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是多重认同序列得以重新排列组合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能够促使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辩证统一关系中得到有益协调，进而促进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意识的建构。尤其是亟需凝聚共识的当下，学校教育时刻编织着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牢固精神纽带，是民族地区成员从相对低层次的民族认同走向高层次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支撑，挖掘学校场域内有利于整合国家认同的多维面向仍需探究。就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建构而言，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发挥着极为重要作用的爱国主义教育、乡土知识教育以及教学语言等应在“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中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与协调。
关键词：学校教育；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从人类学的视角看，民族国家认同既是客观存在的民族整体利益与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民族意识中的反映，也是学校教育的结果。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颁布了多项民族政策，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极大增强了民族地区人民的国家认同感。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日益复杂，在高度重视构建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上，应进一步强化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价值取向，强调发挥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国家认同功能。学校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形式，它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它不但使个体能够系统地获取最基本的生存知识，而且还塑造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社会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同时也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民族地区的学校还培养着大批地方社会文化的继承者，是民族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场域。[1]
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学校教育还承担着十分重要的国家认同功能，甚至或多或少被看成是通过教育的力量完成整合个体认同的功能，实现社会化的目的。如通过教本课程、教学方式、校园文化等载体融入国家知识来构建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通过公民教育重塑少数民族认同，建构其公民身份，优化其认同取向与认同结构[2]；通过加强学校教育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以文化认同为核心来强化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3]；通过“地方性知识和国家整体观念的结合培养，兼顾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现状并进行民族历史教育，树立民族整体观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以及强化公民意识和国民身份认同”[4]等。下面我们拟从四个层面来探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与国家认同意识建构之间的关联性。
一、少数民族认同在国家认同意识建构中的作用
与角色身份多重性一样，个体的认同也是多元化的，而且认同的多元性是首要的。“个人有多重身份，群体在较小的程度上亦是如此，认同（identity）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性的、文化性的、政治性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等诸多属性。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属性的轻重分量也会发生变化，它们有时相辅相成，有时也会彼此冲突”[5]。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情境都需要调用多重认同。当个体对其认同有更多的选择空间时，通常不会在互动时仅仅调用一个认同；当情境牢固地处于社会结构之中时，由于个体基于某一认同的责任担当越多，这一认同在显要序列中的地位就越高，通过显要序列就可以很好地预测个体在互动中采用哪种认同。[6]回到民族认同[7]与国家认同[8]的关系上来，与其说两者是对立冲突、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等关系，不如说它们是少数民族基于特定情境所表现出的在众多他人面前所呈现出的外显性认同。正如少数民族学生在同质性环境（中学时期）的民族认同感不太显著，进而会凸显其国家认同意识，当处于异质性环境（大学时期）时，互动个体的多元化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民族认同感，进而会相对淡化其国家认同意识。[9]当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承担更多的凸显族群身份的责任时，民族认同意识更易被察觉；当个体承担更多的公民角色、公民责任时，国家认同意识则更易被察觉。因此，民族自我意识的加强并不必然导致对国家认同的弱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在一个多族群国家里，“族群身份是先赋的，人们生而为某一群体的成员并终其一生都保持这一身份”[10]，这样，族群差异的先赋性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民族地区在认同序列[11]上呈现出民族认同先于国家认同的特点，并在特定条件下形成不同形态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12]。诚如诸多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少数民族在与人口占多数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也会遭遇到歧视、偏见或排斥，这无疑会对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某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包容性强，少数民族融入社会的程度高，其民族意识会弱化，国家认同则会增强。反之，如果某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包容性差，少数民族融入社会的程度低，其民族认同则会增强，国家意识就会有弱化倾向。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的高低会影响其国家认同的强弱，少数民族感觉自己的社会地位高，其国家认同就强，反之，其民族认同就强。[13]可见，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弹性，需要意识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的价值张力，两者无论于内在本质还是外在形式上都不是完全重叠的。