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是唯物史观的重大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最大的问题在于，“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从主体看，阶级性个人的普遍性物化；从中介看，抽象理性的权力至上；从后果看，世俗社会的生成；从动因看，资本逻辑的霸权。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它并没有否定精神生活的相对独立性，而是仅仅否定了西方传统道德和意义世界的基础之虚妄。从理论、历史、现实的三重维度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走出物的钳制。换句话说，精神生活的超越是可能的。实现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有两条路径：从物质层面看，扬弃人对物的依赖，破除资本逻辑的魔咒；从精神层面看，克服思想观念的局限性和感性欲望的困扰。
关键词：唯物史观；精神生活；超越性；资本逻辑
精神生活指的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关系基础上产生的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状态。精神生活的超越性在于其能够反思和追寻生活本身的根本目的和终极意义。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是必须回答的迫切问题。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造成的无产阶级无家可归和无根性生存的异化状况，力求洞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迷雾，深入物质关系的本质揭示其深层根源并指出可能的正确出路。这对我们当今探讨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资本主义时代的精神生活：“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精神生活的超越性关乎崇高价值和理想信念等。它超出当下和日常生活，指向未来的趋势；超出个体的“小我”，指向他者和整体性的“大我”；超出功利主义和趋利避害的本能，指向真善美的追求。有学者提出，“所谓‘超越’，是指超越物质价值而指向精神价值，超越个体生活的部分而指向个体生活的整体，超越个体而指向个体所属的共同体，超越当下的生活而指向未来的生活，甚至超越当下的个体生命而指向未来的个体生命——在有些人那里，这是指‘下一辈’或‘来世的人生’；在有些人那里，这是指‘下一代’或‘未来的世代’。”[1]这一看法揭示出一般性超越的内涵和实质，但它没有进一步区别现时代的超越和一般性的超越之不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辩证地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进步和其历史局限。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固然带来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但也在精神层面造成巨大的问题。他们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最大的问题在于，“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这一重大判断意味着从信仰到理性、从彼岸到此岸、从神圣到世俗、从天上到地上的转变，是传统精神生活之超越性的坍塌。没有什么神圣的存在是不可触碰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令人敬畏的。终极之真、终极之善、终极之美的设定没有了，理想和崇高成为被否定、嘲笑、质疑的对象。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精神崩塌表现在主体、中介、后果、动因等诸多方面。
第一，从主体看，阶级性个人的普遍性物化。人曾经是渺小的存在，近代以来，作为主体的现实个人变得高大起来，人不再否定、贬低和排斥自己的感性欲望，不再耻于谈论肉体的享乐。否定欲望和压制感性的哲学，成为不受欢迎的历史陈列品。从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到消费主义、娱乐至死，这是现代主体的诞生、成长和演进的过程。然而，旧物的打碎并没有带来人的解放，重建的世界不过是一种新的奴役和压迫。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工人没有随着政治解放和科技进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而是沦为机器的纯粹附属品，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劳动不是人的自我确证，而是异化为谋生的工具，表现为目的和手段的颠倒。抽象统治具体，死劳动统治活劳动，人堕落为经济动物，变成工具性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现实的个人是阶级性的个人，他必须通过物的方式表达和肯定自己。也就是说，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人和人的关系采取了物和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体现出特定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性和社会性。
第二，从中介看，抽象理性的权力至上。信仰曾是人与神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自笛卡尔以来，理性取代信仰的地位，成为评判一切的标准。理性形而上学试图搭建道德和信仰的大厦，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都试图完成这一伟业。然而，19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哲学越来越倾向于瓦解道德和意义的形而上学基础，力求重构它们的现实之基。道德的基础从外在的超越那里转向人自身，至于这种基础究竟是人性本身的欲望抑或理性，目前尚有不小的争论。[4]另外，理性分裂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追求的是功利的目标，依据的是效果最大化原则，漠视情感、精神价值、动机和手段的正当性。当它处于某种支配地位时，灵魂被败坏了，资本主义背景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异化了。
第三，从后果看，现代资本主义的世俗社会的生成。一是功利化。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利益高于道德的金钱社会。功利和算计是本质性的现象，而不是偶然的存在。二是个体化。宏大叙事终结了，人们越来越缩至自我的范围之内，强调个体利益和个体权利，强调个体自由。自我利益才是一切。这种倾向的极端化表现就是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所阐发的“唯一者”具有的品质，“唯一者”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否定绝对、永恒、普遍的存在，陷入自我中心，反对任何国家、圣物、抽象的集体等对自己的压迫和统治。三是虚无化。尊崇感没有了，一切掉入金钱的冰冷之中。荣誉、忠诚、勇敢、善良等让位于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有学者提出：“如果说单调派生出了寂寞、孤独、搞怪和恶作剧，那么意义感的缺失就派生出了无聊、内卷、躺平。”[5]
