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减负是当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重大议题。围绕教育负担的形成和治理逻辑，运用信号理论，提出“劳动力市场筛选—教育制度型塑—个体理性行为”的分析框架，认为教育负担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劳动力市场将教育程度作为个人能力的替代信号，经由公平—效率区别性组合的教育制度传导至学校场域，个体在识别信号后作出了相应的理性行为选择。近年来，政府主导的教育减负集中于教育政策和学校管理方面，但效果一般。作为一种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教育减负需针对教育负担的形成机制进行综合治理，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更需要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共建共治，形成多元评价的就业市场，完善适应发展的教育制度，培育成熟谦卑的公民社会。
关键词：教育负担；减负；信号理论；教育政策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纵观建国70余年的教育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由教育弱国向教育强国的转变，走出了一条后发国家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独特道路。然而，教育负担作为教育事业的伴生现象，一直与中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共生共演。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深水区，教育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日益复杂多样，教育负担更是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当前，各级政府的减负令层出不穷。2011年，减负工作正式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被称为史上最强减负令。随着减负政策不断出台，减负力度逐步增强，减负的政策效应开始显现。但是，相对于多元化的社会需求而言，教育减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系统、深入地审视教育负担的生成逻辑，厘清其背后的各种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而系统施治、综合治理。
对于“教育负担”一词的定义，学术界在总体上偏向于学生课业负担，即违反教学规律、超过教学大纲规定，使得学生无法负荷的作业量和课业心理压力[1]。但《2019新中产家庭消费与理财报告》显示，中国子女教育费用在超过50%的新中产家庭中已经成为主要支出[2]，教育成为房子和医疗之外的“第三座大山”。这表明，目前教育负担的概念超越了学生课业负担的范畴，教育负担的主体从学生拓展至家庭，教育负担造成的影响也从学校延伸至社会。因此，本文认为教育负担除了包含过往文献所指的学生课业负担，还包含家庭为了获取教育优势所支出的高昂教育成本。那么，教育负担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减负工作该何去何从？或者说，在中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趋势下，在国家频繁出台教育减负政策的背景下，为何社会大众的教育负担仍然沉重？社会大众自愿承担教育负担，主动加入教育竞争，其背后隐藏着什么内在逻辑？又该如何打破这种逻辑的内生循环，进一步切实有效地推进教育减负工作？站在当前“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下，深入探讨教育负担的生成逻辑和治理路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围绕教育负担的形成，现有研究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可以归纳为以教育输出端为视角的“市场派”、以教育规则为视角的“政策派”和以教育输入端为视角的“文化-行为派”。例如，有的学者将矛头指向就业市场的筛选，认为文凭已经成为学生获得优质工作甚至突破阶层的生存性资源[3][4]；朱镜德等人则聚焦于教育资源和学生成绩及其与日后薪酬之间的关系[5]。此类观点与文凭筛选和劳动力市场假说相契合。陆一强调高考制度所带来的教育竞争对教育负担的影响[6]。张旸等人从政府供给的角度切入，强调教育资源的供给失灵是教育负担形成的主要原因[7]。周波则对招生制度、课程材料和教育评价体系进行了批判[8]。还有的研究认为，教育负担的始作俑者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观念[9]和家长功利的教育观念[10][11]。至于减负的出路，上述学者也依据自身的归因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充分显示了各自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关怀。例如，改进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增加市场弱势群体支持、强化职级认证体系、提高公办教育供给、改革教育招生和评价机制、构建新的教材体系、转变家长观念等。