然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并不意味着两者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可以通过采取有效的政策手段进行调和，进而实现两者在实质上的辩证统一。把握好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保持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合理距离感，又要强调两者之间的互补性。这就要在厘清民族和国家关系的基础上，合理把握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积极推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互补。民族与国家并非两个对立的概念，然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即使不被看作是对立冲突的，也会或多或少被认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即使融于一体，但就是无法彼此拥抱。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认同形式，在具体的实践中是可以达成一定的价值共识和发挥功能上的相互依赖，民族异质性要素可以与国家统一性和谐共存于多民族国家的场景之中”[14]。民族和国家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兼具文化与政治属性的稳定的共同体，两者都不是生来就有的，但两者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国家为各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稳定安全的社会秩序，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国家的支持、保护与帮助，民族是在特定国家中存在的，与伴随其产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自然有着密切的关联，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对于身份归属的确认。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里，各民族平等互助、和谐共处、团结进步，继而达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互为前提又相互依赖的内在关联，两者亦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和谐共生的状态。因此，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内涵不能仅仅局限为“确认自己归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过程”[15]，而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
费孝通先生指出，多元一体格局中，五十六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次的认同，“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16]。即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建构和确立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并促使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才能让我国各民族切实感受到自身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份子，进而提升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团结互帮互助型的国家认同意识。可见，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就是在少数民族学生民族认同基础上培育他们的高层次的民族认同，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这一层次也道出了基于多民族国家认同的丰富内涵在构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上的两个取向：一是“民族认同既能巩固人们对民族利益和身份的认同，又是促进社会成员形成国家认同意识的前提和基础”[17]。当各民族成员对自己的民族产生信任、依赖和自豪感，对自己所属的民族产生高度认同感时，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就会得到加强，从而推动人们对于高层次国家认同意识的构建。二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要在公民意识范畴内体现，强化社会成员的整体性意识；淡化民族间的差异性意识”[18]。相对低层次的民族认同以支撑高层次的国家认同为前提，在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国家认同具有至上性，是国家各民族整体性意识和民族国家凝聚力的表现，只有构建起国家认同——这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使各民族的利益、文化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才能更有意义，民族和国家才能更加稳定团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19]。在多民族国家文化道路的建设中，高层次的国家认同建构是必须优先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只有培养起共同的、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我国各民族才能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相反，“如果民族和文化认同的维持是建立在求异而不是求同的基础之上”[20]，就会出现认同问题。
二、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认同意识建构
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有着密切关系，既可以说国家认同促成了爱国主义情感，也可以说爱国主义彰显了国家认同意识。一方面，对内而言，爱国主义可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继而达致国家认同。社会现实中，民族地区各民族往往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或社会其他层面与主流民族社会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社会相隔离，这易于加深民族之间的隔阂，从而将经济建设、机制变革、民生发展、文化传统等社会事务引向民族层面，造成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合法性的存在，对本国具有公民身份的成员也提出相应的归属要求，即作为本国的公民至少应具备一定程度的国家认同，“不管什么民族，只要是中华民族的一员，首先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爱中国，维护中国的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21]。国人理应爱国，各民族理应团结、友善、互助，因此，也可以说，爱国主义是接连民族个体与他人、与国家之间的心理纽带。另一方面，对外而言，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意识，往往在群体对抗过程中得到凸显和强化，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巩固不仅是各民族内在认同的结果，也是千百年来在与外国侵略势力对抗的过程中实现的，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相互关联，客观上在促成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国家认同意识得以强化，古典爱国主义在反抗外敌侵略的斗争中得到发扬。爱国主义意味着捍卫国家利益，维护国家民族尊严，有学者认为，“同一民族、同一文化在历史上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在遇到外来侵略和内部分裂势力时持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是衡量和鉴别‘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准”[22]。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是必要的。对内而言，国家的经济建设、机制变革、文化传统的延续等都离不开爱国主义的作用；对外而言，国家的对外安全、形象塑造、国际作用和文明的传播也依赖于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自然成了一种合法性的力量，甚至一种可以倚重的意识形态。[23]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就体现了这种重要的意义。
