台。世界银行常常充当全球治理和教育发展的资金源和知识库，还是人力资源与新兴技术的提供者。OECD原本并不是一个国际教育组织，而是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俱乐部。然而，在冷战结束后，OECD通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TALIS）、成人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PIAAC）等大规模国际教育测评调查，及其衍生出的大批教育研究报告、咨询建议和概念话语，成为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引领者。OECD正在对其成员国、测评调查参与国和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然而，当前我国对国际组织的使命、功能和影响力认识仍旧不足，对国际组织的运作方式和规范了解不深；在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的声音不响、话语权有限；能够参与国际规范和准则制定的专家更少、规制权更弱。因此，加强对国际组织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教育类国际组织的研究，不仅是提升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更是增强我国在国际教育领域话语权的关键步骤。

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首先，深化对国际组织教育政策和机构运作的研究。通过系统分析UNESCO、OECD和世界银行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机构运作模式和教育影响过程，理解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逻辑，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其次，通过将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经验与国际组织的教育政策建议进行对比，探讨其共性与差异，提炼中国教育经验、构建中国教育理论体系，进而借助国际组织平台向有需求的国家推广中国教育经验与智慧。再次，推动教育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和直接组织国际教育会议、论坛和研讨会，分享中国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扩大中国教育学者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最后，将对国际组织运作方式及规范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育资源，用以培养通晓国际规则、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具有全球志愿服务精神的国际教育组织人才。

（四）研究情怀：从为国而学到为人类而学

今日中国的比较教育工作者应该树立全球情怀，为全人类教育发展而学。从主要到发达国家访学交流、服务本国教育改革发展，转变为在此基础上走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的小国和岛国，深入当地基层学校，研究当地教情学情，了解分析真实状况，提供有效建议、方案与帮助。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教育问题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要求教育工作者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界限，具备全球视野和情怀，为全人类都享有公平优质教育而不懈努力。比较教育工作者要有全球情怀，缘由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学科站位需要具有为全人类教育事业建设的宏大愿景。从康德尔、贝雷迪（George Bereday）到埃德蒙·金，再到马克·贝磊（Mark Bray），这些伟大的比较教育学家不仅为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和历代比较教育学者提供了更为系统、科学且精致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还都强调教育研究应超越国界，并身体力行地服务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发展。而比较教育工作者从事的服务全人类教育发展的事业，正体现了全球教育中心的应有之义。

二是唯有树立全球情怀，才能真正做好比较教育研究。在全球重要教育中心建设中，比较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全球情怀，从单纯为国而学，转变为为全人类教育发展而学，这也是推动全球教育公平与进步的必由之路。1915年，毛泽东在给友人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做学问（中国国学和各国之学），不仅是“为己之学”，更应该是“为国人之学”和“为世界人之学”。若仅将撰写论文视为比较教育工作者的研究目的，或许能在个人事业上有所收益；然而，若将比较教育视为服务国人、造福人类及贡献全球的事业，就能够为比较教育学科价值的实现作出贡献。另外，也唯有在研究和服务各国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比较教育学者的思想才能得到升华，比较研究的方法技术才能多样有效，比较教育的学科知识和教育学的知识才能丰富发展。

这两种取向虽有关联，但又截然不同，它们共同决定了我们的学术境界，而境界的高低，又直接影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因此，比较教育学者应当秉持全球视野，超越个人兴趣，以推动人类教育的进步与公平为己任。

（五）研究导向：从学术论文产出到多种公共产品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Rethinking Education：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2022年联合国教育转型峰会提出，要建立“全球公共学习门户”，其中显然都包含着比较教育学者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作出的贡献。在我们身处的历史时期，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从学术研究成果到有用物品生产之间的时间与距离日益缩短，生产的物品也因需求差异而日益丰富多样。因此，比较教育工作者必须转变观念，不可再将学术研究成果的使用对象仅局限于其他比较教育学者，而应拓展为本国及他国的教育决策者与教育工作者，本国和国际大众媒体，本国的家长、学生及国际社会大众。与此相应，比较教育学者的成果也需从本土发表的论文、专著及译著出发，拓展至更广泛的领域，包括本国教育决策咨询报告、为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起草的咨询评估报告，以及各类教育教学资源，如纸质教材、远程教学资源、个体学习软件、教学工具与数据库等。

