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提出，是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功能，对社会发展动力以及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等问题认识上的一次飞跃。这一论断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出发，对教育作出战略部署：必须充分认识教育的本质，充分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必须迎着时代，尽快使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脱颖而出；必须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建构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等。为此必须端正教育思想，否则，教育可能要拖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认识的飞跃；科技与教育

一、中国现代化的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

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1]邓小平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首先是针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摧残、破坏，大大降低了教育质量，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而谈的。但它的深远意义，也是对教育界科技界同志要立足于攀登科学高峰，使国民经济发展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客观要求而谈的。人类即将步入新的世纪，全球化、知识化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未来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科学知识的拓展、传播和应用已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唯一可依赖的、可不断拓展的资源和不竭的动力。以此来鉴察教育的现实，审思教育中的问题，是否仍可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为了说清这个问题，还是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说起。

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重新提出

1978年3月28日，在北京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谈了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曾经喧嚣一时，颠倒是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2]邓小平这番话包涵三个要点：1.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给搞乱了，颠倒了是非。2.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来观点。3.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更加密切，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三、一段历史公案的大白

所谓在“科技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上，被“四人帮”给搞乱了，颠倒了是非。是指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在科技工作整顿方面，由胡耀邦主持起草了一个文件，起初题目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后来改称《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在稿上曾用黑体字写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说它是毛泽东主席的论断。当时流传此话系毛泽东1963年12月16日听取中央科学小组聂荣臻等同志汇报“科技工作十年（1963—1972）规划”时候讲过这句话。这句话还编入了文革时期编印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这类内部印发的资料中，后来在正式文件《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纪要》中也用黑体字印上了这句话。在当时，文件、文章中的黑体字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话。

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当邓小平说明马克思讲过这样的话时，毛泽东还是说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后来查找1963年毛泽东听汇报时出席人韩光、于光远、范长江等人的原始记录。毛泽东12月16日讲的话是：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屋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上去。毛泽东这段话含义清楚，尽管没有科技是生产力的断语，但仍可这样概括，并且表达的也很急迫强烈。

后来在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汇报提纲》被批为“修正主义毒草”。批判者认为：“作为《汇报提纲》理论根据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是“谣言”，二是“误译”。“谣言”者是说毛泽东没说过这样的话。“四人帮”以“谣言”为据，批邓搞“唯生产力论”、“科学技术决定论”，说什么“强调科学是生产力中首要因素，目的是为排斥政治斗争这个纲”，是把手“伸向了”现代修正主义，“‘拿来了’一整套‘科学作为一种直接生产力’的滥调”。这里应指出，毛泽东只是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并没有说他不会说这句话，更没有说他不同意马克思的这个论点^[3]。那么，马克思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呢？是否“误译”呢？

四、马克思的科学分析

马克思关于“科技是生产力”的直接断语并未说过，但马克思说“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4]还提出过“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论断^[5]。由此也可以说“科学是生产力”论断是马克思的观点。我们不要简单地认为这仅是马克思一般性的说说，而应看作是他严肃的科学研究的结论。因此，我们也不可以轻易地说我们如何发展了马克思这个理论观点。

马克思在他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在他后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部分《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在他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都以极其丰富的技术史资料为依据，精辟地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深刻分析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矛盾的尖锐化。

这里，我们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科技是生产力”的若干论述，引录下来，以说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科学价值。

“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的力量。”^[6]

“在机器体系中，物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作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7]

“机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机器的特征决不是像（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对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对机器的运转，对机器作用于原材料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这和对待工具的情形不一样。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于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辅助材料），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8]

“同样，靠磨杆一推一拉来推动的磨，它的动力的作用是不均匀的，这又引起飞轮的理论和应用。飞轮后来在大工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就是这样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9]

“在机器生产中，……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当然，在这里也像以前一样，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10]

“……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11]

“机器部件所必须的精确的几何形状，如直线、平面、圆、圆柱形、圆锥形和球形，也同时要用机器来生产。”^[12]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13]

