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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自主话语体系:内涵、价值与构建进路

作者:赵蒙成
阅读数:30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年第1期


摘 要: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自主话语体系是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奠基性工程。话语是具体语境中语言的事件或语言的使用,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是形塑人们的观念与行为的持久、强大的力量,更是意义的根本来源。对于职业教育而言,话语体系是支配职业教育实践的基本力量之一,但职业教育研究对话语体系甚少关注。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他主性”显著,充斥着域外话语和普通教育领域的话语,而且整体上带有消极的意味,难以发挥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为了构建、优化我国职业教育的自主话语体系,学界应当充分重视话语体系的独立价值与基础性地位,肯定师生的日常话语应有的地位,并促使职业教育话语体系面向我国自己的职业教育实践与问题,尤其应注重话语的本土化、现代化与数字化。

关键词: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自主话语体系


一、话语分析对职业教育研究的价值

大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自主话语体系建设是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战略任务。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又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可以说,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当下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表征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独立与自觉。学界通常关注的是知识体系的建设,其实,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并不逊色于知识体系,而且其价值是知识体系不可替代的。教育学对于其话语体系的探索与构建同样薄弱,而职业教育的研究甚至还没有涉足这一主题领域。因此,亟需澄明话语分析对于研究职业教育的价值,以及优化职业教育自主话语体系对于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所具有的价值。

(一)话语与话语体系的本质

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许多学科、领域——尤其是哲学——纷纷转向对语言的探索和解释,而话语分析理论的诞生及其广泛影响是这一转向的重要表征。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指向人类的语言。语言是以声音或符号为物质外壳、以含义为内涵、由词汇和语法构成并能表达人类思想的指令系统,是人类进行沟通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具有普适性与结构性。传统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本质、构成、意义与形式的关系、使用规则等,注重语言的结构(语法)以及这种结构如何有助于在特定语境中获取意义。这大大窄化了其研究对象。话语分析理论则与此不同。虽然关于“话语”概念的定义还存在分歧,但仍有一些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是日常语言哲学的始基。奥斯汀“着力研究‘使用中的语言’,有语境的言语行为”[2]。他把说话看作一种投放于现实的行动,具有述行性,不是封闭而纯粹的语言结构。这一观点成为许多研究者把握“话语”本质的出发点。例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主张话语是“语言的事件或语言的使用”,即话语是指特定语境下的语言使用或言语行为。美国著名语言学学者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Gee)同样认为话语是使用中的语言,“学习使用中的语言时,我们学习的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系统(‘语法’),而且也是在具体的说话和听话或写作和阅读中实际说出或写出的话语或句子”[3]。我国学者施旭指出,话语由两个部分组成:语篇和语境,前者是核心,“话语”与“语言”的根本区别是,“语言是脱离语境、抽象的现象(如字、词、短语、单句、复句),而话语总与现实生活相连”[4]。与此类似,话语体系也不同于语言系统,话语体系是由特定语境下若干具有典型性和内在语用学联系的话语——词汇、术语、句子等——所构成的意义单元。在学术研究中,“当前许许多多的学者以‘话语’一词来提领他们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话语’是建立在宏观的社会的意义上的,它们一般指某个领域、某种研究内已经被学术化和体制化了的那些术语、行话、俗套和套话等”[5],即这些话语构成了某一领域的话语体系。基于此,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就是职业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体制化的、广泛使用、流传久远的术语、概念、行话、俗套和套话,等等。