一方面，比较教育学具有服务决策咨询的特性。比较教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改革结下了不解之缘，各国不同时代的比较教育学者都把比较教育研究看作推动本土或世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利器。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比较教育具有服务决策的实践应用性，这也是这门学科的一大特色。作为一门应用科学，它可提供不同国家和地区丰富的教育发展经验，从而作为改进本国或本地区教育实践的范例。优秀的比较教育工作者不仅仅是外国教育信息提供者、学术研究者，还应该立足于推进教育改革，成为教育政策的建议者和政策制定的参与者。这一实践作用在比较教育学者身上有着显著体现。法国学者黎成魁（LêThànhKhôi）认为“比较教育力求获得制约行动的知识”，即比较教育的目标是通过对不同教育体系、政策和实践的比较研究，获取能够指导和影响实际教育行动的知识。这种知识不仅包括教育的理论和原则，还包括具体的实施方法和策略，从而帮助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作出更明智的决策和选择。比较教育学者直接参与决策咨询和政策制定不仅能防止研究与决策之间关键信息的丢失与误解，还能将比较研究获得的思想、观点与智慧直接传递给决策者，使“作为分析者的政治决策者”（Political Actor as Analyst）与“作为政治决策者的分析者”（Analyst as Political Actor）以及他们的思想在决策过程中紧密融合。也就是说，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决策者要换位思考，尽可能以研究者的视角参与数据分析与解读；同时，专业分析研究者也应扮演决策者的角色，直抒己见参与决策过程。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政策问题分析透彻、政策实施路径选择有效、政策执行条件保障充分，政策目标最终才得以实现。而受本国或别国政府委托开展的决策咨询专报，就是比较教育学者参与决策咨询和政策制定的一种公共产品，其写作方法和目标受众不同于学术论文著作，但更为直接和迅速地服务于教育改革与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比较教育学者越来越面向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教育知识产品的需求也日益丰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的数年实践中，前来学习交流的各国官员需求各异：有的需要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校长与教师专业标准，有的需要我国的教育规划纲要及其中重大项目的实施方案，有的需要教育设备，也有的需要课程标准、教学指南。同时，来自各国的一线校长与教师不仅渴望了解各种教育学说与制度，更迫切需要教材、教案、学习手册、教学视频和教学软件等具体教学资源。因此，在教育强国和世界教育中心的建设进程中，我国比较教育工作者应该更加注重发挥学科特长，基于学术研究，主动服务决策咨询，提供多种样态的知识产品，助力各国教育发展。

（六）研究方法：从文献梳理到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

科学进步总是随着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的进步而进步。教育是人类社会中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一，影响教育的可变因素众多，更需要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在创建全球教育中心的进程中，比较教育学者更需要善于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技术，才能肩负好改革发展、知识发现和服务人类教育发展的使命。然而，缺乏独特有效的研究方法一直被视为是比较教育乃至教育学的学科危机之一。其实，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研究方法无需被视为“意识形态”，研究者无需“忠诚于”某一方法技术，或“将一种单一的方法奉为圭臬”。研究方法和技术应该根据解决问题的可能与需要来选择。当然，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更不能局限于域外文献检索、译介、综述和质性分析，这需要在方法论层面革新，驾驭各种质性和量化的研究方法，采用最新数智技术工具。

从历史发展看，比较教育的大师泰斗们从来就未曾囿于书斋式的外国教育文献研读（Study in Studio）。他们有的远涉重洋实地考察，吸取他国文教精华，比如，贺拉斯·曼（Horace Mann）越洋访欧多国考察，编撰了《第七年公报》，为汲取欧洲各国经验、创建美国马萨诸塞州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有的留学他国、浸润于他国教育生活，从而获得教育真知、验证比较优势，比如，廖世承先生就曾于1919—1921年以美国不同群体青年为研究对象，经过量化分析，验证“非智力因素”（意志力）对学习的影响，成为美国布朗大学第一位中国籍博士。廖先生对两国教育体制的考察比较更是助力我国于1922年确立了百年未变的“6—3—3学制”。诺亚（H.J.Noah）与埃克斯坦（M.A.Eckstein）积极倡导在比较各国教育成就中运用大型测评和统计分析的“科学研究范式与方法”。因此，在数智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生活、工作与教育的时代，比较教育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必须积极汲取人类在研究方法和工具技术方面的优秀成果，迅速从狭隘的别国教育文献中梳理译介，转变并拓展到多学科方法技术的综合运用与分析上。

