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化生存”是人类长期追求自由、创造历史活动的产物。它有着三个鲜明的哲学特征：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共存、比特与原子同在、理性计算与非理性情感共生。严格地说，“数字化生存”既是技术向度深究的问题，更是哲学向度追问的问题。任何对宇宙自然密码的解读，都是宇宙的理性化、真理化的哲学认知过程。冰冷的数字逻辑运动，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交往方式，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获得极大提升，但数字化生存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忧患，“人类的形式化”存在、数字决定论、数字化崇拜等认识幻象值得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和在场势所必然。
关键词：数字化生存；比特与原子；虚拟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
千百年来，哲学存在论的追问，是人类精神自觉的内省状态，也是人类为了追求自由和解放所持有的深刻反思素养。它本质地反映了“寻求命运打击不到的领域”是人类永恒的生存主题。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存在论追问，是从《易经》开始的。“易”代表圣贤对原始混沌世界的存在论思考。“易”的追问，衍生出知变、应变、策变的人文规则意识。从自然规则追问到人的规则，生成了先秦文化的“礼乐”讨论。在西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关于存在范畴的思考，圣哲亚里士多德Beingas Being命题的提出，开启了西方哲学存在论追问的历史，从古代本体论追问到近代认识论追问，从笛卡尔式的思中之物追问，到当代西方哲学的思中无物的追问。今天，人类正经历由本能时代向智能化时代的跨越，哲学有了新的追问：21世纪数字化生存世界的到来，人类将如何生存在“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双重境遇中？数字化生存将会给人类带来何种命运？
一、改变人类生存世界：原子和比特
“数字化生存”范畴最早出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被誉为当代“数字教父”的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撰写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1]意指基于互联网、计算机和数字通讯技术发展基础上的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它包括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审美等。书中指出，“要了解‘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思考‘比特’和‘原子’的差异”。[2]
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原子论，对西方人宇宙观的影响足足持续了两千多年。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出：“原子论者非常幸运地想出了一种假说，两千多年以后人们为这种假说发见了一些证据，然而他们的信念在当时却是缺乏任何稳固的基础的。”[3]一批朴素的唯物主义“原子论”哲学家开启了科学理性主义的存在论追问。他们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原子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本单位。原子涵义有三：“不可分”“不可入”“不可变”。世界由它而充盈，由它而变化，由它而解释。古希腊的原子论在近代自然科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研究下，尤其是牛顿力学的解读下，真正形成了以自然哲学为底板的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宇宙观。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古希腊诸多原子论中，唯有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与虚空”理论预设，穿越了时空，引发了20世纪科幻小说家、科学家们的联想：世界存有着两重世界，即“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①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本原是原子与虚空。原子是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它的基本属性是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虚空的性质是非存在，非存在也是一种存在。被今天的人类指认为是“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不是原子世界运动的场所，而是独立于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有联系的另一种世界，即体感世界，是运用电脑技术、互联网技术、卫星技术和人类的意识潜能开发共同构成的世界。1968年，伊凡·苏泽兰提供一套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头戴式显示理论系统而被世人誉为“虚拟现实之父”。1984年，VPL公司的杰伦·拉尼尔首次提出“虚拟现实”的概念，使用现代科技以沉浸式的方式为我们带来视觉和声音的享受。虚拟现实技术（英文名称：Virtual Reality，缩写为VR）提供一个虚拟环境，并通过感知设备与人体器官的互动，使人们的大脑去相信这些场景是真实存在的。
