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出发，揭示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及其扬弃的历史逻辑，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哲学和整个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问题和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资产阶级私有制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阐明了从抽象的孤立的个人向自由联合的完全的个人演变的必然趋势，揭示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独立性和个性只能是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的阶级实质。马克思通过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肯定现代自由工人的形式自由之于奴隶和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重点揭示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及其扬弃的历史逻辑，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关于自由和平等问题的意识形态实质，展望了以真正的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社会。

关键词：私有制关系；形式自由；实质自由；历史性分裂；自由个性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是从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对立出发，揭示国家、法、哲学、宗教等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的阶级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等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私有制关系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深刻揭示了抽象的个人与失去自主活动的无产者的相互关系，阐述了从抽象的孤立的个人向自由联合的完全的个人演变的必然趋势；揭示了资产阶级宣扬的独立性和个性仅仅是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的阶级实质，展望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基于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在肯定现代自由工人的形式自由相比于前现代的奴隶和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重点揭示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关于自由和平等问题的意识形态实质。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对立出发揭示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目标是实现建立在真正个人所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社会。

一、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与自由联合的完全的个人

《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它阐明了现代社会由于私有制、劳动和货币制约着人们的生存条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工业、普遍竞争和交往形式等，对个人来说都成为偶然的东西而具有异己的性质，而真正的个人的交往，在私有制与劳动对立的、以货币为交往中介形式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消失了。

（一）物的形式和私有制的力量：抽象的个人与失去自主活动的无产者

《形态》的批判性考察表明，资产阶级私有制条件下个人存在的异己状态，表现为抽象的个人和失去自主活动的无产者的深刻对立。现代私有制固有的统治力量使生产力及其成果表现为物的形式，生产力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成果，由于私有制变成了非对象性的异己的东西。在生产和劳动、交往和竞争中，各个人的生产条件、制约性和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交往”。“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这种分离在私有制条件下表现为少数人支配生产力，多数人由于失去了生活条件而不再是真正的个人，每个个人只是作为抽象的偶然的个人彼此发生联系。

私有制、雇佣劳动和社会分工使生产力的成果与个人之间采取了分离和对立的形式；生产力作为物的形式成为私有制统治个人的一种异己的力量，与劳动成果分离的大多数个人即现代无产者，都成了抽象的偶然的个人。在前现代条件下，生产力尚未采取对作为个人的交往无关紧要的形式；而在现代私有制条件下，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的劳动，只是通过摧残个体的健康来维持生命和生存的手段，是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虚假表象，成为自主活动的异己的形式。

要改变生产力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对立，消除使其失去自主活动的异己状态，无产者“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而要使无产者占有现有生产力的总和，实现其自主活动，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社会条件，因为“这种占有首先受所要占有的对象的制约，即受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占有就必须带有同生产力和交往相适应的普遍性质……其次，这种占有受进行占有的个人的制约”。现代无产者由于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所以是唯一能够实现自己的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的社会力量；无产者的自主活动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和对他们的才能总和的发挥。

《形态》从生产力、交往形式的发展和所有制形式的变革中，说明了个人自主活动确立的社会历史前提。消灭生产力与个人分离的、个人失去了自主活动的异己状态，不仅受制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发展水平，而且受制于个人是否成为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与建立在大工业和普遍交往基础上的、经过共产主义革命改造的社会占有不同，迄今为止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和有局限性的，个人的自主活动无论在生产工具方面还是在交往方面都存在着局限性，每个个人占有具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并始终屈从于社会分工和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者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属于全体个人，不可能归属于各个人。”作为无产者自主活动的占有方式的社会变革，必须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以及个人的社会性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条件下，才能从理想变成现实。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的自主活动即自由问题的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之一。

德国哲学家们脱离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分工抽象地谈论人，混淆并割裂了个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把普遍的人的概念非历史地强加于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个人，而且混淆了一般化的个人与历史上各阶段的个人之间的区别。“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人’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就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这种抽象掉一定的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及其交往形式的所谓人的历史发展过程，混淆了个人与人的区别。把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变成人的意识的非历史的抽象的历史唯心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及个人获得真正解放的现实基础和生活条件。

只有无产者的占有制，才能扬弃迄今为止历史上一切占有制的制约性和局限性，每个个人才能从屈从于分工和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生产工具和财产归属于全体个人，是获得了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无产者占有制的根本特征。

