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强国作为教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首先应明确其作为教育学命题的特殊性。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是教育研究的时代使命与学术自觉，也是构建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应然选择。厘清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梳理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国经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回应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是教育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目标定位。扎实开展教育强国建设专题问题研究，协同推进“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研究，弘扬“经世致用”的中国学术优良传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教科研共同体，重视教育学知识的普及与实践成效，秉持开放多元的方法论原则，是教育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目标达成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教育研究；教育强国建设；“中国经验”；中国学术优良传统；教科研共同体；教育学知识

教育强国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和制度设计，在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并非一个全新的命题，其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具体内涵、目标定位、发展样态及实现程度。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教育强国建设具有特殊的时代内涵和战略使命。教育研究如何做出具有学科独特性的应有贡献、促进中国特色教育学理论体系建设、提升学科地位和学术影响力，是中国教育学人需要省思的前提之问、时代之问与学科之问。

一、教育强国建设作为教育学命题的前提辨明

2024年全国教育科研工作会议提出：教育科研战线要深入思考“强国建设，教育何为”“教育强国，科研何为”的重大课题，明确新时代教育科研的历史方位，增强构建中国教育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教育强国建设作为前沿和热点话题，广泛流行于政策、实践和理论领域。把教育强国作为一般的学术概念或理想的教育样态，进行必要和可能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建设教育强国作为教育学命题的特殊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单独成章布局，部署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自此，“教育强国”已经从一个教育工作的价值愿景转变为一个具有战略性、阶段性、目标明确的重要政策概念，教育强国建设成为重大政策命题与前沿理论命题相统一的复合概念。围绕教育强国建设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政策目标定位的复合概念开展相关学术讨论，首先应区分教育强国作为一般概念、教育学概念与政策概念的本质区别与内在联系。作为政策概念的教育强国，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战略，并非单一的教育学命题，也不是教育学独享或独立完成的学术使命，其本质是“现代化强国”目标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和目标定位，“通过教育实现强国目标”则是教育促进强国目标达成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为教育强国政策概念与话语表达的权威和本源出处，本意是与“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并列的国家战略，根本在于“建设强的教育”（a strong educational system），是与“教育大国”（a big educational system）相对而言的，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high-quality educational system）则是实现路径和具体表征。因此，教育强国建设作为教育学命题，是教育学对建设教育强国国家战略和政策话语的积极回应与使命担当，旨在通过高质量教育科研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增强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时代使命和学科责任感。因此，把“教育强国”作为学术话语，从概念上区分为“教育强的国家”和“通过教育使国家强”两个并列的概念，虽然有助于澄清相关论题、推进理论研究，但不应混淆、窄化或泛化教育强国作为政策概念的主要矛盾、本质内涵与目标定位，这是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问题研究有效性、科学性需澄清的概念内涵。

自党的二十大报告专章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教育强国建设作为教育学的前沿、热点命题，根本在于如何通过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基础性、智力性支撑。立足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背景，把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国经验”作为鲜活丰富的个案方法，推进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是教育研究的应然使命与重大机遇。当前，教育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孤立化、赶时髦、追热点等不良倾向，是教育学遭遇科学性与价值性双重危机的客观原因，而学术共同体之间“有交流无对话”“有对话无争鸣”是深层原因。教育强国建设作为教育学命题的提出，既是中国教育学人的使命担当，也为中国特色教育学理论创生提供了鲜活的时代图景。积极回应教育强国建设作为政策命题的战略定位，实现教育强国政策问题研究与中国特色教育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双向滋养，是教育研究的学术使命与应然选择，也是教育强国作为教育学问题的独特内涵与内在逻辑。

