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比较教育研究》2018年第10期 作者：高益民
摘要：文化研究是顾明远先生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文化的理论是顾明远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在《顾明远教授文化观的若干辨析》一文的基础上，对顾明远先生文化研究的时代背景、理论特色和理论基础进行了进一步阐发与探讨，进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顾明远先生文化研究的核心是指向教育现代化；“物质观”、“运动观”和“相对观”构成了其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特色；马克思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则是顾明远文化论的主要理论基础。
关键词：文化研究；教育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相对主义；顾明远教育思想
作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积极参与者，顾明远先生非常重视文化研究。他说：“教育有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就知道这条河的表面形态，摸不着它的本质特征。”[1]他还说：“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又相对独立于一般文化。教育受文化的影响比受经济、政治的影响要深刻得多，久远得多。”[2]从顾明远先生的著述中可以看出，文化研究是顾明远先生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文化的理论也是顾明远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关于顾明远先生的文化观，笔者曾在2008年以《顾明远教授文化观的若干辨析》[3]为题进行过梳理，就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辨析，确认了“顾明远先生的文化观超越了刻板的‘民族性’概念，与文化决定论、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无关”等基本结论。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顾明远先生文化研究的背景和动机、顾明远先生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特色以及顾明远先生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做进一步的阐发与探讨。
一、顾明远先生文化研究的时代背景
虽然顾明远教育思想奠基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特别是苏联留学时期之后），但其不断成熟化和体系化则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顾明远先生曾在2008年回忆道：“我从教60年，要说做了一些工作的话，也就是在这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做了一点工作。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指导思想下，才使我们从‘臭老九’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正是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我们才得以敞开心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记得80年代初我一连发表了几篇文章，有同志问我：‘你怎么有这么多文章？’我说：‘过去想说的话不敢说，无处说。现在都想把它说出来。’”[4]
“改革开放”之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得以确立的大背景下，顾明远先生积极投身于中国教育改革，他作为教育决策的参与者甚至方案提供者的角色愈加凸显，在教育学科建设方面的责任也愈加重大。可以说，顾明远先生的文化研究既有直接回应教育实践的动机，也有加强教育理论研究的意图。
（一）实践背景
也许是经过了“文革”中的长期思考，“改革开放”后，顾明远先生的理论着眼点很快就明晰起来了，那就是“教育现代化论”。早在20世纪70年末，顾明远先生就着手进行关于现代教育的理论建设，他希望通过对现代教育性质的讨论明确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与路径。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顾明远先生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在教育现代化中的影响。直至今日，顾明远先生所提倡的种种教育改革议题，无不受到固有观念的挑战，如“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快乐教育”、“取消三好生评选”、“叫停奥数”、“让儿童生动活泼主动得到发展”、“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等主张，不是遭到人们的误解，就是在实践中困难重重。这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教育现代化如果离开了观念的现代化将无法实现，而观念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毋宁说观念（特别是价值观）正是文化中最核心、最稳定的部分，没有对文化的反思就不可能推动教育的现代化。
顾明远先生说：“有一些教育问题常常困扰着我：为什么素质教育在我国如此难以推行？为什么学历主义在中国人头脑中经久不衰？为什么职业技术教育在我国发展不起来？近些年来我国大力提倡教师和家长都要转变教育观念，但转变什么观念？旧的观念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新的观念又如何才能产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了许多外国的教育理论和思潮，哪些理论切合我国的国情？又如何使它本土化？思来想去，觉得这些问题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十多年前我就萌发了研究教育和文化的关系的念头。”[5]
顾明远先生对文化的直接而系统的论述开始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如《论教育的传统与变革》[6]。到了20世纪90年代，顾明远先生对文化的论述就更为集中了，如《关于弘扬民族文化与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7]、《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传统教育》[8]等论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21世纪初，顾明远先生又以其深厚学养及数十年教育实践的心得为基础写成他的重要著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9]，对中国教育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就世界范围而言，对文化问题的反思正是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文化革新运动，欧洲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没有“新文化运动”，中国也难以通向现代革命的道路。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对文化的反思与探索也必然成为以“教育现代化论”为核心的顾明远教育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二）理论背景
除了为回答实践问题之外，顾明远先生的文化研究也有其学术上的动因，那就是加强教育学科建设和深化教育研究。当然，加强教育理论研究的背景也是为了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但就顾明远先生很多具体的文化观而言，有不少内容是直接指向理论研究的，是为丰富和深化教育研究的方法论而服务的。
顾明远先生基于研究角度的文化思索首先是从比较教育学科开始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国教育研究注重资料工作，即收集和翻译反映外国教育发展最新动态的相关资料以供国内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借鉴，因此《外国教育》、《外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资料》等杂志受到了国内学界和中小学第一线的热烈欢迎。但顾明远先生逐渐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对外国教育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的介绍，因为没有强有力的文化研究作支撑而缺乏解释力。
