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劳动与闲暇构成追求、创造美好生活的“一体两面”，为劳动教育和闲暇教育深度融合提供了现实可能。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力军，不仅要施之以有效的劳动教育，而且要辅之以必需的闲暇教育，以二者的深度融合实现教育的事半功倍。但从现实来看，大学生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之间相互脱节、撕扯的现象值得关注，离开闲暇教育的劳动教育变得短视、狭隘，离开劳动教育的闲暇教育显得浅薄、扁平。高校要立足于推动学生全面发展，把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作为“一体”进行谋划和安排，构建“一主线两增强”的教育机制，使劳动教育和闲暇教育各司其职又相辅相成地提升学生追求、实现美好生活的能力。
关键词：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闲暇教育；融合
劳动与闲暇是一对既对立又相依相随的古老概念，体现了人的两种不同类别的活动，在人的生存状态下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只有劳动没有闲暇，劳动不可持续，生活没有质量；只有闲暇没有劳动，人类无法生存，社会不能发展。由此，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演变出劳动教育和闲暇教育两种教育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历程中，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而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我们依然要加强劳动教育，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培养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善于劳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时，“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所带来的个体自由时间的增多也需要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大力开展闲暇教育，实现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的有机结合。”[1]面对人民日益增长和更加广泛的美好生活需要，面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期待，教育还应当担负起引领闲暇生活、提升闲暇品质的责任。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力军，正处于人生奠基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既有较为自由的学习时间，又有较为鲜明的学习自主性，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对他们的人生发展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在当前的教育实践中，我们或更多强调劳动教育而忽视闲暇教育，或强调二者“各司其职”而忽视“相辅相成”，没有通过教育的形式平衡劳动与闲暇的关系[2]。因此，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深度融合是新时代赋予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课题，也是提升教育实效的有力抓手。
一、劳动教育和闲暇教育相融合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劳动和闲暇都是创造、体现美好生活的必然向度。教育的目的不仅要教导人谋生，而且要引导人懂得如何真正生活。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生力军，劳动教育和闲暇教育都是培育其健全生命、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基本维度，二者的结合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
（一）劳动和闲暇是创造美好生活的“一体两面”
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劳动创造也造就了人本身。从历史进程看，无论是对物质富足的需求，还是对精神满足的追求，抑或是对人本身发展的全面性、自由性的要求，使得劳动与闲暇合理性关系的构建成为贯穿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因此，弄清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融合的内在机理，必须从劳动与闲暇的关系来把握。
就劳动与闲暇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劳动决定闲暇。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世界历史就是通过人的创造劳动的演变过程。人类是在劳动过程中逐步积累起社会物质基础或物质生存条件，在此基础上才具有闲暇。“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3]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处于必要劳动彼岸的闲暇长期被“异化”劳动所遮蔽和割裂，劳动和闲暇呈现相分离的现象。劳动主要由“被统治阶级”承担，呈现出只有体力劳动而无自由闲暇时间的行为表征，劳动是异化的劳动；而闲暇则被赋予“有闲阶层”，成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和权贵身份的象征。这种对立存在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劳动与闲暇的关系形态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制约性，但却无法改变人类对拥有劳动的同时还要拥有自由支配闲暇时间的追求。