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拓展与进步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便利。采用新的有效方法、技术和工具，能够帮助我们观测到更加遥远浩瀚的天体，觉察更加精细入微的物质，认清更加复杂多变的人间事态。驾驭研究方法的能力是我们分析各国教育问题、构建教育理论和提供决策咨询的基础。研究方法技术的进步将使比较教育学者更加便利地收集巨量信息资源，增强研究分析的精准性、预见性，进而获得具有实证基础的学术判断结论，提出更高质量的决策咨询建议。

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转变与拓展大致是一个“T字型”的发展方向。纵向可视为对各国教育文献的巨量搜索和多水平精细分析，横向分别朝着田野调查质性研究和跨学科量化分析的两大方向延展。此外，通过有机融合质性与量化方法，混合研究可实现宏观趋势与微观实地的互补互证，进而产出比较教育研究中更具解释力与实践价值的综合洞见。当然，以上方向都需要利用新兴的数智技术（见图1）（图1略）。

1.文献巨量挖掘分析

第一，比较教育学科应该从有限的官方文件译介向巨量文献挖掘与分析转变。比较教育从过去到现在主要运用两种研究方法，一是对有限的官方文件进行译介，二是利用因素分析法探究政策文件的成因。前文已经指出，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与人均外语水平能力的提升，传统比较教育研究对有限纸质文献或单个官网政策文件的译介正在逐渐丧失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竞争力。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文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更趋高效化、规模化和数据化，机器翻译技术的成熟也指日可待。比较教育学者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系统地审视和整合海量的教育文献。

国内外已有学者认识到新型文本挖掘技术的进步，并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进行大规模的内容分析研究。例如，马吉森（Simon Marginson）近年来推崇运用文献计量法对国家体系进行更丰富的描述，而非停留在传统的信息有限的“国别对比”，他主张对全球体系进行历史综合解释，将数据和理论结合，并阐明权力关系；尼兰德（Erik Nylander）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系统分析20年间（2000—2020年）9000多篇同行评审文章的摘要、标题和关键词，绘制教育知识图谱，剖析新加坡和瑞典的教育研究近代史。国内也有学者利用质性研究数据分析的软件工具（如Nvivo）对国际组织政策文本进行系统性研究，如对欧盟及教科文组织教育数字化政策的深入解析，虽然几十份国际组织的政策文本尚不足以称为“巨量文献”，但已然突破了比较教育学传统的个案政策译介的“舒适区”。运用技术手段进行系统性的文献述评，学者不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现状，还可以识别现有研究的不足，明确未来研究的方向。

2.异域田野调查研究

比较教育学科必须从“足不出户”利用书籍、学术论文、电子资源等方面进行因素分析，向亲身经历式的参观考察、交流访谈和异域田野调查转变。其方法论价值在于发现官方文献与实际教育实践之间的差异，以及官方文件赖以形成的文化历史缘由和社会政治条件。历代优秀比较教育学者也都是通过参观考察、访问访谈，甚至人种志研究的方式，获得和验证他国教育发展情况的实情真知。王承绪先生受教育部委派，于1983年11月赴英法两国考察后撰写的《英法两国比较教育考察报告》，开创了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崭新局面，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碍于我国改革初期经济水平较低，出国参观考察机会较少，国外考察调查难以大规模开展，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高校对外交流机会的增多，学者个人出国学习考察已非难事，这应成为比较教育学者验证文献与现实差距之必需、发现教育文献形成缘由之路径。

