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代性思想；双重向度；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现代性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现代社会的历史主体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对象化为现代化进程，由此塑造了现代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起步于近代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碰撞，以由先进思想指导的社会革命为现实根基，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题。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深思其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并呈现中华文明的新气象，首先要把握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其对现代文明转型的期待。
一、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双重向度
深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革命政治学影响的马克思在青年时代认同现代理性观念，重视现代科技发展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变革，拒斥与历史规律相背离的保守思维。随着对现代经济生产过程的研究逐渐深入，马克思看到与现代经济生产方式相伴而生的社会变革催生了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变动。在这种变动及其加速运转中，“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塑造了新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文明形态。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正是在对现代生产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研究中展现的，体现为肯定现代化的进步意义与否定资本现代性的双重视角。
从现代化的进步性角度看，马克思肯定现代社会形成以来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强调现代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因素对现代社会运行具有基础性意义。现代性观念在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对象化为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离开传统社会秩序的轨道，使人们进入对传统等级观念祛魅的世界。具有特定文化传统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满足生产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形成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当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生产的社会化促进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一切地域之间或民族之间的隔阂被摧毁了。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普遍化。由此需要一种新世界观，作为理解由现代性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观念前提，并在世界历史的展开过程中进一步理解其间创造的物质基础。
现代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首创精神，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现代性的对象化实践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形成，由此形成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国际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保守的价值观念被新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精神取代了，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促成了经济全球化。随着旧的社会制度崩溃，新的社会主体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4]在这里，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普遍性的伟力，它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对象化，而且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体化，成为各民族必经的历史进程。
这种必经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一种历史趋势，个人在其中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释放自我意识的创造性，具体表现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5]这种直接生产过程提升了人们的现代素养和文明程度，直接提高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为社会发展确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看到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6]这样的生产力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性观念蜕变为关于资本扩张和殖民体系的合理性主张，甚而现代性的一般样态被强制解释为资本现代性这种特殊样态，这种特殊样态为马克思所深切批判。
从否定资本现代性的角度看，马克思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围绕旋转的轴心。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强化了资本逻辑并形成了利益对立关系，使交换价值凌驾于道德责任之上，经济利益优先于道德正当，甚至成为道德正当的化身。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以及商品生产与价值增殖的共时性，体现了资本现代性的秘密。资本表现为物的形态，但在特定的运动过程中，生产出体现资本逻辑的交换关系和权力关系，这种运动使资本不断增殖并不断谋求剩余价值，由此构成资本现代性的强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是一种观念批判，而是对现代物质生活关系的批判，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冲突中解释社会现实：异化劳动不仅生产商品，而且生产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7]这种劳动不仅使工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而且使资本家的追求陷入与自我实现相背离的境地，看似满足了某种感性的欲望，实则陷入一种虚幻、无聊的状态，造成非人的力量在全社会的统治。
马克思青年时代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后来在对以拜物教批判为核心的资本逻辑批判中得到深化，他将批判指向这种非人的力量统治的事实，指向资本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及其体现的对抗性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资本逻辑的现实化体现为资本无限增殖和膨胀的过程，资本是现代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劳动是资本的“酵母”。资本逻辑看似以剥削劳动力的形式体现在流通领域，实际上无处不在，在生息资本里同样发挥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说资本起初在流通的表面上表现为资本物神，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价值，那么，现在它又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的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8]马克思在资本运动过程中把握现代性的流变，认为资本现代性造成了一种盲目地奴役人的力量，这种奴役人的力量反映了劳动与资本的“抽象人格”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阻碍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使人们在努力实现自我的过程中陷入异化的渊薮，异化劳动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用人的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说明摆脱现代性困境的过程，将消除资本逻辑的过程阐释为劳动异化及其扬弃的过程。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包括现代社会在内的全部人类社会的基础，现代文明正是基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展开的，当资本逻辑造成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形成严重的现代性症候，致力于摆脱劳动异化的新生产逻辑便开始萌生。
在现代性形成之前，生产的目的自然地体现为人的需要，而“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9]在现代性高歌猛进的途中，自然经济和各种淳朴祥和的社会组织逐渐消亡，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人们为很多古老文明形式的崩溃而伤感，这种情感上的反映是自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10]以往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变成了现实的金钱关系，直接表现为现金交易。这种现象的内在根据表现为一种物化的神秘形式，随之而来的是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当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在现代社会体现商品的价值，对货币的追逐就成为现代人的自觉，当这种自觉成为现代人的日常意识，及至超越人们的实际需要，就使人们迷恋人与人之间交换关系的物化，进而形成了货币拜物教。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以这种物化状态为标志，人们的生活世界受到货币拜物教的束缚。