（二）真实的共同体与个人自由：抽象的个人转变为完全的个人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抽象地、非历史地谈论个人自由，而是把个人自由的实现置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历史发展中加以考察。他们通过考察个人与阶级的相互关系，阐明了个人隶属于阶级的异己状态，以及个人从中得到解放的现实道路。“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个人隶属于阶级这一异己状态的解决取决于私有制统治的消除，德意志意识形态根本不理解这个逻辑。“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私有制意味着支配和奴役劳动的社会制度的存在，意味着阶级利益的对立，只有具备了消除私有制的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产生了消除私有制的现代无产阶级，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的异己状态才能彻底解决。

《形态》指出，个人的力量和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绝不能靠人们头脑里的一般观念来消灭，而只能靠消灭私有制和分工才能消灭；只有每个个人真正地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才能借助于真正的共同体的力量而获得自身全面发展的手段，才能获得真正的个人自由。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并不存在这种能够给任何阶级的个人带来自由的真实的共同体。“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而“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在由于私有制而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国家这种共同体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则是冒充的、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是消除了私有制、分工和劳动的所有个人的自由的联合，而国家则是排除了自由人联合的虚幻共同体。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和全部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国家问题上的根本区别。

《形态》关于消除私有制和异己状态的历史观念，既强调生产力、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制约性，更强调无产阶级变革现代社会、使自主活动与物质生活从对立走向统一、把抽象的个人转变为完全的个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由于占有受实现占有所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因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普遍联合，通过社会革命消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权力形式，扬弃了私有制力量导致的物化状态，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占有方式，消灭导致抽象的个人的、异己的社会形式。“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它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正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了它的占有方式只有通过普遍联合才能实现；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则是消灭一切异己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社会权力，最终实现社会占有的必经道路。

无产阶级普遍联合的社会革命是划时代的。生产力与每个个人、自主活动与物质生活的历史性分裂，将在这种普遍联合的社会革命中被扬弃而重新归于统一，从而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无产阶级通过普遍联合的社会革命，将彻底消灭私有制，生产方式与每个个人、自主活动与物质生活、雇佣劳动与自主活动的历史性分裂将走向终结，联合起来的个人将会实现对生产力的普遍占有。共产主义革命意味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个历史性转变：抽象的个人转向完全的个人，异己的劳动转向自主活动，受制约的个人的交往转向真正的个人的交往。由私有制关系所导致的抽象的、偶然的个人的历史，在这种历史性转变后的新的社会形态中终结了。

马克思恩格斯从私有制、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从无自主的抽象个人的生存状态向真正自主的完全个人的转变中，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从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的危机中，发现了扬弃私有制统治的无产阶级普遍联合的革命力量，展望了个人的自主活动与社会的物质生活相统一的、实现了真正的个人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

二、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自由个性意识形态的阶级实质

《宣言》是一部充满着战斗激情和革命理想的著名的经典文献。它不仅考察了现代社会结构和阶级对立的现实状况，而且揭露了资产阶级在自由和个性问题上的阶级实质。《宣言》对资产阶级所有制、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剖析，深刻体现了社会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的辩证统一，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

《宣言》阐明了共产党人同无产者和其他工人政党的相互关系，向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宣示了消灭现代私有制的世界历史使命。《宣言》在同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论战中，以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代言人的理论自觉，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这一釜底抽薪、直透本质的理论工具，剖析了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有力回击了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的理论主张与实践纲领的无端指责，揭露了资产阶级所谓自由个性的阶级本质，凸显了现代私有制条件下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严重冲突。

《宣言》阐明了私有制条件下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相互冲突的基本结构和表现形态，批判了资产阶级在自由个性问题上的意识形态本质。《宣言》从资本剥削、压迫和奴役劳动的血腥的贪婪本性和阶级本质出发，断然拒绝并有力回击了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的颠倒是非的批判和指责：资产阶级“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已经被现代工业运动所消灭；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雇佣劳动绝不会为无产者自身创造财产，因为在现代私有制条件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无产者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财产，他们的劳动创造的财产属于资产者而非他们自身。

