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古代主流观点中，欲望往往被视为一种与理性对举的存在性缺乏，很多现代思想家也看到了欲望的积极性与生产性。进入数字化时代，在技术与资本的深度“合谋”中，人的欲望加速演变成为一种深度的“伪欲望”，表现为越来越突出的加速化、膨胀化、虚假化等现代性危机。欲望的加速化表现为人的欲望初速度大大提高，资本制造欲望的速度不断加快，整个人类社会缺乏欲望的“刹车”。从我需要到我想要，将高位需求转化为基本需求，从延迟满足到超前消费是欲望膨胀化的时代征候。欲望的虚假化体现为人的自然欲望被转化为虚假欲望，社会欲望被转化为个体欲望，将他者欲望等同于自我欲望。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欲望危机，通过培养“节制”走出欲望困境是一种可能的教育学思路，它要求从理论上解决何为节制这一本体性问题，继而谋划实践的可能性，其路径包括强调节制作为美德及其教育性价值，家庭成为培育儿童节制美德的主阵地，学校教育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节制美德。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伪欲望；欲望；教育；节制
怀特海（Whitehead）认为，人类理性的全部目的在于“活着，好好活着，更好地活着”。按照马斯洛（Maslow）需要层次理论，“活着”即“生存”，无疑是人的基础性欲望，只有人的基本欲望得以满足，才会追求生命的超越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欲望是主体生命的表现形式，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既有建设性也有破坏性。如何认识欲望，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自身并与世界互动，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性的实践问题。
一、欲望及其时代问题
人们很早便有对欲望的关注。《荀子·正名》有言：“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告子也说“食色，性也”。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说：“欲，人六情之所生也，余足反。”先哲们意在指明欲望作为人的生命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于人的“在世存在”的基础性意义。欲望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但它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样简单。有研究指出，对欲望问题的探讨整体上经历了“3个重要时刻”，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对欲望概念的伦理学讨论；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对欲望的治疗；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对主体欲望的再挖掘。从苏格拉底开始，欲望便作为“理性”的对立面出场，探讨欲望是为确立理性的地位。柏拉图在《会饮》《理想国》等文本中提出的“爱欲”（eros）概念奠定了欲望被视为一种“缺乏”的基础性内涵，这与我国古代的理解有相通之处，如《说文解字》认为，“欲”即“贪欲也。从欠谷声。”这里的“欠”便是一种“缺乏”的状态。正是由于欲望本身是一种缺乏，所以其内蕴一种克服缺乏朝向完整性的“生命驱力”或“生命冲动”，这与亚里士多德对欲望的看法一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欲望被理解为“欲求”“冲动”和“想往”。弗洛伊德（Freud）也将欲望指认为一种心理与肉体上的本能冲动状态。“大多数人类灵魂非常不必要地处于一种令人痛苦的紧张和困扰状态，就像遭到了暴雨般的猛烈袭击。”古希腊时期，哲学被视为面向“灵魂的生活技艺”，灵魂必须驯服激情与欲望，正因如此，伊壁鸠鲁学派提出“自然的欲望”和“空洞的欲望”。前者是“健康欲望”，后者是“病态欲望”，尤其强调灵魂对“空洞欲望”“病态欲望”的治疗。中世纪是“欲望”被全面贬抑的时期，被视为“洪水猛兽”，连人的基本生物性需要也受到无情的压制。其后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对欲望的平反”，人们批判“禁欲主义”，倡导世俗生活，主张确立欲望的基础地位。然而，当人们试图加大欲望的砝码时，欲望与理性的天平倒向了前者，最终导致欲望的无限膨胀，伊壁鸠鲁学派关于欲望的看法再次被激活。从此，与“欲望”对举的不再是“理性”，而是“空洞的欲望”“过分的需要”。在拉康（Lacan）看来，欲望是“需求”减去“需要”之后的“剩余”，包括“本己的欲望”与“对他者欲望的欲望”，后者往往是不切实际的“虚妄的欲望”。欲望是存在的欠缺，它在其存在的最深处被欲望的存在纠缠。“欲望的特质是混沌”，萨特（Sartre）用水来说明欲望的这种“混沌性”：“混沌的水仍然是水，它保留了水的流动性及其他本质特征，但某个不可捉摸的存在物却扰乱了水的透明度，与之浑然一体，无处不在却又处处不在，好像是水自己变得黏糊。”简言之，尽管欲望是确定的，但其对象是不确定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欲望的对象是一个“空无”，它无所指但又时刻试图有所指，欲望自身充斥着模糊、冲动、紧张、错乱等。
