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研究方法论问题是构建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在当下防范西方教育学话语对中国教育学发展肆意侵袭的语境下，中国教育学发展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全面汲取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融合与借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繁荣发展的经验，同时扎根中国教育实践来开展教育学研究、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中国教育学理论与当代中国教育实践双向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关键词：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方法论智慧
方法论问题是教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探寻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未来创新发展之路，首先应该在方法论层面形成正确认识，选择合理的教育研究方法。本文立足宏观视野，从哲学层面探讨构建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方法论基础，在防范西方教育学话语对中国教育学发展肆意侵袭的语境下，教育学研究要汲取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智慧，关注当代中国教育实践对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影响，从一种较为圆融、成熟的角度来认识构建教育学“三大体系” 的中国道路。本文所谓的“方法论基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合理借鉴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并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加以考察和运用。在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探讨人的全面发展、认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我们要防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僵化和机械的理解。例如，在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哈贝马斯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作了新的诠释。他认为实践中提出的理论不是金科玉律，不能被神圣化，理论要经受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检验；实践和经验可以驳倒理论；理论可以被伪证，理论必须放下手里拿着解释世界的钥匙的架势。哈贝马斯同马克思一样，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学科，其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同时，哈贝马斯把来自实践的理论，尤其是正确的理论视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必要的催化要素，理论不仅能为人们的行为指明方向，还能影响他们与历史活动的联系，并且能够给人类客观反思自己的历史提供各种条件。哈贝马斯的实践观对构建中国教育学 “三大体系”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中国教育学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教育实践，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不仅要解释中国当代教育的现象、问题，还应该有助于推进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合理借鉴、吸收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将之运用于教育学研究，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新形式和新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体现。
其二，在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教育的同时，应更多地尝试运用人文的、理解的、体验的方法来研究教育。这里的科学方法主要指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下的相关方法，如实验方法、调查方法、测量方法、统计分析方法等。应该说，科学方法的运用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育学研究对人文精神的深度寻求。严格来讲，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具体学科，教育学的人文色彩更为浓厚。因此，在承认科学方法能够给教育学研究提供新发现的前提下，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应该更多地尝试运用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是由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其三，在比较中合理鉴西方教育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需要更多地汲取中华文化教育传统的精华以及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智慧。不可否认的是，自20 世纪初中国引进西方教育学起，直到当代的教育学研究，西方话语霸权在教育研究领域中是一直存在的。构建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摆脱被西方话语过度影响的教育学言说方式，更多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文化和当代中国教育实践场域来言说中国教育学，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基于方法论视角，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 “三大体系”。
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创新发展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创新发展，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必然要求，这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中国教育学研究最根本的哲学方法论准则，其具体体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是要将其教条化，而是要将其与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创新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同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将其简单地冠以“指导地位”的称号，而是要形成切实教育理念、教育立场、教育目标。
第一，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指导地位，筑牢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的思想灵魂。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教育思想的冲击之下，不少学者倾向于用西方教育理论来认识和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导致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盲目崇拜西方的学术倾向。因此，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未来创新发展必须正本清源，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指导地位。一方面，要科学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教育理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育问题的基本认识。当前，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与讨论，深刻理解和内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思想，提高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自觉性。需要注意的是，认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思想，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思想，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未来创新发展的根本遵循。构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理论体系要坚持在教育实践中不断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将这些经验抽象、上升为中国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时代进程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定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未来创新发展的根本立场。以往的教育学研究借鉴更多的是西方教育理论，在言说有关人的问题时，所涉及的更多的是西方话语体系中抽象的“个人”“个体”，缺少对“人民”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以往的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西方话语色彩，在方法论的选择上存在着狭隘、单边的缺陷。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民的理论体系，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其理论立场根植于人民、理论使命为了人民、理论发展依靠人民，同样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理论。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纵观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无论是党在建立初期倡导男女受教育机会平等，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致力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还是改革开放后提出培养“四有”新人、实施素质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立德树人”、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始终坚持人民的中心地位。