我国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认同意识建构在本质上是相互促进的。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当代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其实质即是“以国家认同为核心，以公有共享为前提，以民族文化为依托，以积极公民为落脚，通过情感与理性的双重机制，调节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相互认同及其利益格局关系的教育形式”[24]。在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意识建构中，知识层面和情感层面是需要相互结合、并存前行的，培养成员对本国的归属感、理性认知自身与国家的共存事实不可或缺，其中，爱国主义教育即扮演着给予成员归属感的角色，将每个人与特定的民族国家连在一起，强化着成员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爱国主义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各民族只有将自己的生存发展与我国的生存发展相联系，认同自己所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意识并产生相应的认同行为时，爱国主义才会镌刻于各族人民心中。国家认同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中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和向心性的集中体现，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所在。同时，各民族成员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和认同行为可以通过“自觉”和“他觉”两种途径产生，其中“他觉”在当下社会则更多地依赖各方倡导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目前各民族地区针对爱国主义的教育在本质上来说即是一种国家认同教育。
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时代的发展，无论是爱国主义教育，还是国家认同教育，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爱国主义提供了最朴素的精神内核，即捍卫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利益、捍卫多元民族“和而不同”。提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总绕不开爱国主义，时间之河川流不息，中华民族历经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离不开长久以来不同时代的爱国主义实践及其爱国主义文化：爱国主义实践孕育了爱国主义传统文化，反过来爱国主义传统文化又助推着爱国主义实践。千百年来，爱国主义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从传统文化传承的民族性还是从时代发展的历史性来说，爱国主义均兼而有之，爱国主义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已久形成的结晶，同时又是推动国家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为爱国主义增添了现实基础，即以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为依据，不能从抽象的人性、国家观念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到爱国主义中来说，就是对内体现在维护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对外而言则是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诚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相融合，将热爱祖国落实到建设和维护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爱国主义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范畴，同时也是时间节点上的范畴，它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并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具有不同的涵盖内容和表现形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则赋予了爱国主义以新时代的新内涵，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文化建设目标是，“要充分利用中华民族悠悠5000年的优秀传统文化、56个民族的灿烂多彩文化和14亿人的集体智慧，同时学习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来提升中国的文明水平、软实力影响和全体国民的精神素质，使中华文化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和文明复兴的重要动力”[25]，这是与我国国家观念、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于一体的新型爱国主义，也是一种建构国家认同意识的途径。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增进少数民族这种国家认同意识，坚定国家立场，维护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捍卫中华民族的发展权利。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本着兼顾民族地区教育规范化的“一体”和教育特殊性的“多元”的原则，在以传授知识为主的前提下，促进各民族积极交往交流交融、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维护各民族发展的权利，进而强化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三、学校教育中乡土知识与国家认同意识建构
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意识的建构，需要从民族地区自身薄弱的部分——基础教育中的乡土知识展开。而基础教育是一个人受教育过程中的起始阶段，包括从幼儿教育到中学教育，从广义上讲，也包含家庭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知识教育。由于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意识淡薄，教育环境较差，有部分少数民族儿童的教育止步于初中、甚至小学，这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乡土知识的系统学习，进而阻碍他们对国家认同意识的认知与建构。鉴于此，强化他们对于教育的认识，加深他们对于乡土知识的学习，完善其教育体系中国家认同意识的培养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体都有了焕然一新的变化，其中民族地区的发展愈加受到国家的重视和扶持，经济也逐渐成为影响和维系各少数民族建构国家认同意识的重要因素。国家也只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起来，提高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才能帮助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改变以往相对弱势的社会地位，从而增强各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意识和依赖感，提升其国家认同。乡土知识的培育可以有效地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综合素质和公共生产力，从而也可以是特定的知识（比如国家认同意识）向公众传播的有效途径。马戎教授在谈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与知识应用价值之间的关系时认为，民族地区学校教授的乡土知识是否有用还要看其“用武之地”，主张在“统一教材”和“乡土教材”中兼顾“一体”与“多元”。[26]基础教育之所以要普及就是要使得各个民族接收最核心、最主流、最标准的知识和观念，假如称为“一体”的话，那么也是“多元”凝聚而成的精华部分，是个性中的共性。学校教育亦是启蒙教育，应该在一开始就输出“一体”的理念，从而才能更好地理解“多元”的内涵。