（二）建设教育强国作为教育学命题的价值使命

科学研究是人类特有的智力活动，是人类独享的应对各种挑战的文化工具。增进人类福祉、提升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使命。“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进程中，作为与教育最直接或最密切的学科，教育学具有崇高的使命，责无旁贷，理应充分发挥教育学科的作用。”以教育强国建设为背景，提高服务决策能力，赋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是新时代我国教育研究的价值诉求与战略使命。教育强国建设问题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创新最终应服务于教育强国建设实践的改进。当然，这种服务具有多种形式，可以是理论、方法的指导或技术、平台的优化，也可以是观念的引领或理念的普及。一方面，教育强国建设作为国家战略问题具有复杂性、系统性、整体性，不可“就教育谈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强国建设作为教育学问题，也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问题的特殊性，规约了教育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目标达成的独特价值与根本任务。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阐释与逻辑澄清、概念框架与知识体系的构建虽然是基础性理论创新，亦具有相对独立的本体价值，但教育学的最终价值应服务于教育强国建设现实问题的解决，体系构建与服务实践由此构成“手段—目的”相统一的规约关系。

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学术共同体存在和维系的标志，既引导着共同体的知识生产方式，也是学术成果表达可理解、被认同、可交流的前提，还是教育理论价值性、合法性确立的准则。教育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实现，应形成学术共同体共享的基本范式准则，否则教育研究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承诺难免会沦为空谈，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对话互鉴也无从谈起。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要求：“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要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是教育发展的新理念，也是教育发展的新样态。教育强国建设“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从这个方面讲，以教育研究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无疑应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相关主题研究的价值遵循。当然，无论是从教育问题自身的复杂性还是教育与其他社会问题关系的复杂性来看，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功能限度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法论规范。

二、教育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目标定位

确证教育学的合理性与进步性，首先应回答“教育学‘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即教育学的价值取向问题。历史中教育学领域的诸多争议主要同教育学的价值取向相关”。这既关涉教育学知识生产的权力问题（教育学的价值主体性），也决定着教育学的理论性质问题（教育学的学科归属），更是“研究什么”（教育学的对象选择）与“如何研究”（教育学的方法设计）问题有效性的前提，由此构成兼具教育学科和学术共同体特色的教育研究范式。立足教育强国建设战略背景，确证教育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目标定位，是教育研究贡献具有学科特色的理论知识、实践智慧和行动方略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构建与伟大教育实践变革互促共赢、协同推进的必然选择。

（一）厘清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基本理论问题

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具有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指导实践的教育学不一定都是“实践教育学”，理论的教育学对实践同样具有无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一方面，厘清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教育强国建设实践得以有效推进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教育强国建设理论框架的自觉构建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应然选择，并以此提升教育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教育学虽然具有普遍性、一般性，但教育理论的创生无不根植于特定的时代背景，这也是原创性教育学的生成机制。以教育强国建设为背景和实践根基，在理实互促的过程中创生中国特色教育学理论体系，既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教育学人的重要机遇，也是教育学助力教育强国建设不应回避的时代使命。

教育基本理论在整个大教育学科体系中处于“学科哲学”的地位，应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冷静的“哲学之思”，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改革提供清晰有效的概念范畴和系统的理论指引。教育学只有积极关照教育实践问题、回应社会热点问题，才能提升学术批判的意识和能力，才能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更具批判性、智慧性、有效性的理论引领。同时，教育研究也要警惕对实践的依附，应在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实践话语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教育基本理论首先意味着‘一种把握教育存在的方式’”，是教育学术研究和实践行动中的“形而上学”和“智慧之学。”这就需要教育研究者在持守学术自立、自强、自信的基础上赢得学术尊严，真正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意义确证、价值辨明、概念阐释、命题厘清、路径设计、策略选择等提供具有批判性、独特性的教育学贡献。

（二）梳理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国经验”

