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教育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是当前中国教育史发展的重要命题。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是中国教育史自觉发展、跟随时代发展节奏、中国教育实践发展以及立足世界教育史学界的必然要求。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要遵循人民性、实践性、继承性、原创性、民族性、世界性、科学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以及相关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的建设理路为：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建设要树立“大学科”意识，学科体系建设要夯实学科基础，和谐推进相关研究；中国教育史学术体系的建设要科学合理构建学术命题，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完善学术评价考核；中国教育史话语体系的建设要注重凝练标识性概念，讲好中国教育史的故事，且形成为世界所认同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大学科”意识；学术命题；标识性概念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目标。目前，学者们在反思意识和理论自觉的指引下，站在不同学科的立场上对本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如何建构进行了相关探讨，以推动本学科更好地发展。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以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变迁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挖掘中国教育发展规律的学科，使得人类教育实践中经历的一些重要教育问题、历史上遗存的教育史实、形成的教育经验以及教育发展规律，需要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去梳理、总结。正因如此，中国教育史在中国教育学以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既是中国教育史自觉发展、紧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步伐的必然，也是中国教育史紧跟时代节奏和教育实践以及立足世界的迫切要求。因此，中国教育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推动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以谋求中国教育史的深远发展，构建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貌的中国教育史。

一、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是中国教育史发展的重要命题

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是中国教育史的有机和重要构成，而且互生互成。加强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体现了中国教育史与时代互动、与实践对话、与世界同频，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史自觉发展和不断创新的必然之路，也是新时代推动中国教育史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路和重要举措。

（一）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是中国教育史自觉发展的必然

早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思考就已指出，中国教育史涉及教育背景、教育通史、教育专史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为适应中国教育史教学的需求，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构建问题亦引起了教育史学家的思考。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1980年12月12日—17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史研究会专门对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进行了探讨和论述。此后，关于中国教育史的学科体系如何构建成为了教育史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思考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形成了按照教育历史发展顺序、低高中三个层次、受教育阶级属性、教育实质、具体和抽象等划分教育史学科体系的观点。关于中国教育史学术体系的思考，涉及到了对中国教育史研究对象、分期、主线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形成了研究对象分为中国教育制度史、中国教育思想史和中国教育活动史，中国教育史分期按照通史发展阶段、按照教育自身发展阶段等划分的不同观点。关于中国教育史话语体系的构建，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了构建的必要性以及构建的路径，认为要从中国教育史坚持立足时代场域关注教育现实、立足中国实践着眼学科未来、立足本土资源开放学术胸襟、联合两岸四地共建学术家园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术话语体系。可见，因构建科学的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关涉中国教育史的不断发展，以及影响中国教育史的教材体系和课程体系，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构建成为中国教育史发展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其观点和看法也根据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教育史的发展。

当前，国内外环境以及我国的教育实践等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且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教育史是对我国过往教育实践中产生的教育史实的不断提炼和总结，时代和社会的变迁都会使得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原有观点根据时代而更新和发展。只有这样，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学科建设才能不滞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领域才能不断拓展，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才能日渐丰盈和多元。当前，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是哲学社会科学不断繁荣的必然要求，中国教育史发展要突破已有的发展瓶颈，同样需要跟随时代整体演进进行“三大体系”建设，以学科体系建设作为基础，弥补中国教育史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不足，三者齐头并进、共同发展。这“不在于阐发个人的某种学术观点，更不是为了在学术上标新立异”，而是以一种“学术自觉”和自律性积极规划中国教育史的学科前景和未来，以此增强中国教育史的影响力，促使中国教育史紧跟社会发展，积极反思，谋求自身的不断发展。

