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 作者：胡乔木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好几百篇，专门的讨论会也开过好多次。这场争论是有意义的。争论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广泛地推进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回答和解决争论中的所有重要问题，是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来共同进行的一项巨大工程。我今天的讲话不可能涉及争论中的很多问题，只准备就几个主要问题讲一些意见，跟大家一起讨论。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人道主义，我想首先应该指出，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现在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尤其需要注意两者的区别，以免造成意义上的混淆。关于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问题，我在讲话的第三部分将专门谈到。当前的争论，首先在于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因为已经发表的宣传人道主义的文章，大都没有区别人道主义的这两种含义，而且大都把人道主义作为解释历史、指导现实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理解和宣传。当然，宣传人道主义的文章意见不尽一致，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这种宣传的文章也不少，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应该看到，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有的同志提出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根本性的理论命题；有的同志宣传“人——非人——人”（即人异化为非人，再克服异化复归于人）这样的历史公式；一些同志认为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异化，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一些同志热衷于抽象地宣传“人的价值”、“人是目的”这类人道主义口号，认为可以靠它们去克服这种“异化”。如此等等的说法，提出了这样一些根本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怎样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这些问题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我认为，现在这场争论的核心和实质就在这里。因此，我的讲话也就围绕这场争论的核心和实质，而不以某几位作者的某几篇论文的具体内容为对象。
下面，我讲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因为是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马克思本人的话不免引用得多一点；这也有好处，可以帮助大家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种种答案。从根本上说，是两种答案：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种种人道主义，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它们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它们对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动力问题，都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只有马克思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找到了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答案，并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产生于十四——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的最初形式是人文主义。针对中世纪神学以神为中心，贬低人的地位，蔑视世俗（即非宗教的）生活，提倡禁欲主义等观点，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他们要求尊重“人性”、“人的尊严”、人的“自由意志”，主张“顺从你的意欲而行”。他们重视人的世俗生活和世俗享受的意义，提倡世俗教育和科学知识。人文主义坚决反对作为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中世纪神学，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在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人道主义的思潮跃居历史的前台，成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一面旗帜。“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在法国革命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尽管都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是作为历史观来说，都是唯心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也好，启蒙思想家和其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家也好，他们所说的人和人性都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他们认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在于人类的善良天性或者人类的理性。启蒙思想家主张以理性作为审判台，一切都拿到理性面前接受审判，认为只要诉诸理性或通过教育，人类的一切“迷误”都能克服。人道主义者提出“人道”、“正义”、“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口号，并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恩格斯说过：这是一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
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种种改革社会的方案和关于未来合理社会的设想。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一样，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来解释历史，来设计他们的改革方案，来构想他们的合理社会。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上世纪末说得很中肯：“本世纪上半期所有的无数的乌托邦不过是以人的天性为最高准绳而设想完美立法的企图。”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黑暗和罪恶不过是人性或者说人类理性的迷误；消除这些黑暗和罪恶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社会主义正是理性、真理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身的力量创造出新的世界。由于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谈论人性、人的本质，并把它们当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们在历史观上依旧停留于唯心主义。他们在考虑怎样实现自己的主张的时候，必然忽视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脱离已经出现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现实斗争，而去指靠抽象的概念、笼统的全人类和唤起人性、改善人性的人道主义说教，并且往往还把希望寄托在少数杰出的统治者身上。这样的社会主义学说只能流于空想。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虽然提出了许多卓越的思想，包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在人类思想进步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是，作为革命斗争中的思想武器，它只能是幻想的武器。用幻想的武器去进行战斗，当然不可能解决改造社会、推进历史的现实任务。空想社会主义始终没有为人类解放找到现实的道路，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程，不就是历史的证明吗？
要丢掉幻想的武器而掌握现实的武器，就必须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同它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彻底决裂。这种决裂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的关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关于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今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盛行起来的。”
跟历史唯心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的概念为出发点，而是以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历来的思想家在解释历史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个基本的、简单的事实。马克思正是抓住了这个基本事实和它的全部意义，从这里出发，发展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和革命，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完整学说。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阶级社会中表现这一矛盾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作过这样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因为找到了对人类社会进步动力问题的科学的回答，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改造社会、推进历史的革命斗争才得到科学的指导，并因而取得伟大的胜利，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时代——社会主义时代，使广大劳动人民得到解放。这不同样是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的吗？
有些同志指责历史唯物主义只讲“物”，不讲“人”，“见物不见人”。这是没有根据的（当然，某些编得不好的教科书之类，是另外一回事）。历史唯物主义在展开它的全部学说时并没有抛开人，相反，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说明了人的历史，说明了人如何创造历史，并且指明了所有的人都得到全面自由发展即全人类得到解放的科学道路。历史唯物主义讲“物”，恰恰是讲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是讲人们和物质即自然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产力，是讲通过对物的占有而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创造的，但是跟历史唯心主义不同，它认识到人首先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通过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斗争（在阶级社会首先是阶级斗争）来创造历史，因此，归根到底，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要创造力量。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抛开历史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人、人性、人的本质的抽象谈论，而把这一切放到一定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中去考察。因为只有这样，社会的人的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和解决。列宁在比较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时候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批评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和不能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就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说明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而不是相反，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出发来说明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我们现在这场争论中的一个根本分歧。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分析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出发，正是为了具体地理解人；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谈人，就只能是抽象的人。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越过了以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哲学，找到了自己的新出发点。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称它为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出发点。正是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马克思才批判了已有几百年历史、经历了各种形态、但都是以抽象的人和人性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包括批判了马克思曾深受其影响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及其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说，“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同时，马克思还为此而同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停留在人道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各种流派坚决划清界限。例如马克思指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他们“只是把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悄悄塞给每个人，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各种阶段变为人的本质的各种哲学概念”。出发点的变化，新的出发点的发现，是人类思想史上划分时代的根本变革和伟大发现的开端。有了新的出发点，才能产生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建立“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说，才能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停留在旧的出发点上，无论怎样变换形式，也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的窠臼，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