中国虽具有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传统和丰富悠久的教育实践历史，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学则是20世纪初被引进的“舶来品”。可以说，现代教育学的引入与发展本身就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他者现代化因素的主动或被动引入和发展范式的转变，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自然演化的既有逻辑，对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影响同样具有范式意义的整体性转型，是一种西方现代科学研究范式（主要是基于实验或实证基础上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学术文化、学术体制等在东方社会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叶澜先生曾对20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学的百年发展历程进行了总揽性的概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划分为“两大时期”和“六个阶段”，并提出其中出现过“三次历史性中断”和“三次大的转向”。中国教育学的这种他者移植的外源性发展范式，由于缺少本土“学术文化”和“中国经验”的根基，使得中国教育学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一样，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断层或非连续性。梳理教育历史和现实中的实践变革与思想脉络，从“中国经验”的生动实践和内在逻辑的互动中展开理论研究和体系构建，是中国特色教育学理论体系创生的必然选择，也是教育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学科使命。

我国教育强国建设既具有社会、时代、文化、制度等的特殊性，同时也具有国际社会教育变革的一般性。如何在与国际教育改革与学术研究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教育传统，凝练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我国教育研究应当履行的时代使命，也是中国教育学人赢得学术自信、学术尊严的必由之路。“教育学作为实践之学，必须直面中国教育问题，以中国教育实践、中国教育经验建构中国教育理论，以中国教育理论解释和解决中国教育问题。”中国经验是一个生成中的开放性的概念。从“中国经验”的性质来看，不仅包括有益的探索与成就，还包括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错误、误区、偏误等教训；从“中国经验”的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经验既包括历史中的教育经验，也包括现实中的教育经验；从“中国经验”的内容来看，既包括教育发展的实践经验，也包括教育理论与思想研究的经验。以教育强国建设为对象，“中国经验”的有效凝练兼具理论创生和助力实践的双重价值和迫切需要。

（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劳动，推进知识创新与贡献实践智慧是学术研究的双重使命，也是教育研究的学术使命与价值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有效构建，离不开对中国教育实践变革的深度关照，其本质就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变革的知识生产与价值实现。“深入中国教育的实际，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总结教育实践中的鲜活经验；同时吸收世界教育改革的经验，把世界经验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必然选择。提升中国教育学的国际化水平，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教育学的声音，应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学人的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根植于中国社会和教育变革的伟大实践，关键是在解决实践问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教育研究既要保持学术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又要勇于担当时代使命，在学科自主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助力教育强国战略的高质量实现。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一个概念或话语存在，是实践话语、政策话语和理论话语的多元存在，保持话语间的必要张力和独立性，是教育研究做出独特贡献、赢得学术尊严的必然选择。教育强国建设目的与手段相统一，既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有序推进的基础支撑和路径选择。教育研究应在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进程中，增强构建中国自主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方法论自觉，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建设的成效，提升中国教育学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四）回应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

科学活动就其起源来说，本质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我内外部世界的“智慧工具”，具有显明的指向人类社会现实问题解决的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现代学术制度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性智力劳动，是以社会系统的支持条件为基础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因此具有显明的社会制约性。无论是从科学活动的起源还是历史演变的脉络来看，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知识的进步与积累虽然离不开科学家个体的好奇心、激情与兴趣，但人类社会之于科学知识工具性、实用性的客观需求，无疑是推动科学事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从这种观点看来，教育科学的基本任务在于考察实现教育目的的必要条件。教育科学并不仅仅描述事实，而是一门有目的论的和进行因果分析的科学。”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是一项社会事业，是一种基于社会分工的精神劳动和知识生产过程，科学的社会责任因此成为学术研究的职业承诺与社会期望。教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如何兑现教育学之有用性的价值承诺与使命担当，是教育研究无法回避的学科之问、原点之问。