毫无疑问，虚拟与虚空虽然概念迥异，但在现代传媒通信和计算机拟真技术下，虚空并不空，不是牛顿式的箱体，而是虚拟世界的基本粒子——“比特”运动所构成的体感世界。“比特”被理解为数字信息存在（being）的最小单位，正如人体的DNA一样，是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的存在状态。“比特”没有颜色、尺寸和重量，但正是这种以“比特”为基因的数字化运动，正在改变着当下人类整个生存世界。
笔者以为，原子与比特的差异主要体现三个方面。
其一，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宇宙观。一种是传统的西方科学哲学的“原子”宇宙观。万物始基论、原子创构论、物性实体论、机械运动论等是理解原子宇宙观的抽象教条。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物质的最小单位，它以实体形式而存在。因而原子是宇宙之砖，是构成真实世界的始基。应当说，原子构造的世界，受限于物理的三维空间。有了它，我们就可以解释过去、今天和未来所发生的一切。
另一种是20世纪向我们走来的“比特”构造的宇宙观。虚拟、精神意象、信息流变是该宇宙观的抽象形式。比特作为衡量与负载信息量的最小单位，是数字化计算中的基本粒子。它所构造的虚拟世界，其信息空间完全不受三维物理空间的限制，而是多维空间的叠加，或时间与空间的相互转换，如多媒体。数字到数字化生存，是通过智能造物和万物互联等原理内化为人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实现的。在虚拟与现实的双重世界中，人类有着不一样的个人身份认定和关系识别。两重世界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定义。值得重视的是，比特的传播与复制超越了物理时空，构造了第二“灵与肉交互感应”的生存空间，充分体现人的生命之流的冲力。这里不仅是存在决定思维，思维也在建构新的存在。
应当指出，原子世界人的认识能力无法把握物自体的完整信息，哲学家康德对此深信不疑。理性有着致命的主观性缺陷。可是在比特世界，理性由判断到计算，人的认识能力可以最大程度接近物自体本身，并且可以通过数据计算，把原始物自体的粗糙性修饰得更加完美。因此，康德的认识论忧虑不见了。范畴的主观性，并不导致我们的认识愈来愈远离物自体，而是相反。人类可以像阿里阿德涅的线团一样，让它带你回到最初的起点。[4]比特功能不仅具有很强的再现“世界1”的能力，而且还具有创构“世界2、世界3”的信息爆炸能力（此处3个世界的划分可参见波普尔的有关理论）。人类在互动式计算机制图构想的“画板”作用下，仅凭“光笔”就可以通过动态图形、视觉模拟、有限分辨率、光笔追踪以及无限可用协调系统等，创造出精彩纷呈的对象化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深刻而有力地鞭挞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客体式思维陋习。意识能动性、精神反作用原理值得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获得新解。
其二，原子构造了牛顿式的物理世界，原子是逻各斯中心世界的原点。机械性、实体性、被动性是理解该世界存在的内涵。所有知识都围绕着关于形相、体积和运动的考察而结晶。原子组合的世界其“存在论”原理主要是现实物质世界存在与运动的原理。大量的知识关涉到经典物理学和化学等。原子构成的质料因向形式因的转换，在动力因和目的因的驱动下，物我世界达到生成和互动，存在方可成为实体意义的、可感的、灵动的真实世界。比特是虚拟世界架构的原点。高度的抽象性、思辨性、意象性以及缜密的逻辑推理，是诠释其哲学存在论的关键词。从形式上看，它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理性、绝对逻辑推理演绎的世界，在实质上它仍然是真实世界的创构与遐想，是由一趋向多、有限趋向无限的递进过程。比特生成的世界其“存在论”原理主要是虚拟世界存在与运动的原理。最初的知识原理与人类工程学相关。[5]VR主要集计算机、电子信息仿真技术于一体，其基本实现方式是计算机模拟虚拟环境，从而给人以环境沉浸感。随着计算机计算速度的提升，人们获得了足够的计算能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用来改进人与计算机的双向交流关系。“思中之物”通过想象、创意、意识的驱动，形成自觉的设计图形，有选择的信息变成有方向的运动，在比特信息包的承载下，在互联网信息传递系统中，以各种不同路径传递并精算。不可否认，比特有着自我扩延、自我抽引、自我运算、自我认知的能力。在这个数字逻辑网络世界里，手机和电脑的运作，联结“接口”意味着“第一推动”，虚拟世界神奇般地进入了“善与恶”发展的无限状态。