如上所述，在主流观点中，欲望被视为一种缺乏，是理性的批判对象，但并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这样认为。在黑格尔（Hegel）那里，欲望获得了高度的认可，几乎被等同于“自我意识”。黑格尔指出，“自我意识是一般意义上的欲望”，通过扬弃自身的方式来确证自身，恰恰是作为欲望的自我意识得以让主体经验到“对象的独立性”。欲望不再是与理性相对的他者，“而是人类主体的形而上学本体地位的保证；欲望具有内在的理性，它既代表了人类的根本欲求，又代表了通达人类主体地位的途径——简言之，欲望就是主体的化身”。换言之，人类主体就是“欲望主体”，欲望即自我意识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自我意识本身。萨特进一步强调“欲望主体的想象”，也就是说，主体并不先于欲望，而是欲望制造主体，欲望总是通过想象编织各种各样的“可能世界”，而正是通过这样的可能世界，人的欲望不断得以满足，人的主体性得以获致。主体以欲望的形式介入其所处的“周围世界”，“对一个有欲望的存在者而言，客观世界必定是活跃而非一成不变的。有欲望的人会把客观世界刺穿，因为他与它不相一致，他使它活跃，招惹它，再次创造它”。因此，德勒兹（Deleuze）曾明确地表示“生成是欲望的过程”，而且在德勒兹与加塔利（Guattari）那里，欲望在本质上是生产性和多样性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欲望是“充盈”的，它从来都不缺乏对象，“它所欠缺的其实是主体，或者说它所欠缺的是固定的主体”。欲望制造主体，但膨胀的欲望也会压制主体。很多时候，只有通过压制欲望，才能保卫主体。就已有研究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欲望指认为，主体试图在生理、心理或精神上达到某种目的的需求。
尽管人们对欲望的理解、立场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欲望是重要的。人是“欲望”的存在，欲望是人的生命表现形式。但是，放眼中外不难发现，欲望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启蒙运动点燃了欲望的火把，欲望逐渐受到重视甚至引发生活世界的危机。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欲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文学、影视等领域，其中哲学关于欲望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欲望本身的研究，除了上述提及的德勒兹、笛卡尔（Descartes）关于欲望的论述以外，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还有努斯鲍姆（Nussbaum）、齐泽克（Žiže）等人，尤其是努斯保姆《欲望的治疗》一书被视为探讨古希腊时期欲望（情感）理论与伦理实践的代表作。此外，普里奥尔所著的《欲望的眩晕：通过电影理解欲望》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二是对拉康、德勒兹、齐泽克等的欲望理论的研究，也有很多重要文献发表，如德勒兹等人所提的“欲望生产”“欲望机器”等概念、命题已经为诸多研究者接受并有所创新。三是关于消费社会中欲望生产的研究，这是当下较为热潮的研究话题，出版了很多颇具影响的作品。例如，《消费文化与社会》一书认为，当下的社会，已经成为被欲望逻辑或虚假需求支配的社会，百货公司的玻璃橱窗便是实现“欲望的民主化”的现代性装置。费瑟斯通（Featherstone）指出，消费文化编织了一张由符号、图像和象征组成的变动不居的巨网，而这些象征不能被概念化为仅仅是世俗的。这些观点，对我们理解欲望社会颇有助益。尽管欲望问题正成为很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遗憾的是，教育学对此的关注却近乎阙如，仅有部分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如董云川将欲望指认为教育发展的真实动机之一，俞晓婷提出“节制欲望的教育”。简言之，教育学对欲望问题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落后于当前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发展步伐。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加速度”数字化时代，伴随欲望自身的扩张演化，此在的日常生活和教育实践面临愈加突出的问题与挑战，教育学对此理应有所回应。
二、数字化时代欲望的异化
“‘数字化’像全球化和城市化一样，改变了这个世界。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势不可挡，几乎蔓延到经济、社会、文化等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很大程度上，科学技术自古以来便是人类历史进化的奠基性框架，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边界与可能。毋庸置疑，人类早已进入数字化社会，甚至已经进入“超级数字化”（hyperdigitization）时代，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共同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化。在一个由数字技术提供的存在论环境中，主体的在世方式被刷新，人的生理与心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正如社会批判理论指出的那样，技术从来不是所谓的客观中立的“存在物”，它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资本的力量”。在资本的招摇过市与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下，人的欲望早已突破“自然欲望”“健康欲望”的极限，越来越表现出加速化、膨胀化与虚假化等异化倾向。欲望的加速化在根本上源于科技与社会生活的加速，而欲望的不断加速必然使得欲望日渐挣脱“自然状态”走向膨胀，最后的必然结果是导向欲望的虚假化。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欲望的加速化、膨胀化还是虚假化，其本质都是一种深度的“伪欲望”，即受制于外在力量操控的非本真欲望。伪欲望不仅意味着欲望的虚假性，表明欲望缺乏自主性，更多的是被引导、操控与配置的。“伪欲望”正在加速蔓延，其火焰已经蔓延至教育领域，且越烧越旺。
