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世表征人类活动已经成为改变自然的地质学力量。人类世的典型特征是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征用造成的自然熵增加速。人类世是技术世，也是教育世。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模式以人类例外的利益和福祉为目标，开发、训练人类利用自然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加速了人类世的扩张。后人类的赛博格性在本体论上指称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人与物质界限融合后的生命存在性状，突破了人类独立于世界的例外优越论，提出了培育新型主体性的教育新开端。现代教育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如果不改变当下人的功能化，如果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教育，赛博格教育可能沿着功能化路线，通过技术把赛博格增强为功能化的工具存在，其后果是赛博格生命与世界的双重熵化。人类如何通过未来的赛博格教育创造负熵，如何通过赛博格教育开启逆人类世，如何建立教育新范式、新起点，是未来教育学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人类世；熵化；赛博格；人类中心主义教育；负熵；功能化教育
现代教育完全基于人类生命与生活的目标、方式、欲望、能力、利益等，预设了人类生命在本体论上的优越性，同时把对人的培养、对自然与社会的改造限定在符合人类自身利益的标准上，并由此承诺对人类福祉的实现；但是，这一承诺严重忽略了人类活动对地球干预造成的自然熵增问题，也忽略了与人类共存的其他存在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忽略了人自身的有限性，忽略了生命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忽略了人类与动物、机器、物种等其他存在携手、协同、互成的赛博格本体论真实。未来教育需要超越人类世及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模式[1]，需要拓展对人类存在样态的认识，关心人类、地球、宇宙所陷入的人类世困境，反思赛博格教育功能化造成的熵化问题，建立走出人类世、融入宇宙和谐的教育文化。
一、人类世加速中的教育功效
保罗·克雷岑（PaulJ Crutzen）在2000年2月的一次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人类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同学科研究的热点。[2]在与尤金F斯托默（EugeneF.Stoermer）随后合写的文章中，克雷岑认为，人类世已经取代了过去一万年或一万二千年间的对物种及生命友善的、气候相对稳定的时期——全新世（Holocene），成为最近的地质学纪元。克雷岑指出，人类已经成为地质学力量，人类行为的干预使地球正在发生加速的、深刻的、难以恢复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给地球存在本身，也给地球上的存在物包括人造成深刻影响。在这个人类历史－地质－文化的人类世阶段，人类已经成为影响星球整体变化的中心力量，成为地球系统生态变化的主要动因。[3]
人类世的典型特征是自然属人化后的消失，人类活动后果及其人工制品不断膨胀，不断吞噬与改造“外部”自然，人工技术也不断通过新发明而解决问题，但同时也不断推动和强化人类对地球万物的控制与利用。人类活动不仅把自然变成认识和行动客体，也把自然变成技术客体，人所置身的自然环境成为属人的内环境（invironment）。人类世不仅表征自然环境在人类技术干预之中的恶化，也指证人类相对于地球以及其他物种、无机物的优先性、征用权、中心化造成的地质学后果，同时也显现了人把自身与自然作为技术改造对象而造成的人类学后果。人类世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涉及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也涉及自然万物与地球的寂灭问题（extinction）。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改变着地球，这有可能导致人类、非人类、地球乃至更大的宇宙付出令人难以置信、人所不知的代价。人类世的不断加速，意味着熵的增长过程不断加深，人类世就是一个熵世（entropocene）。人类世会导致地球的毁灭，而人类则首当其冲。[4]所以，人类世不仅是地球乃至整个自然存在的危机境况，也是人类作为文化、技术存在者的危险境况，这一状况直指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例外论所导致的困境。