从数字压缩到解压、从数字编码到解码，从虚拟图像到真实景观，如制造业和数字智能化结合，电脑中图像即可变成现实实体存在，如数字化3D打印，可以把视频中图形直接打印出物理世界的真实存在，甚至实现人体器官的打印与替代，“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数字化生存有四个强有力的特质：“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6]比特的活力和自我颠覆能力特别强大，刚刚确立的权力集中控制系统很快就会被新的比特技术和组合所颠覆，接踵而至的是权力分散的“连接机器”。数字化重点加速了三个全球化趋势：一个是信息的全球化；另一个是人类交往的全球化；再一个是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原子世界有深度、广度的追问，而比特世界更倾向于一般性概述或特定细节查审。系统中“一与多”的整体与局部关系，更多体现在非线性超复杂的流量关系中；在视窗的分页下，不同时空坐标所反映的事件，均可显现在整体视频中，它为人类读写事件历史内在逻辑和动态发展真实密码提供了方便。流量和痕迹是精准控制与管理数字化生存世界的根据。
其三，原子世界，人的行为发生主要依赖于经验、习俗和惯例等；比特世界所带来的行为发生学原理，却侧重于直觉、想象、创意等因素的驱动。一是，自身主体与“被动”主体的结合，达到了“个人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性化”。在数字平台上，人性中的社会性倾向与私向化倾向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显激烈。一方面，比特的光速运动直接带来了信息量的放大，使个人主体对社会空间的好奇和体验越来越广泛，交往的社会化兴趣愈来愈浓厚，想象力也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手机、个人笔记本电脑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又带来人的高度私密化，人的内在主体自我封闭性加重，不安全感加重，面对各种网上网下扰乱心绪、堆积如山的商品景观，人进入萨特式的恶心、厌倦、焦灼、恐惧的心理境遇中。这也说明了：虚拟世界加速了“真正的个人化”的进程，个体内在追求的世界越来越丰富，但同时也带来了虚拟与现实、身体与心灵、娱乐与工作、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自由与纪律等的冲突和脱节。二是，数字化生存给人带来认识的精确性，但计算机的数码编程内在的自我更新本能，又使得人的原有认识趋向模糊。启蒙与再启蒙随时发生。困惑、存疑、批判在信息读秒中接踵而至。一种新形态的比特诞生了———这种比特会告诉你关于其他比特的事情。经验、复制与观念不断创新印证了哈姆雷特式名言：存在还是不存在，是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三是，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人性善的一面，似乎有了新的形式与内容。“过去，地理位置相近是友谊、合作、游戏和邻里关系等一切的基础，而现在的孩子们则完全不受地理的束缚。数字科技可以变成一股把人们吸引到一个更和谐的世界之中的自然动力。”[7]在中国，网上的慈善活动、网络志愿者、互联网金融共享、微信群交友聊天等集体主义或利他行为比比皆是。但我们也十分清醒地看到，全球互联网上人性中的自私、疯狂占有欲、破坏欲、贪婪等人性丑陋的一面也暴露无遗。虽然在符号、图像的遮蔽下显得温柔、憨态可掬甚至令人亲近，但“利己的狡计”却处处可见。在数字化消费中，电子游戏使人沉迷，对人类的身体健康、思维心理活动都造成一定的危害；数字化金融也带来了某些金融化的缺憾——信用失守、金融诈骗、金融犯罪等；数字化便捷了人类的沟通方式，但是实体空间中面对面的交流正在逐渐消减。显然，它对人类实体世界的冲击是十分明显的。人们越来越依赖于、习惯于隔屏想象、隔屏聊天、隔屏判断、隔屏决策，屏幕似乎已成为粉墨登场的舞台，充分展示着人的各种性格面具。显然，数字化生存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彻底祥和安宁的世界。正如《数字化生存》作者在中文版专序中指出：“25年前，我深信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我相信互联网将促进全球共识，乃至提升世界和平。但是它没有，至少尚未发生。”[8]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工具理性的进步与人的道德进步虽然有一定的关联，但人的道德力的提升，更多与人自我道德意识的修养及自觉检讨相关联。老子最早看到文明异化的本质：技术的使用，对人的心智完善往往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卢梭对现代文明持有的忧患意识，也说明了这一点。二是，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是两个不同善的尺度。物的世界服从于自然法的规律，它的善表现为节奏、自然和谐、精准、协同。人的世界服从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的善表现为平等、正义和进步。三是，互联网提供了遮蔽人性弱点、激活人的私欲、贪婪、野心、破坏欲等不良行为发生的各种机会，使犯罪行为经常通过无意识装扮躲避网络警察的监控而实施出来。
二、数字化生存：需要—自由—交往—“量的无限性”