“因此，大工业把巨大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14]

“……机器的使用要遵照严格的科学规律”^[15]。

“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6]

机器在农业的使用所引起“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17]

够了，我们以这样大量的篇幅，引证马克思的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在于说明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立论是正确的，是以科技发展史的资料为依据的，理论是彻底的。由上面引录的论断中，我们能否得出如下几点看法。

1.按物质存在形式来看，劳动过程是各种条件的总和，并和这个过程相应，分为一定的、质上不同的各个部分，即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活劳动。这是构成生产力的三要素，这些要素的统一是劳动过程，它们的静止的统一是产品。

2.劳动资料经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人类已经经历了石器、青铜器、铁器）它的最后形式是机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动机器体系。劳动资料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它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18]。

3.机器是什么，按《辞海》的释文：机器是用来转换或利用机械能的机构。通常分作三类：原动机、变换机、工作机。按马克思的看法，机器是“能工巧匠”，是“物化的知识力量”，“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性劳动都体现机器体系中”。马克思说“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这些生产力是指机器体系和它的组成部分，也包括科学在内是指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是指机器“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

五、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意义与实践意义

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生产力”的观点，大体有个发展过程，1975年在《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一文中称：“科学技术叫生产力”^[19]，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称：“科技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20]。在1988年9月5日他同胡萨克（捷克总统）谈话时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1]后来在9月12日又说：“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22]

邓小平从1975年提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到1978年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特别是1988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在认识上、理论上有哪些意义呢？它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整个社会发展有什么意义呢？

下面若干方面，是重要的。

（一）是对科学技术本质认识的飞跃。在理论界，由于社会变革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并未关注马克思关于科技是生产力的理论观点。甚至在前苏联理论界一直把科学看作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看作了“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直到1961年前苏联在谈长期发展纲要时，才把科学排除在上层建筑之外，并宣称“科学的所有领域日益形成直接的生产力。”前苏联理论界的观点，对我国有直接的影响，再加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关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科技是生产力的观点，并未关注，甚而认为是“唯生产力论”，“科技决定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加以批判。邓小平重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的理论，是对科学技术本质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二）是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认识的飞跃。恩格斯说过，科学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推动作用，科学是历史发展中的革命力量。科技是人认识自然的一个标志，又是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起点和手段。新中国成立后，科技事业在中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使中国科技事业全面进入了现代化发展时期。由于中国特定的国际环境，使我国科技发展选择了以国防安全为主要目标的方针，它的最高成就的标志，就是尖端科技成果“两弹一星”。1978年科学大会上，提出“科技是生产力”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启开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从国防动力向经济动力的转变”^[23]。

（三）是对科学技术的哲理求索到发展国计民生认识的飞跃。在1956年以后，毛泽东也曾关注过发展社会生产的问题，由于主客观各种原因，毛泽东更多地还是关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尽管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也曾谈到“科技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要以革命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但他谈科技的重要多是从两大阵营对峙战略发展的角度或从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逻辑推理的角度关注科技事业。后来，他与科学家的多次谈科技问题时，更多的是从哲学的视角，从认识论的视角来谈自然科学。如说到日本科学家板田的文章时说，基本粒子、电子是可分的，说到宇宙从大、小方面都是无限的。他还引用庄子一句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当于光远问到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看成是认识工具时，毛泽东说，有道理，工具是器官的延长。镢头是人手的延长，望远镜是人眼睛的延长。作为一代伟人、哲人，他更多的是从宇宙、从全球视野来看科学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而邓小平则面对的是人民的生计，是国民财富的增长，他是探索中国富强之路，他的逻辑是人民的衣食住行，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科技对生产力发展动力作用。这是从形而上走到形而下，从天上翱翔的哲理落在地下运行的物体，不能不讲这是两位世纪伟人的相异之处。

