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教育学在我国产生伊始便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百余年来，教育学通过孕育服务国家和民族的深层价值取向，塑造作为国家教育学标识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形成融入国家教育发展进程的主体性自证实践机制，积淀起我国教育学独有的历史基因。新时代，教育学承续基因与发扬传统，凸显出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逻辑必然性。其根本逻辑是整体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核心逻辑是系统观照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强国实践，逻辑延伸是深刻回应文化强国与美丽中国建设的新要求。因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服务新时代强国建设的教育学发展要义在于，明确强国担当，树立教育学的政治自觉；赓续理论传统，坚定教育学的文化自信；打破学科壁垒，构建更加开放而系统的教育学；拓宽价值尺度，发展更具生态意蕴与审美取向的教育学；辐射教育文明，建设更具世界主义的教育学。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教育强国；中国教育学

服务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学发展的重要历史逻辑，正是在从助力救亡图存到强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教育学逐步走向创新发展和自主构建。新时代以来，我国加速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教育学发展与强国建设迎来崭新的逻辑互动与历史耦合。这要求我国教育学研究者继续坚持“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努力推进教育学有机融入新时代强国建设伟大实践，回答好“强国之问”。这是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深思的时代课题，也是进一步实现中国教育学走向世界的根本道路。

一、教育学服务强国建设的历史基因

现代教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始终具有一种浓厚的国家叙事特征。教育学家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思考教育问题，言说教育主张，探索教育学发展，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学展现出来的一种重要的思维习惯和叙事传统。思维和叙事的背后是家国情怀，教育学家关注民族觉醒、国家建设、社会变革等重大问题，并以此作为构建教育学说的根本出发点，孕育形成了教育学服务强国建设的文化基因与历史传统。

（一）服务国家和民族：教育学的深层价值取向

中国现代教育学诞生于国家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大转型时期，救亡图存的国家命运和历史基调，孕育了教育学服务国家民族的深层价值基因。教育学家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交织叠加，个人出路与国家、民族出路合二为一，教育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际遇中演进发展，并逐渐淬炼沉淀出一种饱含追求真理、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的文化性格。

以引介西方教育学为开端，现代教育学在中国的出场，一开始便具有深厚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情结，这在根本上是源于对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的迫切需求。教育学知识译介与理论宣传背后，是教育学家力图以现代科学和进步思想，重塑国人观念体系和精神世界，继而达到改造社会、拯救国家和振兴民族的根本政治目的。中国早期引进以赫尔巴特（Herbart，J.F.）为先导的欧洲教育学，继而学习以杜威（Dewey，J.）为代表的美国教育理论，到后来整体模仿苏联教育学，整个历史进程始终存在一个贯通的深层价值逻辑，那就是发挥教育学背后的现代政治文明力量，特别是教育学关于解放人的力量的本质追求，进而推动国民觉醒和现代中国建构。伴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等反帝反封建的重大历史事件，教育学不只是一种引领中国教育深刻变革的科学理论或知识形态，还作为一种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深度参与现代中国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的重建。

杜威中国行及其教育思想的传播，其积极意义不仅在于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影响，还在于有关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主张、社会思想、文化观念和教育哲学，成为中国知识界推动教育改革、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的重要思想力量。杜威的教育学说之所以在中国大受欢迎并占领教育理论阵地，是因为它恰好应和时人对于民主政治的要求，“人民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所以普遍欢迎关于民主政治的宣传”。陶行知改造杜威的教育学说，创造新观点，树立新思想，以革命姿态推行平民教育、大众教育、国难教育、救国教育，归根结底是为了启蒙大众，激发其救国热情，培育其救国能力和民族精神，帮助全民族凝结抗战建国的真力量，保卫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以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晏阳初发动平民教育运动，黄炎培大兴实业教育，蔡元培力行北大改革，其精神实质与陶行知如出一辙，充满爱国精神与民族大义。正如晏阳初所说，“欲谋国家发扬光大，唯有推行平民教育之一法”，“新民教育以人民全部生活为起点，以民族改造为目标”，“目前国家需要的是救亡图存，教育的唯一目标也就是救亡图存”。平民教育“不是以慈悲为怀的施米施粥的贫民教育，而是培养国民元气，改进国民生活，巩固国家基础的新型教育”。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改革相结合，始终贯穿着无比热烈的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和赤诚高远的共产主义教育理想，这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教育学服务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价值基础和理论方向。自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和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开始，到后来延安时期中央研究院设立教育研究室，集中研究马列主义教育理论，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迎来凯洛夫教育学的时代，这条主线背后的共同价值追求一以贯之，即培育中国民众的共产主义意识与信仰，服务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塑造国家教育学：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