（一）欲望的加速化
数字化时代的欲望正在不断加速，主要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其一，人的“欲望初速度”大大提高。人是欲望的存在，这种存在伴随着欲望的不断扩张而改变自身的形式，人们往往将这种欲望的扩张限定在某种合理的范围，即以“自然欲望”“健康欲望”为边界。我们可以认为，“自然欲望”“健康欲望”是个体欲望扩张的基础，是欲望的“初速度”。但是，不同历史时期“欲望的初速度”是有所区别的。在物质生活资料有限的年代，主体的欲望初速度表现为“生存的欲望”，即“吃饱穿暖”，而在物质资料丰裕的时代，主体的欲望初速度表现为“发展的欲望”，即“吃好穿好”。数字化时代的欲望初速度已经突破“发展的欲望”，儿童不再被教导保持他们的基本欲望，家长热衷于对他们的欲望做加法。当下家庭教育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健康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是家长有意无意地不断提高儿童的欲望阈值。家长在一次又一次试图给儿童“更多更好的生活”过程中僭越欲望的合理性边界，提高欲望的相对性标准。因此，儿童逐渐丧失原初的自然欲望，反而认为那些扩大的欲望是正当的、必需的。例如，当所有的儿童都将拥有手机、平板电脑视为理所应当的时候，他们的原初欲望已经获得了一个加速度。
其二，资本制造欲望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德勒兹指出，“欲望与一种自然的或自发的决定无关，只有进行配置的、被配置、被装配的欲望”。数字化时代欲望加速的一个重要推手是资本，其尖兵是广告，方法是更新。儿童生命临现的基本境遇是数字化环境，他们从小被各种数字化界面包围，这些数字化界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读取他们的欲望，又以十分贴心的方式为他们的欲望满足提供个性化通道。但问题在于，资本的狡黠不止于满足儿童的欲望，其真正目的在于制造欲望的永不满足。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儿童已经成为社会最大的消费者，欲望的加速很多时候都是从刺激、引导、培养儿童那些不切实际的需要开始的。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大到儿童的衣食住行，小到他们的文具日用，甚至连街边的肉夹馍，都有贴心的“儿童新款”。资本将整个社会视为一台不断加速的“欲望机器”，不厌其烦地制造着落后与新潮，琳琅满目的商品对儿童们形成密不透风的“甜蜜包围”，儿童的欲望也在步步紧逼的新鲜事物中被不断加速更新。
其三，整个人类社会缺乏欲望的“刹车”。根据浪漫主义的观点，欲望具有深层的建设性力量，是支撑一切人类活动的基础。但是，欲望的马车一旦失去理性的牵引，极有可能构成对生命正当性的破坏。数字化时代资本的力量架构成为深不见底的欲望深渊，在不断加速中将每个人的身体、灵魂、思想与行动卷入其中。资本用各种隐秘的方式抑制儿童尚未成熟的理性，又用夸张并富有阶层意味的叙事将阻碍儿童消费的力量消除。各种各样的数字产品极力迎合每一个儿童，刺激、引导并守护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欲望。今天的需要与明天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与学习的需要之间没有边界，它们汇成一道川流不息的欲望之河。然而，今天的教育很少教我们的儿童学会对欲望说“不”，相反，教育正在拔掉人性中的欲望刹车。在某种程度上，“开学第一课”不失为一次资本对欲望的表演。资本对教育的加速接管，就连教育本身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可能的抵抗性力量。
（二）欲望的膨胀化
欲望的膨胀在数字化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一，从“我需要”到“我想要”。“健康欲望”的语法是“我需要”，直接源于主体身心的客观反映及其与客观世界的良性互动。然而，欲望总是不安的，总在寻求新的对象，处于不断地扩张之中。当资本的增值本性被数字技术搅动得焦躁不安时，其便与欲望的扩张意志不谋而合。于是，“需要”变成“想要”，而“想要”在花样百出的广告营销煽动下，加速变成“想要，还想要，一直想要”。与需要建立在客观的生理基础之上不同，“想要”缺乏一个稳定、真实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想要指向的是空洞的对象——具有某种难以抗拒的强制性力量，这种力量往往让人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甚至无视现实，沉溺于虚妄的想象，难以自拔。资本通过各种富有爱心的方式向儿童传递消费至上的信号，将他们的原初意识紧紧绑架在欲望列车之上，鼓励儿童在欲望消费中建立自身的“阶层优越感”，而家长也在这种虚假的优越感中接受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今天的学校教育已被深深地困在消费主义的陷阱，学校成为资本展演的舞台与极具消费潜力的市场。
其二，将“高位需求”转化为“基本需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具有层次性，当基础需求被满足后，人就会向高级需求过渡，高级需求往往与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价值有着密切的关系。数字化时代，人的需求已经异化为欲望，而欲望的膨胀路线恰恰是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反的，即从低到高的需求进路逆转为由高到低的欲望逻辑。我们的儿童从小就浸染在一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向他们展示的是，人的高级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追求如自我实现的超越性价值，而是由“物”所标榜的阶层地位和身份意识。也就是说，“物体的物质性不再和需要的物质性直接相关联”，物的功能已经转化为可操控的抽象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之间通过特定的社会符码来建构身份区隔和意义系统。“物”已经成为“人的本真需要”的替代品，资本构建的意识形态幻象让主体迷失在层出不穷的花样消费中，“炫耀性消费”让他们感受自我的价值与优越性。然而，资本的鬼魅并不在于让一部分人通过高消费来建立自身的阶层优势，还试图将整个社会转变为无数的个体对无用的消费的拙劣模仿，以刺激资本的扩大。当豪宅名表、香车宝马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标准和价值观时，拥有它们成为人之为人的“自然”，甚至成为一个人获得基本人格尊严的最低标准，而成为科学家、哲学家等对儿童不再具有充分的吸引力，他们的梦想已经被明星、网红以及投机倒把者深深吸引。