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一方面把“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当作一个极重要、极新颖的命题提出来宣传，一方面又极力模糊以“人”为出发点同以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社会关系为出发点这新旧两种出发点之间的原则区别，试图把它们说成是差不多的东西。有的同志声称，这个命题中所说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似乎有了这个申明或其他类似的申明，他们就离开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这样的简单申明，并不能改变他们的观点的实质，而且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个逻辑矛盾：要说明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就不能把人看成是笼统的、没有分化和没有差别的，就需要说明人在其中活动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这就必须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出发，而不能从“人”出发。既然舍弃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具体的社会发展状况来谈“人”，并由此来谈论“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需要”、“人的自然欲望”等等，那么这种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命题，就只能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命题。马克思自从找到了他的历史观的新出发点，在研究人类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从抽象的、笼统的意义上来谈人，他所说的人都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不同承担者的人，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两次在批评蒲鲁东的时候，都驳斥过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的说法。马克思指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是奴隶或是公民，这是A这个人和B这个人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也从来不是从资本家和工人“两者都是人”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当然，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有人的共性，但是强调这种共性，作这样一种抽象，对于认识资本家和工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实质上的意义。有实质意义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如果不是这样从分析人们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而是从笼统的“人”和“共同人性”出发，就根本不可能指明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兴起都是历史的必然，也就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宣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同志，还引用了不少马克思的话，来为他们这个命题作论证。这些同志无视了一个基本情况，即马克思、思格斯对于他们的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究竟以什么为出发点，早就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唯物史观的时候说过：“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该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该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马克思1879-1880年写的《评阿·瓦格纳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驳斥了这个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以抽象的人的需要来确定商品价值的论点，指出：“‘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的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跟从人出发的方法相反，马克思申明：我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
我们应该相信谁呢？是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还是相信宣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同志们呢？
不顾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清清楚楚的说法，反复摘引还没有完全脱离费尔巴哈影响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从人本主义那里沿袭下来的一些说法，如“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以及“共产主义是现实的人道主义”等等；或者引用马克思后来的成熟的著作中的论述，而不理会这些论述的精神实质，不理会这些论述同摘引者自己立论的矛盾，怎能不把问题越说越糊涂呢？如前所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首先就在于它有了新的出发点，并由此出发而建立了新的科学体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不容回避和含糊的。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命题，这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抹煞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区别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样，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上所完成的革命变革实际上就被一笔勾销了。
至于“人——非人——人”这样的历史公式，把人类历史概括为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的历史，这是一种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各种人道主义学说对人性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并不使用人性异化的概念，它们提出的历史公式却是类似的，如“理性——理性的迷误——理性”，或“公平——不公平——公平”，等等。按照这类公式，似乎存在着某种抽象的、固有的，完美的、真正的人性或人的本质；在人类社会的某一个发展阶段，这种人性、人的本质发生了异化，从原来的人异化成为非人（或假人）；而在人类社会的未来阶段，这种人性、人的本质又得到了复归，从非人（或假人）复归成为真人。难怪现代西方竟有神学家把这类玄学的历史公式同“乐园——失乐园——复乐园”这种神学的历史公式相比拟，并把它归之于马克思主义，企图把宗教、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调和到一起。这很难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开玩笑。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人类本身也在发展，虽然有历史的曲折和歧途，但总的趋势是向前，是进步。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只能是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的发展，不能是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没有任何理由把远古幻想为乐园。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怎么能够一般地把它看作是人性的倒退呢？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是生产力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的结果，它标志着人类摆脱了蒙昧和野蛮的阶段，而步入了文明的大门，从此才开始了人类的文明史。同样，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人类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巨大进步，虽然这些进步都是在阶级对立的状态下发生的，因而伴随着许多的罪恶、苦难和堕落。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但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仍然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至于共产主义之代替资本主义，更是意味着人类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伟大进步，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固有的人性的复归。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以前的人类历史称作“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是为了说明只有在共产主义下人们才能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是要把这以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文明史当作“非人”的历史加以抹煞。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没有过去时代的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
总之，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我们的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同志，却企图抹煞这种对立，而把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混合起来。他们或者要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而成为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派别（尽管被誉为“真正”的、“最高”的、“最科学”的人道主义派别），或者要把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部分（据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核心和实质，是出发点和归宿）。这两种含义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人，要用人道主义来“重新说明”马克思主义，要用抽象地谈论人性、人的价值，确立“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来“补充”、“纠正”或“发展”马克思主义；或者认为只有用人道主义来“重新说明”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本来面目的、完整无缺的马克思主义，否则就是被歪曲和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根本不能互相混合、互相纳入、互相包括或互相归结。完全归结不能，部分归结也不能。人道主义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不能补充、纠正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说明人道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历史作用，指出它的历史局限，结束它所代表的人类历史观发展史上一个过去了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人类历史观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去谈人、人性、人的本质，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社会关系的改造去谋求人的问题的解决。它拒绝“人类天性”这一类的抽象议论，而着手分析现实的社会关系，寻找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具体道路。由此得出的实际结论，就不是各种人道主义的说教和各种合理社会的空想，不是抽象人性的神秘“复归”，而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对解决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答案，这是过去的一切志士仁人都没有找到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然没有也不会丢开人，而正是为争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找到了现实的革命的道路。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达到全人类的解放，这就是科学的结论。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当然需要并且实际上是在继续发展；但是现在笼统地宣传人道主义的许多同志们的主张，同科学发展的要求正好相反，是要使我们的历史观从唯物主义倒回到唯心主义，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从科学倒回到空想。
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