从资本的角度来说，无产阶级集体劳动的财富只有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活动中才能运动起来，“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从雇佣劳动的角度来说，它的平均价格仅仅是最低限度的工资，是工人为维持其自身及其家属的生活所必需的最低生活资料的数额。“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资本主义的劳动与共产主义的劳动存在着根本区别：前者是资本增殖的工具，是工人谋生的手段，具有剥削和奴役的阶级性质，只代表着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后者则是为了扩大、丰富和提高劳动者生活的自由的劳动形式。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扬弃现代私有制，工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才会成为现实。

《宣言》关于现代所有制关系的自觉的阶级意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革命的理论功能，击穿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的理论逻辑，揭露了资产阶级宣扬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的个性的阶级实质；共产党人通过消灭私有制消除的仅仅是“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只有消灭了现代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和冲突，才能在世界历史意义上实现无产者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

《宣言》历史地肯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自由买卖和自由竞争，认为它们与封建生产方式相比具有变革世界历史的客观功能，但对于消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来说，它们则终将失去其历史意义。《宣言》不仅严格区分了所有制的不同历史形态，强调“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体现了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的阶级意识的有机统一；而且严格界划了个人自由地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与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的历史性区别，强调“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批判了资产者攫取无产者劳动成果的社会制度，体现了追求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每个个人社会地占有劳动产品的共产主义原则。

《宣言》关于资本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为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奴役和统治，为实现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理由和逻辑论证。《宣言》的社会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是一个双重批判的过程，它在揭露资产阶级所有制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同时，还通过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观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的考察，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观念意识形态维护其所有制关系，把这种历史性和暂时性的所有制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的意识形态意图③。

《宣言》强调社会革命的对象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一局部因素和某个环节，而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整体性社会变革。它号召世界无产阶级同现代所有制关系及其观念进行毫不妥协的彻底的革命斗争。“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宣言》所说的最彻底的决裂，是通过工人革命的形式来进行的；它勾勒了社会革命的一系列基本步骤、重大经济和社会措施，强调伴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对立的消失，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分裂状态也将彻底终结。“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试图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永恒化的非历史的意识形态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把前现代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更替展示为依次扬弃的必然趋势。

《宣言》阐明了只有当全部的社会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只有当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以及公共权力的政治性质全部消失以后，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才能被彻底扬弃。只有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并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推翻现存的所有制结构及其观念体系，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才能从分裂走向统一，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成为现实。这就是《宣言》基于现代私有制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考察所得出的政治哲学的重大历史性论断。

三、流通领域的形式自由与生产领域的实质性奴役的内在冲突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简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在揭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阶级本质的同时，也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家和社会主义者们关于自由与平等问题的虚假意识形态。

（一）资本家与自由工人的交换关系：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深刻对立

马克思在考察雇佣劳动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问题上，一方面阐明了现代工人的形式自由之于前现代的奴隶和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则基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揭示了自由工人的自由不过是受资本家剥削和奴役的自由，对自由工人的阶级实质作了深刻剖析，体现了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的阶级意识。

马克思从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批判的阶级意识出发，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雇佣劳动与前现代社会超经济强制的劳动作了严格的历史性区分。“如果我们反过来考察在货币进入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以前存在的原始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上必须产生或者必须存在种种条件，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使劳动变成设定资本即创造资本的劳动，变成雇佣劳动。”现代雇佣劳动与前现代条件下的短工等劳动形式存在着重大区别。雇佣劳动“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雇佣劳动即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主体的存在是一方，而它的客观要素即活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和自我保存资料是另一方，双方是相互分离的、对立的两极。但双方在货币流通领域却表现为自由的交换关系，表现为以交换价值的平等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关系；资本家既不能直接地以交换为中介向劳动者提供生活资料，也不能直接占有工人的劳动，而是通过平等交换的形式去购买劳动。