在这一背景下，顾明远先生在1990年比较教育学会的天津年会上发出了加强文化研究的倡议。不仅如此，顾明远先生还身体力行，在“八五”与“九五”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率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团队进行了关于各国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课题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于《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一书。在这一过程中，顾明远先生通过专著《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论文《比较教育的身份危机及出路》[10]、《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11]以及大量的随笔和讲话文稿集中论述了文化研究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的意义。
然而，随着顾明远文化思想的不断发展，他开始把文化研究作为整个教育研究的方法论。2013年，顾明远先生正式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说：“文化研究不限于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任何教育研究都需要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应该是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12]他还说：“教育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广泛的教育研究方法。宏观上可以作跨国跨民族的比较教育研究，微观上对一个地区、一个学校的研究也需要采用文化研究。”[13]
可以说，顾明远先生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下，基于对中国教育实践领域和学术领域存在的问题而开始文化研究的。在实践领域，顾明远先生希望通过文化研究变革陈旧的观念，从而使我国的教育改革推进得更快速、更顺利；在学术领域，顾明远先生希望通过文化研究提升比较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研究的水平，使教育理论界对教育规律的把握更深入、更透彻。
二、顾明远先生文化研究的理论特色
顾明远先生文化研究的主要特色，笔者曾在《顾明远教授文化观的若干辨析》中进行过相关考察，这里再次作若干补充说明。
（一）物质观
谈到“文化”，通常人们会想到它的“精神性”、“价值性”，常常只把“文化”看作超越于物质之上的“意识”范畴或形而上的“道”。顾明远先生同样高度重视文化的“精神性”。在谈到比较教育研究时，他说：“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14]在谈到我国的教育改革时，他甚至说“教育观念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灵魂”，他指出：“之所以说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灵魂，是因为只有教育观念转变了，才有制度的转变和内容方法的改革。”[15]但与此同时，顾明远先生又特别重视物质文化，关注文化变革的物质动因和技术力量。
顾明远先生认为：“作为物质文化的文化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及其生产方式和呈现形态，也影响着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组织形式。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影响到文化本身的发展，也影响到学校教育；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使得典籍能够广泛传播和保存，学校教育开始有了教学用书；工业生产的出现促进了班级授课制（课堂教学）的创立。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学校课程的改革。……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更是使学校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信息技术正在冲击着课堂，迫使传统教育发生革命性的变革。”[16]可见，顾明远先生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非常关注，也非常重视在文化分析中加入对生产力要素的分析。
顾明远先生的这一洞察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人们过分强调文化（或用“民族性”、“核心价值观”等概念来代替）对教育的影响并把那些精神要素绝对化，无异于说民族性不同的国家之间毫无教育借鉴的可能，也无异于说要实现教育借鉴，就必先将此国的民族性改造成彼国的民族性；甚至无异于说不仅比较教育是无用的，而且所有的教育研究都应被文化研究所取代。
顾明远先生对文化始终具有一种“物质观”，他认识到文化中同样具有前进的、革命的要素。这是他反对旧文化又同时提倡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核、指出观念变革的艰巨性又始终对此持乐观立场的理论原因。
（二）运动观
有了“物质观”，就必然有“运动观”，因为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物质运动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动力，使文化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
笔者曾在《顾明远教授文化观的若干辨析》一文中强调指出，顾明远先生不把文化传统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单数，而是把它视为不断运动的复数。顾明远先生在其《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一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西学东渐、西方教育制度与思想、马克思主义、苏联教育及改革开放后多元化思潮等丰富多样的文化因素，表现出了与一般中国文化论者相当不同的广阔视野。在顾明远先生看来，中国既有纵向上的“古代传统”、“近代传统”和“现代传统”，也有横向上的“固有传统”和“外来传统”。
这种文化的“运动观”使得顾明远先生注意避免强调那些早已与中国当代教育关系不大的固有传统。对此，他这样解释道：“所谓改革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是针对着当前存在的教育传统而言的，不是无目的地去批判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目前已不复存在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因为我们今天存在的教育传统（主要指思想）已经不是过去存在的教育传统（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经过改造了的。今天我们要摒弃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当然要追本溯源，才能了解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的由来及其危害；但是，着眼点在于说明它在今天能够得以存在的历史背景及其对当前教育改革的影响。”[17]
除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之外，这种“运动观”也为分析别国教育提供了思想方法。例如，在分析欧美等早发现代化国家教育发展的文化因素时，就要时刻注意它们的文化传统在历史上起了哪些变化，是哪些新观念和新思维带动了它们的教育改革。对欧美教育的认识不能仅仅言必称“古希腊”，不能用奠基时期的文化来解释一切。再如，在分析后发现代化国家时，不仅要关注其民族文化的固有传统，还应特别注意在它们在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受到过哪些外来的现代文化的影响。
坚持“运动观”，有利于在对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研究上避免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是常见的，例如“五四”时期关于中西文化的一些讨论就是用现代的西方文化与古代的中国文化相比。同样，今天信仰中华传统文化将引领世界的复古主义者也罔顾很多传统文化早已不复存在的事实。