费孝通先生在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27]按多元一体格局的思路，我们要认识各民族地区乡土教育之间存在的现实差距，民族地区文化具有其独特的同质性和内聚力，形成过程往往是特定的少数民族群体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与周围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谋取生存和发展的偶然性结果，并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其他民族吸收，同时也不断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始终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各民族地区文化的独特性、多样性就需要构建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教育框架，促使乡土教材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基础性、开放性、民族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乡土知识不同维度的从理论到实践上的有机统一，进而符合各民族地区乡土教育的现实特征。古往今来，能够体现地方性的乡土知识过于庞杂，但乡土教材容量和课时量的限制使得乡土教材中乡土知识的内容应是最具有当地特色和代表性的内容，是生长于当地的人们引以为傲和乐于传承的元素。即使各个时期对于选择的内容会各有侧重，但其选材的范围也都囊括在当地社会的文化中，譬如当地独有的生态地貌、民俗风情等，这些内容虽然作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表现出的不同特质，但都统整在中华民族“一体”内，也正是这些特质的存在，才使得中华民族呈现出多元的面貌。
事实上，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更应该重视基础教育，强化乡土教材中的乡土知识。乡土知识的教育离不开乡土教材，《教育大辞典》中认为“乡土教材是在学科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的范围内，结合学校所在地方的实际和特点而编写的教材”[28]；而《中国教育百科全书》中则认为“乡土教材是以学生所在地区的地理、历史、生物等知识为内容的补充教材”[29]；也有将乡土教材从内容和范围两个维度上进行界定，“从内容上看：乡土教材是在国家相关教育制度与政策范围内，结合当地所在的实际和特点而编写的反应本乡本土实际的用于教学的材料……从范围上看：乡土教材的范围以县市为主，最广者莫过于省”[30]。无论何种关于乡土教材的认知和界定对乡土知识的划分都大致相同，即从当地学生自身所处环境出发理解文化，理解和热爱这个多姿多彩的多元社会。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蕴含着丰富的与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植根于当地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中，对本地区人们的生活和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建构国家认同意识，归根到底还是看发展，没有发展，国家认同意识就犹如空中楼阁——缺乏物质基础，对于很多少数民族而言，熟知本民族地区的乡土文化、获得本民族地区乡土知识是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生存、生产、生活的第一步，也是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资本。乡土知识形成于乡土，服务于乡土，因此它能充分考虑当地社会文化的实际，能让民族地区的孩子们从丰富的生活情境中去理解、接纳、探索本民族文化，从而提高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效性，多样的民族文化传承继而建构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化。这恰恰和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相呼应，后者是个体基于自身的种族起源、生活地域、文化传统、法律法规、交往互动、习得认知等层面的感知，从内心深处确认自己归属于某个国家和国族的心理状态，对国家、国族强烈的认同感将促使个体对国家、国族表现出忠诚、热爱、维护、捍卫等行为，并能够积极参与国家事务中去。这与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是相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先有“多元”而后形成“一体”，也就是说真正稳定的国家认同是多中心的，是在多种视角下的思维整合。这就要求学校教育中有关于民族交互融合、文化多样性相对应的乡土知识的灌输，如此才有利于培养对不同文化具有容忍性和开放态度的个体。学校教育是使生物人变为社会人的方式和手段，生于民族地区长于民族地区的人们一开始就能通过语言、风俗、习惯等真真切切感受到他们所属的族群，但是国族是什么？国家是什么？要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去感知，这要经过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有研究表明，“在课本中，‘国家’的想象主要来源于‘国族’的想象，即建构‘中华民族’这样一个集体身份，完成个体的共同体想象”[31]。因此要强化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意识，这种基础教育中的乡土知识是最为重要的。
四、学校教育中的教学语言与国家认同意识建构
“认同具有可塑性、可变性和过程性的特点，是由隐形到显性，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浅到深，逐步拓展和深化的过程。一方面它可以人为地为了特定利益和目的被建构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其在现实语境之中不断变迁，而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3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认同作为一种民族与国家的客观认知，亦是一种主观性的、在变化着的社会建构物。当然，认同的建构需要遵循基本的社会科学原理及社会运行规律，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个体到集体相互契合的过程，那么，这种基于主观演变的客观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呢？学校教育中教学语言的运用恰恰就扮演着这样一种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语言亦是一种建构国家认同的社会黏合剂。