学术的价值必须指向公共的有用性，学术研究必须回应关照社会生活的公共福祉，否则这样的学术不是危险的就是自私或自欺的。这里的有用性是学术与知识的公共有用性，是指向人类福祉的有用性，与指向个人财富与权势的庸俗低级的私人有用性具有本质的不同。这也是学术的崇高与伟大、责任与担当。在教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教育研究应积极回应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真正服务于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改进。例如，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教育数字化、数字教育学、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如何提升教育数字化、智能化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成效，警惕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规避可能的潜在风险，应是相关研究价值性确立的出发点和归宿。一方面，如何把以“人工智能”“元宇宙”“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教育学”真正落实到教育实践改进的过程中，提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是教育研究积极推进理论创新与贡献实践智慧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迈进数字时代的进程中，如何捍卫、坚守人之为人的教育需要性，同样是迫切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学而成人”作为教育的本质规定一旦让位给技术智能，就不得不面对与之相伴的潜在的伦理风险和技术泛滥的隐忧。

三、教育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路径选择

教育研究作为现代学术制度，本质上是基于一定价值取向对教育实践进行反思、批判、辩护和重构的价值诉求，科学性与规范性是其双重特征。作为学科自识和方法论自觉，明晰教育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路径选择，是推动教育学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教育学兑现实践价值和社会责任的前提保障。

（一）扎实开展教育强国建设专题问题调查研究

我国现代教育学的引入历程和发展脉络表明，中国教育学从来就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自我封闭的知识生产或理论构建。教育强国建设需要正确的科学理论与价值引领，但无论是教育制度的完善、教育内容的优化，还是教育现实问题的有效应对，无不需要建立在扎实的专题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也是警惕教育研究无用、误导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教育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实现，应精准聚焦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专题问题，主要涉及教育思想的引领、教育制度的优化和教育实践的改进三个层面的问题。要广泛开展专题调查研究，警惕学术研究中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乃至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兴起，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为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方法论保障。

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党的政策报告和既有研究已明确其意义和价值所在，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落实，提升教育决策与实践改革的实际成效。以相关专题调查研究为抓手，精准聚焦教育强国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和现实问题，厘清其内在的规约因素、运作机制，分辨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教育决策和实践改进提供事实依据和理论指导，是教育研究的应然使命，也是中国特色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必然选择。只有扎根中国大地研究教育问题，中国教育学主体性的维系才有根基，教育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定位才能有效、精准兑现。2019年10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教政法〔2019〕16号）明确提出：“要围绕中央关心、社会关注、人民关切的教育热点开展调查研究，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教育理论工作者要深入教育实践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以理论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现实问题的解决。同时，教育研究还应确立独特的学科立场意识，捍卫教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共同纲领”，否则教育强国建设的“教育学贡献”也就失去了根基。

（二）协同推进“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研究

尊重和维护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对于保持高度发展的条件是必须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人类既需要足够的相似经验，以增进相互的理解；也需要维持足够的多元差异和伟大之处，以便引起注意和羡慕，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创生还是教育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实践的推进，都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行总结，梳理其发展经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规律”。基于“中国经验”的教育学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才能为我国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严谨、有力、可靠的理论支持，同时为国际教育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教育强国建设作为新的时代使命，既要关注应该做什么、经验是什么的“解释范式”的教育学体系构建，更要关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不应该”“不完善”等问题的“批判范式”的教育学体系构建。由于“缺少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消化与吸收，过于强调规范化的以对话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对话的问题很快就被西方社会科学带偏，甚至会丧失中国主体性，结果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缺少对时代实践与经验的理解能力、缺少对中国政策的回应能力。社会科学研究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屠龙术’”。当前，我国的教育研究虽然也及时主动回应社会和教育前沿、热点问题，但教育研究脱离教育实践的问题依然存在，直观的表现就是与学术的繁荣相伴的教育研究服务教育决策、教育实践改进的成效依然不足，中国教育学的国际话语权不强，这也是造成中国教育学知识主体性、自主性不足的根源所在。