第四，从动因看，资本逻辑的霸权。资本逻辑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它是资本运行的规律，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性原则。作为绝对的主人，资本家将资本逻辑深深印在生产线上劳作的工人的心灵之中。资本逻辑渗透到精神文化领域，造成思想的物化和工具化，催生文化工业。文化工业使得人的灵魂也物化了，把一切艺术转换成某种消费领域内的商品类型。美国学者伯曼认为：“现代资产阶级是一些技艺高超的虚无主义者，其程度远远超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想像能力。这些资产阶级已经使自己的创造性异化了，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去考察他们的创造性所开辟的道德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深渊。”[6]有人认为，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消逝的根源在于形而上学的塌陷。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它没有抓住事物的真相和本质。精神和文化的根本性变革必须从物质层面的变革出发才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尼采在批判现代精神之本质时，就没有正确地揭示出“现代灵魂”和现代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据此，伯曼提出，“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虚无主义力量，马克思的理解要比尼采深刻得多”。[7]精神生活的超越性陨落的深层原因在于，利润最大化成了最大的标准和原则，成为无批判的至上要求。
总之，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超越性崩塌的本质在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万物商品化，交换价值支配一切。贸易自由主导一切，尊严和价值让位于市场原则。真的、值得的、可尊敬的、高贵的存在可以被贴上价格标签公开出售。“任何能够想像出来的人类行为方式，只要在经济上成为可能，就成为道德上可允许的，成为‘有价值的’；只要付钱，任何事情都行得通。这就是现代虚无主义的全部含义。”[8]伯曼基本准确地说出了马克思在19世纪就已经深切感受和明确表达过的关于资本主义会必然造成的精神生活的核心难题。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精神生活超越性的前提
超越的本质是自由，精神生活的超越性就是追问精神自由的可能性问题。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它的核心在于能否走出拜物教的钳制。拜物教是物化时代的物化意识，即社会性的物（商品、货币、资本）成为膜拜的对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作为现代财富元素形式的商品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它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从而生产者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变成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9]实现精神生活的超越性就是不接受拜物教与资本逻辑的霸权，不接受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文化，也不接受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力求超越个人利己主义和抽象人道主义，达到精神自由。
精神生活的超越性并不扎根于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的地基是不牢固的，它无法支撑传统道德和精神的大厦，从而造成超感性世界的崩塌。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视域中，上帝是绝对的超越，其他的道德伦理和价值的超越是相对的超越。超越是走出有限，走向无限；走出内在，走向他者和外在。上帝是本体论的存在，跃出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范围，不在理性的界限之内。近代以来，这种绝对的超越越来越被看作一种虚妄和徒劳的努力。有学者提出：“根据西方古典神学，上帝是超越了在时间中生成的有限世界的绝对的他者。它被认为是最高意义上的超越。”[10]后现代主义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否定一切崇高和意义的存在，否定一切真、善、美，从而滑入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窠臼。然而，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有三重逻辑。
从理论逻辑看，唯物史观不是经济决定论，并不否认精神生活的相对独立性。经济决定论割裂社会结构中诸元素的有机联系，把经济因素视为说明社会历史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把道德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统统还原为经济问题，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和宿命论的庸俗化论调。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深受实证主义影响，放弃了辩证法，把唯物史观误解为经济决定论。事实上，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肯定精神自由的存在和可贵。恩格斯多次提到，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决定性作用仅仅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谈论的，不能把这一点庸俗化、机械化和简单化，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丝毫不影响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反作用，不影响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发挥。因此，我们决不能把经济因素的作用唯一化。否则，理论的实际运用“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1]恩格斯用“历史合力论”反驳经济决定论的谬误，强调“根据唯物史观……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2]简言之，历史是一切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必须走出经济决定论的误区，肯定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肯定精神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精神因素的能动性是精神生活超越性的前提。这种精神生活的超越性在于，它有超出时代局限的部分，具有某种永恒的因素。恰如现实中的人总是历史和社会中的存在，但他超出特定历史和社会的地方在于，他也具有人之为人的规定和普遍性，这个规定和普遍性具有相对的永久性。也就是说，我们反对抽象人性论，反对先验人性永恒不变的说法，也反对人性论上的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论调。简言之，在人对物的依赖性阶段，物的统治固然居于支配地位，但人们并不必然地全部陷落在拜物教之中，走出拜物教的精神禁锢是可能的。
从历史逻辑看，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是历史进步的基本构成，促进了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不是偶然性的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我国历史文化沃土，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特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中华文明蕴含着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价值理念，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文明也诞生过独特的精神瑰宝。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超出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为真理和信仰而献身，为革命事业而牺牲，为自由或爱情而奋不顾身，为友谊、正义、道德理想、国家安全而付出生命等。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充分体现了一种跨越历史的担当和精神生活的超越性。