当然，“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4]。另一方面，闲暇对劳动具有创造作用。“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5]马克思所指的“自由时间”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闲暇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6]可见，“自由时间”本身具有属人的使用价值，用于促进劳动者更新知识结构和全面发展，并依此保持对劳动的热情，为劳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条件，进而实现更高效率、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劳动。由此可见，任何把劳动和闲暇割裂开来的行为都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可以说，劳动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基础，闲暇是体现美好生活的重要维度，二者在美好生活中是对立统一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积累，使得劳动与闲暇“一体两面”的美好生活追求具有更加扎实的现实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7]这是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融合的现实基础和时代要求。
（二）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相融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体两面”
人不仅是劳动者同样也是闲暇者。“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8]“惟有在闲暇时间才有幸福可言，恰当地利用闲暇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础。”[9]教育作为维系闲暇与劳动的沟通手段，必须将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交织联结，通过教育的形式使人们会劳动、懂闲暇，体现出二者独特而共有的价值。没有劳动教育就不会真正理解闲暇的意义，没有闲暇教育就不会领会劳动的价值，引领和塑造大学生成长必须坚持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的协同推进。
一方面，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我国高校培养人才的一条重要经验，造就了一批具有良好劳动精神面貌、坚持正确劳动价值取向和掌握熟练劳动技能水平的建设者。“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10]面对新时代的大学生，必须改进劳动教育方式，使之符合大学生年龄特点和时代特征，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面向劳动新形态，提升育人实效性；另一方面，闲暇教育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闲暇不仅仅止于物质享受，而且反映了自主选择的权利、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自觉发展完善自身的机会，是人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完整的教育必须包括闲暇教育在内，闲暇教育应当成为塑造人的品性必不可少的方式之一。通过闲暇教育让大学生懂得如何利用闲暇时间，如何认识闲暇活动与知识、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闲暇活动与人格完善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闲暇活动与个体社会化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闲暇活动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等。[11]因此，闲暇教育是一项严肃的教育任务，可以使大学生自觉地把消遣与提高、玩乐与创造结合起来，促进自我发展和完善。二者的结合，对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相融合不是简单的功能累加，而是一种具有生命意义的实质融合。劳动教育因闲暇活动的多样性而获致生命的丰富性，闲暇教育因劳动价值的根本性而获致生命的深刻性，实际上二者都是一种逐渐摆脱外界束缚、对自己本质占有的过程，是推动大学生全面发展、增强创造美好生活能力的内在要求。如果离开闲暇就不能完整理解劳动到底为什么，如果离开劳动就不能正确理解闲暇到底是什么，必须恰当把握大学生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之间的张力，寻求二者间的最佳融合点，形成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同构的大学生活场域。
二、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相脱节的现实影响审视
教育应该在劳动与闲暇之间搭起桥梁，“既要重视工作教育，又要关注闲暇教育”[12]。从目前来看，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之间存在相互脱节、撕扯现象，二者统一中应有的合力却变成相互制约的因素，导致教育成效不尽如人意。“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化、弱化。”[13]闲暇教育同样如此。尽管高校对闲暇教育日渐重视，旨在提高大学生活质量的课外活动内容不断拓展，但与时代要求仍不相适应，缺乏深度性、连贯性、全面性，教育资源不足，教育渠道狭窄，活动形式单一，不能有效吸引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教育更多停留在目标的浅层性和学生感悟的自发性上，一些学生不理解何为有价值的闲暇，不知道如何利用闲暇，闲暇成为“享受”“无所事事”的代名词。