(二)话语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

学术研究“语言学转向”的深层意义在于洞察、解释语言对于人类的基础性价值。传统语言学研究将语言视作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自在的、独立的、抽象的符号系统,这是对语言的价值与功能的误解和消解。话语概念和话语理论的诞生与发展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的界说,真正确立了语言对于人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贡献至关重要。正是由于福柯创造性地使用了这一术语,“话语”才超越了传统语言学的视域,获得了特殊的意义内涵,并成为20世纪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根据福柯的观点,话语包括几个基本因素:“其一,话语是陈述主体表达的结果。话语意味着个人或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意义(或意图)传达于社会,以此确认其存在的社会位置。其二,话语的具体陈述包含句子、命题和必要的表达手段,但是话语的命题具有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间的规定性,……其三,话语总是以特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它在运转中组成关系网络,它的含义和功能在运行中移动、改变和被确认。总之,‘话语’恰恰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它更主要的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6]具体而言,话语首先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和社会实践。话语与生命、工作(劳动)一样是人们基本的日常活动,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话语所标记、所交融的世界之中。话语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取代的要素,“围绕着人际交流的话语,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条件、基础、框架、内容、关键。作为人际交流活动的话语,是人类社会生活最常用/见、最主要、最典型、最突出的存在形式。没有话语,便没有人类社会生活”[7]。人们不仅运用话语说事,而且依靠话语做事、成事。本质上,话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特定历史和文化关系中人们运用语言及其他手段和渠道所进行的具有某种目的和效果的社会交往活动。其次,话语是极其重要的社会权力。话语既是权力斗争的有力武器,又是权力极力争夺的重要目标,话语权是任何权力斗争都极为重视的。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利用话语规定社会秩序,话语拥有形塑社会群体乃至个人的更充沛的能量,可以说是支配社会实践主体的优势力量。话语的根基是人的意识,“人们是什么,人们的关系是什么,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自身、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8]。再次,话语是人类最重要的意义源泉。意义的产生依赖话语,话语是显现创生意义最重要的事件或活动,是具有特定性质的活动和意义源泉。话语的意义不局限于语言符号,它反映了存在于人、社会、自然之中的某些秩序,同时也具有创生某种秩序的功能。不仅如此,话语生产意义的过程植根于日常生活和社会性的假设与思维模式,话语是“一种基于某些共享假设的特定言说和思考方式,(可以)影响和形塑人们对某个话题的理解和行动”[9]。可以说,虽然在学术研究中长期不被重视,但话语是最重要的意义之源。

(三)话语研究对于职业教育研究的价值

在西方学术发展“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话语”已成为多门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其中语言学、哲学、文学等学科对话语的研究较为广泛深入。不惟如此,作为一个交叉的研究领域,话语研究的概念、理论、方法早已传播到诸多社会科学之中,一些西方学者发展出了若干话语研究的理论体系、分析方法与工具。例如,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倡导系统功能语言学,非常关注语言与社会生活中其他成分和方面之间的关系。他把文本视作由不同的话语、语体和风格链接而成,主张基于这三个方面的文本分析路径[10]。詹姆斯·保罗·吉认为话语分析可以从情境意义、社会语言、图像世界、互文性、话语和会话等六个维度进行,其目标或任务是剖析七个方面的状况,即显著性、实践(活动)、身份、关系、立场策略、连接及符号系统和知识[11]。这些方法和工具大大强化了话语研究的可操作性。与其他学科相比,教育学研究对于话语和话语体系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与深度挖掘,教育话语研究尚未成长为一个显性的研究领域。在职业教育研究领域,话语与话语体系基本未被触及,还未成为一个受关注的主题领域。然而,基于上述对话语、话语体系的本质与价值的分析可知,话语研究对于职业教育研究蕴藏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职业教育绝不仅仅关涉技能养成及其相关领域的问题。实际上,话语体系是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知识生产、历史传统,乃至教育教学实践重要的、支配性的力量。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社会声誉不佳、缺乏吸引力、知识或观念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等,均与话语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因此,亟需对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评价,进而筹思对其进行优化的路径。

二、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现状与特征

话语和话语体系是规制社会实践的巨大力量,职业教育同样受到其话语体系的深刻影响。理论研究者和决策者习惯于将职业教育视作纯粹理性的活动,假设其完全受知识的支配,实际上,这是理论研究者基于自身的虚妄推断。对于绝大部分职业教育的参与者、尤其是师生而言,职业教育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与学习,表面看起来是以知识(技能)为中心的,但是如果系统地审思,支配他们行为的深层力量却是话语体系。这是决定职业教育的关键因素之一。进言之,由于我国职业教育的话语还缺乏自主性,且整体上还较为弱小、呈现出消极色彩,因而难以发挥对职业教育的保障和激励作用,这就要求各方参与者更加重视自主话语体系的构建。总体而言,我国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表现出如下特征:

(一)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与主流的教育话语体系不一致

学校教育自诞生之日就以道德教化、知识传授为中心,实际劳动(工作)技能和生活技能在现代社会之前不是学校教育的内容,其价值不仅不被承认,反而被贬抑——这些实际技能被认为是“低劣”的劳动阶级需要掌握的,而学校不应当培养“下等”的劳动者。这种轻视实际工作能力的教育观历史悠久,几乎已演变为教育的“基因”。一些教育学家主张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培养“人”,其更多强调培养人高尚的品德、渊博的知识和理性思维能力,实用性的知识与工作技能并不在列,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不被关注的素养。职业教育重视实用性知识与岗位工作技能的培养,这被普通教育——历史上又被称为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指责为偏离了教育的应然本质,误导或妨碍了学生健康的、多方面的发展,限制了学生成长的选择性,是等而下之的教育。“职业教育”这一称谓在当时事实上意味着次等教育。为了跻身于“真正”的教育之列,职业教育普遍采用普通教育领域的话语、术语和概念。但是,为了显示自身的特色,也为了与自身的实际状况相符合,这些话语、术语和概念在职业教育领域又发生了异变。例如,“知识”是普通教育的关键话语之一,职业教育也宣称重视知识教学,从而为培养“整全的人”奠定基础。可是,在职业教育中,知识主要是指面向工作岗位需求的实践性知识或工作知识,而非学科知识。与学科知识不同,工作知识通常被认为是契合企业工作情境的、具有提高生产力水平价值的功能性知识,它反映了劳动者实施生产活动的过程性规律。换言之,“所谓工作知识,就是关于工作原理、工作过程、工作方法、工具材料、工作诀窍的知识,人们用它来表达工作过程中具有实践功能的知识”[12]。但是,从传统知识观的视角看,这种所谓的“工作知识”不是知识,而是工作经验。职业教育一方面广泛采用普通教育的话语,以显示自己的“教育”身份;另一方面又要表明自身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独特逻辑,使得从普通教育领域借用的话语经常发生变异。这导致了职业教育话语乃至基本理念的混乱,“姓职”还是“姓教”因而成为职业教育中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基本问题。由此可见,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不同的教育类型,但职业教育领域广泛使用普通教育的话语,而职业教育所宣示的表现自身特色的话语,例如,强调“培养技能”“导向实际工作”“直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等,却不被普通教育认可,甚至遭到贬斥。当下,我国的职业教育大力彰显类型特色,其与普通教育在话语体系上的冲突势必愈加凸显。从整体上看,毋庸置疑,普通教育及其话语是教育的主要部分,职业教育的话语被视作“另类”,不被认同和重视。这既是职业教育被边缘化的重要表征,也是其不容忽视的原因。

(二)我国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深受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话语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学说、社会思潮等涌入我国,对我国的学术研究、知识体系、话语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我国各行各业都在大力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即“凡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都是正确的”,对之缺乏必要的鉴别、评价以及反思与批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使这些理论学说及社会思潮本土化的工作更是欠缺。在社会发展整体上表现出某种“西化”取向的背景下,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同样如此。同时,在改革开放后扬弃“计划体制”的大潮中,绝大部分职业院校划归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原有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没有得到及时更新和重构,显得不合时宜。这样,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话语“适时”地大举进入,致使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西化相当严重。例如,长期以来,诸如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现代学徒制、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美国的CBE模式等是我国职业教育交流或讨论中的流行术语,这些话语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广泛使用,影响无处不在。一些研究者更是言必称“德、英、澳、美”等,但对这些话语的本质、意义、社会背景、效用与影响,乃至与我国职业教育的契合度等缺乏系统细致的审辨和探析。毋庸置疑,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表征了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些有益经验,但是,一方面,这些话语绝非全然正确,另一方面,也并非完全切合我国职业教育的实际状况。如果盲目引进、不假思索地应用,有可能造成对我国职业教育真实问题的遮蔽。因此,域外话语盛行、尤其是较为普遍的“西化”是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缺乏自主性的重要表现,对这种现象应有清醒的认识,对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应当在整体认识及批判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引用。

