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7月第4期 作者：杨卫安

摘要：晚清以来中国出现了四次比较大的读书无用论思潮，不同时期社会背景不一样，造成读书无用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有很大不同。对于清末民国来说，新旧交替过程中文化因素成为造成读书无用论的主要原因；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成为读书无用论产生的最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所产生的两次读书无用论，都是在市场经济转型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背景下产生的，经济因素成为主导因素。从选择机理来看，读书无用论的产生或者主体的读书选择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制约：教育机会获得的便利性程度；个人教育成本的高低；个体接受完教育后就业的难易程度及收益的多少。

关键词：读书无用论；教育机会；教育成本；教育收益

根据新华网报道，近些年，我国放弃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约为100万，并且还以每年接近10万人的速度增加，高中毕业生弃考率基本维持在10%。同时，另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的调查，初三学生流失严重，部分农村初中辍学率超10%^[1]。当前高考弃考和部分地区初中生辍学严重反映了人们对教育价值的否定，是世纪之交兴起的最新一轮读书无用论的延续和外在表现。读书无用论反映了什么问题？它是如何产生的？回顾晚清以来我国所发生的四次读书无用论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总结主体教育选择的一般影响因素，对我们理解当前我国读书无用论的产生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新旧交替”——清末民国时期的“读书无用论”

清朝科举制度改革始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并不彻底，一直到1905年才被彻底废除。隋唐以后，科举制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对国家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上系官方政教，下系士人耕读，对维护教育、政治、文化等社会功能的统一，保持封建社会体系的动态平衡起着非常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废科举对当时中国社会所引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国政教合一的传统治理模式被打破，维系了一千多年的社会结构受到瓦解，这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在当时，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就是知识分子，它直接导致了传统士绅阶层（知识分子）的没落。在中国传统社会，士绅是以农村社会为中心的，即使入仕为官，也会在衰老之年结束宦游，回到家乡落叶归根。科举制废除以后，教育与政治的联系减弱，导致千余年来文人通过读书入仕的路径被截断。新式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不再以入仕为目的，而是成为各行各业的职业知识分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再是人们所信奉的价值观念，这大大降低了人们接收教育的积极性。同时，随着近代工商业文明的兴起，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城市生活逐渐成为人们主导的生活方式，对社会各阶层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知识分子城市化潮流也越来越明显。在社会新旧交替的大背景下，传统文人士绅阶层开始分化和衰亡，乡村成为一个被精英抛弃的世界，原来由宗族和士绅开办的族学、义学等传统教育形式也开始衰落^[2]。

在中国传统教育衰落的同时，代表新文化的义务教育制度开始受到重视，新式“学堂”也在国家的大力倡导和强制推行下逐步普及。但是，义务教育是舶来品，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当时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经济社会文化影响还根深蒂固的情况下，这种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新式教育缺乏生存的土壤，在国家强制推行的过程当中，遭遇了各种“水土不服”。不管是教育的内容还是所运用的教育形式，包括学习的知识、教学的组织形式和方法等都脱离了乡村实际，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格格不入。比如教学时间的安排整齐划一，完全按照城市那一套来进行，造成学生的上课时间与农民的作息安排相冲突，结果是农忙时节在上课而农闲时节却放假。这种与农村实际相背离的教育教学安排，让乡村民众很不适应，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也对孩子们的学习造成不利影响。正如舒新城所言：“我国现行之教育制度与方法，完全是工商业社会生活的产物。在国内的生产制度，仍以小农为本位，社会生产制度未变，即欲绝尘而奔，完全采用工商业社会之教育制度，捍格不入，自系应有的结果。”^[3]在当时升学率极低只有少数人可以接受中高等教育的大背景下，人们本来就对借助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升迁不抱希望，教育需求也较低。这种不考虑农村生产生活实际，一味效仿城市教育的做法，更加剧了这种状况。正如陶行知所说的，“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得变得格外弱^[4]”。这种既不能通过升学来改变自身处境，也很少实用性的新式教育受到乡民们的排斥，始终得不到他们的认可，产生了认同上的危机。正是在这种原来传统的乡村教育结构遭到破坏，新式教育又不为乡村民众所接纳的状况下，产生了清末以后的第一次“读书无用论”。

二、“政治高于一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读书无用论”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对国内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渐成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泛政治化，政治权力主导了社会方方面面。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国内一部分领导人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更加严重，以至于教育也被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教育发展遭到了严重破坏。1966年５月，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明显带有“阶级斗争”倾向的错误论断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团伙所利用，成为他们炮制教育战线“黑线专政”论、肆意破坏我国教育事业和迫害广大知识分子的依据。1971年，“四人帮”通过炮制《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工作进行了错误歪曲估计，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所取得的成绩，使广大干部和教师遭到严重摧残，教育事业停滞不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统帅一切的社会背景下，政治正确排位第一，知识不仅不受重视，反而可能招来祸端。“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当时的流行语，“读书无用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首先，从招生制度来看，从70年代初恢复大学招生到1976年，农村一直推行以贫下中农推荐为标志的招生制度。推荐制度过分强调了报考者的政治表现，忽视文化知识，而政治表现难以计量，标准模糊不清，这就使得招生推荐过程可能存在营私舞弊，而事实上也确实存在营私舞弊行为。农民寄托于读书的传统期望（“读书做官”、“读书跳农门”）彻底破灭了，升学靠的是关系和后门。小学毕业的被推荐上了大学，品学兼优的中学毕业生在推荐的竞争中名落孙山，这是当年司空见惯的事情^[5]。以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为标志，文革时期的读书无用论思想达到高潮。