（二）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是紧跟时代演进和节奏的必然

中国教育史“巨大的魅力之一就在于该学科的内容是变化无穷的”。这表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等不是因循守旧、固守旧纸堆，而是会跟随时代节奏而演进，根据时代发展而变化、更新。从“西学东渐”到“教育学中国化”到学习苏联再到改革开放，中国教育史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节奏和时代的变化，经历了从初创期到突进期，再到重创期、徘徊期、复兴期的发展。中国教育史的不同发展时期均根据时代变革和节奏进行了研究内容的更新和拓展，使得学科体系日益丰盈、研究对象日渐丰富。同时，中国教育史研究者根据不同时代的变化，实现了研究观念的创新、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中国教育史史料的丰富，最终促进了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涌现出了贴合不同时代的研究成果。其中，研究者进行了不同时代的教育断代史研究、教育口述史研究，如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丛书”是对新中国教育史的一次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于述胜主编的《中国教育口述史》等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回顾和总结。同时，中国教育史研究结合不同时代特有的教育现象及其根据时代变化而发生的演变，形成了不同的教育专题史研究。此外，中国教育史研究者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思考中国教育史研究对象的拓展和研究重心的转移，在此基础上还深化了相关研究，推动了教育活动史、教育生活史、教育身体史、教育情感史等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如此，中国教育史因时代变化而面临发展危机和挑战，中国教育史研究者都在根据时代变化积极调整发展思路，进行学科反思，力图从中国教育史发展中的基本问题思考、学科体系建设等出发，解决新时代中国教育史所面临的危机。

时代的变化使得实践活动发生了变化，也使得教育实践活动在继承和扬弃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还使得植根于中国教育实践活动的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内容、学科体系、学科功能、教材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中国教育史理论创新也需要与时俱进，以此推动中国教育史更好地发展，避免面临学科发展危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是哲学社会科学紧跟时代步伐、致力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的重要路径。中国教育史要长远发展，就需要紧跟时代节奏，推进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的建设，夯实好学科发展的基础、核心和关键。这是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善于与时俱进、把握时代特征、切准时代脉搏为中国教育史提供的新材料，解答时代对中国教育史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完成新时代赋予其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使命的必然。

（三）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是回应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必然

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是中国教育史兼具的两种功能。中国教育史的学术功能主要在于记载、寻真教育历史实际，传承既往的教育文化以及丰富教育科学；中国教育史的社会功能在于借鉴、育人、指导和优化教育科研能力。中国教育史的学术功能是社会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教育史的社会功能是学术功能的自然归属和延伸，引导或规定着中国教育史学术功能的方向和趋势，影响着中国教育史的地位和研究进展，是中国教育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因此，中国教育史从本质上看是一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学科，它以总结不同阶段的教育史实为基础，其立足点和出发点都是致力于为当前的教育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但是一些教育史工作者往往对教育实践视而不见，对教育实践中需要教育历史给予回答的重大问题置若罔闻，这是对中国教育史社会功能的忽视，也会使得中国教育史的发展脱离中国教育实践，难以为中国教育实践服务，从而继续陷入学科发展的危机之中。从此出发，中国教育史是伴随着中国教育百年改革实践产生和发展的，它们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教育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时代命题。因此，中国教育史既要受到特定时空内的教育史实的影响，展现和还原古今教育实践活动的变迁；也要受到当前教育实践的影响，密切关注当前中国教育实践的发展，这可以为中国教育史的发展提供丰富的主题和养分。故而，中国教育史还需要对当前的教育实践给予有力回应，以此凸显自身的社会功能，进而彰显其学术功能。纵观中国教育史的相关著作，字里行间都是对当时时代问题以及教育实践发展中最突出主题的浓缩和回应。比如，《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以中国教育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体现了站在中国立场关注中国教育现实问题的努力。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当前，中国教育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教育结构日趋合理。在中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同样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和反思，这也使得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内容要根据中国教育实践的发展予以更新和拓展。同时，当前中国教育实践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变迁，也会导致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差异，也要求三者的构建要紧跟中国教育实践的步伐。就此，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的建设不仅仅是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教育实践不断发展和更新对中国教育史提出的要求。唯有跟进中国教育实践的新话题、新内容、新矛盾，推进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才能更好地回应中国教育实践，对中国教育实践予以更好的指导，推动中国教育实践的良性发展，进而有效地发挥中国教育史的社会功能，指引其学术功能，实现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教育实践的共同发展。