(三)我国职业教育的话语具有消极的意味

话语具有象征性、符号性与传播性,就是说,话语不是纯粹客观的和清楚确定的,相反,它常常是主观的、模糊的,以印象代替真实状况、不求甚解、习惯性偏好、固定的联想等是话语区别于知识的重要特征。有学者总结了符号学大师索绪尔(Ferdinandde Saussure)的观点,认为“符号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普遍现象,……任意性并不是任意选择,而是说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具有社会契约性而不具有理据性”[13]。换言之,符号与其所指称的事物及意义之间不是精准对应的关系,符号系统在一定意义上是独立于客观实体的意义系统,“就我们都理解它或可以理解它而言,每一符号都是约定的。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符号在语言中是独立于个人或个人的团体的意志而发展的,符号和意义之间不存在因果关联”[14]。职业教育话语关涉职业教育的语言符号的使用,其旨趣不是认识职业教育的实际状况与意义,而是社会交往行为,是由日常交流的传统和模式决定的。在日常语境中,作为象征符号,我国职业教育的常用话语所引发的联想、影影绰绰的“认识”、弥漫式的固化心理反应等不是美好的、高雅的、值得追求或羡慕的,却总是带有某种消极的、否定的意味。但凡提到“职业教育”“职业学校”“技能”“技术工人”“普职分流”等词汇,人们会习惯性地想起何种情景?收容考不上普通高中或大学的“失败”学生的场所,不认真学习、浑身毛病的“差生”,在环境和工作条件不好的车间、流水线上干活的工人,从事简单劳动、收入不高、被人瞧不起的底层劳动者,等等。这些词汇与否定性的认知、排斥或轻视的情感反应之间的关联绝不是理性规划的结果,二者之间不一定是清晰绑定的,也不一定与职业教育的真实状况相符,更不是职业教育政策所期望的结果,它是在职业教育实践中逐渐生发、传播、固定下来的。正因为如此,这种具有消极色彩的话语才一直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着负面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不引人注意、却无时无处不在,悄悄地、又深刻地支配着人们关于职业教育的观念和行为。长期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被视作次等教育,缺乏吸引力,社会形象和声誉不佳,固然与职业教育本身的性质、定位及质量有关,但是,否定性的话语所持续输出的消极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且影响巨大;这一话语体系不仅难以护佑、促进或激励职业教育的进步,恰恰相反,它一直阻碍着职业教育的顺利发展。因此,对具有否定意蕴和消极作用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应当给予足够重视和有力纠偏。

(四)政策话语在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但政策话语与日常话语有时不是同向同构的。

不同社会群体或团体的思维与行为不一样,作为话语主体的立场、身份、权力及利益诉求不同,其话语体系也必然存在差别。据此,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也不是单一的、同质的。在我国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中,不同类型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同群体的“化身”,其拥有的力量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政策话语无疑是具有优势的权力与力量的话语。政策驱动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特征,政策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意志,是政府有关部门基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的判断而出台的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定与引领。综观我国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政策的文本,可以看出,政策话语在句法上一般采用祈使句或陈述句,主词通常省略——被默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句子陈述的内容是“应当或必须要做的事情”。具体而言,政策话语是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总体蓝图的规划,是对职业教育前进的方向、道路、策略等的规定与指引,是对职业院校及其师生的指示、要求与督促。为了保证政策的推进与执行,很多政策规定了支持的配套措施,政策因此常常决定着各种资源的分配,其影响是直接的、巨大的。每当有职业教育政策发布,不仅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职业院校的各级领导会立即学习、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反应,政策也会逐步传播到师生、乃至普通公众中去,同时,理论研究者也会迅速给予热切关注和跟踪研究。这样,在强大的权力与传统的支撑下,政策话语在我国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并形成了对学术话语、实践话语的引领。在正规场景的交流中,政策设定的内容通常都是交流的中心议题,政策话语也是主要的、基本的交流工具。另一方面,政策话语并没有完全占据职业教育实践的话语空间。在日常工作与生活的交流中,日常话语是主要的形式。日常话语与政策话语不是同质的话语,也不是同频同构的。事实上,一线教师、学生乃至公众关心和经常谈论的话题不一定与政策一致,他们不是不加选择地完全接受政策话语,在某些情境下其话语的兴趣点与政策话语的焦点可能存在偏离。例如,近些年我国职业教育诸多政策的一个核心议题是“职业院校如何为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培养合格的技能型人才”,而“升学与就业质量”则是学生和家长的核心关切,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当然,职业教育底层实践的话语往往是散乱、随意、不规范的口头话语,不是深思熟虑的、严谨规范的书面话语,但对它仍不应忽视。总体而言,我国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大致可以描述为“上部粗大、下部纤细”,而且上部与下部之间出现断裂,这种形状可以说描摹了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存在的不足。