儒家教育学传统是中国教育思想与学术发展的文化根性，而现代中国教育学理论则需要从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知识形态说起，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无疑是中国现代教育学的理论纲领和知识内核。历史地看，儒家教育思想始终作为古代中国教育的文化标识与社会主导教育精神，而在中国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近现代历史大变局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及其理论形态结合中国实际、中国优秀教育思想传统，一跃成为现代中国的国家教育学标识。

中国现代教育学发展的百余年历史进程中，借鉴吸收过无数西方教育学理论，但历史生动地表明，没有哪一种教育学理论像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那样，能够在国家意义上占据教育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主流地位，并成为国家教育学象征。唯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教育学发展确立了理论基点和逻辑框架，由此出发，逐步形成了中国教育学的理论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现代教育学的理论构建进程，根本上就来自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理论思维、思想革命、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可以说，教育学发展的百年进程，实质就是追寻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从列宁、克鲁普斯卡雅到加里宁、马卡连柯，这是一条马列主义教育思想的传统，在中国的教育学界居于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基因为我国教育学演进发展不断注入强大活力，并为教育学发展指明了正确的理论方向。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基因的鲜活性，塑造了教育学发展的历史灵性，使教育学知识与理论总是能与时俱进，理论性格也越来越稳健，愈发显示出自身的真理性和科学性。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因的根本特质有关。一是深厚的人民性，它代表广大人民的教育利益与教育需求，指向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最容易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和信奉。这种人民性源自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民需求的深切关怀，以及建立在这种价值关怀基础之上的切实调查研究与深邃理论洞见。二是鲜明的政治性，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批判武器的性质，以及服务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政治取向。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被逐步确立为一种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理论形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思想纲领和理论支撑。三是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以此为科学世界观和根本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始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出一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历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本身也逐步凝聚为中国教育学家的集体性精神传统和思维方法，从实际出发和与时俱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灵魂和生命力，凸显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独特的哲学气质。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基因以及由此生长壮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逐渐完成从理论基因到文明基因、理论形态到文明形态的发展升级，形成了对西方个人主义教育学、资本主义教育学的历史性超越。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成功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又体现世界教育现代化一般规律的教育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教育文明的新形态。以人民为中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教育普及，扩大教育公平，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是党和国家同教育学家、教育实践者之间形成的最大默契与基本共识。教育普及水平的历史性飞跃，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加速进入教育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型，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普惠思想、公平思想、发展思想的现实映射。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无疑是我国教育学建设的根本特点。也只有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创新发展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教育学才能始终保持理论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

（三）融入国家教育发展进程：教育学主体性自证的实践机制

中国现代教育学发展与百余年教育变革相互形塑，教育学已深深融入国家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教育学的主流向来不以纯粹理论自居，并不追求形而上学的理论乌托邦。教育学家们总是力图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理论思维的真理性，展现理论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不仅是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力求成为现实，现实本身也在力求趋向思想、成为理论。教育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与教育生活、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相互印证和转化的历史。正是在融入和引领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教育学逐渐实现本土化、中国化转向和“中国特色教育学”、“中国教育学”的构建。坚持教育学研究的“实践情结”，通过发现实践逻辑进而增长教育学本土知识，一直是中国教育学的核心任务，也是其逐渐走向成熟和自主的根本机制。

以大历史视野观察中国现代教育学的主体特征，教育理论家实际还具有作为教育革命家、教育改革家、教育实践家的复合身份结构。清末民初，国人便是在“使用”的意义上引进西方教育学，渐渐萌发出将西方教育理论与中国社会和教育实际相结合的良好愿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教育学家们深刻意识到，照搬西方教育理论及其指向的教育模式并不能解决中国教育现实问题，更不能发挥其富国强民的作用。因此，他们不懈探索，努力在实践中将西方理论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掀起了广泛而深入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等教育实验运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教育学家们坚持把教育学研究融入改革开放洪流，服务“四个现代化”建设，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大变革中创新发展教育学体系，深刻回应了时代需求。