（四）是对社会发展动力认识的飞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始终把阶级斗争看作是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看作是社会变革的巨大的杠杆。这一原理的正确性已被历史所证实。然而，对这一原理绝对化理解的结果，导致对科学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不理解。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24][25]。可见，马克思对科学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确认。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夺取政权，而后利用政权的力量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确立以后，社会矛盾已发生转化，应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在发展生产力的动力问题上，毛泽东仍想以“抓革命，促生产”，仍想以“群众运动加阶级斗争”的模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理解科技已是一种在历史发展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生产力”的观点，关于“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26]的观点，关于“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27]的观点，实现了人们在社会发展动力上认识的一次飞跃。其意义在于使中国走向文明富强之路。

（五）是对科学技术人员阶级属性认识的飞跃。邓小平说：“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28]还说，“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29]还说，“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30]这个重要结论，涉及到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涉及到了科技人员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科技人员是生产劳动者，还是非生产劳动者，科技人员是参与了物质财富生产，是生产了剩余价值还是占有他人的物质财富，占有了他人的剩余价值等重大问题。马克思说过：“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了。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31]从马克思、邓小平的论述来看，科技人员也参与了创造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他们是受资本家剥削的。邓小平的理论观点，可以说，它结束了我们党长期以来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归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范畴的“左”的观点。为我们在新时期，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确立了政策的理论基础。

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含义

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是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活动。构成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是作为生产力第四要素而提出来的，也不是与构成生产力要素中占主体地位的劳动者谁是第一要素、第二要素而提出来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讲科技作为变量因素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与辐射，使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和劳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科技是生产力”，我们可以将它的公式理解为：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因为“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32]所以“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33]而科技是生产方式变革的决定因素。就科学而言，它为生产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它决定着生产技术发展的方向，它为新兴工业奠定了基础。科技水平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尺。邓小平正是从科技对生产发展制约的意义上，断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对现代科技发展与生产力发展历史的一个高度概括。19世纪以来，电磁场理论导致电力技术和产业革命；量子化学、化学键理论导致以煤和石油为原料的现代合成化学的发展；相对论和原子核物理论导致核技术；量子理论和电子理论导致半导体和微电子技术的突破，进而带来的微电子信息产业的革命，以及计算机与数字通讯网络技术所带来的全球化信息时代等^[34]。这些都证明了科学与技术已成为当代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七、应将科学和技术加以区别

科技作为复合词，从一般意义上讲“科技是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的。然而，科学和技术两者并不等同，各自与生产力的关系也不相同，人们都把“科学”看作是人们的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和认识的成果，把科学看作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技术”一词，含义甚广。按其本意，最初是以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技能和技巧；它是以人作为载体，随着人这个活动中的主体和变化而出现或消失。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大机器生产的出现，使工具从人的双手或手工工具向机械工具转变，这就使“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机器上面。”这时技术就不是以人为载体，而是以物为载体了。技术与活动的主体分离了，从而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形态。这样看，技术除了包括劳动者所掌握的生产知识和操作技能以外，技术主要还是知识形式所代表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单纯的设备，不论是单机或成套设备，它们是技术的产物和技术的载体而不属于技术本身。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紧密相联，互相促进，科学引导技术，技术催发科学，科学是技术的基础，技术又是科学活动的“认识的器官”。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的后盾，技术可以以直接生产力的身份表现在生产过程中，可以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呈现出来。

科学的价值在于认识客观世界，在于求真，在于它的真理性。科学的本体价值是为人们提供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系统的知识，而科学的社会价值是为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生产力发展奠定基石，提供知识资源与动力。科学不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因此，不应以不合理的经济指标要求科学研究，也不应以短浅的近期功利而限制基础科学的研究。同样，科学的价值不限于奠定了生产力发展基础，它以其知识的科学价值哺育人类。它具有巨大认识价值，精神价值。技术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手段，具有直接生产力的价值，因此它具有专利性、所有权性，它可以投入市场进行有价交换。而科学则无国籍、无种族、阶级的界线。现代人们统称的“高科技”，实际是高技术，因科学无所谓高与低，科学只有真与伪之分。