（四）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是中国教育史立足世界的必然

中国教育史产生于“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因师范学校中开设中国教育史课程以及中国学者自己撰写著作而诞生。就中国教育史诞生的环境来看，中国教育史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影响。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史的部分著作、教材为例，其内容体系或保留了日本教育史著作的相关成分，或受到美国研究方法的影响，或体现了西方的实证主义教育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等。由此可见，中国教育史自诞生起至今，便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之中，中国教育史研究者注重吸收来自国外的中国教育史著作、教材以及史学理论，这为中国教育史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也给予了研究者一些值得参考的新看法，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教育史虽注重吸收国外研究成果，国际化趋势也逐渐明显，逐步重视参加世界教育史年会，但其在国际教育史界的“发声”不够，国际影响力不足，在国际教育史界并未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与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尚不健全，不深入挖掘中国本土学术传统，以及还没有形成一套独特的、完整的、系统的、综合的话语体系去表达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变迁和教育发展规律，也没有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并以中国独有的话语体系去传达中国教育史的声音、符号等有一定的关系。

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的持续进步，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国际舞台，国际间的学术对话日甚。在此背景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如果想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就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进行“三大体系”建设，打造属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以不断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这也关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员，作为以记载中国教育历史变迁和探寻中国教育历史发展规律为任务的一门学科，中国教育史的不断发展会产出植根于本土的教育知识、教育思想，助力于传承中国本土的教育文化、弘扬中国本土的民族价值观等，从而有助于提升与国家硬实力相适应的软实力。从此出发，中国教育史更加需要强化发展的自主性、本土性和原创性，以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对历史上的中国教育变迁和中国独特的教育发展规律做出有效的解释，深入挖掘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教育现象，凝练中国历史上独有的教育符号，形成中国教育史特有的标志性概念，并从中提炼出真正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从而摆脱西方史学理论的桎梏，以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有效增强自身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从而不断提升中国教育史在国际教育史界的话语权。

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指导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也可以确保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随着时代进步而焕发出不竭动力。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表示，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在中国教育史的发展中，杨贤江、周予同等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在其著作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在中国教育史研究中逐渐根深叶茂，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开始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这也使得研究者可以实事求是、合理把握中国教育发展的线索，科学分析中国教育史上的教育家的功过，运用辩证法客观对待中国教育历史上的文化遗产，更为有益地探索中国教育史的编纂体裁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为中国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一把金钥匙，推动中国教育史更好地古为今用，焕发生命力。在此，从中国教育史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员以及为自身的长远科学发展出发，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还必须坚持人民性、实践性、继承性、原创性、民族性、世界性、科学性、时代性、系统性等原则。

一是要坚持人民性的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植根于人民的学术，是为人民的学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立场。当前，中国教育史已经将研究视线逐步向下移动，实现了中国教育史学研究从精英向民众、从高层向基层的转移，这一方面推动了中国教育史直面微观的、细节的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得以拓展，涌现出了以普通民众为研究对象，且更为切合普通大众的研究成果。因此，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本位、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将人民作为研究对象，以人民的语言进行表达，最终要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人民的发展紧紧联系起来”。

二是要坚持实践性原则。马克思主义不是静坐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致力于改变实践和服务实践。中国教育史植根于历史上的中国教育实践，只有关照当前的中国教育实践，才能凸显中国教育史的价值，才能使得中国教育史在中国教育实践的发展和更新中不断深化和更新。当前，中国教育史学界已经逐渐意识到以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取向为主的研究范式的不足，注重强调中国教育史的实践品性，注重关注当下和走向生活。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同样需要循着实践性原则，着力加强“三大体系”建设的实践品性，促进中国教育史更为贴近中国教育实践以及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