教育学家总是在回答时代之问，赋予教育学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一百多年来，逐步形成了教育学服务救国、建国、兴国与强国的历史逻辑，服务社会变革与重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历史逻辑，服务民族独立、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进步、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逻辑。教育学家不仅用现实活化了理论，而且用理论照亮了现实，展现出中国教育学研究者把学术与民族命运、国家兴衰紧密结合起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去直面现实”的大气魄和大担当。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成为党、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时代使命，教育学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将进一步彰显，教育学的时代精神将愈发凝聚、理论力量将得到更强发挥。

理论服务现实、理论转向实践的逻辑特征的形成，跟教育学家个人的实践自觉与抱负有关，更同国家教育治理机制及其背后的教育政治文明有关。学术与政治的互动是我国教育学术发展的基本常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这一普遍规律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当下中国体现得尤为突出，教育、政治与社会三者的统一关系，是中国教育文明的一个重要特性。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学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高度，教育学为党和国家服务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具有牢固的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教育理论向教育政策转换，教育政策进而向教育发展战略、教育改革方案、教育实践策略转换，共同构成了中国开展大国教育治理和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机制。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机制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展现出极强的历史延展性和逻辑自洽性，并逐渐内化为教育学的一种独特品性。

二、教育学服务新时代强国建设的逻辑遵循

服务国家和民族是中国现代教育学发展的基本历史规律。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迈入新征程，教育学需要赓续历史基因，把握历史主动，顺应时代大势，更加全面系统地契合时代发展的价值与逻辑，这也是我国教育学自主创新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根本逻辑：教育学整体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教育学需要通过回答时代之问而获得历史合法性和理论生命力。“通观历史上的教育学理论，可以说，凡是有生命力的教育学，无一不体现它所处的时代精神。”作为时代性问题的教育学问题，并非纯粹的教育问题或教育主题。教育问题一般是社会总问题的反映，只有把教育问题置于社会问题系统中，才能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其真相与本质，建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教育学理论。新时代我国教育学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本质上由作为新历史阶段的时代性总问题所决定，这个总问题正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亦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强国建设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内心最实际、最强劲、最持久的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从“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再到“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直至“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壮阔历史进程。新时代、新征程是一个重大历史论断：“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作为历史新起点，重要标志是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跃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方面，强国价值内涵经历了从“文明民主”、“富强民主文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丰富发展进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本质在实践和认识的双重意义上实现全面统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与实践在历史进步意义上显示出历史新高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实际上是一种逻辑递进式表述和价值进阶关系，富强是逻辑起点，美丽是逻辑归宿；富强是物质基础，民主是政治保障，文明侧重指向精神生活，和谐代表社会样态，美丽则作为最高境界，表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世界万物欣欣向荣的大美景象，意味着自然美、人文美、社会美、生活美和人的心灵与情感美的统一实现。

“新征程”象征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本质的全面构建，也表明了一种强国高级形态建设时期的全面开启。其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科学探索，进一步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实现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正确方式。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和谐关系，赋予了现代化新的内涵、新的结构功能和新的精神世界。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了新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范式和价值观念，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文明形态，构建起“个人—人民—文明—自然—世界”的总体价值体系和实践逻辑框架，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价值、逻辑与思维的严密一致性和高度统一性，为包括教育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创新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石，开辟了广阔的逻辑进路。马克思（Marx，K.）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新时代，我国教育学的主导理论思维必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产物，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教育学，更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教育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唯有立足这一理论思维新起点，才能真正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二）核心逻辑：教育学系统观照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强国实践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逻辑在于：以强国战略的系统性谋划为导引，以一系列强国建设实践为路径，最终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也专门阐述：“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可见，在强国战略体系中，教育强国是战略先导；在强国实践系统中，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一体化实践，成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工程。