马克思对西方存在论哲学传统做了很好的继承和转换，继承了决定论追问的思维向度，转换了单纯知识论反思的逻辑思辨程式。在他看来，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新哲学不是从观念论出发，而是从实践论出发。因而，哲学的存在论追问，不是概念的自我抽引和演绎，而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论追问：关注需要、生产、交换和交往的四大社会存在原理，深究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前提与规律，发现历史活动的主体和生产实践的主 体的一致性。因而主张正义、消除异化、追求历史进步是它的永恒主题。今天，从唯物史观视域追问数字化生存的哲学问题，显得尤为必要。
（一）破除数字化生存世界所带来的数字幻象
数字化生存是指由于对数字过于迷恋和崇拜，从而产生的一种以“数字”作为唯一标准的生存方式，其表现形式有数字决定论、数字的主体性认同、数字的基督性等，它认为数字化可以取代人的一切行为。实际上，数字化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字技术问题，它首先是哲学问题。人机对话、人机互动、人机互联以及智能化生存的一切，都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本质上说，比特的存在和运动，是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交互作用的产物。首先，比特是信息的基因，信息是客观的，信息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和运动状态的表现形式。它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信息是系统（如字母表、语音、二进制数位、DNA碱基或任何其他组合在一起的单元）诸多可能的排序或状态中的一种有序的模式。其次，比特的“信息包”构成，离不开人的知觉。它是关于环境信息选择性传输的必备要素，“规划者”通常通过人工智能编程语言来操纵比特信息包的传输过程，其中，人的主观因素有着重要作用。所以，比特的存在和运动，与人的主体意识的意向性相关，但绝不是说它来自人脑的纯粹虚构，它是人的意识、客观数据信息微小单位和计算逻辑指认相叠加的产物。数字原本是对客观实在的抽象表达，然而，这种抽象是人脑的特有功能。因此，准确地说，数字是人脑对客观实在“格律”的精准表达。数字化生存虽然在高度抽象、高度虚拟、高度逻辑化的数据运算秩序中，但无论其表现形式多么神秘、多么令人痴迷，人始终是机器的主人，这是永恒的真理。如约翰·马尔科夫指出的，“这造成了一种错觉，那就是，技术的进步是自发的，而且这一过程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可事实远非如此。无论是机器设备，还是让它们运转的软件，都是由人类设计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对这一过程的描述最为清晰：‘我们塑造了工具，而之后，这些工具又塑造了我们。’”[9]数字化使人的思维更加开阔，原子地球村与比特地球村的叠加令人的世界观大大延展，生活内容更加丰富。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双重存在，构成了创新意识和想象力的提升，人类艺术、审美更加诗性智慧，再次进入文明创造高峰期。未来人类必将成为混合式机器人，人的主体性表现在：机器的智能化来自人的设计和操控；数字逻辑与人的非理性情感相平衡，人的伦理尺度决定了机器人的发展方向和标准。
（二）新的“需要”仍然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数字化时代是继工业化时代之后的一个新时代。数字化生存的动力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没有商业和工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0]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不断产生新的需要，反映在人类不断追求生产工具更新和生活方式便捷的欲望中。唯物史观认为，需要是历史存在与发展的驱动力。“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1]可见，“需要”是人类吃、穿、住、行的本能需求；新的需要是不仅包括人类亘古不变的刚性生活需求欲望，还包括“追求历史不断完善”（卢梭）的科技创新人类禀赋。人类正是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实践中，涌现出需要和不断出现的新需要，这是我们历史发展的第一个活动。它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历史的存在与发展受人类的欲望、利益和需要所驱动；其二，历史文明的演化与创新受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成果转换和运用的社会需要驱动。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2]因为社会技术的需要，既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又是技术本身经过长时间积累与沉淀而爆发出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好奇心和市场欲望是它的直接动力。