工人形式上自由的雇佣劳动与奴隶和农奴人身依附的强制性劳动划分了两个不同的经济时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交换关系产生的历史前提，必须是奴隶制或农奴制关系的解体和消灭，工人与资本家“双方作为人格互相对立。在形式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尽管“这种形式是表面现象，而且是骗人的表面现象”，但马克思仍然从自觉的历史意识出发，对雇佣劳动与奴隶和农奴劳动作了一系列严格的历史性区分，阐明了雇佣劳动之于奴隶和农奴劳动的历史进步性质：把现代工人称为“自由工人”，而把奴隶和农奴称为“役畜”“附属品”等。就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个人来说，“工人有选择和任意行动的广阔余地，因而有形式上的自由的广阔余地。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的特殊的所有者，是这种所有者的工作机……在农奴制关系下，劳动者表现为土地财产本身的要素，完全和役畜一样是土地的附属品……对于自由工人来说，他的总体上的劳动能力本身表现为他的财产，表现为他的要素之一，他作为主体支配着这个要素，通过让渡它而保存它”。劳动者对劳动能力的占有和让渡是否自由，是前现代与现代社会在经济关系或经济形态上区分开来的基本依据之一。马克思一方面从能否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工作以及能否把自己的劳动能力作为自己的财产出发，对自由工人与奴隶和农奴作了严格的历史性区分，另一方面又基于资产阶级私有制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揭露了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和平等的真实的阶级实质。

封建农奴制关系向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演变，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逐渐形成、分化和对立的过程，是劳动的主观条件（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统一走向分离而形成自由工人的过程。“使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把这些关系加以否定，从而把这些个人变为自由工人，这一过程又可能使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土地、原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货币或这一切的总和）从它们同这些个人（他们现在已同这些条件分离）先前的联系中游离出来。”农奴制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解体过程，一方面使大批个人脱离了超经济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没有财产而只能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自由工人，另一方面它又使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后者转变为资本家购买雇佣劳动的自由基金。自由工人可以出卖的劳动能力和资本家可以购买劳动能力的自由基金，是农奴制关系解体过程的必然产物，自由基金这种形式使“一切原有的政治等等的关系都已经消失，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已经只是以价值的形式，以独立的价值的形式，与那些已同这些条件分离的、丧失了财产的个人相对立”。前现代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统一，以及与之相应的宗法的、伦理的、等级的和政治的关系，在经历了血腥的原始积累而最终确立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统统被瓦解、扫荡和消除了，并完全取得了与现代自由工人异化的、纯粹的、独立的价值的形式。价值的抽象形式或抽象形式的价值，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了的统治形式。

农奴制关系的解体在导致大批个人成为自由工人的同时，也导致资本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形成了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正是这种使大众作为自由工人来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对立的过程，也使这些条件作为……资本同自由工人相对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就这样在农奴制解体的历史废墟上形成了。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反复阐明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实质和秘密。在农奴制关系解体后被抛到劳动力市场上同资本家进行自由平等交换的自由工人，只有在下述历史的和阶级的双重意义上才是自由的：首先是“摆脱旧的保护关系或农奴依附关系以及徭役关系而自由了，其次是丧失一切财物和任何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自由了，自由得一无所有”。自由工人虽然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但恰恰是由于这种解放，他的出路和活路，要么是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要么是行乞、流浪和抢劫。对自由工人产生的社会历史前提和制度条件的深入考察，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是一个充满历史辩证法张力的结构形式，并由此揭示了自由工人这一范畴所包含的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

（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关于自由和平等问题的虚假意识形态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总是并肩作战如影随形的。他在揭示资本与劳动对立关系的同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也进行了批判。“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普通经济学只看到生产出来的物品，而把这一点完全忽略了……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而有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这是完全错误的。在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点：劳动的客观条件……对劳动来说人格化了，或者同样可以说，客观条件表现为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人格的财产。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仅仅看作物，而看不到它是反映着阶级对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物；社会主义者则试图把资本与资本家分离开来，而看不到资本的人格化的代表就是资本家，看不到资本作为劳动的客观条件恰恰是工人的异化形式的必然产物。

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与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的对立，规定了现代经济关系的阶级本质，它是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越来越穷的根本原因。但在经济学家特别是庸俗经济学家的头脑中，人们之间的贫富分化竟然源自人们的自由意志。“如果一个人变穷了，另一个人变富了，那么这是他们的自由意志，而决不是由经济关系即他们彼此发生的经济联系本身所造成的。甚至遗产继承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平等永久化的这类的法的关系，都丝毫无损于这种自然的自由和平等。”马克思指出，表现在流通领域的交换的自由和平等却在流通过程背后的生产过程中消失了。庸俗经济学家们没有看到，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工客观上就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包含资本与工资的对立，在交换关系的纯粹抽象中包含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对立和阶级对立。