强调“中国经验”不应否定、孤立、无视“他者经验”，“中国经验”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的、没有定型的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经验，它尊重其他的经验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构建的，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了统一性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这里的“中国经验”既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变革的经验，也包括中国特色教育学的发展经验。就教育研究的“中国经验”而言，就是在中国教育学发展过程中，在中国教育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对教育研究经验的回顾与总结，以及由此得出的中国教育研究的成就与教训。这种“经验”与“教训”兼具中国特色和他者普世性，是推动教育学学科发展，教育学理论构建和教育研究科学化、规范化的自我经验总结与他者经验借鉴，也是中国教育学与世界教育学对话与交流、互促与共生的应然选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协同推进“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研究过程中，还应树立文化关照意识。一是既要尊重文化的多元差异，也要积极借鉴他者文化的宝贵经验；二是既要关照教育实践中的文化要素，也要重视学术研究的文化传统差异。教育与文化具有内在依存关系，学术研究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事业。教育研究应借鉴、包容一切文化的美好要素，因为丢弃了文化关照的教育事业，终将走向科学主义、技术至上乃至人的异化的歧途。

（三）弘扬“经世致用”的中国学术优良传统

谈及教育学的知识价值与创新发展，更多关注的是教育学的学科归属、理论类型、知识生产、范式转换等，而较少从学术价值观的视角出发，审思教育学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方式。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学术价值观主要探讨学术的求真和致用及其相互关系，关乎学术研究的宗旨和目标，体现了学人的终极关怀”。“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实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圣外王”治国理想的必然途径，也是解决社会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弘扬“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与学术价值观，以教育强国建设为主题的学术研究须积极服务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建设教育强国是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与奋斗目标，“需要努力建设与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理论与中国的教育学，为教育强国的建设提供思想理论基础”。要一体推进实践问题研究与中国特色教育学理论体系建设，警惕教育学“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生产的碎片化、孤立化，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内在品格和传统学术价值观的本质要求。“经世致用”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和学术价值的基本精神，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教育学本土创生与创新发展的历史脉络与范式特征，并由此初步构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

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并不否定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更不是倡导复古功利主义的学术价值观。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一个综合概念或时代话语，具有政策逻辑和理论逻辑、政策话语与理论话语的区别与联系，保持必要的理论张力和学术独立性，是做出独特贡献、赢得学术尊严的必要条件。教育强国建设是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新阶段、新使命、新跃升，也是一种新发展范式和价值追求。教育学要关照实践，回应和引领时代社会思潮，但不应依附或沦为实践的附庸。教育研究要把理论知识创新和实践改进统一起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促共进；既要保持学术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又要勇于担当时代使命，在自主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做出教育学的特殊贡献。教育学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方式具有多样性：其一，引领社会教育思潮，主要通过教育学的普及得以实现；其二，创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主要通过“三大体系”建设得以实现；其三，优化教育实践，主要通过教育学参与政策决策和学校教育变革得以实现；其四，培养学术人才，主要通过专业教育和学术制度得以实现。另外，把教育学的科学化寄希望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想法，无异于“唯科学主义”者的一厢情愿。试想，如果可以简单地把教育学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教育学只需作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的一个下属或分支学科即可，那其作为独立学科存在有何必要？

（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教科研共同体

教育研究质量的改进，教育研究科学性的提升，根本在于教育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转型。既往围绕教育研究展开的学科归属和范式之争，诸多分歧存在的根本在于忽视了“单数教育学”和“复数教育学”的客观区别，继而也就忽视了教育学研究者从事的“教育研究”与作为特殊领域的多学科研究者从事的“研究教育”的区别。“学术取向”和“问题取向”是教育研究中客观存在的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研究范式，规约了教育研究两种相对不同的方法论进路。“社会科学的一般学科发展规律昭示我们，一个学科或领域要突破知识增长的障碍，必须走研究范式创新之路，换言之，要实现知识增量，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研究范式创新。”教育研究问题的确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研究范式和理论价值的确立亦具有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就我国当下的教育研究而言，研究范式的创新不应仅仅停留在具体方法或理论基础的更新上，更为根本的在于研究主体或学术共同体的重构。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价值无涉性，教育研究的对象问题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存在，决定了教育理论或教育研究结论的价值确立和价值实现也不同于自然科学及其技术转化。教育研究范式的创新、教育理论的创新，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根本在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包括教育决策主体）主体间的对话、沟通、合作，以此构建新型的教育研究共同体，超越传统围绕教育理论主体与教育实践主体二分法、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下的理论联系实践、理论指导实践范式等弊端。

