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段会冬

摘要：黎锦传承的危机和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视共同促成了黎锦专业的开办。本文基于对黎锦专业的个案研究，从“教育扶贫”的角度对黎锦专业兴起的原因、存在的问题以及破解问题的思路进行了研究与探讨。研究发现，从主要招收黎族妇女、注重技能传承和促进黎族妇女增收等方面，黎锦专业可被视为一种教育扶贫模式。然而，单纯的技能扶贫割裂了技术与市场、增收与文化意识培养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黎锦专业陷入了扶贫思维窄化的尴尬局面。作为扶贫模式的黎锦专业要走出技能扶贫的狭窄思路，必须着力培养学生面向市场的文化自觉意识，实现技术与市场、增收与文化意识培养的统一。

关键词：黎族织锦专业；教育扶贫；技能扶贫；文化自觉

近年来，促进黎族妇女增收^[1]、黎锦旅游产品开发^[2]、黎锦产业^[3]等提法不断在媒体中出现，使原本只是一种生存技艺的织锦如今更具有了发展性的意味。一些学者认为在中职学校开设的、以技能传授为主要目标的“黎锦班”是一种成功的扶贫模式。^[4]在对田野点H学校的调研中，不少学者和H学校的老师都认为黎族织锦专业（以下简称“黎锦专业”）也应被视为一种扶贫模式。可以说，黎锦专业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带有鲜明技能授受特征的教育扶贫模式的重要个案，对于这一个案的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教育扶贫与技能传授之间的关系。

一、黎锦专业：一种教育扶贫模式的提出

（一）黎族织锦悠久的历史与传承的危机

将黎锦专业视为一种教育扶贫模式，同黎族织锦技艺传承面临的危机有着直接的关联。黎族织锦工艺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曾经在全国颇有影响。秦汉时期，黎族织锦已经成为地方官吏进献朝廷的必要选择。唐宋时期，黎族织锦技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元朝时期，正是因为黄道婆将先进的纺织技艺从三亚崖城带回当时经济发达的江南松江地区，才使得松江一带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纺织中心。

然而，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使得许多服饰不再完全依赖手工完成，加之民国时期海南饱受战争和灾害之苦，原有的黎族织锦技艺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代表着黎族织锦工艺极高水平的“龙被”到20世纪中叶已经濒临失传。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半个世纪，掌握织锦技艺的黎族妇女人数从约3万下降至千人左右，且多已年老。^[5]传承数千年的黎族织锦技艺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

面对织锦技艺濒临失传的尴尬现实，不断有学者呼吁应当重视对于黎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在多方努力下，2006年和2009年黎锦技艺先后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黎锦进入非遗名录重新提升了民众对于黎锦的关注度，也促使一些学校尝试以校本课程的形式传承黎锦技艺，黎锦传承与学校之间的关联逐渐建立起来。

（二）“面农”的专业设置初衷

在学校已经工作了近30年的黎锦专业创立“元老”C老师认为黎锦专业从创建之初就是一个“面农”的专业：“我就是一个农村工作者，所以办专业首先想到的是农民生活的拓展。这种情感是外面的人无法理解的，我们生活在地方，希望这些文化得到传承，我们的黎锦很美……想把它传承下去，这么多年这个初心也没有改变。”她并未将自己视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而是特别强调自己是一个“农村工作者”，正是有着那份“外面的人无法理解的”情感，有着那份希望为农村做点事的初心，像C老师这样的农村工作者才会最终投身于这个当时还看不到多少市场潜力的“面农”专业之中。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妇女运动正是认为妇女的主要问题是贫困，才突出了“反贫困”以妇女为“目标人群”的思路。^[6]在2011年校内织锦班开办之前，黎锦专业招收的全部都是黎族地区的成人妇女，而在专业开办之初这些市县均是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即便是以招收应届初中生为主的校内织锦班开办后，成人学生的比例始终超过黎锦专业招生总人数的九成以上。目前在校的2015级和2016级校内织锦班学生都不足10人，而同级的成人学生则都为700多人。因此，黎锦专业的开办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扶贫性质。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黎锦专业应当被视为一种成功的教育扶贫模式的重要原因。