马克思指出，不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而且社会主义者们同样暴露了他们的愚蠢：法国社会主义者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在蒲鲁东等社会主义者们的论证中，交换、交换价值等最初或按其概念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歪曲了；迄今为止企图以符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而他们发现了用这些关系的真正历史来代替它们的虚假历史的真正秘诀。“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必须这样回答：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社会主义者的愿望之所以既虔诚又愚蠢，在于他们虽然觉察到了这种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却同时又抱有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别，更不理解由资产阶级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所导致的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因而试图脱离这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用观念的关系替代现实的关系。社会主义者们由此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泥潭而不能自拔。

作为平淡庸俗、装腔作势、高傲自大、陈词滥调却又“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历史过程”的“堕落的最新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巴师夏，“为了反对上述社会主义者而提出的平庸论证，是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完全是儿戏般的抽象法”。巴师夏通过把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全部关系抽掉，如把资本与利息的关系归结为交换价值的交换，把资本归结为交换价值的简单概念，把表示资本关系的利息归结为与交换价值相同的东西，从而退回到了商品同商品相交换的不发达关系上。巴师夏的逻辑是把具体东西不同于抽象东西的一切方面抽象掉，具体东西就成了抽象东西。“这样，一切经济范畴就总只是同一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名称，而这种无法理解现实差别的彻底无能于是就被认为是纯粹的常识本身。巴师夏先生的‘经济的和谐’实际上就等于说：存在着某种唯一的经济关系，不过具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或者说，只是就名称而言才有差别。”巴师夏把工资和利润仅仅理解为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服务所取得的报酬，却抛掉了这两个范畴体现的特定的经济形式和经济关系，把它们所体现的对立和冲突退回到模糊不清的经济关系中去。巴师夏成为堕落的最新经济学的典型代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简单抽象法表明他根本就没有历史观点，不能或不愿从经济范畴的具体规定性中确证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而关于资本概念的历史性与阶级性的历史辩证法的结构形式，恰恰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在研究和阐释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来源问题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系列混乱和缺点进行了直透本质的深刻批判。他基于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的劳动这一基本观点，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价值和利润来源于资本的观点，给予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拉姆赛先从各个资本的流通时间对于资本的相对价值增殖，即对于资本在总剩余价值中得到的相对份额的影响出发，得出一个荒谬结论：‘资本可以撇开劳动而调节价值。’……或者说，‘资本是不取决于劳动的价值源泉。’”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与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是完全不同的，但拉姆赛在对这两种情况的理解上却存在很大混乱，因为“关键不在于资本家使用的劳动时间多于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在于他用不费他分文的剩余劳动时间重新去同必要劳动时间交换，——也就是说，关键恰好在于资本家使用的是花费在产品上的全部劳动时间，可是他只给这一劳动的一部分支付了报酬”。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拉姆赛之所以对李嘉图产生误解，是因为李嘉图作为资产者不可能弄清楚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关系的真实过程。“懂得这个过程，就等于承认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而且是不经交换，不支付等价物，但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但是，工人在交换中突然只代表使用价值，或者说，从交换中只得到使用价值，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李嘉图对此是完全不清楚的”。资产者之所以在剩余价值和利润来源问题上存在混乱，就因为他们是资产者，资产者的阶级本能、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突破等价交换的虚假形式之幕。而只有马克思，这位批判地变革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战士和革命家，才能够从根本上揭示出交换假象背后资本家支配劳动的社会权力的真正秘密，才能揭示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不在资本，而在工人的劳动。

四、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历史性分裂的终结与自由个性时代的到来

马克思从历史－时间维度上，阐明了资本的生产方式较之于前现代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从世界－空间维度上，阐明了资本基于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而克服自然崇拜和地方性的生产方式、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的历史功能，客观地肯定了资本开拓世界市场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由此为共产主义奠定了现实的物质基础，成为通往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中介环节。这是马克思关于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历史性分裂及其扬弃、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时代终将到来的历史依据。

（一）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历史性分裂的扬弃与自由个性的确立

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历史性与阶级性的理论结构，鲜明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张力结构，揭示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及其扬弃的历史逻辑。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自由是真正的个人自由吗？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语境中，马克思一再展示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直透本质的理论逻辑。通过揭示生产领域中工人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戳穿了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与劳动进行自由平等交换的虚假性质，揭露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自由竞争意义上的自由，只能是资本支配、榨取和奴役劳动的自由。