因此，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创新发展要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关心的教育问题，否则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只会是“空中楼阁”。只有深刻反思现实教育问题，才能拓宽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的研究视野，提高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的理论深度，彰显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的现实价值。同时，要致力于推动全体人民共享教育发展的成果。教育是首要的民生问题，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基础性、全局性作用。社会主义教育性质决定了教育成果要惠及全体公民，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未来的创新发展应致力于探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观，明确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未来创新发展的价值旨趣。西方教育学也讲人的发展，但其更关注为了个体利益的个人发展，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主义教育是一种把人训练成机器的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资产阶级个人服务的，普通人受教育也不过是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最终成为工具。我国当下的教育学研究必须摆脱西方教育学言说方式的束缚，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泯灭了人的个性，导致了人的异化和片面发展，而劳动分工又带来了阶级划分。在消灭阶级和片面分工等社会现象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个人与共同体发展的统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明确了不同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价值追求。因此，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势必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的目标指向，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每个人的才能都能得到充分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当代中国教育既要致力于提高全体人民的整体素质，又要帮助个体实现其社会价值。人的全面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充分发挥个体的社会价值，具体表现为人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获得社会的认同。此外，人的全面发展还包括人的精神世界的充盈和完善，因而关注人的精神素养的提升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理论体系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赓续中华优秀教育文化传统
文化是一个民族灵魂所系、血脉所依，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基。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就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并要求“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这一重要指示对于实现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即注重对中华优秀教育文化传统的挖掘。以往的中国教育学更多地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和话语方式，如卢梭的儿童观、赫尔巴特的教学观、杜威的经验论、皮亚杰的儿童思维图式论等，当下，我们则要更多地从中国传统教育智慧中汲取营养，并逐步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学“三大体系”。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体系，其世界性应建立在民族性的基础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独特的文化气质与文化品格，优良教育传统丰富了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内涵。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未来创新发展要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教育传统，构筑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精神家园、弘扬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世界价值、创新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时代内涵。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需要站在更高的境界来审视中国教育学与世界各国教育学的关系。
（一）以文化自觉为基础，构筑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千百年历史实践中积淀形成了民惟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讲信修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核心文化思想。这些文化思想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库”，不仅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奠定了人文底蕴，也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文化自觉是指要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自觉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建设具有文化品性的中国现代特色教育学体系，就必须突出教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文化意识，使教育学的创新发展能够复归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伦理与逻辑之中。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受限于狭隘的方法论视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教育传统在教育学中存在“失语”现象，无论是教育学学科发展、学术研究还是话语表达都呈现出中华文化传统的“缺席”。一些中国教育学研究者对中华文化传统并不熟悉，部分学者在教育研究中一味追求西方话语方式，还有部分学者忽视甚至排斥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从中国教育学的产生来看，中国教育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国引进西方教育学之初就秉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出现了全盘接受西方教育学的理论、观点与方法的倾向。第二，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来看，中国教育学从20世纪初模仿日本，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转向学习美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移植苏联教育学，直至当代教育学中出现的西方话语，中国教育学相对欠缺独立自主的发展意识。中国具有悠久的教育传统，也不乏优秀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但为何迟迟未真正形成“中国教育学”，且长期呈现“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样态？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是缺乏文化自觉，抛弃了中国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教育传统。
“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在对自身文化的理性认识和深度把握基础上自觉的文化反思与文化追求，是“人对人的本质力量和实践活动的‘自知之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是直接移植西方教育学，还是将西方教育学的理论方法简单套用到中国教育情境中，抑或是寻求西方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问题的适配性，最终都无法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中国教育学者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与思维，建立自主、自为的教育学研究意识，构筑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精神家园。首先，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创新发展要坚持自我觉醒，自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探讨与反思力度，从教育学体系创新发展的角度讲清楚中华优秀教育传统的鲜明特色与独特优势，并以中国文化来认识、解读和回应教育问题，在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上坚持中国文化的价值引导。其次，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创新发展要坚持批判反思，批判性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教育学的根基，也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创新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可以为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发展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最后，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创新发展要坚持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实践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视角来解读和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导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创新发展，实现教育与文化的互动共生。当然，我们要避免将对文化的研究等同于教育研究，只有厘清文化学与教育学的联系与边界，才能够真正实现文化与教育的良性互动。