其三，从“延迟满足”到“超前消费”。所谓延迟满足，即主体通过自我克制摆脱当下的即时性欲望，并朝向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的选择性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延迟满足是人区别于低等动物的重要特征，因为其突出了理性的重要性。从儿童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延迟满足往往是理性成熟的重要表征，意味着儿童自控能力的获得，儿童由此能够妥善处理自我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延迟满足并不否定欲望，只是对欲望的克制，或者说只是对欲望的“有限否定”，有限否定意味着更高的肯定。但数字化时代的诡谲之处在于，资本善于将技术作为削弱、瓦解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武器。各种各样的数字化投映界面，以它们富有洞察力和同情心的方式不断地告诉我们的儿童，要抓住机会享受当下的美好时光，而通达美好之途就蕴藏于广告所提供的链接通道。儿童学习、生活的机会都与消费紧紧捆绑在一起，率先消费意味着“赢在起跑线上”，而延迟消费或者不消费则意味着“不合时宜”。资本将儿童带入即时的享乐主义文化，久而久之，儿童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一切向消费靠拢”的生活信条，“超前消费”成为张扬阶层优势的口号，“一起消费”成为他们构建群体、衡量友谊的重要标准。当前的超前消费是无意识的，在儿童的理性成熟以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侵入、接管了他们的原初意识，并不断配置他们的欲望策略。“欲望绝不是一种未分化的本能的能量，相反，它自身产生自一种精心构制的装配（montage）、一种具有高度的互动性的工程。”事实上，“最为深层的无意识的直觉都能在‘欲望的策略’的驱动下发生变革”。
（三）欲望的虚假化
除加速化和膨胀化之外，数字化时代的另一种欲望危机是虚假化。欲望的虚假化往往表现在3个方面。其一，将自然欲望转化为虚假欲望。自然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欲望，包括生存的欲望、繁衍的欲望等。自然欲望是主体生命存在不可或缺的部分，或者说，它构成人的发展性基础。自然欲望是儿童原初生命的基本规定性，我们称之为天性。在这个意义上，儿童的自然欲望与动物的自然欲望没有本质性区别。然而，人的自然欲望不只有生物学意义，还包括超越个体自然生命之上的欲望，因为人的欲望不可能被限制在生存与繁衍的狭小范围。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欲望的内涵就扩充为超越基本欲望之上的那些健康欲望——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的边界，即具有合理性的范围。只要人的欲望不跨越合理性的边界，它们就是自然的，如儿童具有的爱的欲望、被尊重的欲望、自我实现的欲望等。但在当下的数字化社会中，儿童的自然欲望面临来自资本、技术等多方面的诱惑与挑战，往往以一种非常隐秘的方式被转化为看似合理的虚假欲望。虚假欲望与儿童的自然生命没有必然的关联，往往指挣脱甚至无视儿童自然需求之上的欲望，常常是对人性贪婪的大肆刺激，或者资本制造的意识形态幻象。虚假欲望常常将儿童的生活带入一种巨大的紧张感，不断摧毁他们纯粹本真的生活世界。
其二，将社会欲望转化为个体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发端于个体的欲望通常情况下都是较为健康、自然的欲望，而欲望的去自然化、非健康化往往是从个体欲望汇入社会性欲望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将社会欲望理解为个体欲望的集中化体现，那么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承认个体的原初欲望是健康的话，那么是什么导致社会欲望“不健康”？在个体欲望与社会欲望之间，资本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中间角色。这种中间角色的作用逻辑表现为：资本往往将个体欲望包装起来，并进行无限放大，以至于这种欲望看起来既不缺乏个体性的现实基础，又在某种程度上对个体欲望的扩大具有十足的超越性和吸引力。然而，要害并不在于资本如何从个体欲望处寻找扩大的灵感，而在于资本如何将社会欲望转换为儿童的个体欲望。社会欲望往往将儿童的学习生活与他们的家庭品位、阶层地位甚至未来成功紧紧捆绑在一起，然后利用广告宣传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的儿童：抓住欲望就抓住了学习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而任何一种理性消费都可能是成功路上的绊脚石。整个社会都在进步，消费是进步的表现，教育的进步蕴藏在对教育欲望的不断满足中。在一个由社会欲望搭建起来的数字化全景结构中，当资本、广告一遍遍以洞察人心的方式抓住每一个家庭、儿童的教育消费欲望时，人们很难无动于衷。点燃的欲望如同燃烧的野火，在家庭、儿童之间蔓延，直到整个社会将资本制造的教育消费转化为个体接受的自身合理的欲望。