人的发展、人才成长、人的现代化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科技创新最重要、最核心、最根本的是人才问题。教育培养人才，人才实现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这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最朴素原理。教育学必须率先直面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三位一体”实践需求，系统回答好教育强国之问、科技强国之问、人才强国之问，构建教育、科技、人才彼此深度关联的知识体系与政策系统，这是教育学服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逻辑，也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创新与理论体系建构的“最近发展区”。教育学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最直接的方式是系统研究并回答好强国建设新征程中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和科技创新问题。也可以说，从教育学视角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首先要回应的必然是与教育最紧密相关的时代之问。“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新时代，加快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面临的最紧迫的时代性问题就是现代化高素质人力资源储备和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所需要的创新驱动力问题，亦即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就在于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升。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人的素质决定了生产力的水平和技术创新、应用的水平。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如果不持续提高人口素质，就无法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新阶段提升综合国力，也无法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领先和胜出。有研究指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我国人口规模将降至13.7亿人；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我国人口规模将降至12.8亿人。未来，我国人口发展将从更加强调人口规模红利优势向更加强调人口素质、人口质量的红利优势转变。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和途径，这意味着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将愈发凸显，教育高质量发展必将深刻影响人口高质量发展，教育强国建设水平也将决定人才强国建设水平。同时，人类正加速创造一个以数字文明为标志的人工智能时代，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依赖科技创新的时代，科技创新成为紧密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社会文明进步、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变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没有一样不需要新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进行的，强国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革命时代高度重合，决定了教育的另一方面深远意义，即通过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和赋能科技创新，支撑科技强国建设，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科技基础。

（三）逻辑延伸：教育学深刻回应文化强国与美丽中国建设新要求

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是教育的首要价值关系和第一逻辑关系。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实践关系的确立，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作为教育次位价值关系与第二逻辑关系的定位。在此意义上，现代教育与现代科学的联姻，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然而，进一步认识教育，必然要拓展到一个更为宏大的关系结构和价值系统。胡德海先生指出，教育认知的逻辑次序应当是先人类，后文化，再后是教育。不认识人类（社会）、文化，也就无从正确认识教育。教育学不仅是“教育”学，也不仅是“教育—科技—人才”学，还是“人类—文化—教育”学。因此，站在当前的历史新方位，同样不能忽视教育强国与文化强国之间的深层关联和系统性实践，教育学必须更加关注教育与文化共同维系的意义体系。科技本来就很难像文学、历史、哲学、艺术那样为人带来心灵安顿与意义归属，在科技革命正在主宰人类文明进程的当下，人文教育更是呵护人的价值、化解机器世界中人的异化危机的根本性选择。反之，文化又是教育的土壤，教育总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发生，一个国家的教育必然携带着该国的文明基因，承载着国人引以为豪的文化体系。中国教育以中华五千年文明作为文化基础，形成了独具中国气质的教育文化传统。因而，教育学还应建构“中国人—中华文明—中国教育”的认知模式。

国家因文化传统而获得文明自证和主体性确证。希尔斯（Shils，E.）认为，传统是无数代人接受和相传的共同主题的“延传变体链”。布罗代尔（Braudel，F.）认为，传统是文明的基本“结构”，通常历史悠久，“所有文明都把它们视为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华文明的传统，正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且无比珍视的价值基础、道德遵循和精神向往。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缺乏交往，古代国家及其文明只存在于自身的传统及其历史之中。十六世纪后，各国文明不再彼此孤立，逐步构建起一个崭新的现代世界文明体系，进入世界史时期。近现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文明从古代形态转向现代形态，逐步发展为一种特色鲜明、富有时代意蕴和世界意义的现代文明。这意味着，现代中国教育的文明功能，一方面体现为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国家的文明脉络；另一方面则是推动世界各大文明互鉴，涵育人类文明未来，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在此过程中使中国教育文明更具观照世界与人类的宏大气象。这就要求教育学必须承担在中国与人类、传统与现代的多重文明框架中创新知识体系的时代使命。