然而，随着近年来的形势变化，上述论点的解释力不断受到质疑。“政策派”的归因显然与事实不尽相符。目前政府在不断推进教育公平，如大力普及教育资源、推动教育大众化、取消重点学校、推出“大学区”“公民同招”等政策；而公众感知的教育负担却并未减少，其背后显然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市场派”的归因则在逻辑上存在盲点，因为用人单位主要面对高校毕业生进行筛选，教育负担理应集中在高等院校；现实情况却是教育负担的主要承担群体是中小学学生，那么筛选信号是如何跨越教育层级渗透至中小学教育的呢？“文化-行为派”的归因则忽略了“读书改变命运”论在中国转型期的地位浮沉，改革开放后产生的两次“读书无用论”，主导因素都是经济因素[12]。事实上，某种社会后果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教育负担的形成肯定受到政策、市场、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但更关键的是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只有深入分析影响教育负担形成的各种因素，了解这些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而针对这些因素和机制进行政策干预，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为此，本文运用信号理论构建“劳动力市场筛选—教育制度型塑—个体理性行为”的分析框架，阐释教育负担形成的内在逻辑，评估政府治理措施及其成效，并尝试提出标本兼治的对策建议。
二、教育负担的生成逻辑
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斯彭斯（Spence）在1973年提出信号理论[13]，打破了人力资本理论长期以来的主导地位，为分析教育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信号理论认为，在就业市场上，组织和个体之间存在天然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双方都需具备信号发射和甄别功能。当获取和识别有效信息的成本过高时，就业单位倾向以容易观察到的信号筛选人才。而个体的行为决策往往由所接收到的信号主导，当个体接收到由组织发射出的某一标签信号后，便会对外不断发射相应的优势信号，以在就业市场竞争中胜出[14]。在教育领域，信号理论也被发展成文凭理论，着重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教育作为一种信号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主要分析对象为高校毕业生。（图1略）
由于中国教育负担的主要承担主体为中小学生，仅用文凭理论进行解释比较间接，不够适切。因此，本文对斯彭斯的信号理论进行拓展，认为中国教育负担的形成不仅仅是劳动力市场和个体之间的双向互动，而应将教育制度作为中介因素加入，使之更多地表现为劳动力市场—教育制度—个体行为三者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劳动力市场以学历水平为标签进行人才筛选并向外发射信号，该信号透过教育制度从高等院校层层传导至中小学生教育场域，该教育场域中的利益相关者（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识别到信号后，为发射优势信号做出相应的理性行为选择。
（一）标签筛选的劳动力市场
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就业单位在短时间内无法精准判断求职者的工作能力。而成本最小化是组织赖以生存的前提，以极易进行区分的学历作为对求职者的筛选标签便成为高效之道。这种做法在劳动力市场上逐渐流行开来，形成信号歧视。具体而言，信号歧视可分为纵向的层级歧视和横向的类别歧视。层级歧视主要体现于学历水平（即博士—硕士—本科—大专），在劳动力市场评价上形成了学历越高、水平越高的能力共识。在公共部门层面，许多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人才引进、人员招聘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高学历亲和特征。在市场层面，硕博士毕业生拥有更多获取高薪岗位的机会。《中国高端人才透视2020》指出，越是在一线城市的金领人群中，拥有硕博士学位的比例越高。类别歧视主要体现于毕业院校是否为重点高校。“985”“211”高校录取难度大，培养经费多，学生的成材率在理论上更高，用人单位招聘其毕业生时的犯错率更低。因此，重点高校特别是“985”高校毕业生得到了大型企业的青睐，而“双非”院校毕业生则成为就业市场上“看不起”“看不见”的群体。重点高校毕业生与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工资报酬也存在着差异[15]。研究发现，名校毕业生的收入比普通高校毕业生的收入高29.8%[16]。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第一学历歧视影响着本科、硕士甚至博士毕业生的起薪[17][18][19]。
可见，劳动力市场面对成千上万的应聘人员，需要以极低的成本和极高的效率识别应聘者的能力，倾向于将学历视为能力的替代标签，直接影响员工的录用和薪酬分配。这一信号在劳动力市场的多次运行中向外界发射，产生了一系列预期和非预期的后果。上述逻辑在文凭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但文凭理论主要聚焦于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单位间的信号互动，并不涉及中小学这一教育场域。那么，劳动力市场的信号是如何从高等院校传导至中小学的呢？本文认为其主要通道是区别性组合的教育制度。
（二）区别性组合的教育制度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赶超和民族复兴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目标。然而，可用于发展的资源永远是相对有限的，所以需要通过公共政策进行多方权衡。中国教育事业同样受制于资源有限的客观约束，随时面临着公平和效率的两难选择。作为一种回应，中国教育政策将公平和效率进行区别性组合，以不同的比例在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进行分配，以期实现效益最大化。具体如图2所示。（图2略）