马克思从资本的内在本性出发，考察了自由竞争在国内外市场上取消限制和废除关税的表现形式，批判了资产阶级关于自由竞争的一种荒谬看法，“就是把竞争看成是摆脱了束缚的、仅仅受自身利益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吸引，从而看成是自由的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存在形式。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这种观点之所以错误，是因为自由竞争不过是资本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和表现形式，是资本自身所需要的自由，是“摧毁了束缚和妨碍与资本相适应的运动的那些历史限制”的自由。“自由竞争是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因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并不是脱离了资本的生产方式的、全体社会成员都平等参与的自由竞争，并不是所有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形式。自由竞争的本质是资本与资本之间的自由竞争的内在需要和必要条件，自由竞争越激烈，它就越加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支配和奴役，资本就会获取越多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自由竞争问题的虚假意识形态，识破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自由竞争问题上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实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主体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即它是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以获取剩余价值所需要的最适当的形式，所谓个人自由只是资本运动所需要的表现形式。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却总是“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这甚至使最深刻的经济思想家们，例如李嘉图，都把自由竞争的绝对统治作为前提，以便有可能研究和表述资本的那些相适应的规律，这些规律同时表现为统治着资本的生死攸关的趋势”③。在资本统治条件下的个人自由，只是在社会的现象形态上表现为个人自由。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以自由竞争为绝对前提进行论证，但表达的却仅仅是资本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自由，而绝不是劳动的自由，更不是工人阶级及其成员的个人自由。马克思批判的阶级意识彻底超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狭隘的意识形态，深刻凸显了资本统治劳动条件下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对立和冲突。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不仅非历史地而且超阶级地把自由竞争看作人类自由的终极形态，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是否定个人自由。马克思则始终强调这种自由竞争仅仅是建立在资本统治劳动基础上的自由竞争，而决不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态，从而阐明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作为剖析资本的内在本性而为真正的个人自由寻求现实道路的批判的思想家和革命的战士，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担负的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在揭示现代社会人的关系的颠倒的物化形式的本质的同时，必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钟情于自由竞争的虚假意识形态。他认为，揭示自由竞争的阶级实质“是对于资产阶级先知们赞美自由竞争或对于社会主义者们诅咒自由竞争所作的唯一合理的回答”。以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个人追求私人利益会自然实现公共的、普遍的社会利益的观念，实质上不过是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与劳动冲突的社会现实的理论反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断言自由竞争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意识形态看作世界历史的终结，就是把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范畴永恒化的理论表达形式。马克思由此揭示了资本的自由竞争的内在矛盾和非合理性，阐明了它像资本一样是一个暂时性和历史性的范畴。

在什么社会历史条件的土壤和基地上才能扬弃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实现个性自由的真正解放？马克思通过批判地剖析资本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强调人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关系，都必将随着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消灭才能发生重大变革。马克思指出，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作为社会形式的重大转变，“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资产阶级社会财富的基础是盗窃工人的劳动时间，这种以剥削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容纳以大工业为物质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一旦劳动不再是资本的财富的源泉，劳动时间不再是资本的财富的尺度，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就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资本与劳动对立冲突的社会历史条件一旦消除，“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由此就得以扬弃，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社会制度由此就被彻底消灭，个人的劳动就会成为自由的劳动，劳动成了创造自由的手段。

马克思从资本必然扬弃自身的历史辩证法的法则出发，揭示了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逻辑，强调人的社会解放和个性自由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人的劳动不再从属于资本统治的基础上，这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从事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动机。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历史视野中，个性自由发展的社会是一个积极扬弃交换价值的经济形式、终结资本本身的内在限制、消除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全新的社会形态。这是一个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的漫长历史阶段，扬弃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中介形式，走向人们的社会的生产能力不再是支配他们自身的异己力量，而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之上的、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实现的新的社会形式。

这就是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形式即资本的生产方式走向崩溃，人类的史前史由此走向终结，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社会得以历史性确立的内在逻辑。这就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内在贯通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