其次，从教学内容来看，“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等受到激烈批判，大量的文化课程被砍掉，以劳动实践和政治教化等代替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在课程设置上突出思想政治课和生产劳动实践，削减甚至取消专业课的学习；在教材方面，由非专业人员编写书本，用革命著作、大批判文章代替语文、历史等学科教材，用直接经验的学习代替书本知识；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被否定，实行革命小将和工农兵上讲台，规范化的考试被取消；学制严重缩短，大学学制2-3年，中小学9年｡教学内容稀薄、残缺，使得人们不重视教育的作用。既然学不到知识，还不如离开学校，直接回家劳动。这些都助长了读书无用论的盛行。

第三，上山下乡运动也对读书无用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山下乡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被倡导，但规模较小，文革开始后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出现。为了解决由文革造成的连续三届近2000万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前往农村。据估计，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大中学生纷纷上山下乡，意味着即使上了学也不能留在大城市，还要在农村插队落户，读书不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更多的现实利益，不能跳出农门，反而容易受人鄙视和带来祸端，也使人们对读书敬而远之。

三、“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改革开放初期的“读书无用论”

文革后，特别是恢复高考后的最初几年，“读书无用论”迅速烟消云散。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在遭遇多年的重创以后，对大中专学生等人才的需求是绝对刚性的。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我国大中专院校采用的是“单轨制”的招生方式，国家按照预先制定的招生计划统一招生，学生不仅免费读书，而且还能享受一定数额的生活补贴。学生毕业以后全部由国家负责分配，并享受国家干部待遇，“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是这一时期大中专学生就业分配的基本政策。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考上大中专学校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更在于可以获得城市户口，获得体面的工作，享受良好的待遇等等。事实上，是教育附带的社会身份改变了人的命运，知识的价值并没有独立的显现出来。这也为建国后第二轮“读书无用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并没有被打破，中国社会依然处于封闭而缺乏流动的状态，城市与乡村不可逾越。到了80年代，在国家的政策推动下，改革开放深入进行，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封闭的社会状态逐渐被打破，社会流动性得到加强。在这一过程中，体力劳动者先于脑力劳动者进入市场经济，在物资短缺商品匮乏并且制度监管薄弱的情况下，他们成为最早一批通过市场经济获得物质利益的人。邓小平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没有多少知识甚至缺乏一技之长的人，由于不能进入国营、集体单位，在“穷则思变”思想支配下首先开始了个体经营，并迅速积累了不少财富，成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在体制内拥有“铁饭碗”的那部分人，包括教师、医生、政府人员、科研工作者等知识分子由于生活有所保障，面对变化相对保守，对市场经济反应缓慢，依然在单位拿着难得一涨的固定工资。和最先进入市场经济并迅速发家致富的人相比，国家干部的比较待遇优势相对下降，建国后第二次“读书无用论”也随之兴起。“脑体倒挂”成为上世纪80年代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名词，它是指脑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普遍低于体力劳动者的现象。当时，脑力劳动者尤其是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收入普遍不高，不如同年龄阶段的一些工人甚至是小商小贩。当时，教师的工资是很低的，很难通过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人。当时民间流行的一句话，“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动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现象。真正的人才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待遇，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这让许多知识分子很不平衡。

与文革时期的政治因素不同，改革开放初期“读书无用论”的产生主要源于经济压力。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参与市场经济的进程也明显加快，表现在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的创收活动以及大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现象的普遍化，再加上知识价值的提升，并能更快地转化为生产力，脑体倒挂现象出现逆转，脑力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在90年代逐渐超过体力劳动者^[6]。人们对建国后第二次“读书无用论”的讨论逐渐沉寂。

四、“读书贵、就业难、起薪低”——世纪之交前“新读书无用论”的产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正式确立，金钱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被看成衡量人们价值的最主要尺度，在知识和教育达不到人们所期望的经济目标时，读书无用论的思潮重又悄然泛起。这一时期“读书无用论”的产生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就业分配制度改革、高校扩招与就业难。新中国成立后，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伴随，我国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制度也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建国之初，我国确立了以行政命令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府对教育的管理也按计划模式进行。在招生就业方面，国家实行按计划统一招生和毕业生全部包分配的政策，毕业生享受的是国家干部待遇，这就是“统包统配”制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毕业生就业分配制度也发生了改变。国家开始逐步取消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保证分配的政策，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毕业生就业领域，实行学生承担部分上学费用，毕业后按市场原则自主择业的就业机制。后经过招生并轨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步实现了直面市场的“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制度。而几乎在同一时期，高校开始大规模的扩招，大学招生和毕业生数量迅猛增加。但是，与大学生毕业数量猛增不匹配的是，国家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却没有显著增加，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日益凸显，就业市场上经常出现多人抢一份工作的场景。对很多毕业生来说，即使找到工作，和教育投入相比，工资也不尽如人意，很多大学生毕业后的起薪甚至不如农民工，造成新的脑体倒挂现象。由于就业难，许多大学生不得不继续攻读研究生，以延缓面临的就业压力。造成大学生找工作日益困难的原因，除了高校扩招毕业人数增加所造成的供需失衡之外，还包括由于片面强调应试教育而导致的学生素质能力低下和与实际工作的脱节，在日益强调实际工作能力的今天大学毕业生也难以得到用人单位的垂青。