货币拜物教在本质上体现为资本拜物教，在现代社会，体现经济关系并彰显其本质的是资本而非货币，货币拜物教在本质上以资本增殖为基础，以货币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的运动中发生变化。马克思深刻指出货币转化为资本而发生的重要转变，“在资本中，货币失掉了自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11]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只是以符号的方式反映了拜物教的表象，真正体现拜物教本质的是资本运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及其决定的其他经济关系，这是资本现代性折射的最根本的经济事实，是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实在。资本拜物教使人与人的关系为物化的关系所取代，从而遮蔽了劳动的社会属性以及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的需要与追求遭到物欲世界的笼罩。在这里，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12]资本的抽象化体现为现代形而上学的悖谬。资本增殖使现代社会处于不安定和变动的状态，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在生产和消费不断扩大到世界市场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陷入冷漠和紧张的境地。
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深刻批判资本现代性，认为异化劳动与异化现象的普遍性是资本逻辑的直接结果，是资本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他看到商品世界中的实体性存在被符号化，货币的符号存在充斥于交换领域，深感焦虑和茫然的人们与其类本质相背离。他通过审视现代工业和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影响，认识到工业化大生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指出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是资本现代性的渊薮，分工还不是出于人们的自愿，现代生产活动对劳动者而言还体现为一种异己的与其对立的力量，强调“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3]变革造成这种关系的特定社会制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寻求超越资本逻辑和扬弃异化劳动的出路，从而在走向现代性的未来理想样态中超越资本现代性的症候。
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体现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形式的去蔽，需要“经济学—哲学”层次的批判。正是因为认识到资本逻辑是无视无产者实际诉求的抽象，呈现了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倒影”，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而且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由以深化对资本逻辑的认识。[14]现代社会对个人而言体现为一种外在的必然性，劳动过程中的人在其对象中丧失自身。资本逻辑以异化的普遍性掩盖了现代化的多样性，使资本扩大化成为现代化的典型样态，制造了一种先验设定的生产关系图景。马克思将资本视为西方现代化的基因，认为现代社会充斥着资本逻辑，这种伴随现代文明进程的逻辑造成了人们遭受异化的实际处境，也构成人们的内在困惑，因为每一种事物在现实生活中都包含自身的反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15]追逐物质财富的最大化，是资本的“天然的使命”，这使资本增殖走上疯狂的不归路。资本在增殖过程中彰显独立性和个性，从事生产的现实的个人却与其类本质相背离，资本逻辑笼罩的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颠倒的世界。由此可见，马克思通过否定资本逻辑超历史的抽象观念和形而上学范畴，实现了对资本现代性的内在批判。
从超越资本现代性与实现现代文明转型角度看，马克思将资本现代性的具体展开视为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这种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人的异化以及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16]当现代性偏离了启蒙思想家的华美约言，因其内在局限和社会矛盾而陷入危机，必然造成多重的“现代性隐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种“普照的光”，体现为具有支配性的经济权力，它作为社会存在形式出场，按其本身的面貌创造新世界。资产阶级在资本运动过程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确证资本增殖的本性。“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17]资本增殖从根本上说是通过工人创造剩余价值实现的，剩余价值的最大化造成工人的贫困，包含着现代社会一切冲突的萌芽。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实际地体现为资本逻辑的现实化，当剩余价值被投入新的生产过程，就会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资本积累无限扩大。在无产者遭受剥削与异化的同时，整个社会运转遭受拜物教的笼罩，从而使现代文明有沉入一种堕落境遇的危险。
使现代文明摆脱这种堕落境遇的根本出路是消除资本逻辑的束缚，马克思将否定资本逻辑的过程具体化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实现人类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从而使启蒙理性的华美约言成为一种平等的现实。正如他指出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8]扬弃私有财产，使现实的个人获得独立性和个性，是使现代文明实现转型的伟大构想。当这一构想付诸实践，无产阶级作为新的社会主体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的深处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实则在批判现代性危机的同时提出超越现代性困境的可能之路，呈现一种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新现代性，从而真正释放了现代性的潜能，这时“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19]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增殖及其对世界市场的需要必然将资本逻辑引向世界，造成资本的全球扩张与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这是资本现代性的逻辑，而不是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中呈现了现代化的多样性，应当消解现代化的单一性特质。马克思明确否定抽象普遍性观念，深刻理解“既定社会”的“实在主体”，强调“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20]不能把现代化视为一种先验设定的普遍公式，抑或将其具体展开当作一种想象的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着眼，现代化的具体展开实际地超越了偶然的非本质的臆想，体现为人们在历史性实践中创造的现实的历史。毋庸置疑，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理解历史的具体，只有在现实的历史中才能把握不同民族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强调现代性不仅没有固化，还显现出一种流动的状态，“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2]从根本上取代资本逻辑的可能性在于建构一种劳动逻辑，使现代化步入新发展道路。这种逻辑及其对象化过程不以资本增殖为目的，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从而消解了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不是将社会作为抽象物与个人相对立，不是将人驯化为机器，而是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在合理化的日常生活世界，每个人都是目的而非手段。马克思“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22]这时，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物，社会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现实的个人“固有的力量”联合为一种社会的力量。人与自然界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得到真正解决。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既是资本现代性的批判者，也是新现代性的构建者，他在“无情地批判”资本现代性的同时，提出现代化发展的新版本，从而提升了现代文明的品质。
马克思创建新现代性的方式具有总体性特征，不是对资本现代性的技术修补，而是如颠倒传统形而上学般扬弃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双重向度中可以看到，资本既有“文明的一面”，也有“不文明的一面”，或者说为资本逻辑笼罩的现代文明体现了一种对抗性矛盾，“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23]为此，要在社会层面上建构一种劳动逻辑，在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同时，重新分配社会善品，从而指向现代文明转型的现实可能性。当我们以实践的思维方式考察现代性的一般逻辑的具体展开，就会发现它体现为多样的民族形式，而以劳动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是优化现代文明的重要路径。
当资本在信息社会以加速的方式自由流动，其与劳动的关系仍然是相对固定的，从技术角度解决资本现代性问题是不可能的。马克思预见到这种问题的普遍性，正如他指出的，“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具成效的神奇的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4]资本现代性造成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发展方式变迁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文明转型的必要性，创建新现代性实际体现为对资本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为此，要以劳动逻辑取代资本逻辑，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具体化，尊重不同民族实现现代化的自主性，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建立新世界。现代化源自西方，在资本现代性展开过程中对东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与西方文明冲突与碰撞过程中，中华文明努力实现自我超越，进行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创造