（二）以文化自信为依托，弘扬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世界价值
文化自信是指文化主体充分认同自身文化的价值，肯定和信任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只有坚定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才能够真正形成“中国特色”；也只有坚定文化自信，中国特色教育学才可能在国际上获得认可与尊重。中国教育学是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学科，天然地具有依赖西方教育学理论的特点，这使中国教育学在发展之初就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教育学开启了移植西方思想的历程后，赫尔巴特、杜威等外国著名教育学家一时间成为中国教育学人的膜拜对象，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学研究中逐渐式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涌入，教育学界再度兴起对西方教育学的盲目崇拜。中国教育学人本应该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感到骄傲与自豪，但事实是热衷于效仿西方教育思想理论，所有源于文化上的自卑自弃，是无法抵御外国教育思潮的冲击的。因此，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未来创新发展要以文化自信为根本，认同与弘扬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世界价值。首先，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创新发展要以增进文化自信为使命，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激发中国教育学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与尊严感。通过追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基因，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元素，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教学、科研的有机融合。其次，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的构建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优秀教育思想。例如，倡导打破社会优势阶层垄断教育的“有教无类”思想；“安其学而亲其师”的尊师重教思想；“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等。这些优良传统教育思想既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核心要素，又对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未来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启发。因此，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未来创新发展要作到以古鉴今，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古”“今”相融。最后，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要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教育学独特的文化气质，彰显中国现代特色教育学体系的世界价值。我们认为，是否愿意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判断文化主体文化自信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
（三）以文化自强为动力，丰富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时代内涵
文化自强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为基础，又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要从自觉到自信再到自强。自强不息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百年艰难探索总结得来的历史经验。“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文化自强是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的法宝。教育本身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选择、传递与发展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教育传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些优秀思想在面对新时代的教育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创新发展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教育传统，又要关注新问题、反映新经验，丰富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时代内涵，使中国教育学突破“西学东渐”而达成“中学西渐”的新格局。
以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创新发展助力文化自强绝不能“纸上谈兵”“坐而论道”，而是要树立博古通今、“预时代之流”、“预世界之流”。首先，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构建要坚持守正创新，以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优良教育传统为根本，结合新时代教育发展新理念与新文化要素，为中华传统教育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既能够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教育传统的魅力，又能体现当代中国教育发展背景与实际。推动中国教育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使中国教育学焕发生机。其次，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构建要立足新的时代背景，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创新中国教育学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当代中国教育学人的不懈努力下，已经产生了诸如“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主体教育论、情感教育、情境教育、新教育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未来还需要对中国教育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整合与深度挖掘，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的整体发展。最后，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构建要有海纳百川的态度，以此提高中国教育学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任何一种文化的存续与发展都不可能与世隔绝，也绝不能与世隔绝，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如果要实现文化自强，就要以积极的心态来对待他国文化，在交流互动中实现丰富发展。但在与外国交流的过程中，要改变以往“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关键是要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同时，要积极在世界教育学舞台上发出的“中国声音”，为世界教育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三、融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发展的经验
教育学无疑是完整的社会科学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教育学研究必须摆脱就教育论教育的狭隘研究范式和研究视野的束缚，站在方法论的高度，合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的成功经验，这是推进和繁荣教育学术的重要选择，也是更加圆融的方法论智慧的体现。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承担着重要的使命，积累了宝贵经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教育学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创新发展也应当借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的创新经验，服务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历经长期艰难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不仅指明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未来创新发展的方向，也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路线。高校办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融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队伍建设、组织管理等全过程，凸显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底色。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的研究，同时要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创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些为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借鉴，中国教育学要研究中国教育问题，同中国当代教育实践紧密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其二，坚持将全球视野与本土实际相结合。哲学社会科学在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中外文化交流又会反过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绝不能照抄其他国家的模式，但可以通过增强交流来借鉴外国有益经验和吸取相应的教训。以学术交流互鉴促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新时代的创新，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断优化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通过深入研究其他国家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剖析中国与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从而概括、总结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在国际交流合作过程中，必须坚定“中国立场”和回归“中国问题”，以研究和回应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经验启示我们，唯有将科学研究扎根在中国大地上，从中国社会实践中挖掘研究新问题、获取新素材，才能够真正提出新观点、创生新理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正是因为立足于中国社会的重大时代变革，才实现了方法转型和理论创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诸多需要破解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未来也必然要坚持全球视野与立足本土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态度，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赛道上成为“领跑员”。当代中国正走在实现中国特色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教育学的现代化发展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要扎根中国大地的独特土壤，着眼于发现和解决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问题。