由此推论，比特的出现，主要来自人类智能化生存的四种社会需要：如何实现真实场景通过数据转化变成可相互传递和留痕存放的信息载体？如何营造群体生产与群体共享的在线环境？如何在视频中达到人与人之间互动？正是强大的智能化科技发展的需求和数字科技成果向商业新产品的转换，数字化生存才成为我们今天可感的历史直觉。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社会需要，本质反映了人类追求进步观念的意志，“需要”与“创新”构成了历史进步的哲学公理。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培根提出了“进展观”的学说，激活了人类追求现代经济不断增长的技术需求心理，一种需要的满足，引发了另一种需要的提出，人类进入“需要—满足—新的需要”文明发展的格律中。数字化时代新的“需要”反映了如下哲学特征：电脑与人脑（存在与思维）的互动；信息的私向化与社会化（个人与社会）兼容；物的发展与人的进步（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向度）相一致。总之，人的创新需要和科学技术变革的好奇心永远是数字化智能发展的动力。
（三）比特的本质：人类追求自由意志的定在
虚拟世界的比特运动，本质上反映了人类不断追求自由精神的定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比特最有价值之处是它可以从不同向度或频道，永不停顿地作出偏斜运动，有的受意识指派，有的则来自比特自身的抽引，自由自在，无障碍，无阻抗。这种追求偏斜运动的“自由精神”的哲学经典阐释，早在19世纪青年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就有所提及。众所周知，近代德国现代性发育初期，一批德国青年学者（主张自我意识哲学的青年黑格尔派）推崇德国革命的自由精神，作为该派成员的马克思，结合博士论文的研究，从古希腊原子论哲学的深度解读中，发现了“自由精神”的支援意识。在他看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虚空”玄想，意味着一种追求科学必然性的决定论哲学，而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被马克思高度评价为追求自由精神的哲学表述。今天，我们有可能从更高意义上读写青年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意义。我们生活在移动计算、全球网络和多媒体应用时代，实际上，比特的存在，是追求偏斜运动的“自由精神”、追求自由的计算机表达。自由意味着叙事、互动、复制与粘贴、存盘与删除等个体的心随意动。它代表了意志的流动、意志的交换、意志的联想，意志的创新。数字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自由交往、自由游戏、自由交友、自由表达。正如约翰·马尔科夫在《人工智能简史》中指出的，“当AI和IA圈引领的技术继续重塑世界时，未来其他的可能性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那个世界中，人类和人类创造的机器共同存在，一起繁荣——机器人照顾老年人，汽车自动行驶，重复劳动和辛苦工作都消失了，新的雅典诞生了，人们研究科学，创作艺术，享受生活”。[13]显然，智能化时代，更多的是机器与人脑的互动。机器对人脑的模拟，加速了“机器是人”的智能化过程。可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启蒙学者提出了“人是机器”的哲学命题，期盼机器劳动能部分替代人的繁重体力劳动。不可否认，当时人的意志创新，深深受到来自客体自身的机械原理、力学原理、能量守恒原理等客观条件限制。如今，比特为人类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生存空间——虚拟世界的任意创造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在互联网上，追求自由的无限性与自由的合法性的矛盾，是我们今天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比特没有国界，存储和运用都完全不受地缘地理的限制，软件开发可以每时每刻不停顿地在全世界接力开发，这是比特运动的自由无限性表征。而现实世界自由的有限性，说明数 字化生存世界存在着人的种种任性行为，有必要为自由设立红绿灯制。如约翰·马尔科夫所指出的，“这些强大、高效的技术更有可能促进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催生大批新型技术性失业，在全球范围内布下一张无法逃脱的监视网，同时也会带来新一代的自动化超级武器”。[14]应当说，当今地球上最大的任性是资本的任性。资本逐利的秉性诉求，决定了相当一部分比特开发的内容和方向，资本已经掌握了外购比特商品的购买权，通过资本的力量，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比特产品的人力资源和研发资源。数字化劳动变得更加不稳定：其一，白领劳动就业岗位竞争更为惨烈、更为不稳定；其二，剩余劳动、剩余时间、剩余价值的量度变得更加模糊；其三，软件盗版、数据窃取、知识产权被滥用、隐私权受到侵犯。诸如网络上黑客攻击、密码盗窃或任意修改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数字化生存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要性，也说明了网络立法、网络执法的必要性。自由任性与自由合法性的冲突，是人类务必解决的痛点问题。任性表达的是，欲望的“本我”排除社会性约束而出现的某种意志膨胀行为，是人的“本我”未加“超我”约束，出现“自我”调节失控的非理性行为。自由的合法性，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最大化趋近，把可能的自由变为现实的自由，合法性就是合乎理性规制的自由，“规定即自由”显示了人类摆脱野蛮愚昧走向文明进步的哲学内涵。