这里不但涉及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水平，以及实践工作者对理论的理解、认同、需要情况，还取决于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是否具有共同或互惠的价值立场，以及整个教育的内外部生态环境是否支持、鼓励这种合作机制与关系的实现。因此，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合作融通、共赢互惠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关系，其不是一个教育的理论逻辑，而是一个教育的实践逻辑。构建新型“理实共同体”作为教育学研究的时代诉求与未来趋势，应“鼓励教育理论工作者针对教育教学实践工作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专业引领与智慧共享的‘对话’，形成教育理论者与教育实践者真正协作的‘研究共同体’”。就现行教育制度而言，应加强教育科研机构、教育行政和学校三方及主体的合作攻关，促进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协同发展，坚持把教育理论体系构建根植于中国教育变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中，这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必然选择。在这种新型共同体中，传统的实践者不再是被指导者，也非单一的实践工作者，而是兼具实践者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既是理论的生产者，也是理实转化的执行者。新型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根本在于以教育中的现实问题为共同的对象，通过教育学知识的协同生产、知识普及、范式生成等途径，促进传统二分、孤立的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形成教科研新型共同体。

（五）重视教育学知识的普及与实践成效

教育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仅取决于教育学知识的科学性，同时还与教育学知识的普及和实践成效有关系。教育学知识的价值实现、教育研究成果的有效推广与应用，都需要教育研究者重视教育理论的对象性问题，即关注教育理论的“言说对象”和“应用对象”。既有研究在讨论教育理论的创生机制与实践价值时，往往忽略了“实践者”（即“教育理论的应用者”，包括实践主体、决策主体）在教育理论的实践价值实现中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和主体地位。其中，“教育理论应用者教育实践判断力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现实素养和能力增进，能为教育理论的现实情境应用提供出发点、方向和技巧的思路基础”，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价值定位和实现方式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自然科学理论除了增进学科知识和丰富理论体系之外，其实践应用价值转化的核心是技术转化和产品开发，成果受益对象一般无需理解技术产品背后的科学道理。教育学则不同，教育理论要发挥其潜在的实践价值，需要“对象主体”内化理解或认同教育学的理论知识，并转化为自己的实践执行力。如决策主体认同并采纳教育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推进教育政策优化与实践落实；教师内化教育学理论知识，并转化为自己的教育实践智慧。当然，理论与实践转化的方法同样制约着理论价值的实现成效。

学者就其使命来说是“人类的教师”，传授技能是学者必需具备的，生产知识和传授知识则是学者的双重使命，因为他掌握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提升教育理论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影响力，兑现教育学的实践价值承诺，不仅要重视教育研究在知识生产方面的改进，同时还要重视教育学知识的普及。“教育学知识普及不仅是教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是进一步实现教育学功能与价值的重要途径。”教育学的实践品性决定了教育理论学术贡献的提升、学术价值的兑现，因此应重视教育学的普及，特别是作为社会科普知识和在教育实践领域的普及。教育理论研究既要牢记自己独特的学科使命、学术担当，也要积极有效地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进程中，在与其他学科对话、与社会变革互动的过程中，探索优化教育学普及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既是教育学应该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也是提升教育学学术地位、学术声誉、学术价值的必然路径。当然，教育学知识的普及有多种形式，主要取决于教育学知识的性质和对象范围，这也要求教育学者在从事教育学知识生产、文本写作的过程中，要树立学术对话、理论对象的主体意识。建设教育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紧密合作、同向发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离不开人民满意的教育学的普及，“全体居民的教育学修养已成为每个公民完成社会义务的前提条件”。因此，不重视提升教育理论的普及成效，教育强国建设理论的增进最多只能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发展，教育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承诺便无法真正兑现。