1.学前教育
2010年11月，《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发展学前教育，必须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20]可见，中国在政策层面将学前教育定位为民生保障性事业。但在实践中，中国对学前教育采用了社会办学和分级管理的思路。学前教育并未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且由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城乡二元不均衡问题明显，“入园贵、入园难”问题也比较突出。地方政府在学前教育供给问题上普遍采用市场逻辑，大力推进社会化办学，直接导致民办学前教育的数量在学前教育中的比例逐年增加。针对学前教育的“5080”攻坚计划，是我国当下推动普惠性学前教育、规范学前教育的重要措施。但目前，我国允许社会上存在20%的营利性幼儿园，市场化和营利性导向是此类机构的主要追求，极有可能导致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条件的差异化。
2.义务教育
针对不同教育层级收益率的研究发现，全世界范围内基础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仅次于高等教育[21]。因此，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方面是我国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投入—产出”机制下的理性选择。公办教育是我国全面推进义务教育的主力军，但在分级管理的指导原则下，教育质量存在区域间的不均衡。首先，地方政府在“政绩锦标赛”的压力下热衷于推动社会办学，义务教育供给被效率机制渗透。2003—2018年，全国范围内民办学校不断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公退民进”的态势[22]。民办学校对优秀教师、优秀学生的抽离，使普通公办学校变得更为弱势，形成了教育上的“马太效应”[23]。尽管近期多地政府出台政策要控制民办教育比例，但已经形成的竞争格局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其次，重点学校制度对义务教育资源也进行了效率导向的配置，重点学校在经费预算、办学硬件、师资软件等方面得到了明显的政策倾斜，形成了“小金字塔”学校分布结构。尽管2006年颁布的新《义务教育法》明确终结了重点学校制度，然而相关政策和社会认知的路径依赖使得重点学校“名亡实存”，与非重点学校的差距不断扩大，形成了学校之间的阶层分割现象，影响学生的教育期望[24]，进而削弱了公平机制而放大了效率机制。最后，分支型学制是我国重要的教育制度设计，该制度的特点是学生在中考前接受统一的学校教育，中考后则分别流向职业教育体系和普通教育体系，且两大教育体系之间的转换难度较大。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对滞后[25]和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发展局限使得中考逐渐从“达标赛”异化成“锦标赛”，义务教育在输出端与教育公平渐行渐远。
3.高中与高等教育
高考是国家进行全国性人才选拔的重要机制，升学率、智力发展和单一教育成了高中教育的关键词[26]。有研究者强调，高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选拔人才[27]。作为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相对公平的重要考试，高考成为优势阶层维持和延续地位的关键因素，更是社会较低阶层子女开展“无声革命”的唯一工具，其效率导向不言而喻。但是中国高中教育存在供给不足、结构性失衡等问题[28]，重点学校制度和市场化办学也加剧了高中教育资源的聚集效益，进一步削弱了高中教育公平因素的含量。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相关研究也显示，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是最高的[29]。对高等教育的大力投入是国家寻求教育回报最大化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教育部大力推行的“双一流”建设工程是重点学校制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显现，有着明显的政策倾斜和教育财政聚集效应。2020年，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教育经费数据显示，顶级名校拥有大量资金资源，其中前十所高校年度预算总和占全部高校总经费的36.6%；而排名最后的十所高校，年度预算总和仅占全部高校总经费的3%不到。①尽管选拔和效率是高中和高等教育的关键词，但国家依旧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兼顾公平。例如，《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明确指出，2020年高中毛入学率要达到90%以上[30]，高中教育的普及逐渐成为教育事业的主要工作之一。《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指出，“要向重点高校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省份倾斜”[31]，以弥补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弱势。此外，国家基于市场逻辑鼓励高等教育社会化办学，民办高校的兴起为普及高等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2020年，我国民办普通高校共711所，本专科在校生791.3万人，占全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总量的24.1%[32]。