人类技术在人类世加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类技术具有改变自然的巨大能量，技术产品作为人的智能、器官、功能的延伸，是不断干预地球自然环境的重要方式，人类借助技术装置、技术器具、技术方式，为满足自身欲望不断改造自然。技术延伸并影响到一切领域——生命、死亡、智能、情感、欲望、行动、环境、物种等等。技术变成了强大的撬动地球变化的力量、中介与方式，并且与资本、市场、欲望结合为一体，不断进行消费欲望的生产和市场塑造，不断推动大规模工业生产技术与新型智能技术的发明与应用，这一方面造成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和地球自然环境、大气生态的严重恶化，另一方面造成人类欲望利益中心化的急剧膨胀。技术产品及其秩序的自主化导致人类世的加速，影响到了整个宇宙。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认为，人类世是技术世，人类世由技术所推动才形成熵增加速，才导致地球生物圈产生生态性危机，并可能造成枯竭与毁灭。[5]技术是人类不断进化积累、扩张的外在器官化存在，它既是熵的，又是负熵的。技术作为人类的药罐，其药性发挥使技术既是重塑人类生命进化的方式，又是改变自然的重要力量。纵观人类历史，技术在克服自然熵化的过程中，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也制造了更为严重的麻烦。技术之药的毒性或者有毒性的技术、技术的毒性使用不断带来新问题，不断形成新的生态困境，导致熵的大量积累。现时期，基因技术、智能技术、大数据挖掘、超技术控制（算法治理（Al-gorithemic governmentality）、超媒介技术等新兴技术不断涌现，如果其毒性没有被克服，就具有破坏一切社会系统的中断效应，就会逐渐支配甚至取代社会交流系统和教育系统，就会扼制负熵的产生，推动人类世进入新的阶段，不可避免地造成更大、更严重的熵化。
现代教育在人类世的加速中具有枢纽作用。人类世的形成与加速不仅是人类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后果，也是现代教育不断把人解释并培养为自然的统治者的结果。人类世发生的条件之一是现代教育生产了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市场革命所需要的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为了迎合改造自然、服务人类利益的需要，现代教育把人作为自然的改造者、使用者、谋利者进行培养，把人变为人力资本。现代教育作为人类学机器生产着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生产获得例外地位与强大能力的征用自然、环境、事物、自身的人。通过现代教育，人类变成凌驾于自然的统治者，自然在人的手中变为客体，成为被改造者、被征用者。通过现代教育，人类获得了对待自然的态度、处理自然的能力、改造自然的知识。
现代教育建立在“人与非人、人与物、人类利益与利用自然”等界限基础上，预设了人超越万物并为万物立法的本体论尊贵，通过人的解放和人的科学强化人类的例外地位，通过教育目标与价值的实用化转型，培养人控制、利用自然以及其它非人类存在者的素质与力量。现代教育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范式，其为人类欲望和价值实现服务、为人类自身福利服务、为市场扩张和经济增长服务的目标定位，其培育或增强人类利用自然、实现自身额外利益能力的观念，助长了人类凌越于自然的欲望、世界观和行动，建立了人与自然万物的明确界限，树立了人类通过教育成为自然的征用者的发展路向。现代教育本身不仅成为人类不断开发、改变、强化、利用自身力量的技术，也成为人类控制、改变、利用自然的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作为社会、技术、市场、资本的工具，现代教育导向对人类生命及其存在的狭隘化、单面化，也导向对自然的盘剥与利用，其所培养的人类能力、所传达的人类经验、价值及其生活方式把自然作为利用的对象，威胁自然、自身以及其他物种，威胁星球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导向自然危机的加剧。正因为如此，现代教育的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促成人类世及自然的熵化，使人类世的扩张和加速成为可能，是导致人类世危机的主要动因之一。所以人类世不仅仅是技术世，也是教育世。