然而，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并非我们在认识教育的过程中所触及的最终关系层，事实上，最早的教育形式是人类祖先在与大自然的对话中建构的。人通过自然获取生命养分，在与自然对话的过程中发展思维能力，在对大自然的想象与敬畏中建立心灵秩序，获得灵魂栖息和审美愉悦，又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逐步展现出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便是自然化育。斗转星移，历史更迭，人类逐步在更为复杂的交往关系和生产活动中衍生发展出纷繁多样的文化物，进而在生态系统与文化系统的交错交融关系中得以生长和发展，文化与自然构成的大系统成为人栖居与发展的生境。因此，从人的发展角度来讲，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根本上就是要为现代人塑造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生境。美丽中国的“美丽”，不仅是人们通常在狭义上理解的自然生态之美，更是人（及其不断创造的文化）与自然环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美促美的和谐状态。人生存生活于特定文化系统，由文化认同而形成归属，以宗教、艺术、哲学、文学等文化物为介质而涵养德性情操。人栖息于自然生态系统，在与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世界万物的接触中净化心性、滋养生命。因而，回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和美丽中国建设，教育学应以自身特有的价值旨趣、理论思维和知识生产逻辑，观照现代人的安身立命问题，观照现代人对于美好生活、优美环境与和美人文的需求，观照现代人何以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主体。

三、服务新时代强国建设的教育学发展要义

因应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逻辑要求，教育学必须进一步明确强国担当，坚定文化自信，立足强国价值体系与逻辑框架，打破学科壁垒，拓宽价值尺度，辐射教育文明，形成教育学研究与知识生产的新取向、新思维和新格局，实现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整体性重塑。

（一）明确强国担当：树立教育学的政治自觉

西方教育理论疏于反映国家意志，夸美纽斯（Comenius，J.A.）、赫尔巴特、杜威等人开创的现代教育学仍属于普遍教育学，没有国家归属或缺乏国家基因是西方现代教育学的一大特征。与此不同，中国现代教育学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运同向同行、同频共振，不断塑造着纯正的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属性。教育学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是观察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现代教育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一开始便具有明确的服务国家政治取向，最早是服务于救国，后来是服务于建国，改革开放之后是服务于兴国，当前则要服务于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1958年我国教育学者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到改革开放后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再到新时代倡议构建“中国教育学”，教育学服务国家的基本性质始终没有变，教育学的国家价值和社会主义属性不断得到强化和彰显。顾明远先生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教育科学发展经验时，就把教育学服务国家作为首要经验和鲜明特色加以概括。

教育学服务强国建设的前设逻辑，是其具有明确的国家意识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体现鲜明的政治价值与政治立场。新时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阶段，也可称作“强国时代”。强国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任务，强国时代的教育学自然是强国教育学，具有服务强国建设的政治属性。这意味着，教育学必然要“突出在战略目标上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意志和国家教育意志”，全面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现代化强国教育事业的规律、特点、要求与趋势。强国教育学的政治价值指向只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归根到底就是服务人民，回应民生福祉，满足人民需求，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自由全面发展。

具体而言，教育学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关键是要以服务国家为导向，大力开展有组织的教育科学研究。围绕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基于改革发展已经取得的历史成就，立足新时代中国的实践变革、发展要求和现实挑战，系统建构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的国家叙事、国家价值、国家话语、国家理论，形成一种以“国家”为逻辑基点的宏大教育理论范式。对于教育学的根本问题，如对教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一流学科的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等，教育学都应当深刻反映并高度对齐服务强国建设这一最高价值。这就要求教育学者把个人研究旨趣与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充分结合起来，以深远的历史意识、宏大的战略思维和高度的国家责任感，走出书斋和实验室，走向教育实践一线、教育改革前沿，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进展、成就、案例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提出的要求，赋予教育学建设鲜活的实践内容和昂扬的时代精神，使教育学能够深刻洞察和科学回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同时，进一步突出教育学的人民性，强化教育学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出发点与落脚点。在此意义上，强国教育学即人民教育学，它既有助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又能巩固和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进步，延续并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活，助力社会文明和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赓续理论传统：坚定教育学的文化自信

文化是国家的根脉，文化自信是最基础、最深厚、最持久的自信，对强国建设具有奠基性意义。一个国家的教育学建设，与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文化生态和文化战略密不可分。教育学有关教育价值、目的、制度、内容、方式方法以及评价方式等的思考，都深受所在国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反映着文化的传统、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内在要求。任何时代都不存在文化无涉、文化中立的教育学，教育学的理想与一个国家的文化理想同样不可分割。文化上不自觉、不自信的教育学，是不可能助力教育在强国建设中发挥支撑作用的。就此而言，教育学服务强国建设，必然要求增强文化逻辑，提升教育学的文化自信。