（二）流通领域的形式自由与生产领域的实质性奴役的对立及其扬弃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阐明了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和阶级本质，揭示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及其扬弃的历史逻辑。马克思的历史意识特别是阶级意识，对于培育无产阶级反抗现存制度的阶级意识，推动无产阶级形成社会革命的行动意志，阐明个性自由与人类解放相统一的历史趋势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基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一主线，通过对流通领域交换的形式自由与生产领域的劳动隶属于资本的实质性奴役，以及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考察，一方面历史地肯定了在流通领域货币占有者与劳动力占有者之间的自由平等的买卖关系，即现代自由工人的形式自由与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奴隶和农奴劳动为特征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作为资本家的生命和灵魂或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所具有的榨取剩余价值的血腥本质，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上资本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关系，只是形式上符合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而实质上是对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马克思通过揭示生产领域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凸显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对立。

马克思把劳动力成为商品看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问世的前提条件和本质特征，并从历史性和阶级性的双重维度，考察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历史意义和阶级实质。自由平等交换的劳动力市场，自由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与资本家作为货币占有者的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代共有的社会关系，而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马克思指出，资本与劳动的历史性结合这一历史条件“包含着一部世界史……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与此同时，马克思又深刻揭示了这种社会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无情地讽刺了流通领域中资本与劳动之间自由平等交换的形式特性和虚假性质。“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历史考察和阶级分析，是马克思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的一个经典的叙事结构。

资本与劳动的自由结合仅出现在流通领域，而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所谓天赋人权的伊甸园的真实图景，即资本支配劳动的主宰地位和榨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质就会暴露出来。“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在流通领域中资本与劳动的自由平等交换的虚假形式，在生产过程中灰飞烟灭了，那里完全是资本剥削、支配和奴役劳动以榨取剩余价值的血腥过程。马克思由此从根本上揭示了由资本主义所有制所决定的不平等、不自由的实质，揭露了资本统治劳动条件下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深刻分裂状态，无情地讽刺了资产阶级的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关于自由问题的虚假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的论证逻辑，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看作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而否定之否定的内在法则又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自我扬弃的历史逻辑。这个否定之否定基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由此揭示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自我否定的历史辩证法的基本要义，阐明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从对立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社会的真正的个人自由，将在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和解及其重建中得以确立。这就是马克思从资本的历史性与阶级性及其张力的考察中得出的历史结论。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面对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总是从分配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如继承权中寻找解决的思路和方案。与这种不触动社会制度本身的改良方案不同，马克思始终坚持从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革中，即从消灭现存私有制关系的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中，探索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和途径。“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转变为社会所有，那么继承权……就会自行消亡。”因此，他把从根本上消灭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许多人劳动果实的经济权力的制度，作为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伟大目标。“继承并不产生这种把一个人的劳动果实转移到别人口袋里的权力——它只涉及行使这种权力的人的更换问题。同其他所有的民法一样，继承法不是现存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这种经济组织的结果，是这种经济组织的法律结果，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是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圣西门的门徒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之所以倒果为因，是因为他们主张在保留现存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而“宣称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会导致工人阶级偏离对现今社会的真正攻击点。这同既要废除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契约法，同时又要保存现今的商品交换制度一样荒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马克思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语境中是具体的和经验的、可感的和生动的。

尽管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自由问题的阶级实质，但他依然历史地容留了现代交换关系的形式自由和平等所具有的历史意义。马克思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主旨和重心，在于揭示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之历史性分裂及其扬弃的历史逻辑，阐明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得以确立的社会革命的现实道路；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又总是从现代自由工人的形式自由与奴隶制－农奴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历史对比中，对现代形式自由给予客观的历史性肯定，体现了关于现代与前现代在自由与否问题上自觉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关于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作为有机统一的结构形式，在马克思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中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地位。

五、结语

世界历史已进入21世纪，资本的世界体系依然在扩张中。尽管资本的存在方式、当代形态和表现形式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却更深刻、更复杂、更隐蔽地存在于资本的世界体系中，扬弃这一历史性分裂的世界历史使命依然任重道远。马克思作为从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出发进行自由意识形态批判的伟大的思想先知，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穿越历史和社会关系的重重迷雾，高瞻远瞩地揭露和批判了包括20世纪末福山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学界关于自由民主问题的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沿着马克思恩格斯资产阶级自由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足迹继续前行，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使命和时代责任。

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经济关系出发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批判的精髓，从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历史潮流和客观要求出发，一方面应当历史地评价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所确立的形式自由的合理成分和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应当根据历史发展和时代变化的内在要求，深入研究和批判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依然分裂的世界性现实，继续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自觉担负起我们的世界历史使命。

（本文参考文献略）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