（六）秉持开放多元的方法论原则

在所有的科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的行为是科学最难驾驭的，科学地理解、解释、预测人类的行为及其发生的心理机制是最困难的。在科学史的发展谱系中，社会学是最后形成的科学。作为一个“后来者”，社会科学的独立“标志着实证精神向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扩展的完成”。教育作为有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决定了教育问题多元存在的客观性、复杂性。教育学的知识基础至少应包括揭示身心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确立目的规范的哲学和提供经验智慧的历史学。因此，把教育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有了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教育研究的多元范式及其方法选择也就有了客观必然性和认识论依据。教育问题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现象，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本质规定，是“研究人的培养的哲学问题”，这也是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逻辑起点。教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培养的哲学，是对人的意义的追寻及其实现过程，教育学所做的“教育研究”因此也就具有了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教育”的特殊性。

教育强国建设不是单一的教育学命题，教育学视域中的教育强国问题也具有多学科和跨学科属性。借鉴文化学的研究范式，教育强国建设问题涉及价值观念、制度规范、实践行动三个层次的内容。“由于教育实践中问题性质多样、教育研究服务对象多样、研究者学术背景多样，教育研究可使用多种范式。这是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坚持开放多元的方法论原则应澄清以下误区：其一，认为只存在一种“最优化”或者“最有效”的研究范式，这是一种“范式中心主义”的错误认识。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存在，不可能也无法采用单一的研究范式。教育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存在的本质规定与客观事实，决定了教育研究多元范式选择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其二，认为某一个体或群体的研究者只采用、只信奉单一的研究范式，这既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遐想，也是一种“强人所难”的“范式霸权主义”。现实中，研究者更多地是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者，或者被拉卡托斯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研究者而言，“更应具备多元范式的视野与胸襟；更重要的是，在教导青年学者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时，培养他们对各种研究范式的敏感性及欣赏态度，而不是盲从于单一的研究取向”。教育强国建设问题是价值与事实的统一，研究问题与学术使命兼具科学性和价值性，决定了必须坚持开放多元的方法论原则。其三，认为倡导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多元主义与恪守教育研究的学科立场之间存有矛盾，是一种典型的“方法中心主义”。学科立场与方法选择没有必然的规约关系，研究方法是开放的，学科立场的恪守根本在于强调知识生产与实践贡献的学科独特性，方法只是知识生产的手段或工具。秉持开放多元的方法论原则，根本也在于提升教育学知识生产的质量和服务实践改进的成效。在我国的教育研究领域，“教育研究”往往与“关于教育的研究”混同存在，这也是教育研究群体、教育研究者多样性存在的事实。教育研究必须恪守独特的学科立场意识，捍卫教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共同纲领”，否则教育强国建设的“教育学贡献”也就失去了根基。

什么是教育学、为什么需要教育学、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学，可视为教育学的“终极之问”，这也是每一个教育学人不得不思考、不得不面对的“学科之问”。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教育强国建设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教育研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为对象性问题，回答教育学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是中国教育学人在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必须深入思考的“学科之问”与“时代之问”。

（本文参考文献略）

On Target Positioning and Path Selec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Helping the Building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Man Zhongkun

Abstract: As the frontier and hot issu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should first clarify its particularity as the proposition of pedagogy. It is the mission of the age and academic consciousnes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o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power, and it is also the necessary choice to construct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of Chinese pedagogy. It is the target positioning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hel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to clarify the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of constructing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constructing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to enrich the socialist theoretical system of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respond to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approaches to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oal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hel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are as follows: carrying out solid research on the thematic issues of constructing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coordinately promoting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experience” and the world,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of “practice-oriented learning”, building a new typ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commu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pularization and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 and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open diverse methodology.

Key words: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building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Chinese experience”; excellent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community; educational knowledge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