教育市场化改革与读书贵。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力量受到压制，包括教育在内的许多产品都由国家统一生产并免费提供给人民。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教育领域也掀起了一股市场化、产业化改革的热潮。这种热潮是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为弥补经费短缺，围绕着学校创收、经营、转制、收费、产权等问题，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的教育改革。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的教育政策，无论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农村“普九”，还是大学高收费等等，都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的^[7]。这一时期，教育费用是成倍增加的，以大学学费为例，大学的学费一年动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这对普通民众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负担。200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研究报告显示，86.1%的公众认为大学学费“太高”。而《“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称，大学学费在近20年上涨了约25倍，几乎10倍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8]。教育花费已经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重要原因。与高投资相比，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的收入则明显偏低。据调查，2012年本科生的起点薪酬只有2245元，与初中、高中、专科毕业生相比没有明显差别，甚至更低^[9]。在“读书贵、就业难、起薪低”等多重压力下，一些贫困群体（尤其是农村等一些落后地区）负债读书、还债无望，引发了部分家庭的教育致贫。这造成初中生流失、辍学现象较为严重，高考弃考现象也屡见不鲜，社会上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现象。加上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对高级技工、“力工”需求的增加；社会上对“韩寒现象”“丁俊晖现象”的炒作以及媒体各类选秀节目对“一夜成名”的推崇和不适当宣传也都助长了“读书无用论”的蔓延。

五、总结与启示

从清末后中国所出现的四次读书无用论思潮可以看出，不同时期读书无用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由于不同时期社会背景不一样，时代话语也有很大差别，造成读书无用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有很大不同。对于清末民国来说，由于内忧外患和西学东渐所造成的中西碰撞，在新旧交替过程中文化因素成为造成读书无用论的主要因素；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权力成为主导一切的社会力量，阶级成分和社会身份重于文化成绩，政治因素成为读书无用论产生的最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所产生的两次读书无用论，都是在市场经济转型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背景下产生的，经济因素成为主要因素。

虽然不同时期读书无用论思潮产生的主要原因不同，但是外在因素总是通过个体的选择来起作用的，读书无用论思潮的产生实质上是受教育主体在面对不同的社会背景时集体选择的结果，从选择机理来看，不同时期读书无用论思潮的产生却又有着一些共性。一般来说，主体的读书选择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首先，教育机会获得的便利性程度。主要包括学校数量的多少、入学门槛的高低、家校距离的远近、交通的便利程度及安全性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便利性程度越高，人们越倾向于接受育，反之，人们就会选择不接受教育。这方面的突出例子就是近年来我国农村学校大教规模撤并所导致的辍学率反弹^[10]。其次，个人教育成本的高低，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直接成本主要有受教育者直接支付的学杂费、书籍文具费、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等；个人机会成本指达到法定年龄的学生因上学而未就业可能放弃的就业收入。一般来说，个人教育成本越高，意味着家庭负担越重，未来可能获得的净收益越少，人们越不倾向于接受教育，越有助于读书无用论思潮的产生。第三，接受教育后就业的难易程度及收益的多少。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任何受教育者接受教育都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如果就业难，接受教育的成本就无法进行回收；如果就业后所获得的收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等各方教育后会产生净收益，但是与其他选择相比，接受教育后产生的净收益低于其他选择面的收益与所付出的教育成本相比偏低，意味着净收益为零或为负；或者即使接受，人们都会倾向于不接受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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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6]李强.“脑体倒挂”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J].社会学研究，1996（6）.

[7]杨东平.“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市场化：两种不同的改革[N].学习时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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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钱诚，王建民.2012年我国不同学历毕业生起点薪酬盘点与分析——基于全国企事业单位新进毕业生起点薪酬调查数据[J].中国大学生就业，2013（12）.

[10]于海波.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要警惕辍学率反弹[J].求是，2009（16）.

Causes to the mistaken idea of education for nothing

YANG Wei-an

Abstract:Ever since the lateQing dynasty,there has repeatedly appeared the mistaken idea of educa-tion as useless due to varied social backgrounds and causes.In the late Qing the cultural factors in thetransition from old to new constitute the cause,while during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class struggle is the central task,politics becomes principal cause.Since the end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lass struggle gives way to economic activities.Besides,the convenience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individual education costs and low income after graduation collectively form the three restrictions.

Key words:education is useless;educational opportunity;cost;income

责任编辑：李晓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