（三）重视技能传授的课程设置

《海南省教育精准扶贫行动计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了以“技能脱贫”为基本原则，而黎锦专业指向的正是黎族织锦技能的培训与传承。一些教师反复强调：“黎锦专业最大的特点或优势在于汇总整理了黎族不同方言区的织锦技艺，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习最为全面的织锦技法，还有助于提升她们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黎锦专业的课程设置也充分体现了对于技能的重视。在招生人数最多的校外学历班所开设的14门课程中，包括织锦设备、单面织技艺、反面织技艺、织绣技艺等在内的织锦技艺类课程超过了半数。

对于学生收入变化的不完全统计佐证了重视技能的课程设置所带来的积极效果。根据学校近几年对于部分学生的追踪调查，学生因织锦工作而产生的收入从几百元到千元不等。尽管绝对收入总额有限，然而，同黎族贫困人口的收入相比，这个增收额度不容忽视。以五指山番茅村为例，直到黎锦专业正式招生的2009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仅为3000元。^[7]根据海南省政府发布的《海南国定贫困县脱贫：成效与差距》中呈现的数据可知，2015年全省41万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8284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分别为3186元和3893元。^[8]根据上述数据，黎锦专业为黎族妇女带来的数百至千元的增收所占比重不低。

如果说一种成功的扶贫模式应当有明确的扶贫对象、扶贫思路和扶贫成效，而黎锦专业有着明确的招生对象（黎族成人妇女），也有着明确的扶贫思路（技能扶贫），更有着显而易见的扶贫效果（实现增收）。表面看上去，黎锦专业实现了技能传承同扶贫的完美契合，然而，仅仅依据“面农”的招生、技能扶贫的思路和增收的效果是否足以判定这是一种成功的技能扶贫模式呢？

二、“技能扶贫”：被“窄化”的扶贫

对于黎锦专业是否被视为一种成功的扶贫模式的探讨显然不是对专业创办的初衷有所怀疑，更不是对专业已实现了促进部分黎族妇女增收的现实视而不见，而是希望进一步思考指向民族文化传承的黎锦专业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扶贫的功用。然而，目前黎锦专业所实践的“技能扶贫”割裂了技术授受与市场的关系，也忽略了文化意义上的贫困状态，存在着明显的“窄化”扶贫的倾向。

（一）“脱离市场”的技能授受

最为常见的对于贫困的理解同人群的经济状况密切相连，然而，很显然单纯获得织锦技术不意味着必然会摆脱经济不利的状况。番茅村等许多黎族村落的妇女传承织锦技艺数千年，但依然没有能够摆脱贫困的状况表明“有技术”不等于“不贫困”。而真正精美的纯手工黎锦织品往往供不应求的现实又表明黎锦市场并未饱和。那么，为什么市场需要黎锦技术，而懂得织锦技术的黎族妇女却未必能够摆脱贫困呢？

作为经济视角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确认为，“改进技术，增进知识”可以使“人力的质量得到很大的改进，并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9]因此，“受过更多教育与具有更高技术的人总是比其他人的收入多”。^[10]有学者认为，教育扶贫“是指针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服务，是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提高当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并最终摆脱贫困的一种扶贫方式”。^[11]当下，将教育视为遏制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本身也体现了经济视角，突出了教育扶贫对于贫困人口素质提升的重要意义。^[12]然而，我们不能据此便简单地认为经济视角为我们建立起来了“知识、技能习得必然导致收入增加进而改善扶贫效果”的线性思维逻辑。事实上，当我们将“改进技术，增进知识”视为一种投资行为时，我们自然就已经将“市场”的维度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因为投资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市场”维度的介入，意味着任何知识或技能要转化为最终的收益，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和运作逻辑。

然而，长久以来，黎族地区相对封闭的发展模式使黎锦从业者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不利的处境。在黎锦市场中，掌握技术的黎族妇女显然只是处于财富转化过程的低端和边缘地位。她们掌握的技术能否转化成财富、能够转化成多少财富都需要在市场中看主导者脸色。因此，掌握技术并不意味着必然可以摆脱贫困。