在世界历史语境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具体实际，方能把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苦难辉煌的历程。鸦片战争及其后百余年间，中国遭到西方坚船利炮侵袭和外族铁蹄践踏，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宗法制社会组织土崩瓦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25]东方社会闭关自守的农耕文明被迫与西方现代文明发生联系，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在文明碰撞中开始了现代化的初步探索。
西方现代化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难以产生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内生性力量，国民的文化信念因之而不振，这时遭遇的正是资本现代性扩张造成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虽然在16世纪中国即有现代化的萌芽，商业和市场一度有扩大之势，经济繁荣程度至18世纪曾达于高峰，但因封建专制与思维固化，近代科学在中国发展迟滞，从未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中国在被动进入现代化后，经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没能找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26]仅仅“师夷长技”并不能“制夷”，也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27]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以及由此形成的战争与殖民的态势，有识之士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内在反思，认识到西方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民主”和“科学”的启蒙来改造国民性，并结合实际寻找中国现代化道路。这场运动的基调是以新文化推动中国现代化，将反帝反封建作为明确的历史任务。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从器物、技术和制度层面变革还不能彻底改变中国，为此深切反思国民性，谴责资本现代性的文化沦落，在对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的双重否定中强调以面向未来的方式塑造新文化，作为开辟现代化新道路的精神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传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现实性和科学理性思维，激活了支撑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历史的伟力，以一场由先进思想指导的社会革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根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找到了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党在成立伊始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28]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党将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强调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提倡现代化军事工业和军队现代化，[29]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中国现代化具有了根本政治条件。
随着新中国成立，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得到废除和取缔，中华民族实现了完全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30]中国式现代化由此从梦想走向现实，在实践中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现实性，而且在理论上呈现反映实践思维方式的科学规定。经过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变革，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逐渐明确，具体体现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事业的现代化。[31]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彰显中华民族的实践自觉，在内生性探索中体现为一种“历史的选择”。随着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步展开，这时的中国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工业化，起初带有向苏联学习的浓重印记。在反思苏联现代化弊端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32]中国现代化逐渐体现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开始实现“两步走”设想，并将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33]可见，共同富裕这一重要特征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现实中淬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扫清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提供了理论基础，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形式，实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超越，呈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进步特征。历史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苏联现代化模式，亦非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条化运用，而是基于符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探索，体现了生产方式变革与中国社会发展能动因素的结合。这是一条符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现代化新道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彰显了中国发展的历史选择。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不断前进，以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基本依据，制定政策、规划未来。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实践逻辑表明，必须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开拓中华文明的崭新图景，这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到深刻体现。
改革开放更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努力更快地赶上时代。邓小平提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4]在结合实际思考社会发展走向的过程中构思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蓝图”，[35]他将“四个现代化”概括为“小康之家”，并用“小康社会”表明中国式现代化，[36]“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37]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中，第三步就是中国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38]这种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探索超越了资本现代性症候，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探索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场域呈现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国化的实践逻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走现代化道路体现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而历史规律的决定性要通过历史主体的选择性来实现，历史规律形成和实现于历史主体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正是因为将现代化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矢志不渝的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14亿多人口的中国摆脱贫困，实现从温饱不足到迈向全面小康的跨越，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转折和历史性跨越，其中的实践逻辑反映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归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在“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39]从而在制度现代化层面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发展。在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日益清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奋斗1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以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规模改写现代化的世界图景，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