其三，将他者的欲望等同于自我的欲望。资本尽可能以它的方式挖掘个体的欲望，又将个体的欲望放大、装饰成整体社会的欲望，并试图以这种虚假的欲望取代个体真实的欲望，以实现“资本随欲望而至”的目的。在这样的欲望社会中，一个隐秘的后果在于：我们的儿童会在不知不觉中习惯将他者的欲望等同于自我的欲望。对儿童而言，“他者”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包括父母、朋友、教师等。这也就意味着，他者的欲望是一个漂浮着的所指，尤其是在各种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欲望更是处于不停地变动、重组之中，并且往往缺乏内在的一致性。在基本的生存性欲望之外，儿童的欲望并没有稳定的结构，也缺乏扩张的动力，正是由于其在世存在居于一个由他者编织而成的世界，所以他者的欲望必然对儿童产生决定性影响，以至于儿童“自然地”将他者的欲望接受为自身的欲望。但问题在于，他者的欲望世界是含混不清的，这导致儿童的欲望也缺乏清晰的边界。同时，他者的欲望之所以对儿童有价值，就在于接近他者欲望的过程同时也是获得“承认”的过程，他者的欲望构成自我与他者的社会性关联，这在儿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有十分鲜明的体现。各种各样的数字技术加速了儿童与他者欲望联结的过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儿童推入一个有些混乱的他者欲望世界，以至于儿童正在丧失自己本身的欲望。再者，对他者欲望的接受，从根本上源于由消费物架构而成的编码体系，儿童只有通过对物的消费才能进入特定的意义系统。这种意义系统对儿童确立自身的社会位置至关重要，每一个儿童都在他者欲望中暴露自己，而资本和数字技术恰恰利用了这一点。
三、节制作为一种回应欲望异化的方式
面对数字化时代不断加深的“伪欲望”，教育必须有所作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欲望危机是整个数字化社会的时代征候，并不是教育领域的主要表现，但教育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事业，应该勇于直面“欲望之痛”，在时代的浪潮中把握那些最为微妙的可能性脉搏，并以合乎理性的方式将儿童引向良善生活之道。欲望是可能生活的基本内容，但它也可能是破坏良善生活的洪水猛兽。但是，对欲望的克服不能来自欲望本身，以欲望的方式克制欲望只会导致欲望的无限膨胀甚至彻底崩盘。因此，可能的思路在于对欲望“做减法”，即重申“节制”对欲望的规制性，而这恰恰是教育超越欲望社会的高贵之处。然而，遗憾的是，不知从何时起，节制早已成为一种被遗忘的美德。当资本和技术开始合谋规划我们的生活世界时，消费甚至过度消费逐渐成为人们争先效仿的所谓“时代美德”，节制往往被指责为对生活、社会的极度冷漠和不入主流，就连教育生活世界也丢失了自身的节制。因此，重申节制对欲望的重要意义，前提是必须为节制“正位”，确立其在数字化时代的重要价值。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理论工作在于澄清“节制”的基本内涵，进而寻求可能的实践方式。
（一）何为节制
中国古代十分强调节制。整体而言，节制在中国古代主要有两种内涵，《礼记·丧服四制》有言，“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节者，礼也”。这里的“四制”指4种原则，“礼”即规范、约束。因此，节制意味着外在性的制度规范。这与其他典籍也有内涵相通之处，如《荀子·议兵》中有“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之说。这里的节制可理解为纪律约束、制度规范，简言之，就制度规范、纪律约束而言，强调的是节制之于此在在世的外在性，要求主体的行为举止合乎礼法，不逾矩。另一种对节制的理解“来自竹节和剪裁的意象”，“有约束、克制使行为适度之意”，即将节制视为主体具有的某种优秀品质，如对欲望、激情的克制与约束以使主体的行为举止合乎正当、善好的世俗标准，属于美德的范畴。如《易经》节卦中“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节”意指“泽蓄容水，多则溢之，适则容之”，其蓄积之量应有所边界，即有所节制，而君子善于效法“节象”，制定礼数、法度，以此为节制的标准来评议人们的德行才能。《希英大辞典》对“节制”的释义主要有：（1）神志健全；（2）适度、谨慎、表现出自制力；（3）恢复理智，学会自我控制；（4）谨慎处理事情等。在柏拉图那里，节制大致有3种面向：对欲望的节制、对灵魂的节制以及对城邦的节制。在《斐多篇》中，柏拉图将节制理解为“不受欲望的驱使，对欲望保持一种体面的冷漠”，此种高贵品质只为少数“极端漠视身体、终生献身于哲学的人”拥有。在《会饮篇》中，节制被视为一种“控制我们的快乐和情欲的力量”，而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节制被理解为“正确而有益地行事”，这与《高尔吉亚篇》中的节制即“统治自己”高度相通。统治自己或正确而有益地行事往往体现为遵纪守法，而法纪的内在依据即“灵魂的节制”——节制不再是仅指向对欲望放纵的限制，而成为灵魂的结构秩序。灵魂的秩序往往表现为外在性的法纪规范，节制就是理性，能够很好地驾驭欲望和激情，是灵魂的一种“好的秩序”。在《卡尔米德篇》中，柏拉图专门讨论了“什么是节制”这一主题，所得结论也非常丰富，如节制就是沉着、谦逊、做自己的事、做好事、自知之明等。有学者指出，“这个词无法翻译为任何英文语词。它的意思是接受美德为人性所设置的限制，约束那种向往无限制的自由和所有各种放荡的冲动，服从和谐与适度的内在法则”。城邦意义上的节制，在《理想国》等文本中有集中的讨论，这与柏拉图对人性的讨论是密切相关的，即当拥有理性灵魂的城邦统治者、拥有激情灵魂的城邦护卫者以及拥有欲望灵魂的城邦公民都能够各司其职、互不侵扰，这便是节制的美德，这样的“和谐城邦”便是节制的城邦。
整体而言，中西方关于节制的理解各有侧重，亦可互补。古代中国既强调节制的规范性意义，也注重其道德性价值，而西方则更为强调后者，注重节制的内在性意义。这可能与中西方的文化传统有关系，中国强调一种集体主义取向的规范性文化，而西方注重一种个人主义旨趣的内省性文化。简言之，节制的内涵主要有内在性美德与外在性规范两种。前者认为，节制指主体具有的理智、适度、谨慎等优秀品质；后者认为，节制即引导主体在世生活的纪律约束、制度规范等。节制内涵的两种维度对克制数字化时代的欲望危机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教育何为