面农的职业教育不仅需要向学生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训，还应为学生在市场中如何寻找到更好的位置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黎锦专业的市场观念似乎并不突出。根据黎锦专业相关负责人和老师的介绍，他们对黎锦人才有需求的酒店和景点了解不多，而这些酒店和景点往往只是需要有人表演织锦，并不需要复杂的织锦技术，也不需要他们生产多少高质量的织锦产品。换言之，酒店与景点负责人更看重黎锦表演所带来的展示效果，至于织锦所能获得的经济收入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这意味着黎锦专业只是了解有限市场的有限需求，他们对于如何同在海南有着重要影响的黎锦企业进行合作仍旧缺乏清晰的思路。

黎锦专业对于黎锦市场的关注不够还体现在他们始终未将合作社等自主经营途径纳入人才培养的考虑范畴之内。实际上，黎锦专业的一些学生已经成立了合作社，也容纳了不少黎锦专业的学生。然而，专业教师对于学生自发开办合作社的经验和问题既不感兴趣，也缺乏必要的总结，更不用说将其经验纳入学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之中。

市场面向每一个人，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在市场中获得合理的收益。倘若单纯的技术扶贫不足以改变他们的处境，或者说只能使她们处于依附于市场主导者的不利状态，那么技术扶贫的目的又该是什么？我们又因何相信技能扶贫能够帮助她们摆脱贫困状态？

（二）忽视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的技能传承

黎锦专业的技术扶贫模式不仅割裂了技术与市场的关系，还将贫困限定在经济甚至收入的狭窄领域，从而忽略了文化意义上的贫困状态。美国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通过对墨西哥5个家庭的个案研究改变了“贫穷就没有文化”的看法。在他看来，表面看上去那些穷人不得不长期为温饱而操劳、用暴力教育孩子、对医生、牧师、警察都带有拒斥心理，实际上是现存的制度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无法满足他们需求的表现，因此，“贫困文化”或许是“使得穷人得以生存下去的某些防卫机制”。^[13]可以说，贫困文化使我们认识到，真正的贫困不只是绝对收入的多寡，观念的封闭与滞后或许更令人忧虑。单纯的技能训练似乎不足以改善他们的贫困状况，需要对改变穷人的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给予充分的关注。

“贫困文化”的提出为后来的学者理解贫困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视角。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文化贫困”替代“贫困文化”进而试图表达少数民族或贫困人群文化原始、落后、陈旧的思想，因为“动辄以‘保守封闭’‘落后简陋’为由，乃至使用‘原始’‘封建’等社会形态划分的术语，直接质疑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价值”的观点其结果往往是“摧毁了他们的文化自信，使其文化自觉建立的基础不复存在”。^[14]因此，希望借助黎锦文化实现扶贫脱贫，必须正视黎锦文化的重要价值。然而，贫困人群往往缺乏对自身文化意义与价值的合理认知。“文化自觉”意识的淡漠使得黎族民众很少思考在市场状况下该如何挖掘民族传统手艺的市场价值。随着市场的介入，市场为黎族民众提供了更多的服饰选择，黎锦的不可或缺性被打破，织锦对于黎族民众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如果说织锦是父辈生活的必需，那么对于子辈而言，织锦可能带有更多的历史的味道而非生活的必需。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更为重要。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对自己学术生涯和东西方文化发展历史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费先生的“文化自觉”首先意味着对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等有“自知之明”，这种自知之明既不是“盲目复旧”，也不是“全盘他化”。^[15]在地理空间相对封闭的时代，我们往往会因“习以为常”而缺乏对本文化的“自知之明”。全球化使得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变得日益频繁。费先生所强调的“自知之明”，正是因“习以为常”的遮蔽，对本文化进行深入、客观的思考。因此，“自知之明”不但要求我们知道自己的文化有什么，还要在此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自身文化的优劣，既不应当疯狂崇拜异文化，对本文化抱有自卑的心态，也不应当盲目自负，对异文化采取拒斥甚至贬低的态度。