八、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教育应是以科学构成学校课程的主体为标志

大家知道，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是伴随着近代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而产生的，在17世纪以后，自然科学得以很快的发展，从对自然现象分门别类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严密理论形态的独立学科。20世纪以来，科学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形成了由许多领域构成的庞大的学科系统。从教育发展的历史考察，也只有将自然科学逐渐列入学校的教育课程以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教育才产生。由于工业革命的客观需求，才将科学与生产，科学与教育结合起来。在19世纪以后，学校课程才逐渐改变了以“装饰性”知识为主体的课程体系，改变了脱离生产、生活实际的“绅士教育”课程或古典文科中学的课程体系。科学作为课程首先从大学开始，而后开设学科学系，后又开设工程学系。后来辐射、发展到中小学教育。反映这一时代要求的英国教育家斯宾塞（1820~1903）说得好：“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35]他把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数学等，列为学校的重要课程。进入20世纪后，科学已成为学校教育的主体内容。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四大发现（相对论、原子结构和基本粒子的发现和量子力学，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创立，分子生物学，特别是核酸分子的结构和遗传密码的发现）导致一系列高新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随之而来的是大学教育新专业的开设，新学科的增设，基础教育对新三艺（数学、物理、外语）的重视与对新的课程体系的建构。当今，科学已成为人类现代生活、现代文明的基石，科学教育必然成为当今教育的首要内容。科技对教育影响不仅在人才规格上，课程结构、内容上，而且并直接地影响着教育的形式，教育发展的进程，教育的手段的变革与发展。新的教学媒体出现，已使教育进程中诸因素发生了新质的变化。

教育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相比，它的基本特点，是一种文化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就它对科学的意义来说，它可以传递、传播科学，可以创新发展科学。教育是以科学为基础，以科学为媒介，以科学为实体的活动。当前大学不仅是传递科学知识的场所，以此使科学得以承续；而且，著名大学既是科研中心又是科学创新的基地，使科学得以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与教育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联，两者互为依存，互相促进。

九、教育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必经途径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说科技对生产力三要素的辐射与渗透。科技从形态上讲，可称作知识形态的生产力。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如何才能成为现时形态的生产力呢，它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教育将科学知识内化于劳动者。马克思提出了“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36]还说，“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37]，劳动力在生产力三要素中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一则具有掌握一定科学知识、生产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直接表现为生产力；一则是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科学技术人员，经过他们在生产过程之外的技术开发，创造出新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资料，进而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才提出四化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38]教育是将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经途径。教育会生产劳动力。生产劳动能力的生产，并非社会生产。生产劳动力的过程是“物”化为“智”的过程，是物质财富的消费，是科学知识——人的智能的生产；社会生产是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能力（智力和体力的总和）对象化在对象物上的过程，是智力和体力的消费，是物质财富的生产。教育真正呈现它的生产力功能，唯一标志是培养出适合时代需要的，高质量的劳动力。

十、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来审视教育，教育莫要把现代化进程拖住

邓小平在短短十几年内提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系列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正是从当代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从我国历史经验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中所作的论断。这些论断已经在科技工作领域，在经济工作领域，在政治和文化生活领域，在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上，正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和由此而引起了深刻变革。在教育领域无疑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而主要是主管教育的人员认识上的原因（包括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意义认识不够和对“左”的思想的影响清理不够），使这一重要的理论命题向政策转化，向实践转化不够。不仅影响了教育事业发展，而且影响着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发展。

就一般意义而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应引起教育观念与教育政策上的重大转变的问题如下：