（三）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
如前所述，高学历和名牌大学毕业成为现代人谋求优质生活的必备信号。教育制度将效率因素以不同的比例镶嵌在不同的教育层级中，使得每一个教育层级都存在选拔机制；而劳动力市场发送的信号也向下层层渗透，直接影响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乃至学前教育。面对效率导向的信号筛选和区别性组合的教育制度，如何为下一代谋求更多的竞争优势成为学生家长的教育痛点。
在现有的教育制度下，优质教育资源主要聚集在重点学校。重点中小学的毕业生有更大概率进入重点高中，重点高中的毕业生有更大概率进入精英大学，拥有精英大学文凭的毕业生则有更大概率在就业市场中胜出。由于中国在义务教育阶段采取“就近入学”的制度，因此重点中小学附近的住宅成了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方式，这样的关联机制使得“学区房”成为家长帮助孩子获取竞争优势的渠道。尽管有的学区房有着“房龄老、内部旧、户型小”的特点，但其搭载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学区房动辄飙升至10—20万每平方米的畸高单价，畸形的价格与高涨的市场需求引发了社会关注和媒体热议。近年来，多地政府推出“大学区”“公民同招”“民办摇号”等政策，力图在中小学招生上更加强调公平，抵消学区房的优势，但部分城市的学区房价格仍然坚挺。例如，2020年上海市学区房共成交近4万套，价格整体上涨10%。
教育竞争在无形中改变了学校教育的本来面貌，家长和学生的诉求在此达成了共识，即学校的首要职责是帮助孩子在不同层级的选拔考试中胜出，以获取下一步的竞争优势和最优的信号发送资本。这种诉求让教育彻底从培养沦为选拔。学校为了迎合家长的需求、满足家长的期望，在内部管理上集中教育资源，通过设立重点班、加大学科作业训练、压缩非主科学习时间、超前教学、“题海战术”等手段，提高学生考试成绩，提升名校录取率，以期获得家长和社会的美誉，争取更多的社会关注和财政投入。在高强度的教学管理和高压力的课业负担下，由学习任务引起的生理和心理负担超过学生可以承受的限度，从而造成身心损害。
当学校系统提供的教育服务不能在教育竞争上获取绝对优势时，家长们纷纷购买由市场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如“学而思”“新东方”等企业提供的K12教育培训和各类兴趣班应运而生，快速发展。短短数年内，教育服务业的市场化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产业，具备浓厚竞争色彩的青少年教育消费文化也随之发展和扩散。《2018—2023年中国教育行业市场前景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至2017年间中国课外辅导市场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9.49%，从2281亿元增至3930亿元，“影子教育”成为家庭教育校外支出的主要部分[33]。中国父母对孩子“优生精养”的培养理念孕育了庞大的K12课外培训市场，各种“鸡娃”现象层出不穷，引发了全社会的群体焦虑。
此类竞争策略伴随着各参与群体的累进演绎过程自我强化，使得家长、学生、学校和培训机构都被卷入竞争的漩涡，进行过度证明，最终异化了整个教育体制，使得整个社会陷入教育内卷之中。
三、近年来的教育负担治理逻辑与成效
（一）近年来的教育负担治理举措
针对上述问题，国家不断开展减负运动，努力维护教育公平、降低教育内耗、缓解教育焦虑。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②、2013年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以下简称《规定》）③、2018年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以下简称《措施》）④和2021年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⑤是中国近十年开展教育减负工作的主要文件。根据上述文件和相关的教育改革可见，政府为减轻教育负担从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有限性，其着力点主要集中在教育政策和学校管理上，对就业市场只停留在呼吁层面，且对家长仅限于观念引导的层面，减负工作的实际成效不尽如人意。
1.呼吁就业单位摒弃学历歧视
为了破除就业市场上的学历歧视，国家近年来不断出台政策。为了破除就业单位对学历的“查三代”现象，教育部分别在2014年8月和2021年9月反复强调“没有‘第一学历’这个概念”，给第一学历弱势者注入强心剂，也侧面引导就业单位摒弃“第一学历论”。2020年10月出台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则对招聘限制作出了要求：“各级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聘公告和实际操作中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34]2020年11月，《教育部关于做好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人才招聘方面要做到带头示范作用，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等人才招聘风气，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35]。
2.优化教育制度、维护教育生态