黎锦专业所开设的“民族历史文化”课程，的确有帮助黎族学生形成对黎族文化的“自知之明”的初衷。诸如此类的课程也的确有助于那些对黎锦习以为常甚至不闻不问的黎族学生产生对黎锦文化意义的思考。在开设的课程之中，“民族历史文化”课程竟然开设在“织锦设备”“民族织锦图案设计Ⅰ”“单面织技艺Ⅰ”等课程之后。这意味着学生不得不在学习了不少黎锦操作技艺之后才开始了解黎族与织锦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课程开设逻辑的倒置不仅表明专业教师在课程设置时并没有仔细分析文化意识培养的相关课程究竟该在何时开设，更反映出课程设置者的文化自觉意识令人担忧。

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更能解释黎锦专业脱离市场的原因。市场的介入已然对黎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缺少对于黎锦市场意义与价值的深层思考，又如何能够确保这种传承必然带来扶贫的效果？织得好不意味着卖得出，更不意味着一定卖得了高价。因此，即便使黎族学生明白织锦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也未必会带来扶贫的结果。毕竟良好的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愿望同扶贫的效果之间并不具备必然性的关联。

总之，尽管黎锦专业关注濒危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弱势群体的增收的初衷令人赞赏，但无论是割裂了技术与市场的关系，还是忽视了经济贫困与文化贫困之间的关系，都表明黎锦专业过分强调技艺的传承，而非完整意义上的扶贫。文化自觉意识的缺乏使得黎锦对于年轻人而言只是一种传统的延续，而技艺训练指向的有限市场或者生产链条的低端又对学生不具有足够的经济上的吸引力。因此，被窄化的扶贫导致了扶贫效果的大打折扣。因此，如何重新认识黎锦传承，走出“窄化”扶贫的思维，是探索黎锦扶贫之路的关键所在。

三、面向市场的“文化自觉”：黎锦扶贫模式的改革方向

扶贫工作的基本追求在于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因此，任何一种扶贫模式都必须正面思考其所倡导的包括文化、技能在内的扶贫内容是否真的能够在市场中获得相应的回报。走出“技能扶贫”的狭窄思维，不能只是强调技能本身的悠久性，必须重新认识在市场条件下黎族织锦的意义与价值。黎锦传承扶贫目标的实现需要黎族民众形成面向市场的“文化自觉”。

强调面向市场的“文化自觉”，与费孝通先生对于“文化自觉”的理解一脉相承。费先生认为“文化自觉”并不限于对本文化的“自知之明”，还要在这种“自知之明”的基础上明确该如何实现文化的转型，突出文化转型中的自主能力。^[15]如果说将“自知之明”理解为“文化自觉”中关于“认知”的要求的话，那么，“文化转型”与“自主能力”则体现了“文化自觉”关于“发展”的追求。因此，“文化自觉”不仅是对文化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也是对文化发展的展望与追求。在市场深入影响民族地区的当下，民众无需有高端的留学经历，便可以轻松地接触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生产的各种商品。当我们花钱买到了物美价廉的异文化商品以替代千百年来我们传统手工艺生产的商品时，我们很难对本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无动于衷，很难不思考传统手工艺潜在的市场价值。而这种思考很自然地将自知之明同文化转型发展统一起来。

面向市场的“文化自觉”对扶贫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伴随着市场越来越全面、深入地影响黎族地区的各个方面，黎锦本身的角色逐渐多元化。面向历史，黎锦的传承突出的是一种延续民族传统的责任；面向生活，黎锦传承是一种技艺的延续；而面向市场，黎锦传承可以成为一种帮助黎族妇女摆脱贫困状态的资本。可以说，市场的介入已然为黎族妇女认识黎锦提供了比较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上，黎族妇女不仅可以对黎锦的优劣有着明确的“自知之明”，而且可以充分认识包括商业价值在内黎锦的发展性价值，将“自知之明”同发展结合起来。既然面向市场的“文化自觉”不仅可以帮助成员更好地理解市场，理解传统手工艺在市场上的需求与价值，还可以创造市场需求，从而引领新的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那么，作为一种扶贫模式的黎锦专业就必须反思旧有的技能扶贫的狭窄认识，改变那种“有技术等于能脱贫”的想法，从整体上重新理顺技能、市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逐渐帮助学生形成面向市场的“文化自觉”意识。如此一来，黎锦专业目前所存在的重技艺轻市场的问题便可以在“文化自觉”的框架下得到解决，进而向着“技术+特色教育+经济网络”为一体的自然与文化生态经济的方向迈进。^[16]