或者有同志会问：“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命题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或其他剥削制度社会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了，这个命题是不是有它的意义呢？这实际上是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继续有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吧。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基本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利益。但是，社会主义将怎样来实现这一切呢？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呢？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呢？有一些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同志，实际上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在革命和革命以前的时期适用，现在已不适用，而要代之以人道主义了。他们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人是目的”，“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就在于他自身”，还说“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程度是考察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综合指示器”，“我们；要努力为消除异化现象，提高人的价值而斗争”。他们似乎认为社会主义还没有达到理想中那么美好的境界，就是因为还缺乏这些观念，如果在全社会普及了这些观念，就能保证实现最美好的境界。究竟这些说法是不是正确，能不能够指导我们前进呢？
如同争取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一样，在新制度建立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继续前进仍然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为指导，反对种种历史唯心主义的空想。这并不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还没有最终消灭阶级划分，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因而阶级斗争在我国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是说明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科学，它是说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进步动力的原理，不仅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证实，而且在今天和今后仍然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的武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以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仍然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的矛盾，仍然需要在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中前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人的人民，比革命以前获得了远为广大的自由。但是人们的自由只有在对必然的认识和根据这种认识而进行的对世界的改造中才能实现，这个客观规律的有效性同以前一样，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不因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和远大的前景。但是社会主义是科学而不是魔术，不可能使人们的各种要求一下子都得到实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我们都需要从实际出发，遵循事物的规律，依靠人民的努力，在既定的现实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所创造和继续加以完善的新的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使我们能够比旧社会远为迅速地前进。但是。我们的经济文化基础的落后却是长期的历史所造成的，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视而不见，实行不承认主义。“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经常记住马克思的这句话，会帮助我们的头脑保持清醒。
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所揭示的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这在我们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显得特别迫切，因而它很自然地成为全国人民的首要愿望。人民知道，只有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切实地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逐步满足人们关于吃、穿、住、学习、研究、劳动、创造，交往、旅行、娱乐、休息等等的需要。我们的各项工作，我们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活动，我们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各种活动，都要围绕着并且服务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有决定意义的目标。我们的党和国家从开国初期就很注意经济建设，努力发展生产力。中间犯过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错误，也犯过忽视发展生产力（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实行平均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从指导思想来说，都是由于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背离子经济科学和自然科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力求忠实地遵循各种科学的规律，因而正确地确定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必须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同这一战略转移相适应，决定了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开始获得了公认的显著的成绩。当然，这些成绩离开党在十二大提出的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还很远，工作中也还不能避免缺点和错误（我们当然应该竭力避免这些，但即使借助于计算机，究竟也不能完全避免，这或者就是人性不同于所谓神性的所在之一吧）。如果不去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现实的经济文化条件，不从这些条件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切实地进行各种建设，解决现实存在的种种实际问题，或者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积极的切实的建议，那么，任何关于“人是目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抽象讨论，无论讨论者怎样真诚，动机怎样善良，都不能使我们在实现这些目的、价值、尊严方面前进一步。正如马克思说过的，凭借关于“人”的解放的抽象议论，“‘人’的‘解放’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
由此可见，不仅历史上存在过空想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只要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热衷于人道主义的抽象议论，仍然会陷入某种空想社会主义。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空想，不同于从前的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今天只能起消极作用。因为它散布一种幻想，以为不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或者就应该无条件地完全实现人的目的、需要等等。而当社会主义由于种种历史限制还不能完全实现这些要求时，它就有可能影响一部分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去怀疑社会主义的实践，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程。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理解，人们的需要等等都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具体地研究人们的需要，具体地研究如何发展和改进我们的各项建设以更好地满足这些需要，是我们必须积极进行的科学工作（应该承认，这一工作还没有引起全党的普遍注意）；倘若只是抽象地提出来，那就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实现。
拿“人的价值”来说。这在现在是一个很时髦而又被弄得很混乱的概念。不管人们给予它的含义如何多样，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能离开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离开人在社会中的劳动，离开个人同他人、同集体、同阶级、同社会的关系，来抽象地、孤立地谈论“人的价值”。荒岛上的鲁滨逊和土人“星期五”在互相发现以前，无所谓人的价值和尊严；只在互相发现以后，他俩之间才有可能发生这些问题。历史上从来也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的价值”；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抽象的“人的价值”观念，只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出现才产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价值观，一般地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是个人主义的，这是资产阶级专门追逐个人利益（所谓“商品拜物教”、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等等）的阶级意识的表现。资产阶级思想家还宣称“人的价值就在人自身”，似乎每个人生来都具有平等的价值。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和剥削制度的现实，恰恰是对这种虚幻口号的讽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人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固然，没有任何个人也就无所谓集体或社会，但是没有集体或社会，任何个人首先无从存在（荒岛上的鲁滨孙也是依靠社会所给予他的使用和制造工具的能力，依靠社会所留给他的一些工具，才能生存了一段时间），更谈不到他的价值和自由。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可以比做树根和树叶的关系；树没有叶子不行，但是没有根更不行，所以说根深才能叶茂。正是由于这个简单的真理，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的价值，只有在人民的价值中才谈得到每个个人的价值。由于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才使全体劳动人民从而使它的每一个分子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或社会价值），才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更充分地实现全体劳动人民和他们中间的每个个人的价值创造了前提。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人的价值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从社会对个人这方面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限制我们实现更高的人的价值的，已经不是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主要是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充分，某些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我们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等等。例如，尽管我们党和政府这几年来为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做了巨大的努力，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现在不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有的地方还很低，城市住房还比较紧张，一部分青年的上学、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党和政府的某些机构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不良作风；社会上还有各种为非作歹的坏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浪费、破坏生态平衡、男女不平等、虐待妇女儿童、早婚多育、迷信、不卫生、不文明等落后现象。我们的党和政府正在动员人民努力发展经济文化，提高政治觉悟，为消灭种种落后的和消极的现象而斗争。这需要全体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有计划地发展生产、盖房子、办学校、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扩大就业门路、进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整顿党风、打击犯罪活动，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等等。脱离这些建设和斗争，在尊重“人的价值”的口号下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关于个人享受、个人自由的要求，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应该无条件地保证实现这些要求，否则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合乎人性”。这样做，除了鼓励个人主义、涣散人心以外，能解决任何一个实际的问题吗？