站在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更好地满足分配供给的公正性需求，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成为社会共识。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世界历史视域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实体性内容，实际地超越了资本现代性的弊端，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其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表明，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在一定的历史进程中承担着特定的历史任务，取得的成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百年来，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基本完成了西方国家20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在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质量上实现了“时空压缩”。几代中国人接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40]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为一种实践逻辑，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公式化，而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实践中创造新世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4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实践的思维方式，遵循历史规律创造历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展现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现代文明形态。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历史性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其间在中国传播的功利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工读主义等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过中国现代化的最初进程，但真正确立中国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并主导其历史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在这项事业的现实的历史中，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成为一种历史的自觉，这项历史的事业不是先验设定的，而是在现实的历史中塑造的，它实际地体现了受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现代化的中国式探索，体现为党领导人民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赓续奋斗，体现为逐渐改进和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进而在世界历史中彰显普遍性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途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意义并非移植西方现代化的样本，而在于建构一种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文明新形态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具有彰显其历史规定性的文化特征，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场域，体现了中国人徐图自强、赶上时代的精神历程，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得到创新性发展，体现为受现实的历史影响的人文日新的过程。当其被对象化为历史实践，就转换为历史的具体。换言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将与时俱进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和传统美德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文明。当然，并非所有的文化理想都能成为现实，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42]文化的实践转化体现为社会存在，形成彰显时代精神的现实物质力量。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依靠古代文明解决今天的问题，而是要在实践中创造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文明。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探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乃是要揭示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在实现特定历史任务时秉持的文化自信，这样的文化自信对创造文明新形态具有特殊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理解和接受，必然体现为中国文化形式，其传播和实际运用必然带有中国的特性，并在转化为中国话语的过程中得到彻底的表达。正如毛泽东所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43]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资源角度看，用以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小康”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被赋予新义的中国话语。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他谈到“小康的状态”和“小康的国家”[44]时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达到“小康水平”，实际上指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物质丰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又要遵循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人们的文化素养和社会风尚。
“小康”一词最初源于《诗经·大雅·民劳》，原指丰裕安乐的社会状态。“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民亦劳止，汔可小安。”孔子将“小康”视为“守礼义”“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丰实有序，但尚未达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何休在《公羊传》解诂中提出“衰乱”“升平”“太平”三世说，以此重新安置儒家的秩序。其中，“升平”世大体上相当于“小康”，体现了一种和平崛起的发展状态。[45]“小康”不仅体现为一种社会发展状态，而且体现为人们对国泰民安的期待。《诗经·大雅·民劳》中提到的“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指的都是百姓安康，过上较为舒服、殷实的生活的状态。
不断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体现了“小康之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体现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的。这就要使人民群众摆脱贫困和劳苦的生活，努力实现共同富裕，这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思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46]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我们党注重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在实践探索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保留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不断面向未来丰富其现代内涵，进而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建。例如，汲取求同存异、和谐共生、兼容并包等思想的时代精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睦邻友好和互利共赢，解决一系列文化冲突，在新的价值层面加以文化整合，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光耀中华文明的现代化。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科学理性精神和强大动力，为其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深刻思想内涵。“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47]纵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历程，可见创新性发展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重要成因。创新的前提是传承，要积极总结符合时代需要的古典智慧，扎根于滋养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文化土壤，弘扬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和当代价值的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符合时代精神的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传统文化推陈出新，要不断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哲学新义，使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实现创新性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选择，满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能够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现代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在正确解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创造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中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并从中获得了中国文化身份的合法性。”