人类世敲响了自然、世界、人类去向何处的警钟，提醒我们前瞻地理解人类教育的前景，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教育范式的误区，理解教育在塑造未来世界和社会中的枢纽作用。在人类例外论和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自然熵化的危机中，人将在宇宙中以什么样的姿态与宇宙同在，以什么样的受教育者形象与自然融合，这既是世界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也是自然、人类生命向何处去的文明问题，不仅是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问题，同时也是教育学问题。人类所面临的人类世问题不仅仅是人类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星球、自然万物问题，因为人的生命政治已经涉及到星球共同命运的问题，人性教育已经超出了人类自身而成为宇宙教育学的问题。人类世及其熵化表现，需要人类彻底颠覆由人赋予万物地位与意义的传统思维方式，需要走出为人类利益消费自然和万物的生活方式。人类世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学思考教育未来的根本处境，我们不得不在此背景中承担责任，去思考未来教育的实践范式，思考与其他非人类存在者的交往方式，反思星球的未来与人类自身教育的关系，批判人类进入现代以来通过教育而扩张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方式的误区，思考教育为技术、资本、市场发展而服务的工具化价值取向，思考如何通过构建新的教育形态以对抗人类世。
二、后人类赛博格的教育映射
后人类主义的赛博格观念激烈地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框架（anthropocentric framework），为教育提供了人类性（humanity）的新理解，其所蕴含的培育新型社会实践主体的未来教育的新意向、新可能，映射出人类降低自然熵增、走出人类世的未来路向。正因为如此，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布鲁诺·拉图尔（BrunoL atour）、唐娜·哈拉维（DannaJ.Haraway）、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等思想家通过对后人类赛博格的阐释，重新在本体论、认识论上为人类的主体性定位。
唐娜·哈拉维在《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中提出，赛博格是指称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人与物、人与事、物质与精神等界限崩塌后的一个新行动主体或新生命体，她借助这个新主体来超越目前各种身份认同（如族群、种族、性别、阶级等）彼此矛盾冲突的主体性困境，同时建构多形态的、无明确边界、协同的、非同一性的生命存在本体。[6]赛博格突破人类自然形象和身体图景，是人类与动物、人类与物、人类与机器、人类身体的与非身体的混合主体。赛博格跨越空间位置的界限，否定人作为主体而人之外的世界与万物作为行动的客体对象的传统观念，因而不是中心化的、由万物服侍的存在。赛博格观念打破了人学传统对人性的规定，改变了自然、机器和人的关系，拓展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人与物、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人与自然的边界认识，打通了人与非人类他者之间的内活动关系，建构了万物与人类之间互利、互成的新关系。赛博格观念提供了一种用关系性的和多层次的方式来解释行动主体的思考出发点，它把行动主体拓展到了非人类的领域，因而以分布式、混合式主体或行动者网络，延伸人类的主体性边界，肯定了人类之外的他者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性，从而强调了人与非人类他者协同行动的本体论基础，从而突破了人类行动的独立性和自足性。
赛博格是人类诞生以来的存在形式，更是未来人机合一的主体形态，是跨越一切界限的新主体。赛博格不断创造人与动物、人与机器及物质与精神等的跨界关系，不断创造新的主体、新的行动、新的存在方式，赛博格作为新的主体超越了人与动物、人与非生命体、人与机器的界限，突破了人类中心造成的物种之间的冲突困境。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并且构建了历史转变的任何可能性。[7]赛博格是与真实存在的事物（可能是异质的，可能是多种的）一起进行的历史性实践，人类的文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人类诞生以来的与万物赛博格协作之上，只是人类在技术和文化进化中突出自身尊贵的例外地位，不断把世界和他者当作可资利用的客体，从而贬低或否认了自身作为混合主体的存在特征。而事实上，赛博格合体（assemblage）几乎与人类文明一路相随，它意味着人从来就处于与技术、机器、环境、物质的关联中，并且在这种关联中生成、存在、进化。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成为赛博格的历史。人的赛博格化过程就是人类发生史中的一个一直与人类相伴的过程。[8]人类原本就是赛博格。