参观考察与访谈调查还可以发展为更为深刻的他国案例研究、异域田野调查和海外人种志等质性循证研究。即便在数量分析占主导地位的大数据分析时代，这些异域的质性研究对深刻认识他国教育及其文化背景，发现各国教育的独特性仍然具有难以替代的意义。因为，这些扎根于他国教育实践的研究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突破自我设定的框架、理论局限以及固有偏见，发现原有框架以外的事实和现象，从而超越单纯的格式化的数据分析，产生更多元、更深刻又更接近真实情境与当地人体验的见解。

经典海外民族志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的作者米德（Margret Mead）就曾远赴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深度融入当地社会，对68位少女开展调查并收集生活叙事，发现她们不存在西方社会所谓的“青春期危机”，由此揭示独特文化环境对成长的影响。在教育的跨国比较研究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研习的异域调查名篇巨作：如福斯特（Philip J.Foster）的《加纳的教育与社会变革》（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Ghana），莱文森（Bradley A.Levinson）的《我们都是平等的：墨西哥中学生的文化与身份》（We Are All Equal：Student Culture and Identity at a Mexican Secondary School）、安德森—莱维特（Kathryn M.Anderson-Levitt）的《教学文化：法国与美国小学一年级教师的教学知识》（Teaching Cultures：Knowledge for Teaching First Grad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在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特别需要研究者突破“快餐式”、囫囵吞枣式的“拿来即译”的局限，设身处地深入文化教育客体，发现不同国家教育差异背后的文化原因与社会缘由。特别要拒绝居高临下地看待发展中国家教育，才能认识和揭示教育状况背后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殖民影响和社会经济原因。要避免以有限官方文件去判断教育实情，而要提倡深入田野（别国的社区、学校与课堂）、对话官员与师生、体验当地真实教育生活，才能发现人类教育的多样性，也才能揭示教育话语内涵的转化，发现文件目标与教育实情之间的落差，知晓改革发展成败与当地独特情景、文化和条件之间的联系。

3.多学科的定量分析

各国的教育现象并不只是教育本身发展的结果，更是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在研究别国教育时，必须关注影响教育的各种因素，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必须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与工具来研究教育。正如贝雷迪所言：“所有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都应被用来拓宽比较教育的视野。”比较教育研究者在推介某国教育特点和优势前，必须了解这些特点和优势背后的基本事实与存在缘由。因此，比较教育就需要进行历史、哲学和文化分析；还需要学习和采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信息学、系统论等有助于比较教育研究的量化研究技术，助力我们建构质性研究和量化分析并举的比较教育方法论体系。近年来，比较教育学者已经意识到，比较教育研究需要方法论基础，还需要借助学科理论的分析框架，而理论分析框架就存在于上述的社会学科中。然而，如何运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信息学和统计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技术与工具，比较教育工作者仍然面对诸多挑战。

第一，利用国际统计资料进行数据分析。自国际教育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IBE）、UNESCO统计研究所创建全球教育统计库，并发布人类发展、各国教育发展等数据以来，比较教育学者运用国际统计数据已经不再困难，该数据库已成为比较教育学者个体的宝贵数据来源。然而，现有的国际数据系统以及其中的数据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数据收集的不一致性和不可靠性，具体表现为：某些国家的数据缺失、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统计口径不统一，甚至存在数据造假的情况。这些问题使得国际教育数据的比较和分析变得复杂，影响了研究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第二，针对国际统计数据和官网文件进行文献话语分析。福柯认为，“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权力通过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来维持和强化自身。从该视角审视，国际统计数据和政策文件不仅是客观信息的载体，更是权力结构的产物。统计数据的选择和展示方式，政策文件的措辞和重点，可能都反映了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动机。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指出，通过话语分析可以解构教育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帮助比较教育学者识别并分析这些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揭示出国际教育政策和数据背后的利益和动机及其对全球教育治理的影响。这对比较教育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政策和实践往往受到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通过话语分析，研究者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些影响因素，从而进行更为精确的比较研究。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进步为话语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过去，学者们在进行话语分析时面临许多困难，需要反复听取和手动记录数据。而如今，通过将政策文本输入计算机，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自动提取词汇、分析态度和语气，极大地提高了分析的效率和精确度。这种方法不仅能够揭示数据背后的深层含义，还能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第三，利用国际教育测评与调查进行比较研究。鉴于国际统计数据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国际教育测评与调查已成为更具循证意义的比较研究方法，其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的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项目（Trend of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和OECD的PISA项目。PISA项目通过大规模国际测评数据（90国的70多万15岁学生参加测试）的比较分析，展现各国教育和学生在被测领域学科的发展水平。同时，PISA又通过同样规模的问卷调查发现各国教育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揭示各国教育发展优势、问题、原因与路径。当然，大型国际教育测评与调查也还面临诸多局限与挑战。例如，若对教师与校长开展国际测评，往往会受到各国法律制度的限制和专业团体的抵制，并且到目前为止，教育的许多成效还是难以通过一两次测试来评判。