（一）离开闲暇教育的劳动教育变得短视、狭隘
“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14]这就决定了劳动教育离不开对“自由时间”的关注。从闲暇教育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对闲暇教育的关注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实施素质教育、终身教育、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针政策的相继出台，闲暇教育对人身心发展的重要价值逐渐为学界所重视。由此，闲暇教育研究成果开始出现，闲暇教育落地的呼声也随之而来。但是，闲暇教育却始终没有作为独立的教育单元来实践，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附属性而非主体性。将闲暇教育视为素质教育、终身教育、全面发展的手段或组成部分，强调它的作用，很少去强调闲暇教育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凸显出了闲暇教育伴随性的特点。二是倡导性而非规定性。实施闲暇教育的重要性和建议主要停留在提倡层面，对于闲暇教育实施缺乏政策规定性。三是学术性而非实践性。闲暇教育主要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尚未走向对实践层面的独立、整体规划。可见，闲暇教育在实践上是缺失或不足的。“如果教育并不提供健康的休闲活动的能力，那么被压抑的本能就要寻求各种不正当的出路，有时是公开的，有时局限于、沉迷于想象。”[15]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强调劳动教育的同时，也没有将闲暇教育融入其中，偏离了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的内在关系，也就偏离了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导致学生对劳动产生不良心态，对劳动教育产生抵触心理。一些学生劳动认知偏差、劳动情感淡漠、劳动意志薄弱、劳动行为缺乏、劳动能力不足，对大学生活“无期待感”，对人对事对己都摆出一副“佛系”“道系”“躺平”的随缘姿态，随遇而安，一切皆无所谓，不能领会“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深刻内涵。一些学生劳动选择功利化，无暇顾及精神世界的思考，在人生规划时实用主义思想倾向较为严重，精神诉求局限于微观叙事，生活态度“平面化”倾向明显，“有没有用”成为这些学生为人做事的核心标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现象令人担忧。这些现象的成因是复杂的，但却与忽视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深度融合不无关系。
闲暇教育具有发展功能（发展个性、培养能力、完善知识结构）、防治功能（锻炼身体预防生理疾病、养护心灵预防心理疾病）以及乐生功能（愉悦身心、享受生活、发展能力为未来生活做准备），[16]能够成为劳动教育的“正当的出路”。它是理解劳动意义、劳动价值的“镜子”，是发展个性、培养能力的空间，可以从中照出学生生存发展的完整状态，共同构成学生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生存方式，从中找寻生命的意义。因为“人终将成为与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7]
（二）离开劳动教育的闲暇教育变得浅薄、扁平
“劳动教育首要目的在于，养成崇尚劳动的价值理念，摒弃不劳而获、贪图享乐的错误观念”[18]，是闲暇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实现闲暇教育深刻性和丰富性的有效方法。但是，基于全国105所高校的实证调查显示，43.10%的高校已开设劳动教育课程，但按规定将劳动教育课设置为必修课的高校仅占24.19%，另有18.91%的高校将其设为选修课，课程的覆盖性和独立性建构均明显不足；六成以上高校已初步推行劳动教育整体规划，另有三成以上高校尚未系统化开展劳动教育，而是代之以“碎片化”劳动实践活动，对如何科学构建劳动教育体系尚未真正破题。实践活动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其中，校园清洁、志愿服务及劳动体验等校园劳动实践占62.54%，创新创业类实践占25.12%，“大国工匠进校园”、劳动模范宣讲等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占21.17%，到现代化企业、新兴产业等进行创新性实践的占10.32%，实践活动创新性和育人性不足。53.26%学生认为“形式较单一，缺少新鲜感”，50.34%认为“劳动实践机会偏少”。[19]可见，劳动教育未能全面、有效开展，制约了闲暇教育深刻内涵的揭示和教育目标的达成。从大学生闲暇生活来看，普遍存在习惯不好、技能不足、方式矮化、趣味不高等问题，闲暇生活的娱乐化、庸俗化、消极化问题比较突出。调查显示，74.67%的大学生闲暇时间主要用来上网，70.3%的大学生平均每天用来上网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55.06%的大学生表示暑假基本“宅”在家刷手机度过。72.87%的大学生对暑假做过规划，其中，45.15%认为规划“执行较差”，12.56%表示基本荒废。主要原因是“自制力差、有惰性、计划落空、没有明确规划”。[20]一些大学生对闲暇形成误解和虚度，把闲暇简单等同于“享受”，将闲暇与消遣、娱乐画等号，用感官享受来填充闲暇时间，闲暇生活质量和层次不高；一些学生闲暇时间被逐渐“物化”，把闲暇等同于物质消费，精神生活变得空虚；一些学生闲暇时间无所事事，产生“闲暇迷茫”“闲暇贫困”，不懂休闲、不会休闲，沉迷于网络之中消磨时光。一些学生对大学闲暇生活不知所措，喜欢称自己为“孩子”或“孩纸”，生理与心智成熟度不相匹配，强依赖、弱行动，脆弱不抗挫。针对这些不良现象，需要劳动教育有力协助，从根本上揭示闲暇的前提与意义，才能促动学生的心灵，引发其深度思考，促进正确闲暇观的确立。