（一）科学认识现代教育的本质，充分发挥现代教育在发展社会生产上的功能。现代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现代生产与现代科学的产物。大家知道，机器大生产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生产，生产科学化是现代生产的本质特征。这种生产不仅引起整个生产过程的更新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而且直接要求劳动者必须掌握构成现代生产的基本原理，必须掌握操作机器的基本技能，否则就无法从事生产。然而，科学原理的取得，仅靠在劳动实践中、在社会生活中的直观感受，或以手工工场学徒制式的传授，是不可以获得的。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就要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去一种独立的职能——学习与掌握生产知识的职能，于是一种新型的学校出现了——实科学校、职业学校出现了。这就使学校教育进入了现代化阶段。现代教育的形成，既包含着对古代学校教育改造，同时又建立了各种适应生产发展的专门的专业学校。这种新的学校的特点，是以适应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为轴心的多层次的教育体制，它的基础是现代生产和现代科技，它的中心任务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不了解现代学校产生的历史原因，不认识现代学校教育存在的客观基础，仅以古代学校是传授“统治术”的教育观，或仅以“教育是阶级斗争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教育观，来看待现代学校或规范学校教育，势必背离与削弱现代学校基本功能。回顾不久以前，我们关于教育是“战线”是“阵地”是“斗争前沿”的提出，我们对“建设者”与“接班人”理解与争议，我们在“端正办学方向”上的种种说法，不都是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四化关键是科技，而科技人才基础是教育”缺乏应有的理解，并对应有的理解在教育领域的实践的一种干扰吗？

（二）教育应作出战略部署，保证少数英才脱颖而出。科技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已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而科技发展的动力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需求与科技现有水平问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科技发展必须要有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没有必需的物质资源既不能保证研究的物质条件，也不能吸引、稳定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邓小平一再说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含义深广。所谓尊重人才一是使现有人才如何真正发挥他们的才能；一是如何使新一代杰出的人才脱颖而出。客观的逻辑是十分清楚的：社会发展要靠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要靠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要靠科技人才，科技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教育的功能一方面是提高整个国民的科学素质，没有国民科学素质的提高，科技的创新与应用就失去基础。另一方面，就要千方百计地培养一批优秀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人民中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则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起着突破性的作用。所以，邓小平一再说：“革命事业需要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科学事业同样需要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39]。“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40]。“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41]

未来的科学发展不仅要对物质世界研究继续深化发展，而且在深化研究的同时，由于物质世界的统一性研究将呈现交叉和综合的趋势，如空间科学、能源科学、认知科学……。由于科学是技术的基础，科学为技术的开发开拓了广阔的领域。科学的发现将以更快的速度向应用技术的开发和规模产业转移。在以科学为基础的高技术时代，少数英才的作用就显得十分突出。因此，学校教育除了在提高整个国民整体素质的基础上，如何保证少数英才的选拔与成长就显得特别重要。要选拔就要考试，就世界范围总体来看，统考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选拔人才的形式，也是最普遍采用的形式。一般说，经过统考所选的人才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比如清华大学每年总是从数万考生中选出成绩最佳者，入学后又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不仅在专业领域内攀登上科学和技术的高峰，而且由于受到良好的理性训练，使人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素质的内涵是相通的，一通百通。所以，他们中许多人，有的成为科学家、技术专家、企业家、管理人员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恢复工作之后自告奋勇抓教育，对教育的拨乱反正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恢复高考抓起，提出招生对象要从应届毕业生中直接选拔，并说，要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整个教育当然不能仅为选拔而设而教，但要看到，选拔中的学科，既是一般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又是高级人才进一步深造的基础。不科学的考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考试要改革，但不是淡化考试，更不是取消考试。考试对所有学生的激励作用，对教学质量的评估作用，特别是对优秀学子的选拔作用，是应充分肯定的。直至今后，世界各国恐怕也难以找到不用考试就能较好地选拔出人才的办法。