坚持文化的“运动观”，还有利于理解和解决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在分析所谓“陈旧的”教育观念时，就不能只停留在对古代社会旧思想的批判上，还应注意分析近现代形成的很多“新”的“旧”观念。“评三好生”就是一种现代传统，虽然它可能有其古代文化上的根源，但我们首先应当考虑如何面对它的“现代形式”。与此同时，在分析陈旧的教育观念时，也不能只停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分析上，还要关注外来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洋垃圾”现象。所谓“洋垃圾”，并不是说外来的文化就是洋垃圾，它是指因没有掌握外国文化的最新发展和最新前沿而输入的别国早已抛弃、也无益于我们进步却被奉为“神药”的旧货。
（三）相对观
基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观是以社会发展为尺度的，它为文化判断提供了一个标准。但是这种文化标准容易陷于一元化，即总是在“先进”与“落后”、“高级”与“低级”、“简单”与“复杂”之间进行优劣判断，而缺乏多元的、相对的眼光。这种一元化的思维特别影响到如何处理好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吸收具有现代性的外来文化的关系。我国就存在过且称之为“国粹派”（实质是文化民族主义）与“西化派”（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对立，而这两派中间还有形形色色的主张（如“体用派”）。这种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顾明远先生坚持社会发展的基本视角，但对“一元化”的文化观又保持警惕。在东西方文化问题上，他既明确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又反对东方中心主义。他说：“我们历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英国著名比较教育专家埃德蒙•金（E.J.King，1914—2002）比较客观，他持文化相对论观点，论述了主、客文化观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作用。他曾经批判西欧文化中心的观点，……我赞同他的观点。当然我们也不赞成东方中心主义。有些学者认为东方文化才是救世之主，特别在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际，似乎要用东方文化来拯救。这恐怕也是不切实际的。东西方文化都有可取之处，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为了做到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就要真正了解客文化的实质。教育的文化研究也是这样，不能用哪一种教育模式作为研究的标杆。”[18]
顾明远先生指出：“我们今天提倡弘扬民族文化主要是针对全盘西化的主张，但又不等于要保存国粹。”[19]他明确地表示：“有的学者把我提倡的教育文化研究的文化观称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观，其实不够确切。按照作者引用杨思信的概念，‘文化民族主义，是指表现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强调本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民族主义倾向。’（原文注：朱旭东《比较教育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王英杰、曲恒昌主编：《教育人生明志致远》，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102页。）其实我只是把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第一，我并不坚持民族主义倾向。我认为文化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民族文化总是在各民族交往中互相吸收、冲突、融合而发展起来的。当然，强调本民族的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是每个民族都会坚持的。但这种态度是不是就叫‘文化民族主义’，值得商榷。第二，我提倡的教育文化研究并非只限于跨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包括跨地区文化的研究。我是把文化研究作为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来的，当然在论述文化概念的时候，突出了它的民族性，因为文化总是存在于某个民族中，民族也总是依存于它的独特的文化而存在。”[20]
“相对观”使顾明远先生的文化观远离了对文化的独断，却增加了文化观察的“复眼”。“相对观”不仅使他对文化存在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还增加了对文化多样性的主观的理解。
三、顾明远先生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顾明远先生的文化观，与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是高度一致的。尽管顾明远先生早在青年时期就接触过西方文化，也尽管他在“改革开放”时期吸收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思想和学说，但他思想的底色是马克思主义——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
顾明远先生的文化研究是他教育现代化研究的一部分，而他的现代化的思索最初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西方学术界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ies）。他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吸收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明显晚他20世纪70年代末基于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现代教育论”。
“拨乱反正”之后，人们对过于强调上层建筑、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思想倾向开始反思，发现这种思想倾向与强调生产力要素、强调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反而是相背离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高度肯定的基础上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与束缚它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深刻矛盾，才使得针对其上层建筑的革命变得必要。
顾明远先生是教育学界最早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的学者，他试图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生产的论述揭示现代教育的本质特征，并通过对现代教育本质特征的揭示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指明方向。这一理论工作的标志性成果是《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顾明远先生发现，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以来生产力的大发展，认为这种生产力的大发展对一切传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摧枯拉朽般的猛烈冲击，它颠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种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把人类带到了现代社会。如果从现代生产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同属于现代社会，都遵从于现代生产的基本规律。在揭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斗争时，不能盲目否定它们在现代生产上的共性，不能盲目切断它们作为现代社会的内在联系。相反，只有发现现代生产的基本规律，才能发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才能发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共性，才能发现哪些外国教育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他说：“大工业生产要求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把生产劳动同教育结合起来，当代意义上的现代生产就更是如此。