语言不仅是思维表达和信息传递的工具，也是思想观念的塑造者，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传递离不开语言的代际传承，同时语言也在形塑着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尤其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一种最能够代表该国历史文化的通用语言的推广及传承，一方面对外而言影响外国界定该国的形象及理解该国的文化，另一方面于内而言对维系该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以及国家认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形成少数民族的认同文化结构中，语言扮演着首要的因素，只有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才会有本民族共同体的认同”[33]。认同往往在差异性比较中产生，自我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乃至强化对自我身份的感知，一种文化在没有遇到他者的情况下，往往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缺乏明晰的认识[34]，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的掌握可以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在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差异性比较中发现和强化对自身民族特性的认知，从而更全面、更客观地把握本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研究表明，具有较强语言能力的儿童更容易了解本民族的文化，有更多的机会被自己所在的民族群体涵化，较强的语言学习、运用能力对其强化自身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都具有正向增强作用。[35]语言是少数民族融入当地地方社会和与其他地区社会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又担负着传递国家文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可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加强国家认同。这表现在语言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扩大知识储备，提升劳动技能、文化素养，还能助其突破自身的局限，给予他们新的人生选择和生活方式。掌握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使他们更有自信地面对生活，与人交流，继而可以在经济更为发达的社会中立足，带来个人素质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能促进地方和国家的繁荣兴旺，从而产生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和认同。由此可见，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教学语言的使用不仅是为了更好地交流信息、传播文化，还对国家认同意识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助推作用。通过加强国家通用语言在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有研究表明，语言的使用意味着符号共同体的产生，会使个体与群体产生比较强烈的“我们”感，语言的学习要深入到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以此提升个体的文学与人文修养，使其获得愉悦的审美性体验，进而直观地或内隐地实现国家认同。[36]也就是说，语言对于认同的自下而上的建构路径隐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自下而上的认同路径容易被各民族接纳，更容易增进各民族之间深层次的认同感，进而促使全社会实现从观念上的价值认同到行动中的自觉践行，实现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飞跃。比如人们在生活日常中广泛使用“我们”“他（她）们”“我国”“他国”“内群体”“外群体”等词语，或许使用者自己都没意识到正在进行不同层次的认同区分，但它（构词）却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
费孝通先生指出，在一体的格局中多元还是顽强地存在着，各民族共同繁荣有可能指向更大的趋同，亦有可能削弱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这一头。但“经济越发展，也是越是现代化，各民族间凭各自的优势去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也越大。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共同的东西必然会越来越多，比如为了信息的交流，必须有共同的通用语言，但这并不妨碍各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有自己民族风格的文学。通用的语言可以帮助各民族间的互相学习，互相影响而促进自己文学的发展”[37]。我国从法律和实践上也一直都坚持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及文字的权利，这使得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在民族地区得到大力支持，不过从实践效果来看，国家通用语言的实用性正在无形中强化着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这也体现了“融于一体”的现实必然性。不可否认相较于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或地方方言，国家通用语言的完善程度、影响范围、使用人口都是其他语种所无法代替的，这也是千百年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是历史经久形成的现实语言状况。各少数民族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越熟练，与不同民族及不同文化的交往越频繁、交流越有深度、交融越趋向和洽，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少数民族来说，更容易培养建构其国家认同意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保证信息交流的畅通，促进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同时也不忽视或轻视各民族语言及地方方言。各民族语言、方言之间的和谐应是国家语言生活的理想状态，是民族和谐相处的基础。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合理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整体性、综合性的思维方式，甚至相对于单独使用汉语的非民族地区的学生来说，更有益于他们国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构建他们的国家认同意识。
结语
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认同具有丰富的内涵，探讨国家认同必须要明确定义其指向。在我国，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实体，尽管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但各民族早已“融于一体”，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已然形成彼此认同的祖国观念，因此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必须包含国民认同和国族认同两层含义。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国家认同功能，本文采用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分析视角，着眼于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整体观，在学校教育与国家认同辩证统一关系中试图通过民族认同在国家认同意识建构中的作用和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乡土知识、课堂教学语言三个层面来寻找它们的契合点。