对尖子学生的成长，应有很好的学校加以培养。这里就涉及到要不要重点学校的问题。当前人们有一种误解，好像邓小平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主张，仅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种权宜之策。最近在教育界隐匿着一种观点，好像邓小平办重点学校的主张，已经过时了。其实邓小平在谈这一问题时是说得很清楚的：“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42]还说：“为了加速造就人才和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的建设，尽快提高它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43]邓小平的视野正是从“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44]的历史任务出发，正是从在“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45]的前景出发，正是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快，而且“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46]的事实出发^[47]，来部署教育事业的，来谈论重点学校的。“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教育发展如何争取时间，赢得时代，就应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就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等。我们必须站在这个角度来理解重点学校问题。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讲清楚。这就是受教育权的平等问题。有人误把办重点学校，势必要导致受教育权的不平等。因为同样的国民在享受教育的权益上是不平等的。更有甚者，说什么“择优录取”本身就是一种权利不平等的选择，因为统一标准的考题，对实际存在着多种差别而成长起来的考生，本身就是一种阶级选择，这种选择只有利于有产者，有权者。认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应该说，当前我国国民受教育权是平等的，又是不平等的。所谓平等，我国宪法、教育法，都规定了公民有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并无阶级、民族、性别等等的不平等限制。所谓不平等，这正像马克思说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48]当前，我国从经济成分来说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城乡、工农、体脑之间的差别仍要长期存在，正是“经济结构”以及“社会文化发展”决定了受教育的不平等。这一事实，不是到处随时可以见到吗！有钱（交择校费）上好学校的社会现象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以平静的心情对待。这犹如先让少数人富裕起来一样，当前百万富翁的出现与发展，只能当作历史现象来理解它的进步性与合理性，若以剩余价值理论来断定，他们都是被剥夺的对象。

（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结合点是现代科学技术，莫要对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作小资产阶级的曲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为我们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理与方针，提供了新的视角。马克思说：“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49]列宁对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不仅给了很高的评价，而且更完整准确的表述了它的内涵。列宁说：“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50]马克思、列宁都认为物质生产劳动要想达到现代科技发展的水平所要求的高度，或是教学、教育质量达到现代科技发展水平所要求的高度，那就必须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现代生产是现代教育的基础，现代教育又是现代生产的前提条件，而现代科技是现代生产和现代教育的基本内涵。如果离开了科学和技术的内涵，那就不是现代生产，也不是现代教育。可见，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点是现代科技。由于现代生产的客观需要，教育作为独立的社会因素从生产劳动过程中分离出去了，劳动者从劳动过程中分离出去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之外，在社会独立因素的学校里进行专门的教育和培训，以掌握现代科技，然后再回到劳动过程之中进行生产。分离不是脱离，分离就是结合，是为了结合；结合生产劳动，不是融化于生产过程。为了生产，为了结合，首先要分离，分离中包涵着结合，结合的标志是劳动者是否掌握了现代科技。生产越是现代化，劳动者从劳动中分离出去的时间越长，所需要受现代科技的武装起来的时间越长。这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教劳结合原理的理解，也是对现代教育本体功能的理解，对现代教育存在的必要性的客观性的理解。

马克思列宁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相结合的原理，是从现代生产和现代社会整体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的。因此，那种将教劳结合看作是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根本区别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种不以现代科技为内容，为结合的点，而将教劳结合理解为传统教育与手工劳动相结合的观点，是瑞士教育家裴斯塔济齐（1746-1827）观点，是蒲鲁东（1809-1865）式的小生产者的教劳结合观。那种把教劳结合当作改造旧学校、当作接受“再教育”的必由之路的观点，是对马克思教育原理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曲解。当然，劳动对人的发展，对青少年全面成长，特别是对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无疑是有益的，是必要的。但也不是任何条件的劳动都能对人的发展起积极作用。一切以政治上的功利需求来理解和安排教劳结合，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原理无共同之处，而且势必产生消极的后果。

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说过：“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51]而且提出教劳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52]十分明确，邓小平将教劳结合的重点放在教育结构与教育内容的结合上，落脚在为现代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服务上，落脚在教育质量提高和教育的社会效益上，这正是对马克思教劳结合原理的科学说明。