（四）“互联性”与世界历史交往
众所周知，史莱登、施旺的细胞学说，把有机界植物与动物互联起来；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将无机界的自然界相互联结起来；而达尔文的进化论，把无机界与有机界生命体之间相互联结起来。整个原子世界都处在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中。可是，在21世纪数字化生存世界里，由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飞速发展，人机互动、人机互联使得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相互联系，完整意义上的万物互联性由梦想变为现实。比特的作用，不仅使物理世界万物互联，而且使人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思想关系、宗教关系乃至不同文化关系之间都得到充分交流。这种交流，有的大大超越地球物理的时空界限。比特可以把地球变为一个地球村来加以运作，互联网数据系统的联结是多向度的，也是无限的。今天，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手机、计算机的数字化工作原理，实现语音及图像、文字传递，与千里迢迢之外的亲友相互联系与交流，还带来了地理相隔甚远的国家和地区之间随时随地的互联，甚至各国国家元首可以在虚拟空间共同就刚刚发生的国际重大事件进行即时网络外交磋商。更不用说，数字化计算机的网络生活，给世界各地的百姓需求带来了网络订购或销售、医疗的数字化跨国诊断、平台的大数据服务跟踪、手机对家用电器的自动化操控以及数字企业、数字政府、数字教育等，尤其是北京雄安新区的数字化城市功能体系设计和运行，显示了人类数字化、智能化城市管理的最新水平。总之，世界已处在以比特为信息基因的相互联结系统中。
但是，互联性也带来了人类新的生存安全问题。数字化使人类交往达到了世界历史交往史无前例的高度和深度。各种地缘关系组合的不同国家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机构和团体组织等在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纷纷刷出自己的存在感，人类似乎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称呼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5]但是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交往，并没有实现世界走向大同。民族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甚嚣尘上，贫富鸿沟在加剧，竞争使“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变得更加不幸。[16]深层原因在于，数字化存在并没有根除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固有矛盾：虚幻的国家普遍利益与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依旧激烈。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交往中的个人存在，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为首要前提的。
（五）辩证法“量的无限性”原理
对宇宙任何“量的无限性”的自然法认知，也是宇宙的理性化、真理化的哲学反思过程，更是人类追求自由和历史进步的实践过程。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用神奇的数字密码解读了宇宙无限生成理念，首次将量的无限性辩证原理贯通到形而上学的文本中。《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事物演变过程明明白白，初始与归结朦胧泛泛。道是宇宙的质向判断，它是最高的抽象，道至万物是“划质为量”的过程，也是事物从无形到有形、从混沌到完美所见的纷繁世界的进化过程。“道生一”，从混沌中生出一个有形实体，即为“原”；“一生二”，由一个实体生出两个互补的实体即为阴阳，阴阳可理解为天地、日月、男女和世上一切共生互补的事物；“二生三”，阴阳结合并衍生一种新的存在，即天地生人间，雌雄生幼子；“三生万物”，子又生子，孙又生孙，事物生生不息。老子“划质为量”的辩证法给了我们如下启发。其一，老子的数字推演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实证演算，而是形而上学的道说，它有着三个特征：从混沌中寻求一种规定；是对宇宙的一种本体论追问；从一与多的生成秩序中展示宇宙内在矛盾动力因。其二，老子的数字符号代表了错落有致的宇宙生成论追问。道生天地，天地生万物或者道为天地之母，天地为万物之母。每一个符号都包容着感性存在的丰富内容。符号之间有哲学生成范畴的过渡，同时是对感性确定性的指认。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子的数字序列设定不是数学的演算，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思辨。