课程是促进黎族妇女形成“文化自觉”的重要载体，这就要求理顺黎锦专业课程设置的逻辑。黎族历史与文化、民族织锦技艺概论等课程显然应该在不同的织锦技艺类课程之前开设。当然，仅靠一两门介绍性的课程很难真正完成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技艺类课程关注黎锦技艺、图案、设备等的革新有助于学生进一步明确社会各界对于黎锦的态度以及黎锦在市场上的地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培养学生文化观念和市场意识的“文化自觉”过程。

除了课程的变革之外，还必须加强同黎锦企业的联系与合作。黎锦专业要改变关门办职业教育的思路，主动走出去同黎锦企业主动联系，实现人才培养与市场的对接。如果学校能够在充分总结合作社经营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参与合作社的建设与发展，那么黎锦专业就不是一个外在于黎族妇女的技能输入式的扶贫模式，而转变为参与发展式的扶贫模式。这种参与发展式的扶贫模式既可以为这些农民自发举办的黎锦企业提供更多的智力和技术的支持，也可以为黎锦专业提供技术转化和就业市场，因此，参与发展式扶贫可以有效地促进学校和黎族妇女的双赢，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扶贫模式。更为重要的是，黎锦专业参与合作社的发展可以为那些原本并不想学习黎锦的黎族民众提供很好的展示平台。一种成功的扶贫模式不但要为那些希望脱贫的人提供必要的支持，还应唤醒那些不知所措或者无动于衷的人不甘贫困的愿望。黎锦专业参与合作社的建设与发展正是这样一条促进“全民文化自觉”的扶贫之路。

总之，尽管单纯的技能扶贫思路限制了黎族织锦专业的扶贫效果，但它指向扶贫的办学方向是令人称赞的。摆脱技术与市场、增收与文化意识的脱节，着力培养黎族妇女面向市场的文化自觉意识，是作为一种扶贫模式的黎锦专业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

参考文献：

[1]梁振君，等.古老黎锦技艺助农增收[N].海南日报，2010-6-27.

[2]吴肖淮，等.民族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策略与途径研究——以海南五指山市番茅村黎族织锦为例[A].2012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二部分）[C].

[3]邵长春，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注黎锦产业[N].海南日报，2011-06-30.

[4]赵凤华.农村贫困家庭孩子凭技能体面就业[N].科技日报，2011-06-09.

[5]韩馨娴.黎锦的保护与传承现状研究[D].北京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60.

[6]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M].张有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5.

[7]王玉芬.黎族番茅村调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8.

[8]海南调查总队.海南国定贫困县脱贫：成效与差距[EB/OL].(2016-05-20) [2017-4-28].

[9]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1.

[10]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M].梁小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

[11]钟慧笑.教育扶贫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J].中国民族教育，2016（5）.

[12]陆汉文，黄承伟.中国精准扶贫发展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32.

[13]奥斯卡·刘易斯.桑切斯的孩子们[M].李雪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4-17.

[14]王建民.扶贫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以少数民族主体性讨论为核心[J].民族研究，2012（3）.

[15]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16]刘晓巍，朱克岚.西部民族地区特色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路径探析[J].民族教育研究，2017（4）.

“Narrowed”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Problems and Introspection of Specialty Development of Brocade of Li Ethnic Group

DUAN Hui-dong

Abstract:The crisis of the inheritance of Li brocade and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by the state led to the setting up of the specialty of Li brocade.Taking it as a case,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f its cause of establishment,existing problems and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erms of enrolling Li women,paying attention to skill inheritance and increasing income of Li women,this specialty can be regarded as a model of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However,pure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kill spli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kill and market as well as between income increase and cultural sense cultivation,leading to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of narrowed thinking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f the specialty.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narrowed thinking,as a model of poverty alleviation,the specialty should be aimed at cultivating students’market-oriente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so as to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of skill and market,income increase and cultiva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the specialty of brocade of Li ethnic group;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kill;cultural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吴艾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