（四）建构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学科课程体系是时代的要求。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来看学校的任务。学校之所以是学校，学校首先是读书的地方。上学不读书，学校就可取消。当前所谓的学校应教会学生学会生存，学会生活等口号，是使教育生活化、学校社会化的一种趋向，实质是削弱学校特殊职能的表现。有人提出：“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中心环节是改变以学科知识系统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构建以全面提高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奠定扎实的基础。”^[53]这种以生存生活为逻辑所构成的课程体系或以心理逻辑所组成的教材内容，学生也可学到许多实用的知识，但必然会削弱系统科学知识的掌握，不以各门学科知识为主体所建构的课程体系，不以科学逻辑所组成的教材内容，是与时代发展相背的。以学科知识为中心为基础来建构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它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所决定的，也不是以某些人的意愿就可以改变的。它是人类发展历史的选择。大家知道，现代生产也称机器大生产。机器大生产按马克思的说法，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生产，是把科学和自然力纳入生产过程的生产，所以，可以说生产力是“物化”了科学的力量。因而人们不掌握科学知识与生产技术，就无法从事生产。同时，随着科学的发展，进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渐科学化。试看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哪样离得开科学知识呢？在现代生产、现代科学、现代生活方式下，必然要以学科知识为中心来建构学校的课程体系，必须以每门学科的科学逻辑来编写教材，这是历史的选择。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客观要求，对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与课程结构的调整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某种“功利”的推动，调整中的“急功近利”的倾向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高等教育中对基础学科的建设与教学不可忽视，基础学科不宜大发展，但也不宜不发展，更不应压缩或取消它的发展。基础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始终应加关注，基础学科始终应是专业的基础，只有打好根基，才能建成千仞高楼。同样，国家必须重视基础学科的研究，增加研究费用的投入，这是因为基础学科在整个科技发展中，在社会进步中，占有战略地位。

作为国民基础教育它的基本任务，首先是让学生学好语文、数学、外语等。掌握读、写、算的基本能力。进而学好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数、理、化、生、地、史等）。基础教育若学了许多生存生活的实用知识，而失去了基础知识，那样的基础教育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当前基础教育的困境，就在于基础失去的太多，他们正在从基础上找出路。美国基础教育是面镜子，我们应鉴戒、明察，不可去步它的后尘。

古人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孙中山在民国二年政党宣言中说：“教育为立国根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我们党在十三大的报告中提出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样看来，国家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树人为本。树人一是培养的学生是否具有报效祖国之心，二是有无报效国家的本事。做人与做事的统一是我们的目标。做人必须做事，不做事做人的价值何以体现。教育上的形式主义颇有市场，误导的口号屡见不鲜。当前，为振兴中华，必须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出发，认识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而全面审视我们的教育，改革我们的教育。否则，就会像邓小平预言的——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4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87页。

[3]见龚育之：《一段历史公案和几点理论思考》，《解放日报》1991年5月29日。

[4][6][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第219页，第210页，第20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2页。

[9][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4页，第417页，第421页。

[12][13][14][15][16][1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2页，第423页，第424页，第425页，第464页，第551页，第204页。

[19][20]《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第86页。

[21][2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第275页。

[23]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一个转折点》，1998年4月5日《光明日报》。

[24]恩格斯说的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系指在1882年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法国物理学家马赛尔·德普勒展示了他在米斯巴赫至慕尼黑之间架设的第一条实验性输电线路。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页。

[26][27][28][29]《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第86页，第88页，第34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6页。

[32][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534页，第533页。

[34]见路甬祥：《科学的历史与未来》，《光明日报》1998年3月31日。

[35]斯宾塞：《教育论》中译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页。

[38]《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39][40][4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页，第91页，第96页。

[42][4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第108页。

[44][45][4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第378页，第377页。

[47]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昌、杨喜墀、陈芳允4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4月6日，他针对选择高技术发展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的不同意见，作出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10月6日，他又在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计划中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1987年3月，这个计划开始组织实施。1991年4月23日邓小平又为全国“八六三”计划工作会议作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0页。

[50]《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1页。

[51][5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53]陈德珍：《有关实施素质教育的认识和实践问题》，《中小学整体改革简报》1997年第4期。

初审：王远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