赛博格是具有身体、自我意识和社会条件（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的新型人类主体。赛博格主体虽然与人类的自然生命的形象具有很大差异，但依然具有人类个体（Human person）实践主体地位。这个主体是多层次的、多重性的，既是跨差异主体，又是跨边界主体、跨关系主体、跨利益主体，是对存在环境、存在关系、存在未来负责的主体，这一新的主体实践形式不仅仅把人看作世界的一部分，也不仅仅把人与其他存在看作互惠的，而是在新的生态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教育实践等方面诞生的新的具有宇宙意识、与非人类存在携手行动的实践主体。赛博格主体将具有新的存在使命、主体意识、伦理责任、具身情感等，将焕发出新的存在气象。实际上，人类已经与非人类生命、人工生命不可开交地缠绕在一起，赛博格性已经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9]
赛博格的主体性解构了人类自身建构的对立于存在、行动客体对象的主体性。人类把自身看作唯一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其实无法说明人类行动的完整构成，人的主体地位忽略了非人存在的能动性对人类的主体性的补充与完成，人类无法单凭自身而完成任何活动。赛博格主体完全具有全方位的关系性、混合性、分布性存在主体的特点，既是一个实体，也是一种关系，既是一种存在方式（人的生命存在与非人类他者的结合），也是一种主体性的建构方式。赛博格主体性，不仅说明了人类性发展的历史，也映射了人类的新存在形式、新生命状态、新行动主体性、新世界关系。赛博格性不仅表征人的本然样态，也促使人以赛博格性建构分布化的混合的“新主体性”。
迄今为止的人本主义思想传统为了维护人的存在尊严和灵魂的独特本质，把人解释为在自然之中高于其他存在的特异独立的例外者，人类作为思考与行动的主体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上把自身之外的自然存在看作可处理的客体，人类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的控制与利用之上，这种主体与其存在的世界是分离的，割裂了人与其他存在的关联性（relationality）。[10]事实上，人的主体性以及本质能力只能借助对环境的参与，借助于与他物的相遇与协作，才能发挥出来，人的思考、判断、行动，借助伸展在环境中的技术器官的潜力，借助于与其他事物的共同行动，才能够表现出力量，人作为分布合作式主体与他者构成行动者网络，才能成为环境中的行动者。伴随着机器和技术的延伸，人的外在器官所持留的记忆和符号越多，人的智能的合作越多，就越离不开建立复杂而多元的行动者网络。这样的分布性主体空间和行动者网络，是助益人类建构、表现自身人性和力量的不可或缺的协作能动性聚合体。
人类的赛博格性表征人是混合主体，其主体性生成于与万物的积极关联中。人作为在世之在，并不仅仅是与人类他者生活，在主体性和世界行动中，人与万物、环境相遇、合作、共生，携手行动，建构了关联与融合的共同存在的世界。[11]这种赛博格人的理念否定人的中心与例外地位，把人及其生命行动置于新的互动关系之中，把人置于宇宙万物之中的平等地位，打破人的超绝地位，打破人与动物、无机物的边界，给予了人超越自身边界、融入世界、与万物共在共荣的生存关系。人不仅是自身创造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是天地万物关系的总和，同时是在关系中生成的总和。赛博格性把世界与主体性延伸到了更大的存在空间，把人类融入了更大的世界，把人类发展与万物的生存融合起来。在人类诞生之日起，人与动物、人与他物、人与环境就构成了赛博格关系，人是赛博格存在，从来没有一个独立、自我闭环的人类主体在世界行动中能够独自发挥主体性，能够创造自身的发展。尽管人把自身看作万物的尺度，但事实上，人的所有行动都以赛博格方式进行，而不是以主客体关系、行动者与工具对象的关系完成。[12]赛博格性并不否定人的存在性，也不否定人性，而是说明人类根本在价值上并不高于非人类存在，人以赛博格的方式在世，以赛博格的方式成人，以赛博格的方式与万物打交道。