其三，坚持将科学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自19世纪中期实证主义哲学问世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就特别关注运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并期望人文社会科学能够取得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倡导“精神科学”，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创立实证社会学，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倡导以逻辑哲学为基础的语言哲学，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创立教育心理学，等等。所有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多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吸收借鉴这些方法方面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如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田野考察”研究、历史学研究领域对计量方法的吸收，以及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有方法“质性研究法”广泛流行等，这些充分说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方法论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仍然坚持人文的、理解的研究方法，不仅继承发展了中国学术传统的思辨方法、整体思维方法、内省体验方法，也合理借鉴了当代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对话”方法、“理解”方法、“体验”方法、文本分析法等，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科学研究范式与人文研究范式相结合，体现了一种圆融的方法论智慧。显然，中国教育学研究应该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成功经验中汲取养分，在一种更高的境界上认识和选择教育研究方法。
从总体上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三大体系”的构建，是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路径。具体而言，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构建要从其他社会科学借鉴发展的经验与智慧，而繁荣发展的中国教育学能反过来为其他社会科学提供丰富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因此，中国特色教育学的未来创新发展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谨防在全球知识浪潮中丧失自身的独立性与判断力。为此，我们主张，一是要坚守教育学的前提假设和基本立场，避免教育学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属品。在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发展要始终坚持以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遵循教育改革发展的规律，合理借鉴、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工具，而不是将中国教育学打造为一个汇集众多学科的“拼盘”，或者是成为其他学科发展的“取材地”。二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的改革发展要把握知识生产方式多元化的发展契机。这主要体现为确立跨学科的研究态度，即融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的创新发展提供知识资源，丰富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的学科专业；吸纳多元研究主体，打造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研究梯队，培养一批专门从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研究的后备力量；依托多样化的研究机构，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研究提供人、财、物资源保障；借助其他学科严谨的研究方法，提高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研究的规范性与科学性等。三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要在“理想”与“功利”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纯粹的象牙塔式的知识生产模式在当下已经难以延续，而纯粹的功利主义也将导致知识生产的短视，阻滞知识创新的步伐。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研究既要通过支撑国家宏观教育发展战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服务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与认可，也要在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过程中保持科学研究自身的学术性与规范性，力求避免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活动沦为政治的附庸、经济的“婢女”，保持教育学特别是教育基本理论的相对独立性。
四、扎根中国教育实践凝练中国教育学术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宝贵经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也指明了未来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发展道路。以往的教育学研究更多借鉴了西方教育理论的言说方式，如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杜威的“做中学”、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班杜拉的“榜样学习”、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判断故事”等，而对中国的本土教育实践关注太少，构建立足中国教育实践背景的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需要摆脱西方教育理论的言说方式，扎根中国本土教育实践来研究中国教育问题。
（一）以中国教育实践创生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理论
实践是创生理论的基础，是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检验理论有效性的唯一标准。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推进到哪里，教育理论研究就应该跟进到哪里。一方面，中国教育实践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理论的构建奠定了话语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提升了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中国从教育弱国变为教育大国，并志在成为教育强国。当前，我国正朝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断迈进，城乡、区域间教育发展的差距不断缩小，教育层次结构不断优化。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其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卓越成就不仅会增加国民素质现代化成色，更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我们认为，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历程，为全世界教育学人提供了一个在较短时间内观察和体验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宏大叙事蓝本，也为中国教育学的话语创新奠定了实践基础，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基本框架与核心话语。同时，中国教育实践也促进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为中国教育学提供了新命题，中国教育学人聚焦时代命题，不断挖掘学术研究资源、更新教育思想理念、推进教育学理论创新。例如，当前有关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研究、促进教育公平正义的研究、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研究、教育评价改革研究以及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研究等，都为创新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理论提供了新的命题，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叙事基础和话语基础。同时，在中国教育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教育学说，既是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中国教育学理论创新的凝练与概括。