三是要坚持继承性原则。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和继承人类已有文化遗产中诞生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不断发展和具有生命力的原因之一。继承使得创新和发展成为了可能，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同样是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如前所述，中国教育史关于学科体系的探讨不断丰富，成为此后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不同观点间争鸣以及研究者进行探讨和思考的基础。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同样要坚持继承性原则，要继承以往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已有研究成果，对其合理观点要积极继承和肯定。同时，继承也意味着批判和放弃。在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时，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分期以及学科体系划分等相关已有研究成果还需要根据学科发展、时代等进行批判和相应的舍弃。

四是坚持原创性原则。原创性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保障。在中国教育史发展的百年历程中，每次发展高潮的到来，都是原创性成果不断涌现的时期。事实证明，抄袭和照搬只能因循守旧、停滞不前，只有原创才可以形成中国教育史的独特文化个性。中国教育史的发展永远没有完结，创新的过程也就不会终止。因此，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的建设同样需要坚持原创性原则，扎根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变迁、教育经典、中国教育实践等，用中国话语去建构中国教育史的话语体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创新和优化，形成适应时代的最新研究成果。

五是坚持民族性原则。“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具有民族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才可以回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哪里来”的问题，才可以体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体质和民族风格。中国教育史作为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上教育史实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中，而中国教育史也是中华民族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产物，这也成为中国教育史的独特之处。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必须坚持民族性原则，既要从中国教育实践出发，还需要从中国教育史发展的优良传统出发，体现出中国教育史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和研究根基。

六是坚持世界性原则。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互动的世界，封闭自己只能眼光狭隘。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需要吸收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养分，都需要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关注和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对其的回应，更需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沟通与交流。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由传统的“四科之学”变为“七科之学”，世界各国的学科发展都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教育史的发展也受到来自西方研究成果和史学理论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因此，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除坚持民族性原则、体现本国本民族的独特特质和风格外，还需要与世界教育史学界积极交流，以开放的心态充分吸收其优秀成分，努力使中国教育史被世界所关注、理解、认可，进而引领世界教育史学界的研究潮流。

七是坚持科学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它力图正确反映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并以实践为检验标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保持科学性和先进性，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样要运用科学思维、运用科学的方法论，这样才有助于保障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的正确方向。

八是坚持时代性原则。时代变化、历史前进中会不断产生新问题、新情况，而试图一味使用旧办法、旧观点、旧理论去解决这些新问题、新情况，很难对应其症结，合理地解决这些新问题。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根据时代变化及时代要求提出新理念、新办法、新理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更新。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的建设是时代赋予中国教育史发展的要求，这就要求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要根据时代变化而不断产生新理论、新观点，这也是中国教育史发展的总体目标。不仅如此，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坚持时代性原则，就决定了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的建设不是短期性目标，而是跟随时代变化的长期性指向。

九是坚持系统性原则。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的系统性原则，是指在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时，应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放置于一定的宏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微观系统之中，考察当时的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与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因此，坚持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的系统性原则，必须把中国教育史看作一个庞大的多层次、多学科的系统以及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的产生、发展与时代的更替、相关学科理论的进步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的建设正是在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下逐步演变、发展并趋于成熟。

三、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路

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有其必要性，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建设原则的指引下，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路如下。

（一）学科体系建设要夯实学科基础，和谐推进相关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也存在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等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教育史学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在“危机”中不断前进，形成了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呈现出自省性前沿与传统教育史研究的变革、建设性前沿与教育史研究的繁荣、突破性前沿与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三个方面的特点，但是对于以开放的学术心态吸收、借鉴、融合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来研究自己的教育问题等，中国教育史在这方面的表现还不够充分，这也使得中国教育史在新兴研究领域和交叉研究领域涉猎较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的多元化发展。因此，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树立“大学科意识”，夯实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学科基础。中国教育史作为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通过与其他学科融通互动而不断发展。在黄绍箕提出设想、后由柳诒徴撰成的《中国教育史》一书中，就涉及了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教育学、教育病理学等学科。教育史学科作为教育学学科群中的分支学科之一以及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其产生、发展离不开与其他学科间的互动、综合、融合，必然需要教育学、历史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等学科的支撑，以此构建属于自己的学科体系。这已经成为了中国教育史研究者的共识，但是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在向历史学和其他学科借鉴时仍然做得不够，这也影响了中国教育史的更好发展。因此，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需要树立“大学科”意识，在充分吸收其他学科养分的基础上，提高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的全局意识和交叉意识。