赛博格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例外的立场，具有走出人类世的力量。在赛博格世界中，人类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角色，将不是宇宙的中心和万物的尺度，人类将与万物一起共同存在，共同维护宇宙的和谐与秩序，与所有其他生物相互呼应，尊重和维护其他存在的繁盛，地球重归自然，生物和非生物的力量共同合作，成为赛博格的存在。[13]与所有生物和非生物一样，赛博格是蕴含生命潜力的存在者，是走出人类世困境的创造者。人类的赛博格性不仅仅映射后技术时代的人机合体，而是人类对人性进化的混合性的承认与承诺，可以说，赛博格性是人的存在与进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某种固定、封闭、潜在的有待于教育实现的属性。所以，赛博格后人类（cyborg post human）作为未来社会及教育思考的负担与起点，是重新思考生命存在、人类与万物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生成、人类的生命方式的机遇。人类的赛博格性的自我确证可能蕴含着负人类世的未来实践途径。
在技术进化薄弱时代，人的赛博格性还未真正被认识，但现时代生命进化已经进入一个赛博格化的时代，人将变成一个由他物、技术、网络、装置、程序、信息构成的新型赛博格集合体。随着人工生命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人类将与人工生命不可避免地缠绕在一起。在汇聚技术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人机合一的赛博格化（cyborgization）正在加速，人以机器化（非负面意义上的）为特征的高智能赛博格化正在成为现实。可以想象，智能技术与人脑以及生物神经系统无缝连接，直接进行信息交流，从而直接调节、作用、替代人的心智，赋予人全新的智能，直接改变人的认识、感受、判断、行动等方面的能力与方式，不仅仅是机器辅助人进行各种活动，而是以全新的赛博格方式进行各种教育、学习活动，同时，通过脑机接口对赛博格个体的各种活动进行测量、传输，形成赛博格之间直接的神经信号联系，直接形成个体间学习。赛博格人将迅速地获取知识、技能、经验，甚至是美学感受、道德共识。赛博格化将以新的存在、交流样态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政治、道德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将形成有多种个体——增强化的生物技术个体、超级智能机器人以及其他多种相关联的技术主体——组成的社会或共同体。人类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将推动人类朝向新的阶段进行进化。[14]
当对人的理解从主体、非动物性、自主性等人学本体论解放出来之后，赛博格性以及人类在与非人类他者的沟通、互动、协作、共存的社会性意义（social significance）就显露出来，赛博格存在的多样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多层级关系对未来人类发展的意义就展现出来，对地球走出人类世和自然减低熵增的意义就显示出来。人的赛博格性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曾被理所当然地认定的人类想象、行动模式和情感状态，要求把人类置于其他所有生命体、存在体共在的世界之中，对人类的所有行动进行再语境化，把人的赛博格性和赛博格化作为人在世界中存在、生成、发展的际遇式方式，作为与非人类他者共同创造逆人类世、创造共同的美好世界的根本途径。
赛博格后人类将给当下的教育实践以及未来教育的建构提出巨大的理论与实践挑战。如果赛博格性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人类进入到了赛博格化时代，如果主体性将不仅仅是属于人，人在自然中将有何独特的中心位置？[15]教育作为人类学机器仅仅以人性作为出发点有何不足？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利益或福利为中心的教育是否能够延续？现有的教育学所持有的人性观念、知识学习方式、经验建构方式、智慧发展方式会不会被彻底颠覆？新的教育范式将是什么？未来的教育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内容、方式面对这种赛博格人类或者非人类存在而展开教育？从人的赛博格性和赛博格化来看，面对未来教育，我们需要超越教育的人类中心主义取向，需要考虑人类面临的非人类性（inhumanity）的问题，考虑自然人与非人类他者共同构成的赛博格性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16]这些基础性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未来的教育学必须突破现有的范畴，必须以新的理论与方法思考世界、人、社会、教育。
三、赛博格教育的功能熵化