三、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走向现代化的进路

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诸多难题,这与话语体系功能不健全、结构不合理、整体呈现消极意味和依附性不无关联。可以说,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在形塑全社会关于职业教育的正向认知、引导各方参与者的正确行为方面未充分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应当重视话语体系,大力强化自主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建设。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具有自身的规律,区别于职业教育的“实体”内容建设——例如,校园基建、培养方案、课程、师资队伍、实训基地等,也不同于理论知识的生产和传承。依据话语的本质和特征,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优化应优先从以下几个维度入手:

(一)充分重视话语体系对于职业教育的基础性作用

受理论理性传统的强大影响,职业教育一般被认为受理性逻辑的支配,知识体系与技能体系被视作职业教育的基石,而且各方参与者均会依据正确的理论知识与政策方案而行动。与知识体系相比,话语体系更为本真,是形塑职业教育各方参与者的观念与行为的更根本、更强大的力量。话语体系并不依附于知识、理论或物质实践,它是独立的、自在的;虽然湮没于日常活动之中而不引人注目,但它缄默地、时时刻刻地发挥作用。话语是社会生活中独立的、不可取代的要素,“我们不能把它同表达行为混淆起来,个体通过这种表达行为来表述思想、愿望、形象;也不能同理性活动混淆起来,这种理论活动可以被用于某个推理系统中;也不能同某个说话的主体在构造语法句子的时候所具有的‘能力’混淆起来:说话的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15]。”可是,对于话语体系的独立性和基础地位,职业教育研究界长期没有给予充分重视,甚至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个别研究者偶尔涉足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也往往局限于浅表化、零散化,并且将之与知识体系相混淆,乃至事实上用知识体系取代话语体系。这不仅无法精准深刻地认识话语体系的本质与价值,而且无益于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提质升阶。鉴于话语体系的巨大作用,应当对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展开系统研究,努力彰显其不容忽视的基础性价值;大力强调话语体系的独立性,确认并传播这样的观念:实体内容与话语体系虽然密切关联,但话语体系是自在自为的系统,不能聚焦实体内容而忽视话语体系,更不能想当然地以为高质量的实体内容建设能够自然地生发出褒扬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还要潜心探索提升优化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有效路径。确立这一观念是我国自主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的前提,若非如此,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势必继续处于不被注意的晦暗之中,更无法发挥其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应有作用。

(二)保障师生的日常话语应有的地位

职业教育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各方参与者之中,职业院校的师生无疑是最直接、最基本的实践主体。然而,在当前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中,政策话语、域外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学术话语也能时常显示其存在,但对师生的底层实践话语重视不足。在日常教育教学中,师生毫无疑问不断地“说话”,但这些话语有时不是“他们自己”心声与思想的表达,本质上是“他者”的话语。这是当下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客观缺陷,也是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他主性”的根本表现。为了加强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积极功能,政策话语应当努力转变自己的角色,尽可能关注师生的利益诉求和日常话语,更多地吸收底层实践话语;政策文本的表达方式应尽量贴近底层实践和日常话语,更加大众化、日常化;政策文本的样貌应“平易近人”,更具有亲和力。从根本上而言,话语是一种生活化的“感性语言”,“话语的大众化、生活化是话语体系成熟的主要标志”[16]。因此,政策话语——也包括学术话语——应尽力融通职业教育的基层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进化为教师、学生、基层管理者乃至公众的日常话语,即内化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外化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同时,政策话语与日常话语具有不同的风格,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重视不同群体的话语体系的差异性,注重保障师生的主体地位与话语权,进一步畅通师生的表达通道;还应当通过各种方式培育他们主动建言献策的意识与能力,帮助他们成长为话语体系极其重要的参与者与建设者。另外,相关教育行政部门还应牵头进行话语体系的整体建设,合理整合各种类型的话语,积极构建统一、多元、共享、对话的话语场,使不同的话语能够相辅相成,逐步形成和谐的、一体化的话语体系,从而为话语体系发挥应有的正向作用提供有利条件。