在宏观上，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推动教育普及化、均衡化。在教育供给方面，《纲要》提出，“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在教育财政方面，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3033.87亿元，比上年增长5.69%，这是自2012年以来连续九年做到不低于GDP的4%。在职业教育方面，《纲要》则明确要求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和推进实训基地建设，通过软硬件的协同发展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在优质资源均衡发展方面，《意见》指出要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则提出，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均衡优质教师资源[36]。
在中观上，国家不断维护入学的机会平等。《纲要》和《规定》反复强调“严格实行免试就近入学”。针对民办学校的“掐尖”行为，要求所有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遵循公民同招、电脑摇号入学政策。各地出台的“积分入学”制度是地方政府突破户籍制度、推动教育资源均等化的成功探索。针对职业教育，《纲要》和《意见》分别指出，要“实行……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纲要》确定了高等教育招生的适度倾斜政策，“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倾斜，扩大东部高校在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此外，高等教育还不断尝试更为多元的录取制度，如自主招生制度等，试图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试弊端。
在微观上，国家通过规范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减轻最为表象的课业负担。一是通过管控作业时间和难度、规定锻炼时长，以缓解学生作业量大、练习时间长、自由支配和休息的时间有限等问题。二是明确“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置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合理均衡配备师资”，控制因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导致的资源倾斜现象。三是要求“不得以升学率对地区和学校进行排名，对学校不得下达升学指标”，“严禁下达升学指标或片面以升学率评价教师”，缓解学校和老师面对指标管理层层加码的压力。四是要求调整教材的难易程度和优化教师的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质量，坚持“零起点”教学和推进幼小科学衔接，避免教育竞争向下延伸。五是通过优化评价机制以克服唯分数的倾向。《规定》和《措施》均规定了考试次数和测评知识范围，以降低学生的考试压力，倒逼考试方法改进。落实“等级加评语”的评价方式，全面取消百分制，避免“分分计较”的学生和家长间攀比。
3.引导家长行为、开展综合治理
父母永远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原生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和期待直接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水平。如何让家长从旁观者变成主导者是减负工作协同治理的核心节点。《纲要》呼吁“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措施》则进一步要求“家庭履行教育监护责任、加强家庭交流互动、引导孩子健康生活”。《意见》在重申家长应引导孩子关注劳动、锻炼、保护视力和心理健康的基础上，明晰家庭和学校的育人责任，提出了家校协同机制的构想。《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则从考评机制上进行优化，加大体育和美育考试与中考的关联关系，以引导学校、家长和学生关注身心健康。202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通过法律形式明确了家长的职责和义务。与此同时，国家不断规范课外辅导市场，引导家长理性行为，避免恶性教育竞争。《纲要》提出，要规范各种社会补习机构和教辅市场。《措施》则对规范工作进行了细化：“进行依规登记诚信经营、严禁超标培训、严格教师聘用、严禁与升学挂钩、控制培训时间。”《意见》则要求“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以史上最强的限制性规定对课外辅导市场予以重击，“双减”工作成效也成为县域和学校义务教育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在随之出台的《2021年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方案》中，落实“双减”、加强“五项管理”被列入省级政府职责范围[37]。
（二）教育负担治理的成效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减负政策切实规范了教育生态，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是“就近入学”“积分入学”“公民同招”等义务教育录取政策不断推动受教育权公平化。二是教育投入的不断加大使得教育资源更加普及。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普惠性学位增加超过400万个，96.8%的县级单位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三是培训市场虚火大幅降温，河北、山西、辽宁、安徽、山东等地校外培训机构压减率超过90%，北京、天津、广东、重庆、贵州等地超过95%的校外培训机构由营利性组织转换为非营利性组织。四是学校课后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学生校内生活更为多元。全国超过90%的学校已经开展文艺体育类活动，阅读类活动、科普、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已经在全国85%左右的学校内实施[38]。