可以这样说，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现代生产对现代教育提出的普遍规律。它不只是对无产阶级教育起作用，而且对资产阶级教育也起作用。”[21]如果没有这一基本分析，在当时极“左”思潮难以冲破的时代背景下，根本无法找到教育现代化的方向，根本无法找到衡量教育现代化的标准，也根本无法进行比较教育研究。这一理论分析是顾明远教育现代化思想的重要基石，也是顾明远先生文化观的重要基础。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顾明远先生认为文化对于教育的制约和影响不是绝对的，只要技术进步、生产发展、经济腾飞，再顽固的上层建筑也会发生变化。顾明远先生在分析我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时这样写道：“‘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思想为什么在我国持续存在，根深蒂固？我想这与我国工业化没有完成有关。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工业革命以后才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才需要有文化的技术工人。而我国长期处在小农经济社会，缺乏对技术工人和有文化的农民的需求，过去教育又不普及，能够受到较高教育的人，从学校出来就走入官场。所以人们头脑中总存在‘读书做官’的思想。我想，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这种观念会逐渐改变。”[22]
马克思主义的重点不在于讨论文化差异，而是注重从文化差异中求得社会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发现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它注重生产力研究，认为与不同生产力水平相对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往往也有高低之分，文化也是从低到高地向前发展。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为文化的取舍提供了标准。顾明远先生对把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方向作为文化取舍的标准是十分赞成的，他说：“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和相对立的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一方面，现代化急速地消解文化传统的固有体系，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统剥离开来；另一方面，文化传统的某些内容又阻碍了现代化进程。造成两者对立的原因，是它们总体上代表了不同的时代。”[23]他还说：“有人说民族文化中有合理的内核。说它合理，也有一个标准问题，这个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抽象的合理内核是不存在的。”[24]他还说：“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我们要弘扬，其他的要摒弃。”[25]
除了唯物史观以外，强调物质、运动、相对的方法论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它们对顾明远先生文化研究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顾明远先生在文化研究上也大量地吸收了多元文化主义等其他的理论和观点。一般而言，受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不同影响，文化研究表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对而言，社会学的“科学性”更强，其基本假设任何民族都将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社会学更倾向于强调人类社会的共性。而人类学的“人文性”更强，其基本假设是不同的文化圈有其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因此人类学更倾向于发现不同文化圈的个性。顾明远先生能自然地调和两种不同的倾向，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他甚至说：“我自认为是文化相对主义者。”[26]
顾明远先生吸收的其他理论成果通常都被他融入到他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的思想体系中，因为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顾明远先生的文化观有鲜明的时代感，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对中国教育改革的现实思考、对文化研究成果的积极吸收和对教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顾明远先生最大的关切是教育，他对文化的讨论主要是服务于对教育的探索，而不是对文化本身的探讨，他的文化研究有工具论的性质。他更倾向于将纯粹的文化研究让位于具体领域的文化专业学者，而把他的文化论述控制在教育视角之内。
顾明远先生关于文化的物质观、运动观和相对观构成了他的理论特色。他承认文化的巨大作用，但他的“物质观”更强调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他强调文化传统的发展性，这种“运动观”超越了僵化刻板的静态的文化概念；他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这种“相对观”使他冷静地观察不同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并给予温情的理解。
顾明远先生文化观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顾明远先生文化分析的主要工具，而顾明远先生在改革开放后与时俱进地吸收的多种思想资源也丰富了他的文化观。不可否认，某些思想也来自他数十年的人生经历和教育经验，特别是基于他对20世纪过于激进的文化观的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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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cussion on the Cultural Studies of Prof. GU Mingyuan
GAO Yimin
Abstract: Cultural stud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f. GU Mingyuan's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theory of culture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On the basis of the article "An Analysis of Prof. GU Mingyuan’s Viewpoints on Culture", this paper further elaborates and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Prof. Gu Mingyuan's cultural studies. The basic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e core of Prof. GU Mingyuan's cultural studies is to point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Substance ideas, dynamic ideas, and relative methodologies are the main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s cultural studies. Marxism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ultural relativism are the main theoretical base of his cultural theory.
Key words: cultural studies;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Marxism; cultural relativism; GU Mingyuan's educational thoughts
责任编辑：毛启宏