第二，扎实中国教育史的基础研究，突出重点研究的优势、质量。在中国教育史发展中，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开拓了中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中国教育断代史研究、教育家研究领域的研究，也积极从事史料的整理和各类工具书的编写等，深化了中国教育通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等研究，还积极地对中国教育史的发展脉络等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在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中，仍需要继续扎实中国教育通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等基础研究，突出已有重点研究的优势。

第三，优化中国教育史学科设置，推动新兴研究、交叉研究、薄弱研究的发展。按照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具体、抽象之分来看，在中国教育史发展百年之中，对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历史现象进行研究的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教育活动史以及对教育历史认识过程的中国教育史学史、中国教育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教育历史哲学都在逐渐展开，使得中国教育史的学科体系日渐丰盈，但是在中国教育史的发展中，研究者还是过于集中于对中国教育制度史、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因此，在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构建中，需要积极推动教育活动史以及教育生活史、教育身体史、教育情感史等新兴研究的发展。同时，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时段集中于近代，使得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用力颇多，而对于中国古代教育史，尤其是先秦时期的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则不够。从教育人物的思想来看，中国古代、近代教育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孔子、孟子、荀子、朱熹以及陶行知、蔡元培等人的教育思想，新的教育人物的教育思想较少发掘。因此，中国教育史研究者还需要加强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研究，且将研究视线转移到对马一浮、熊十力等教育家、教育人物的教育思想的研究中。此外，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教育历史哲学以及新的中国教育史料挖掘不够，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学校教育以及与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相关的人物、思想、理论、法律、运动等，因此还需要加强教育历史哲学、中国教育史料学、中国社会教育史、中国家庭教育史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

第四，完善、加强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课程体系的建设。学科体系是教材体系、课程体系改造和创新的源泉，教材体系、课程体系的更新也是学科体系发展和更新的重要标志。不仅如此，教材体系、课程体系作为培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重要抓手，必须共同构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立足世界和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中国教育史完善教材体系、课程体系建设，有其历史根源，也是适应教育学专业发展、培养学生的必然。从历史上看，中国教育史的诞生是从设置中国教育史课程、编写中国教育史教材开始的。此后，随着教育学专业的逐渐分化和为了适应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的要求，相应开设了中国教育管理史、中国幼儿教育史、教育史学理论等课程，促成了教材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也完善了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因此，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建设还需要跟进教材体系、课程体系的建设。

（二）学术体系建设要科学构建学术命题，完善学术评价考核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包括思想方法、学术命题、论证和构建、学术的标准与评价、学术道德与学术风气等。在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中，学术体系是基础，主体性和原创性是其形成的重要标志。

第一，科学构建中国教育史的学术命题系统。学术体系是由一系列的学术观点、学术理论、学术思想、学术命题及其相互规定所构成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在此基础上，仍需要对中国教育史学术命题系统中包括的思想方法、解释原则、基本范畴、理论论证、逻辑环节、术语革命等进行清晰的界定和呈现，探索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中独特的学术规律，最终形成中国教育史发展中独特的学术命题系统。

第二，加强中国教育史学术群体的建设。中国教育史研究群体的优劣是中国教育史研究顺利开展的关键一环。近年来，随着中国教育史学科学位授权点特别是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增加，中国教育史研究队伍逐渐增加，其构成也呈现出了成员学科背景的多元化、成员层次分明、老中青三代共同耕耘的局面，从而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不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力支撑。当前，在中国教育史的发展中，仍需要推动学术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培育大师、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术骨干，注重培养其敢于追求真理、探索规律、甘于坐“冷板凳”进行学术研究的精神，要求其自觉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也要引导其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研究特色，从而指引学科的发展方向。