现代教育预设了人的例外性与人的超越地位，把世界作为控制、利用、征用的客体，预设了人的控制－统治型知识与能力的优先性。根据人类至上和统治自然的图式，现代教育服务人类的效用（utility），不断刺激或强化人类的发展欲望和生存动力，增强人类谋取自身利益的功能，着力生产人在利用环境、自然、自身的价值观、能力、资质、资本、资格，其发展、进程、方式、目的都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特征。从当前人类利益至上与人类发展主义教育价值取向看，现代教育的人类中心主义取向越来越严重。
现代教育范式的工具化与功能化，是不断狭隘化、单面化的人类熵化路线。现代教育不断增强人类集体和个体的工具性功能，使受教育者的学习和成长越来越功能化、工具化，使人变成功能性存在，从而形成人类总体上的功能化状态。由于功能化的教育为了人类本位主义的发展利益，把自然和人类都当作可以不断开发、不断征用的对象，其总体上导向了对人类和自然的工具化操纵。现代教育一方面忽视了人类是嵌入星球中的存在，把人从他自身的存在处境和存在关系中隔离开来，把人本身以及其它存在物置于为人类服务的工具地位；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人类学机器生产人类的征用自然、改造世界的功能，不仅湮没了人的赛博格性，也误导了人性，错置了人的生命实现方式，忽略了人自身无法脱离的多元具身性，忽略了人与其他非人类存在的共在、和美、互成，背离了生命与精神的丰富、复杂、多层级的培育方向、存在样态和实践方式。
在现代教育走向未来中，虽然教育技治主义声称能够通过智能教育改善或增强人类智能等素养，能够培养新型智能学习者和行动者，但是，如果不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路线，就会培育或生产出功能更强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赛博格，这就把基于万物相和共享的赛博格性给狭隘化了。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基于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神经技术、生物基因等技术发展，开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超人类赛博格进化的新进路。[17]但是，如果不改变技术工具化和人的功能化，后人类或超人类时代的赛博格教育就可能沿着功能化路线，与技术强化勾连，对赛博格个体的专门功能进行捕获与强化，进行单一化、专门化、片面化的工具性功能赋予，把赛博格作为人类利益实现的工具，其后果就是导致赛博格主体性生成的中断，导致其创生能力的废化。[18]
功能化教育消除赛博格协同行动、共享智慧、创造共同世界的可能性，把赛博格主体性训练为程序化的、可控制的、可计算的功能性。与功能化教育一起，汇聚技术不断增强人类身体和人类智能赛博格被塑造成职能超强的工具性主体，这一过程表面上看来增强了赛博格完成任务目标的胜任能力，但其实是把赛博格的生命活力限定在工具性的任务之中，限定在功能化之中。因为赛博格生命本身的丰富的潜能与活力被限定性地导向了某些特殊的功能，这一过程消灭或抑制了赛博格本身丰富的力量，以赛博格力量单一化的发展方式把赛博格进行物化（具体化和功能化），从而造成赛博格生命活力的消逝，这恰恰是赛博格生命本身的熵化。
在当下人类世中，现代教育的功能化路线越来越明确，教育目标越来越导向功能主义，教育越来越工具化，人在社会生产结构、技术自主发展结构中的工具化被操控状态越来越严重。[19]如果未来的赛博格教育依然采取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模式，即使人成为能力超前、超强的赛博格，人依然对世界、万物、非人类生命是凌越的、麻木的；即使学校教育强调培养赛博格的综合素养，但其对赛博格的欲望、能力、素养的偏好预设，驱使教育仅仅生产能够被征用的具有专门化功能的赛博格。这恰恰是没有希望的赛博格教育，因为其功能化教育导致对未来赛博格丰富的生命创造潜能与活力的否定，导致对赛博格创造负熵的智慧与能力的阻断。
现代教育在技术、市场、资本推动下，激发、培育人类追求在资本市场逐利的欲望与功能。教育的功能化与生命的功能化结合在一起，迎合市场对功能化生命体的需要，个体的欲望、教育的训练、社会的征用结为一体，成为相互嵌合的功能化结构，现代教育对生命的功能化治理，赋予、训练、增强生命被使用或被征用的专门功能，从而使生命被纳入到市场征用体系，这种功能化通过教育测评或身份涂层把人区隔化、分层化、等级化，把人专门化和工具化[20]，把人的发展与生命实践指标化，并以测评数据把功能化教育合理化。在未来的智能学校和智慧课堂中，人机合一的教育测评、控制、反馈装置、大数据算法，将升级对生命的功能化，赛博格的生命活力不断被操纵、被阻断、被熵化。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算法等介入教育和学习的过程中，生命复杂的、多向度的、广谱的、高统摄性的智慧被具象的、功能性的、单面的人工智能所导向和所限定，变成解决特殊定向任务的功能化智能，这是智能技术与工具化教育协同对赛博格功能的专门化预制，这种功能化、技术化的赛博格教育对赛博格的增强把生命丰富的智慧改造为智能，导向对赛博格生命的系统性愚化。赛博格的功能化是主体存在方式不断窄化、存在空间不断促逼、存在状态不断病态化的表征，也是生命的价值负载能力不断短路、不断阻隔的过程。这样的赛博格的功能化教育增强了人类熵（antropy），导致赛博格与世界共在互成的生命精神与智慧的瓦解。[21]