尤其必须着重指出的是，我们决不能只从社会给予个人这方面来谈“人的价值”。因为社会要能够提供实现其每个成员的“人的价值”的条件，首先就需要把它们创造出来。所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存在和需要是否从社会、从他人那里得到承认和满足，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为社会、为他人尽了什么责任，作了什么贡献。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都是从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来规定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而且都把为社会、为他人尽其所能放在首位。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人的价值，应该从伦理角度反映这种关系。所以，从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看来，人的价值首先在于为共产主义事业、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作出贡献；在我国，在今天，首先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贡献。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不是苦行僧。我们承认和重视个人的需要、享受等等的重要意义，而且正是为此才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因为有所贡献才能有所享受。只有人人都为社会作贡献，社会才能根据这种贡献的总和，扣除必须扣除的部分，来满足每个人对享受的需要。享受和劳动不可分，一如权利和义务不可分，自由和纪律不可分。这是极明白的道理。实际上，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理解，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先进分子也是更强调从个人贡献于社会这方面来谈“人的价值”。例如宋朝的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包含着这种意思。著名的正直的伟大科学家爱国斯坦说得更明确；“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该看他取得什么。”又说：“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因斯坦所能深刻理解的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该成为常识的道理，我们的一些同志竟然不加考虑，而一味片面地从个人需要的角度提出人的价值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他们以为这是针对过去“左”的错误而提出的救世药方。过去发生过的忽视人民群众生活的“左”的错误确实需要纠正，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作了巨大的努力来纠正，但是这样抽象地片面地提出问题，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增加解决问题的困难。
至于“人是目的”，这原是十八世纪康德的伦理学口号，是针对人没有成为目的、仅仅是手段的社会提出来的。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时候，只把他们当作手段；社会主义当然要根本改变和永远结束这种状况。但是，我们一些同志强调“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并把这样的口号当作深刻的哲理，这就走入了歧途。在“人是目的”的问题上，如同在“人的价值”的问题上一样，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是目的，只有实现人民是目的，才谈得到实现人民中的各个个人是目的。社会主义铲除了剥削制度，使人民有了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不是意味着人从此就只是目的，不再是手段呢？不是。把目的和手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根本不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劳动都是为了人民及其每一个分子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目的。但是人的利益并不会自动实现，无论人可以怎样广泛地利用机器和其他工具，归根到底，仍然不能离开人本身的劳动。就是说，为了达到人是目的这个目的，人还是免不了要充当手段。当然，这跟历史上剥削阶级把人当作手段截然不同。首先，这里目的和手段不是分属于剥削者和被剥削的劳动者，而是统一在人民自己身上；其次，由于这种一致性，人不是被迫作别人的手段，而是自觉地充当人民（包括他人和自己）的手段，起码共产党人和人民中间的其他先进分子首先要自觉地这样做。
充当手段本身并不能决定是否丧失人的尊严和荣誉。这除了是否自愿以外，还决定于为什么目的而充当手段。我们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用自己的劳动为大多数人谋福利，把自己的力量以至于生命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手段，正是人的尊严和荣誉所在。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地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手段，并且以此为无上的光荣。党也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为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亦即自觉地充当自己的手段。充当手段也不一定就是痛苦或牺牲，因为从本质上说，人的基本实践活动即人的劳动，在消除了剥削之后，在自觉进行的条件下，既是谋生的手段，又日益成为生命本身的需要。对于人类的先进分子说来，即使在剥削制度存在的时候，目的和手段也不是对立的。马克思在艰苦条件下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奋斗了一生，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和科学事业奋斗子一生，难道他在奋斗中就不感到愉快吗？鲁迅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俯首甘为孺子牛，不是仍然自以为甘吗？中国红军在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牲而胜利完成长征的时候，不是像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诗篇所描写的那样，“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吗？我们一切忠贞的共产党人，无论在革命成功以前和以后，无不以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为乐事，而以不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为痛苦。社会主义的原则应该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享受和劳动的统一，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离开人民的、社会的需要去宣传“人是目的”，去追求什么“自我设计”、“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等等，势必导致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极端个人主义。就在那样的情况下，人也仍然摆脱不了做自己个人不高尚目的的手段。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发展，把人的价值、目的、自由等等抽象化，看成是非历史的东西。不能从概念出发，向社会主义的一定阶段提出实际上无法实现的要求，而只要个人愿望未能得到满足，就抱怨“人的价值”被贬低了，“人是目的”被忽视了，“不把人当人看”了；因为被要求为国家的、人民的利益服务，就嚷嚷“人被当作手段”了，人“异化”了。这种观察问题的观点和方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的。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很多问题的解决当然不能尽如人意。但我们的事业每天都在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地发挥出来。为此，同革命年代一样，需要人们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需要人们艰苦奋斗，甚至需要个人做出必要的牺牲。不但为了守卫广西、云南边疆的安全，不但为了修筑新疆、青海、西藏的公路和铁路，不但为了抗御洪水，不但为了犯罪分子作斗争，就是为了让天津的人民喝上滦河水，不也有十七位解放军指战员和四位民工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的代价吗？为了保证拥挤在华山危险的狭路上的游客的安全，抢救其中已经坠崖重伤的人，以第四军医大学学生为主体的英雄群体挺身而出、舍己为群所表现的崇高精神，哪一个当代热血青年能不为之激动和引以自豪呢？难道他们的牺牲和奋斗不正是以人民的利益、价值等等为目的的吗？有的人道主义宣传者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个人价值对立起来，甚至说什么“人的世界不断贬值，物的世界（包括权力）不断增值”，模仿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时使用的词句来批评社会主义制度，似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不是为了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为了损害他们的利益。这样的宣传会把人们引到哪里去，还不值得大家深思猛醒吗？
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我们反对人道主义的抽象宣传，反对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但是，我们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我们要求对人道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前面已经说过，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它不能对人类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至于人道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具体作用，则要作具体的分析。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潮，尽管它总是抽象地谈论人、人性、人的本质，总是以全人类的普遍性形式出现，但就其实际的历史内容来说，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潮。这种人道主义思潮在反对神权统治和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在为资产阶级革命作思想准备的过程中，起子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伪善性质随着资产阶级反动倾向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兴起而日益增长。这时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常常成了资产阶级暴力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甜蜜补充，而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队伍中，它的影响常常成为革命斗争的消蚀剂。当然，在这个时期，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还在使用人道主义的武器。就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不乏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反对霸权主义所制造的战争危险，反对核竞赛，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恐怖主义，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维护妇女和儿童的权利，要求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等等。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者无疑仍然应该支持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只要他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坚持揭露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阻碍人类进步的罪恶现象，他们就可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例如法国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和阿拉贡，科学家郎之万和约里奥·居里，西班牙画家毕加索（这里只说各人的原籍），英国作家萧伯纳和科学家贝尔纳、李约瑟，德国作家亨利希·曼、托玛斯·曼兄弟和布莱希特，科学家爱因斯坦，美国作家德莱塞、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和新闻记者斯诺，智利诗人聂鲁达，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印度作家泰戈尔，日本作家有岛武郎、宫本百合子和经济学家河上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不容讳言，人道主义者中的许多人由于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又远离甚至反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样，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反人道暴行的斗争就难免软弱无力。至于反动资产阶级政客和论客们口中的所谓人道主义，完全用来粉饰帝国主义，攻击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和反动了。因此，我们在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时候，要肯定它的历史作用；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传，要区别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倾向，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政策。
我们所要宣传和实行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呢？在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前进过程中，为什么必须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呢？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区别在哪里呢？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