第三，规范中国教育史的学术评价体系，努力营造优良的学术环境。学术研究和学术资源的合理分配，科研工作者学术热情和积极性的提升，端赖于学术评价体系的完善和良好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史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基本方针的指导下，在学术氛围宽松、学术环境优良、学术民主的支撑下，形成了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切磋、平等讨论，以及不同研究范式的多元发展。今后，中国教育史学术体系的建设要完善职称评定、课题经费管理等在内的学术评价体系，同时还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做到政治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统一。

（三）话语体系建设要凝炼标识性概念，形成国内外认同

话语无处不在，它是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的思想的反映，也是人和世界的联结，反映和建构着社会过程和结构，且话语因时空而具有差异性。话语体系是特定的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的语言系统，由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术语、语言等组成，同样因时空变化而有所差异。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者虽然也逐渐开始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但同样存在着在国际上声音还较小的情况。因此，中国教育史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注重根据国别、学科差异等进行构建。

第一，集中凝炼中国教育历史，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中国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发展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悠久的教育历史文化、丰富的教育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中国教育史可以汲取的语料库。从中可以发现，从古至今，中国教育史中形成了六艺、辟雍、孔子、文庙、官学、私学、书院等概念，并影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发展演变等有所涉及并进行了考证，但是系统研究还需要加强，且还需要根据概念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而进一步推进，这是因为“每一个教育概念在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其含义都有细微的差别”。因此，中国教育史的话语体系中要着力提炼这些标识性概念，厘清中国教育史中这些重要概念的来龙去脉和含义，使其成为中国教育史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和组成。

第二，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阐明学理问题。一方面，中国教育史话语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要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相联系，着力打造反映中国特色且易于为中国教育史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国内外研究者所理解和接受、认可的概念、范畴、表述。另一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由此，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应凭借自己深厚的理解力，基于丰厚知识的探索，通过对中国教育史的记录和撰写，将中国教育史话语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融入到通俗读物之中，做到中国教育史话语体系接地气、通民心、立得稳、传得开。

第三，扎根和解读中国教育文化传统和教育实践。中国教育史作为专门研究历史上的教育变迁、挖掘中国教育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需要接着中国教育文化传统、中国教育史的传统等去构建话语体系。同时，中国教育史话语体系的构建还必须植根于中国特色的教育实践，积极做好追溯中国教育历史、理论阐述以及经验借鉴。因此，在中国教育史话语体系建设中，既要追溯传统，也要主动围绕时代话题和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不断建设体现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蕴含中华文化基因的中国教育史话语体系。

第四，构建出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认同的中国教育史话语体系。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因此，中国教育史的话语体系必须体现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凝聚着中国的思想价值观和文化底蕴。建设中国教育史的话语体系，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因此，中国教育史还需要认真凝练中国教育故事，始终保持主动态度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互鉴，多在国际会议上表达自己的心声与想法，不断推动中国教育史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向世界传达中国的话语，讲好历史上中国的教育故事。

总之，在教育强国与文化强国双重战略背景下，中国教育史“三大体系”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其建设要在遵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目的，立足中国立场，植根中国传统的文化根脉，把握全局和学科规律，坚持实践本位，关注整体的方法论基础，从而创造中国教育史发展的崭新文化气象和格局，更好地推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本文参考文献略）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History of Education

LiYanli HouHuaiyi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education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histo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consci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history, following the rhythm of the tim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foothold in the world of educational histo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of Chinese education histor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people’s character, practicality, inheritance, originality, nationality, global, science, timeliness and systematicnes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relevant principles, the approac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of Chinese education history i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Chinese education history should establish the awareness of “big disciplin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should consolidate the disciplines and harmonize the related researc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history of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propositions,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and perfecting academic evalu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history of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condensation of identifying concepts, telling the story of Chinese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form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that is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discourse system; the awareness of “big discipline”; academic propositions; identifying concepts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