如果未来学校教育强化赛博格的功能性智能，生产并诱惑赛博格满足剩余欲望，把赛博格的精神、动力、潜能、素养发挥在满足剩余欲望的行为之中，就必然导致赛博格的功能化。所以，在未来的人机合一的赛博格化中，尽管人具有更强的赛博格性，但却在功能化教育中被生产为对自然万物更具侵略性的赛博格。在这样的状态中，功能化的赛博格教育对生命的熵化会遏制通过赛博格教育创造负熵和负人类世，自然的熵化风险就可能不断增大。未来赛博格生命的“后人类身体化的”多元主体混合协同的实践，本来是对功能化的解放，但功能化的赛博格教育通过技术装置使得赛博格成为增强的功能化机器，限制了赛博格丰富而多样的存在活力与实践方式，促成赛博格生命的熵化，从而消除了赛博格联手万物创造负熵的可能性；这不但无法改善人类、地球及宇宙的存在风险，反而由于它导向的人类熵会造成更多的、未知的地球麻烦与宇宙风险，由于其征用自然的功能效率更高，会加剧自然的熵化，会造成速度更快、危险更大的地球自然熵化危机。[22]
现代教育在工业化、技术化、实用化的过程中虽然试图回归人文主义精神教化的传统，但其实还是强调人与动物、机器等的边界与层级，并突出人的独立、中心地位与自我价值；这其实还是停留在人类中心主义之中。在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存在方式与宇宙生态的冲突中，仅仅强调教育的人文化是不够的，一方面人与万物边界的突破和深层、多元的关联，意味着集中于人文与人性发展的教育方式无法建立与世界万物的共存互联的关系；另一方面人的赛博格化生存意味着对人仅仅进行人性培育，会忽略或忽视人的存在的多元性与人类生命进化的游牧性、混合性。在宇宙、世界、人、技术共同交互的多层级关系中，人的存在、世界的存在发生了存在样态与存在关系的根本变化，人类所面临的存在境遇的偶然性、未来不确定性，人类自身的混合主体性，已经不是人文主义的教育范式所能解释或应对的。[23]
从当下的趋势看，人类通过汇聚技术对自身的增强进化而加速发展为超人类的赛博格，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图景，一方面作为物种的自然人类在汇聚技术的增强中面临巨大的改变，另一方面增强的赛博格人类可能会获得更加强大的智能。如果功能化教育的模式不会改变，具有超强功能的赛博格人，对地球的征用功能更加凸显，其对自身、对地球自然的侵占、干预、压榨、消耗将不是自然人所能比拟的，世界的熵化将可能会更加迅速，更加严重。因此，赛博格的教育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必须创造负熵，这样才能为走出人类世中贡献更高的价值。这就需要教育走出当下的工具化、功利化的下行路线，去创造新的实践方式。赛博格教育只有成为负熵的实践，只有成为负人类世的实践，才能开创人类和星球未来的希望。
人类世教育的解毒剂在哪里？能否建构不限于人类的教育学？能否建立一个超越动物与人、机器与人、物与人生命边界的教育学？能否建立一种基于宇宙共生互成的教育实践范式？如何通过教育与技术的结合避免未来赛博格的人类本位主义和技治主义？如何通过赛博格教育（后人类主体性教育）发展出新的生态性存在主体以形成与地球万物的和谐共存？教育如何为走出人类世贡献负熵，从而为逆人类世贡献自己的力量？教育如何培育未来的后人类赛博格？未来教育将如何将赛博格的成长实践作为生命负熵化的发展和生成实践？教育以何种方式让赛博格的生命栖居（house）于宇宙的和谐之中？教育将如何培育赛博格与非生命存在、非人存在互成共荣的负熵式生活品格？教育将如何通过人类与万物的赛博格关系展开新的教育？教育学是否重新阐释人性，阐释人类与非人类共享存在、协同行动的本体论命运，思考人类与宇宙万物的教育新契约和新目的？这是我们必须进入到逆人类世的未来教育学和未来教育文化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人类世、赛博格已经成为教育学事件，成为转折点，成为我们重新思考人及其教育等重要问题的开端。[24]人类世促使我们不能仅仅在人学意义上思考教育及教育学，也不能仅仅在人类的技术发展、经济增长、生活福利营造的意义上筹划教育的未来。人类如何通过教育培育赛博格的力量与智慧，开启负熵，开启逆人类世，是当下人类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也是教育学的重要问题。[25]唐娜·哈拉维在《与麻烦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中所提出的“共同—生成”（becoming-with）理论提出如何与世界互成的普遍性问题。