教育学的文化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认识到一定的教育学理论与一定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解教育学理论传统的多样性及文化传统的多样性。第二，正确认识教育学理论在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障碍和问题，注重以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对外来的教育学理论进行分析，防止和杜绝中国教育学成为国外教育学理论的“殖民地”。第三，增强教育学理论建构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强化对中国特有的优秀传统教育文化、近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教育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文化自信。第四，在国际教育学交流与合作中培植一种开放、平等、民主的学术心态，深化我国教育学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教育学的交流与对话，在此过程中将教育学建设提升到世界水平。

教育学的文化自信是通过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体现出来的。惟其如此，教育学的中国性、民族性和现代性才能在文化意义上得到统一体现。一方面，教育学要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以教育思想引领、教育知识生产、教育话语建构与教育理论创新，彰显自身科学逻辑、价值逻辑与文化逻辑的特殊性，凝聚教育学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教育学要继续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沿，指向未来人类优秀文化价值创造，致力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为新时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标尺。需要强调的是，教育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文化相结合，赓续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因，继续塑造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性格，夯实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作为国家教育学的地位与属性，坚持创新发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时代解释力和现实指导力。

（三）打破学科壁垒：构建更加开放而系统的教育学

教育是一个要素丰富、结构完整、功能复合、动态发展的实践系统，同时，教育系统作为社会子系统又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紧密关联，形成错综复杂的系统性关系。从逻辑上看，教育的系统性会派生出作为系统科学的教育学，然而现实是，尽管现有教育学对各级各类教育若干方面问题的研究已经产出了丰硕成果，但并未建立起一种关于整个教育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主要原因就在于，教育学未能将各级各类教育及其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也没有很好地将教育系统置于社会大系统中开展研究。

显然，不论是从构建教育学知识体系的理论逻辑出发，还是从教育现实出发，教育学研究都应该走出既定认知框架，打破学科与知识的边界，逐步放大研究视野，迈向更加开放而系统的教育学建构。教育学不能片面地研究教育的某个要素、方面、阶段、类型或领域，而是要对教育实践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也不能将教育系统抽离于社会大系统，单纯地就教育而研究教育，而应将教育问题与社会其他问题关联起来，在一个更大的、更综合的系统中进行研究，要在社会大系统中研究教育系统。教育学知识体系构建不仅要在教育场域中完成，还应延伸至更为广阔多样的科技、文化、政治、经济、生态等实践领域，在不断回答新问题、大问题、跨领域问题的过程中推进教育学的系统创新。

教育学关于教育强国问题的研究，需要形成更加开放的理论格局和整体严密的系统思维。“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意味着“构建一个新的反映时代精神、体现中国特色、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教育新体系”，“整体表现出全新的系统性质、结构与功能”。这就必然要求将教育强国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大系统中加以认识和把握，系统研究教育强国建设问题，构建教育强国理论体系。教育学要在同强国建设形成价值与逻辑的整体契合过程中，超越原有发展格局，以更加新颖的理论思维和广阔完整的知识视野观照教育强国建设，塑造崭新的教育学形态。教育学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理论体系等，均需在应生于强国时代的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乃至自然科学体系当中去连接、转化与创生。因此，教育学要增强跨学科研究和学科交叉研究，推动教育学内部以及教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依托多种学科资源与方法开展更加综合的教育学研究。比如，在研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教育学者应该与各领域专家学者展开合作，既从一般规律和要求上，也从专业特性上来研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探索和揭示不同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