然而，教育负担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其背后有市场、政府和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教育减负需要多方面发力，系统施治，寄望于短期内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回顾近十年的减负历程，相对于社会的期望而言，教育负担仍未得到实质缓解。首先，学生的作业负担有增无减，学生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尽管近年减负政策不断出台，其力度也不断加大，但我国中小学生课业压力依然沉重，寒暑假更是成为“第三学期”。2018年的数据显示，超过50%的学生每日作业量在3—4小时之间，假期作业量在5个小时左右，远超减负政策所规定的标准；大多数学生每周都参加考试测评，也背离了减负政策的规定[39]。这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一是睡眠不足。《2018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显示，能够睡到自然醒的学生仅有23.99%[40]，《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7.8小时是中国青少年平均睡眠时间，这与减负政策所规定的10小时相差较远。与2009年的数据相比，不同教育层级学生的上学日睡眠时间和周末补觉时间都在减少[41]。二是视力不良。2018年，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近视率分别为36.5%和65.3%[42]；而到了2022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小学生为35.6%，初中生为71.1%。三是身体素质不佳。《2018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体育与健康监测结果报告》显示，学生肥胖率较高，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的肥胖率为8.8%和9.7%。2020年，全国有60%的学生每天户外运动时间不足2小时，中小学肥胖率超过了10%，各学段超重和肥胖比例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43]。
其次，中国家庭教育成本压力过大。减负政策试图通过禁止学校和教师的补课行为减少学生的过度学习，然而家长却转而将孩子送往课外辅导市场。高考“自主招生”制度、“中考体育”反而丰富了课外辅导机构的培训项目，让家长和学生不得不卷入更多项目的过度竞争中。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中小学学生校外培训参与率为48%，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参加类校外教育占家庭校外支出比例均超过80%[44]。2018年，近75%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同时接受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孩子们接受课外辅导的平均时间为4个小时[45]。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后，校外培训机构哀嚎遍野，“新东方”“学而思”“好未来”等企业市值一夜骤降，“影子教育”市场几乎泯灭。然而，家长对于课外辅导的需求不会随着政策出台而突然消失，极有可能演变为更隐蔽、更昂贵的市场产品。
最后，大中城市学区房溢价明显。“就近入学”和义务教育虽然保障了广大少年儿童的受教育权，但与重点学校制度结合后，使得重点中小学附近的住宅成为优质教育资源的聚集地，学区房也成为家长获取教育优势的主要途径。在实证研究中，主流文献均认为住宅的学区房属性能给房产带来正向溢价。例如，针对北京市的研究表明，前59所优质小学平均教育溢价约在11%[46]。针对上海市的研究表明，优质学区房的溢价涨幅（约为8.6%—11.8%）高于普通学区房（约为2.49%—3.97%）[47]。在广州，省级重点小学所属范围内学区房高出非省级重点学区房8.3%的溢价[48]。这些实证研究表明，学区房提供重点学校入学资格的特有属性是影响房价的核心因素。
四、教育减负的未来出路
综上所述，教育减负工作长期以来以政府为主导，主要着力点在教育政策和学校管理上，然而减负的实际效果却不如预期。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到，政府的能力是相对有限的，政府只能针对教育制度进行优化和调整，而对市场和社会施加的影响比较间接。目前，中国形成的公平—效率区别性组合的教育制度是在资源有限前提下的最优方案。依靠该制度，中国将文盲率从1949年的约90%下降到2020年的2.67%，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从1949年的2.1万人上升至2019年的874万人，在读研究生人数从1949年的629人上升至2020年的300万人，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培养了数量巨大的各类高水平人才。追本溯源，教育负担的形成是劳动力市场将学历作为能力的替代信号经过教育制度层层传导至中小学场域、中小学学生和家长识别该信号后作出的理性行为结果，其目的是向外界发射信号以在层层筛选中胜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教育资源依旧有限的现实制约下，寄希望通过教育制度的单一要素改革来扭转教育负担所带来的全民焦虑是不切实际的。从根本上缓解教育负担必须采用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更需要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参与。