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还要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呢？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也不应该忽视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它一方面对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伦理道德的历史变化给以科学的说明，找出它同它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以及它同依附在同一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要求新社会的建设者们在建立新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努力建设同它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如同建设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其他部门一样。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伦理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为经济基础服务；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为经济基础所决定、所要求的伦理道德，当然有本质的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又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并不是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分类归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语言、理论数学和理论自然科学、体育竞技活动，都是这种社会现象的例子），此外，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生活中也不是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制度的改变从不曾也决不会引起社会生活的整个中断和整个重建。从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方面看，新的社会总是要从旧的社会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改造许多属于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的东西，伦理道德也是这样。所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本质上不同于作为伦理原则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又同它有一定的批判继承的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提出过许多伦理道德理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理想，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前的时代里提出过的最高的伦理道德理想。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伦理道德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尽管一些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个人可以在实践人道主义伦理原则方面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品格，尽管在不触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改良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使这种原则的某些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但是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制度使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在很大范围内只能流于空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新的经济基础，保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种新的、更高水平的人道主义伦理原则有充分的可能真正实现和逐步更完满地实现。因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中的合理的东西，所以也可以说，历史上一些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所幻想而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的人道主义伦理原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变为现实。空想社会主义所提出的解放全人类、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一些社会理想，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才能为科学社会主义所继承，并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找到逐步实现的现实道路。
当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依附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时候，还要着重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人民为在将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革命实践中，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已经形成和发展了作为对待人的伦理原则的革命的人道主义。这里所说的对待人，首先是指绝大多数人；下面将要说到，人民对待已经投降或已经不能为害的敌人，也实行特定的人道主义伦理原则。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发展，革命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前身。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
革命的人道主义，是我们在革命年代提出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乐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革命人道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那种人道主义不可能帮助我们确定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更不可能帮助我们找到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用农村革命根据地来包围和夺取城市等革命道路。但是，在我们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民革命过程中，作为革命伦理原则的革命人道主义同我们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却得到了很大发展。拿我们的军队来说，由于它的性质是革命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差不多从红军创建的时候开始，就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中的一、三两项纯粹是军队内部的纪律，并不涉及军民关系，这里作为一个整体说，所以未加分析），实行官兵平等和“三大民主”。我们的人民军队的军民关系、官兵关系的人道性，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在旧中国的反动军队里，官长不把士兵当人，军队不把百姓当人，更不把俘虏当人。而在我们的人民军队里，官兵是同志关系，军民是鱼水关系，所以官长不打骂土兵，同士兵共甘苦；尊重老百姓，爱护老百姓，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对俘虏也不虐待，不搜腰包，愿意留的欢迎，愿意回家的发放路费（俘虏一般也是阶级兄弟，只是由于反动军队的压迫和欺骗才进攻红军，而在成为俘虏以后，他们就获得了自由，有了觉悟的可能）。这一切都是由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质和政治宗旨所决定的；同时，也体现了它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不仅仅是医疗工作方面的口号，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它从伦理方面反映了我们的革命的性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在全国解放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剿匪反霸，救济失业，消灭娼妓乞丐，禁止贩毒吸毒，使全国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建国初期，在国家财政还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实行劳动保护和公费医疗。对于旧中国几千年束手无策的水旱灾害和鼠疫、霍乱、血吸虫病等病害，人民政府依靠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抗灾斗争和除病灭害斗争。像这样解除人民群众疾苦的事情不胜枚举。这些是我们的制度和政权的政治职责和经济职责；同时，也体现了它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在坚决推翻剥削制度，消灭剥削阶级的时候，对于剥削阶级的人们，除了其中极少数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分子以外，我们仍然努力帮助他们在劳动中转变为自食其力的人，参加到劳动者的行列中来。我们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和严重犯罪分子，这是为了保护人民；同时，只要有可能，对于一切不需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包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国民党的军政党特要人、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军官，我们都给予人道的待遇，并且分别给予改造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或者遣送回国。这些也是革命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所以，尽管敌人骂我们反人道，而事实恰恰证明，正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才真正实现了先进人类所长期追求的基本的人道精神。
比起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新的基础上又扩大了范围和丰富了内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理所当然地要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使个人和社会的基本利益归于一致。这样，社会就应该和能够真正做到对每个劳动者及其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尊重，就应该和能够真正把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就应该和能够为劳动者的才能的发挥和发展逐步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之间，就应该和能够真正建立起团结、互助、友爱的关系，排除旧社会那种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就应该和能够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广大范围内形成社会主义的伦理关系，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是它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从伦理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利益、人格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出绝大多数人民对共同利益的共同关心以及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关心。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并不是自发地、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在先进分子的模范行动的带动下，逐步形成的。无论在革命过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非常重视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伦理道德的教育，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倡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提倡一事当前，先为别人、为人民着想，提倡在必要的时候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祖国和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批评一些共产党员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他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指出一个人“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都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精神，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真正的革命者的政治本色和革命品德；同时从对待人的伦理原则这个方面说，也体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总是用共产主义思想和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革命的伦理道德准则约束自己，教育我们组织起来的队伍，教育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我们的伦理道德教育的一项内容，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任务。
以上的这些说明，是不是把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说得太宽了呢？提倡共产主义的道德，同提倡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从革命军队的政治纪律、民主精神到人民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措施以至于法制等等，在这样广阔的背景上来说明作为伦理原则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不是要把这些政治、经济、社会的政策和措施，都归入人道主义，而是说这些政策和措施都必然具有它们的社会主义伦理的意义，就这一侧面而言，它们也都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表现。人们之间的很多伦理关系，不能不联系到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而成为它们的一个侧面。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的实现，是同经济、政治、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分的，并且只能以这种改造和建设为前提和基础。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所教导我们的。因此，我们必须联系而不是离开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造和建设来说明、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至于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关系，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体中，它们居于不同的层次。共产主义道德是现时代人类的最高道德，属于这个总体中的最高层次、最高要求，是对先进分子的要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属于这个总体中的较低层次，作为道德要求，它具有大得多的广泛性，就是说，它能够也应该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个总体还包括其他程度不同的较低层次。所有这些层次，以及它们的许多方面，又互相联系和渗透。共产主义道德不能脱离开其他层次、其他方面的伦理道德要求，而应该同这些要求密切联系，在许多情况下还要通过这些要求而体现出来并赋予这些要求以更高的意义。例如，一个共产党员医务工作者的共产主义道德，就必须联系和通过模范地遵守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其中就包括对待病人的人道主义原则）来体现，而同共产主义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的医务道德就把传统的医务道德提到更高的境界。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可不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含义，不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而只是作为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原则，那么，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并无不可。不过，如果没有必要的说明，这个提法有可能被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的互相混合、互相纳入或互相归结，从而引起概念的混淆。事实表明，作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个提法，如同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提法一样，表明它们是从属于一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含义更为明确。