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各司其职又相辅相成地实现人的发展与完善。但从现实看，我们常常忽略了二者的整体性，把本为促进全面发展、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体”——劳动教育和闲暇教育——彼此分离，使之处于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在教育实践中缺乏相互支撑、相互深化，甚至成为观念上的“干扰源”和实践中的“否定项”。因此，无论是为了提高劳动教育的成效，还是关注闲暇教育的必要，都必须回归人的生存状态，明晰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的融通逻辑和实践融合，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三、推进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
劳动教育是对学生进行劳动知识、技能和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勤劳勇敢、积极进取的劳动精神，持之以恒的劳动态度和品质，懂得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道理。闲暇教育对生活也具有方向性引导作用，是指导人们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的教育[21]。通过闲暇教育，人们在利用闲暇时间上，其信念、情感、态度、知识、技能和行为方面获得某种变化，满足个人自由发展，提高生活品质，促进社会文明。无论是要发挥教育的最大效应，还是解决学生认知和行为上的偏差，都要求回归到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统一关系上来，把二者作为“一体”进行谋划和安排，形成“一主线两增强”的教育机制，既要“并举”更要推进深度融合，既要探讨二者融合的内在机理，也要揭示教育融合的内在价值和主题主线、融合形式，真正转变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一）深刻把握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相融合的价值主线
价值融合是最深沉的结合。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相融合，首先要把握内在价值的融合，从而建立教育的价值共识。
其一，创造美好生活的教育主线。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劳动教育和闲暇教育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追求。但受如前所述的“二元论”制约，比较普遍的价值判断是：劳动是强制的、受苦的，而闲暇则是自由的、快乐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立足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劳动与闲暇走向了本源的统一，构成美好生活的不同维度。因此，创造美好生活构成劳动教育和闲暇教育相融合的内在价值和贯穿主线。劳动教育旨在端正大学生劳动态度，养成良好劳动习惯与品质，提高劳动的技能，形成积极向上的劳动价值观与就业创业观，将理想与现实对接，正确认识自我、他者与社会的关系，共同创造美好生活。闲暇教育是激发大学生个人潜能以提高生活质量的优选途径，促进其知识的自我建构和各种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树立正确闲暇观，掌握闲暇生活技能，提升闲暇生活品位，追求美好生活品质。
其二，坚持个性化全面发展的价值要求。劳动和闲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因素。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相融合必须贯穿推动大学生个性化全面发展这个主线。“劳动教育是引导人向自身本质复归的实践活动”[22]，不仅是对人与自然的改造和适应的目的性行为，更是人的活力和积极性的表征，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是大学生全面发展、展示才华的必要途径。闲暇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生长地，扬弃了人对自然法则的依赖性，实现了理性的自我觉醒。“闲暇的价值在于它是认识自我的一种途径”[23]。闲暇教育不仅具有时间范畴的意义，更是具有活动范畴的价值，增进大学生在闲暇过程中自觉、自促、自创的能力，帮助大学生决定闲暇在个体生活中的地位，在有闲的时间里做好有意义的事情，破解他们心中的“空虚”“空心”“空洞”等现象。总之，坚持个性化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才能让大学生以闲暇尺度决定劳动的内容和数量，以劳动尺度决定闲暇的方式和质量。
其三，把握奋斗的精神内核。劳动需要奋斗，闲暇离不开奋斗。习近平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24]，并强调：“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25]奋斗作为大学生劳动教育和闲暇教育共同的精神内核，意味着对劳动尊重的回归，意味着对闲暇意义的把握。劳动教育教会学生通过奋斗更好地充实物质实体，闲暇教育旨在建立个人需求、价值、技能与休闲的关系，教会学生沉思提升精神世界、涵育创新精神，促进学生理解平凡劳动岗位的意义，认清普通人生的个体价值，发现我们所处时代的独特与不凡。
（二）以闲暇教育增强劳动教育实效
“改变了某个民族的闲暇品性就可能改变这个民族的整个个性和这个民族的效率，因此，闲暇教育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不是一个附带的任务。”[26]对优化劳动教育实效来说，闲暇教育可以赋予劳动教育以新的体验，激发大学生劳动教育的主体能动性。
其一，以闲暇教育优化劳动教育认知和心理。长期以来，劳动被误读为是被动的、强迫的、外在于人的。这种认知直接制约大学生劳动教育成效的提升。闲暇教育的根本在于“造就占有自由时间的主体”[27]。自由性、自主性是闲暇的显著特征。把闲暇教育融入劳动教育，就与学生自身的观念、态度、兴趣、动机、习惯、知识、情感和技能形成有机结合，在劳动和闲暇之间构建合理性关系，使二者共同成为主体的需求，体现自主性、开放性、发展性、实践性，从而优化对劳动的认知。“具有内在生命力的劳动教育，以在劳动中体知真善美为生命之根”[28]，不仅让大学生们知道“何以为劳”，而且懂得“为何而劳”，降低或消除对劳动教育的抵触情绪，提高劳动教育的实效。