从实践逻辑看，实现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是一个迫切而现实的社会运动。西方世界的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肆虐，体现精神生活之超越性的批判和反思正当其时。文化工业适应于资本逻辑的内在需要，借助工业化的高效流程，迎合大众的口味，批量化地生产媚俗的文化商品。消费主义的背后是感性欲望的刺激和虚假需求的满足，其深层架构是资本利润最大化原则。精神解放就是要从这种物欲束缚中摆脱，依托于否定性思维和辩证方法，洞穿资本逻辑编织的意识形态假象，力求从拜物教的幻象中走出，进行文化工业批判和消费主义批判，从而打开精神解放的维度。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反思和批判，就是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刺穿资本主义的“五彩泡沫”，揭示历史的真相并试图寻找可行的精神解放道路。当然，他们的局限是浪漫主义和学院化倾向造成的某种乌托邦式的效应。就当今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传承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时代的新要求和最强音。精神生活的超越性在这里体现为走出个人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误区。
总之，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是可能的。从理论、历史、实践等多个角度看，精神生活的内容、形式、生产和变迁虽然受物质生活的方式和水平的影响，但这不能否定精神的普遍性，不能否定精神生活的超越性。这里重点要处理的是特殊和普遍、个体和整体、当前和未来、现象和本质、个人和他人、个人和自我的关系。毛泽东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13]精神生活的超越性得以可能的根本条件在于资本逻辑的破除，而不仅仅是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存在。
三、精神生活的超越性之实现路径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精神文化与经济政治是内在关联的。探析精神生活的超越性之实现路径不能仅仅停留于观念层面，也就是说，精神自由是社会的产物，它不仅是精神领域的事情，也关联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
第一，从物质层面看，扬弃人对物的依赖是精神自由的根本要求。我们反对经济决定论，只是反对把经济因素看作“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反对经济因素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性。在马克思看来，精神没有独立的历史，它受制于物的关系。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把观念、思想和概念看作某种独立的东西，局限于纯粹思想领域之内的斗争，他们没有想到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总是拘泥于用词句反对词句，而不是反对现实的物质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意识与物质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意识的内容和形式都离不开人们的现实生活，宗教的呓语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欺骗而已。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强调：“‘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4]这是马克思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无视现实物质关系的有力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5]这是马克思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经典表述，也是关于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的深刻洞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出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6]我们从马克思的这段重要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精神生活不是独立的存在，受制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离开物质生活谈论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有陷入某种片面性的风险。我们固然反对经济决定论，但同样反对文化决定论。前一种有机械决定论的倾向，后一种有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倾向。
按照马克思的划分，人类历史的三大社会形态依次是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自由个性阶段。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和特征，生产能力低下，分工和交换不发达，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人们的观念相应地表现出封闭性和保守性，人身依附关系也注重忠诚和勇敢的品性。人对物的依赖阶段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生产力发达，普遍交往形成，商品生产和交换构成整个社会的基础，生产的目的在于交换，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成为社会的主轴，人们的观念相应地表现为注重自由和平等。这里的自由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一旦买卖过程完成，工人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就成为资本家随意支配的对象，工人的前途就是战战兢兢地接受资本家的剥削。这里的平等是形式上的平等，口袋里一无所有的工人和大腹便便的资本家很难享有实质上的平等。因此所谓的自由和平等之类的说辞，不过是欺骗性的话语而已。人的自由个性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之上，社会革命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商品生产方式被新的产品经济取代，这为真正实现精神自由奠定根本前提。马克思说：“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17]“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18]