本研究认为，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国家认同意识建构中，民族认同可以作为个体在潜意识层面的认同得到凸显，并产生不同作用，而学校教育只是这种转换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场域。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乡土知识应是一套规范化的标准体系，但也会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与个性化知识体系“融于一体”，进而形成教育层面的“多元一体格局”。国家通用语言，也是多民族（五十六个民族）“融于一体”（中华民族）的重要信息媒介，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阐释、交融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一体”之所以能够丰富，也仰赖“多元”的精彩纷呈，要正确处理“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
注释：
[1]祁进玉.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的生成场域：学校教育的衍生功能[J].民族教育研究，2008，19（06）.
[2]任勇.公民教育与认同序列优化：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3（01）.
[3]陈达云.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创新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189.
[4]祁进玉.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的生成场域：学校教育的衍生功能[J].民族教育研究，2008，19（06）.
[5][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1.
[6][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38.
[7]民族认同具有多层性：一是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如藏族认同等；二是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的整体认同，即国民认同或国族认同，如中华民族认同（参见韦诗业.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关系建构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62.）。我们所要探讨的“民族认同”一词均指代第一种含义，即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的民族认同。
[8]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应包含两层结构，一是以制度为基础的赞同性国家认同，二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归属性国家认同。中国与西欧民族国家不同，自古以来，中国境内不同族群都在互相容纳、吸收、“融于一体”的主旋律中发展，在每一历史阶段或过程中，都可以观察到周边民族既接受“融于一体”的基本观念，又在做某一程序推拒徘徊的状态；而西欧民族国家的文化思维中只存在如何分辨“你群”与“我群”之别，忽略了别的文化中一直在思考如何成为一群的想法（参见卢晓衡主编.三教圆融两岸一体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6.）。事实上，我国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更为强调的是一种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我们强调增进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不仅在于增强少数民族的国民意识，还在于促进少数民族对自身亦属于中华民族一员的认同。
[9]郑萍.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教育探析[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5）.
[10][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人性之窗简明人类学概论[M].范可，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418.
[11]任勇.公民教育与认同序列优化：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3（1）.
[12]陈昱岿.学校教育场域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共生——云南彝族阿细中学生的个案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7（04）.
[13]杨鹍飞.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变迁的实证研究——基于甘肃、青海、新疆三地的调查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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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ing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Zhang yaowu Yuan tongkai
Abstract: Schooling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rrange and combine the multiple identity sequences, which can promote the beneficial coordination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of minority students. In particular,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consensus, as school education has always woven the strong spiritual bond among all nationalities, and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support mechanism for members of ethnic regions to move from relatively low-level national identity to high-level national identity. Here,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multidimensional orientation conducive to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school field. As far a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of ethnic minorities is concerned, patriotic education, a local knowledge system and language teaching, all 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schooling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which should be balanced to some extent between“diversity”and“unity”.
Key words: School Education; National Identity; Multipl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Nation
初审：伍艳丽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