在今天，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由于文化的落后和经济的落后，在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中，违反人道原则的犯罪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人（首先是对于普通劳动者、普通知识分子、普通服务人员和普通顾客，尤其是对于普通妇女、普通儿童、普通老人和有残疾的人）缺乏关心、尊重、同情、爱护的冷漠现象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同人民的利益、同社会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必须同这些现象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并且必须尽一切可能减少人们的痛苦和不幸，尽一切可能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的安全保护工作，防止和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必须对共产党员、对干部、对群众、对青少年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包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伦理原则在内的思想道德教育。这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教育，完全不同于抽象人性、抽象的人的价值、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宣传。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多次批判过人道主义。这些批判的错误之一，是没有区别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作为伦理原则这两个方面，把批判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变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以至连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不宣传了。这种错误应该坚决纠正，不允许重复。在各项工作中，都应该注意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尤其要作这种宣传。我们反对的只是在文学艺术作品或文学艺术评论中宣传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反对歪曲革命历史和革命现实而宣传超历史、超社会的人性论，但是决不反对也不应该反对文学艺术作品表现我们的革命、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革命者和劳动者对人的关心、尊重、同情、友爱，决不反对也决不应该反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站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对真实的人性、人情、爱国心、正义感和普通社会主义公民人格的尊严作具体的生动的描写。如果那样去反对，那就不但是愚蠢，而且是反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本身，是摧残它们的生命，剥夺它们的感染力和教育意义。我们要从各方面努力，使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像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那样，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总之，我们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时要同那种抽象地宣传人道主义实际上是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倾向划清界限。我们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把它当作我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而是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对待人的一项伦理原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则是抽象人性论的历史唯心主义。因为世界观、历史观的基础完全不同，引来了一系列的根本对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价值出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现实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出发。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不触犯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为界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它的实现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为前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诉诸人性、人的理性，诉诸全人类，诉诸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善心，鼓吹“勿抗恶”，反对革命暴力；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它的实现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反动统治和剥削的阶级斗争，以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为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已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仍然必须同打击和反对各种反社会主义的敌人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般地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以集体主义为核心，认为个人离不开集体，个人要为集体服务，主张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表面上看，抽象人道主义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其实它是狭隘的，因而有不可避免的虚伪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它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它是真诚的、现实的，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所不可比拟的巨大力量和进步性。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随着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我国一定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
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社会制度。但是，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笔直的；它的各个方面也不可能都是完美无缺的。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发生过不少错误和挫折；就在现在，在纠正了过去的严重错误以后，也仍然存在不少的缺点和弊病。毫无疑问，工作中的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和社会上的各种消极现象，都需要我们正视和克服。问题是在于，应该用什么指导思想来看待这些消极现象，怎样才能正确地解释和克服它们。
我们认为，只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过去的错误、挫折和现存的消极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针对不同情况制定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和办法。有一些同志却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同抽象地宣扬人道主义相联系，他们把马克思用于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关系的概念——异化，引申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把我国在社会主义时期曾经发生过而已经解决的和现在仍然存在或新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曲折、缺点、弊病，甚至实际上并不存在而只是某些同志在夸张中虚拟出来的所谓缺点和弊病，统统说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似乎只要盖上异化的印记，问题就得到了深刻的说明，弊病就找到了有效的药方。
“异化”论真有这般法力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对异化这个词做一点历史的回溯和考察。
这是一个外来词，原词含有转让、疏远、脱离等义，并不能都译为异化。异化一词在近代西方逐渐进入哲学，社会学著作，但不同的著作家赋予它的含义并不一样。黑格尔用异化说明主体和客体（包括劳动者和产品）的分裂、对立，说明所谓“绝对理念”的“外化”为自然。费尔巴哈用异化说明和批判宗教，认为宗教由人所创造而又主宰了人，上帝无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他在批评唯心主义时也认为它是人的理性的异化。其他使用异化概念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各有各的用法。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和文艺评论中的异化一词，意义更加含混，大致表示疏远、孤独、陌生、无能为力、没有目的、没有准则、没有意义等等。异化论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流行一时，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使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对生活感觉迷惘、荒诞和绝望的表现。
关于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的情况，在他创立马克思主义以前和以后是很不相同的。
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1844年至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大飞跃。在写这个《提纲》以前，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用异化来说明宗教的方法的影响（这里也有黑格尔对劳动的分析的影响），提出劳动异化的思想，把“异化”作为基本范畴，来说明历史，批判资本主义，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这是马克思走向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步。书中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但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在对他的经济分析和实际结论作哲学论证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摆脱思辨哲学的方法，也就是从某种抽象概念或抽象公式出发，把对象纳入这个概念或公式的方法。在写这个《提纲》以后，马克思迅速地完全摆脱了这种方法。他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只是把“异化”作为当时“哲学家易懂的话”来使用，并且申明只是“暂时还用一下”。而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没有使用异化概念，而且批评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社会主义文献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之类的“哲学胡说”，使它们变为“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以前所写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和在这以后所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法兰西内战》（1871年）、《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工资、价格与利润》（1865年）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在马克思全部读过并参加了部分写作的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反杜林论》（1876--1878年）中，都没有使用异化概念。