在很大程度上，欲望的加速化、膨胀化、虚假化之势不可避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整个社会被欲望的火把点燃，人人为欲望而奔走、呐喊，试图按下社会这架欲望快车的暂停键显然是不现实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与“欲望”早已深深地捆绑在一起，它们相互刺激，同生同长，而“唯利是图”则是资本的“黄金法则”。尽管教育对回应数字化时代的欲望危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也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接受不是顺从，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言之，它要求我们在深刻认识数字化时代欲望危机的基础上，追问教育有何作为，以确保人类社会的欲望列车不会最终驶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么，教育如何有所作为呢？以下3点或许是可能的方式。
其一，强调作为美德的节制及其教育性价值。如上所述，古代中西方都将节制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这种传统美德不应随着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而被弱化、边缘化甚至丢弃，事实上，欲望的技术性增值恰恰呼唤节制这一传统美德。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回到古代中西方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相应的理论资源，并以符合时代的方式不断地激活、转化、创新节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善良、正直、富有激情、勇敢等优良品质对儿童十分重要，但节制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品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拥有节制的美德对儿童的可能生活愈加重要。正如苏格拉底所言，“健康的灵魂是有节制的灵魂”，只有健康的灵魂才能过一种健康的生活。因此，无论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我们都要认识到节制的重要性，并以可能的方式去捍卫它的现实价值。教育自身必须首先重拾节制这一传统美德，并发挥好节制的教化功能，培养具有节制人格的现代主体。尽管“美德是否可教”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一种肯定性回答。面对数字化时代技术与资本合谋制造的欲望浪潮，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凭借自身天然自足的节制理性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欲望陷阱，我们必须依靠教育的力量，也就是说，必须强调节制的教育性价值。节制是可教的，这是其教育性价值实现的前提。但是，教育对节制的培养也必须有所警惕。首先，不能一味强调节制是欲望的一种对立性力量，也就是说，培养节制不是为了消灭欲望，而是要看到欲望本身也可以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力量，节制是循着欲望的积极性、生产性、主动性的规范性和牵引性美德。其次，对节制美德的培养不能落入知识授受的误区。也就是说，节制的养成不能止步于关于节制的知识储蓄，而是在节制与欲望的比较与区分中获得做出恰当选择与行动的能力。最后，节制的培养必须警惕空洞的道德说教，因为空洞的说教非但不能激发儿童内在的节制力量，反而容易助长空洞的欲望。正如努斯鲍姆所批判的：“空洞的欲望是教导和教化的产物，它们在未受腐化的状况中并不存在。”
其二，家庭应作为培育儿童节制美德的主阵地。家庭“为教育发生提供先行的物质条件，奠定主体意识激活的‘已经在此’”。毋庸置疑，家庭是儿童生命临现的原初性境遇，奠定了个体生命气象的基本底色。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家庭是儿童生命品质获得的“第一空间”，家庭教育是儿童生命意识激活的“第一教育”。认识到家庭及其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对家庭承担培育儿童节制美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很多“空洞的欲望”往往发端于“不健康的家庭”，父母及家庭生活中“重要他人”的欲望最容易被儿童模仿、习得。那么，家庭应当如何切实承担相应的教育责任呢？首先，必须认识到数字化时代的欲望危机及其对儿童生命成长具有的一系列潜在风险，克服对欲望的片面、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节制对克制欲望危机及其对儿童整体性美德获得的重要价值，时刻保持清醒的批判性态度。其次，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生活观。现实生活中，往往不乏这样的案例，为刺激孩子的学习，或为达到控制儿童的目的，很多父母往往“诱之以利”，而且随着目标难度的提高，其许诺的利益诱惑也越大，这很容易助长儿童的欲望，刺激儿童欲望的加速化、膨胀化。更有甚者，很多父母出于对孩子的溺爱，无条件地满足儿童提出的一切需要，并将即时满足视为对儿童最大的爱与诚意，这对儿童欲望的刺激是巨大的，而一旦成人无法立刻满足儿童的欲望，儿童往往会做出出乎意料的越轨行为。培养儿童的节制美德，必须改变这些错误做法。家长不必急于考虑能为儿童提供什么，很多时候，不提供往往具有更重要的教育价值。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也要注意以科学合理的消费观与生活观影响儿童，培养积极健康的家庭消费文化，如奉行节俭主义的生活方式，不盲目攀比，不铺张浪费，将消费建立在自然欲望和健康欲望的基础上，以身作则，有意识地引导孩子思考生活与消费、需要与欲望之间的关系，注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锻炼儿童延迟满足欲望的能力和理性消费的精神，引导他们养成科学合理的消费观、生活观，鼓励他们超越狭隘的物质享受，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