第四，运用最新数智技术开展视频研究。为了克服大规模国际教育测评的缺陷与问题，国际组织和比较教育专家们开始寻求数智技术的帮助。2010年以来，对教学过程开展视频研究成为新的尝试。在TALIS项目的“视频研究”（TALIS Video Study，TVS）中，通过信息录制技术采集教师实时教学过程信息，又可通过语言、行为分析技术和视频资料分析方法，多维比较分析和判断教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水平、管理效率和对学生情感的支持。这显然比仅仅采用“问卷调查”和“座谈访问”等方法研究教师教学行为更为多维、客观，更能够了解教师在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差距，更有助于了解各国教师教学行为受文化和教育理念的影响。

视频研究技术的引入为教育测评和国际教学行为比较提供了一种新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通过录制课堂教学视频，研究者可以客观地观察和评估教师的实际教学实践。视频数据允许专家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文化影响以及当时主要的教育观念进行详细分析，从而评估每个国家教师的实际水平。这种方法能够克服传统测评和问卷调查中的诸多局限，还能在测评过程中更为真实和多维地反映教育实践情况，为国际教育测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笔者深信，在未来的教育研究中，数智技术的应用将极大地提升数据挖掘的能力。通过利用先进的技术，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挖掘导致文献出现的背景因素，更多维、精细地比较分析各国的教育政策和教学行为，从而产出更具深度的学术成果与更有预见性的教育决策咨询方案和建议。

三、结语

“如果说教育是人类天生固有的东西，那么也可以说，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教育差不多是永久不停地借助于比较。教育活动总是建立在通过比较得出的较成功的经验基础之上。那些包含在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目标，几乎总是根据事先的比较研究而确立起来的，至少受到比较研究的启发”。因此，在教育强国的建设过程中，探究不同国家教育强国建设的普遍规律和不同选择路径，需要比较教育；以全球教育发展图景定位全球教育中心的国际坐标，需要比较教育；发挥全球教育中心功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教育发展，更需要比较教育。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全球教育中心的内涵必定会日益丰富、深刻与恢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教育发展已然成为一项需要国际社会通过社会契约和共同行动，共建共享的一项全球公共利益，最终建成一个更安全、可持续、相互依存、以知识为基础的世界。因此，全球教育中心不仅应为本国发展提供人力资源，还应为别国教育发展提供教育知识和公共产品，达到助推世界教育发展和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而比较教育学科的当代价值和中国比较教育学者的使命与担当也正在于此。

（本文参考文献略）

New Missions and Pathway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Education Hub

ZhangMinxuan HuQi KongLingshuai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n education powerhouse and a global center of education, Chinese scholar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re expected to shoulder new missions and explore innovative pathway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core missions and six key transform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se evolving responsibilities. The three core mission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re: The practical mission—to study and draw upon th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in order to support n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scientific mission—to generate knowledge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reby promote the disciplinary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The historical mission—to facilitate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educational ideas and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human education. To fulfill these missions, China’s comparative education field must undergo six major transformations: Personnel structure—shifting from a focus on foreign language backgrounds to build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eams; Talent cultivation—expanding from training academic scholars to fostering globally competent individuals; Research focus—transitioning from an emphasis on developed countries to greater attention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utput orientation—moving beyond academic publications to include policy consultation and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Research ethos—evolving from serv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alone to embracing a commitment to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 education; Methodological approach—shifting from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o the adop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its missio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its approach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can provide robust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globally influential educational hub,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global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contribute new knowledge, method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to the discipline itself.

Key words: global education hub; comparative educatio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expansion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