[26]从赛博格性和赛博格化出发，我们也许能够发展出能够真正与世界融合的教育范式。不论发展路向多么复杂，新的教育需要走出功能化教育，在教育的目的、宗旨、范式上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需要赛博格的教育避免重复现代主义的教育逻辑，避免通过更强的技术培养人利用、盘剥、排斥其他存在的霸权，培养赛博格的负人类世的情怀、伦理以及存在方式，培养赛博格与其他存在主体共同保护星球和宇宙的能力、精神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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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tropy Dilemma of Cyborg Education in the Anthropocene
Jin Shenghong Sun Yuan
Abstract: Anthropocene indicates that human activity has become a geological force that heavily changes the nature.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acceleration of natural entropy caused by over appropriation of nature b y human. The Anthropocene is an age of technology as well as education. The anthropocentric education model has accelerated the expansion of the Anthropocene by developing and training the abilities of human beings to satisfy their desires by using nature for human’s benefit and well-being.Cyborg concept of Post humanism refers to the existence character of life after the blurred boundary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 human and ma-chine, human and matter,breaks through the theory of exception that man is unique, superior and in dependent out of the world, and deconstructs the anthropocentric education model, and puts forward a new beginning of education to cultivate a new type of subjectivity. In the future, if we do not change the current way to educate human being as functional instruments,if we do not transcend anthropocentrism, the education of Cyborgs will possibly change cyborgs in to functional tool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technology along the downward route, and, which will result in the entropy increasing of Cyborg life and the world. How to create negative entropy through cyborg education, how to establish a new paradigm and a new starting point of education, and how to open the anti-Anthropocene through Cyborg education ar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future education.
Key words: Anthropocene; entropy; Cyborg; anthropocentric education; negative entropy; functionalized education
初审：赖冬梅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