其三，学校教育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节制美德。学校教育对儿童的人性淬炼、品德养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果说家庭教育注重对儿童节制美德的潜移默化熏陶，那么学校教育则强调通过对儿童理性的开发，使他们不断将关于节制的理性认识转化为相关的实践自觉。毋庸置疑，学校教育的价值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承与创新，还必须对所有儿童凭借知识学习获得一种良善的在世生活有所承诺。立身数字化时代，我们必须要问，今天的学校教育承诺的知识应该是什么样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否足以让我们的儿童应付无处不在的资本与技术合谋的欲望陷阱而对自身可能的幸福生活负责。遗憾的是，节制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并愈加具有现实性的美德，至今尚未进入学校教育的视野。因此，将节制作为面向数智化生活的重要美德纳入学校教育，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学校教育对回应数字化时代的欲望危机、培育儿童的节制美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应成为今日学校教育的时代使命。我们应该承认，置身数字化时代的今天，节制与智慧、勇敢、激情等同样重要，培育儿童的节制有着深刻的现实性土壤。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有赖于树立相应的教育理念、整体性的学校文化变革、科学的管理导向、特定的课程教学体系以及教师在日常教育生活中的榜样示范。其中，课程教学无疑是主阵地、主渠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节制的培养应该成为某一门课程或某些课程的任务，而应在日常的课程教学中有机融入相关内容，将节制的培养融入儿童的日常教育生活，如通过为儿童提供真实的情境、案例，引导鼓励他们通过探究性学习、广泛讨论、实地考察等形式就某些欲望问题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涵养儿童的节制美德。同时，让儿童认识到，节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价值，在个体日常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对净化个体灵魂的重大意义。此外，学校在发挥育人主导作用的同时，也要积极承担指导家庭教育的责任，大力推动传统节制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帮助家庭构建科学合理、积极健康的消费环境。总之，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儿童对当下社会的欲望危机有所关注、思考，既要引导他们关注人类社会的欲望问题，也要引导他们直面自身生活世界的欲望风险，在日常生活的所思所行上下功夫。实践中，需要将这样一种面向节制的美德引导与学校、家庭及其社会的协同育人关联起来，努力构建一种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开放性的“整体性的节制社会”。或许我们无法阻止欲望加速化、膨胀化、虚假化的社会热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共同以批判性的态度不断敞开数字化时代欲望的“问题域”与“表现型”，并以教育的方式为其开具“思想的药方”与“行动的指南”。
四、结语
欲望是主体生命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然而遗憾的是，在以往的主流学术话语中，欲望的重要性一直未得到足够彰显，相反，它常常被视为需要加以压制、克服的消极性力量。但事实上，如果缺失了欲望作为生命的底层驱力，生活也将丧失基本的可能性，更遑论“活出精彩的人生”。正因如此，黑格尔、拉康、德勒兹等人都强调欲望的重要价值。但是，对欲望的认知仅仅停留于此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回应欲望的现实性及其时代问题，尤其是在人的存在已被技术全面介入乃至于接管的当下。人类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数智时代，这个时代所蕴含的生存能动性及其存在性风险是前所未有的，面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加速度迭代，人类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非可有可无的问题。如何理解架构在数智技术之上的生活世界及其可能生活，如何认识主体生命形式所遭遇的新变化、新风险等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因此，将现代技术带入关于欲望理解的视野之中，乃至于将其作为基本的解释框架，更为充分立体地把握“时代的欲望”，是我们急需做出的理论努力。应该承认，置身数智时代，人的欲望早已挣脱了原初的底色，开始以更为复杂的形式和面貌与主体生命的理性、激情、节制等其他力量相遇（而这些力量所构成的对立统一关系最终表现为主体的生命情态，生命的善好就在于它们所构成的和谐），我们今天遭遇的欲望危机是全面而深刻的。