在西方古代文献中，哲学与数学同属高度抽象的智慧树上的并蒂之花。古希腊哲学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原子论学派，与古希腊数学几何学（欧氏《几何原本》）的出现，构成了希腊理智最完美的珠联璧合瑰宝。毫不夸张地说，人类自古至今，数学对于哲学的影响，和哲学对于数学的影响，“既深刻而又不幸”（罗素语）。深刻的是，哲学使数学不断打开有限与无限序列的逻辑世界，数学使哲学进入了更为广阔的数字化虚拟世界中；不幸的是，哲学使数学更加宗教化、神秘化，数学使哲学更加实证化、可通约化。这说明，哲学关于存在论追问，其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命题，必然关涉到量的无限性问题。
哲学家洛克提出，哲学无限性观念，应被解释为是一个量的无限性问题。他在《人类理解论》中指出，“在我看来，所谓有限与无限，人心只当它做数量底两种情状”。[17]邹化政先生在《〈人类理解论〉研究———人类理智再探》中指出，洛克认为，无限性作为量的无限，概括地说就是：（1）任何一个量，无论是有关空间的、时间的，还是有关数目的，它作为这三者之一的简单情状，都可以无限地增和减；（2）这种量的无限性，不是一种现实的量，而只是量的一种可能性、一种本性；因此，（3）我们可以清楚明白地具有关于量的无限性的观念，但不能有任何一种有关一个现实的无限量的观念；（4）空间和时间只能被设想为无限的，因为我们在宇宙的边缘总可再向空虚的空间无限伸展下去。[18]可见，数字化生存世界为我们深刻展示了哲学无限性观念中的量的无限性原理：异质多样的比特，构成了数字化的虚拟世界，在时间、空间中，发生着数据信息包的传递运动。表现为比特数量不断地增加或减少。比特的无限性表现为，比特是一种规定性向另一种规定性的本能移动，虚拟世界和数字的关系，体现在一与多的关系。比特可以是无限的，数据信息对数据信息的无穷追问，是一个无限出新的过程，量的无限增大的方式可以是：2，3，4，5，6，……N（1）；2，4，8，16，32，……N（2）；2，6，10，12，20，……N（3）。上述（1）和（2）是有序的无限性，（3）是无序的无限性。如果把极限考虑进去，量的变化又可分为有穷的增大和减小及无穷的增大和减小。[19]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哲学无限性观念，之所以包含着量的无限性原理，关键在于一与多的相互分享特性。一不是空洞的一，一分享着多，一只有在多中才能证明它是充满活力和丰富内容的存在。多也不是完全僵死的、被动的质料，而是趋向形式因的存在，一赋予多灵魂和意义。因此，数字化生存世界，从哲学意义上说，其发展是无限的，人的思维的无限性决定了虚拟世界的无限性，数字化秉性的自我抽引、自我颠覆、自我修复能力决定了我们正在迎来的数字化生存世界既属于人类可认识的世界，又属于人类不断存疑的世界。人类认识能力的批判，将是永恒的主题。
三、数字化生存：人类走向未来的忧患
哲学存在论的追问，关联着对现实人类生存境遇和未来命运的思考。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组合逐渐取代人类，阿尔法狗打败围棋冠军，未来世界主体是数字智联抑或是人？人类会成为机器人的质料吗？从近代哲学家提出的“人是机器”命题，到今天“机器是人”的呼声不绝于耳，数字化实存具有着如此深刻的“二律背反”：人类技术进步（形式化的人类）与人类的生存异化（人类的形式化）同在。
所谓“形式化的人类”是指，人类有着追求文明不断完善的禀赋，笃信工具理性对人类生存格律具有进化意义改变的理念。简言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表现为知识、公理、范畴、原理等形式对人类生存范式内容的定义。既定义了物性世界，又定义了意义世界。它使人类生存形式愈来愈自由开放，生存内容愈来愈丰富饱满。
卢梭说，从自然人向文明人过渡，离不开历史化过程。笔者以为，卢梭的历史化就是理性的形式化。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最早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命题，标志着人类开始从主体的位置，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这仅是一个未加反思的命题，“尺度”只是说明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重要在何处？我们从亚里士多德对科学本性的定义，发现人的思维重要性来自思维形式对物质质料的主导作用，人对自然法认知而形成知识，在认识与认识对象之间的一般关系的明确观念中才能显现出来。从知觉中获得特殊，从观念中获得一般，而根据一般才能解释特殊。亚里士多德最早揭示了人的思维逻辑为自然立法的本质——形式因赋予质料因以意义。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到柏拉图月印万川的理念本体论，再到康德的主观范畴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意识能动性学说，说明人类追求形式化工具的理性反思，是人类摆脱荒蛮愚昧，走向人本质全面发展的定海神针。今天，随着人类的本能向智能化迈进，数字化、网络化、云计算构造了“数字化生存”的人类社会，数字、符码、图像、仿真等理性工具，导致了人类自身存在的巨大变化——愈来愈趋于生命的高度自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预言，形式化的人类所创构的数字化实存世界，将是“滋养心灵抵御无明；分享繁荣昌盛；以合作取代竞争”的命运共同体的时代。[20]