其二，以闲暇教育推动劳动教育日常化、生活化。劳动是日常生活中的频繁行为。劳动教育源自生产生活，回归日常生活。从劳动教育状况看，虽然倡导以家庭、学校、社会之间的协同实现劳动教育日常化、生活化，但由于大学生角色的独特性、行为的独立性和所处空间的特殊性，劳动教育更突出课程化、专业性，日常化、生活化的劳动教育难以落实到位。闲暇教育则以其空间的广阔性、时间的宽泛性与社会的实践性，为大学生劳动教育打开时空局限，实现劳动教育的日常化、生活化，做到“暇”而不闲、闲而有“劳”。
其三，以闲暇教育促进创新性劳动能力的提升。与过去劳动教育强调技术的工具性价值不同，新时代的劳动教育突出了育人属性，注重个体的存在性内在价值。基于闲暇的独特心理特征，学生能够用各种丰富的、感性的东西去体验生活，去体验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基于这样融合心理的迁移，增强闲暇教育的劳动实践性，可以有效促使学生成为创新性劳动能力训练的主体而不是客体，实现劳动与闲暇的平衡，变劳动教育的“苦学”为“乐学”，积极地参与到各种科技劳动的探索之中，涵养积极的劳动情绪情感，铸就坚强意志。同时，在与他人的共同劳动、协同劳动中学会理解与宽容、分享与合作，在劳动磨炼中找到自信，增强心理承受能力与调适能力。
其四，以闲暇教育质量检验劳动教育成效。闲暇教育是让学生主观或客观上对空闲时间加以利用，从而实现在认知、情感、意志等各个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是我们观察劳动教育成效的重要维度。在这种情况下，“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29]。因此，我们可以从大学生的闲暇生活中观察、评析劳动教育的效果。“到了自然力量已完全被人征服、供人使用，到了生产方式已达到圆满地步，到了劳动力已节约到最高程度，到了教育已安排恰当，能比较迅速地为较重要的活动做好准备，到了因此而有大量增加的闲暇时间”[30]的时候，人们关注的将不再是劳动的生存工具价值，而是如何利用闲暇追求精神的内在满足。这时，闲暇教育的意义将超越劳动教育的实用价值，成为评价劳动教育本质的重要维度。
（三）以劳动教育增强闲暇教育实效
“教育没有比适当提供休闲活动的享受更加严肃的责任；这不仅是为了眼前的健康，更重要的，如果可能，是为了对心灵习惯的永久影响。”[31]增强闲暇教育实效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构建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的合理性关系，实现二者的自觉融合。
其一，以劳动教育丰富闲暇教育内容。闲暇是一种特殊的时间——一个可以得到自由的时间，它不只是一个客观的时间概念，更是一个主体的心理概念、活动概念。在闲暇中，大学生更多地依随心理时间而生活，更倾向于按主观意愿的引导支配闲暇时间。深化闲暇教育，克服前述所指出的大学生闲暇生活质量不高的问题，必须加强规划和引导，把劳动教育作为闲暇教育的重要内容融入其中，丰富闲暇教育内容。用劳动占据学生认为“无事可做”的时间，让学生在尊重劳动中理解闲暇，在懂得劳动中学会闲暇，从而提升闲暇教育在人生成长中的价值，真正实现“学会生存”“学会消闲”一体贯穿，增强大学生活的丰富性与深刻性。
其二，以劳动教育优化闲暇教育形式。劳动教育具有文化属性，其形式是多样的，把劳动教育融入闲暇教育，使闲暇教育更加丰富，更加贴近学生需求，有效破除闲暇教育形式的单一、单调等不足，形成聚合式反应。“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耕读传家的祖传家训等，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传统中的勤劳智慧和精神追求。”[32]高校要利用闲暇时间开展中华文明劳动文化探寻、劳模精神等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鼓励学生成立各式各样的劳动社团，举办劳动教育专题论坛、劳动文化学术沙龙等，打造具有“劳动教育”特色的校园闲暇文化。要鼓励学生走进社区、走进工厂、走进阡陌村落山水牧林，把闲暇教育扎根于了解国情民情、民风民俗等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在闲暇时间“受教育、长才干、做奉献”，使学生闲暇时间“劳”有所获，增强学生对闲暇教育的获得感，增进对劳动价值的认同感。
其三，以劳动教育提高闲暇生活能力。闲暇时间主要包括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用来“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33]等，把劳动教育融入其中，大学生通过劳动来认识自己、挖掘潜力、磨炼意志，形成良好的劳动态度、习惯和能力，培养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优良品质，形成积极向上、敢于创新创造的精神品格，塑造积极的闲暇观念，提升闲暇生活技能水平。
其四，以劳动教育提升闲暇生活品质。劳动是推动社会进步、创造幸福生活、塑造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是目的论也是方法论。通过劳动教育塑造学生爱岗、敬业、专注、创新、拼搏等可贵的品质，把这些习惯和品质的塑造融进闲暇教育，可以“使大学生形成一种有效安排自己闲暇时间的能力以及闲暇生活态度和人生视野，以有趣的，渗透的方式参与各种活动，让学生形成一种高尚、俭朴、自然、含蓄的生活方式”[34]，在闲暇中处处体现劳动教育形成的优良品质和良好习惯，“能使个体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使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基础”[35]。
教育不仅需要理念的更新，也需要实践的探索。劳动教育与闲暇教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使命。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抓住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坚定不移地深化劳动教育，不失时机地推进闲暇教育，探索二者深度融合的实践进路，为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
[1]班建武：《“新”劳动教育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教育研究》2019年第1期，第21－26页。