[4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导观念，实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发展注入科学理性精神，使中国古代道德理性传统经受现代文明洗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面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实践探索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创新，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明确的任务和文化特质。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激活了积淀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的伟力，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开拓进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中华文化的新气象，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科学理性精神，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内涵。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气质。朝向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却并非颂古非今，而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现代性在全球流动加速了前现代社会的消逝，“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49]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有启示意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形成带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新的文化观念、话语和交往方式，由此塑造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品质和精神力量。因此，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并非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某种前现代特征，而是表明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在创新性发展中以独特的方式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构成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现代化的中国文化形式。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发展思路，为发展中国家走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百年来在中国实践场域中探索的现代化新道路，力图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扬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展现了世界历史意义。“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发展之所以展现其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50]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实现西方现代化的某种翻版，而旨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并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在摆脱资本逻辑的探索中实现现代文明向更高形态跃迁。可以说，百年来中华民族在社会发展的历史具体中实现了马克思对现代文明转型的期待，反映了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自觉，释放了强大的社会发展活力。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角度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好理念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明，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新文明的实践逻辑。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500年的视野中理解这个问题，就会对中华民族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充满信心，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何以在历史进步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确立了文化自信的根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1]从历史事实出发理解文化的发展过程，就会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转化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实现其转化的是选择和实践这种文化理念的历史创造者。
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原政权在战争中往往不是善骑射的游牧民族的对手，受农耕文化影响的人们安土重迁、不舍家园。但是，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之，在战争中取得政权的游牧民族往往要学习儒家治理理念与实践。[52]民族文化的融合正是在此过程中实现的，经过融合创新的文化在转化为文明的过程中体现了时代进步。文化需要积淀和传承，文明则体现为新旧更替的实践创造，新文明彰显了更先进的物质力量。现代化的实质是生产方式变革引发的社会变迁，随之而来的是生成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新文化，文化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得到创造性转化，现代文明由以取代古代文明。在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着力点是建设新文明形态。文明总是与其所处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发展为此提供保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由以激活文化传统的生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场域中展开的，有其明确的时代性和现实的问题域。因而，要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与趋势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所以然”与“所当然”。社会主义现代化塑造了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模式，从中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式，使之得到符合时代精神的表达。例如，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自强不息、贵和尚中、大一统、居安思危、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这些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踔厉风发的实践中被转化为奋斗精神、和谐情怀、集中统一观念、忧患意识、集体主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克服西方“现代性之殇”及其带来的人类危机，成为人们追求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的文化底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创新与自我超越，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本质与核心，中国现代化的实在进程在人们创造新文明的实践中展开，现代文明向新形态跃迁本质上体现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人的自主性能力的提高程度。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人在现代化途中逐渐形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增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意识。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处于同一历史进程，因为人的现代化要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实现，而迈向更高文明程度的现代化，必然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为中国人的现代化创造了必要条件，使不断提高现代文明程度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融入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
综上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满足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为中国现代化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走向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满足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追求。实现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文化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53]在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要坚持问题导向，秉持历史的观点和实践思维方式，超越资本现代性的危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场域中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生成中华文化的再生机制，促进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这个意义上，百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实现了马克思对现代文明转型的期待，在艰苦卓绝的实践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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