这些情况当然不是偶然的。它说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认识到异化作为理论和方法是不能揭露事物本质的，他已经超越了这种理论和方法，而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他不再用异化理论说明历史，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说明历史；他也不再用异化理论说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而是用剩余价值学说来科学地说明它们。他对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变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分析，为具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光辉的范例，却没有加上异化之类的“无谓思辨”。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正是超越了异化的理论和方法，才建立和发展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确，如果异化理论已经能够科学地说明历史，那就不需要历史唯物主义了；如果异化理论已经能够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那就不需要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对整个资本运动的科学研究了。那样，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都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产生了。
热衷于异化理论的同志们喜欢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准备写作《资本论》的手稿中使用过异化概念。这也帮不了他们的忙。只要用客观态度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使用异化概念，并没有把异化看作具有普遍性、永久性的基本规律。他明确指出：“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同时，在他用异化概念来表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其他现象的时候，他并不认为异化概念已经能够说明这些现象的本质，在他看来，这些异化现象的本质是有待说明的，是要用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和他对资本运动的整个科学研究来说明的。而且，作为表述的概念，他也并不认为它是不可代替的。马克思未及最后整理的传世遗稿中，异化一词使用得比较多些；但在他1867年完成了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只有四处使用了异化；而在他1872—1875年亲自作了大量校改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他在1878年还曾写信给《资本论》的俄译者丹尼尔逊，要求他“应始终细心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中，只有一处保留了异化，其他三处都改换了表述方式，就是明证。
总之，对异化概念，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异化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作为理论和方法，一种是把异化作为表述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某些特定现象（包括某些规律性现象）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拒绝前一种异化概念，而只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并且把它严格限制在阶级对抗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那种把异化说成是被马克思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之一”，因而成为说明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的一般方法的观点，同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的实际情况是多么不相容，更不用说那种认为异化是一般规律，也应该成为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方法的观点了。
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它要随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认为马克思没说过的话我们现在就不能说，马克思说过的话就句句都是不可变易的真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把它引向后退。推进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对某些概念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引进、创造某些新的概念，都必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接受实践的检验。有些同志说，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他们脱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把异化这种反映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关系的历史的暂时的形式，变成了永恒的、可以无所不包的抽象公式。然后，又把它运用于分析社会主义，从而提出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混为一谈。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它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中的一次根本性的飞跃。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分界线。如果不承认这条历史分界线，把马克思用以表述资本主义对抗社会关系时使用过的异化概念，搬来分析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必然导致严重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异化为反对和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异化的说法，或者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许多旧社会的遗留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现象叫做异化，这同他们自己的异化定义相矛盾；或者是认为社会主义在发展中由于自己的活动必然要产生出反对和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这倒是符合他们的异化定义，但等于说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样的。从异化的抽象公式出发，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消极现象统统纳入异化公式之中，势必把这些都看成是规律性的和对抗性的，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中主体自己的活动造成的。这决不可能帮助我们解释和克服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任何消极现象，只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以至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些同志从他们对异化的定义出发所罗列的社会主义的几种所谓异化现象。
一是所谓“思想异化”，用异化来说明个人崇拜现象。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严重挫折。它的发生，有复杂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状况作了错误估计，因而脱离了党的领导集体，实际上依靠了一批阴险毒辣的投机分子。他的错误估计和错误领导所以能够支配全党，当然同当时已经形成的毛泽东同志的极大权威和对于他的个人崇拜有关。对于个人崇拜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决不能抄袭费尔巴哈说明宗教的方法，简单地用异化来说明，而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革命实践的发展来进行具体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反对和斥责个人崇拜，但他们都没有把它说成什么异化或异化的萌芽。它所涉及的如何正确评价杰出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问题，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能够给以正确的说明。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对毛泽东同志的信赖和敬仰，是由于他长期正确的领导作用和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这种敬仰的形成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即令有人表达这种感情使用了不准确的措词，但说不上是什么个人崇拜。中国革命由1935年到1956年间的胜利发展，正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后来正常的敬仰逐渐变成了个人崇拜，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本人由于成功变得不谨慎，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直至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把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另一方面，它又同过去毛泽东同志常常处于正确地位，而全党对社会主义时期各种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还不成熟这种情况有关。个人崇拜现象当然是错误的，它的恶性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制造和利用个人崇拜，对社会主义事业大肆破坏，并且制造了很多反人道的野蛮罪行，使很多党员、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爱国民主人士遭到极大的不幸。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已经依法受到严惩。我们党坚决谴责“文化大革命”和个人崇拜。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情况仍然很复杂，不能把它同宗教信仰相提并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集中全党的智慧，已经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个人崇拜等现象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并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和避免重犯类似错误的办法。这种总结所依据的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什么异化理论。企图以“思想异化”来说明个人崇拜现象，除了给人一幅简单化的漫画以外，丝毫不能说明事件的原因，更不能说明党为什么能够这样顺利地拨乱反正。
二是所谓“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
在我们的社会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有不健全的地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体制有不合理的地方，某些干部中存在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甚至存在以权谋私、欺压群众等等腐败现象；同时，某些不觉悟的群众也有一些违反国家法律，破坏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及危害其他公民的生命、财产、权利的行为。这两种不同方面的消极现象，都是长期剥削制度社会影响的遗留，而不是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成长过程中发生的什么异化。对于这些旧的残余，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不断地加以揭露和纠正，现在正在进行更坚决的和更有系统的努力，从思想作风上加以整顿，从组织上加以清理，从体制上加以改革，并且对于一切严重违反刑法的罪犯（无论是官是民），依法实行严厉的打击。所有这些措施都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用所谓“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来说明上述各种消极现象，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国家学说，歪曲了客观事实，同党、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背道而驰。
我们知道，在政治权力和国家的问题上，正是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关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的天真童话，从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来解释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才使这些现象得到科学的说明。恩格斯就是从具体的、历史的经济政治分析，而不是简单地用异化来说明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的。同样，马克思主义指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国家权力成为人民的权力，从而也就为最终消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创造了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空想家。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它作人民民主专政，这同法西斯式的恐怖统治毫无共同之点）是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必要条件，在国际国内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没有它，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天也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任何革命政党和革命政权都不仅要民主，而且要集中，要有完成各自任务所必须具有的集中的权力。即使作为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消亡以后，在国家和政党消亡以后，在民主已经成为习惯以后，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权威在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是完全必要的。否则，不但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难以进行，连交通的秩序都无法维持，对于巨大的自然灾害更无法进行有领导的和有效的抵抗。这是人们的常识。片面地崇拜民主、自治而否定集中、权威，认为民主本身就是集中，因而从根本上反对民主集中制，这大概是假定任何大小问题都可以通过群众投票，以便根据表决中多数人的意见来解决吧。那么，群众将每日每时都生活在投票之中，并且群众必须人人是百科全书，对需要表决的任何问题都具有正确的理解和判断的能力。这种荒唐的“民主”不但在今天不可能想象，就在遥远的将来也是难以想象的。