[2]在学术界，劳动教育是学者始终关注的重点研究论题，尤其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以来，劳动教育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尤为关注如何深化劳动教育、拓展劳动教育方式、提升劳动教育成效、破解学生“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等现实问题。学者对闲暇教育的关注和研究则呈现为阶段性、派生性的特点，是伴随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终身教育等热点问题的研究而出现的，未成为研究的焦点。就其现实性来说，闲暇教育越来越显现其重要意义，但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上都与其重要性、迫切性之间有不少距离。劳动与闲暇是生活的“一体两面”，教育应该在二者中实现“形式”和“实质”的平衡。而此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教育在二者中的“平衡”功能尚未完全实现。本文的探讨旨在思考劳动教育的同时，以期引起对闲暇教育现实性的关注，推进二者深度融合的教育实践探索。
[3]《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页。
[4]《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页。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30、25、30页。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69页。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页。
[10]教育部课题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3页。
[11]赵虹元：《高校实施闲暇教育的价值与策略》，《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21－24页。
[12][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页。
[1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2020年3月20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0－03/26/content_5495977htm.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15][美]杜威：《杜威教育文集》（第2卷），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201页。
[16]朱正平：《试论当代大学生的闲暇生活与闲暇教育》，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版，第7－1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18]古帅：《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四重维度审视》，《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11－115页。
[19]张晶、姚婷、吴淇：《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体系构建：现状、困境与对策———基于全国105所高校的实证调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12月30日，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011.C.20221229.1631.001.html.
[20]王兴兴：《试论大学生闲暇生活的矛盾及其化解》，《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31－35页。
[21]冯建军、万亚平：《闲暇及闲暇教育》，《教育研究》2000年第9期，第37－40页。
[22]郭长义：《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的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研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61－169页。
[23][美]J.曼蒂、L.奥杜姆：《闲暇教育理论与实践》，叶京、潘敏、鲍建东等译，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24]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25]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41页。
[26][美]J.曼蒂、L.奥杜姆：《闲暇教育理论与实践》，叶京、潘敏、鲍建东等译，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27]陈桂生：《教育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28]李珂：《嬗变与审视——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重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2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页。
[30][英]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胡毅、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31][美]杜威：《杜威教育文集》（第2卷），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201页。
[32]王晓燕：《努力创建中国特色劳动教育新格局》，《光明日报》，2022年2月8日第15版。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初审：李丽冰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