（四）拓宽价值尺度：发展更具生态意蕴与审美取向的教育学

当今时代，工业越发展，人们就越需要优美和谐的自然环境；科技越发达，人们就越需要美，越需要审美愉悦和富有美感的生活。从生态和审美角度建设教育学，本质就是基于人们对美的需求，重塑教育的认识论、价值论和目的论。其核心要义是将人和人的教育回归地球生态系统、世界万物体系之中加以重新认识，矫正服务于工业文明、“科学主义”主导下的现代教育学传统，深度推进现代教育学的生态转向与审美化建构。这种教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二元认识论、人类优胜论中傲慢的世界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论，反对教育中的过度功利主义、工具主义、优绩主义等倾向；更加强调生态思维与价值、审美情感与意义贯穿教育始终，发展一种充满美感的教育生活与实践。教育主体因此享受到美的教育体验，收获美的心灵与行为。这种教育学，致力于改变人们对人的本质的既定认知，从“将人类理解为社会人”转变为“将人类理解为生态人”；致力于为教育实践、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一种教育学的审美标准，发展一种基于审美的教育本质论。

它将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审美等纳入教育学研究范畴和知识体系，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教育学理论范式，走出教育学传统中一味强调人为目的、自然为工具或手段的认识论，建构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认识论；进一步拓展教育目的论，将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璀璨文明和优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作为目的，形成新时代教育学崭新的价值逻辑。如果说现代教育学必须进行一场范式革命，那么这场革命一定是生态正义和审美价值共同驱动的教育学整体转型。这是因为“审美境界”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处在与世界融合为一的自然境界之中，此时，人必然合乎道德，并对人与万物相通、人与自然融合的“一体”性产生崇敬感，形成对优美与崇高美的追求，最终意义指向人的自由与幸福。

（五）辐射教育文明：建设更具世界主义的教育学

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是一条既契合中国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又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化道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建设更具世界主义的教育学是历史客观趋势，而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规律也成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高度的人类关切，始终把实现人类解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根本价值追求，并由此出发，突出强调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世界和平发展。因此可以说，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教育学的世界主义价值禀赋和内在逻辑。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同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时代高度重合，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因而也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主义取向，其核心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表明，建设更具世界主义的教育学，实际上是对当前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

按照上述逻辑，更具世界主义的教育学应当具有如下突出特征。首先，在价值性上，它批判和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教育学、片面的个人主义教育学、虚假的自由主义教育学、固化阶级不平等的资本主义教育学等，主张立足人的现实需求和历史发展趋势，将人类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作为教育学的根本价值追求。其次，在科学性上，它倡导实事求是地回应当前时代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如民主政治建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生态文明建设、伦理重构、和平发展、文明互鉴、人的全面发展等，成为一种反映人类社会与教育普遍发展规律的思想智慧、科学理论、知识形态，既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规律，又体现“世界历史”时代人类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再次，在表达与传播性上，它强调教育学要立足时代变化，遵循新生代人类思维发展的新特点、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交往的新变化、新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鲜活性和丰富性等，展现出教育学的思维活力、话语张力及表达感染力，让教育学真正成为新时代世界人民能够理解、尊重和共享的教育学。

因此，中国教育学者需要进一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注重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同时，开展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教育问题的研究，将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对全球教育问题的思考结合起来，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教育学者共同探索人类教育的历史遗产、现实境况与未来走向。要将中国教育学的研究置于全球未来发展的视域之中，为解决新时代人类面临的普遍性教育问题提供中国教育学的智慧与方案，使教育学的议题、观点、主张、方法等显示出世界意义，最终有助于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文明进步。

（本文参考文献略）

Serving the Building of a Powerful Country Through Pedagogy: Genes, Logic and Essentials

Liu Yuanjie

Abstract: Modern pedagogy has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fate of the nation since its emergenc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century, pedagogy has shaped Marxist educational theories as a sign of national pedagogy by nurturing the deep value orientation serving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s, developed the subjective self-proving practice mechanism integrate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 and accumulated the unique historical genes of Chinese pedagogy. In the new era, pedagogy inherits the genes and carries forward the tradition, highlighting the necessary logic for serving the building of a powerful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ts fundamental logic is to integrate into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aspects, its core logic is to systematically focus on practicing the “trinity”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s, and its extended logic is to profoundly respond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building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culture and a beautiful China. According to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the essentia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dagogy serving the building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new era are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powerful country, and develop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pedagogy; inherit the theoretical tradition, and firmly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pedagogy; break disciplinary barriers and establish opener and more systematic Chinese pedagogy; broaden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develop the pedagogy with more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s; and radiate educational civilization, and build a more cosmopolitan pedagogy.

Key words: a powerful country i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s;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Chinese pedagogy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