我们认为，强调教育的实践属性，就必须承认实践总是在特定时空展开的。多少年来，中国教育学研究一直忙于吸收西方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实际情况的考察，也未能很充分地将其反映在教育研究活动中。扎根中国实践的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未来的创新发展，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实践不是“低人一等”的操作性活动，而是创新和发展教育学的问题之源和理论之基。美国学者波依尔（Boyer）在他1996年发表的报告《学术水平反思》中提出四种学术工作，即“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运用的学术、教学的学术”。在波依尔看来，基础理论研究是知识创造的首要活动，由此再衍生出知识传递和实践应用，即基础理论研究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高于实践应用。我们认为，科学有效的教育学理论的确可以对教育实践活动作出方向性的指导，教育实践同样可以为教育学理论的产生提供新的命题和发展契机，况且，依照波依尔对“学术”的理解，实践本身就具有学术意蕴。
第二，承认教育实践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深度挖掘中国教育实践的学术价值。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创造知识，教育实践活动中体现的教育理念和创造性使用的教学方法，以及由教育实践生成的教育知识体系，都是教育实践的学术价值所在。教育学研究者要深入教育实践活动一线，提高从教育实践中发现教育问题的认识能力；一线教师要主动结合教育实践开展研究，将实践经验不断上升为理性认识，使实践智慧不仅停留在操作层面，更要向理论转化。
第三，充分发挥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从存在形态看，教育理论是具有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的学术成果，但从功能上看，任何形式的教育理论都必须具备指导、引领实践的特质，将教育实践过程中所积淀形成的缄默型知识，转化为可以供同行交流与应用的教育理论成果，是理论探索的重要价值。实际上，我国目前已形成的很多教育理论成果就具备这样的属性，如叶澜领衔并作出主要贡献的“生命·实践教育学”，它主要来源于长期深耕中国教育实践，已经成为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的当代教育学学术典范之一，对当代中国教育实践已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必将继续影响中国教育实践。
（二）以中国教育问题塑造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
“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归根结底是要去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首先，以中国教育问题塑造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学术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分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提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我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基本精神对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借鉴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的学术体系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并明确了目标任务，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国情、社情、民情之中，以中国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学术研究的灵感之源、创新之源，以教育学学术研究成果服务于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其二，以中国教育问题构造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学科体系。学科专业的建设、布局、调整是社会知识结构变化的体现，新学科的诞生和传统学科的消退也是对知识整合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回应。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新问题，引导着教育学科不断进行调整优化。以中国教育问题为引导，深入推进教育学学科专业的调整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命题和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学科要不断为解决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遇到的新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探索新的方法。其三，以中国教育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话语体系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如果不增强中国教育学话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那么就会出现话语权削弱的现象。要基于办好党和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总的要求，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关键问题进行话语体系的重构，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构建要直面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不仅要回答好时代性问题，在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教育问题上取得卓越成果，还要回答好经典性问题，在解决中国教育学的前提假设、发展理念、价值追求、行为逻辑等基本理论问题上取得创新性成果。就时代性问题而言，不仅包括教育自身在新时代的新命题，还包括教育与外部其他领域的紧密联结。
一方面，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更好、更公平教育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有关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较大与如何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有关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与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有关教育压力负担过重与减负的问题、有关应试教育与教育评价改革的问题等，都需要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给出回应。另一方面，时代越进步，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越发凸显。时代发展不断对我国教育事业提出新挑战和新课题，也持续推动中国教育学研究者不断进行深度探索。就时代性问题而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进行统筹规划，这明确了教育不再仅仅是首要的民生问题，而是事关国家繁荣富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特色教育学体系的创新发展要把握好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定位，明晰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关系，思考如何实现以高质量发展的教育服务于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和促进科技进步，又如何以高质量的人才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反哺教育现代化。就经典性问题而言，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首先必须明确中国教育学发展的根本立场和发展理念，它决定着中国特色教育学体系未来创新发展的价值取向与行为逻辑。同时，还要处理好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学现代发展的关系、中国教育学与外国教育学的关系、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遵循教育基本规律的关系等多重关系。在教育学研究中，要坚持对教育中的基本性、原理性问题进行追问，不断产生具有原创性或原发性的中国特色教育理论，更要坚持追求教育学研究的实践价值，通过艰苦的理论探索为教育实践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也只有这样，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建设与当代中国教育实践才能进入一个崭新的良性互动阶段，并达成教育学术与教育实践双向建构的新格局。
（本文参考文献略）
Methodological B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Systems” of Chinese Pedagogy
WangKunqing HuChunguang
Abstract: The issu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a prerequisite and fundamental issue of constructing the “three systems” of Chinese pedagogy. In the context of preventing stern pedagogy discourse from inv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edagogy, Chinese pedagogy should keep to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prehensively absorb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al thought, integrate and utilize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dig into Chinese educational practice to carry out pedagogical research, construct Chinese pedagogical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nd realize new pattern of positiv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pedagogical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al pract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keeping to the Marxist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al theory.
Key words: Chinese pedagogy; “three systems”; methodological wisdom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