总之，认为凡有权力的地方就要发生“权力异化”，这只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宣传所谓“政治异化”、“权力异化”的同志中，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是深恶痛绝的。痛恨“文化大革命”，这完全正当。因此，要提醒这些同志注意，谈论所谓“政治异化”、“权力异化”，把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老爷说成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岂不是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一类的提法过于近似了吗？而那些提法不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吗？以那种“理论”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否有助于克服我们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对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等等到底起了什么作用，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们还愿意提醒这些同志，即令他们是站在正确的方面，他们也应该记得，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毕生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同时，对工人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倾向、错误思潮以至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从未放弃过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曾经严重到导致第一国标和第二国际的分裂。他们在这些斗争中都具体地分析了这些倾向、思潮和派别的思想政治错误和它们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为什么竟一次也没有把这些倾向、思潮和派别说成是工人运动的异化呢？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严格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今天鼓吹“政治异化”论的同志们，何不学习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榜样呢？那样，他们或许会发现，在严肃的问题上轻率地玩弄异化的标签，离开马克思主义有多么远。
至于有些同志把经济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由于对客观规律没有认识而犯了错误、干了蠢事，说成是经济领域的异化，更是把异化概念滥用到无边无际的程度。任何错误、挫折、事与愿违，都足异化，这是多么廉价而又万能的科学！人们将永远离不开异化，就像在太阳底下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样！这些同志对异化的滥用，至少说明如下两点：第一，他们为了把异化说成是普遍性的，是无所不包的，就不惜牵强附会，硬造出这种所谓“经济异化”的说法来。第二，他们是以脱离实际的轻浮态度和思辨哲学的高谈阔论来对待非常严肃、非常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必须指出，由于经济建设成为我们工作的重心，这方面我们面临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其中也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切切实实地加以解决。耀邦同志曾经多次号召理论工作者一定要密切联系实际，而不要沉溺于空洞的概念的推演。我们的高谈“经济异化”和其它“异化”的同志们，能否把自己的思想方法改变一下呢？
归结起来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各种问题、各种消极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有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还不长。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基础比较薄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以及旧社会的传统影响即列宁所说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还比较广泛地存在；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条件下，国外资产阶级的影响又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新的制度、新的事物是人们创造的，不是天生的，在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建设新社会的人们也要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许多事情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有些过去错误留下的后果今天还需要我们努力去消除。有些适合过去情况的制度和办法，随着情况的变化，在今天变成不适合或不完全适合，阻碍我们前进了。诸如此类的情形，今后还会不断发生。我们今天社会中种种消极现象以及它们的多方面的原因，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层次。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只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且学会从实际出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灵活运用这些理论，才能逐步地找出解决各种问题、克服各种消极现象的办法。抛开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方法，把如此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异化，似乎有很深刻的内容，实际上思想极为贫乏。它在认识上不能推进任何对真理的接近，在实践上不能提供任何解决的办法。相反，由于它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反现实的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可以把社会上的一切消极现象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上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和悲观心理。
在谈论社会主义异化的文章中，有的实际上已经根据这个概念的逻辑，引出了结沦，说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处处都在异化，说产生这些异化的根本原因不在别处，恰恰就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些同志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申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异化是可以克服的，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尽管没有提出论证，这种申明的意图总是比较好的。但是，这同他们把异化看作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效的规律，却很难不自相矛盾。因为一切规律都不是人可以“克服”的，人可以克服的就不是规律。或者他们会说，人们只要发现了异化的规律，就可以根据对这种规律的认识来控制它的作用，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克服”的本意。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异化并不像水和火那样既可为害又可为利，它对于社会主义也不是什么普通的缺点和不合理现象，而是一种足以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灾变”。因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只在于能够控制这种灾变的产生和发展。这就不能不成为一种讽刺了。我们还希望一些具有某种善良愿望而主张异化论的同志注意到，有些人已经从异化论出发直接要求取消一切社会政治权力，一切社会经济组织，一切思想权威，一切集中和纪律，公开宣传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这当然不是那些比较善意地谈论社会主义异化的同志们始料所及的。但是一个思潮有它自己发展的必然的逻辑。如果我们的理论在根本方向上不正确，就难免引起很不好的社会效果。这种后果纵然难以完全预料，却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共产党员不能不在事先加以认真考虑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说明可以看到，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
这种错误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一定的国内和国际的历史背景。了解这种思潮产生的背景，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开展这场思想争论的意义，是必要的。
这股错误思潮的产生，就国内的背景说，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一种反动。本来我们党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奋斗，已经对十年内乱的历史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基本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我们的认识和我们的事业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那段历史灾难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仍然留下很深的阴影。有些同志从斥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从批评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左”的错误，走到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怀疑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地步。对于我们党已经作出的历史总结，有些同志不是在同党保持一致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是仍然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去争论，企图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从别的方向，例如人道主义的方向和异化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寻找更“深刻”的答案。这就如同缘木而求鱼子。
这股思潮的产生，还有国际的背景。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这一正确政策的实施，各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大量涌入，其中就包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一些哲学流。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包括西方的“马克思学”的学者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不少人利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混淆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甚至加以颠倒，认为1844年的马克思才是成熟的，后来是倒退了，这种倒退又为恩格斯和列宁所加剧。我国思想界有的同志接受了这类思潮的影响，以为发现了可以便马克思主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大陆”而加以宣传。另一些同志在这些错误思潮袭来的时候，虽不随声附和，也感到难以鉴别和批判，或者认为无关大体，因而采取观望态度。这样，虽然一开始就有一部分理论工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这些错误思潮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仍然不能够阻止它们的蔓延，以致党中央不能不出来讲话。这种哲学思潮的消极影响也波及其他一些方面，例如文艺界和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不起来批评这种错误思潮，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那么不难想象，若干年后，将会产生怎样的恶果。
我们的思想战线的同志，一定要深入学习小平同志在二中全会上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讲话，提高认识，改变过去那种软弱涣散的状态，积极参加这场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的争论。关于开展这场思想争论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中央已经在一些文件、报刊评论、负责人的讲话中反复阐明了，不需要在这里重复。如同党中央所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思想战线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积极工作的，取得的成绩是明显的，主要的。无论是理论界或文艺界，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人，以及在其他问题上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都是很少数。当然要看到这些错误思想的腐蚀性和蛊惑性，不能低估它们的消极影响。既然问题牵涉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就有责任更积极地出来争论，批评这种错误思想，消除它们的影响，同时在争论中结合社会主义的实践，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至于在这些问题上发表过不正确观点的同志，总的来说，都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对于这类问题，只能通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展认真的讨论以及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达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我今天的讲话，在开头已经说过，只是参加讨论，并且只涉及人道主义和异化的一部分问题。对这一部分问题，也没有说得很透彻，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地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惟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通过这场讨论和争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将走上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
责任编辑：廖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