（一）形成多元评价的就业市场
劳动力市场崇尚效率导向的人才筛选观，以学历为单一指标的选拔程序并不一定有利于组织的发展。人力资本理论指导下的教育扩张并未如预想般提高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筛选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证明，高等教育并不一定能直接提高个人能力，组织对于人才的选拔应该在于真正的能力而非表面的学历。相关研究表明，初级工作并不符合精英高校毕业生对工作的崇高抱负和自我认知，其离职意愿更强烈[49]，精英高校毕业生反而成为组织成本高昂的因素；非名校毕业生和经济背景较弱的学生的离职意愿更低[50]，更有集体牺牲精神和全力以赴的动力[51]。效率是组织运作的重要机制，但成本和稳定是组织行稳致远的另一侧面。因此，组织招聘的目标理应在于寻找最合适的人，并安置在最合适的岗位，发挥出最大的效能，而非寻找最高学历的人。劳动力市场里的市场主体和政府部门应该主动构建多元评价体系，避免盲目追求效率而忽视成本、稳定等其他关键要素。一方面，教育系统应探索建立包含德智体美劳等全方位的学生生涯长期评价日志；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应主动与教育系统对接，摒弃唯学历的单一人才评价机制。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应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如逐步改革公务员选拔中的学历区分和选调生制度中的精英大学倾斜，带头探索多元评价机制，推动用人单位改变学历歧视的观念，进一步优化完善人才选拔机制。
（二）完善适应发展的教育制度
中国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公平—效率的区别性组合。在该制度下，基础教育的竞争压力源自效率机制的下渗，教育资源溢价是基础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和市场配置教育资源的共同结果。面对社会对公平配置的需求日益强烈与资源配置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必须减少基础教育中的效率占比。一是改革分支型学制，探索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立交桥，建立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和学籍互转机制，推进学生普高与中职学业有序流转，打通中职—高职（高中）—应用型本科和综合型本科的衔接通道。二是逐步改革基础教育分级管理体制，探索由市级主导的教育统一领导管理体制，突破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等因素导致的教育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三是建立弱势学校补偿机制，打破重点学校教育资源倾斜的路径依赖。在确定生均成本的基础上，坚持由多到少的原则，依次将教育经费投入到教育资源由弱到强排序的学校。四是购买基础教育民办学校学位，规范民办教育市场，借助社会力量持续扩大教育资源供给，在推进教育公平的同时兼顾政府财政健康发展。五是大力推广“430”课后服务政策，同时完善教师补贴细则，延长学生留校时间，强化学校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功能，弱化家庭背景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三）培育成熟谦卑的公民社会
在当代社会，优绩主义，即认为名誉和经济上的奖赏是依据个人才能和努力分配的，已成为公众深信不疑的共识。人们相信个体的成功全然因为个人的努力和智慧。在优绩主义下，竞争是恒定的属性。但事实上，再公平的竞争也会由于社会、环境、政治等因素造成等级上的差异。显然，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等级，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面对优绩主义的迷信，丹尼尔·马科维茨认为：“优绩制是一个虚伪的承诺，它在根本不能保证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呼吁竞争，它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阶层公平流动。”[52]迈克尔·桑德尔认为，优绩制造成了一种“暴政”，让社会撕裂、背离正义。优绩至上理念的消极表现之一便是文凭主义在社会认知和就业市场上的泛滥，认为大学文凭是人们获得受人尊敬的工作和体面生活的首要途径。这种偏见使得高等教育成为精英分类机器，使得优势阶层奋力地“防御下滑”，弱势阶层拼命地“力争上游”，教育被扭曲成了获取财富和声誉的军备竞赛，与启蒙和培养的初衷背道而驰。社会流动变成了各个阶层的日常焦虑，整个社会被裹挟在优绩的陷阱之中，而没有大学文凭的普通劳动者的尊严被社会所忽视和损害，加剧了公众的社会不平等感。因此，社会必须通过重塑谦卑的公民精神，更新工作尊严的概念以及为低学历的普通劳动者争取到贡献正义，才能让公众群体超越纯粹经济计算的理性决策，摆脱日益加重的教育负担[53]。
五、结语