(三)聚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本土问题

我国职业教育的话语空间长期充斥着域外话语,一些管理者和研究者言必称德、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理论与经验,其潜意识中埋藏了我国职业教育比发达国家落后的预设。话语是人们运用语言符号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下进行的社会交往现象,文化性是其根本属性。发达国家有益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无疑值得借鉴,但是,我国的职业教育拥有自己的特定文化,有着自己的历史传统与现实语境。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同时职业教育又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提质的大环境之中,这些基本状况都与发达国家有着质的区别。这决定了我国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更应当凸显自主性与民族性,更应当立足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关切我国职业教育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本土问题,尊重和理解我国职业教育的对象和客观现实。话语与理论知识不同,它必须扎根于生活世界之中才能得到生长。其实,知识并非仅有普适性的理论知识一种类型,在许多情境下,本土知识对于身处特定文化之中的人们具有更大的价值,本土知识是“由本土人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与本土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是一度被忽略或压迫的本土人民实现独立自主和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力量源泉”[17]。以此类比,“本土话语”不仅具有独立的特质,而且对于特定文化中的人们更熟悉、更常用、更有用,是弱势文化中的人们追求自主与解放的力量源泉。由此可见,一味搬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无益于解决我国职业教育的真实或独特的问题,也无益于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成长与成熟,反而可能导致我国职业教育的话语空间沦为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理论的“殖民地”的危险。更可怕的是,不少人已习惯了这种域外话语主导的话语体系,对其是否适切的问题缺乏反思,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对我国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建设所潜藏的损害与危险。例如,缺乏吸引力、招生比较困难是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难题,这些难题对于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并不突出。如果局限于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就会忽视我国职业教育必须直面的这些难题和话题。因此,相关管理者、研究者应改变仰视发达国家的姿态。我国职业教育的研究应更聚焦我们自己的实践与问题,更致力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

(四)注重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现代化

话语产生于社会实践,也在社会实践的具体运用中获得生命力。话语在交往实践中得到生长、传播、使用,同时实现其影响、规制社会实践的功能。社会实践时时变革,社会文化不间断地变化,话语也必然不断演变,而不是静止僵化的。当下,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是社会变革强大的、根本的驱动力,而技术绝不仅仅意味着保障、促成人们的活动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的工具或媒介,“每一种技术或器具都参与着我们生活世界的构成,不但塑造着我们的习俗,也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看待世界的方式”[18]。职业教育以技术为基,技术革新及其引发的社会整体性变迁不但会宰制职业教育性质的演变,而且会促使其话语体系不断地除旧布新、生发演化。当今时代,高新技术革新、发展和应用的速度早已超出大多数普通人的想象。在高新科技的驱动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样态正在发生巨变,工作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同样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职业教育与工作世界直接连通,不仅其性质已大大不同于之前的职业教育,而且其话语体系的流变更加明显。例如,数字化、智能化、工业机器人、物联网、5G、大数据、现代农业等,这些词语数年之前可能还不存在,现在不仅是经济生活中的常用话语,也已成为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中的“流行词”。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更新迭代还处于自然放任、乃至无意识的状态,这可能对其未来的成长和走向带来不确定性,甚至损害。为了促进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现代化发展,一方面,应当关注该话语体系的自然演变;另一方面,应当大力强化当前时代语境下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创生创新的研究,促进其与时俱进地发展,避免话语体系滞后于技术、经济、社会以及职业教育本身的发展,预防陈旧的话语体系给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及理论研究造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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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ous Discours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ture, Value, and Construction Approaches

Zhao Mengcheng


Abstract: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discours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fundamental projec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Discourse is a language event or language use in a specific context, an essential social practice, an enduring and powerful force that shapes people’s ideas and behaviors, and a fundamental source of mean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forces that dominate the practi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ha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discourse system.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otherness”, full of foreign and general education discourse, and has a negative meaning on the whole.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for it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construct and optimize the autonomous discours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independent value and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affirm the core function of the daily discours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orien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wards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e and problems, especially the local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of the discourse.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vocational education; autonomous discourse system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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