一方面，欲望正在加速走向异化，其基本的表现则是加速化、膨胀化与虚假化，它们不断解构欲望的合理性边界，打破主体生命良好的内在性秩序，对主体的在世情态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也威胁到人类的可能生活。另一方面，颇为吊诡的是，在欲望被技术一遍又一遍挑逗的背后，却隐藏着欲望迷失的风险，欲望不仅不能拒绝与技术合谋，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技术所架空乃至于取代。在技术所营造的甜蜜的意识形态面前，人类疯狂加入追逐欲望的狂潮之中，而这场欲望狂欢的最终后果，是人类将会丢失自我的欲望，加速走向“低欲望”乃至于“无欲望”社会。丧失欲望的力量与陷入欲望的深渊同样可怕。这正是我们今天遭遇的另一种“存在性危机”，而教育作为一种将他人引向良善生活的可能方式，它必须有所作为。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欲望是技术做的局”，那么教育有可能是与技术抗衡的最佳破局方式，今天的教育必须走出纯粹知识的理性王国，勇于迎击技术扩张带来的欲望危机，而这有赖于教育看见节制的力量并不断激活其内在性，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上做出努力。本文所提出的这一问题可以被视为一种有限的开端，其真正的作为可见来日。这或许不是教育面向未来的一种主动筹划，但可能是人类面临技术促逼的一种自我救赎。
（本文参考文献略）
On “Pseudo-desire” and Educational Moder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Zou Hongjun
Abstract: In mainstream views of ancient China and the West, desire was often seen as an existential “lack” contrasted with “reason”, and many modern thinkers have also recognized the positive and productive aspects of desire. In the digital age, in the deep complicity of technology and capital, human desire has accelerated into a deep “pseudo-desire”, manifesting itself in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risis of modernity, such as acceleration, inflation, and falsification. The “acceleration” of desire is manifes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initial speed of desire” of human beings has been greatly increased, the speed of capital in creating desire has been accelerated, and the whole human society lacks the “brake” of desire. From “what I need” to “what I wa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level needs into basic needs, from delayed satisfaction to excessive consumption, is a symptom of the era of desire expansion. the ‘falsification’ of desire is the symptom of the human’s ‘falsification’. The “falsification” of desires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people’s “natural desires” are transformed into “false desires”, and “social desires” are transformed into “individual desires”. The “individual desire” and the equating of the “desire of the other” with the “desire of the self”. Facing the crisis of desire in the digital age, it is a possible pedagogical idea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 of desire by cultivating “moderation”. It requires a theoretical solution to the ontological problem of what moderation is, and then plans the possibility of practice on this basis. The path includes emphasizing temperance as a virtue and its educational value, family becoming the main position for cultivating children’s temperance virtue, and school education consciously cultivating students’ temperance virtue.
Key words: digital age; pseudo-desire; desire; education; moderation
初审：魏莉莎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