消灭分工和消除物化是实现精神自由的根本方面。分工曾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性的作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越来越精细的分工和协作，使得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但问题在于，现代分工是一种被迫分工，它把人变成畸形物，变成一种经济动物，变成没有七情六欲的抽象劳动者，变成替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牺牲了工人的一般生产能力，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人沦为庞大机器的一个环节和螺丝钉。重复性和机械性消磨了人的感受性，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可能具有的“有限的艺术感”消失了，人的精神也麻木了。物化的本体性存在造成异化和意义感的丧失。在生产率至上的原则下，当今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也表现出两面性，它常常变成压迫工人的工具，并没有让人们摆脱物之束缚。唯有消灭强迫的和被动的分工，消除物对人的支配，使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走出种种冒充的共同体和虚假的共同体，人们才能从事真正的精神活动，进行真正的精神生产，实现精神的自由与超越，避免沦为工作的机器。马克思说：“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19]
第二，从精神层面看，克服思想观念的局限性和感性欲望的困扰是精神自由的基本要求。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不是先验的存在，也不会机械式的产生，而是依靠人们自己的努力奋斗和劳动创造设立和实现的。这里有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素。一是自觉性。这是精神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体现。古希腊的“认识你自己”，孔子的“三省吾身”，都是向内自省的自觉方式。自觉不是自发。自发性是一种自然性，它是被动选择，或者是惯性行为，或者是传统与习俗的要求。自觉是主体的主动选择。工人的阶级意识是一种自觉认识到自身所处阶级的历史使命之后的高层次意识，它突破了自发的局限性，表现出阶级性和整体性，因而具有超越一己之私利的性质，体现了历史的本质和趋势。二是遵循规律。这里最根本的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超越当下与局部，在利益和真理的取舍中，不以利害取代真理，不以好坏替换是非，把“应该”建立在“是”的基础之上。只有内心的确定、安稳、充实和强大，才不会昧良心做事。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事业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和前进方向，必然要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必然要有人民情怀和平等理念，从而具有不同于资产阶级立场的精神生活诉求。也就是说，精神生活的超越性不是追求生活的奢华和个人享受，不是贪得无厌和挥霍无度，不是欲壑难填，不是片面追求感官刺激和享受，而是具有深沉的情感、悲悯的情怀、高远的境界，能够自我约束和尊重他人，真诚和平，诚信友善，以奉献而不是索取为价值取向。三是理性与情感、意志因素的协同。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精神生活超越性的体现。理性的真理性认知是认同的基础，情感、意志层面的认同和行动是认知的必然结果。这里实现了认知和认同的内在统一，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
总之，实现精神生活的超越性的根本在于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包括，经济解放、劳动解放、政治解放、精神解放。劳动在人的精神解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人的劳动是异化劳动还是自主劳动，这直接影响着他的精神的富有程度。精神解放是真正的解放，人不再受制于外物和神秘的力量，而是自我确证和自我个性的自由发展，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真正统一。在这里，个人克服单纯的占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彰显感性的丰富性。情感是丰富的而不是干瘪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从唯物史观出发，我们唯有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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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anscendence of Spiritual Life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Zhang Youkui
Abstract: Whether and how the transcendence of spiritual life is possible is a major issue for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view of Marx, the biggest problem with the spiritual life of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is that everything sacred is desec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 the universal materialization of individual in class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mediary, the supremacy of rational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equences, the emergence of a secular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tivation, the hegemony of capital logic.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ells us that the mode of production of material life governs the whole process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life. This dispels the independent illusion of spiritual life. However, it does not negate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spiritual life, but only negates the foundation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al moral and meaning worl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ory,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key to the problem is to get out of the fetishism. In other words, the transcendence of spiritual life is possible. The way to realize the transcendence of spiritual life lies in two aspects: one is to break the spell of capital logic, the other is to overcome class limitations and desires.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piritual life, transcendence, capital logic
初审：王远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