可是，现实历史发展总是在充满异化、背反、祛魅和辩证否定性运动中行进。数字化正能量的发挥同时也遮蔽了人性有弱点、盲点的事实，“人类的形式化”现象在所难免。
所谓“人类的形式化”，主要指人类对工具理性的心理依赖及崇拜。康德指出，人是目的，而且是一种无法用任何其他目的来取代的目的，别的东西都应当仅仅作为手段来为它服务。“人类的形式化”表现在：在现代性的规制下，数字资本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宰制，更加快捷、更加精准、更加隐蔽、更加肆无忌惮。如帝国“星链”对全球金融战争和军事战争的太空操控。灵性的人类被锻造成数字资本利益追逐的“钢铁侠”，如疯狂炒作比特币掀起的金融狂飙。人性在虚拟经济的侵蚀下，变得更加扭曲、更加媚俗和更加怪诞，如电商虚拟市场时常出现的现代金融诈骗的犯罪行为等。现代性之后的数字商品拜物教、数字货币拜物教、数字资本拜物教比比皆是。“人类的形式化”还表现在，范畴主体化和人的客体化心理原始意象滋生，如卢梭所言，人是戴镣铐的自由。理性工具的使用，使人类陷入名缰利锁的窠臼。名牌符号在社交媒体的运作下，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心中圣物；范畴的凝固和僵化，使得地球上有些人类“天天收看世界新闻，但仍然过着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日子”。计算机工具的成功，导致如此幻觉：机器由实体性存在变成主体性存在，比特世界已变为精神现象学的数理逻辑结构，人类存在论的追问，越来越远离物质、实体和原子，从而进入主观精神心理层面的直觉、灵感和想象。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已走向“脱实向虚”的生存境地。形式化定义了人类，人类却软弱无能。
“人类的形式化”反映了人类历史化进程的异化属性。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即灵魂”学说，到中世纪最高“形式因”的神性化，它反映出人类第一次陷入极端形式化存在的窠臼中：形式即基督。形式转换成人类的整体性思维，通过这一思维我们就可以发现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原则。但通过这一思维，人性被堕落为基督精神的产物。巨大的形式为人类铸造了神性生存的底板。近代以来，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推动了人类对工具理性的依赖，尤其是近代观念论哲学的兴起，形式化变成了概念的绝对化。黑格尔哲学的问世，意味着人类第二次陷入极端形式化存在的窠臼中：形式即绝对。牛顿的绝对物质变成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人是它的玩偶。绝对就是最大的概念，最顶尖的形式，代表了思辨理性的逻辑化形式统摄了一切。形式化使人类生存格式化、递进化、理性化。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看来，现代文明意味着人类不断用新知识、新发现去解构外部世界的生存意义，其间符号化、叙事化的成功，使人类形式化存在进入新的境遇：拟像和虚拟将战胜所有的价值。如鲍德里亚所言，“事物本身并不真在。这些事物有其形而无其实，一切都在自己的表象后面隐退，因此，从来不与自身一致，这就是世界上具体的幻觉。”“人类的形式化”哲学本质便如鲍德里亚所说的：存在即虚无。一切存在都进入“虚无”境地，物自体的实体意义消失了，一切都归咎于主观精神的意向性“冷记忆”，主观幻觉统治一切，从而构成了当下“完美的罪行”。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顶层设计，为人类走出极端形式化迷宫提供了新的方案。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人性论哲学反思底蕴，如关爱生命意识、超越物我精神、天人合一境界、共同体意识等，这对于“人类的形式化”生存遭遇或许能够起到化解之妙用。在数字化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将会为世界作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在讨论原始思维的文献中，列维－布留尔、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等学者较早提出了早期人类思维的两重世界说: 看得见的世界与看不见的世界； 肉体的世界与灵魂的世界；真实世界与影子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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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伍艳丽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