教育负担越减越重是长期困扰中国教育发展的难题，现有文献中以教育输出端为视角的“市场派”、以教育规则为视角的“政策派”和以教育输入端为视角的“文化-行为派”都是从横向静态的角度进行探讨。事实上，教育作为一种信号如何在劳动力市场—教育制度—理性个体中进行传导是教育负担形成的重要机制，这种纵向动态的机制过去一直被学术界所忽略，亟须加以重视。本文基于信号理论剖析了中国教育负担的形成机制，认为教育负担是劳动力市场将教育作为个人能力的替代信号，经由教育制度发射至中小学场域，个体在识别信号后作出理性行为的结果。因此，对教育负担的治理也应从劳动力市场—教育制度—理性个体三者入手，不能仅依靠政府的单方面改革，而需要市场、政府和社会形成三方合力。其中，就业市场应形成多元的人才评价机制，政府应完善适应发展的教育制度，社会应培育成熟谦卑的公民精神。三者各自发挥优势，共建共治，才能摆脱教育负担的漩涡，回归教育的本质。
注释：
①数据来源：2020年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官网。
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访问日期：2022年3月25日。下文对《纲要》的引文皆来源于此，不再另行标注。
③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第二次征求意见启事》，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48/201309/t20130905_156983.html，访问日期：2022年3月5日。下文对《规定》的引文皆来源于此，不再另行标注。
④教育部等九部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1812/t20181229_365360.html，访问日期：2022年3月5日。下文对《措施》的引文皆来源于此，不再另行标注。
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29601.htm，访问日期：2022年4月25日。下文对《意见》的引文皆来源于此，不再另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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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lution to Education Burden Reduc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Signal Theory
NiXing ZhangYuyong
Abstract: Reducing the burden of education is a major issue of concern in bot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circles at present. The signal theory is applied to the formation and governance logic of educational burden, an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labor market screening-education system shaping-individual rational behavior” is proposed, arguing that educational burden is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The labor market uses the individual’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s a proxy signal for the individual’s ability, which is transmitted to the school field through an education system with a differentiated equity-efficiency mix, and the individual makes a corresponding rational behavioral choice after recognizing the signal.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led education load reduction has focused on education policy and school management but has been ineffective. For a systematic solution, education burden reduction requires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the education burden formation mechanism, encouraging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luralistic participation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social forces, forming a pluralistic evaluation of the job market,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that adapts to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ing a mature and humble civil society.
Key words: educational burden; signal theory; education policy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